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冬天，雪没下来，风先到了。
我坐在陈家堂屋门口的条凳上，蛇皮袋夹在两腿中间。袋口用麻绳系着。里面一床旧棉被，一件蓝布衫，半斤炒黄豆。外婆给我收拾的。收拾完她没来，说家里鸡没人喂。
堂屋的煤炉烧得旺，铁皮烟囱烫手。隔两步远，我脸上还是热的。
何秀兰围着我转了两圈。藏青呢子外套，袖口三颗扣子，头发用黑发卡别得整整齐齐。
"手伸出来。"
我伸手。
她捏我指节，又翻过来看掌心。
"这么粗。"她问，"你外婆让你下地？"
"下。"
"下什么地。"
"挑粪，割稻，掰玉米。冬天挖塘泥。"
她把手丢开，像丢开一块凉铁。
"女孩子家，手糙成这样，往后怎么见人。"
"见得着。"我说，"集市上的人都这么见。"
她眼皮抬起来。
"你说话怎么这样。"
"哪样。"
"顶。"
"你问，我答。这叫顶？"
何秀兰没接话。她走到炉子边，用火钳捅了两下煤，煤渣落进炉底，哗啦一声。
里屋有抽屉关上的动静。陈建国出来了。中山装，领口扣到最上面一颗,袖口磨起了毛边。
他看我。我看他。
"来了。"他说。
"来了。"
"路上冷不冷。"
"冷。"
"坐。"
"坐了。"
他站着，两只手在裤缝上蹭来蹭去。
何秀兰把火钳往炉沿上一搁："你就这三句话？十八年没见，你就这三句话？"
陈建国喉咙动了一下。
"曦啊，家里条件一般，你先住下，慢慢就熟了。"
"我不叫曦。"我说。
他手停住。
"外婆叫我小曦。你们信上写陈曦。这个名字我认。"
何秀兰笑了半声："还挺有脾气。"
门帘响。陈婉出来了。
白。真白。米色毛衣，灯芯绒裤子，脚上一双黑皮鞋，鞋面亮，能照出窗框的样子。
她眼睛在我身上走了一遍，从头发走到棉鞋。
"妈，这就是我姐？"
"叫姐。"何秀兰说。
"姐。"她叫得脆。
我点头。
她走过来，蹲下看我的鞋。外婆纳的棉鞋，鞋头磨白了，脚趾头顶出一个小包。
"姐，你脚多大？"
"三十九。"
"我三十六。"她站起来，拍了拍裤腿，"我那双皮鞋小了，一直搁着。你穿吧。"
何秀兰接得快："婉婉有心。"
"明天我去百货大楼看看。"我说。
何秀兰停住："看什么？"
"看鞋。"我说，"看多少钱一双。"
"你哪来的钱。"
"我卖鸡蛋。"
何秀兰看我一眼，把话咽回去了。
第二天上午，她领我去了县城百货大楼。陈婉跟着。
三层楼，水磨石地面拖得能看见人影。一楼一溜玻璃柜台，卖布的，卖鞋的，卖搪瓷盆的。柜台后面站着四个售货员，两个在嗑瓜子。
何秀兰走到布柜前："同志，拿那件军绿色的棉袄。"
一个四十来岁的售货员把瓜子壳吐到手心里，慢慢走过来。
"这个要布票，一丈二尺。二十六块五。"
"她有布票。"何秀兰指我。
售货员看我。眼睛从我的头发看到我的鞋，中间没停。
"多大身量？"
"一米六三。"
"这号她穿不了，得试。"
"试。"何秀兰说。
我把外套脱了。里面是蓝布衫，洗得发白，腋下补过一块，针脚歪歪扭扭，是外婆的手艺。
售货员的手慢了。她把棉袄拎起来，抖了两下。
"这是样品。试了就得买。"
"试了不合身，你留着。"我说。
"你什么意思。"
"我说，你这件挂在柜上，就是让人试的。要不你挂它做什么，招苍蝇？"
售货员脸沉下来，扭头看何秀兰："大姐，这孩子哪来的？"
何秀兰脸上发热："乡下接来的。你给她试。"
棉袄套在我身上。袖子长出一截，肩也宽，镜子里像个借了别人衣服穿的人。
我照了两下，把棉袄脱下来，抖平，递回去。
"不合身。"我说。
"改改就行。"
"改不要钱？"
"手工五毛。"
"二十六块五加五毛，二十七。这棉袄棉花一斤二两，四块八；布一丈二，六块；扣子五个，两毛。合十一块。你卖二十六块五。"
售货员张了张嘴。
"你算这么清干什么。"
"我算账快。"我说，"天生的。"
"算账快有什么用。"
"有。"
"有什么用。"
"柜台上少一分钱，我能算出来。"
"算出来又怎么样。"
"算出来，就知道是谁拿的。"
"你这是在说我？"
"我说账。"我说，"账不清，人就说不清。"
何秀兰在旁边低声："陈曦，你少说两句。"
陈婉这时候走过来，手里一个纸盒。
"姐，我把鞋带来了。"
盒盖一掀，一双黑皮鞋。鞋跟磨偏了，鞋面有两道折痕，鞋尖上蹭掉一块皮。
"你带着它出门？"何秀兰问。
"我想着姐脚冷。"陈婉把鞋摆到柜台上，鞋尖朝我，"三十九的脚塞三十六的鞋，忍两天就下来了。我从小就这样，穿不惯不合脚的，可给人让东西我不心疼。"
售货员探头看："哟，牛皮鞋。二十多块吧。"
"二十二块八。"陈婉说，"我穿了两冬。"
旁边两个买布的妇女转过脸来。一个手里还攥着布票。
我把那双鞋拿起来。鞋底翻过来，前掌磨得只剩一层，后跟钉过铁掌，铁掌歪了，走路会响。
我把它摆回柜台。
鞋跟对鞋跟，摆得齐。鞋尖朝外，跟陈婉摆的方向正相反。
"我脚大，穿不了别人的鞋。"
柜台后头没人说话。嗑瓜子的那个也停了手。
陈婉的脸白了又红："姐，我是好意。"
"我知道你好意。"我说，"好意也得分合不合脚。"
"你这人怎么这样。"她声音抖了，"我从小就这样待人，没人说过我半句。"
"那今天有人说了。"
何秀兰一把抓住我胳膊，指甲掐进棉袄里："你跟我出来。"
百货大楼门口风大。台阶上堆着两筐冻白菜，菜叶上结着霜。一个挑担子的老汉蹲在墙根，担子两头是修鞋的家伙。
何秀兰松开我，喘了两口气。
"你今天把婉婉的脸按在地上踩。你痛快了？"
"我没踩她。"
"一柜台的人看着。"
"是她把鞋摆上去的。"我说，"她要让，我就得接？"
"她让你是抬举你。"
"她那双鞋，前掌磨穿了。我穿，走三步就得硌脚。这叫抬举？"
何秀兰嘴唇动了两下，没出声。
我把手插进兜里，摸到一块七毛钱。三张五毛，两张一毛。还有半张粮票的边角，是外婆给我包炒黄豆剩下的。
"你爸一个月工资四十二块。"我说，"这楼里一件棉袄二十六块五，够他干十九天。我外婆一年卖鸡蛋，攒不下十块。你们让我穿好衣服，是怕我给你们丢人，不是怕我冷。"
"你——"
"我说错了？"
何秀兰扭头看街上。街上有人推着二八大杠过去，车铃响了两声。
"你外婆教你这么跟长辈说话？"
"我外婆教我，话要说清楚。"我说，"她还教我，别人的东西，接了就得还。"
何秀兰从兜里掏出个手绢包。打开，里面是钱，两张大团结压着几张零的。
她抽出来，往我手里塞："二十块。你拿着。回村给你外婆买点东西，也算我们做父母的一点心。"
我没接。钱在她手里折了个角。
"拿着。"她说。
"不要。"
"嫌少？"
"不要就是不要。"我把她的手推回去，推到她胸口的高度，"我不跟你要一个家。我要自己盖一个。"
风把她额前的头发吹起来一绺。她伸手按回去，按了两次。
"你说什么？"
"我说，我回村了。"
"你今天来，明天就走？"
"我蛇皮袋还在你家门口搁着。"我说，"我来的时候就打算住三天。现在不住了。"
何秀兰手绢包还开着，钱露在外面。她站在台阶上，风把她的呢子外套下摆吹得贴住腿。
我下了三级台阶，走到挑担老汉跟前。
"大爷，这鞋能补吗？"
老汉抬头："啥鞋。"
"不是我脚上这双。"我把手里的东西拿出来——陈婉那双皮鞋，我出门时顺手带下来了。
老汉捏了捏鞋跟："铁掌掉了。五毛。"
"补。"
我掏了五毛给他。
何秀兰在台阶上喊："你干什么！"
"补好了还她。"我说，"别人的鞋，留在别人脚上，才叫鞋。"
老汉把鞋夹在两腿中间的鞋砧上，小锤子敲起来，笃，笃，笃。铁掌按上去，又敲了三下。
我站着看他敲。风从裤管往上灌，脚脖子凉。
何秀兰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转身进去了。玻璃门关上，里面暖气糊成一片白。
老汉把鞋递给我："好了。硬实。"
"谢大爷。"
我把鞋装回纸盒，用麻绳捆住。
1 凑钱包柜台
三天后我回了村。走的时候没跟他们打招呼，只在堂屋桌上留了那个纸盒，盒上压着一张纸条：鞋补好了，五毛钱不用还。
外婆家在东山坳，三间土坯房，屋后一口井，井边一棵枣树，枣树底下埋着糖罐。
我推开院门的时候，外婆正蹲在灶前烧火。灶膛里塞的是玉米秸，火苗从锅底舔上来，把她脸上的皱纹照得一道一道。
"回来了。"她说。
"回来了。"
"吃了吗。"
"没。"
她起身，从锅里舀出一碗东西，递到我手里。碗是粗瓷的，边上磕了个口。
碗里是糖水。热的，甜，还带着一股姜味。
我吹了两下，喝了一口。喉咙一路热到胃里。
"放了姜。"
"下雪天。"外婆说。她蹲回去，往灶膛里又塞了一把玉米秸，"城里怎么样。"
"楼高。"我说，"人也高。"
外婆没问下去。她把锅盖盖上，用手背蹭了一下鼻子。
"鸡蛋攒了多少。"我问。
"二十一个。"
"明天赶集，我拿去卖。"
外婆抬头："你卖？"
"我卖。"
"你会吆喝？"
"不会可以学。"
外婆看了我一会儿，站起来走到枣树底下，刨开土，取出一个瓦罐。罐口用油纸封着，里面是一卷票子和几张零钱。
她数出一块二，搁在我手心。
"二十个鸡蛋，一个九分，一块八。加上这个，三块。"她说，"本钱。赔了不怪你。"
我把钱攥在手里，钱上有土腥味。
"不赔。"我说。
那天夜里我没睡实。灶上的锅还温着，我爬起来，把外婆剩下的红糖刮了半碗，又切了六片姜。
第二天天没亮，我背着背篓出了门。背篓里一口铝锅，一摞粗瓷碗，一包红糖，六片姜，还有二十个鸡蛋。
集市在公社粮站后头的空地上。腊月的风从河滩上刮过来，刮得人睁不开眼。
天没亮，集市上只有几条狗。我把背篓放在粮站墙根，蹲下去，先把铝锅支起来。
三块石头垒个灶，锅底离地一尺。这手艺是外婆教的。她说锅高了费柴，锅低了火闷。
我掏出一根火柴，划了两下才着。玉米秸塞进去，火苗贴着锅底跑。
天边发白的时候，头一锅糖水开了。红糖化在水里，颜色像老茶水。我用勺子舀起来，倒回去，再舀起来。甜味顺着风飘出去。
"什么味儿。"一个赶车的老汉停下板车。
"糖水。"我说，"热的，五分一碗。"
"五分。"他咂了一下嘴，"供销社汽水一毛五。"
"汽水是凉的。这是热的。"
他掏了半天，摸出五分钱，硬币，边上磨圆了。
我给他盛了一碗。他两手捧着，吹了三下，喝一口，眼睛眯起来。
"甜。"
"红糖熬的。"
"再来一碗。"
第一碗五分，第二碗五分。我心里记着：一毛。
粮站门口人来人往，脚步都冲着集市里头去。我这个地方偏，靠着墙，风小，可人也少。
日头上了房顶，我卖了四十一碗。
旁边卖大碗茶的孙老头不乐意了。他的摊子在我左手三步远，一张矮桌，六个粗碗，一碗茶两分，续水不要钱。
"丫头。"他把茶碗往桌上一墩，"你这摊子挪挪。"
"挪哪去。"
"往那头挪。这地方我占了六年。"
"这地方是粮站的墙根。"我说，"墙根不是谁家的。"
"我在这儿六年。"
"六年也没人给你写过契。"
