八百八一晚，断网断信号，老板还要我留一件“旧物”当押金。
行。我掏出计算器：房费、民俗费、强买强卖费，给我开个票，我报销。
然后我男朋友死在了反锁的房间里，穿着别人的脸，一直跟我说“快逃”。
这山上没第八个活人。
它要凑够七个，才肯拼完它自己。
它多拼一块，就少一个人。
1.
民宿老板非要我留件旧物过夜，说底下那位店灵“认物件不认人”。
我做探店三年，见过的仪式感比他见过的客人多。留旧物是壳，收钱是核。
我把半管口红拍在柜台上。正红，用了两年，壳子磨花，盖子有点松。
“行了吧。”
老板笑了。他笑起来眼睛很细，像两条缝。
我把手机架在柜台上，开着录制，红点亮着，镜头对着老板。
“家人们，”我对着镜头说，“川西这家民宿，房费八百八，附赠民俗体验一次。刚让我交了口红。”
“这不叫住民宿，”我说，“叫上供。”
我对着镜头说：“对啊。今晚我还睡它楼上。”
屏幕左上角，信号栏是个空心的叉。红点一闪，一闪。
台面是木头的，一层油。我按了一下，手指黏住，抬起来带丝。
我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干我们这行的，进门先看台面。台面粘手的店，后厨不能看。
这家没后厨。老板说雪封山，厨师下山了，饭他做。
这是个坑。我在心里记了一笔。
车是下午三点到的。从汶川上来，一路上坡，岷江在谷底吼，吼得车窗玻璃嗡嗡响。海拔一千八，手机信号在最后一个弯道断了，再没回来。
老板说这儿有卫星网，一年两千四，欠费停了。
“什么时候交？”
“开春。”
我在备忘录里写：断网。食材不明。厨师缺席。房费八百八。
这条能做成爆款。标题我都想好了：《雪夜民宿，我花了八百八买了个人生教训》。
大堂里立着一棵树。
三米多高，铜的，仿青铜神树。九根枝，枝上站着鸟，鸟嘴里衔着东西。彩灯绕着树干缠了三圈，红绿红绿，一闪一闪。
树下铺着人造草皮，草皮上摆一张小几，几上放着“打卡送咖啡”的牌子。
“这是我们的网红点。”老板说。
“这树多少钱。”
“四千二。”
“手工的？”
“义乌的。”
我点了点头。四千二，含运费，不含彩灯。这价钱在我们这行算良心。
“这叫建木。”老板拿块布擦树杈，“《山海经》里的。众神上下，都走这棵树。”
“梯子？”
“梯子。”
他擦到最下面那根枝，停了一下。
“我们这棵是往下通的。”
我笑了一声：“老板，你这话术可以。往上通是神话，往下通是恐怖，恐怖比神话好卖。”
他没笑。
后来我知道他没开玩笑。
那天住进来七个人。
我，苏晚，探店加灵异测评，粉丝三十七万，主要靠嘴。
陈屿，我男朋友。说是陪我上来拍片，一路上没怎么说话，一直在看窗外。他一直有心事不和我说。
周砚，医生。三十五六，背一个黑色药箱，走哪带哪。手上没有婚戒，指头上有一圈浅印。
周雯，女教师。四十上下，抱一个旧铁盒，锈的，用红绳捆了两道。她一直抱着，吃饭也抱着。
大鹏和栗子，一对网红情侣。从进门就在直播吵架，吵的是美颜开到几档。
老麻，司机。四十来岁，本地口音，山路熟得反常。哪个弯有落石，哪个坡冬天结冰，他不用看路就知道。我问他跑这条线几年了，他说“跑惯了”。
七个人。
老板叫冉德贵。五十多，灰围裙，手很糙，指甲缝里有黑。他给我们端姜汤的时候，我碰了一下他的手指。
凉，跟雪里刚拿出来似的。
我把手缩回来，笑着说：“老板，你这手杵雪地里了啊。”
“血不好。”他说，“老毛病。”
晚饭是腊肉炖萝卜，一大锅，油花浮在面上。
老板自己盛了一碗，只挑萝卜。腊肉一块没动。
“你不吃肉？”
“吃素。”
“围裙上有油。”
他低头看了一眼围裙，笑了：“厨房的。”
那锅腊肉，他自己腌的。
饭后他立规矩。三条。
“第一，每人留一件旧物过夜。认物件不认人。”
“第二，冬至前夜之前，谁都不许下地下室那道门。”
“第三，破个冰，真心话换房卡。”
大鹏举手：“什么叫认物件不认人？”
“就是它认东西。”老板说，“不认脸。”
“它？”
“这店年头久了，地下有点灵性。”
大堂安静了两秒。栗子笑了一声，笑得有点假。
“老板。”大鹏问，“这山上还有别人吗。”
“没有。”老板说，“除了你们七个，没第八个活人。”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门外面。
外面在下雪。
我把手机架在杯子上，镜头对着老板。
“姑娘。”老板看着我，“留下件旧物，是求个心安。”
我把手机从杯子上取下来，打开计算器，当着他的面按。
八百八。加民俗体验两百。加仪式感三百。
屏幕的光打在我脸上。
一千三百八。
“八百八的房费不含民俗费。”我把屏幕转过去，“老板，你这属于强买强卖。”
“要不你退我五百，口红我拿走。要不你按一千三百八给我开票，我回去报销。”
老板盯着那个数字，眼睛眯得更细了。
“姑娘是做生意的。”
“做生意的都怕亏。”
他没接话，把那半管口红收进柜台下面的木匣子。
我探头看了一眼。匣子里十几样旧物：一个塑料发卡，一只小孩的鞋，一副老花镜，一枚铜扣，一块停了的手表。
最底下压着一支口红。干了，壳子上有个牙印。
跟我那支一个牌子。
我对着镜头说：“地底下那位要是好这口，算它有品位。嫌我这半管不值钱，我给它写个差评。”
老板把口红往里推了推，没接话。
“怕什么。”我说，“它要是敢出来，我给它拍个探店，标题就叫《三千年老店，环境一般，服务态度极差》。”
八点，我出去倒水。
院子里有个人蹲着。
老麻。他蹲在台阶下面，低着头，看门口那一排鞋。
雪地上一排鞋，七双。棉鞋，运动鞋，皮鞋，还有一双小孩的雨靴，红的，不知道谁的。
他伸出手指，一双一双点。
点完，站起来。
“七双。”他说。
“数鞋干什么。”
“数人。”
“人不是在屋里吗。”
“鞋在，人才在。”他说，“鞋不在，人就不在了。”
他把手插回袖子里，进屋了。
我站在门口，看了那一排鞋很久。
七双。
第八双在门外面，靠墙放着，是一双布鞋，底子磨平了，鞋帮上沾着雪。
那是老板的。
那晚八点四十，我跟陈屿在楼下吵了一架。
他说：“你别拍了。”
我把镜头往旁边挪了半寸。
“这地方不对。”
“哪不对。”
“你不觉得这店里的人都不太对？”
“我觉得这腊肉不对。”我说，“咸得像腌了三年。”
他看着我，看了几秒。
“苏晚，我上来是有事。”
“什么事。”
他没说。
八点四十七，我上二楼回房。
房间在二楼二号。一张床，一个衣柜，一台老电视。窗外是崖，崖下面是江。窗户是从里面插的，插销锈住了，推不开。
我洗完澡出来，头发还在滴水。
床上坐着一个人。
陈屿。
