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突遭传讯
那年冬天雪下得早，还没进腊月，山路就封了半截。我在堂屋里补一幅旧画，绢边脱了线，得拿镊子往回挑。窗纸糊得不严实，风从缝里钻进来，指尖冻得发木。
门没响，有人推门进来。打头的先伸进半个脑袋，在屋里看了一圈，才招呼后头的人进来。他们把雪踩了一地，也不拍。
年轻的那个捏着一张纸，弯腰放在我案上，压在我那块青石镇纸底下。
我戴上镜子，凑近了看。纸上三个字：王二麻子。
“哪儿来的。”我问。
“县里。”年轻人说，“跟我们走一趟。”
“什么事，说清楚。”
“到了你就知道了。”
我老伴从灶屋出来，围裙上还沾着面。
“这是怎么了。”她问那三个人，声音很轻。
“县里找他问点事。”年轻人答了一句。
“问什么事，他一个画画的。”
“说了你也不懂。”
她转过头看我。我说我添件衣裳，她说锅里还蒸着馍，让我吃了再走。
车是帆布篷的，走到半山腰轮子打滑。
“下去推。”年轻人说。
我也要下去，他摆手：“你坐着。”
推了半个钟头，车才出来。雪灌进我领子里，化了，顺着脊梁往下淌。
“冷不冷。”他上了车问我。
“不冷。”
“后头有壶，想喝自己倒。”
到了县里天已经黑透。他们没把我关进号子，领我进一间屋子。屋子当中一张桌子，桌上一个台灯，铁皮罩子，光只往桌面上打，墙上有字，被烟熏得发黄，我坐着，没抬头看。
我坐了不知多久，门开了，进来个人，手里抱着搪瓷缸子。他把缸子放下，坐到我对面，摘了眼镜擦，擦完重新戴上，才看我。
“老古。”
我认出来了，胡毓之。上海美专那几年他睡我上铺，夜里打呼噜，我拿纸团砸过他。
“老胡。”
他点点头，摸出一包烟，抽一根递过来。我摆手。他自己也没点，把烟夹在指头中间转。
“你在上海做什么营生。”
“学画。后来学装裱。”
“装裱。”他念了一遍，“给人家裱画，挣得着饭钱？”
“够吃。”
“你裱过谁的画。”
“谁的都裱。有钱人的，也有拿来抵债的。”
他点点头，把烟搁在桌沿上，搁得很正。
“你在上海那几年，认不认识一个叫王秉仁的。”
“不认识。”
“王秉仁，大洪山王财主家的老二，一脸麻子，外号王二麻子。”
我没说话。
“有人说，你给他送过一幅画。”
“送过。”
“你还陪他喝酒，喝到掌灯。”
“喝到掌灯。”
屋里静了。旁边记录的那个人，笔停在纸上，没往下走。
“老古，你知道他是什么人吧。”
“知道。”
“那你给他送画。”
“你们还说了什么。”老胡问。
“说了些闲话。”
“什么闲话。”
“他说他这条命是捡来的。”
老胡不说话了。
我把手从桌上收回来，放在膝盖上。膝盖是凉的，隔着棉裤都能觉出凉。
“那画不是送他的。”我说，“是给他的。”
二、 画师的任务
我是十九岁那年从大洪山上下来的人。爹把攒下的狼皮卖了，凑了一笔盘缠，把我送到山下的汽车站，只说了一句：学个手艺，别再回来打猎。
上海的弄堂窄，两人对面过都得侧身。我在一家画室学画，先生姓白，苏州人，规矩大，先叫我练了几个月线条，练到手腕不抖，才许碰颜色。白天学画，晚上在一家旧书铺的后屋替人抄书，抄一页换一顿饭钱。
书铺的老板姓陈，都叫他老陈，三十来岁，戴一副圆眼镜，镜片厚，眼睛显得小，手上一股墨味。铺子开在弄堂拐角，书卖不动，倒是常有穿长衫的人进后屋，坐一会儿就走。
我抄了几个月书，老陈才跟我说话。
“你家里还有人。”
“我爹在山上。”
“做什么的。”
“打猎。”
“打猎的家里出个画画的。”他把手里那本书合上。
先是叫我抄一份东西，抄完他拿去看了，把纸烧了。后来叫我送一封信，送到霞飞路一家照相馆，交给一个抱小孩的女人。第三次，他关了铺子的门板，叫我坐。
“大洪山，你熟吧。”
“熟。我爹还在山上。”
“你们那儿有个姓王的，王秉仁，王财主家的老二。”他说，“这个人原先是军统的，日本人一到，他就换了旗。上个月我们在虹口的一个点被人撬了，带路的就是他。”
我手里还捏着那支笔。
“他认得你们每一个人？”
“认得不全，也够呛。”老陈把眼镜往上推了推，“他见过我们的人，还知道几个住址。这样的人不能留着。”
“那你们去。”
“去了。”老陈说，“去了几回，没回来。”
屋里没有别人。后屋只有一盏灯，灯芯长了，光一跳一跳的。他把灯剪了剪，火苗稳了，才接着说。
