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卫东当兵第五年，我在他家伺候他瘫在床上的爹，整整五年。他转业那天，我推着轮椅去火车站接他，他身后跟着一个怀孕的女兵，军大衣扣子都系不上。他说那是牺牲战友的遗孀，组织上让他负责。女兵摸着肚子，笑着叫我姐，说孩子生下来认我当干妈。我推着轮椅站在月台上，看着他们两个人，忽然想起来，我跟顾卫东的婚期，定的是下个月初八。
1 月台上的三个人
一九八三年冬天，松河县的火车站只有一条月台。
风从铁轨那头刮过来，带着煤灰味。我把顾老栓的棉帽往下拉了拉，盖住他的耳朵。
“爹，冷不冷。”
“不冷。”他坐在轮椅上，两只手揣在袖筒里，脖子缩着，“几点了。”
“三点十分。车晚点二十分钟。”
“哦。”他应了一声，又不说话了。
顾老栓是我未婚夫顾卫东的爹。五年前，顾卫东参军走的那年秋天，他爹在厂里搬钢锭，被砸断了腰，下半身没了知觉。那时候我跟顾卫东刚定亲，彩礼过了，日子也看了，定在第二年开春办酒。
他走的前一晚，在我家院子里站了很久。
“林秋，”他说，“我爹这样，我不能拖累你。这亲事，你要是不愿意，我不怪你。”
我当时正在给他缝一个布包，针脚走得很密。
“你去吧。”我说，“家里有我。”
他看着我，眼睛红了。
“等我回来。”他说，“回来我就娶你。”
这一去，就是五年。
五年里，我搬进了顾家。三间土坯房，一间住顾老栓，一间我住，一间做饭。我每天早上五点起，先给顾老栓翻身、擦洗、换尿布，再做早饭，然后骑自行车去纺织厂上班。中午回来一趟，给他喂饭、翻身。晚上下班回来，洗衣服、熬药、收拾屋子。
厂里的姐妹说我傻。
“没结婚就伺候公公，你图什么。”
我说不图什么，就是答应了。
第二年冬天，有人给我提过亲。
是供销社的一个司机，姓刘，三十岁，老婆病死了，带着一个四岁的女儿。媒人是我车间的组长，说刘师傅人老实，有正式工作，一个月挣四十二块。
“林秋，”组长拉着我的手，“你跟顾家那个，连证都没领。他走了两年，信都少写了，你等到什么时候。”
“我答应过他。”
“答应算什么。”组长说，“他要是不回来呢。”
“他会回来。”
组长看了我半天，叹了口气。
“行，你犟。”
那年冬天特别冷。顾老栓的褥疮犯了，屁股上烂了巴掌大一块。我每天给他擦洗、上药，晚上睡在他屋里的地上，怕他半夜翻身压着伤口。
有一天半夜，他忽然叫我。
“林秋。”
“爹，怎么了。”
“你走吧。”他说，“你别在这个家耗着了。”
我正在给他换药，手停了一下。
“你说什么。”
“我说你走。”他躺在炕上，眼睛看着房梁，“我这辈子，拖累我儿子，不能再拖累你。”
“爹，你别说了。”
“我跟你说正经的。”他声音很轻，“你还年轻，找个好人家。卫东那边，我去说。”
我把纱布系好，站起来。
“爹，”我说，“我要是走了，你怎么办。”
他没说话。
“你这屋里，连个倒水的人都没有。”我说，“我走了，你晚上想喝水，谁给你倒。”
他闭上眼睛，眼角有一道水痕。
那天晚上，我坐在他炕边的地上，一直坐到天亮。
我没有走。
现在想想，我那时候不是善良。我是把“答应”这两个字看得太重了。
重到后来，别人拿它当了一张纸。
火车进站的时候，汽笛响了三声。
我把轮椅往前推了推，站在月台边上，踮着脚往车厢里看。
顾卫东是第三个下车的。
他穿着一身新军装，肩上背着行李，人比五年前壮了，脸黑了一层，眉毛还是那么浓。
我挥手。
他看见我了，笑了一下，往这边走。
走了两步，他停下来，回头。
车厢门口，一个女的扶着门框，慢慢下来。
她穿着军大衣，肚子很大，大衣的扣子系不上，只能用一条围巾在腰上绕了一圈。她下来的时候，顾卫东伸手扶了她一把。
月台上的人都看过去了。
我站在原地，手还举着。
他们走到我面前。
“林秋。”顾卫东叫我的名字，声音有点干，“这是苏曼，文工团的。”
那个女的抬起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
“姐。”她说。
我没应。
“她男人是赵连长。”顾卫东说，“去年在边防牺牲了。她怀着孩子，部队让我负责送她回原籍。”
“送她回原籍。”我重复了一遍。
“她原籍就在松河。”
“那她家里人呢。”
“没人了。”顾卫东说，“爹妈都没了。”
我看着苏曼的肚子。那肚子大得吓人，看着有七八个月了。
“顾卫东。”我说，“你跟我说实话。”
“什么实话。”
“这孩子，是不是你的。”
月台上安静了一下。旁边有人停下来看。
顾卫东的脸涨红了。
“林秋！”他压低声音，“你胡说什么。”
苏曼低下头，用手护着肚子，肩膀抖了一下。
“姐，”她说，“你别误会。赵连长对我好，我得给他留个后。”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着地面，声音很轻，听着像是要哭。
顾老栓在轮椅上动了一下。
“行了。”他说，“外头冷，回家说。”
我推着轮椅往站外走。顾卫东在后面扶着苏曼，一步一步跟着。
雪开始下了，很小，落在肩上就化。
走到站门口，我听见身后有人小声说。
“那不是顾家老大吗。”
“可不是。当兵回来了。”
“他媳妇推着轮椅来接，他倒好，带回来一个大的。”