他穿着那件灰色冲锋衣，低着头看手机。左手手腕上戴着一块表。
那块表是我下午在镇上小店买的。女表，三千二，我打算回成都给他。
表带扣反了。扣子在外侧，表盘贴着手腕内侧。吊牌没剪，垂着，一晃一晃。
“你怎么进来的。”我说。
他抬头。
那半分钟我没记住他的脸。
我只记住那块表。
后来我想，人的记忆会保护自己。该删的先删。
他说：“门没锁。”
声音是陈屿的声音。
“下去。”我说，“我要换衣服。”
他站起来，从我身边走过去。走廊的灯没亮。他走过去的时候，我闻到一股味。
不是香水。是樟脑。很旧的樟脑，像从箱底翻出来的棉袄。
门关上。
我站在那儿，抬手按了按自己的脉。
快。还行，没乱。
假尸体我见过七具。假血迹见过一桶。假道士见过三个。
我把浴巾往上提了提，先擦头发。
陈屿什么时候学会整这出了。
我下楼。
陈屿在楼下。
他坐在长桌边上，跟大鹏吵架。吵的是“你他妈的镜头别怼我脸”。
我站在楼梯口，看了他三十秒。
他左手手腕是空的。
我回房。床上有一块人形印子，被子陷下去一个人形，头的位置压得很实。
我伸手摸了一下。
凉的。像冰袋刚拿走。
2
后半夜，楼下传来剁肉的声音。
咚。咚。咚。
不快不慢，两下一停。
跟我妈剁饺子馅一模一样。
我趴在地板上听了两分钟。地板是木头的，缝里积着灰。声音是从正下方上来的，隔着一层楼板，闷。
白天入住的时候，老板跟我保证过：这山上除了我们七个，没第八个活人。
我打开手机。录制还开着，红点还在闪。
我没关。像给一个收不到的人，发工作邮件。
我说：“没事。楼下剁馅。”
我把音量开到最大，手机贴在地板上。
剁了四十分钟。
最后一下很重，像刀砍进砧板，拔不出来。
然后有人上楼。
一步。一步。
走到我门口，停了。
停了很久。
我听见一声很轻的呼吸，贴着门缝。
不是人的呼吸。人的呼吸有节奏。这个没有，像风从一条缝里挤过去。
天亮得晚。七点半，窗外还是灰的。雪下了一夜，把院子埋了半截，屋檐上挂着冰溜子，一根一根，像牙。
早饭是面。一人一碗，卧一个蛋。
陈屿坐我对面，低头吃。左手搁在桌上，手腕空着。
“你昨晚几点回房的。”我问。
“十点。”他说，“你呢。”
“八点四十七。”
他抬头看我：“你脸怎么了。”
“没怎么。”
“你昨晚是不是没睡。”
他眼睛下面有青，嘴唇干得起皮。他吃面的样子很急，像饿了两天。
我把碗里那个蛋夹到他碗里。
“你眼底下青。”我说。
“你也没睡。”
“我干这行的，熬夜算工伤。”
他低头吃面，没再问。
有些事没证据，说了他也不信。
九点，我在大堂问老板：“十三号房有人住吗。”
老板正在擦柜台。他的手停了一下，接着擦。
“空房。”
“我昨晚看见有人从那边过来。”
“那边是走廊尽头。”他说，“尽头是墙。”
“尽头有门。”
“门后是空房。”他把布叠成方块，压在柜台角上，“空房没人。”
“我想看看。”
“看不了。”
“八百八的房，我连门都不能看。”
“锁了。”
“钥匙呢。”
“丢了。”
我笑了一下：“老板，你这店八百八一晚。”
他不说话。
“八百八的店，锁坏了不修？”
“修不了。”他说，“那门是从里头插的。”
我盯着他看了三秒。
他没躲。他眼睛细，看不出情绪。
“行。”我说，“那我踹。”
十三号房在走廊尽头。门牌掉了，门框上用粉笔写了个“13”，字是歪的。
门是老的，木头，漆皮翘起来，像晒伤的皮。
周砚跟来了，背着药箱。老麻也来了，站在楼梯口，不上前。
陈屿站在我身后。
“苏晚。”他说，“别开。”
“站我后面。”
“我做梦了。”他说，“梦见这间房里有人叫我名字。”
“我也做了。”
我把肩膀撞在门上。
第一下没开。木门晃了一下，灰从门框上掉下来。
第二下，插销崩了。
门开了一条缝，里面是黑的。
我推开门。
房间不大，一张床，一个柜子，一扇窗。窗户用木条钉死了，钉子上有锈。窗外是崖。
床上躺着一个人。
穿着灰色冲锋衣。蓝色牛仔裤。脚上一双白的运动鞋，鞋底干净。
那是陈屿的衣服。
我走了两步，停住。
脸——
我先看的是衣服。然后才看脸。
脸的上半张是陈屿的。眉毛，额头，左边那颗痣。
下半张不是。
从耳后到下巴，有一道缝。缝是黑的，线很粗，像缝麻袋。线头没剪，翘着。
缝下面那半张脸，是女人的。四十来岁，皮肤松，嘴角往下压，眼睛睁着。
那不是贴上去的。那是长上去的，又没长好。
领口那儿，皮和肉分开了。皮往下滑了一寸，露出一层白的，白的上面有血丝，血丝是干的。
我站在原地，看了大概三秒。
三秒之后，我做了我这辈子最像我的一个动作。
我举起手机，打开了相机。
我手在抖，先点错了一个键。美颜开到了七档。
屏幕上那张脸被磨平了。磨成一块白，眼睛那块空了，两个洞。
我把美颜关了。
重新拍。
“别拍了。”周砚说。
“等一下。”我说，“光不够。”
我把手机举高，让窗缝那点灰光落在缝上。
咔嚓。
咔嚓。
我一共拍了十七张。
拍完我才发现我在哭。眼泪掉在屏幕上，我用手背擦了一下，把镜头擦花了。
我蹲下去，翻那具尸体的口袋。
冲锋衣左边口袋，一部手机。屏幕碎了，还能亮。解锁是四位数字。
锁屏是一张合照。两个人。一个是他，一个是他姐。
我输了她的生日。
开了。
备忘录里存着三条。
第一条，三天前：姐的骨殖，老板说在十三号房。
第二条，昨天下午：如果我没出来，别找我。这店有三个人知道我在哪。
第三条不是字。是一条语音。一分零四秒。
我点开。
滋——
电流声很长。中间夹着喘气，喘得很轻。
然后他笑了一下。
“小晚，别哭。这玩意儿长得太丑，配不上你的滤镜。”
停了停。
“你把我删了吧。别留。”
我把语音又听了一遍。
听完，我把手机放下。
我抬起头，看着屋里这五个人。
“他死前还嫌弃我的修图技术。”我说。
没人笑。
我又蹲下去，把手机捡起来，塞进自己口袋。
“死亡时间。”周砚蹲在床边，手按在尸体的颈侧，“昨晚十点到十二点。尸僵没上来，尸斑刚开始铺。按体温算，差不多。”
“凌晨两点他还在敲墙。”我说。
所有人都看我。
“三下。停。三下。停。”我说，“我录了四十分钟。”
周砚看着地上那具尸体，看了很久。
“两点到六点。”他说，“这屋里没有第二个人。”
“那敲墙的是谁。”
他没答。
“这不是凶案。”他站起来，把手在裤子上擦，“凶案不会这样。”
“那这是什么。”
“这是退货。”老板说。
他站在门口。不知道什么时候来的。围裙上有一块深色的印，像水，也像别的。
“什么退货。”
“坏了的东西，退回去。”他说，“它穿不惯。”
大鹏往后退了一步：“穿……穿不惯？”
“皮不合身。”老板说，“缝得急。”
栗子尖叫了一声。叫声很短，像被人掐住。