孙老头脖子上的筋鼓起来："你懂不懂规矩？"
"我懂算账。"我说，"你这茶两分一碗，我糖水五分。喝我这儿的，是给孩子和老人买的；喝你那儿的，是赶车歇脚的。两样买卖，撞不上。"
他哼了一声："下雨你就知道撞不撞得上了。"
我没理他。锅里的糖水又开了一回，我加了半勺红糖。
"给我也来一碗。"他说。
我盛了一碗递过去："这碗不要钱。"
他端着碗，看了两眼，喝了。
"糖放少了。"他说完，端着碗回自己摊上去了。
快晌午的时候，天变了。先是风停，接着云压下来，压得粮站的屋顶发灰。第一滴雨落在锅盖上，啪的一声。第二滴落在我的手背上。
雨夹着雪粒子，打在脸上像小石子。
赶集的人往屋檐底下跑。我的摊子靠着墙，反倒成了个避雨的地方。可糖水没人买了。天冷，喝甜的不管用。
我把锅端下来，火压小，抓了一把姜片扔进去。姜是昨晚上切的，六片，装在布袋里。
"姜汤。"我站起来喊，"姜汤，一毛一碗。淋了雨的，喝一碗，不咳嗽。"
一个抱孩子的妇女停下："一毛？"
"姜多，糖足。"我说，"孩子喝了身上热。"
她摸了摸孩子的后脑勺，掏了一毛。
孩子喝了两口，打了个嗝，妇女笑了："还真辣。"
"辣才管用。"
雨越下越密。屋檐底下挤了二十来个人，有挑担的，有推车的，有抱着鸡笼的。风从人缝里钻，谁都缩着脖子。
我的锅又开了。姜味冲，混着红糖味，一碗一碗往人手里递。
"再来一碗。"
"给我一碗。"
"先给我，我车上的猪崽淋透了。"
"一毛太贵。"一个推车的男人挤过来。
"不贵。"
"五分。"
"五分是糖水。姜汤一毛。"
"姜放这么多？"
"六片姜，一把红糖，熬两个钟头。"
"两个钟头烧多少柴。"
"一捆。"
"一捆柴两毛。"
"两毛。"
"那你赚多少。"
"六分半。"
"六分半也干？"
"一碗六分半，一天一百五十碗。"
他把一毛钱拍在锅盖上："来一碗。"
我一只手收钱，一只手盛汤。铜钱、毛票，全塞进围裙兜里。兜满了就往背篓底下倒。
孙老头那边一个人也没有。他的茶凉了，六个碗摆着，碗口朝天。
"丫头。"他喊。
"嗯。"
"姜还有没有。"
"有。"
"给我一碗。我出钱。"
"你出钱我也不卖。"
他站起来："你这人……"
"你要喝，我给你盛。"我说，"你要收我地皮费，那就没得喝。"
他愣在那儿。雨水顺着他的帽檐流到下巴上。
我盛了一碗递过去。他接的时候手抖，汤洒了一点在袖口。
"对不住。"他说。
"喝吧。"
下午三点，雨停了。天没晴，云低着，街上全是水。人的鞋踩在水里，咕叽咕叽响。
我数了一下围裙兜，掏出来摊在锅盖上。一分的，两分的，五分的，一毛的。纸币软，被雨打得贴在锅盖上，我一张一张揭。
外婆这时候来了。
她背着一捆玉米秸，捆得整整齐齐，绳子勒进秸子里。裤脚湿到膝盖。
"我猜你柴不够。"她说。
"够。"
"不够。"她把柴往墙根一放，蹲下去帮我看火，"你这火烧得虚。"
她拿火钳把灶膛掏空，重新架了柴，火苗立起来，呼呼地响。
"卖了多少。"她问。
"没数。"
"心里没数？"
"心里有。"我说，"到晌午，四十一碗。晌午后头，卖了六十二碗。"
外婆抬头看我："你记这个干什么。"
"记账。"我说，"不记账，不知道哪一碗赚钱。"
"一碗赚多少。"
"糖水，糖两分，柴半分，碗不花钱。一碗赚两分半。姜汤，糖三分，姜半分，一碗赚六分半。"
外婆低下头，往灶里塞柴。火光在她脸上跳。
"你外公活着的时候也这么算。"她说，"算完就赔。"
"我不赔。"
四点钟，集市上的人往回走，走之前都要喝口热的。我的锅前排了七八个人。
一个穿蓝制服的男人排在后头。四十来岁，头发梳得整齐，兜里插一支钢笔，手里拎着个账本夹子。
轮到他，他把一毛钱放在锅盖上。
"一碗姜汤。"
我盛了。他捧着碗，没急着喝，先看我。
"你这锅，一天出多少碗。"
"一百八十七。"
"你数得清？"
"我记在板上。"我指了指墙根一块木板，上面用粉笔划着杠，五根一捆，划得密，"一碗一道。"
他低头看那块板，看了有一会儿。
"糖哪来的。"
"供销社买的。红糖八两，五毛二。"
"姜呢。"
"自家地里刨的。"
他喝了一口汤，眉毛动了一下。
"你这汤，比供销社食堂的甜。"
"我糖放得实。"我说，"一碗两钱的糖，食堂放一钱。"
他把碗放下，把一毛钱又推过来："再来一碗，带回去给我老伴。"
我给他盛了，用他自己的搪瓷缸装。
他拎着缸子要走，回头又说了一句："你这账，记得比我们社里清楚。"
"你是供销社的？"
"赵会计。"他说，"管账的。"
他走了。雨后的风把他的蓝制服下摆吹起来。
孙老头在旁边低声："那是供销社的老赵，算盘打得全公社第一。"
"哦。"我说。
"他不夸人。"
收摊的时候天擦黑。我把锅倒扣在背篓上，跟着外婆往家走。路上泥深，鞋拔出来带一块。
到家，外婆点了煤油灯。灯芯短，火苗黄豆大。
我把围裙兜里的钱倒在桌上。桌上铺一块洗得发白的粗布，钱倒在布上，声音闷。
先分面额。
一毛的，数出来四十七张。四块七。
五毛的，三张。一块五。
一块的，没有。
五分的硬币，我十个一摞，摞了二十九摞，还剩四个。二十九摞是一百九十个，加四个，一百九十四个五分。九块七。
两分的，一小把，数出来二十一个。四毛二。
一分的，三十一个。三毛一。
我把数字在心里过一遍：四块七，一块五，九块七，四毛二，三毛一。
"十五块六。"我说。
外婆把灯芯挑高一点。
"本钱呢。"她问。
"三块。红糖五毛二，姜是我自己切的，柴你背来的。"
"柴也算。"
"柴算两毛。碗是我家的，锅是我家的。"我说，"三块七毛二的本，十五块六的收。赚十一块八毛八。"
外婆没说话。她伸手把钱按平，一张一张。
"不对。"她说，"你算错了。"
"哪儿错。"
"你早上买了两根火柴。"她说，"一根一分。"
我看着她。
"两分钱。"我说，"十一块八毛六。"
外婆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笑了。她笑起来牙只剩一半。
"这还差不多。"
第二天我又去了。第三天也去。腊月集一天一场，我一连赶了七个集，攒下八十六块四毛钱。
钱用油纸包了三层，塞在瓦罐里，埋在枣树底下。
外婆有一天问我："你要拿这钱干什么。"
"做买卖。"
"做多大。"
"做到不用赶集。"
她把手里的玉米面拍成饼，贴在锅边。
"你外婆这辈子，就会熬糖水。"她说，"你要做多大，别忘了糖是怎么化的。"
"忘不了。"
开春以后，公社门口贴了张纸。红纸黑字，写着"供销社门店经营责任制试行办法"，底下盖着公社的红章。
我站在那张纸前面，从头看到尾，看了三遍。
纸上写着：门店亏损，公开招人承包，押金三百元，承包期三年，按利润分成。
我兜里有钱。八十六块四。不够。
差二百一十三块六。
我在公社门口站到日头偏西，然后去找了赵会计。
供销社在公社大院东边，三间门面，青砖墙，门楣上刷着白灰，写着"为人民服务"五个字，字掉了一半漆。
柜台里头有两个人。一个在称盐，一个趴在柜台上打瞌睡。
赵会计不在门面上。他在后院仓库，蹲在地上点货。
我进去的时候，他正把一箱火柴搬上架子，箱子沉，他腰弯着，脸涨红。
"赵会计。"
他直起腰，喘了一口气："你来了。"
"你怎么知道我要来。"
"你在公社门口站了一个多钟头。"他说，"我从窗户看见了。"
他把手上的灰在裤子上擦了擦，从兜里摸出那支钢笔，插回胸前的口袋。
"你要包柜台。"
"嗯。"
"你多大了。"
"十八。"
"十八。"他重复了一遍，像在称一样东西的重量，"你知道这柜台一年亏多少。"
"不知道。你说。"
"去年销售额一万一，毛利一千二。两个人的工资，一年八百六十四。房租水电损耗，加起来五百三。亏五百。"
我心里算：一千二减八百六十四，三百三十六。再减五百三十，负一百九十四。可他说亏五百。
"这一千二，是毛利还是净利。"我问。
赵会计的眼睛动了一下。
"毛利。"
"那不对。"我说，"一千二减八百六十四减五百三，亏一百九十四。你说亏五百，那三百零六去哪了。"
他没答。仓库里有股樟脑味，混着肥皂味。
"还有别的账。"他说。
"什么账。"
"商品损耗。"他说，"盐化了，糖结块，布放旧了，烟放霉了。这三百零六，是烂在库房里的东西。"
"烂在库房里的东西，也是钱。"我说，"那就不是亏五百，是亏一百九十四，加三百零六的存货损失。前一样能省，后一样能防。"
赵会计把手里最后一个纸箱放下，站起来，走到我面前。
他比我矮半个头。
"你跟我来。"
他领我到门面上，从柜台底下抽出一个算盘。红木框，珠子被磨得发亮，边角缺了一块。
"你打。"
"打什么。"
"刚才那笔账。一千二，减八百六十四，减五百三。"他说，"打给我看。"
我把算盘放平。手指头按在珠子上。外婆家没有算盘，可生产队会计教过我，我学了三年，放学就去他家院子里拨。
一千二。减八百六十四。减五百三十。
"负一百九十四。"我说。
"再打一千一。"
"什么一千一。"
"销售一万一，毛利百分之十一。"
我打出来：一千二百一十。
"差十块。"他说，"我刚才说一千二，是抹了零。"
"抹零不能算账。"我说。
赵会计把算盘从我手底下抽走，放回柜台底下。
"这柜台，我想包。"他说，"可我五十五了，再过五年退休。包三年，我扛不动。"
"那谁扛。"
"社里有个老周，在门面上站了十四年柜台。他想包，王主任不点头。"
"为什么。"
"他不会算账。他跟我说，一年卖两千块盐，一包赚两分，能赚四十块。他把账算成这样。"
我没笑。笑不笑没用。
"王主任要什么。"
"要指标。"赵会计说，"县社给公社下了购销任务，一年一万一。这两年完不成，王主任的年终总结不好看。谁能把货卖出去，他就把柜台给谁。"
"我能。"
"你怎么能。你连个摊位都是蹲在墙根。"
"墙根蹲过的人，知道货往哪儿走。"我说，"我卖糖水，一天一百八十七碗。哪样货好卖，哪样货压在手里，我站一天就明白。门面上的人站一年也不明白，因为他不用自己贴本钱。"
赵会计看着我。仓库的光从门口斜进来，照着他半边脸。
"押金三百。"他说，"你出得起？"
"出不起。"
"出不起你说这些。"
"我借。"
借钱这件事，比算账难。
外婆的瓦罐里有一百一十块。那是她攒了九年的钱，一毛一毛攒，包在一块蓝布里，布上有补丁。
她把布摊在桌上，钱压得平平的。
"这钱我留着买棺材。"她说。
"我借。"
"拿什么还。"
"柜台赚了，第一个还你。"
外婆把钱推到我面前，手在钱上按了一下。
"棺材可以先不买。"她说，"人死了往土里一躺，谁看得见棺材。"
我鼻子发酸，忍住了。
"还有两只老母鸡。"我说。
"鸡下蛋。"
"鸡下蛋一年下二百个，一个九分，一块八。卖了鸡，得三块六。比下蛋快。"
外婆起身，去院里抓鸡。鸡飞起来，扑腾着翅膀，羽毛落在灶台上。她一手一只，拎着翅膀，鸡叫得嗓子都劈了。