“你看那肚子。”
我把轮椅推得快了些。
从火车站到顾家要走二十分钟，穿过一条主街，两条巷子。
街上的人都认识我。
“林秋，接人啊。”
“嗯。”
“这是……”
“卫东回来了。”
“哟，回来了。”那人往后面看了一眼，看见了顾卫东和苏曼，脸上的笑僵了一下，“这……这位是。”
“战友的家属。”我说。
“哦。”他应了一声，眼睛还往苏曼的肚子上瞟。
一路上，我推着轮椅，没说话。
雪落在轮椅的扶手上，很快就化成水。
顾老栓坐在轮椅上，两只手揣在袖筒里。
走到巷子口，他忽然伸手，按住了轮椅的轮子。
“停一下。”
我停下来。
“林秋。”
“爹。”
“这孩子，”他顿了一下，“不是卫东的。”
我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
“我自己的儿子，我知道。”他说，“他要是做了这种事，回来不敢看我。”
“那他为什么带她回来。”
顾老栓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心虚。”他说，“一个人做了亏心事，就想做点好事补上。他以为这样，就能把这个家撑住。”
“撑住什么。”
“撑住他自己。”
他说完，松开手。
“走吧。”
我推着轮椅往家走。雪下大了，落在他的棉帽上，落在我推着轮椅的手背上。
走到院门口，我听见苏曼在后面小声说：“卫东，我脚疼。”
顾卫东说：“到了，马上到了。”
我推开门，把轮椅推过门槛。
门槛有道坎，我推了五年，闭着眼睛都知道要用多大的劲。
那天我推了两次才过去。
回到家，我把顾老栓安顿在炕上，去厨房烧水。
苏曼坐在堂屋的椅子上，顾卫东给她倒了一杯热水。
“姐，”她在厨房门口探进头来，“我帮你吧。”
“不用。”
“我闲着也是闲着。”她走进来，站在灶台边，手放在肚子上，“姐，你别怪我。这事儿是组织安排的。”
“组织安排你住到我家来？”
“卫东说，家里有空房。”
我手里的火钳停了一下。
“卫东。”
“他说，等孩子生下来，他就给我找个地方。”
“那他有没有跟你说，”我转过身，看着她，“他下个月初八要结婚。”
苏曼愣了一下。
“结婚？”
“跟我。”
她的脸白了一下，随即又笑起来。
“那正好。”她说，“我还能讨杯喜酒喝。”
水开了，壶盖被顶得咔咔响。
我把壶端下来，往暖瓶里灌。
“苏曼。”我说，“你包里那个东西，露出来了。”
她低头看了一眼。
她的军绿色挎包没有拉严，露出一角纸，上面印着红色的表格。
《结婚申请书》。
她伸手把纸塞回去，动作很快。
但我已经看见了。
男方姓名那一栏，写着三个字。
顾卫东。
2 五年的账
那顿饭，顾老栓很高兴。
他让顾卫东把他抱到椅子上，坐得端端正正，还让我把柜子里那瓶放了三年的大曲拿出来。
“我儿子回来了。”他端着酒杯，手抖，酒洒了一半，“当兵五年，立了三等功。我们顾家，祖坟冒青烟了。”
顾卫东给他夹菜，说：“爹，你少喝点。”
“今天高兴。”顾老栓喝了一口，辣得直咧嘴，“卫东，你跟林秋的婚事，我看就下个月办。人家姑娘等了五年，不能再等了。”
我低着头扒饭，等他说话。
顾卫东放下筷子。
“爹，”他说，“婚事往后放放。”
堂屋里静了。
顾老栓的酒杯停在半空。
“你说什么。”
“苏曼现在这个情况，我不能不管。”顾卫东说，“她一个人，怀着孩子，住在咱们家。这个时候我办喜事，人家怎么看。”
“人家怎么看，关你什么事。”顾老栓把酒杯往桌上一顿，“你跟林秋定亲五年了！”
“爹。”
“你叫什么叫。”
苏曼放下碗，站起来。
“叔，”她说，“都是我的错。我明天就走。”
“你走哪儿去。”顾卫东也站起来，“你挺着个肚子，能走哪儿去。”
“我去找个旅馆。”
“松河县就一家旅馆，冬天没暖气。”
两个人你一句我一句，说得很快，像排过。
我坐在桌边，把碗里的饭一口一口吃完，然后站起来收拾碗筷。
“林秋。”顾卫东叫我。
“你们商量。”我说，“我洗碗。”
那天晚上，我蹲在院子里洗碗，水是井里打上来的，凉得刺骨。
洗到第三个碗的时候，我忽然想起这五年。
第一年冬天，顾老栓大小便失禁，一天要换三次裤子。我把他的棉裤拆了，用旧棉花重新絮，絮了三层厚。洗尿布的水冻在盆里，结成一层冰，我要用锤子砸开。
第二年，厂里效益不好，发不出工资。我把陪嫁的缝纫机卖了，卖了一百二十块钱，寄给顾卫东八十。他在信里说部队要交钱买冬装。
第三年，他爹得了褥疮，屁股上烂了一块。我每天用盐水给他擦，擦完撒上药粉，再用纱布包上。他不让我碰，说“没结婚的姑娘，不合适”。
我说，爹，你就当我是你闺女。
第四年，顾卫东的信少了。从一个月一封，变成两个月一封，再变成半年一封。
最后一封信是三年前。
信里只有半页纸。
“林秋：部队任务紧，今年回不去。爹的病，辛苦你了。等我转业，一定好好补偿你。卫东。”
我把那封信压在箱子底下，压了三年。
第五年，也就是今年，他连信都不写了。
我去过一趟邮局。
柜台后面坐着一个戴眼镜的姑娘，我把顾卫东的部队番号报给她，问有没有他的信。
她翻了一会儿，摇头。
“没有。”
“去年的呢。”
“也没有。”
我站在邮局门口，看着街上的人来人往。