“你是生面孔，又是那儿土生土长的人，路你熟，话你也听得懂。”
“我做什么。”
“我不要你动手。”老陈说，“我要这个人不再开口。”
我听懂了。不再开口，活人做不到，只有一条路。
“我杀不了人。”我说，“我只会画画。”
老陈看了我一会儿，笑了一下，笑得极轻，像怕惊着谁。
“你这双手。”他说，“比枪有用。”
“我不懂。”
“不用懂。”他把灯罩子往下压了压，“办完了就回来。别的不用想。”
“老陈。”
“嗯。”
“为什么是我。”
“生面孔，路熟，话通。”
“我说的是画画。”我说，“为什么挑一个画画的去。”
他把眼镜摘下来擦，擦得很慢。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那天夜里我没睡着。亭子间的屋顶斜，我躺在铺上，伸手就能摸到瓦。我想他那句话，想到天亮也没想明白：一双手会画画，怎么就能杀一个人。
过了些日子我上了火车。老陈送我车票，还有一句交代。
“办不成，就回来。”他说，“别把命丢在山里。”
“我不丢。”
“话别说满。”他拍拍我肩膀，“回来就好。什么也没干成，回来也好。”
三、 掏狼崽之计
火车到不了山里。县城下了车，再走一天山路，天黑透了才看见村口那棵老槐树。
爹在院里劈柴。他听见脚步，抬头看了我一眼，没说话，把斧子扎在木墩上，进屋给我盛饭。饭是红薯干掺米，灶上温着。我吃，他就坐在门槛上抽旱烟，烟锅子一明一暗，也不问我为什么回来。
等我吃完，他才开口。
“上海那边不要你了？”
“要。”我说，“我回来办一件事。”
“什么事。”
我把话说了。他一直看着院外那截塌了的土墙，一眼都没看我。
“非杀不可？”
“非杀不可。”我说，“他认得我们的人，一个一个往外递。递出去的人就没回来过。”
爹半天没说话。
“你要我做什么。”
“我要知道他家几道门，几条狗，几杆枪。”
“就这些。”
“就这些。”
“知道了又怎么样。”他说，“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我说，“所以不能硬来。”
爹抽完一锅，在鞋底上磕了磕烟灰，又装上一锅。
“明儿我去王家。”
“去做什么？”
“送皮子。”他说，“他家年年收，收了好几年了。”
第二天他背着一张狼皮下山。那张皮我认得，入冬前他从后山背回来的，剥得整整齐齐，盐过，晾在房梁底下，狼头还留着。出门前他把皮抖了抖，又拿块布把狼嘴擦了擦。
他去了半晌。回来的时候天擦黑，皮子不在了，手里拎着一包点心，是王家回的礼。他把点心放在桌上，谁也没动。
“怎么样。”
爹站在灶屋门口，把袖子往上卷。
“门房里坐着人，一老一小。进门得从那两双眼皮子底下走过去。”他说，“院里养着狗，前院拴着，见了我只哼两声。”
“后头呢。”
“后头没狗。”他说，“后墙根扫得干干净净，一根草都没有。扫那么干净，就是天天有人在墙根底下走。”
“墙头上。”
“压着碎瓷。”
我没再问。爹从灶台上拿了个冷馍，掰着吃，一边吃一边说，说得极平，像在说今年雪下得早。
“他屋里有个跟班的，腰里鼓着一块，是枪。吃饭的时候站在他右手边，眼都不错。”
“他屋里几时熄灯。”
“我走的时候还亮着。”爹说，“他睡得晚。”
“睡得晚，起得也晚。”
“你问这个做什么。”
“没什么。”
他把最后一口馍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渣。
“硬来，一命赔一命。”
那夜我坐在门槛上，坐到后半夜。院里的雪反着光，山上黑黢黢的，狼在叫，一声长一声短，隔着几道梁子传过来，听着不凶，倒像是有人在山上喊人。我不怕赔命，我从上海回来，就没打算全须全尾地回去。我怕的是赔了命，那个人还站着。
爹那屋的灯早灭了。后半夜，我听见门轴响了一下，很轻，接着是脚步，踩在雪上，一声一声，往山上去。我没起身，也没问。
天快亮的时候他回来了。门开一条缝，他侧身进来，背上一个麻袋，坠得很沉。
“爹。”
“睡吧。”
“你去了哪儿。”
“后山。”他把麻袋放在灶屋地上，蹲下去解绳。
麻袋动了一下。
四、 狼血秘谋
天还没大亮，灶屋里光线发灰。爹把麻袋口解开，伸手进去，提出来一个东西，搁在灶前的土上。
是只狼崽。灰扑扑的一团，还没长开，眼睛半睁着，腿还站不直，在土上蹭，鼻子一抽一抽地闻。
“后山。”爹说，“石洞，母狼出去打食了。”