"对不住。"她对着鸡说。
那天下午，我拎着两只鸡去集市。孙老头看见我，把茶碗放下。
"鸡卖？"
"卖。"
"多少钱。"
"一只一块八。"
"我买一只。"他掏钱，掏了一块八，"另一只我给老李捎个话，他要。"
半小时，两只鸡出手。三块六。
我站在集市上，把布袋里的钱数了一遍：八十六块四，加一百一，加三块六。一百九十九块九毛。
还差一百块零一毛。
孙老头看我站着不动，问："差多少。"
"一百块。"
他没说话，转身回摊上，从桌底下的一个铁盒里摸出三张十块的。
"三十。"他说，"我借你。不要利。"
"你不怕我赔。"
"我怕。"他说，"可你那天给我盛了碗姜汤，没要我钱。"
隔壁卖冻梨的老太太掏出二十。卖针线的女人掏出十块，还掏了一把毛票，凑了三块五。
赵会计那边，我第二天去的。他从内衣口袋里摸出三张十块的，票子还带着体温。
"我老伴的私房钱。"他说，"别让第三个人知道。"
"我不说。"
"说了我就完了。"他把钱按在我手里，"你这丫头，我看了你一个冬天。你数钱的样子，跟我年轻时候一样。"
三百块整。
钱凑齐的第三天，我去公社交押金。
公社办公室在院子西头，两间平房，墙上挂着一张全县地图，地图上用红笔圈了几个公社的名字。
我去的那天，屋里坐了四个人。王主任，赵会计，老周，还有我。
陈建国也在。他坐在角落的椅子上，手里捏着一个搪瓷缸，缸盖没盖严，热气往上冒。
"陈曦。"王主任开口，"你爸是公社的人。这事，本来该避一避。"
"我没让他说话。"我说。
陈建国的手指在缸子上停住。
王主任五十来岁，胖，领口敞着一颗扣子，桌上摊着一张表。
"老周先说吧。"
老周站起来。四十多岁，蓝布围裙，袖套，手指头粗。
"我在门面上站了十四年。"他说，"盐、糖、煤油、布，哪样货在哪个架子，我闭着眼摸得着。我包，一年交两百块，亏了算我的。"
"一年两百。"王主任用笔尖点了点纸，"柜台去年亏五百。你交两百，等于社里还得倒贴三百。"
"我能卖得比去年多。"
"多多少。"
"多……"老周的手在围裙上搓，"多卖五百块。"
"五百块是多少包盐。"
老周没答上来。
王主任把笔搁下，看向我。
"你说。"
我从兜里掏出一张纸。纸是从作业本上撕的，背面还有算术题。上面是我昨晚上写的方案，写了三遍，改了两遍。
"我包三年。"我说，"押金三百，今天就能交。"
屋里静了一下。老周转过头看我。
"第一，包销。门面上的货，进什么，进多少，我说了算。卖不掉的，我担着，不许再往库房里堆。库房里那三百零六的存货损失，我一年之内清完，清不完从我分成里扣。"
"第二，分成。我不拿工资。柜台赚的钱，先补去年的亏空，补完剩下的，我三成，社里七成。"
"第三，年底补齐亏损。三年到期，要是还亏，亏多少我补多少，押金不退。"
王主任的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
"你凭什么觉得你能卖出去。"
"凭我知道货是怎么走的。"我说，"去年你们进了一批的确良，颜色是鸭蛋青，进了八十尺，压了半年。为什么压？鸭蛋青做衬衫好看，可公社的女人要下地，穿浅色的，一天就脏。同样的布，进了三十尺藏青，两个月卖完。"
赵会计在旁边翻账本："确有这事。鸭蛋青还剩四十七尺。"
"四十七尺，压了半年，占着资金，占着货架。"我说，"我包了，就拿到集市上裁成围裙卖。三尺一条，一条卖一块二，比整尺卖得快。"
老周的嘴张了一下。
"还有煤油。"我说，"煤油一桶四十斤，六块八。公社东边六个村，只有这一个门面。可门面下午五点关门，村里人下工回来，门早关了。他们只能第二天来，或者去黑市买。黑市八块一桶。"
"你什么意思。"
"门面开到天黑。"我说，"多开三个钟头，多卖多少，账上有。"
王主任把身子往后靠，椅子响了一声。
"你有算过三年？"
"算过。"
"当场算。"
赵会计把算盘从桌上推过来。红木框，缺了一角。他没说话，手推完就收回去，摆在桌子中间。
我把算盘拉到面前。
"去年销售一万一。我包了，头一年，门面多开三个钟头，鸭蛋青清完，煤油不漏到黑市去。销售按一万三算。毛利按一成二，一千五百六十。"
珠子响。屋里只有珠子的声音。
"费用。工资我不拿，可门面上还有一个人，一年四百三十二。水电房租三百，损耗我按一百五算，比去年少一半。合八百八十二。"
"一千五百六，减八百八十二，赚六百七十八。"
"六百七十八，先补去年一百九十四的亏，剩四百八十四。我三成，一百四十五块二。"
"第二年，销售一万五。公社包产到户，家家有余粮，油盐酱醋都往上走。毛利一千八。费用八百八十二，加一百块的修缮。赚八百一十八。补完零，我三成，二百四十五块四。"
"第三年，销售一万七。毛利两千零四十。费用九百。赚一千一百四。我三成，三百三十一块二。"
我把最后一颗珠子拨上去，手停在算盘边上。
"三年，社里分：三百三十八块八，五百七十二块六，七百七十二块八，合一千六百八十四块二。加押金三百，加清完的四十七尺鸭蛋青。我自己拿七百二十一块八。"
我抬头。
"王主任，这账，你可以找人再打一遍。"
王主任没动。他看着桌上的算盘，看了有一会儿。
老周忽然说话了："她这账，是算得好听。可货是人卖的，人听不听她的？门面上那两个人，一个是社里的正式职工，一个是我侄女。她一个十八岁的丫头，凭什么指挥？"
"凭我押了三百块。"我说，"我赔了，押金没了。他们赔了，工资照拿。谁心疼货，谁就该说话。"
老周的脖子红了。
陈建国这时候把搪瓷缸放下，缸底磕在桌面上，响了一声。
"王主任。"他说，"我回避。"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住。
"曦啊。"
"嗯。"
"你妈那边，我去说。"
"不用。"我说，"她要是问，你就说我在供销社站柜台。"
王主任拿起笔，在表上写了一行字，写完把笔帽盖上。
"押金三百，今天交。合同三年，明天到县社备案。"他说，"陈曦，我把话说明白：这柜台要是再亏，我不光收押金，我还要在全公社的大会上念你的名字。"
"念吧。"我说，"账不怕算，怕的是没人敢念出来。"
赵会计把算盘收回去，抱在怀里。
"这算盘，你先用。"他说，"我岁数大了，眼神不好。"
柜台接过来头一个月，我把货架全倒了一遍。
盐挪到门口，糖放中间，煤油桶靠墙，布匹搬到最里头那面墙下，按颜色分开。鸭蛋青四十七尺，我抱到集市上，找裁缝老吴裁了十五条围裙，一条三尺，剩两尺做了两个枕套。
老吴的剪刀钝，剪得慢。我在旁边站着，看他把布摊平，用粉笔画线。
"你这布压了多久。"他问。
"半年。"
"有霉点。"他用指甲刮了刮，"这儿，一小块。"
"剪掉。"
"剪掉就剩两尺八。"
"两尺八也能做围裙。"我说，"一条卖一块二，不图三尺整。"
十五条围裙，一个集卖完。一块二一条，十五条，十八块。剩两个枕套，五毛一个，一块。
鸭蛋青清了。库房里少了一摞布，货架上多了一块空地。
第二个月，门面开到天黑。天擦黑的时候，村里人下工回来，挑着担子，裤脚上全是泥，进门喊一声"打二斤煤油"。
煤油四十斤一桶，六块八。一个月卖出去九桶。以前一个月卖四桶，剩下的流到黑市，八块一桶。
老周在门面上站了十四年，看我改货架，一句话没说。他侄女周小梅话多。
"这盐放门口，人进门就踩着。"
"踩不着。盐在台子上。"
"人家要买布，得走到最里头，多麻烦。"
"买布的人不赶时间。买盐的人赶。"我说，"你站了一个月，看出哪个是赶时间的？"
周小梅不说话了。她十九岁，脸圆，辫子上扎着红头绳，称盐的时候手抖，一斤能称出一斤二两。
"手抖什么。"
"秤砣沉。"
"秤砣不沉，是你怕。你把秤杆抬平，看星。"
她试了三回，第四回称准了。我给她记了个数，记在一张纸上，贴在柜台底下。
"记这个干什么。"
"记你能称准几回。"我说，"称准一百回，我给你加三块钱。"
"真的？"
"我说话算数。"
她称得认真了。
何秀兰是四月里来的。
那天下午下着小雨，门面上没人。我蹲在柜台后面盘货，听见门口有伞骨收拢的声音。
她进来，收伞，把伞立在门边，伞尖上的水滴在地上，洇出一小片。
呢子外套换成了薄的呢，头发还是别得整整齐齐。
"你就住在这儿？"她问。
"后院有间屋。"
"睡门板？"
"睡床。"
她走到柜台前，手指在玻璃上划了一下，看指尖上的灰。
"这柜台，你包了。"
"嗯。"
"一个月拿多少。"
"三月分了一百四十五块二。"
她的手停住。
"一百四十五。"她重复了一遍，"你爸一个月四十二。"
"我知道。"
"你一个人，比公社两个干部挣得多。"她抬眼看我，"曦啊，你妈在县里开会，人家问我，你女儿在哪儿工作。我说在供销社。人家说，哦，站柜台。"
"站柜台不丢人。"
"人家后头还有一句：听说你那个从乡下来的女儿，把柜台包了，一年挣好几千。"
"没几千。合同三年，我拿七百多。"
"七百多也是钱。"她说，"你妈这张脸，在县里挂了十八年。现在人家一提我，先提你。"
我把手里的账本合上。
"你要说什么。"
"你回家住。"她说，"家里三间房，你住西屋。你爸说了，西屋给你。"
"我有屋。"
"那屋是土坯的。"
"土坯的也挡风。"
何秀兰把伞拿起来，又放下。
"婉婉在家闲着。"她说，"她高中毕业，没考上，在家待了一年。你给她在柜台安排个事。"
"柜台两个人，够了。"
"多一个不多。"
"多一个人的工资，一年四百三十二。"我说，"账上出不起。"
"不要工资。"
"不要工资，那要什么。"
何秀兰没马上答。她看着柜台上的算盘。
"她要个名分。"她说，"记账员。挂个名，人家问起来，她在供销社做事。"
我看着她。她的眼睛不看我，看柜台外头的雨。
"妈。"我叫了一声。
她的肩膀动了一下。这是十八年里头一回。
"陈婉要名分，你给她在县里找一个。供销社的账，是我拿三百块押金换来的。她挂名，错了账算谁的。"
"算你的。"她说得很轻。
"那不行。"
何秀兰把伞拿起来，这回真要走。走到门口，她回头。
"你就不能让一步？"
"我让过。"我说，"在百货大楼，我把她的鞋摆回去了。那一步让了，这一步不能再让。"
伞撑开，她走进雨里。伞面是黑的，走远了像个移动的蘑菇。
陈婉是五月来的。她没打伞，坐了一辆公社的手扶拖拉机，车斗里颠得头发都散了。
她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给一个老太太称红糖。
"姐。"她叫得脆。
老太太回头看她，又看我。
"你妹？"
"不是。"我说，"城里来的。"
陈婉的笑停在脸上，只停了半秒，又笑开了。她把手里的一张纸放在柜台上，纸叠成四折，压出一道深痕。
"县联社业务科李科长批的。"她说，"你自己看。"
我把红糖递给老太太，收了钱，才把纸拿起来。