后来我托人打听。厂里有个老师傅的儿子也在那个部队，我拎着两斤点心去他家，坐了半个小时。
“顾卫东啊。”老师傅的儿子想了想，“认识，三营的。他今年转业。”
“转业。”我重复了一遍。
“是啊，上半年就定了。”他看了我一眼，“他没跟家里说？”
“说了。”我说，“可能信丢了。”
回家路上，我推着自行车走，走了很久。
路过供销社，橱窗里摆着一台红灯牌收音机，正在放歌。放的是《在希望的田野上》。
我站在橱窗前听完了整首歌，然后骑车回家，给顾老栓做了晚饭，给他擦了身子，洗了尿布。
那天晚上，我坐在灯下，把顾卫东这些年寄回来的信全部拿出来，一封一封摆开。
一共十七封。
第一封写了三页，最后一句是“等我回来”。
最后一封写了半页，最后一句是“等我转业，一定好好补偿你”。
我把十七封信叠好，用一根红绳捆起来，放回箱子底下。
我以为他忙。
现在我知道了，他不是忙。他是不知道怎么开口。
碗洗完，我端着盆往厨房走。
苏曼站在堂屋门口，手里拿着一件毛衣，正在拆线。
“姐，”她说，“这毛衣是卫东的，袖口破了，我给他补补。”
“放着吧。”我说，“我明天补。”
“我来吧。”她笑了笑，“我在文工团，针线活也是练过的。”
我看着她手里的毛衣。那件毛衣是我前年织的，织了一个月，寄到部队去。
“苏曼。”我说，“你今年多大。”
“二十四。”
“赵连长牺牲，是什么时候。”
“去年八月。”
“孩子几个月了。”
她的手停了一下。
“七个多月。”
我在心里算了算。去年八月，到现在是十六个月。
七个多月的孩子，往前推，是今年四月怀上的。
赵连长去年八月就牺牲了。
我站在堂屋门口，把手里的盆端得很稳。
“睡吧。”我说，“明天还要早起。”
那天夜里我没睡着。
我躺在西屋的炕上，眼睛睁着，看着房梁。
半夜的时候，我听见东屋有动静。
门轴响了一下，很轻。
然后是脚步声，从东屋出来，走到堂屋，停了一下，又走回去。
我从炕上坐起来，摸黑走到窗边，把窗帘掀开一条缝。
院子里有月亮。
顾卫东站在东屋门口，背对着我，正在系棉袄的扣子。
他站了一会儿，抬手在门上敲了两下。
门开了，苏曼的声音很小。
“进来吧，外头冷。”
3 一家人算什么账
第二天早上，我照常五点起。
烧水、做饭、给顾老栓翻身。苏曼起来的时候，我已经把粥盛好了。
“姐，你起这么早。”她站在厨房门口，头发梳得很整齐。
“习惯了。”
“我来吧。”她伸手要接我手里的碗。
“你坐着。”我说，“怀着孩子，别动。”
她笑了一下，坐下了。
顾卫东起来的时候，眼睛下面有青影。他坐在桌边，端起碗，喝了两口，抬头看我。
“林秋。”
“嗯。”
“吃完饭，咱俩说句话。”
我说好。
吃完饭，他把碗放下，走到院子里。我跟出去。
天还没大亮，院子里有一层薄霜。
“林秋，”他站在枣树下，两只手插在棉袄口袋里，“这五年，辛苦你了。”
“你说这个干什么。”
“我想了很久。”他看着地面，“我这个情况，不能耽误你。”
我看着他。
“什么叫不能耽误我。”
“苏曼和孩子，我得管。”他说，“她男人是为国牺牲的，我不能把人撵出去。可我要管她，就得有人说话。县里就这么大，闲话传得快。”
“所以呢。”
“所以，”他抬起头，“咱们的婚事，就算了吧。”
院子里很静。远处有鸡叫，一声一声。
“顾卫东。”我说，“你再说一遍。”
“林秋。”
“你再说一遍。”
他把脸偏到一边。
“算了吧。”他说，“你还年轻，能找个好的。”
我站在霜地里，忽然觉得身上很冷。
“五年。”我说，“我给你爹擦了五年身子，洗了五年尿布，熬了五年药。我卖了缝纫机给你寄钱。我二十八了，你让我去找个好的。”
“我知道我对不起你。”
“你对不起我的，不止这个。”我说，“房子是我修的。三百块钱，我自己攒的，瓦是我一块一块挑的。你爹的棺材本，我也出了一半。”
“钱我还你。”
“你还。”我说，“你拿什么还。你转业费有多少。”
他不说话了。
“顾卫东，”我说，“我不要你的钱。我要一句实话。苏曼的孩子，是不是你的。”
他抬起头，看着我。
那一眼里有点东西，我看不懂。像是一个人站在悬崖边上，往前一步是死，往后一步也是死。
“不是。”他说。
“你看着我说。”
“不是。”
我盯着他看了很久，最后转身回屋。
三天后，事情闹开了。
那天下午，我从厂里回来，一进院子就看见苏曼坐在地上，抱着肚子，脸白得像纸。
“苏曼！”
我扔下包跑过去。
“怎么了。”
“我……我摔了。”她抓着我的手，指甲掐进我的肉里，“姐，我摔了。”
她的裤腿上渗出血来。
我背起她就往卫生院跑。她比我高，压在我背上，两条腿拖在地上。跑到半路，我鞋掉了一只，脚在雪地里踩得生疼。
卫生院的大夫检查完，出来摇头。
“保不住了。”
我坐在走廊的长椅上，浑身是汗，脚上全是泥。
顾卫东赶到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他冲进病房，看了苏曼一眼，然后转身出来，走到我面前。
“你推的？”
“什么。”
“她说是你推的。”
我站起来。
“我没有。”
“她说你在院子里推了她一把。”
“顾卫东，我背着她跑了二里地。”
“她说你推完就跑了，后来又回来装好人。”
我看着他，说不出话。
苏曼在病房里哭，哭得很大声。
“卫东，”她喊，“我不怪她。她心里有气，我知道。”