“你咋知道洞在哪儿。”
“狼道我看了半辈子。”他说，“山上的路，人走的是人走的，狼走的是狼走的。它出洞、进洞，都走那一条。”
“你把人家崽掏回来了。”
“掏回来了。”他蹲下去，用指头拨了拨狼崽的耳朵。那小东西张嘴就咬，牙还没长齐，咬在指头上像含着一口温汤。“你不是要杀他吗。”
我没接话。
“狼这个东西。”爹说，“你打死它一只崽，它闻着你的脚迹能找你半年。它不认人，只认味。人在它眼里跟石头差不多，它就靠鼻子。”
“你见过。”
“见过。”他往灶膛里添了把柴，“我十七八那阵，打了只公狼，皮剥了卖钱。后来那母狼在咱家门外蹲了几夜，我不敢出门。它没进院子，就把我家的狗咬死在门槛上。”
“为啥咬狗。”
“狗跟我一个门里进出，身上沾着我的味。”爹说，“它认不出我，它认得出那个味。”
灶膛里的火起来了，屋里亮了一层。狼崽抖得厉害，爹把它塞进怀里，用衣襟裹住。我坐在小板凳上看着他，脑子里有个东西慢慢地转，像磨盘，转一圈，压一遍。
“爹。”
“嗯。”
“血也认？”
“血最认。”他说，“血味比尿味重，窜得远。人杀猪，狼在三里外就站住了。”
我起身，去碗柜里翻出粗瓷碗，还有一只小瓷瓶。瓶子是早先装药膏的，洗得干干净净，塞子还留着。
“做什么。”
“接血，接尿。”
爹看了我一会儿，没问为什么。他把狼崽从怀里掏出来，捏住后颈皮一提，那小东西腿一蹬，尿就下来了，细细一线，落在碗里。我把碗里的倒进瓷瓶，塞紧。
然后是血。他从腰上摸出一把小刀，在崽子后腿内侧划了一道，不深，血珠子一颗一颗往外冒，落在粗瓷碗里，颜色发暗。
接了小半碗。爹拿块布把伤口按住。
“够了。”我说。
“这崽子得放回去。”
“现在。”
“现在。”他把狼崽重新裹进衣襟，“不放回去，母狼一路能找到咱家门口。它找不着崽，就在这片山上转，见什么咬什么。”
“爹，这法子能成么。”
“不成，你也是死。”他说，“成了，他不死。你自己挑。”
“放回去了，它还认这个味。”
“认。”爹说，“狼记味，记一辈子。”
他出门前从灶膛里抓了把草灰，把手搓了又搓，又拿松枝熏了一遍，熏得满屋子松油味。我站在门口看他的背影往山上走，天光刚从东边的梁子上来，红了一线。
我回屋，把两样东西并排放在画案上：一只碗，一个瓶。
然后我弯腰，从柜子底下把那半刀宣纸抽了出来。
五、 血绘牡丹图
半刀宣纸是白先生给的。我走的时候他从画案底下抽出来，卷成一卷塞进包袱，说山里买不着好纸，别把功夫荒了。
我把纸铺开。血在碗里搁了一夜，凝住了。我拿温水化开，倒进墨海，再磨。墨一进去，颜色就成了赭的，稠得像化开的老红糖。
头一张画出来是黑的，干了以后更像黑，像纸上洇了一片陈年的血。
爹端着一碗水从灶屋出来，站我背后看了一眼。
“黑的。”
“嗯。”
“血干了就是这个色。”他把碗放下，“我杀狼，血溅在雪上，头一天红，第二天就成这个色了。”
“那怎么让它红。”
“我怎么知道。”他说，“你不是学画的吗。”
我没话说。他也不走，站在旁边看。我重调，少放血还是黑，把血只搁在瓣根，亮处用胭脂，出来一张，颜色不匀，像霜打过的。
爹看了一会儿：“这张像病的。”
我把纸揉了。
后来我想起白先生讲过一句话：颜色有颜色的脾气，你顺着它，它才给你脸。血在纸上是会变黑的，要让它留住，得找样东西把它托住。
我翻匣子，翻出小包朱砂。好朱砂难得，白先生给我的时候说，别乱用。
爹问：“这个管用？”
“试试。”
我拿小碟子调，调一笔，往废纸上点一下，等干。干了看，看了再调。灶上的柴添了几回，天从亮转到暗，又点起灯来。
“你画一张，比我一早上山还费工夫。”爹说。
“杀一个人，本来就费工夫。”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说话，蹲到灶前去拨火。过了一会儿他问：“这画怎么送进去。”
“我去求见。”
“凭什么见你。”他说，“一个学生，人家给你开门？”
“我给画。”
“人家什么画没有。”
“爹，你跟王家熟不熟。”
“熟什么。我给他家送皮子，年年一趟，门房里的人认得我。”
“那你听没听说他家挂画。”
爹想了想：“去年他家在县城买了一幅，挂在中堂，来人就说这画值钱。后来才知道是假的，也没摘，那么挂着。”
“他缺一幅真的。”
“缺。”爹说，“可他凭什么信你那幅是真的。”
“信不信不要紧。”我说，“我人进去了就行。”