纸上写着几行字：鉴于公社供销社门市经营亏损，建议由陈婉同志参与管理，任记账员，参与年终分红。
底下有签名，有日期，盖了个圆章，章是业务科的。
"参与分红。"我把纸放下，"分红是承包人的事。你不是承包人。"
"李科长说，我可以参与。"
"李科长管业务，不管合同。"我说，"合同在县社备了案，承包人是陈曦。你要参与，得改合同。改合同要王主任签字，要县社计划股盖章。"
陈婉的手指在柜台上敲。
"王主任那边，我妈说了。"
"你妈说什么。"
"她说让王主任看着办。"陈婉笑了一下，"姐，你别这么硬。我从小就这样，说话直，你别往心里去。我来不是抢你的，我是来帮你的。你一个人守柜台，算账、进货、盘货，忙不过来。"
"我忙得过来。"
"忙不过来。"她声音软了，"姐，你看你的手。"
我把手收进围裙兜里。
那天下午，王主任把我叫到公社办公室。陈婉跟着，坐在门口的椅子上，两条腿并着，手放在膝盖上。
王主任桌上放着那张条子，还有一包没拆的大前门。
"陈曦。"他说，"李科长这个条子，我不能不认。"
"认可以。"我说，"三条。"
"你说。"
"第一，改合同。承包人是陈婉，押金三百她出，去年一百九十四的亏空她补。"
王主任的笔停住。
"第二，我撤。我的三百块押金退我，我投的工、清的货、改的货架，按三个月的分成算，一百四十五块二，一次结清。"
"第三，她接过去，头一年销售一万三的指标，她签。完不成，按合同赔。"
陈婉在门口坐直了。
"三百块押金？"她问。
"三百。"
"我……我妈说不用出押金。"
"不出押金，就不叫承包。"我说，"这叫帮忙。帮忙没有分红。"
王主任把烟拆开，抽出一根，没点。
"婉婉。"他说，"你算得过来？"
"我……"陈婉看那张条子，"李科长说，账可以让赵会计帮着记。"
"赵会计五十五了，管着全社的账。"我说，"他帮你记，谁帮他记。"
屋里静下来。窗外有辆拖拉机过去，突突突，声音由近到远。
王主任把烟点着了，吸了一口。
"这么办。"他说，"陈婉当记账员，不拿工资，不参与分红，只管记账。账目每天交陈曦核。出了错，陈婉赔。"
陈婉站起来："我不赔。我记账，凭什么赔。"
"凭账在你手上。"我说。
"我不干。"
"那你就回城。"
她把包一拎，走到门口，又回来。
"我干。"她说，"我从小就不服气。你能干，我也能干。"
六月底盘库，我把账本摊在柜台上。
陈婉记了三个月的账。她字写得好看，一行一行，工工整整，像描红。
先盘货。进货单三十七张，我一张一张对。
白糖进二百斤，卖一百七十六斤，库存该有二十四斤。秤上一称，二十一斤。
红糖进一百五十斤，卖一百三十九斤，库存该十一斤。秤上八斤四两。
煤油进二十七桶，卖二十四桶，库存该三桶。桶数对。可桶里的油不满，有一桶只剩半桶。
肥皂进二百块，卖一百七十八块，库存该二十二块。数出来，二十块。
毛线进三十斤，卖二十六斤，库存该四斤。秤上，二斤八两。
胶鞋进二十双，卖十七双，库存该三双。鞋盒里，一双。
大前门进二十条，卖十八条，库存该二条。烟架上，空的。
暖水瓶进十二个，卖十个，库存该二个。架子底下，零个。
电池进一百对，卖八十五对，库存该十五对。抽屉里，零对。
火柴进三十箱，一箱一百包，卖二十八箱，库存该二箱。库房里，一箱差一包——一百零三包。
我拿算盘，一样一样打。
白糖三斤，一斤七毛八，二块三毛四。
红糖二斤六两，一斤六毛五，一块六毛九。
煤油半桶，三块四。
肥皂二块，四毛四。
毛线一斤二两，五块零四。
胶鞋二双，十二块六。
大前门二条，九块。
暖水瓶二个，七块。
电池十五对，二块四。
火柴一百零三包，二块零六。
我打了一遍，又打一遍。
"八十七块六。"我说。
陈婉站在柜台那头，手里还拿着抹布。
"什么八十七块六。"
"账上少的货。"我把算盘推过去，"你自己打。"
她的抹布掉在地上。
我把账本翻开，翻到第一页。
"二月十八，你堂哥来买白糖三斤，你说记我账上，没记。二块三毛四。"
"三月二十一，你给刘家婶子拿了两条大前门，说回头给钱，没回头。九块。"
"四月初五，你表哥拿走二斤六两红糖，说给他媳妇坐月子。一块六毛九。"
"四月十二，你同学来买毛线，一斤二两，说下次一起算。五块零四。"
"五月初三，你舅舅拿了两双胶鞋，说穿了下地，年底给。十二块六。"
"五月二十，你把自己的暖水瓶拿了两个，说家里那个坏了。七块。"
"六月初八，你给公社广播站的小周十五对电池，说算是赞助。二块四。"
"六月十五，你从库房拿了一箱火柴，给了你家隔壁小卖部。一百零三包，二块零六。"
"还有煤油半桶，三块四。肥皂二块，四毛四。"
我把账本合上。
"这十一笔，你没记一笔。货是真的出了门。"
陈婉的脸白得像百货大楼的墙。
"他们都是亲戚。"她说，"亲戚拿点东西，回头会给的。"
"你堂哥说什么时候给。"
"他说……下个月。"
"二月十八到今天，四个月。"我说，"下个月是第五个月。"
"刘家婶子说过年给。"
"过年还有八个月。八个月以后，这两条烟是哪天拿的，你还记得？"
"我记得。"
"你记在本子上没有。"
"我记在心里。"
"心里记的账，不是账。"我说，"账要写在纸上。写在纸上，才有人认。"
陈婉的手攥着柜台边。
"你这是逼我。"
"我不逼你。"我说，"我把账摊在这儿，是让你自己看。你今天要是能说出这十一笔里任何一笔的准确日子，这笔我就不算你的。"
她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柜台外头来买盐的老太太插了一句："姑娘，这话在理。我在队里赊了二斤盐，都拿粉笔写在墙上，写一天，擦一天。"
赵会计在旁边点头："门面上的账，一笔一笔都得有纸。"
"你还得清。"我说，"可你还完之后，得记住一件事。"
"什么事。"
"亲戚不是你账本的挡箭牌。"我说，"你要给，就自己掏钱给。拿柜台上的货做人情，人情是你的，亏是社里的。"
"三个月了，一分没给。"我接着说，"给了，账上就有。账上没有，就是没给。"
"我赔。"她说，声音抖，"我赔就是了。"
"你拿什么赔。你一个月工资都没有。"
柜台外头站着三个人。一个是来买盐的，一个是赵会计，还有一个是王主任，手里拎着个公文包，不知道站了多久。
赵会计走进来，把算盘从我手底下拿走，抱在怀里。
"账不怕算。"他说。
"怕的是没人敢念。"我说。
王主任把公文包放在柜台上。
"陈婉。"他说，"你明天回城。"
"王主任——"
"你妈那边，我去说。"他说，"这不是我的意思，是账的意思。"
陈婉蹲下去捡抹布，捡了两次才捡起来。她站起来的时候眼睛红了，可没哭。
"我从小就这样。"她说，"我拿东西给亲戚，从来不记账。"
"从今天起，学。"我说。
那八十七块六，我没让她一次赔。
我让她写了欠条，分六个月，每月十四块六，从她爸的工资里扣。欠条压在赵会计那儿。
她走的那天，坐的还是那辆手扶拖拉机。车斗里放着一个网兜，网兜里是她的搪瓷缸和两本书。
何秀兰跟着车来的。她站在车斗边上，手扶着车帮。
"曦啊。"
"嗯。"
"你把她撵走了。"
"账把她撵走的。"
何秀兰低下头。拖拉机的车斗是铁皮的，锈了一块。
"她在家哭了半宿。"她说，"她说她不是偷。"
"我知道她不是偷。"我说，"她是觉得，亲戚拿点东西不算事。这个念头，比偷还厉害。偷的人知道自己在偷，她不知道。"
何秀兰抬起头，眼睛里有水。
"你就不能替她说句话。"
"我替她说了。"我说，"我没报案。"
何秀兰愣住。
"八十七块六，够报案的数了。"我说，"报了案，她这辈子就完了。我让她写欠条，是给她留了条路。"
拖拉机发动了，突突突。陈婉在车斗里坐着，头发被风吹得贴在脸上。她没看我。
何秀兰要上车，又停下。她从布袋里掏出一个纸包，塞给我。
"红糖。"她说，"你外婆说你爱喝糖水。"
纸包是热的。
"妈。"我说。
她站着没动。
"西屋还空着。"她说。
"我知道。"
"你什么时候回来住。"
"等我自己盖了房。"我说，"我盖好了，请你来住。"
2 橘子变罐头
一九八五年开春，供销社后院来了三车橘子。
车是县果品公司调来的，从南边装车，走了六天。麻袋码在院里，堆得比人高。麻袋一揭，一股甜味冲出来，甜里头带着酒味。
赵会计蹲在麻袋边上，把手插进去，掏出一把。
橘子皮上起了黑斑。他掰开一个，里头的瓤已经软了，汁水淌到手指上。
"烂了多少。"我问。
"三成。"他说，"好的那七成，也放不了几天。"
"这批多少钱。"
"一千二百块。"他把手上的汁在裤子上擦了擦，"县公司摊下来的，不要不行。卖不出去，这一千二就压在库里。"
王主任来的时候，脸比橘子皮还沉。
"县公司说，这是计划内的调拨，钱已经划走了。"他站在院里，脚边一摊烂橘子，"陈曦，你包的门面，这批货也算你的。"
"算我的可以。"我说，"那我问你一句，橘子烂在库里，和橘子变成罐头，你要哪个。"
"罐头？"
"糖水橘子罐头。"我说，"一瓶罐头，果子能放两年。烂在这儿，两天。"
王主任看着我，眼睛眯起来。
"你会做罐头？"
"不会。"我说，"可我会熬糖水。"
试制是在旧拖拉机站做的。
那地方在公社西头，三间砖房，屋顶漏，墙上还留着"农业学大寨"的红字。拖拉机早分到户了，房子空了两年，地上有油污，角落里有一台锈掉的柴油机。
我租下来，一年一百二十块。
第一锅，我按外婆的法子熬糖水。糖三斤，水十斤，烧开，撇沫。橘子剥皮，一瓣一瓣掰开，撕掉筋，装进玻璃瓶，灌糖水，上盖，进蒸笼。
蒸了一个钟头。出锅，我把瓶子摆到窗台上晾。
晾到半夜，我听见"啪"的一声。
瓶子炸了。糖水淌了一窗台，橘瓣散在灰里。
外婆蹲下去，捡起一块玻璃。
"瓶不行。"她说，"这是装酱油的瓶，玻璃薄。"
第二天，我去县城玻璃厂。厂子在县城北关，烟囱冒着黑烟。厂长姓孙，四十来岁，戴一副眼镜，镜片厚。
"罐头瓶。"我说，"五百毫升，耐热。"
"要多少。"
"先要五千个。"
"五分钱一个。"
"八分？"
"我说五分。"他把眼镜往上推，"你要五千个，五分。可你得先说清楚，你拿什么装。"
"糖水橘子。"
"你会封盖？"
"不会。"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个铁家伙，手摇的，摇把上包着胶布。
"封罐机。"他说，"三百二十块。手摇的，一天封八百瓶。"
"太贵。"
"贵？"他笑了，"你上沈阳买新的，六百。"
"我租。"
"租？"
"一个月三十。我租三个月。好用，我买。"
孙厂长把封罐机从抽屉里拿出来，放在桌上，摇了一下，齿轮咬住，"咔"的一声。
"你这丫头，做买卖的。"他说，"押金一百。"
第二锅，换了瓶子。糖水熬到八成，橘子瓣先用开水烫过，去酸。装瓶的时候留一指空，盖子拧紧，进蒸笼，火要匀。
