腊月十七，周兰芝背着女儿走到镇卫生院门口时，兜里只剩六块二毛钱。女儿烧了三天，耳朵里淌出脓水，她翻遍家里每一个角落，连灶台砖缝里夹的两分硬币都抠了出来。丈夫说不用治，村里的孩子哪个不是扛一扛就好了。婆婆把装钱的铁盒子锁进柜里，钥匙拴在裤腰带上，睡觉都不摘。周兰芝没吵，没闹，天不亮就把女儿裹进棉袄里，从后山那条没人走的羊肠道，一步一步，走了四十里。她不知道这一走，十九年嫁进深山的日子就算到了头。
01
鸡叫第二遍的时候，周兰芝已经把灶膛里的火点着了。
柴是头天晚上劈好的，松木，不粗，胳膊粗细，拿斧头一劈就开两半。她劈柴的时候婆婆在堂屋看着她，没说话，就坐在门槛上嗑瓜子，瓜子壳吐在地上，一堆一堆的。婆婆嗑瓜子有个习惯，嗑完一把才吐壳，腮帮子鼓得跟塞了两个核桃。
灶膛里的火舔着锅底，水还没响。周兰芝把昨天剩的半碗苞谷糊糊倒进锅里，又加了一瓢水，拿铲子搅了几下。苞谷糊糊稀得能照见人影，铲子搅起来没什么阻力。
女儿在里屋咳嗽。
那种咳法不对劲。不是普通着凉的咳，是从嗓子眼深处往外拽，每咳一声，后头都跟着一阵急促的喘。周兰芝放下铲子，在围裙上擦了擦手，掀开门帘进去。
里屋没点灯，窗户纸糊得厚，透不进多少光。炕上铺着一床露了棉花的褥子，棉花结成了硬坨，隔着褥子都能摸到一个个硬疙瘩。女儿缩在被窝里，只露出半张脸。脸烧得通红，嘴唇却是白的，干裂了好几道口子。
周兰芝把手贴在女儿额头上。烫。
不是普通的烫，是那种手刚贴上去就想缩回来的烫。
女儿叫周苗苗，六岁。生下来的时候只有四斤二两，哭声跟小猫叫似的，细得几乎听不见。接生的是村里的赵婆子，剪脐带的剪子拿开水烫了一下就算消了毒。赵婆子把孩子抱起来看了看，说了句：“闺女，小是小了点，养养就好了。”
养了六年，没好。
苗苗两岁多还不会说话。村里同龄的孩子都能喊爹喊娘了，她只会啊啊啊地叫，眼睛倒是亮，看人的时候一眨不眨。周兰芝抱着她去过一次镇上，镇卫生院的大夫拿手电筒照了照她耳朵，又拿个什么东西在她耳边弹了几下，摇了摇头。
“听力有问题。先天的还是后天的不好说，得去县里查。”
去县里查。周兰芝把这四个字在心里翻来覆去地嚼了半个月。从白石沟到县城，先走四十里山路到镇上，再从镇上坐班车，班车一天一趟，早上七点发，票价十二块。到了县城还得找医院、挂号、检查。她算了算，来回路费加上检查费，少说也得两三百。
两三百块钱。她没有。
白石沟在山坳子里头，四面都是山。最近的邻居住在三里外的坡上，下一场大雨，路就断了。村里总共十一户人家，年轻人走了大半，剩下的不是老的就是小的。地是坡地，种苞谷和洋芋，靠天吃饭。年景好的时候，一亩地能收五六百斤苞谷。年景不好，三百斤都悬。
周兰芝是十九年前嫁进来的。
那年她十七。
媒人是她二姨，说山里头有户人家，姓贺，儿子老实本分，就是家远了点。“远点怕啥，山里空气好，地也多。”她二姨这么说的。彩礼给了八百块，外加一头猪。八百块在当时不算少了。她爹拿着钱，数了三遍，把钱锁进抽屉里，钥匙揣兜里，拍了拍她的肩膀。
“去了好好过日子。”
她爹就说了这么一句。
嫁过来那天，是坐拖拉机进山的。拖拉机开到半路就开不动了，路太窄，一边是山壁，一边是沟。她从车斗上跳下来，提着装衣裳的红布包，跟着贺家来接亲的人往山里走。走了两个多钟头，天快黑了，才看见白石沟的房子。
土坯房，三间。正屋一间，东屋一间，西屋是厨房。院墙是碎石头垒的，有好几处豁口，拿玉米秆堵着。院里养了五只鸡，一条黄狗。黄狗瘦得肋巴骨一根根数得清，看见生人也不叫，就蹲在门口，拿舌头舔自己的爪子。