顾卫东的脸一下涨红了。
他抬手，一巴掌扇在我脸上。
走廊里有人停下来看。护士站的两个人探出头。
我捂着脸，退了两步。
“顾卫东。”我说，“你打我。”
“你害死我孩子。”他说。
“那是赵连长的孩子。”
“你闭嘴！”
他吼得很大声，整个走廊都听见了。
那天晚上，我回了一趟顾家，收拾东西。
我的东西不多，一个木箱，两床被子，几件衣服。
顾老栓坐在炕上，看着我收拾。
“林秋。”
“爹。”
“你别走。”
“我不走，我睡哪儿。”我把被子卷起来，用绳子捆上，“这屋里，没我的地方了。”
他张了张嘴，什么也没说出来。
我提着箱子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那间屋子我住了五年。炕是我烧的，墙是我糊的，窗户纸是我去年秋天新换的。
“爹，”我说，“药在柜子第二格，一天两次。褥疮膏在床头，三天换一次。”
他低着头，肩膀在抖。
我关上门，走了。
厂里的宿舍是四人间，上下铺。我住进去的时候，同屋的三个姐妹都没说话，帮我铺了床。
住我下铺的叫王秀兰，比我大两岁，是个寡妇，男人前年在矿上没了。
第二天早上，她递给我一个馒头。
“吃。”
“我不饿。”
“不饿也得吃。”她把馒头塞进我手里，“人要是连饭都不吃，就真的倒了。”
我咬了一口，眼泪掉在馒头上。
“哭吧。”她坐在床边，拍了拍我的背，“哭完了，该怎么办怎么办。”
那天晚上，宿舍里四个人都没睡。
“林秋，”上铺的小张探下头来，“你就这么算了？”
“不算了还能怎么办。”
“告他。”小张说，“去县里告。他打你，有见证人。”
“谁给我作证。”
“我。”小张说，“我去卫生院看过，你背着她跑二里地，鞋都跑掉了一只。这叫推人？”
王秀兰在旁边叹了口气。
“告是能告。”她说，“可你想过没有，告完了呢。他在县里认识人，他爹是烈属。你一个纺织厂的女工，告得动吗。”
宿舍里静了下来。
“那就不告了？”小张不服气。
“告。”王秀兰说，“但不是现在。现在你手里什么都没有，告了也是白告。你得等。”
“等什么。”
“等他自己出错。”她说，“这种人，早晚出错。”
我躺在床上，看着上铺的床板。
“秀兰姐，”我说，“我等了五年了。”
“那就不差这一回。”
那年冬天特别冷。
我白天上班，晚上回宿舍，一个人坐在床上发呆。
腊月二十三，小年。
宿舍的人都回家了，只剩我一个。
晚上十点多，有人敲门。
我开门，看见顾老栓站在门口。
他穿着棉袄，拄着一根木棍，两条腿在抖。
我愣住了。
“爹，你怎么来的。”
“我……我走来的。”
“你不是……”
“我能走。”他喘着气，“我一直能走。”
我站在门口，手扶着门框，半天没说话。
“林秋，”他抬起头，眼睛红着，“你爹的死，不是意外。”
4 半张收据
宿舍里没有炉子，冷得像冰窖。
我给顾老栓倒了一杯热水，他两只手捧着，捧了很久，一口没喝。
“爹，”我说，“你刚才说什么。”
“我说，”他抬起头，“你爹的死，不是意外。”
我坐在床沿上，看着他。
“你怎么知道。”
“因为我在场。”
窗外的风把玻璃吹得响。楼道里有人的脚步声，走过去，又走回来。
“一九八〇年，夏天。”顾老栓开口，声音很哑，“部队在松河上游修战备公路，从咱们县招了三十七个民工。你爹是队长。”
我爹叫林建国，我十二岁那年没的。
那年夏天，他被石头砸中，抬回来的时候，人已经硬了。部队来了两个人，送了一块匾，还有八百块钱。我外婆哭得昏过去两次。
后来我被外婆家收养，那块匾挂在堂屋的墙上，挂了三年，被一场雨泡烂了。
“那天下午，”顾老栓说，“三号坡要爆破。你爹带着人在下面清石头，卫东是排长，负责起爆。”
“然后呢。”
“然后卫东按错了。”他闭上眼睛，“提前了七分钟。”
我手里的杯子晃了一下，水洒在裤子上。
“你爹看见导火索冒烟，喊了一声，把卫东推开了。”顾老栓说，“石头下来的时候，他挡在卫东身上。”
屋里静了很久。
“部队怎么说的。”我问。
“部队说是意外。”他说，“排长操作失误，但没造成战士伤亡，只死了民工。部队怕影响，就按因公牺牲处理，赔了钱，记了个功。”
“记功。”我重复了一遍。
“你爹的功。”
“那八百块钱呢。”
顾老栓没有说话。
“爹，”我说，“八百块钱，我一分没见过。”
“在我这儿。”他低着头，“我领的。”
我站起来。
“你凭什么领。”
“部队要家属签字。”他说，“你那时候十二岁，你外婆不识字。我跟部队说，我是你爹的战友，也是他亲家，我能替他办。”
“你办了。”
“我办了。”他抬起头，“钱我拿了，六百块给卫东买了块手表，两百块修了房。”
我站在他面前，浑身发抖。
“还有那个指标。”我说。
“什么指标。”
“农转非的指标。”我说，“因公牺牲的家属，有一个农转非名额。我外婆去问过，人家说名额已经用了。”
顾老栓的脸白了。
“那个指标，”他说，“给卫东了。”
“什么时候。”
“他转业的时候。”他说，“县里安置，要有城镇户口。他原来的户口在农村，按政策分不到好单位。我拿着你爹的牺牲证明去跑了几趟，把指标过到他名下。”
“所以他能进机械厂。”
“是。”
我在宿舍里来回走了两步，停下来。
“顾老栓。”我第一次叫他的全名，“你装了五年瘫，让我伺候你五年。你看着我洗尿布、熬药、给你翻身。你心里怎么想的。”