外婆守在灶前，一手添柴，一手看钟。
"火大了，糖变黑。"她说，"火小了，封不住。"
"多长时间。"
"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后出锅。这回没炸。我拿了一瓶，放在凉水里镇着，镇到温，起开盖子。
一股甜味冲出来，橘瓣黄澄澄的，糖水清亮。
外婆拿勺子舀了一瓣，放进嘴里。她嚼得很慢。
"酸。"她说。
"酸？"
"糖水甜，果子酸。"她把勺子放下，"外头皮甜，里头没泡透。"
第三锅，糖水里加了半斤盐。橘子瓣先用盐水泡一刻钟，再烫，再装瓶。糖水熬得浓一点，一斤糖配八斤水。
出锅，镇凉，起盖。
外婆吃了一瓣，又吃了一瓣。
"成了。"她说。
"甜不甜。"
"甜。"她说，"酸还在，可不刺口。"
我拿一瓶去供销社，赵会计起开盖子，吃了一瓣。
"这个，能卖。"他说，"多少钱一瓶。"
"出厂七毛八。门面上卖一块零五。"
"成本呢。"
"我算给你听。橘子一斤八分，一瓶用六两，五分。白糖二两，一毛五分六。瓶子五分，盖子一分。人工四分，柴三分，损耗三分。合四毛七分六。"
"卖一块零五，门面赚两毛七。"
"出厂七毛八，我赚三毛。"
赵会计把瓶子转了一圈，看瓶盖上的封口。
"这盖，封得住？"
"蒸了四十分钟，里头有气，盖子往外顶，顶得住就封住了。"
"顶不住呢。"
"顶不住就炸。炸了，我赔。"
贷款是在信用社办的。
信用社在公社街口，一间屋子，一张桌子，一个姓吴的主任。四十多岁，瘦，抽烟抽得手指头黄。
我把合同、账本、玻璃厂的报价单，一样一样摆在桌上。
"贷多少。"
"五千。"
吴主任把烟按在烟灰缸里。
"五千。"他重复了一遍，像这数字烫嘴，"你拿什么押。"
"承包合同。三年，还有两年。"
"合同不是东西。"他说，"押不了。"
"我还有一台封罐机，五百个瓶子，三间厂房。"
"加起来不值八百。"
"我还有账。"我把账本推过去，"去年门面销售一万四千六，毛利一千七百五。分成我拿了三百八十六。今年一季度，销售四千二。"
吴主任翻开账本，看了两页。
"这账是谁记的。"
"我记的。每天一笔，月终结一次。"
"字丑。"
"字丑账清。"
他把账本合上，往我这边推。
"陈曦，我跟你说实话。"他说，"五千块，我放不出去。你没有担保。个体户贷款，最多三百。"
"我不是个体户。"我说，"我挂公社的集体企业。厂名叫公社果品加工厂，公社出房子，我出人，利润分成。"
"公社盖章了吗。"
"没有。"
"那你就是个摆摊的。"
我把手放在桌上。
"吴主任，你一年放出去多少贷款。"
"问这个干什么。"
"你放给谁，谁还得上，你心里有没有数。"
他把烟盒摸出来，抖了一根，没点。
"你继续说。"
"公社东边六个村，一千二百户。去年秋后，家家有余粮，可手里没钱。钱在哪？在供销社收的果子款里，在粮站收的粮款里。这些钱，一年只转两回。你放出去的贷款，收得回来的，是那些有固定进项的人。"
"你想说什么。"
"我想说，我这五千块，不是拿去花，是拿去买瓶子、买糖、发工资。瓶子在，糖在，工人的工钱在账上。三个月后，货发出去，钱回来。回不来，我还有厂房、机器、瓶子。"
吴主任把烟点着了。
"你要多少时间。"
"一年。"
"利息一分二。"
"太高。"
"这是国家定的。"
"那我要三年期的，利息按年结。"
他把烟吸了一口，烟从鼻子里出来。
"你这丫头，跟我讲价。"
"我不讲价，我算账。"
他笑了，笑的时候牙也是黄的。
"行。五千，一年期，利息一分二。担保人，你得找两个。"
我找了两个。一个是王主任，一个是赵会计。
王主任签字的时候，笔在纸上顿了一下。
"陈曦。"他说，"这字我签了，你要是还不上，我这主任就当到头了。"
"还不上，我把厂子给你。"
"厂子不值钱。"
"厂子不值钱，可厂子的货值钱。"我说，"货发出去，钱就回来。"
赵会计签字的时候没说话。签完，他把钢笔帽盖上，拧了两圈。
"我这一辈子，签过三次担保。"他说，"前两次，都赔了。"
"这次不赔。"
"你凭什么。"
"凭我算过三遍。"
厂房收拾出来，是四月。
墙刷了白灰，屋顶补了油毡，地上铺了砖。三口大铁锅砌在墙边，蒸笼摞到人高。窗台下摆一溜木架，瓶子倒扣着晾。
工人招了二十二个，都是公社东边村里的妇女。一天八毛钱，管一顿饭。
外婆管熬糖。她不识字，可糖一进锅，她用勺子一舀，看糖水往下淌的粗细，就知道浓度够不够。
周小梅管库。她拿个小本，进多少糖，出多少瓶，一笔一笔记。她记账记得比陈婉认真，字歪，可一笔不落。
第一批正式货，做了五千瓶。
从剥橘子到封盖，二十二个人，做了十一天。手上全是橘子的汁，指甲缝黄的，洗不掉。
封盖那天，孙厂长来看。他摇了两下封罐机，看封口，点头。
"封得住。"他说，"你这火候，比我厂里那些老师傅稳。"
"我外婆掌的火。"
他看了一眼蹲在灶前的外婆，外婆没抬头。
货码在厂房里，五百箱，一箱十瓶，用稻草隔开。箱子上印着红字：公社果品加工厂，糖水橘子。
王主任来看货，绕着箱子走了两圈。
"这货，往哪走。"
"供销社系统。"我说，"县社给我开了调拨单，发邻省，两个地区，八个县。"
"卖多少钱一箱。"
"七块八。"
"运费呢。"
"一箱到站，四毛。"
"到了那边，人家认不认？"
"认不认，得看货。"我说，"货好，认。货不好，退回来，运费我出。"
王主任把手放在箱子上，拍了拍。
"陈曦。"他说，"县社那边，我把话给你带到了。这五百箱，是公社果品加工厂的头一批货。发出去，公社今年的购销指标，能添一笔。"
"添多少。"
"三千九。"
"那你还差多少。"
"差两千一。"他说，"所以你这货，不能出岔子。"
"出不了。"
货是五月十二号拉到货场的。
公社的手扶拖拉机跑三趟，把五百箱拉到火车站货场。货场在县城东边，铁轨边上堆着煤，风一吹，黑灰满天。
我拿着调拨单去货运室。
货运室里坐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姓刘，穿着铁路的蓝制服，袖口有油。
他把调拨单拿过去，看了两遍，又看我的介绍信。
"计划外的货。"他说。
"调拨单上有县社的章。"
"章是县社的，车皮是铁路的。"他把单子推回来，"这个月的计划，上个月就报完了。你这五百箱，得等下个月。"
"下个月几号。"
"不好说。"他低下头去写东西，"计划外的，排在计划后头。"
我站着没走。
"同志。"我说，"这货是罐头，糖水的。放一个月，瓶子里的糖水会渗，盖子会鼓。"
"那你就别发。"
"我发不了，货就烂在这儿。"
他抬起头看我一眼。
"你跟我说没用。车皮不是我调的。"
我在货运室门口站了半个钟头，然后问了一句："站长在哪儿。"
"后院。"姓刘的头也没抬，"你找站长也没用。"
站长姓马，五十来岁，脸黑，手上有一层洗不掉的机油。他办公室里挂着一张列车时刻表，表上用铅笔画了圈。
我进门的时候，他正在打电话，一只手捂着话筒，另一只手在纸上记车次。
"……三十吨，今天下午三点到，你那边卸得下来吗。卸不下来我压一天，压一天罚款。"
他挂了电话，抬头看我。
"你是哪个单位的。"
"公社果品加工厂。"
"厂子？"他把眼镜摘下来擦，"公社什么时候有果品厂。"
"今年四月。"
"新办的。"他把眼镜戴回去，"新办的厂，发货得有卫生检验报告。"
"我有营业执照，有调拨单。"
"我要的是检验报告。"他说，"罐头是吃的东西。吃的东西出了事，不是罚钱，是要命。"
"报告怎么开。"
"县防疫站。抽样，检验，出报告。快的话三天。"
"三天我的货就到期了。"
"那你就早三天来。"
我把手里的调拨单放在他桌上。
"马站长，我这批货，是供销社系统调拨的，发临河地区八个县。合同上写着六月十号前到站。今天五月十二。"
"合同是你跟人家签的，不是我签的。"
"可车皮是你的。"
他把调拨单推回来，跟姓刘的一个动作。
"计划外。"他说，"这个月分局给我的计划，二十八节。全县的粮、煤、化肥、生猪，都在这二十八节里。你五百箱罐头，占不到半节。我要是把这半节给你，粮站那三节就得往后排。"
"我不要整节。"我说，"半节就够。拼装。"
他手停了。
"拼装？"
"你这二十八节里，有没有往北放空的？"我说，"临河在北边，你这儿往北的车，去的时候装煤，回来是空的。空车回程，你也要给分局报。"
马站长看着我，看了有一会儿。他把椅子往后推，站起来，走到时刻表前。
"后天下午三点有一趟，往北。"他的手指在表上点了一下，"拉煤的。回来放空。"
"我搭空车。"
"空车不装货。"
"空车为什么不装货？"我说，"空车回去，车轮照样转，油照样烧，铁路照样算成本。你让我装半节，我付半节的钱，你多一笔运输收入。"
他转过身来。
"你这账，谁教你的。"
"我自己算的。"
"你会算账，可你不会算铁路。"他说，"空车回程，分局要回收，我不能自己作主。"
"那就往上报。"
"报得上去，批不下来。批要三天。"
"三天我等。"
马站长看了我一眼，回到桌边，拿起电话。
"总机，给我接分局调度所。……老周？我马长顺。有个事，我这儿有半节空车，往北的，能不能装一家社办厂的罐头。……手续？手续正在办，防疫站明天出报告。……不是倒卖，是供销社调拨。……你记一下，公社果品加工厂，糖水橘子，五百箱。"
他讲了三分钟，挂了电话，在纸上写了一行字。
"分局说，报告拿来，他们看。"
"明天。"
"后天下午三点车就走。"
"我上午拿来。"
"你上午拿不来，这车就空着回北。"
防疫站在县医院后头，一排平房，门口挂着白牌子。
我下午四点到，人家快下班了。
检验室里有两个人，一个在洗试管，一个趴在桌上写东西。写东西的那个姓郑，二十多岁，戴一副套袖。
"抽样检验。"他说，"填表，交费，五个工作日出报告。"
"五个工作日？"
"五个工作日。"他把表格推过来，"样品五瓶，每瓶贴标签，写批号、生产日期、配料。"
"能不能快一点。"
"快不了。细菌培养要四十八小时。"
我把表格填了，样品摆在桌上。五瓶罐头，玻璃上还带着厂里的灰。
郑检验员拿起一瓶，对着窗户看。
"这糖水，颜色不对。"他说，"太浑。"
"橘子瓣的筋没去净。"
"筋不去净，容易坏。"他把瓶子放下，"你们厂有消毒池吗。"
"有石灰池。"
"你们配方是什么。"他又问。
"橘子六两，糖二两，水补足。"
"糖度多少。"
"十八度。"
"怎么测的。"
"糖度计。"
"哪来的。"
"县果品公司借的。"
"准不准。"
"我用糖水试过。一斤糖八斤水，测出来十七。"
"十七和十八，差一度。"
"差一度，口感差一截。所以我把糖按十八度放。"
他把这句话记在本子上。
"工人呢，有健康证吗。"
"有。二十二个人，都去卫生院查过。"
"车间地面呢。"
"水泥的，一天冲两遍。"