贺德山比她大四岁，二十一。个子不矮，肩膀宽，手大，脸上常年晒得黑红。他话少，结婚头一年，周兰芝跟他说十句，他能回三句算多的。不打人，不骂人，就是闷。吃饭的时候闷头扒饭，干活的时候闷头干活，晚上躺炕上，背对着她，不到三分钟就打呼噜。
婆婆叫陈秀莲，五十出头。个子不高，瘦，但精神头足。眼睛不大，眼皮有点耷拉，可那双眼珠子转起来比谁都快。她说话声音不高，可每一句都带着一股子不容反驳的劲儿。
“兰芝，水缸空了。”
“兰芝，猪食还没拌。”
“兰芝，你公公的鞋底磨穿了，今黑了纳一双。”
不是商量，是通知。
公公叫贺满仓，常年在外头给人打零工，一年回来两三趟。回来的时候兜里揣着钱，多的时候三四百，少的时候几十块。钱交给陈秀莲，陈秀莲锁进铁盒子里。那个铁盒子是装月饼的，铁皮上印着嫦娥奔月的画，颜色都褪了，边角磕了好几个坑。
周兰芝嫁进来十九年，没摸过那个铁盒子一回。
苗苗烧起来是三天前的事。
起先是流鼻涕，清水鼻涕，擦了又流。周兰芝把家里仅剩的半包板蓝根冲了，哄她喝下去。苗苗不会说话，但她会摇头。她摇头的幅度很小，下巴微微往两边晃，眼睛看着她妈，里头有种大人才有的认真。
板蓝根没管用。第二天开始发烧。
周兰芝拿湿毛巾敷她额头，毛巾一搭上去，热气就透过来，不到十分钟毛巾就温了。换了一条又一条，一晚上没合眼。
第三天，苗苗右耳朵里淌出了东西。
黄的，稠的，沾在耳垂上，凝成一小块。周兰芝拿棉花签子沾了沾，签子上带出淡粉色。她心里“咯噔”一下。
她去找贺德山。贺德山在院里劈柴，斧头举起来，“咔”一下，木头裂开。她站在他旁边，等他劈完手里那块。
“苗苗耳朵流脓了。得去镇上看看。”
贺德山把斧头墩在地上，拿袖子擦了一把脸上的汗。
“流脓？上回不也流过？过两天就好了。”
“上回没发烧。这回烧了三天了。”
贺德山没接话，弯腰又搬起一截木头放到树墩上。斧头举起来，又是“咔”一下。
“去镇上得花钱。”他说。
周兰芝站在那里，看着他劈柴。他的后背弓着，背心被汗洇湿了一大片，颜色深浅不匀。她看了一会儿，转身进了屋。
她去找婆婆。
陈秀莲坐在堂屋的太师椅上，脚边放着一个簸箕，簸箕里头是还没剥完的苞谷。她一边剥苞谷一边听周兰芝说。
周兰芝说完了，她也没停手。苞谷粒子“噼里啪啦”地掉进簸箕里，响声很脆。
“你说苗苗耳朵流脓？”
“嗯。还发烧。”
“擦点紫药水。柜子里有。”
“紫药水管不了这个。得去镇上，让大夫看看。”
陈秀莲这才抬起头。她看了周兰芝一眼，那眼神不算凶，但硬得很，像两颗钉子。
“去镇上？来回八十里路。你走得动？”
“我走得动。”
“钱呢？”
“就是来跟妈商量——”
“甭商量了。”陈秀莲低下头，继续剥苞谷。“家里的钱有数，你公公在外头挣的，一年就那几个。开春还得买种子、买化肥。哪来的闲钱往镇上跑？”
“苗苗烧三天了。”
“小孩子哪有不发烧的？你小时候不发烧？我养德山那会儿，他四岁拉痢疾拉了半个月，我也没往镇上跑，不照样好了？”
周兰芝站在堂屋当中，两只手垂在身子两边。她看着婆婆手里的苞谷棒子一点一点地秃下去，金黄的粒子落进簸箕，堆成一个尖。
“妈，苗苗的耳朵——”
“行了。”陈秀莲把剥光的棒子芯扔进脚边的筐里。棒子芯撞在筐壁上，发出闷闷的一声。“你要实在不放心，去找赵婆子看看。赵婆子啥没见过？”
赵婆子今年七十三了。她能治的病：拉肚子，灌碗盐水。头疼，太阳穴抹清凉油。发烧，拿被子捂着出身汗。耳朵流脓，她没治过。
周兰芝没去找赵婆子。