第八张成了。
花瓣是暗红的，不是艳红，红里头沉着，看久了觉得那红不在纸上，在纸底下，从下面透上来。花心那点最浓，浓得发黑。整幅画不亮，可眼睛挪不开，像看着一盆烧过了头的炭。
我把笔搁下，退后两步看，看出来一点别的东西：这画不像花钱买的，像是自己长出来的。
爹进来的时候我正在卷画，他站在门口没往里走，鼻子动了动。
“这画有股子腥甜味。”
“闻得出来。”
“人闻不出来是什么味。”他说，“我跟狼打了半辈子交道，鼻子比人灵。要紧的是狼闻得见。”
“能留多久。”
“挂在屋里，散得慢。”他说，“你要的是那一夜，不是一辈子。”
我提笔落款，画角上写：逍遥生。
这个名是我在上海随手取的。那时候不敢写真名，怕连累家里，也怕往后有人顺着名字找上来。一边怕死，一边还想着往后能画画，就给自己留了个活口。
写完这三个字，手抖得厉害。
“这算什么名。”爹问。
“随手起的。”
“落款不跟自己的姓，将来怎么认。”
“认得出来。”我说，“我自己认得。”
我把画拿麻绳捆了，绳头打个死扣。那个死扣是给自己系的：送出去，就没有退回来的道理。
第二天我换了身干净的学生装，把画背在背上，下山。
六、 送画入虎穴
王家大院在半山一处坪上，青砖围墙，门口立着石桩。我在门口把领子理平，才上前敲门。
开门的是个五十来岁的，就是爹说的那个老的。
“做什么的。”
“山下古家的，在上海学画的学生。”我说，“画了一幅牡丹，特来请王老爷指教。”
“画呢。”
“在这儿。”
他伸手摸了摸画轴，缩回去，把我让进门房。
“等着。”
我在门房里等，那个小的抱着棍子坐在对面，眼皮都不抬。院里厨房那边有刀在案板上剁。
后来有人来叫我，领我进去。穿过一个院子，又过一道月洞门，才到书房。书房白天也点着灯。
王二麻子坐在太师椅上，穿一件藏青绸褂，手里捏一把小壶。他比我想的胖，一脸麻子。他不说话，先看我的鞋，再看我的手。
我把画卷摆在案上，解开麻绳。
“学生画得不好，请老爷指教。”
他不急，把壶放下，两只手在褂子上擦了擦，才去展。
展到一半，他的手停了。屋里静得能听见灯芯响。他把画全展出来，退后半步，歪着头看，看了很久，从口袋里摸出眼镜戴上，凑近了，用指头去碰花瓣，没碰着，停在半寸外。
“这红。”他说，“这红压得住。”
我没接话。
“上海的画家我见得多了。租界里什么画没挂过。”他直起腰，“他们画的牡丹艳，热闹，挂在中堂里图个吉利。你这个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你这个看着沉。”他说，“像从地里长出来的，不是画上去的。你师父是谁。”
“白先生。”
“白某人。”他哼了一声，“我知道他。租界里请他画像，他不肯，说手不给自己不认的人用。”
“是。”
“死心眼。”他笑，“不过他画得好。你这手，是他教出来的。”
他把画侧过来看款。
“逍遥生。”他念，“狂。我喜欢狂的。不像上海那些人，见了我一口一个老爷，叫得我耳朵疼。你叫什么。”
“古怀山。”
“古怀山。”他念了一遍，“配不上这画。”
他叫跟班的把画挂起来。跟班的说挂中堂，他摆手。
“挂我屋里。”他说，“床头。我夜里躺着看。”
那一刻我手指头发凉，凉到发麻。跟班的抱着画往里屋走，走到门口回过头。
“这画值钱么。”
“不值钱。”我说，“就图个吉利。”
“那你送我一份吉利。”他咧了下嘴，抱着画进去了。
我站在那儿，心里只剩一个念头：挂对了。
“留下吃饭。”他说。
酒是黄酒，温在锡壶里。他喝得快，我赶不上。
喝到半程，他的话多起来。
“你胆子不小，敢一个人上山来。”
“学生就是想请老爷指教。”
“指教。”他笑，“我懂什么画。我这辈子就认得钱和人。人认准了，钱就跟着来。”
“老爷这话实在。”
“实在？”他倒笑了，“你这学生嘴笨，倒不讨厌。”
“我不会说好听的。”
“不会说好听的，往往心里有事。”他看了我一眼，“你心里有什么事。”
“想求个出身。”
“出身。”他点头，“这个我能给。跟着我，比在上海画那些画强。”
“我胆小。”
“胆小好。”他给自己又倒了半杯，“胆小的活得长。”
“老爷在上海的时候，见过唱戏的么。”
“见过。”
“什么样。”
“什么样的都有。”他说，“唱戏的、说书的、玩枪的。那地方什么人都有，什么人都能活，只要你有用。”
“什么叫有用。”