他抬起头看我。
"你怎么答得这么快。"
"我背了三天。"我说，"我知道你要问什么。"
他把笔放下，笑了。
"行。样品我今晚就上机。四十八小时，后天上午出结果。可我先说清楚，要是菌落超标，报告我照实写。"
"照实写。"
"还有一条。"他说，"你们这厂，是新办的。罐头出厂，得在瓶盖上打批号。你这瓶盖上什么都没有，出了事查不到批。"
我站在那儿，手里捏着那瓶罐头。
"批号怎么打。"
"钢印，或者印油。一瓶一号，或者一批一号。"
"我今晚回去打。"
"五百箱，你打得完？"
"打得完。"
那天夜里，厂房里点了四盏汽灯。
二十二个工人，加上外婆、周小梅，还有孙厂长，都来了。孙厂长带了一盒钢字模，每个数字一个，一共十个，装在一个木盒里。
"打在瓶盖正中。"他说，"轻了不清楚，重了盖就漏。"
第一批打了两百瓶，我抽查十瓶，有三瓶钢印偏了。
"偏的挑出来。"我说，"重打。"
"重打会漏。"
"漏的当次品，自己吃。"
打到后半夜，工人手上全是机油和铁屑。周小梅拿湿布擦瓶盖，擦一遍，递给我，我打，打完摆到架子上。
天快亮的时候，五百箱打完。
我坐在厂房门口的石阶上，手上黑，指甲缝里全是铁屑。外婆端了一碗糖水出来，放在我手边。
"喝了。"
"嗯。"
"你爸来了。"她说。
我抬头。陈建国站在院门口，中山装的扣子扣得整整齐齐，手里拎着一个公文包。
"你怎么来了。"
"王主任打电话给我。"他走过来，站在我面前，"他说你货发不出去。"
"发得出去。"
"车皮的事，我知道了。"他把公文包打开，拿出一张纸，"公社给你出个证明。证明这个厂是公社的集体企业，产品是支农的，调拨是县社下的。"
我接过那张纸。纸上有公社的章，红印还没干透。
"这个章，谁盖的。"
"我盖的。"他说，"公章在我抽屉里。"
"王主任知道？"
"他让我盖的。"陈建国把公文包合上，"曦啊，这事要是成了，公社今年的指标就完了；要是不成，我这个章就是乱盖。"
"成不了，我担着。"
"你怎么担。"
"厂子赔进去。"我说，"我赔得起。"
他看着我，站了一会儿。
"你妈昨天问我，你什么时候回家。"他说，"我说，等她把货发出去。"
上午九点，防疫站的报告出来了。
郑检验员把报告递给我的时候，我看见他眼睛底下有两道黑。
"菌落合格。"他说，"糖度合格，密封合格。"
"谢谢。"
"别谢我。"他把套袖往下拉，"我昨晚守了一夜培养箱。要是超标，我不会给你改。"
"我知道。"
十点，我拿着报告、公社的证明、县社的调拨单，站在马站长办公桌前。
他一张一张看，看得很慢。看完，把报告放在最上面。
"分局调度所那边，我打过电话了。"他说，"他们同意拼装，条件是运费按整节算。"
"整节多少。"
"到临河，一百八十块。"
"半节也一百八？"
"半节也一百八。"他看着我，"你说过，你算账。"
我心里算：五百箱，七块八出厂，三千九。运费一百八，占百分之四。加装卸，二十。共两百。
"我付。"
"现金。"
"现金。"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单据，填了，撕下来，推给我。
"下午三点装车。两点半到货场，别迟到。"
两点半我到货场，拖拉机已经在等了。
装车的时候，天上有云，风从铁轨那边过来，带着煤味。五百箱，一箱一箱往车皮里搬。车皮是铁皮的，敞着口，底下垫了一层稻草。
马站长站在车皮边上，指挥吊车。姓刘的调度拿着本子点箱数。
"四百九十八，四百九十九，五百。齐了。"
"箱子摆得实不实。"马站长问。
"实的。底下垫了稻草。"
"稻草哪来的。"
"我们厂里的。橘子箱拆下来的。"
"上面压一层，别让箱子晃。"
"压什么。"
"找两块木板，横着压，铁丝捆住。"
"车站没有木板。"
"没有就去找。"马站长说，"晃一路，到站开箱，瓶子碎了，算谁的。"
"算我的。"我说。
"算你的。"他转过头，"到时候你赔的不是钱，是路。"
姓刘的去找木板。找了半个钟头，从煤场拖来两块旧枕木，锯成四截，横着压在箱子上头，铁丝拧了两圈。
箱门关上，铁丝拧紧。
三点整，车头挂上了。绿皮的车头，漆掉了一块，烟囱里冒出一股黑烟。
马站长在车皮上拍了三下。
"走了。"
车动了。铁轨响，先是慢，后是快。五百箱罐头，随着车皮往北去了。
我站在月台上，看着车尾变小。
风大，我把手插进兜里。
兜里有三毛钱，还有一张一分的票子。
月台尽头有个卖冰棍的老太太，推着一辆木头车，车上盖着棉被。棉被掀开，冰棍冒着白气。
"三分一根。"她说。
"来一根。"
她递给我一根，纸包着，纸上有水。
我剥开纸，咬了一口。冰，甜，牙被冰得一疼。
奶味很淡，糖精的甜味重。冰棍化得快，汁水顺着木棍流到手上。
我站在月台上，把这根三分钱的冰棍吃完，木棍扔进铁轨边的垃圾堆。
赵会计是后来才知道的。他跑到货场，喘着气。
"走了？"
"走了。"
"没扣？"
"没扣。"
他站在月台上，看着空荡荡的铁轨。
"运费多少。"
"一百八。"
"贵。"
"不贵。"我说，"五百箱压在货场一个月，箱子受潮，标签烂，退货，赔的是三千九。"
赵会计把手插进袖子里。
"陈曦。"
"嗯。"
"我签的那三十块钱，你还记得。"
"记得。三月就还。"
"我不是催你。"他说，"我是想说，那三十块钱，是我这辈子签得最值的一笔。"
十天后，临河来了电报。
电报是乡邮电所的人骑自行车送来的，一张纸，字打得稀，贴在硬纸板上。
"货到，八县分完，三日内售空。速发三百箱。价款已汇。"
我拿着电报站在厂门口，看了三遍。
周小梅凑过来："姐，什么叫价款已汇。"
"钱寄出来了。"
"寄到哪儿。"
"信用社。"
第三天，信用社的吴主任派了个小伙子来叫我。
他把一张汇款单放在桌上，手指按在金额那一栏。
"三千九。"
"到了。"
"六月四号到的。"他说，"我干了十一年，头一回见一个社办厂，货发出去十天就回款。"
"合同上写着，货到付款。"
"合同是合同。"他把汇款单推过来，"多少合同，货发出去，钱要追半年。"
我把汇款单拿起来。纸上有邮局的戳，有信用社的章。
"利息呢。"
"五千，一年期，月息一分二。"他翻出账本，"到明年三月，利息七百二十。"
"我先还一半。"
"先还本？"
"先还利息。"我说，"本钱还在周转。利息先结，账就清楚。"
吴主任抬头看我。
"你这人，跟钱有仇？"
"没仇。"我说，"欠着利息，我心里总有一笔账没落地。落了地，我才敢借下一笔。"
他把笔递给我。
"你要借下一笔？"
"要。"
"多少。"
"两万。"
他把笔收回去，笑了一声。
"你先把这个厂做满一年。"
"做满了。"
"做满了再说两万。"
那天回家，外婆正在灶前烧火。我把汇款单给她看。
她拿着纸，翻过来，翻过去。她不识字，只看上头的红章。
"这纸能换钱？"
"能。"
"换多少。"
"三千九。"
她把纸放在灶台上，用手按平，按了两下。
"三千九百块。"她说，"我攒一百一十块，攒了九年。"
"我知道。"
"你一年就挣这些。"
"这是一车货的钱，不是我挣的钱。"我说，"本钱要还，工人要发工钱，糖要买。"
外婆没听这些。她把汇款单折起来，折成一个小方块，塞进围裙兜里。
"我拿着。"她说，"我拿着踏实。"
王主任是最后一个知道的。他跑到厂里，站在车间门口，看工人往箱子里装瓶。
"三千九到账了？"
"到了。"
"公社今年的指标，添了三千九。"他说，"我干了二十六年，头一回在总结上写了一笔社办工业。"
"明年还能添。"
"添多少。"
"等你把厂里的地批下来。"我说，"我要盖一个新车间，砖墙的，能装两条线。"
王主任把手插进裤兜里。
"地的事，我去县里跑。"
"跑不下来呢。"
"跑不下来，我把办公室的桌子搬来给你当案板。"
3 砸假罐头风波
一九八六年秋天，集市上出了假罐头。
先是一个女人抱着孩子找到厂门口。孩子五岁，脸黄，眼下有两道青。她手里拎着半瓶罐头，瓶里剩的糖水发浑，橘瓣泡得发白。
"你们厂的货，把我孩子吃坏了。"她说，"上吐下泻，在卫生院挂了三天水。"
我接过那半瓶。瓶身没有钢印，瓶盖上的字模糊，一擦就掉。糖水闻着甜，甜得发苦。
"这瓶多少钱买的。"
"六毛。"她说，"集市上，一个姓侯的摊子。"
"我们厂的货，出厂七毛八，门面上卖一块零五。六毛买不到。"
"他说是厂里处理的次品。"
我把瓶子放在桌上。
"这瓶不是我们的。"
"怎么不是。"她指着瓶身上的纸标签，"这上头写着公社果品加工厂。"
标签是印的，字迹比我们的正。我们厂的标签是我手写的，字丑。
"标签是假的。"我说，"瓶子也是假的。这瓶子是装酱油的，玻璃薄，一蒸就裂。"
她抱着孩子，站在办公室门口，眼泪掉下来。
"那我孩子的医药费谁出。"
"我出。"
当天下午，我带着四个人去了集市。
姓侯的摊子摆在粮站东头，一张门板搭在两个桶上，门板上摆了三十多瓶。瓶子大小不一，标签一个样。旁边立一块纸牌，红字写着：公社果品厂糖水橘子，六毛一瓶，买五送一。
摊主三十多岁，脸上有横肉，穿一件旧军装，袖子挽到胳膊肘。
我走到摊前，拿起一瓶。
"这货哪来的。"
他看了我一眼："你谁。"
"公社果品加工厂的厂长。"
他把手里的钱往兜里一塞。
"批发来的。"
"从谁手里批的。"
"你们厂的业务员。"他说，"姓李，戴眼镜。"
我们厂没有姓李的业务员。全厂一百一十八个人，我个个认得。
我把手里的瓶子举起来，对着日头。糖水里浮着细渣，橘瓣的边缘发毛。
"开一瓶。"我说。
"开了你得买。"
"我买。"
他起开一瓶，递给我。我尝了一瓣，甜味冲上来，后面跟着一股涩。糖精的味道。
"这不是糖。"我说。
"是糖。"
"糖精一斤一块二，能兑二百瓶。白糖一斤七毛八，一瓶二两。"
围观的人多起来。赶集的、卖菜的、看热闹的，围了半圈。
"你凭什么说我的货是假的。"他把袖子往上撸。
"三样。"我说，"第一，瓶盖上没有钢印。我们厂的货，一瓶一个批号，钢印打在盖子正中，你摸摸。"
我把我们厂的真货拿出来，是一瓶我从厂里带的。瓶盖上有钢印，凹进去，指甲能抠住。
"第二，标签。我们厂的标签是手写的，字丑。你这标签是铅印的，比我们的还正。"
"第三，糖水。真货的糖水清，能看见瓶底。你这瓶，浑得像刷锅水。"
姓侯的脸涨起来。
"你说了不算。"
"我说了不算，秤说了算。"我把两瓶都放在他的秤上，"你这瓶，连瓶带水九两。我们厂的标准瓶，一斤整。你这瓶子是装酱油的，少了一两。"
人群里有人笑了一声。
我把钱掏出来，六毛，放在门板上。
"这瓶我买了。买的是假货，留的是证据。"
然后我把那三十多瓶，一瓶一瓶拿起来，对着门板的木棱磕。
瓶子碎在门板上，糖水淌下来，橘瓣滚到地上，被人踩烂。一瓶，两瓶，五瓶，十瓶。
姓侯的扑过来抓我的胳膊。
"你赔！"