“老板。”我说，“你现在有两个选择。第一，我报警。第二，我把这段发出去。”
“都行。”他说，“没信号。”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
一格都没有。
“卫星网呢。”
“欠费。”
“什么时候交的欠费。”
“去年。”
我看着他。
“老板。”我说，“你这店，一年能挣多少。”
他愣了一下。
“八百八，七个人，七天。”我说，“五万三。扣水电、扣食材、扣两千四的网费，剩四万。你这四万，够不够买一条命。”
他没说话。
“不够。”我说，“所以你年年这么干。”
大堂里的人陆续上来了。
周雯抱着那个铁盒，站在门口，往床上看。
她看了一眼。
只看了一眼。
她往后退了半步，铁盒从手里滑下来，砸在地板上，“咣”一声。
盒子开了。
里面是照片。一沓，用皮筋捆着。散了几张出来。
我弯腰捡起一张。
黑白的，四个人，站在一个门口。门框上用粉笔写着数字。
十三。
照片上最右边那个女人，四十来岁，皮肤松，嘴角往下压。
跟床上那半张脸，一模一样。
“这是我妈。”周雯说。
她的声音很轻，像在说别人的事。
“她叫林秀云。一九九六年冬至，在这住过一夜。没回去。”
周雯走过去。
她走得很慢，一步一步，像踩在冰上。
她走到床边，弯下腰，看着那半张脸。
“你别碰。”周砚说。
她没听。
她伸出两根手指，捏住那道缝的下沿，往上掀了一点。
皮很软。掀起来的时候没有声音。
底下是肉。红的，干的，像风干了三天的腊肉。
“这儿。”她说。
“什么。”
“这儿有颗痣。”她的手指停在下巴右侧，“她这儿有颗痣。黄豆大，黑的。我小时候给她抠过，她说别抠，抠了长不回来。”
她抬起头。
“她没长回来。”
她说完这句，蹲下去，把脸埋在膝盖上。
她没有哭出声。
她的肩膀在抖，抖得很轻，像一台老冰箱。
3
屋里安静了。
我听见楼下有人在剁东西。
咚。咚。咚。
“谁在楼下。”我说。
“没人。”老板说。
“有声音。”
“那是水管。”
我看着他。
“老板。”我说，“水管不会两下一停。”
大鹏忽然开口：“少一个。”
所有人都看他。
“他昨天说的。”大鹏指老板，“少一个，底下就多拼一块。现在少了一个。”
他看着我。
“要不……把她……”
“你要不什么。”我说。
他咽了口口水。
“我不是那个意思。”
“你就是那个意思。”我说，“你想说的是，把我交出去，凑个数。”
老麻第一次开口：“都别说了。”
他站在楼梯口，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先把人抬走。”他说，“这屋里不能待。”
抬人的时候，出了件事。
四个人抬那具尸体。我在旁边举着手机打光。
抬到门口，尸体往下滑了一下。陈屿的冲锋衣从肩膀上褪下来，露出里面的手臂。
手臂上有一圈印子。很细，绕着腕子，一圈。
那是表带的印。
他戴过表。
昨天下午我买的那块表，我一直放在包里。今天早上还在。
我把包翻出来，打开。
表在。
吊牌剪了。
我站在十三号房门口，手里拿着一块没有吊牌的表，站了很久。
然后我下楼。
陈屿坐在长桌边，剥一个橘子。
我在他对面坐下。
“你去哪了。”他问。
“看一个死人。”
“谁。”
“你。”
他把橘子掰成两半，递给我一半。
“别开玩笑。”
“我没开。”
我接过来。
橘子是凉的。凉得不像刚从筐里拿出来的。
我吃了一瓣。很酸。
我把橘瓣上的白丝一根一根撕下来，摆在桌上。摆了七根。
摆到第七根，它的手停了。
我没抬头。
这行有个说法，叫“配合演出”。观众不散场，戏就得往下走。
我坐在那儿，把那半个橘子吃完了。
一瓣都没剩。
那天下午，老板把硬盘拿给我看。
“坏了。”他说，“去年泡过水。”
硬盘是新的。外壳上的膜还在，接口有灰，电源线卷着，没插。
我把线插上，灯不亮。
“没通电。”
“跳闸。”
“你这店没跳闸。”我说，“大堂的灯亮着。”
他把硬盘收回去了。
我又去问栗子。
“昨晚十一点，你在走廊上看见谁了。”
她眼睛往旁边飘。
“没看清。”
“没看清，还是不说。”
“真没看清。”
“栗子。”我说，“你手上那个包，一万二。”
她愣了一下。
“他给了你多少。”
她嘴唇动了动。
“八千。”她说，“我差钱。”
那天晚上九点，我们在大堂又坐了一次。
没人说话。桌上那盏灯很暗，照得人脸都是黄的。
大鹏先开口。
“我提议一件事。”
“说。”
“把她关起来。”
我抬头看他。
“关我干什么。”
“老板说了，少一个就多拼一块。”他说，“现在少了一个。要是再少一个，它就拼两块。我们不能冒这个险。”
“所以你要关我。”
“关到冬至。”他说，“冬至过了，我们一起下山。”
“你为什么不去关周雯。”我说，“她妈也是从这儿没的。”
“她年纪大。”
“你这话说得挺有道理。”我说，“年纪大的人不该关，年纪轻的该关。你这逻辑，适合去当村长。”
栗子笑了一声，又憋回去。
“我不是针对你。”大鹏说。
“你就是针对我。”我说，“你怕。你怕的时候想找个人替你先站着。这是人的本能，我不怪你。但你别把它说成提议。”
他脸红了。
会散了。
我回房，洗漱，躺下。
十一点半，我起来上厕所。
门推不开。
我推了三下。门是往里开的，门缝有一指宽，能看见走廊的光。
我把手指伸出去，摸到门把手。
把手在转，但是打不开。
外面挂了一把锁。
我站在门后，站了两分钟。
然后我从包里翻出那根自拍杆。
自拍杆的底座是金属的，有个卡扣。我把卡扣掰下来，从门缝伸出去，卡在锁梁上，往下压。
压了七下，锁开了。
一把新锁，铜的，锁身上有价签。
十八块。
走廊里没有人。门框上有一道新的划痕，锁梁刮的。
我去敲周雯的门。敲了五下，里面没有声音。灯是亮的。
我去敲周砚的门。他开了。
“你手怎么了。”
我低头看。虎口那儿破了，血渗出来，沾在袖口上。
“有人把我锁了。”
他看着我，看了两秒。
“不是我。”
“我知道不是你。”
“你怎么知道。”
“你锁门会用钥匙。”我说，“不会用十八块的挂锁。”
走廊尽头，老麻站在那儿。
他手里拿着一串钥匙。
那天晚上，七个人都关在房里。
晚饭是老板送到门口的。一碗面，两个荷包蛋。面坨了，蛋凉了。
我没吃。
我坐在床上，把十七张照片一张一张翻。
翻到第九张，我停了。
那张是我蹲下去拍的，角度低，正好对着尸体的脸。
照片里，那半张女人的脸，眼睛是睁着的。
而且，是朝着镜头的。
拍这张的时候，那张脸朝着天花板。眼睛往上看。我为了借窗缝那点光，蹲得比床还低。
现在它在看我。
我把照片放大。
瞳孔里有一个白点。
白点是窗户的形状。
第二天早上六点，我下楼。