“你能给人办事，你就有用。”
“老爷在上海待过。”
“待过。”他放下杯子，“我年轻的时候跟的是戴先生。哪个戴先生你不用知道。后来出了事，我被人卖了，关在里头有些日子，什么都招了。”
他伸手在自己脸上抹了一把。
“招了，就回不了头。”他说，“这条命是拿别人的命换来的。换过一回，往后就只能拿别人的命保自己的命。”
“那您夜里睡得踏实。”
他把杯里的酒一口干了，往椅背上一靠。
“我睡得比谁都沉。”他说，“捡来的东西，丢了也不亏。”
掌灯了。屋里暗下来，我起身给他添酒，他摆手说不喝了，站起来伸个懒腰，说要解手。
他出去，又回来。
回来的时候从我背后绕过去，拍了拍我肩膀，说下回再来。我站起来送他，顺手扶了一下他的后襟，右手从袖口里抽出来，指头在他背心上弹了两下。
不敢多，就两下。瓶塞早拔了，瓶子绑在小臂上，布条缠着。尿在瓶里搁了两天，气味沉了，落在绸缎上是一股闷酸。屋里酒气重，炭盆的烟也重，盖得住。
我坐回椅子上，把剩下半杯酒喝完。手很稳，稳得我自己都吃惊。
出门时那个老门房送到台阶上看着我，我说多谢老伯。
走到山道上回头，王家的灯在树杈子中间亮着，一小块黄。
又走出一段路，山那边传来一声狼嚎。
很短，一声就断了。
七、 狼袭灭口
我没下山。后山有块大石头，石头后头长着荒草，我趴在那儿能看见王家的院墙。
风从背后刮，冷。我把手插进袖子里，牙齿磕了几下，咬住了。上半夜没有动静，院里的灯一盏一盏灭了，只剩门房那一盏，还有后院窗纸上的一点黄，那是他的屋。
月亮出来的时候，我听见狗叫。
先是前院那条狗叫得急，接着后山这边草动了，不是风。几个影子从树后头出来，贴着地走，走一段停一段，眼睛在月光底下发绿。
狗叫哑了，门被撞了一下，又一下。门房亮灯，有人喊，接着枪响了。枪一响，那些影子全散了，往大门那边扑。我抬起头，看见后墙的墙头上有东西翻了过去，翻过去就没有声音了。
然后院里乱了。灯一盏一盏地亮，人喊，狗叫，又是枪声，有个声音叫得很长，叫到一半断了。
我趴在那儿，脸贴着冻土，凉气从下巴一直钻到心口。我没动。
第二天晌午，山下上来人，说王家出事了。我爹在院里修犁，头都没抬，只问了一句：人怎么样。
来的人说，狼从前门撞进来，护院的打了枪，撂倒两只，剩下的绕到后墙翻进去。跟班的胳膊被咬断了。王二麻子跑出来，被两头狼按在台阶底下，咬的是脖子。
“别人呢。”我爹问。
“别人没伤。”
“打死几只。”
“两只。”来的人说，“剩下的跑了，天亮又回来了，蹲在院墙上。”
“爹。”我说，“锁着门的院子，狼怎么进得去。”
爹把犁翻过来，看了看犁铧。
“狼不进院子。”他说，“除非它非进不可。”
“什么时候非进不可。”
他把活停了，抬头看了我一会儿。
“找崽子的时候。”
那天下午我下山挑水，井台边上围了一圈人。
“咬死他一个，旁的人一个没伤。”长顺说，“邪门。”
“跟班的胳膊都断了，那不算。”
“狼没吃他，光把胳膊咬断，走了。”长顺说，“狼要是饿，能不拖走？就那么走了。”
二栓蹲在石头上搓手：“那你说，狼为啥只盯着他一个。”
“他一脸麻子，狼当是畜生。”
“你少胡说。”长顺啐了一口，“狼不认脸，狼认味。山里的狼，你在它跟前走一趟，它下回能顺你的脚印找到你家门口。”
“那它怎么只咬他。”二栓问。
“谁知道。”长顺说，“这种事，我这辈子想不明白。”
井台另一头坐着个老婆婆，一直没说话。我把桶放下去，绳子在井沿上磨得响，提上水，一句话没说，挑着走了。
那天夜里我收拾了包袱。爹送我到村口，没给什么，就递了半袋炒面。
“走吧。”
“爹。”
“嗯。”
“这件事，别跟人说。”
“我知道。”他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我也不晓得你在外头干的是什么。我晓得那画是你的，往后谁问，我就说画是卖的，卖了就完了。”
我下了山，坐火车回上海。
书铺的门板关着，玻璃碎了一块，碎的地方用报纸糊住。我站在门口，从破洞里往里看，柜台还在，那本破边的书还在柜台上面摊着，翻开着，像有人刚看了一半放下。
隔壁裁缝铺的师傅出来倒水，看见我，站住了。
“你回来了。”
“回来看看。”
“别看了。”他把声音压下去，“这一片，这几个月走了好几个人，都是夜里来的车。”
“都没回来？”