他低下头，两只手在膝盖上搓。
“我一开始是装的。”他说，“后来……后来习惯了。”
“习惯什么。”
“习惯有人管我。”他说，“卫东不在家，我一个人，屋里冷，没人说话。你来了，屋里就有了声音。”
我笑了一下。
“你知不知道，我这五年，过的是什么日子。”
“我知道。”
“你不知道。”我说，“你不知道冬天洗尿布，手裂开是什么感觉。你不知道一个人半夜起来给人翻身，第二天照样上班是什么感觉。”
他不说话了。
“你走吧。”我说。
“林秋。”
“你走。”
他站起来，拄着木棍，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回过头。
“林秋，”他说，“你爹的遗物，你还有吗。”
“有一张纸。”我说，“半张。”
“什么纸。”
“安葬费的收据。”我说，“我外婆留下的，撕了一半，剩下半张，上面有部队的章。”
顾老栓的脸一下变了。
“你留着那个干什么。”
“我不知道。”我说，“我娘让我留着，说以后有用。”
他站在门口，看了我很久。
“烧了吧。”他说，“留着，对你没好处。”
他走了。
我在宿舍里坐到天亮。
那一夜我想了很多，想的不是顾家，是我爹。
我爹叫林建国，个子很高，肩膀很宽，笑起来声音很大。他在公社当民兵队长，会修拖拉机，会打家具，村里谁家有事都找他。
我记得他给我做过一个木马。用边角料做的，四只脚不一样长，放在地上摇摇晃晃。我骑着它，在院子里喊“驾”，他就蹲在旁边笑。
那年夏天，他走的时候，我还在上学。
他早上出门，穿了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跟我说：“秋儿，爹去趟山上，回来给你带野枣。”
我说好。
他没带回来野枣。
第三天，部队的人抬着一口薄棺材来了。我外婆扑上去，被人拉住。我站在人群后面，看见棺材盖上有一道裂缝，缝里往外渗水。
我不记得那天我哭没哭。
我只记得后来很长一段时间，我每天晚上都做一个梦。梦见我爹从那道裂缝里坐起来，跟我说：“秋儿，爹回来了。”
我外婆信佛，每个月十五都去庙里烧香。她烧了三年，烧到眼睛看不见。
她临死前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
“秋儿，你爹那八百块钱，一分没到咱们手上。”
那时候我十三岁，不懂这句话的意思。
现在我懂了。
第二天，我请了假，去了县民政局。
民政局在县政府大院里，一间办公室，两张桌子。我把情况说了一遍，工作人员听完，让我把材料留下。
“你说的这个情况，要查档案。”他说，“一九八〇年的，得去档案局调。”
“要多久。”
“快的话一个月。”
我从民政局出来，在门口碰见了顾卫东。
他穿着一件旧的军大衣，站在台阶下面，像是等了很久。
“林秋。”
“你跟着我。”
“我爹昨天去找你了。”
“是。”
“他跟你说了什么。”
“该说的都说了。”
顾卫东的脸沉了下来。
“林秋，”他往前走了一步，“那些事，都过去五年了。”
“我爹死了三年，你就穿着他换来的军装，站在我面前。”我说，“顾卫东，你晚上睡得着吗。”
他抬手，抓住我的胳膊。
“你手里那张纸呢。”
“什么纸。”
“我爹说你有一张收据。”
“有。”
“给我。”
“不给。”
他抓得更紧了。
“林秋，你别逼我。”
“你放手。”
他没放。他另一只手伸进我的口袋，摸了一遍，摸到钱包，抽出来。
钱包里有二十几块钱，一张粮票，还有那张折了四折的纸。
他把纸展开，看了一眼，脸色变了。
“就是这个。”
“还给我。”
他没还。他从口袋里摸出火柴，划了一根。
“顾卫东！”
火苗舔上纸角，很快就烧起来。他捏着纸的一角，一直烧到快烫手，才扔在地上。
纸灰被风一吹，散在台阶上。
我蹲下去，用手去抓，抓了一把灰。
“林秋。”他站在我头顶上，“这事到此为止。你要是再闹，我不客气。”
他走了。
我蹲在民政局的台阶上，手里攥着一把灰。
有人从旁边经过，看了我一眼，绕开了。
那天下午，我没有回宿舍。
我去了县档案局，在门口站了一个小时，最后没有进去。
我知道，没有那张纸，我什么都查不到。
天快黑的时候，我往回走。
走到纺织厂门口，看见一个人站在传达室旁边。
是苏曼。她穿着一件棉袄，脸色很白，头发有些乱。
“姐。”
“你来干什么。”
“我来跟你说句话。”她走过来，声音很低，“说完我就走。”
“你说。”
她看了看两边，凑近了些。
“孩子不是顾卫东的。”她说。
我看着她。
“也不是赵连长的。”她又说了一句。
5 剪刀
“那是谁的。”我问。
苏曼低下头，用手护着肚子，虽然那肚子已经平了。
“供销社的老魏。”她说。
“哪个老魏。”
“采购员，魏国强。”她抬起头，“他老婆在副食店卖酱油，两个儿子，都上中学了。”
我看着她。
“你怀了他的孩子，他不管你。”
“他给我钱。”她说，“一个月十五块。他说等他老婆死了，就娶我。”
“他老婆什么时候死。”
“不知道。”她笑了一下，“我等的就是这个不知道。”
风从厂门口刮过来，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