十三号房的门开着。
床上没人。
被子叠成方块，方得像尺子量过。枕头摆正，枕巾拉平。
地板上有一圈水渍。
水渍是个人形。头，肩，手，脚。躺在那里，正在干。
我蹲下去，用手指碰了一下。
地板上什么都没有。干的。
我抬头，看窗户。
木条还钉着。钉子上的锈没动。
我回头看那圈水印。
人形的右手手腕那儿，有一块空白。
圆的。像一只表。
第三天晚上，老板说要破冰。
“真心话换房卡。”他说，“一人说一件真事。说完，房卡给你。”
“房卡不是已经给了吗。”大鹏说。
“那是临时的。”老板说，“这种是新的。”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摞房卡，摆在桌上。卡片是旧的，边角磨白，磁条掉了漆。每张上面都有一行手写的名字。
我没看清写的是谁。
“我先来。”老板说。
他给自己倒了一杯酒。包谷酒，浑的。
“我爷爷那辈开始，这店就开着。”他说，“我爹守，我守。守了三代。”
“守到——”
他停了。
后面半句没出来。他端起酒杯，喝了一口，把话咽回去。
“守什么。”周砚问。
“守一个规矩。”
“什么规矩。”
“人满七天。”
他喝了一口。
“这店一年只开一次。冬至前七天。来七个人，住满七天，我收钱，你们走。少一个都不行。”
“少一个怎么样。”
“少一个，”他说，“它自己会补。”
“它。”
“底下的。”
他又喝了一口。
“你们都以为这是民宿。”他说，“不是。这是个碗。碗里得有东西，它才不饿。”
大鹏笑了：“老板，你这故事编得可以，就是有点老。”
老板看着他。
“我没编。”
他把杯子放下。
然后他倒了。
4
倒得很直，从椅子上滑下去，后脑勺磕在地板上，“咚”一声。白沫从他嘴角出来，顺着下巴流到脖子里，一摊。
栗子尖叫。大鹏去扶。周砚扑过去，两个指头按在他颈侧。
“没脉。”
周雯捂住了嘴。
我站在桌子这边，手机已经举起来了。
“家人们。”我说，“出事了。老板当场死亡。”我把手机凑近一点。“都录着呢。”
红点闪得很快。
我拍了十七秒。
拍完我才蹲下去。
我蹲下去不是为了救他。我是为了看他的嘴角。
白沫在嘴角的边缘，有一道很细的接缝。像贴上去的一层膜，膜下面还有东西。
我伸手，用指甲刮了一下。
刮下来一点。黏的，透明，带红。
我放在鼻子底下闻。
甜的。
糖浆。加食用色素。草莓味。
我抬起头。
“老板。”我说，“你这血是糖浆加色素。接缝的胶水你用错了，粘不住。”
屋里静了。
老板睁开眼睛。
他先看天花板，然后看我。
“姑娘。”他说，“你能不能让我死一会儿。”
“不能。”我说，“你倒那一下我差点没录上。再多躺两秒，这段回放才够剪。”
他坐起来，抹了一把脸上的糖浆。
周砚抓住他的手腕，按了一下。
“你这手怎么这么凉。”
“血不好。”
“不是血。”周砚说，“你在底下待得太久了。”
“我不是要吓你们。”他说。
“那你要干什么。”
“我要你们离开大堂。”
“离开大堂，你要干什么。”
“因为树底下那块地砖松了。”
我回头看那棵建木。
树根那儿铺着人造草皮，草皮下面是一块方砖，砖缝里有新的水泥。
“你要下去。”我说。
“我要把它压住。”
“压什么。”
他没答。
我走过去，掀开草皮。
方砖正中间有一个铁环。铁环是老的，锈成一层壳，环上磨得发亮。
我拉了一下。
动了。
“别拉。”老板说。
我拉了。
砖起来了。下面是一个洞。洞里往上冒风，风是温的，带着一股味。
不是土味，也不是霉味。
是很旧的、很干的味道，像很多年没开过的柜子。
“十九级。”老板在身后说，“台阶十九级。下去以后，别开灯。灯是声控的，一亮它就知道有人。”
“它。”
“底下那位。”
“老板。”我说，“为什么是七个。”
“我爹说的。”
“你爹怎么知道。”
“他爹说的。”老板说，“往上数，都这么说。”
“试过别的数吗。”
他看着我。
“试过。”他说，“一九六一年，那年雪太大，只上来了六个人。”
“怎么样。”
“它吃了三个。”
“为什么。”
“因为它数得清。”老板说，“七个是满数，满数它就不数了，它看人。不到七个，它就一直数，数一遍少一个，数一遍少一个，数到不耐烦，它就自己下来拿。”
“那多一个呢。”
“多一个，它也多拼一块。”
我把这句写在纸上。
七个。不多不少。
我掏出自己的手机，翻到一个存了七年的离线包。
测评博主的老毛病。见过的每一篇报道、每一份通报，我都截图存进本地。不联网，也能翻。
我搜了三个词。一九九八。阿坝。失联。
筛下去十几条，剩下一条。
二〇一七年一篇旧稿，引的是当年的内部通报。配图糊，字还在。
“1998年12月，某地质勘探队一行七人在汶川县境内失联，后一人返回，其余六人下落不明。该勘探未在主管部门备案。”
我把手机转过去，给老板看。
“未备案。”我说，“你爹当年干的是什么活。”
老板看着屏幕，看了很久。
“我不知道。”他说。
“你知道。”
“我不知道。”他说，“我爹只说，他们是来‘量’的。”
“量什么。”
“量那个坑有多深。”
我给他倒了杯水。
“老板。”我说，“我给你算笔账。”
“又算。”
“这次不算钱。”我说，“算人。”
我把七个人的名字写在纸上。一张纸，七行。
写完了，我从头看了一遍。
“周砚。”
他抬头。
“你药箱底下压着一张图。”我说，“一九九八年的爆破点位图。还有一块编号牌，零一七。”
周砚的手停在药箱上。
“我爸的编号。”他说，“零一七。”
“你爸死在这山上。”
“尸首没找到。”他说，“一九九八年冬天，这支队伍上山，说是勘探。七个人上去，下来一个。那个是我爸的工友。他回来以后不说话，喝了三年酒，死了。”
“你找了多少年。”
“十一年。”
我在纸上划了一道。
笔尖离开纸，我停了一拍。
屋里没人动。暖气片“咔”了一声，像有人在里面敲了一下铁皮。
“周雯。”我说，“你抱着那个铁盒一路。里面不只有照片。”
她把盒子抱得更紧。
“还有信。”我说，“你妈在这住过一夜，写了一封信，从山下寄回去。信上说，这店的人告诉她，住满七天就让她走。”
“她没走。”周雯说。
“她没走。”
“她那年三十四岁。”周雯说，“我十四岁。”
我在纸上划了第二道。
这回我停得久一点。
我端起杯子喝水。水凉了，杯口一圈白垢，我用拇指蹭了一下，蹭不掉。
“大鹏，栗子。”我说，“你们俩来拍凶宅。有人给你们八千。”
栗子低下头。
大鹏嘴硬：“我们是做内容的。”
“做内容的不会在雪封山的时候上山。”我说，“你们前天就该下山了。”
他不说话。
划第三道。
划完，我没往下念。
笔停在第四行上。“陈屿”两个字，我写得比上面三行都小。