他摇摇头，拎着盆回屋，把门帘放下了。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风把报纸吹得哗哗响。那时候我才明白，老陈说的“办不成，就回来”，是他自己也没打算回来。
我把这件事咽下去了。联合会散了，人没了，连个能说话的地方都没有。我跟着一个师傅学装裱，白天裁绫子、调浆糊、上墙，夜里画我的画。
这件事我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说给谁听呢。
八、 寻画自证
我说完了，屋里静了很久。
台灯罩子底下那一圈光落在桌面上，我两手都在光里，看着像别人的手。
老胡把桌沿上那根烟拿起来，划了根火柴点上。火光一跳，照见他脸上的皱纹。他抽得很慢，烟从鼻子里出来，慢慢散了。
“你这些话。”他说，“我信一半。”
“哪一半。”
“我信你没给汉奸办事。”他说，“另一半，狼血画这一半，光你说不行，我得有东西。”
“你自己信不信。”
他抽了一口烟，烟从鼻子里慢慢出来。
“我信。”他说，“可我一个人信不算数。得有个东西替我说话。”
“我爹知道。”
“你爹哪年没的。”
我说了年份，他点点头。
“老陈呢。”
“死了。”我说，“就在那年冬天。我到上海的时候，铺子已经封了。”
“我问你。”老胡说，“打完日本人，为什么不向上面说清楚。”
“说过一回。”我说，“人家问我，谁能证明。我说不出来。”
“后来呢。”
“后来就太平了。”我说，“我想这事就算过去了。”
老胡把烟按熄在缸子里，按得很用力。
“材料是你们村一个姓周的写的。”他说，“写得细，细到哪一年哪一月你在王家喝过酒，喝了多久。这些细节，要不是真在村里待过的人，编不出来。”
“姓周的。”
“这个名字我不能跟你说。”他把缸子往边上推了推，“老古，你把过程再想一遍。那天夜里，那幅画，最后落在哪儿。”
“挂在他床头。”
“后来呢。”
“他死了，那院子就乱了。”我说，“我不知道。”
老胡站起来，在屋里走了两圈。
“那画要是找得着，把背纸刮一点下来验，里头有兽血，你这个话就立住了。”他说，“兽血跟人血不一样，验得出来。”
“要是找不着。”
他没答我，把桌上的记录本合上。
“你在博物馆那些年，修过多少画。”
“记不清了。”
“修得好么。”
“我修过的画，没人再动过第二回。”
“我跟你回去一趟。”老胡说。
“你信我？”
“我信不信不要紧。”他把大衣披上，“画找着了，什么都好说。画找不着，我也只能做到这一步。”
王家那个院子我认不出来了。青砖墙还在，墙头的碎瓷没了。院里隔成三家，晾着被子，砌着灶，当年的书房现在堆着农具。
我站在那间屋里，老胡问我，床的位置在哪儿。
我指了指。床早没了，位置还在，墙上有一块比别处白的印子，是挂过什么东西的。
我们问了三天。问过当年分房的人，问过住进去的几户，问过村里上了年纪的。有个老汉说，那年乱哄哄的，王家那些字画、瓷瓶、绸子被面，谁抱走算谁的。
我又找了当年在王家的长工，找到一个眼瞎的，一个耳朵背的。
“那些画呢。”
“画？”耳朵背的那个说，“我哪认得画。”
三天没找着。老胡走的那天早上，站在院里看了很久那面墙，什么也没说。
半月以后，通知下来了：不追究，遣返原籍。
原籍就是大洪山。
办手续那天下了雪。老胡来送我，站在车门口，伸手把车窗上化了一半的雪擦了一把。
“老古，我在美专跟你睡上下铺。你画那张人体，画到夜里，我在上头听得见你磨墨。”
“我记得。”
“我如今能替你做的，就只有这一条。”他说，“让你回山里，不让你进里头。”
“我知道。”
他站在那儿，棉帽子压得低，哈出来的气一团一团。
“可那画我找不着。”他说，“我这辈子审过不少人，头一回审出个让我睡不着的。”
“老胡。”
“嗯。”
“你后悔么。”
“后悔什么。”
“后悔替我说话。”
他站在雪里想了一会儿。
“我要是不替你说话，我才后悔。”
车开了。他站在雪里没走，我一直看到看不见为止。
九、 山居度岁
回上海收拾东西用了几天。房子退了，家具卖了，锅碗用被子裹起来。我老婆是弄堂里长大的，从没进过山，一句也没多问，只把她娘留下的一只木匣子塞进箱子最底下。
上山那天她走不动，我背着她走了一段。她趴在我背上不吭声，走了很久，说了一句：你以前在这儿，也是这么走路的。
我说是。