"赔。"我说，"这三十四瓶，一瓶六毛，二十块四。我赔你。"
我把二十块四放在他手里。
"可你得跟我去一趟市场管理所。"
他攥着钱，退了两步。
"我不去。"
"不去，我报工商。"
市场管理所在集市西头，两间平房，一个姓孙的所长。他来了以后，先看瓶子碎片，再看标签，再看我的营业执照和防疫站的检验报告。
"侯德贵。"他问摊主，"你这货，进货单呢。"
"没有。"
"没有进货单，货是哪来的。"
姓侯的低着头，不说话。
"说。"
"从邻县调的。"他说，"人家给我送货，一箱四块八。"
"四块八。"孙所长把笔尖点在纸上，"正品的出厂价七毛八，一箱七块八。你四块八进货，一瓶六毛卖，你赚什么。"
"我赚一块二一箱。"
"你赚的是假货的钱。"
那三十四瓶砸了，还有一百多瓶在他在城里的库房。孙所长带人去，全扣了，拉到场院里，当着赶集的人，一瓶一瓶砸。
砸到最后，姓侯的蹲在地上，两只手抱着头。
我走过去，蹲在他旁边。
"你知道这瓶糖水，喝坏了几个孩子。"
他不说话。
"三个。"我说，"最小的一岁半。"
他的肩膀抖了一下。
"我不知道会吃坏人。"他说，"我看你们厂的货卖得好，我就……"
"你想赚钱。"
"想。"
"想赚钱没错。"我说，"可你贴我的标签，卖假货，钱进了你兜，烂账记在我头上。以后人家看见'公社果品加工厂'五个字，先想到的是拉肚子。"
他抬起头，脸上全是灰。
"我赔不起。"
"你赔得起。"我说，"你库房里还有一百多瓶，砸了。你在集市上摆摊的资格，市场管理所收三个月。"
孙所长在旁边记下来。
"还有一条。"我说，"你从谁手里进的货，说出来。"
"邻县一个姓胡的，在镇上开作坊。"
"写下来。"
他写了。字歪歪扭扭，写在一张烟盒纸上。
那件事以后，我去了县工商局。
工商局在县政府大院西边，一间办公室，一个姓何的股长。他听我讲完，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册子。
"商标注册。"他说，"你报个名。"
"什么名。"
"你自己起。两个字，好记，跟别人的不一样。"
我想了一会儿。
"小曦。"
"小曦？"他笑了，"这是你的名字。"
"我外婆叫我小曦。"
"行。"他在册子上写，"小曦，糖水罐头。报上去，三个月批。"
"批下来有什么用。"
"批下来，别人不能用这三个字。"他说，"他用了，你可以告他。"
"告了怎么样。"
"罚他，封他的货。"
我交了三十块钱，拿了收据。
回厂里，我让孙厂长在瓶盖上加了两个字：小曦。钢印改成两行，上头是批号，下头是小曦。
工人嫌麻烦，说一个字也是打，两个字也是打，可两个字难对齐。
"难对齐就慢慢打。"我说，"一个瓶子多花两秒，一年六十万个瓶子，多花三百三十三个钟头。"
"三百三十三个钟头值多少钱。"
"值一条命。"我说。
那年冬天，我把三个喝坏的孩子家的医药费都付了。一户八块四，一户十二块六，一户二十一块三。钱是我从自己分成里出的。
外婆问我："这钱不该你出。"
"该。"
"假货不是你做的。"
"招牌是我的。"我说，"人家认这五个字，才买的。字被人家用了，我就得认这个账。"
外婆把火钳放下。
"你外公活着的时候，卖过一回假红糖。"她说，"掺了白土，一斤多赚四分。卖了三天，第四天，村东头的老李媳妇坐月子，喝了，血崩。"
"后来呢。"
"后来你外公把剩下的糖全倒进粪坑，挑着担子，一家一家赔。赔了两年。"
她把火钳捡起来。
"赔完了，他还是我男人。"她说，"不赔，他就不是了。"
4 交接柜台
一九八七年三月，承包合同到期。
王主任把三张表摊在办公桌上。他现在的名头是乡企业办主任，办公室从公社大院搬到了乡政府东边，桌子还是那张桌子，桌角上磕掉一块漆。
"三年。"他说，"你交了一千九百六十四的利润，清完了四十七尺鸭蛋青，去年销售一万七千六百。"
"账上是这些。"
"县社给了你一个先进。"
"我知道。"
"续不续。"
"不续。"
王主任的手停在表上。
"你为什么不续。"他说，"柜台现在一年赚一千一，你自己能拿三百三。你厂里一年赚多少，我心里也有数。可柜台是你的老根。"
"老根要有人接着长。"我说，"我推荐周小梅。"
"周小梅？"他抬起头，"那个称盐手抖的丫头？"
"她现在不抖了。"
"她能包？"
"她在我这儿学了三年账。"我说，"进货、盘库、记流水，她一样一样都会。去年门面上丢了两瓶罐头，她自己查出来的，是她表弟拿的。"
王主任把笔在纸上点了两下。
"她拿什么交押金。"
"我借她。"
"你自己有押金退。"
"我退的三百，转手借她。"我说，"她分两年还我，不要利。"
王主任看着我，看了有一会儿。
"你这人，做买卖做得怪。"
"不怪。"我说，"柜台三百块的押金，当年是别人借给我的。外婆一百一，孙老头三十，赵会计三十，卖冻梨的老太太二十，卖针线的女人十三块五。这钱，我一家一家还了两年。"
"还完了？"
"还完了。连利都还了。孙老头不要利，我给他买了一头小猪崽。"
王主任笑了一声，把表推过来。
"签字。"
交接那天，赵会计把柜台底下的算盘拿出来。
红木框，缺了一角，珠子被磨得发亮。他把算盘放在柜台上，用袖子擦了一遍。
"这算盘跟我三十二年。"他说，"我退的时候，社里让我带回去，说这是我自己买的。"
周小梅站在柜台后头，两只手垂着。
"赵会计。"
"拿着。"他把算盘推过去，"算盘不怕旧，怕的是打错了不认。"
周小梅接过算盘，抱在怀里。
老周站在门口，手里拎着一个布包。他在门面上站了十四年，去年退了，在家种菜。
"陈曦。"他喊了一声。
"嗯。"
"我站了十四年柜台。"他说，"我不知道盐该放门口。"
他这句话说得慢，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
"现在知道了。"我说。
"知道了。"他把布包递过来，"这是我家自留地里的葱，你拿回去给你外婆。"
我接了。
5 旧怨招新工
一九八八年三月，厂里换了第三台封罐机。
这台是电动的，脚踏开关，一踩下去，齿轮咬住，盖子"咔"一声压下去。一天能封三千瓶，比手摇的四个工人还快。
车间扩到六间，原来的柴油机拆了卖废铁，墙上的红字刷掉了，改成四个白字：质量第一。
公社八四年改成了乡，可厂名、执照、招牌都没改，人们嘴上还叫公社。县里来人对账，问"公社果品加工厂"是哪个乡的，我说就是我们乡的，他们就写下"乡办集体企业"。
厂里现在一百一十八个人。三条线，一年六十万瓶。产值四十七万。
账是赵会计管的。他六十了，退休返聘，一个月拿四十五块。他说他这辈子最后一本账，记在我这儿。
那天上午，县里来人挂了一块牌子：县劳动模范。牌子是木头的，红漆字，挂在办公室门口。
来的人走了以后，赵会计站在牌子底下看。
"你今年多大。"他问。
"二十三。"
"二十三。"他说，"我二十三的时候，在供销社挑粪。"
我笑了一声。
"你不信？"
"信。"
上午十点，厂门口来了个女人。
四十来岁，短头发，穿一件洗得发灰的蓝布外套，手里拎着一个网兜，网兜里两个馒头。
她在门口站了很久，才问门房："你们这儿招人不。"
门房老赵把她领进来。我正在车间看瓶子，听见脚步声，回头。
她的脸我认得。
百货大楼布柜后头，吐瓜子壳的那个。
她也认出了我。手里的网兜往下坠了一下。
"你……"
"吴同志。"我说，"一九八三年冬天，百货大楼，军绿色棉袄，一丈二尺布票。"
她的脸红了，红到耳朵根。
"你还记得。"
"记得。"
"我……"她把网兜换到另一只手上，"我下岗了。百货大楼承包了，布柜砍了一半人。"
"你会什么。"
"我卖了十九年布。"
"会称盐吗。"
她愣了一下。
"会。秤我都会。"
"那就从称盐学起。"我说。
"你这厂多少人。"她问。
"一百一十八。"
"女人多少。"
"九十六个。"
"管账的是谁。"
"赵会计。"
"他多大。"
"六十。"
"六十还干。"
"他说这是最后一本账。"
"账上一个月走多少瓶。"
"五万。"
"五万瓶，一个女人一天贴多少标签。"
"六百。"
"手不停？"
"手不停。"
"成品库缺个贴标签的。"我说，"一天一块二，管一顿饭。干得好，三个月转长期。"
她把网兜放在地上，两只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我干。"
"明天来。"
赵会计从账房出来，站在门口。
"招她？"
"招。"
"她当年在百货大楼，一句话就把你撵出去了。"
"她没撵我。是我自己走的。"
"那话难听。"
"难听的话我听过一百句。这一句我记得，因为她说得对。"
"你心宽。"
"不宽。"我说，"我算过账。她卖了十九年布，认货、认人、认价。这样的人，一个月三十一块二，值。"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陈厂长。"
"嗯。"
"那天那双皮鞋，是三十六码的。"她说，"我当时就想，这丫头的脚，穿不进去。"
6 签单认亲归
陈婉是四月来的，约在县城百货大楼。
她约我在二楼楼梯口，那儿有个卖冰棍的柜台，一张小桌，两把椅子，桌上摆着一瓶假花。
她比四年前瘦了，头发烫过，卷在耳朵边上。穿一件米色风衣，脚上是半高跟的黑皮鞋。
"姐。"她站起来。
"坐。"
她给我倒了一杯水，从暖瓶里倒的，水汽冒上来。
"我现在在百货大楼纺织组。"她说，"站了三年柜台，去年当了组长。"
"听说了。"
"你听谁说的。"
"我妈。"
陈婉的手停了一下，把杯子推到我面前。
"姐，我今天找你，是谈买卖。"
"谈。"
"我要做你的经销。"她说，"全县二十四个供销点，我认得二十三个点的人。百货大楼、县城四个门市、乡下的集散点，我都能铺货。"
"你要什么。"
"全县独家。首批铺货五百箱，账期一个月。"
我把杯子放下。
"三条。"
"你说。"
"第一，现款。铺货可以，货到你家仓库，你付钱。卖不掉，你自己吃。"
"五百箱，三千九，我拿不出来。"
"拿得出来多少。"
"两百箱。"
"两百箱现款，可以。剩下的三百箱，你卖完再来拿。"
"第二呢。"
"第二，不独家。你可以铺全县，别人也可以。谁卖得多，年底我返点。返两个点。"
"两个点太少。"
"三个点。可你要签销量。一年三千箱，完不成，返点取消。"
"签几年。"
"一年。"
"一年太短。我铺二十三个点，头半年是赔的。"
"赔的是你的路，不是我的货。"
"你就不怕我把你的货卖烂了。"
"卖烂了我换人。全县不止你一个会卖货。"
"你说话真硬。"
"我说话一直这样。"
"我从小就这样。"陈婉说。
"我知道。"我说，"这回你知道我这样了。"
陈婉的手指在桌上敲了两下。这个动作她四年前在供销社柜台上做过。
"第三呢。"