“这一条，”我说，“我自己问。”
我把笔放下，走到他面前。
“你上来是有事。”我说，“你姐叫陈渝，二〇一九年冬至在这住过。上周，老板交给你一个布包。”
陈屿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
我没马上答。
我把手机掏出来，按亮。屏幕上是六位数的密码框。
“我试了两次。”我说，“第一次输错。第二次开了。”
“你开了谁的手机。”
“十三号房那个人的。”
我把屏幕转过去，让他看那几条备忘录。
“密码是一二〇七。”我说，“她的生日。”
他的手在膝盖上收了一下。
“你还知道什么。”
“我还知道我这个。”我把手机翻回来，“密码是你的生日。”
我按了六下。屏幕开了。
“三年。每天早上第一件事，按六下。”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
“所以我认得出来。”我说。
他没接话。
他看着我。他的眼睛没有动。
陈屿听人说话，眼睛会先动一下，再点头。
他没有。
后半句我没说。
“布包在哪。”
“在我包里。”
“我看一眼。”
他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布包。灰布，扎着口。他解开。
里面是骨头。小的，碎的，颜色发黄，像旧象牙。
有一块是手指骨，上面还套着一个戒指。银的，很细。
“这不是骨殖。”周砚凑过来看了一眼，声音变了，“这是……没有被消化的东西。”
“什么意思。”
“人被吞下去，胃酸消化不了的东西，会被吐出来。”他说，“头发，指甲，骨头渣，戒指。”
“多久。”
“三年。”
划第四道。
纸上剩最后一行。
我抬起头。
老麻站在门口，两只手插在袖子里。
“一九九八年。”我说，“施工队七个人上山。你是唯一活下来的。”
“我那年十七。”他说，“我在队里烧饭。”
“你活下来了。”
“我躲了。”
“躲在哪儿。”
“坑里。”他说，“我在坑里蹲了两天。他们从上头过，叫我名字。我不应。”
“后来呢。”
“后来它们不叫了。”他说，“我爬出来，走下山。”
“你为什么每年冬至都回来。”
他不说话了。
“你在数人头。”我说。
他抬起头。
他的眼睛很黑。
“我在数。”他说，“我从两千年开始数。二十六年。进七个，出六个。年年都是。”
“今年呢。”
“今年。”他说，“进七个。到今天，剩六个。”
屋里安静了。
我放下笔。
“那我们现在知道了。”我说，“这屋里七个人，没有一个是被骗来的。”
“我们都是自己走上来的。”
门在这时候开了。
雪灌进来。
一个老头站在门口。棉袄，蓝的，袖口磨破，背一个蛇皮袋。脸上皱纹很深，像刀刻的。他眉毛上挂着雪。
“山下雪大。”他说，“借个宿。”
老板站起来了。
他站得太快，椅子翻了。
“不行。”他说。
“为啥不行。”
“满员了。”
“满员。”老头往屋里看了一圈，数了数，“我数了。六个。”
“七个。”老板说，“有个在楼上。”
“楼上没人。”老头说，“我刚从楼上下来。”
老板的脸白了。白得很快，像血一下子被抽走。
“你不能住。”他说。
“我住过。”老头说，“我在这住了四十年。”
他走进来，把蛇皮袋放在门边，抖了抖肩上的雪。
“我叫魏长庚。”他说，“以前这店是我管的。我娘姓冉。”
老板站在那儿，嘴唇动了动。
“表伯。”
“嗯。”老魏说，“你还认得我。”
5
那晚十一点，我们七个人，加老板，加老魏，站在建木树下。
铁环拉着，砖挪开，洞里冒温风。
“下去。”老魏说，“都得下去。不下去，你们不知道自己欠什么。”
台阶十九级，木头包着铜皮，踩上去“嗡”一声，很长。
底下是个圆坑。
直径三米，深两米。
坑壁上能看见土的分层。最上面一层是黑的，中间一层是红的，红得像烧过的砖，最下面是黄的。
“砸。”老魏指着坑底，“烧。埋。三步。”
“谁砸的。”
“我们。”他说，“三千年前，我们砸的。”
坑底是青铜。
不是一整块。是几百块。碎的，断的，卷的，烧变形的。
有一只耳朵，比人脸还大。有半个下巴。有几根手指，指节上还有纹。
它们在动。
不是飞，不是滚。
是挪。一寸一寸，往中间靠。像有人在地上推，推得很慢。
“在拼。”周砚说。
“拼了三千多年。”老魏说。
我把手机架在台阶上，打开延时。十秒一张。
“你干什么。”周雯说。
“拍。”
“这都什么时候了你还拍。”
“就是因为是这个时候。”我把焦距调好，“这个时候不拍，什么时候拍。”
医生忽然叫起来：“它在吃人！它要活过来了！”
我盯着屏幕。
“吃人算什么新闻。”我说，“三星堆青铜神像自己动起来，这才是 S 级流量。”
我抬起头，看他们五个人。
“各位。”我说，“想活命就配合我演个戏。我现在给它当群演，你们给我当机位。”
“你有病吧。”大鹏说。
“我有三十七万粉。”我说，“你呢。”
他不说话了。
我拍了一夜。
第二天早上，我上楼，把大堂那面照片墙也拍了一遍。
墙上挂着十七张照片。黑白的，发黄的，彩色的。从民国挂到九十年代。
最上面那张是三个男人站在店门口，穿着长衫。中间那个眉眼跟老板像。
最下面那张是一九九六年拍的。六个人站在十三号房门口，门框上写着数字。
我认得其中一个。
林秀云。
我把两晚的照片导进电脑，叠起来比对。
第一晚，照片墙上那些人的眼睛是平的。
第二晚，凸出来了。
凸出来半毫米。不多。但你叠在一起看，能看见。
十七张脸，四十二只眼睛，全部往外鼓。
“纵目。”老魏站在我身后。
“什么。”
“蚕丛。”他说，“其目纵，始称王。”
“眼睛竖着裂开？”
“眼睛凸出来，像柱子。”他说，“我们这一支，管它叫‘看着’。”
“看着什么。”
“看着人。”他说，“它记不住脸。它只记得眼睛。”
“老板。”我说，“你昨晚四点二十，下过地下室吗。”
“没有。”他说，“我四点没起。”
我把电脑转过去。
屏幕上是一段延时。十秒一张，一小时三百六十张，压成十秒。
画面里，大堂是黑的，只有建木的彩灯在闪。四点到五点那一段，地砖动了。
砖被掀开。一个人下去。
他把砖盖回去，很轻。
“这不是我。”老板说。
“视频里那个人系围裙，系在背后。”
“你怎么知道那不是我。”
“你围裙在你身上。”我说，“带子系在前面，死结。”
老板低头看自己的围裙。
“我从来不系背后。”他说。
“那这是谁。”
他没说话。
他把电脑合上了。合得很用力，屏幕“啪”一声。
“姑娘。”他说，“你别看了。”
“你怕我看见什么。”
“因为再看下去，”他说，“你会看见我自己都不知道的东西。”
我把电脑合上。
“老板。”我说，“你过来。”
老板走过来。