“苏曼，”我说，“你为什么要告诉我这些。”
“因为我要走了。”她说，“我在这儿待不下去了。老魏昨天跟我说，他老婆知道了，闹到供销社去了。他让我自己想办法。”
“所以你来找我。”
“我找你，是想跟你说一句实话。”她看着我，“姐，我对不住你。”
“哪一句对不住。”
“流产那件事。”她说，“是我自己摔的。”
我站在原地，没说话。
“我那天在院子里站着，看见你从厂里回来。”她说，“我就往台阶上倒了一下。孩子本来也保不住，大夫说胎位不正，早晚的事。我想着，反正保不住，不如换个东西。”
“换什么。”
“换他跟我领证。”她说，“他答应过我，只要你别闹，等我生完孩子，他就跟你退婚，跟我办手续。可你一直不走。”
“所以你要我走。”
“我要你走。”她抬起头，眼睛红了，“姐，你别怪我。我一个女人，二十四岁，孩子没了，男人跑了，我还能怎么办。”
我看着她，忽然觉得很累。
“苏曼，”我说，“你走吧。”
“姐。”
“你走。”
她站了一会儿，转身走了。走了几步，又回过头。
“姐，顾卫东今天在家。”她说，“他爹也在。”
“你告诉我这个干什么。”
“我怕你吃亏。”她说，“他昨天跟老魏喝酒，说了一句，说你要是再闹，就把你爹那件事说出去。”
“哪件事。”
“我不知道。”她摇摇头，“他就说了那么一句。”
我站在厂门口，看着她的背影消失在雪里。
回到宿舍，王秀兰正在纳鞋底。
“你去见她了。”
“嗯。”
“她说什么。”
“她说孩子不是顾卫东的。”
王秀兰的针停了一下。
“那你打算怎么办。”
“我今晚去顾家。”
她把鞋底放下。
“林秋，你别去。”
“我得去。”
“你去了能怎么样。”她站起来，“他们要是不认，你一个人在那儿，出了事谁管你。”
“秀兰姐，”我说，“我要是不去，这事儿就永远说不清。”
“说清又怎么样。”
“说清了，我才能睡觉。”我说，“我现在每天晚上闭眼，都是他打我那一巴掌。”
王秀兰看了我很久。
“行。”她说，“你去。但我跟你说好，十点之前你要是不回来，我就带人去找你。”
“带什么人。”
“厂里夜班的姐妹，十来个。”她把针往鞋底上一戳，“我们打不过男人，但我们人多。”
那天晚上，我去了顾家。
院门没锁，屋里有灯。
我推门进去，堂屋里坐着三个人：顾卫东、顾老栓、还有一个陌生男人，四十来岁，穿着一件皮夹克。
“林秋。”顾卫东站起来。
“我来的不是时候。”
“你坐。”
“我不坐。”我说，“顾卫东，我问你一句话。”
“你说。”
“苏曼的孩子是谁的。”
屋里静了。
那个穿皮夹克的男人站起来，往门口走。
“我先走。”
“站住。”我说，“你是老魏吧。”
他停住了。
“魏国强。”我说，“苏曼都跟我说了。”
老魏的脸一下白了。
“你别听她胡说。”
“她胡说，你跑什么。”
顾卫东走过来，挡在我面前。
“林秋，你出去。”
“这是顾家，我住了五年。”
“现在不是了。”
“顾卫东，”我抬起头看他，“你跟她假结婚，是为了什么。”
他不说话。
“你说啊。”我说，“你为了分房？为了安置？还是为了那点烈士家属的名声。”
“林秋！”他吼了一声。
老魏趁机往门口溜。
苏曼站在门口，堵着门。
她手里拿着一把剪刀。
那是做针线活的剪刀，黑色的柄，刀刃很长。
“都别走。”她说。
“苏曼，你干什么。”顾卫东往前走了一步。
“我干什么。”她笑了一下，“魏国强，你说等你老婆死了就娶我。你老婆怎么不死。”
老魏往后退。
“苏曼，你冷静点。”
“我冷静了一年了。”她说，“我怀着你的孩子，住在别人家里，天天看人脸色。你呢，你在供销社喝酒，跟人说我不要脸。”
她举起剪刀，冲着老魏去。
老魏躲到桌子后面。
顾卫东扑过去，想夺她手里的剪刀。
我站在他们中间。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拦。也许是看见那把剪刀的时候，我想起了我爹。他被石头砸中的时候，是不是也这样，来不及想，就扑上去了。
我伸手，抓住苏曼的手腕。
她的力气很大，剪刀往前一送，刀刃划过我的手心。
一道很深的口子，血一下冒出来，滴在地上。
苏曼愣住了。
“姐……”
顾卫东一把夺过剪刀，扔在墙角。
然后他转过身，推了我一把。
“你让开！”
我往后退，后腰撞在炕沿上，人往后一仰，后脑磕在炕沿的木头角上。
眼前一黑。
我听见苏曼在喊，老魏在跑，门被撞开又关上。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睁开眼。
堂屋里站着四个人。
顾卫东，苏曼，老魏，还有顾老栓。
顾老栓站在地上。
他没拄拐，没扶墙，两条腿稳稳地站着，身上穿着一件单衣。
他的脸白得吓人，嘴唇在抖。
“爹。”顾卫东的声音变了，“你……”
顾老栓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我。
“五年。”他说，“我装了五年。”
苏曼往后退了一步，撞在门上。
“你们都听着。”顾老栓的声音很大，大得不像一个瘫了五年的人，“卫东的工作，是用林建国的命换的。这个家，欠林家的，一辈子都还不清。”
“爹！”顾卫东冲过去，“你别说了。”