"第三，货出了厂，坏了、鼓盖、漏水，你拍照回来，我换。可你不能拿我的货，去压别人的价。"
"我不压价。"
"你压过。"我说，"八四年你在供销社，把的确良按八毛一尺卖给同学。"
她的手指停了。
"姐。"她说，"那八十七块六，我还清了。"
她从包里拿出一张纸，纸边磨圆了，折了四折。
我打开。是当年那张欠条，底下盖着赵会计的章，写着"收清"。
"我留了四年。"她说，"每年还十四块六，还到八五年三月。最后一笔是我自己去供销社交的，赵会计数了三遍。"
我把那张纸折回去，还给她。
"你留着。"
"我留着干什么。"
"留着提醒自己。"我说，"你当年不是偷，你是不知道账是要还的。"
陈婉低下头。楼梯口的风把她额前的卷发吹起来一绺。
"姐，我从小就这样。"她说，"我妈什么都替我办，我从来不知道一分钱要算到分。"
"现在知道了。"
"知道了。"她抬起头，"所以我要做买卖。我不想再站在柜台后头，等人来买。"
我从包里拿出合同，两张，一式两份。
"签吧。"
她拿起笔，笔尖在纸上停住。
"姐。"
"嗯。"
"你恨不恨我。"
"不恨。"我说，"我要是恨你，我就不会让你签这个合同。我让你签，是因为你会卖货。你会说话，会认人，会哄人。这些我不会。"
她的眼睛红了。
"我给你带了双鞋。"她从椅子底下拿出一个纸盒，"三十九码。新的。"
盒盖掀开，黑皮鞋，鞋面亮。
"三十二块。"她说，"百货大楼进的货，我拿的内部价。"
我把鞋拿出来，看了看鞋底。
"这双我收。"
她笑了。
"因为是新的。"我说，"不是让的。"
五月，我回村盖房。
老屋后头那块空地，我买下来了，八百块。五间红砖瓦房，玻璃窗，水泥地，屋檐下砌了一溜排水沟。
上梁那天，村里来了六十多个人。放了两挂鞭炮，红纸屑落在枣树上。
外婆站在院子里，看着那五间房，看了很久。
晚上人都走了，她还站着。
"进去看看。"我说。
"不去。"
"为什么。"
"新房没灶。"
第二天，我让瓦匠在新房东墙砌了一个灶。跟老屋那个一模一样，灶膛的高度，锅台的大小，烟囱的弯度。
砌完，我点火试了一下。火苗从锅底舔上来，烟顺着烟囱走了。
外婆蹲在灶前，伸手摸了摸灶台。
"这个灶，烧得顺。"她说。
"搬吧。"
她搬了。搬的时候只带了三样东西：一口锅，一把火钳，一个瓦罐。
瓦罐里是她这些年攒的钱，包在一块蓝布里。布上的补丁更多了。
"这钱你还留着。"我说。
"留着。"她说，"人死了往土里一躺，谁看得见棺材。"
"你还要买棺材？"
"不买了。"她把瓦罐塞到新灶的灶膛旁边，"这灶好，我死在这屋里，也值。"
六月，何秀兰来了。
她坐长途汽车到乡里，再从乡里搭一辆三轮车到村口。三轮车进不来，她自己走了一里地。
她拎着一个帆布包，包上印着"上海"两个字。
进门的时候，她在门槛上站住，先看院子，再看房。
"这房，你盖的。"
"我盖的。"
"花了多少。"
"三千八。"
"三千八。"她重复了一遍，进了门。
她那三天，住在东屋。
第一天，她什么都不会。择豆角，把豆角掐断了两根，手指被划了一道口子。她把手藏到背后，可我看见了。
"用指甲掐。"外婆说，"别用指头肚。"
何秀兰试了两根，掐对了。
第二天，她跟着外婆熬糖。外婆让她看火，她坐在灶前，一坐两个钟头，脸上烤得发红。
"糖化的时候，别搅。"外婆说。
"为什么。"
"搅了起沫，沫撇不净，糖水就浑。"
何秀兰拿着勺子的手停在半空，又收回去。
那天下午，糖水熬好了。她端了一碗，坐在院子里的枣树底下喝。
"甜。"她说。
"红糖熬的。"我说。
"你外婆这手艺，比县里食堂的强。"
"她熬了四十年。"
第二天夜里，我在灶前烧火，何秀兰坐在灶边的矮凳上。
柴塞进灶膛，火苗响。
"曦啊。"她说。
"嗯。"
"你想不想知道，当年为什么把你送走。"
我把柴往里推了推。
"想。"
她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绞在一起。
"那年你爸要提干。"她说，"从公社的干事提到副主任。名单报上去，人家翻档案，翻出家里两个孩子。"
"我是第二个。"
"第二个。"她说，"那时候有规定，干部生二胎，一律不提，还要处分。你爸那年三十二。他跟我说，再等两年，等这事过去了，就把你接回来。"
"两年过了，又两年。"
"又两年。"她低下头，"后来就一直过来。"
灶膛里的柴塌了一下，火星子往上跳。
"你为什么不早说。"
"早说，你更恨我。"她说，"我那时候想，孩子在外婆家，有饭吃，有人疼，比跟着我在城里挤一间半的房强。这念头我用了十八年，用到自己都信了。"
"你信了？"
"信一半。"她抬起手，看了看自己的手掌，"每回过年，我都想去接你。你爸说，人刚熟，别来回折腾。我就没去。"
"十八年，一次也没来。"
"一次也没来。"她说，"我怕是去一趟，你抱着我的腿不放，我走不了。"
我把火钳放下。
"我不会抱你的腿。"我说，"我从小就不哭给人看。"
她笑了一声，笑得很轻。
"我知道。你外婆写信说过。她说小曦摔断胳膊，一声没哭，自己走三里地去卫生所。"
"那些信你都收到了。"
"收到了。"她说，"锁在抽屉里，一年翻两回。"
"回过几封。"
"三封。"她说，"都是钱。头一回二十，第二回十五，第三回十块。你外婆说，钱都给你买了棉鞋和书包。"
"我记得。头一双棉鞋是七岁那年。"
"你记得清。"
"我记性好。"我说，"我还记得第三回那十块钱，外婆没动，埋在枣树底下。她说等我长大，给我买自行车。"
何秀兰的手抖了一下。
"自行车买了？"
"买了。二八大杠，八十三块。那十块钱也在里头。"
她低下头，肩膀开始抖。我听见她吸气的声音，很短，像被什么堵住。
我把一碗糖水推到她面前。
"喝了。"
"我不渴。"
"喝了。"我说，"夜里凉。"
她端起碗，喝了两口。
"甜。"她说。
"红糖熬的。"
"你外婆熬的？"
"我熬的。"我说，"她教了我七年。"
何秀兰把碗放下，两只手捧着碗边。
"曦啊。"她说，"我这辈子，什么也没做好。当妈没当好，当干部家属也没当好，就会怕人说话。"
"你现在还怕？"
"怕。"她说，"今儿在院里，邻村两个女人从门口过，看见我，低声说了句什么，我心里就一紧。"
"她们说你什么。"
"我没听清。"她说，"听清了也不会认。"
"那就别认。"我说，"她们说的是她们嘴里那个人，不是你。"
她抬起头看我。
"这话谁教你的。"
"没人教。"我说，"我在集市上站了七天，听人说了七年。"
第三天早上，她要走。
我送她到村口。村口有一棵老槐树，树下有一块石头，石头上坐过村里几代人。
"曦啊。"她把帆布包放在石头上，"我这三天，想明白一件事。"
"你说。"
"我这十八年，怕人说话。"她说，"你被送走那年，我怕人家说陈建国家里养不起孩子。后来你在乡下，我怕人家说我这个当妈的狠心。再后来你回城，我怕人家说你土。"
"你怕了十八年。"
"怕了十八年。"她说，"我怕的东西，一样也没挡住。人家照样说，你照样长大。"
风从田里过来，带着麦秸的味道。
"妈。"我说。
她看着我。
"我不跟你要一个家。"我说，"我十八岁那年就说过，我要自己盖一个。现在盖好了。"
她的眼睛湿了。
"这房，我不给你。"我说，"我给你留一间。你什么时候想来，就来。你不想来，我也不去求你。"
"你这是认我，还是不认我。"
"认。"我说，"可我不回那个家。"
她站在槐树底下，手扶着那块石头。
"为什么。"
"因为那个家有西屋，有煤炉，有你给我准备的二十块钱。"我说，"那些东西都好。可我在那儿，是个被接回来的人。我在这屋里，是我自己。"
何秀兰把手从石头上拿开。
"我明年过年，来你这儿过。"她说。
"来吧。"
"你外婆愿意？"
"她愿意。"我说，"她一个人熬了四十年糖，也想有人喝。"
何秀兰笑了。她笑起来的时候，眼角有很深的纹。
她拎着帆布包上了三轮车。车开出去十几米，她回头喊了一句什么，风大，我没听清。
7 雪夜团圆饭
那年冬天，下了一场大雪。
雪停的第二天，我在新房的院子里支起锅，熬了一锅糖水。
外婆坐在灶前烧火，火钳一下一下捅着灶膛。
枣树上落了雪，枝子压得低。
赵会计来了，骑一辆二八自行车，车后架上绑着一箱罐头，是他从厂里带的样品。
"陈厂长。"他把车支在院门口，"县里让报明年的数。"
"报多少。"
"六十万瓶。县里说，你能做八十万。"
"能做。"我说，"可橘子不够。"
"县社说，明年从南边多调两千担。"
"那就能做。"
赵会计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五间瓦房。
"这房，比你厂里的办公室气派。"
"办公室是公家的。这是我家。"
他笑了，从车上解下那箱罐头，放在门槛上。
"给你外婆的。"
"她不吃罐头。"我说，"她吃自己熬的。"
外婆从灶前抬起头，看了一眼那箱罐头，又低下去。
"放着吧。"她说，"过年给孩子们。"
雪地上有一行自行车印，从院门口一直延伸到村道上。
我把糖水盛出来，一碗一碗摆在窗台上晾。热气往上走，碰到冷空气，散成一片白。
何秀兰是腊月二十八来的。
她拎着两个包，一个装着她自己的衣服，一个装着一台新的暖水瓶。
进门，她把暖水瓶放在灶台边上。
"这个给你外婆。"她说，"双喜牌的，三块八。"
外婆看了一眼，没说话，把暖水瓶挪到灶台里头，靠着墙。
年三十那天，我们三个人在院里包饺子。外婆擀皮，何秀兰包，我烧火。
何秀兰包的饺子，边捏不紧，下锅就散。
"你这手法不行。"外婆说。
"我从小就这样。"何秀兰说。
说完她自己愣住了。
我把柴塞进灶膛，火苗立起来。
"妈。"我说。
"嗯。"
"饺子散了，也是饺子。"
外婆把擀面杖往桌上一放："这面醒得不够。"
"醒多久。"何秀兰问。
"一个钟头。"
"我不知道。"
"你不知道的多。"外婆把擀面杖推过去，"你自己擀。"
何秀兰拿起擀面杖，擀了两下，皮子中间薄，边上厚。
"这样不行。"
"你手劲不匀。"外婆说，"从中间往外，一下一下。"
何秀兰又擀了三张。第四张，圆了。
"行了。"外婆说。
"这也算行？"
"包得住馅，就算行。"
我往灶里添了一根柴："妈，你学这个干什么。"
"我明年还来。"何秀兰把头低下去，"不能光吃。"
外婆把面盆往她那边推了推："学会了，灶归你。"
"那你呢。"
"我烧火。"
"烧火我也会。"
"你不会。"外婆说，"你烧的火虚。"
何秀兰笑了，笑的时候眼角那几道纹往两边散开。
她把手上沾的面粉擦在围裙上，低下头，继续捏。
那天夜里，雪又下了。院子里那口新灶的火没灭，锅里的糖水一直温着。
我站在门槛上，看院子里的雪。
外婆在灶前坐着，何秀兰在东屋里铺床。
这屋是我盖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