“七天。”我说，“为什么是七天。”
“人满了，它就舒服。”他说，“七个人在，它就看着人，忘了拼自己。”
“少一个呢。”
“少一个，它就多拼一块。”
“它吃人呢。”
“提前吃，是从七天里预支。”他说，“吃一个，账上记一笔。欠条到了账，另算。”
“什么意思。”
“意思就是，它吃得越多，它自己越拼不齐。”老板说，“它急。它饿。它三千年没吃过东西。”
“它为什么不能自己把最后一块拿回去。”
老板看了我一眼。
“因为它拿不回去。”他说，“它要是能伸手，三十年前就伸了。”
“它只能拼，不能拿。”
“那谁给它。”
“得有人自己走下去。”他说，“自己走。别人抱下去的不算。”
我站在那儿，闻着底下上来的那股味。
“最后一块在哪。”我问。
老板不答。
老魏答了。
“在你家。”他说，“你脖子上挂的那个东西，挂了多少年了。”
我伸手，摸到脖子上那根红绳。
绳上拴着半块铜片。巴掌大，断口是斜的。
我妈给我的。她说这是家里传下来的，让我别摘。
“三十年前。”老魏说，“我放走了一个人。”
“谁。”
“一个怀孕的女人。冬至那天夜里，雪比今天大。我把她从后门带出去，送到山口。”
“她姓什么。”
老魏抬起头。
他看着我。
“姓苏。”
老魏的蛇皮袋里是汽油。
两个塑料桶，二十升的，桶身上贴着“工业酒精”的标签，撕了一半。
他把桶放在大堂中间，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盒火柴。
“烧了。”他说，“烧了就干净了。”
“你烧什么。”老板说，“这房子是我爷爷翻的。”
“我守这店的时候，你还没生。”
“那你烧。”
“我烧。”
“你烧了，我儿子学费怎么办。”
“你儿子。”老魏看着他，“你儿子今年多大了。”
“二十六。在读研。”
“二十六。”老魏点点头，“三十年前，我放走的那个女人，她生了个女儿。今年二十九。”
他把火柴盒在手里颠了颠。
“你儿子二十六，她女儿二十九。你说这账怎么算。”
老板不说话。
老麻动了。
他从袖子里抽出一根铁钎。不长，一尺多，磨得发亮。
“谁都不许烧。”他说。
“你算老几。”老魏说。
“我算第八个。”老麻说，“七个人里头，少一个都不行。少一个它就要补。你们谁想补？”
他看着我。
“你。”
我没说话。
“你想下去。”他说，“你想把铜放回去。”
“你怎么知道。”
“你脖子上挂了三十年。”他说，“你妈当年就是从这儿走的。你早晚得回来。”
“那你还拦我。”
“我拦你，是因为你下去了，我就完了。”
他终于说了。
“一九九八年，我在坑里蹲了两天。”他说，“它在上头叫我名字。我不应。第三天，我跟它讲了个价。”
“什么价。”
“我每年给它凑七个。凑满七天。它不收我。”
他把铁钎往地上一顿。
“二十六年，一年七个，一百八十二个人。”他说，“我一次没落下。”
“你睡得着吗。”周砚问。
“睡不着。”老麻说，“所以我不睡。”
他抬眼看我。
“你要是把铜放回去，它就齐了。它齐了，账就清了。它清了账，就该收我了。”
“所以你要杀我。”
“我不想杀你。”他说，“我想让你走。你现在下山，雪还没封死。走得掉。”
“走掉以后呢。”
“以后它接着等。等下一个。”
“下一个是谁。”
他不答。
“下一个是你女儿吗。”我说。
他脸抽了一下。
“老麻。”我说，“你今年四十五。你还能凑几年。你凑不动了，它收谁。”
他把铁钎握紧了。
老板在这时候开口。
“都别吵。”
他从柜台后面拿出一个铁盒。跟周雯抱的那个不一样，这个更旧，锁着。
“我爹留下的。”他说，“他说，等到有一天，那半块铜自己走回来了，就把这个盒子打开。”
“里面是什么。”
“账。”
他打开。
里面是一本册子。毛边纸，线装，纸都黄了。
第一页写着：民国二十六年，冬至，七人。
第二页：民国二十七年，冬至，七人。
一页一页，一年一年。
翻到一九九六年那一页，字迹变了。
一九九六年，冬至，六人。
旁边用红笔批了两个字。
欠一。
“欠一。”我念出来。
6
“那一年，魏长庚放走了一个。”老板说，“账上就欠了一个。这三十年，它一直在等这一个回来。”
“等我。”
“等你。”
我把手机拿出来，架在柜台上，红点亮着。
“录着呢。”我说，“川西，海拔一千八。在场八个人，三个想烧房子，一个想杀人，一个想凑数，一个想还债。”
老魏忽然开口。
“这家以前是个女的管。”他说，“二〇一八年之前。”
没人问他怎么知道。他自己往下说了。
“她管了半辈子。那年冬天之后，换了他。”他指了指老板。
我把手机转过去，对着老板。屏幕上是一张截图，我存的缓存——这家店的工商页面，状态一栏：注销。日期，二〇一九年。
“老板。”我说，“这家店，二〇一九年就注销了。”
他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我存缓存那会儿，你还没开始收我八百八。”我说，“你说你守了三代，你爷爷那辈就开着。二〇一九年注销，你二〇二〇年还在收八百八。”
“那是因为——”
“因为你没营业执照。”我说，“你收钱只收现金。你不敢让人上网。你这店，连个差评都没有。”
他不说话了。
“所以你儿子的学费，不是这店挣的。”我说，“一年八万，你一年挣四万。剩下四万，谁给。”
老板的脸垮了。
“你怎么……”
“我看台面。”我说，“你柜台下面那本收据，最后一张是二〇二〇年三月。之后就没写了。你三年没收过现金，你收转账。”
“转账有记录。”
“对。”我说，“所以你用的是别人的码。”
他坐下了。坐在那张椅子上，两只手撑着膝盖，像一个被人抽掉了骨头的人。
“我爹说过一句。”他说。
“守到什么时候。”
“守到——”他停了停，“守到你儿子长大。”
他抬起头。
“我儿子今年二十六。”他说，“还没长大。”
我没接话。
“我没办法。”
“我知道。”我说，“你没办法。”
老板站起来，去灶上端了一碗姜汤，回来放在我面前。
碗是凉的。汤面上那层油已经结住了。
“它在下面等了三千年。”他说，“拼不出一个能听懂它声音的人。”
“它听不懂。”我说，“你也没打算让它听懂。”
我把半块铜片从领口拽出来，拍在桌上。
铜碰木头，声音很闷。
“你要的是它别睁眼。”我说，“不是它能听懂。”
老板看着那碗汤，没说话。
我把录制摁停，屏幕一黑。转过身。
三个人，三种账。
老魏要烧，是因为他欠了一笔，欠了三十年，利滚利，他想赖账。
老麻要杀我，是因为他一笔一笔还了二十六年，他想续下去。
老板要凑满七个，是因为他不敢让账清，账清了他就得收摊。
“我给你们算笔账。”我说。
“又算。”
“我算账，是因为你们的账都算错了。”