老屋还是那三间，墙是土坯的，屋角漏风。头一夜她在灶前坐到很晚。第二天我起来，听见院里有动静，出去看，她正拿着斧子劈柴，劈得歪歪扭扭，一地柴块子，脸上全是汗。
我伸手要接，她把斧子往身后一藏。
“我行。”
日子就这么过下去。我种田，砍柴，挑水，手上起了茧。
“你不画了。”她问我。
“没工夫。”
“夜里不是有工夫。”
“夜里费灯油。”
她没再说什么。第二天我从山上回来，看见灯盏里的油添满了。
画笔我收在箱底，用油纸包着。有一年梅雨过了翻出来，笔头被虫蛀了几个洞，我捏着那支笔转了半晌，又包回去。
村里人问我：“你在上海那些年，做什么的。”
“裱画。”
“裱画是啥。”
“人家画好了，我给它衬纸、镶边、上墙。”
“那也算手艺人。”他说，“山里也有人画。”
“画什么。”
“画门神，画灶王。”
“那我也能画。”
“你在上海，见过日本人么。”
“见过。”
“什么样的。”
“骑在马上，比人高。”
他没再说话。
三十晚上，隔壁老太太拿红纸来，站在门口不进来。
“古先生，给画张门神。”
“画啥样的。”
“要凶的。”她说，“去年那张不凶，我孙子说，那两个人站那儿像迎客的。”
“凶的贴不住好人。”
“那你就画个半凶的。”她把红纸往我怀里一塞，“画凶了我心里不踏实，画软了我这一年都不安生。”
我就给她画了个半凶的：眼睛瞪起来，嘴抿着，手里的锏架在膝上，没举起来。
过了年她来串门，站在门口瞅了我半天。
“古先生，你那个门神，我越看越像你。”
“哪儿像。”
“脸不凶，眼睛里有事。”
她说完就走了。
县里有人听说山里有个人会画，拿了一张旧画上山来，问我是真是假。我看了半宿，说是假的。
“凭啥。”
“这画上的石头是描的。你看这儿，边上有接不上茬的地方。”
“描的怎么了，描的就不是画。”
“描的是别人的画。”我说，“画是自己长出来的。”
他不服气，把画卷起来走了。
画名就这么一点一点出了山。有人进山求画，我不收钱；有人非要给，我就收着，买纸买墨。
有一年秋天我上山采药，走到后山，那块大石头还在，草长得比人高了。我在石头边上抽了一袋烟。烟抽完了，我下山。
走到自家院门口，看见一个人坐在门槛上，脚边搁着一个麻袋。
十、 旧画重现
那个人四十上下，脸黑，胶鞋上沾着泥，见了我赶紧站起来，手在裤子上擦了两擦。
“您是古先生。”
“我是。”
“我叫周小满，山下周家坳的。”他说，“我带了样东西，想请您给掌掌眼。”
他弯腰去解麻袋口。麻袋里是稻草，稻草里裹着一个油纸包，外头缠了几道麻绳。他解开麻绳，一层一层掀油纸，掀到第四层，里头是一卷画。
“我爹留下的。”他说，“我不认得，也不敢乱动。”
我接过来。卷得紧，外头那层纸已经发脆，边上泛黄，有霉点。我把画搁在案上，慢慢展开。
先是绢。绢老了，颜色像隔夜的茶，边上有几处虫蛀的小孔，右下角湿过，起了一圈水痕。
再是墨。石头、枝干、叶脉，是我那时候的笔路。四十多年了，我自己的手，我认得。
展开到一半，我停住了。
花心那一点最浓，浓得发黑，不像是画上去的，像底下有什么东西从纸里透上来。我用指头碰了一下，指腹在花心上停了很久。
画角三个字：逍遥生。
我把画完全展开，两只手按在案沿上。
那三个字是我十九岁写的。那时候我不敢写真名，怕连累家里，随手取了这个名，一边怕死，一边还想着以后能画画。
我站起来，说给他倒碗水。走到灶屋，背对着他，站了一会儿。
水舀进碗里，晃出来一些。我把碗端出去，放在他手边，他道了谢，一口喝干了。
“这画。”我坐到他对面，“哪儿来的。”
“我爹抱回来的。”他说，“解放那年王家乱了，我爹在他家放牛，跟着人进去，抱了一卷东西出来。”
“你爹叫什么。”
“周德贵。”
屋里静了。灶上的水壶在响，细细的一线气从壶嘴里出来，嘶嘶的。
我想起老胡那句话：材料是你们村一个姓周的写的，写得细。
“你爹。”我说，“当年是不是写过一份材料。”
他愣了一下，随即点头，点得很坦然。
“写过。”他说，“我爹说他这辈子就干过一件对的事，就是那个。他不认字，是请人代写的，写完按了手印。”
“什么事。”
“他说村里有个人跟汉奸喝过酒，还给汉奸送过画。”周小满说，“我爹说，那种人最坏，汉奸杀人，他递刀。”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事。说完他补了一句。