那天晚上，她等贺德山和陈秀莲都睡了，一个人蹲在灶台边上，借着灶膛里最后一点火光，把家里所有能翻的地方翻了一遍。
炕席底下，没有。
枕头里，没有。
衣柜最上面那层，放着一双贺德山的旧棉鞋，鞋里塞着两团报纸。报纸打开了，没有。
灶台上方的烟熏黑了的木架子上，有三个空罐头瓶子，拿来腌咸菜的。她把罐头瓶一个个拿下来，往里头看。一个空的，一个装着半瓶豆豉，还有一个——
她把手伸进去，指尖碰到了硬物。
一把硬币。
她把硬币倒出来，在灶台上一个一个地摆好，数了两遍。三块四毛。
加上她口袋里仅有的两块八。
六块二。
周兰芝蹲在灶台边上，盯着那一堆硬币看了很久。灶膛里的火已经灭了，只剩几点暗红的火星子在灰里头闪。
六块二。
六块二够什么？镇卫生院挂号费两块，可挂完号呢？检查，开药，哪一样不要钱？
可她蹲不住了。
里屋传来苗苗的咳嗽声，一阵接一阵，中间夹着那种细细的、尖尖的喘气声。那声音钻进周兰芝耳朵里，跟针扎似的。
她站起来。
把硬币一个个捡起来，攥在手心里。铜的凉，铝的更凉。她握紧了，指节发白。
凌晨三点多钟，天还黑得严严实实。周兰芝把苗苗从被窝里抱起来，拿自己的棉袄把她裹严实了。苗苗迷迷糊糊地睁了一下眼，又闭上了。她烧得小脸滚烫，嘴唇干得起了一层白皮，嘴角有一小片唾液干了的痕迹。
周兰芝把苗苗绑在背上。用的是一条旧床单，叠成三角，从苗苗屁股底下兜过来，两个角在自己胸前打了个死结。她试了试，紧，不会滑。
她没从院门走。
院门开的时候会响。门轴是木头的，干了，转起来“吱嘎”一声，在夜里头能传出去老远。婆婆睡觉轻，翻个身都能醒。
她从院墙西边那个豁口翻出去的。
那个豁口本来是用玉米秆堵的，她提前一天把玉米秆松了松。翻的时候碎石头硌了她一下小腿，疼，但没出声。她咬着牙，一只手扶着墙头，一只手护着背上的苗苗，慢慢地翻了过去。
落地的时候脚底打了一下滑。山里的土到了冬天冻得硬邦邦的，表面一层霜。她站稳了，又往背上的苗苗紧了紧。
从白石沟到镇上，正经路是绕着山脚走，过两道梁，趟一条河。夏天河水浅的时候脱了鞋就能过，冬天水面冻了一层冰，冰底下水还在流，踩上去不保险。这条路四十里，脚程快的男人走四个钟头，她背着孩子，至少得六个。
还有一条路。后山那条羊肠道。
那条道没几个人走。窄，陡，有好几段贴着崖壁，下面就是沟，摔下去不死也得残。可它近。走这条道到镇上，能省十来里路。
周兰芝走的是羊肠道。
天太黑，看不见脚底下。她是摸着走的。左手扶着崖壁，右手护着背后的苗苗。崖壁的石头冰凉，有些地方长着苔藓，滑。她的手指头很快就冻僵了，指尖碰到石头没什么感觉，只能靠手掌的触感判断路的方向。
走了大概半个钟头，天边有了一点灰白色。
不是日出。腊月的天亮得晚，得到七点多才能看见太阳。那点灰白色是夜要散了的前兆，像脏水里头兑了一滴牛奶，混混沌沌的。可就是这一点光，让她能隐约看清脚底下的路了。
路上有霜。
白的，薄薄的，铺在石头上。踩上去“咔嚓”一声，跟踩薄冰似的。
苗苗在她背上动了一下。小手从棉袄里头伸出来，攥住了她脖子边上的衣领。手心烫得吓人。
周兰芝加快了脚步。
最危险的一段路在半山腰。那段路不到两尺宽，右边是崖壁，左边是深沟。沟有多深看不见底，扔块石头下去，好半天才能听见“咚”一声闷响。
她走到那段路的时候，天已经蒙蒙亮了。能看见对面山头的轮廓，黑黢黢的，像一头趴着的牛。
她贴着崖壁，一步一步地挪。脚底下的路不平，有碎石头，有树根，有冻硬了的泥坎。她每迈一步都先用脚尖试探，踩实了，才把重心移过去。
走到中间的时候，苗苗咳了起来。