我把三张纸摊在桌上。
“第一笔。魏长庚，你放走一个人，欠了一。三十年后，它没来收你，为什么？因为它走不开。它在坑里拼自己。它一天不拼完，就一天动不了。你以为你逃了三十年，其实你只是排在队尾。”
老魏的手抖了一下。
“第二笔。老麻。你每年送七个人进来。你以为你在还。你不是在还，你是在喂。它吃了人，就更拼不齐。你送得越多，它越慢。你二十六年送了一百八十二个人，你让它多花了二十六年。”
老麻的脸白了。
“第三笔。”我看着老板，“你最亏。你年年凑七个，凑了三十年，你以为你在保平安。你在给它上供。你供了三十年，它一块都没少拼。你供的是什么。”
“我供的是命。”老板说。
“你供的是钱。”我说，“你供的是你儿子的学费。”
屋里安静了。
雪落在屋檐上，很轻。
“三笔账，其实是一笔。”我说，“你们都以为自己在跟它做交易。它从来没跟你们做过交易。它只是在等。”
“等什么。”
“等那个该回来没回来的人。”
我站起来，往洞口走。
老麻挡在我前面。
铁钎横着，一头抵着台阶，一头抵着地砖。
“你要下去，从我身上过。”
“我不从你身上过。”我说，“我跟你谈个条件。”
“不谈。”
“你二十六年前跟它谈过。”我说，“它答应了。你现在连跟我谈都不敢？”
他的手紧了一下。
“我下去。”我说，“我只看，不放。”
“我不信你。”
“你不信我，你信合同。”我说，“我下去，看一圈，上来，把底下什么样告诉你。有几块铜，拼到哪儿了，那个凹槽在什么位置。你听完再决定要不要让我放。”
“你要是不上来呢。”
“我不上来，你就把洞口封死。”我说，“砖盖上，水泥抹上，我这辈子就在底下待着。你二十六年白干，它还是拼不齐。你不亏。”
他看着我。
“你为什么要帮我。”
“我不帮你。”我说，“我在给我自己买二十分钟。”
“买二十分钟干什么。”
“买二十分钟，让我想清楚要不要死。”
他沉默了很久。
雪落在洞口，化成一滴水，掉下去，没有声音。
“二十分钟。”他说。
他把铁钎挪开了半尺。
我把脖子上那根红绳解下来。
半块铜片落在手心里。凉，比我手心凉。
“我妈一九九六年从这儿跑出去。”我说，“跑到成都，生了我。她一辈子没提过这地方。她死之前，把这半块铜给我，说别摘。”
“她说过别的吗。”老板问。
“说过一句。”
“什么。”
“她说，那地方有个人，眼睛疼。”
老板的手抖了。
“我爹记过。”他说，“我爹的册子最后一页，写了一句话。”
“什么话。”
“他说，那个女人蹲在坑边上，看了半个钟头。然后她问了一句，你眼睛疼不疼。”
我把铜片握紧。
“它不是要吃人。”老板说，“它拼了三千年，只想拼出一张脸。”
“拼出来干什么。”
“让人再看它一眼。”
我笑了一声。
笑得有点难看。
“就为这个。”我说，“三千年，一百八十二个人，就为这个。”
老魏把火柴盒扔在地上。
“我不烧了。”他说。
“火柴都掏出来了。”
“烧了它，它还是等。”他说，“它等了三千多年，烧一间房子有什么用。它连火都不怕。它自己就是从火里出来的。”
老麻把铁钎放下了。
“你要下去。”他说。
“我要下去。”
“你下去了，我就死了。”
“你不会死。”我说，“它要的从来不是你。”
我从他身边走过去。
台阶十九级。
我下到第七级的时候，老板在上头喊了一声。
“苏晚。”
“嗯。”
“你要是不上来，我怎么跟你妈交代。”
“你就跟她说，”我说，“她女儿比她胆大。”
第十九级。
坑底。
坑底是青铜，也是骨头。
我踩下去的时候，脚底下“咔”一声，不知道踩碎了什么。
几百块残片在我脚边，慢慢挪。挪得很轻，像蚂蚁搬东西。
坑的西侧有一个凹槽。
我先用手机照了一圈。
凹槽里有一层铜锈。
铜锈是新的。绿的，还没变黑。
它试过。它把别的碎块往里塞过。塞了三千年，塞不进去。
边缘有一圈磨痕，很深，像被人反复摸过。
我伸手摸了那圈磨痕。
凉的。
凹槽是巴掌大的，斜的，边缘有断口。
我把半块铜片拿出来，对着那个凹槽。
正好。
我没有马上放。
我在坑底站了很久。风从上面下来，温的，带着那股很旧的、很干的味。
“我来了。”我说。
几百块残片停了。
全停了。
安静得像一间关了灯的屋子。
“我来了。”我又说了一遍，“但我得跟你说件事。”
我把铜片举起来。
“我妈跑了三十年。她不是不想回来，她是不敢。她怕回来就把我带来了。她这辈子没睡过一个整觉。她死的时候，眼睛是睁着的。”
没有人回答我。
“你等的是她。”我说，“她没回来。我回来了。”
我把铜片按进凹槽。
咔。
接缝对上了。断口咬住断口，严丝合缝。
坑里的青铜开始响。
不是金属声。是很多块铜一起挪，一起挤，一起找位置。像几百个人在黑暗里摸自己的手脚。
我没有退。
我在等它抬头。
它们拼上来了。耳朵，下巴，手指，胸口，一圈一圈往里收。
最后是一张脸。
脸很大，比正常人的大一半。鼻梁高，嘴闭着。眼睛的位置是两个洞。
然后那两个洞里，有一块铜慢慢转了过来。
一只眼睛。
竖着的。横着裂开，又往上鼓，鼓成一根柱子。
它睁开了。
它看着我。
我看它的时候，左眼跳了一下。跳得很厉害。像有人用手指按住了我的眉骨，往里按。
我没躲。
“录着呢。”我对着那个红点说，声音很稳，“别怕。”
我把镜头转过去，对着那张脸。
“它不是怪物。”我说，“它只是个等不到回信的孤独症患者。”
坑里安静下来。
几百块铜，全停了。
我转回来，看着那只眼睛。
“我妈欠你的情，我还你。”我说，“但你的孤独，我不还。”
它没有动。
我伸出手，碰了一下它的脸。
铜是凉的，跟我妈的手一样凉。
“你眼睛疼不疼。”我说。
它的眼睛，慢慢眨了一下。
只有一下。
然后那只眼睛，从竖着的，慢慢横了过来。像一个绷了三千年的东西，终于松了。
我转身，走上台阶。
十九级。
我上去，天快亮了。
7
雪停了。
早上七点，天是白的，不是灰的。院子里的雪堆到窗台，屋檐下的冰溜子断了三根，掉在台阶上，摔成几截。
我从地下室上来，坐在门槛上，坐了很久。
老麻坐在我对面，门口的石墩上。他一夜没动，身上落了薄薄一层雪，像撒了一层面粉。
“你还数吗。”我问他。
“不数了。”他说。
“那明天干什么。”
他看着院子。
“不知道。”他说，“二十六年，每年这时候我都在山下的路口坐着。现在不数了，我不知道坐哪儿。”
老板从厨房出来，端一锅热水。
“喝点。”
我接过来。烫。
“老魏呢。”我问。
老板往大堂里看了一眼。
“走了。”
“什么时候走的。”
“不知道。”他说，“我四点半醒的，他就不在了。”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