“我爷那年在王家扛活。有一年王家丢了两头牛，说是我爷偷的，吊在村口那棵树上打，第二天抬回来人就不行了。”
“那时候你爹多大。”
“七岁。”他说，“我爹说他一辈子记着那棵树。后来树锯了，他还去那地方站过。”
“你爹这辈子，除了那件对的事，还做过什么。”
“放过牛，种过地，后来当了队长。”他说，“他一辈子没出过山。”
我低头看着桌上那幅画。那朵牡丹开在纸上，暗红，沉，一句话不说。
“古先生，您认得这画？”
“认得。”
“这画上画的是谁家的花。”
“没有人家。”我说，“是我自己想的。”
“值钱吗。”
“这画你打算怎么办。”
“我爹走之前跟我说，这东西别扔，是个好东西，让我找个懂行的看看。”他说，“家里要盖房，孩子也大了。要是能卖，就卖了。”
“这画我买了。”我说。
他愣住了。
“古先生，您还没问价。”
“你说。”
他张了张嘴，说了一个数，说完自己先红了脸，赶紧补一句：“我也不懂，您要是觉得多，就少给点。”
“不少。”我说，“就这个数。”
他走的时候天已经擦黑。我送他到院门口，他把空麻袋叠起来夹在胳膊底下。
“古先生，我爹说那画上的花，画得跟活的一样。”
“是。”
他往外走了两步，忽然又回过头。
“我爹临走那阵老说胡话，说王家那棵树底下埋着东西。”他说，“我小时候真去挖过，什么也没有。”
“树还在么。”
“锯了，锯了十几年了。”
他顺着山路下去，走得很快，麻袋夹在腋下，一晃一晃的。
我站在门口看他的背影，想起我爹当年背着麻袋上山的背影。
十一、 尘埃落定
钱是我去镇上取的，用一块蓝布包着，送到周家坳。
周小满在院里和泥，看见我愣了一下。我把布包递过去，他没敢接，两只手在裤子上擦了半天。
“古先生，您真给这么多。”
“说好的。”
“我爹要是知道这画能卖这些钱。”他捏着布包，忽然不说了。
“你爹要是知道，他会怎么样。”
“他会说，早知道当年多抱两卷。”
我笑了一下，没接话。
那幅画我没送出去裱。我自己就是干这个的。
“你这几天在弄什么。”老伴问我。
“洗画。”
“洗坏了怎么办。”
“洗坏了就没了。”
她站在门口看了一会儿，说：“你这辈子就这一句，好坏都由它。”
洗画费了些工夫。霉点不能抠，得用温水慢慢洇。画心我一点没动，那些笔路，我一个指头都不碰。托裱的时候我把画翻过来揭背纸，旧纸一揭，纸背上透出淡淡的赭色，是当年血透过去的地方。
我把新纸托上去，刷平，上墙。等干透了，揭下来裁边。
裁完边，我把它挂到堂屋正中那面墙上。那面墙原来挂的是一张年画，年年换。
挂上去以后，我退到门口看。那朵牡丹还是暗红的，太阳从窗子斜进来，照在花瓣上，红得像刚从纸里渗出来。
老伴从灶屋出来，站在我背后看。
“这画挂这儿，是不是太沉了。”
“沉点好。”
“你那点钱，全砸在这上头了。”
“值得。”
“值得。”她学说了一遍，“你这辈子什么都说值得。”
她拿抹布在画框上擦，擦得很轻，擦完看了看抹布，抹布上什么也没有。
“这画，你不卖吧。”
“不卖。”
“给多少钱都不卖。”
“给多少钱都不卖。”
她点点头：“那我心里就踏实了。”说完转身回了灶屋。
我给老胡写了一封信，信上只写了一句：那幅画，我找着了。
半个月后他回了信，纸很短，就一句：那就好。我夜里睡得着了。
儿子是年根上回来的，进门看见墙上多了一幅画，站着看了半天。
“爹，这画谁画的。”
“我画的。”
他回过头。
“你画的？”
“我画的。”
他把画凑近了些，看画角那三个字。
“这上头没你的名字。”
“有。”我说，“逍遥生。”
他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又念了一遍。
“那你为啥不写自己的名。”
“那时候不敢。”
“爹。”
“嗯。”
“你这画，将来给谁。”
“给看着它的人。”
他没再问，站在画前看，看了很久。
“这画上画的是啥。”
“牡丹。”
“牡丹有啥好看的。”
“红。”
“红有啥好看。”
我不说了，让他自己看。看到后来，他伸手在画上比了一下，没碰上。
“这红，看着不像画上去的。”
“像什么。”
“像从里头渗出来的。”
我把茶杯放下，没接话。
那天下午我一直在堂屋里坐着。太阳从东边挪到西边，屋里从亮到暗，那朵牡丹一会儿红一些，一会儿沉一些。
我一直看到天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