不是普通的咳，是那种整个身子都在抽的咳法。她在周兰芝背上一抽一抽的，带得周兰芝的身子也跟着一顿一顿。
周兰芝站住了。两只脚钉在地上，一动不敢动。她左手死死扣住崖壁上一块凸出来的石头，右手反过去按住苗苗的后背，轻轻地拍。
“乖，乖。”她嘴里念着。声音很低，怕惊了自己。
苗苗听不见她说话。
苗苗什么都听不见。
周兰芝拍了好一阵，苗苗的咳嗽才慢慢平下来。她感觉背上热了一大片，不知道是苗苗出了汗还是别的什么。她没去想，继续走。
过了那段窄路，山道开始往下走了。坡度大，膝盖吃力，每一步都得绷着劲儿才不至于往前栽。她的棉鞋底子是布的，磨得薄了，石头地硌脚。走了一阵，她感觉右脚拇指那块儿有点湿，可能是磨破了。没工夫管。
太阳出来的时候，她已经走了三个多钟头。
山道的尽头连着一条土公路。公路上有车辙印，一道一道的，结了冰。路边的树都是光杆儿，枝桠上挂着霜，太阳一照，亮晶晶的。
她从山道上下来，脚踩到公路上的那一刻，两条腿“突突”地抖了起来。不是冷的，是累的。肌肉绷了太久，一松下来就控制不住。她扶着路边一棵树，站了一会儿，等腿不抖了，又接着走。
从土公路到镇上还有七八里。
她走到镇卫生院大门口的时候，太阳已经升到了半空。卫生院是一栋两层的白色小楼，墙皮脱落了好几块，露出底下灰色的水泥。大门口挂着一块红底白字的牌子，“仁和镇卫生院”，字的边缘被雨水洇得有些模糊。
她进了门。
挂号窗口在一楼走廊尽头。窗口上方有一排字：“挂号费：普通科2元，急诊5元。”
周兰芝在窗口前站了一下。她把手伸进口袋里，摸到那把硬币，一个一个数了一遍。
“挂哪科？”窗口里面的人问。
“耳朵。小孩的耳朵。”
“没有耳科。挂普通外科。两块。”
她把硬币一个个码在窗台上。窗口里面的人低头看了一眼那堆硬币，拿手拨了拨，挑出几个，推回去一些。撕了张挂号单递出来。
“二楼左拐第三间。”
周兰芝拿着挂号单上了二楼。楼梯是水磨石的，踩上去凉飕飕的。走廊里头有股消毒水的味道，刺鼻。她找到第三间诊室，门开着。里面坐着一个穿白大褂的年轻大夫，戴着眼镜，正在写什么东西。
她站在门口，等了一下。大夫抬起头。
“进来。”
她进去，把苗苗从背上解下来，放在诊室的床上。苗苗缩成一团，眼睛半睁半闭。脸还是红的，嘴唇还是白的。
大夫过来了。他拿手电筒照了照苗苗的耳朵，又用一个小漏斗一样的器具探了进去。看了看右耳，又看了看左耳。他的眉头皱了起来。
“这孩子发烧几天了？”
“三天。”
“之前耳朵流过脓没有？”
“流过。去年冬天流过一回，后来自己好了。”
大夫把手电筒关了，坐回椅子上。他看了周兰芝一眼，又看了看苗苗。
“中耳炎。”他说。“已经比较严重了。两只耳朵都有，右耳鼓膜有穿孔。”
周兰芝听见“穿孔”两个字，手指头不自觉地攥紧了。
“什么意思？”
“就是耳朵里头那层膜破了。”大夫想了想措辞。“如果不及时治疗，感染会加重。这个孩子——她平时听力怎么样？”
“不好。”周兰芝的声音低了下去。“她不会说话。”
大夫沉默了几秒。
“这个情况，我们这里处理不了。得去县医院。最好是市里的医院，有耳鼻喉专科的。”
“大约得多少钱？”
大夫犹豫了一下。“检查费加治疗费，如果需要手术的话——少说也得一两千。如果去市里，路费、住院费加一块，可能得三四千。”
三四千。
这个数字落在周兰芝耳朵里，跟一块石头砸进深沟里一样，半天没回音。
她兜里还剩四块二毛钱。
大夫看出了她的处境。他没有再说什么，转过身去，从药柜里拿出两盒药，一盒白色的小药片，一盒棕色的药水。