雪地上有一行脚印。
从门口出去，往山里走。一步一个，很稳。
只有出去的。没有回来的。
那行脚印走到院子中间，就没了。不是被雪盖了。雪是新的，平的，一个坑都没有。
“他的账。”老板在我身后说，“清了。”
“怎么清的。”
“他自己走下去了。”老板说，“没人逼他。他自己走的，算数。”
我没说话。
我进大堂，找厕所。
镜子是老的，边上锈了一圈。灯管坏了一根，亮一根，人脸照得一半白一半黄。
我洗脸。水凉得像刀。
抬头的时候，我看见我的左眼。
不是眼睛。是眼睛外面。
从眉骨到颧骨，有一道竖纹。很细，青的，像铜器上的裂纹。
我用手搓。搓不掉。搓了半分钟，那块皮红了，纹还在。
我把脸凑近镜子。
逆着光看，那道纹里有一条更细的黑线，从眉骨一直通到颧骨。我眨眼，它跟着动。
我退了一步。
镜子里的我，也退了一步。
我盯着她看了很久。
她左眼里有一条竖着的黑线。
不是瞳孔。是瞳孔裂了一道缝。
我把灯关了。
他从土里挖出一样东西。铜的，很小，一块牌。上面刻着数字。
零一七。
他把牌子在袖子上擦了擦，放进药箱。
“十一年。”他说，“我找了一块铁。”
周雯抱着铁盒站在十三号房门口。房间空了。床、柜子、钉死的窗，都是空的。
她进去，把那面墙上的钉子拔了一根。
钉子上挂着一张照片。一九九六年，六个人，站在门口。
她把照片取下来，放进铁盒。
“我妈我带回去。”她说。
大鹏在收拾器材。栗子坐在楼梯上，脸上还有没擦干净的妆。
“那条我不发了。”大鹏说。
“我发。”栗子说。
“你发什么。”
“我发这个。”她举起手机，“我拍了一晚上。我拍到了铜自己动。”
“你疯了。”
“我没疯。”栗子说，“我这条能破千万。”
我看着她。
我看了她三秒。
她比我敬业。
陈屿没有找回来。
跟我一起下山的那个，不是他。
我在坑边的砖上捡到一块表。
我买的那块。三千二，女表。吊牌剪了，表带扣是正的。
我把它戴在左手上。
表是停的。停在八点四十七。
老板从柜台底下拿出那个木匣子，放在我面前。
“你的。”
我把口红拿出来。半管，正红，壳子磨花。
匣子底下那支干了的，还在。
“这支是谁的。”
“你妈的。”老板说，“一九九六年她走的时候，留在这儿的。”
我把两支并在一起。
一支干了三十年。一支用了两年。
同一个牌子。
“房费。”我说。
“不用了。”
“不是。”我说，“我要发票。”
他愣了一下。
“八百八，加民俗费两百，加仪式感三百。”我说，“一千三百八。你给我开一张。”
“开不了。”
“怕税务局？”
“没营业执照。”
“那我给你写差评。”
“随便。”他笑了一下，“反正你也不会推荐。”
“对。”我说，“我不推荐。”
他从前台拿起一张房卡，递给我。
卡片是旧的。边角磨白，磁条掉了漆，卡面上有一行手写的字。
苏晚。
“这不是我的卡。”我说，“我的卡在楼上。”
“这是你的。”他说。
“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三十年前就写好了。”
我把卡翻过来。背面右下角，有一行更小的字，铅笔写的，快磨没了。
一九九六，冬至，留。
我拿着那张卡，站了一会儿。
“明年冬至。”老板说，“还来玩吗。”
“不来了。”我说，“但我会给你寄张明信片。”
他点点头。
“寄到哪儿。”
“就寄到这儿。”我说，“反正你也收不到。”
我把卡塞进包里，走出门。
车是九点半下的山。
老麻开车。他开车还是那么稳，哪个弯该减速，哪个坡有暗冰，他不用看。
我坐副驾。中间一排是栗子，抱着她的设备箱。最后一排三个人：周砚、周雯、大鹏。
陈屿的包我背着。灰布包，扎着口，里面是他姐的骨殖。
车过第一个弯道的时候，我掏出手机，想拍一张。
窗外的山，一夜之间红了。
不是雪。是花。
漫山遍野的杜鹃，从谷底一直红到山腰，红得像泼上去的。
冬至。杜鹃不该开。这山上零下十度。
我举起手机，对着窗外按了一下。
屏幕上是一片黑。
不是黑的照片。是黑的一块。像有人把那张图剪了个洞，洞后面什么都没有。
我放下手机，用眼睛看。
红的。
我又举起来。
黑的。
我按了五次。五次都是黑的。
“周砚。”我说，“你拍一下。”
他拍了。他的手机里，杜鹃红得很正常。
我把手机翻过来，看前置摄像头。
屏幕里是我的脸。
脸是黑的。只有轮廓，眼窝那儿两个更黑的洞。
我把手机放下。
我又拿起来，对着后排拍了一张。
三个人。三个黑剪影。
“你拍我干什么。”大鹏说。
“试试。”
“试什么。”
“试我还能不能干这行。”
我把手机收起来。
干不了了。
一个拍不出人的博主，等于一个不会说话的导游。
九点五十，车到镇上。
老麻把车停在一家面馆门口。
“吃碗面。”他说。
“吃不下。”
“吃不下也得吃。”他说，“下山的路还有两个钟头。”
我们下了车。五个人，坐在一张桌子边上。
老板没下来。他留在山上。
面端上来，热气冲脸。我吃了一口，忽然眼泪掉进碗里。
我低头，把那口面咽下去。
“多少钱。”我问老麻。
“不要钱。”
“我给你钱。”
“我说了不要。”
“你二十六年收过钱吗。”我说。
他愣了一下。
“收过。”他说，“一年七个人，一个人头两百。”
“多少。”
“一千四。”他说，“够我加一箱油，剩下买烟。”
他从口袋里掏出烟盒，捏了捏，是空的。
“明年我不来了。”他说。
“你说过不数了。”
“不数了。”他说，“但我还是想来。”他把空烟盒捏成一团，“我想来看看，它到底长什么样。”
“你会后悔的。”
“我这辈子早就后悔了。”他说。
他站起来，去柜台买了包烟，扔给我一根。
我不抽烟。
我接了。
车过第二个弯道。我从后视镜里看了一眼。
后排三个人。周砚靠着窗，周雯抱着铁盒，大鹏低着头看手机。
我数了一遍。
三张脸。
我又数了一遍。
四张脸。
最右边那个，帽檐压得很低。一只手搁在膝盖上。
手腕上戴着一块表。女表，正红表带。
吊牌没剪。一晃，一晃。
我把头转回来，看着前面的路。
“老麻。”我说。
“嗯。”
“还有多久到汶川。”
“四十分钟。”
“开快点。”
“路滑。”
“开快点。”我说。
他没再问，踩了油门。
车往山下走。岷江在谷底吼，吼得车窗玻璃嗡嗡响。
我低头看自己的左手。
表还在。
停在八点四十七。
我伸手，把它摘下来，放进包里。
包里有一张房卡，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还有半管口红。
有些故事拍不出来。只能烂在心里。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