“我不说，我死了就没人说了。”顾老栓甩开他的手，“你们今天闹成这样，图什么？图一个寡妇，图一个采购员，图一张户口本。”
他指着我。
“这丫头，给咱们家洗了五年尿布。”
他又指着苏曼。
“你，拿着一把剪刀，要杀人。”
最后他指着顾卫东。
“你，打她。”
“爹。”
“我没有你这个儿子。”
他说完这句话，身子晃了一下。
然后直挺挺地往后倒下去。
6 我爹叫林建国
顾老栓是脑溢血。
送到县医院，抢救了六个小时，人是救回来了，半边身子不能动，嘴也歪了，说不出话。
这回是真的。
医生问家属，谁是家属。
顾卫东站在走廊里，没吭声。
我说，我是。
医生看了我一眼，把单子递过来。
我在“关系”那一栏，写了两个字：邻居。
顾老栓在县医院住了二十天，转到地区医院，又住了两个月。医药费一共四百多块，顾卫东出了一半，另一半是我出的。
我把攒了三年的钱都拿出来了。
不为他，为我自己。我不想欠这个家一分钱，也不想让这个家欠我一分钱。
出院那天，顾卫东用板车把他爹拉回家。顾老栓躺在车上，眼睛睁着，看着天。
我从医院门口走过，没有停。
那年冬天，事情一件一件翻了出来。
先是老魏的老婆闹到供销社，把苏曼的事捅了出来。供销社开了会，老魏被撤了采购员的职，调到仓库扛麻袋。
然后是苏曼。文工团知道了她的事，让她办了离职。她走的那天，来厂里找过我一次，站在传达室门口，没进来。
“姐，我走了。”她说，“回我姑那儿去。”
“嗯。”
“那把剪刀，”她低下头，“我不是想扎你。”
“我知道。”
“你手怎么样了。”
我把手伸出来给她看。手心有一道很长的疤，已经结好了，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
“会留疤。”她说。
“留着吧。”我说，“记性好。”
她笑了一下，转身走了。
真正翻出来的，是我爹的事。
我没有收据。但我去了地区档案局。
档案局在市区一栋老楼里，三楼，一间大屋子，全是铁皮柜。管理员是个老头，戴着套袖，听我说完，问我要查什么。
“一九八〇年，松河上游战备公路施工，民工伤亡档案。”
他翻了半天目录，抽出一个牛皮纸卷宗。
“松河段，一九八〇年七月。”他把卷宗放在桌上，“这里面有伤亡名单和抚恤发放记录。”
我坐下来，一页一页翻。
翻到第十一页，我看见了我爹的名字。
林建国，男，三十九岁，松河县红星公社三大队社员，民工队长。死亡原因：施工事故，因公牺牲。抚恤金：八百元。家属签字：顾长顺。
顾长顺是顾老栓的大名。
签字栏旁边，还按了一个红手印。
“同志，”我抬起头，“这个签字的人，不是我家属。”
管理员看着我。
“你是什么人。”
“我是他女儿。”
“他女儿。”他把卷宗拿过去，看了看，“这上面写着，死者无直系亲属。”
“我那年十二岁。”
“那你娘呢。”
“我娘生我的时候没了。”
管理员沉默了一会儿。
“姑娘，”他说，“这个事，你得去民政局。抚恤金是民政发的，冒领是刑事。”
“我知道。”我说，“我要一份复印件。”
“复印件要单位开证明。”
“我在纺织厂。”
“那你回去开。”
我跑了三趟，才把证明开出来。
第二年三月，我把材料递到了县检察院。
材料一共十一页：档案复印件、我爹的死亡证明、我外婆的证言、红星公社三大队几个老人的证言，还有一份我自己写的说明。
我在说明的最后写：我不要钱，我要一个说法。
接待我的是个三十来岁的女检察官，姓孙，梳着短发。她看完材料，抬头看我。
“这些证言，是你自己去采的？”
“是。”
“你跑了几个地方。”
“三个公社，七个老人。”我说，“有两个已经搬走了，我坐长途车去的。”
她把材料合上。
“林秋同志，”她说，“这个案子，我们受理。”
“要多久。”
“三到六个月。”她顿了一下，“你要有准备。这种事，查起来不难，难的是有人拦。”
“谁拦。”
“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果然有人拦。
第一个月，顾卫东托了三个人来找我，一个是厂里的工会主席，一个是红星公社的老书记，还有一个是顾老栓的远房侄子。
工会主席说话最客气。
“林秋啊，”他坐在宿舍的板凳上，“得饶人处且饶人。顾家也不容易，他爹那个样子。”
“主席，”我说，“我爹那个样子的时候，谁饶过他。”
他张了张嘴，没说话，走了。
第二个月，顾卫东自己来了。
他站在宿舍楼下，手里拎着一个袋子，里面是两瓶酒，一条烟。
“林秋。”
“你拿回去。”
“我来不是求你。”他说，“我是来告诉你一件事。”
“说。”
“孙检察官的爱人，是我们部队转业的。”他看着我，“这案子，查不下去。”
我心里咯噔一下。
“你试试。”我说。
他站了一会儿，把袋子放在台阶上，走了。
那袋东西我没动，第二天被宿舍管理员扔了。
第三个月，孙检察官找我谈了一次话。
“林秋，”她说，“有件事我要跟你说清楚。”
“您说。”
“案子在查，但是我不能保证结果。”她看着我，“我只能保证，我查到的每一条，都会写进报告。”
“够了。”我说。
她愣了一下。
“够了？”
“够了。”我说，“我爹死了三年，第一次有人跟我说，要把查到的写下来。”
查了四个月。
结果下来的时候，是七月。
顾长顺冒领抚恤金，数额较大，情节严重，本应追究刑事责任。但考虑到他身患重病、生活不能自理，免予起诉，责令退赔。
八百块，加利息，一共一千一百二十块。
钱是顾卫东送来的。
他站在宿舍楼下，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衬衫，手里拿着一个信封。
“林秋。”
“放那儿吧。”
“我给你送上去。”
“不用。”
他把信封放在台阶上，站着没走。
“还有事吗。”
“我的安置，取消了。”他说，“县里说，我的指标来路不正，退回原籍。”
“哦。”
“我现在在街上蹬三轮。”他笑了一下，“一天挣三块。”
“挺好。”
“林秋，”他忽然抬起头，“你恨我吗。”
我看着他。
这个人我认识了十年。十年前他在我家院子里站着，说“等我回来，回来我就娶你”。那时候他穿着一身新军装，肩膀很宽，笑起来眼睛弯弯的。
“顾卫东，”我说，“我不恨你。”
“真的？”
“真的。”我说，“我就是不想再看见你。”
他站了一会儿，把信封往台阶上推了推，转身走了。
我拿起信封，抽出里面的钱，数了一遍。
一千一百二十块。
我拿着这笔钱，去了一趟城郊的公墓。
我爹的坟在一个土坡上，坟头很小，长满了草。原来的木牌早就烂了，只剩下半截，字也看不清。
我请人立了一块石碑。
石匠问我要刻什么字。
“林建国。”我说。
“就三个字？”
“就三个字。”
“不刻‘因公牺牲’？”
“不刻。”
石匠看了我一眼，没多问，低头刻字。
凿子一下一下敲在石头上，声音很脆。
我站在旁边看着，忽然想起十二岁那年。那天部队的人来，抬着一口薄棺材，我外婆扑上去哭，我站在人群后面，不敢过去。
我一直以为，我爹是命不好。
现在我知道了，他不是命不好。他是替人挡了一下。
那一下，本来该是别人受的。
石碑立好的时候，太阳快下山了。
我在坟前站了一会儿，磕了三个头。
“爹，”我说，“我叫林秋。我过得挺好。”
第二年秋天，我考上了省城的职工大学，学服装设计。
厂里给了证明，学费是我自己攒的。走的那天，同宿舍的三个姐妹送我到车站，塞给我一袋煮鸡蛋。
火车开动的时候，我把脸贴在玻璃上，看着松河县一点一点往后退。
后来我在省城留了下来，进了一家服装厂，从打版做起，做到设计师。
刚进厂那两年，我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八个人一间。晚上熄了灯，别人聊天，我就趴在床上画图。画到半夜，手电筒的电池没电了，我就闭上眼睛，在脑子里画。
第三年，厂里办了一个设计比赛，我拿了一等奖。奖状贴在食堂门口的墙上，贴了半年。
再后来，我自己开了一个小裁缝铺，门口挂着一块木牌，上面写着“林秋制衣”。
铺子不大，一间门面，两台缝纫机，一个熨台。我做旗袍，也做棉袄。冬天生意最好，最多的时候一个月接了四十七件。
有个老太太每年都来，让我给她做棉袄。
她八十多了，耳朵背，说话很大声。
“姑娘，”她坐在椅子上，看着我在布料上画线，“你这手艺，跟谁学的。”
“跟我娘。”我说，“我娘走得早，就留下一个针线笸箩。”
“你爹呢。”
“我爹也没了。”
“哎。”她叹了口气，“苦命的孩子。”
我低着头，把线穿进针眼。
“不苦。”我说，“我爹给我做过一个木马。”
老太太没听清，问我说的什么。
我说没什么，您试试这件。
她穿上棉袄，在镜子前转了一圈，笑得像个孩子。
我站在旁边看着，忽然觉得，人这一辈子，能有这么一刻，就挺好。
那年冬天，铺子里来了一个年轻人，二十出头，拿着一件旧棉袄，说是他爷爷的，袖口磨破了，想补一补。
我接过来看。那件棉袄是手工缝的，针脚很密，棉花絮得厚。
“这衣服有些年头了。”我说。
“我爷爷的。”他说，“他去年走了。我一直没舍得扔。”
“补好了也穿不出去。”
“我不穿。”他说，“我就想留着。”
我给他补了两个小时，用的是同色的线。
他付钱的时候问我多少钱。
“不要钱。”我说。
“那不行。”
“那给五块。”
他放下五块钱，抱着棉袄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着他的背影，忽然想起我爹那件蓝布褂子。
那件褂子后来去哪了，我不记得了。
铺子门口的木牌，是我自己刻的。刻坏了三块，第四块才成。
我把牌子挂上去那天，隔壁修鞋的老张站在门口看了半天。
“林秋，”他说，“你这字，刻得跟印的一样。”
“瞎刻的。”
“瞎刻的能有这个样。”他摇摇头，回自己铺子去了。
后来他在我这儿做了两件衬衫，一件灰的，一件白的。
再后来，他搬走了，铺子租给了一个卖早点的。
有一年冬天，我回松河办事，在街上看见一个蹬三轮的男人。他穿着一件旧棉袄，脸冻得通红，车上坐着两个买菜的妇女。
他看见我，刹住车。
我也看见他了。
我们隔着一条街，谁也没说话。
绿灯亮了，我蹬上自行车，从他身边过去。
风从耳边刮过，很冷，也很干净。
骑到街口，我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那条街上，人来人往，没有人知道我认识那个蹬三轮的男人。
我拉了拉围巾，继续往前骑。
我没有回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