“先把这个吃上。消炎的。药水是滴耳朵的，每天三次，每次两滴。”他把两盒药放在桌子上，推到周兰芝面前。“这个钱我——回头再说。先给孩子吃上。退烧的我再开一点。”
周兰芝看着桌上的药，没伸手。
“多少钱？”
大夫摆了摆手。“先拿着。孩子要紧。”
周兰芝把苗苗重新绑到背上，拿了药，出了诊室。走到楼梯口的时候，她回了一下头。大夫还坐在那里，隔着走廊看着她的背影。
她下了楼，出了卫生院大门。
太阳已经偏西了。阳光从侧面照过来，把她的影子拉得老长，斜斜地铺在地上。
她站在卫生院门口，背着女儿，兜里装着四块二毛钱和两盒药。
四十里山路走回去，然后呢？
药吃完了，然后呢？
三四千块钱。
她站在那里，站了很久。
02
周兰芝没有立刻回白石沟。
她沿着镇上的主街往前走。这条街她来过几回，上一回来是三年前，苗苗三岁那年，也是来看病。镇上变化不大，街两边还是那些铺子：杂货店、种子化肥店、一个卖猪肉的摊子、一个裁缝铺。裁缝铺的门口挂着一排样衣，风一吹，衣裳晃荡起来，袖子像在跟人招手。
她走到街尾的时候，看见了一个东西。
一张纸。
A4纸大小，贴在电线杆上。纸的边角卷了，上面被雨淋过，有几个字洇得看不清。但大部分还能辨认。
“招工启事。仁和镇针织厂招缝纫工，月薪450—800元。要求：女，18—45岁，身体健康，能吃苦。提供食宿。有经验者优先。联系人：李厂长。电话……”
周兰芝站在电线杆前面看了三遍。
月薪四百五到八百。
她做了一道算术。如果她一个月挣四百五，什么都不花，攒满十个月就是四千五。苗苗的手术费就有了。如果挣得多，八百一个月，五个月就够。
可她走了，苗苗怎么办？
她不可能带着苗苗去上工。苗苗还在发烧。六岁的孩子，聋哑，谁来照看？
贺德山？他从来没给苗苗喂过一顿饭。
陈秀莲？她连那个铁盒子都不肯打开。
周兰芝把那个电话号码念了三遍，记在心里。然后她转身，背着苗苗，走上了回白石沟的路。
她没走羊肠道。天快黑了，那条道白天走都危险，黑天走就是拿命赌。她走的正路，绕山脚，过两道梁。
走到第一道梁的时候，天彻底黑了。
山里的黑不是城里那种黑。城里再黑也有路灯、有窗户透出来的光、有手机屏幕的亮。山里的黑是纯粹的、整块的、没有缝隙的黑。伸出手在眼前晃，能感觉到风从指缝里过，可看不见手指头。
周兰芝摸着路走。脚底下的路她走过几十遍，哪儿有个坎，哪儿有块大石头，哪儿路拐弯，她大致记得。可黑天里走和白天走不一样，方向感全乱了，每一步都虚得很。
苗苗趴在她背上，一直没动。呼吸倒是平稳了一些，不像白天那样急促。药吃下去了，退烧的那种，出卫生院的时候就着凉水给她灌了半片。烧应该在退。
可周兰芝背上还是烫的。苗苗的体温隔着两层棉袄传过来，像绑了一个热水袋。
走到第二道梁下面那条河的时候，出了状况。
河面结了冰。白天还看得见冰面底下黑色的水在流，黑天就什么都看不见了。她拿脚试了试冰面，“咔”一声脆响，脚底下的冰裂了。不厚，撑不住人。
蹚水过去，水是刺骨的凉，腊月的山涧水，零度上下。水不深，到膝盖，可湿了裤子和鞋，后面还有十几里路要走，不冻僵才怪。
周兰芝站在河边，想了一下。
她往上游走了一段。上游有个地方河道窄，两边各有一块大石头，间隔不到三尺。枯水期的时候能直接跨过去。现在不是枯水期，可河道窄了，冰可能厚一些。
她走到那里，蹲下来，用手掌拍了拍冰面。硬的。再拍了几下，没裂。她又站起来，一只脚慢慢踩上去，把重心一点一点压过去。
冰面发出“咯吱”的声音，但没裂。
她另一只脚也踏上来了。冰面又“咯吱”了一下。
她屏着气，一步，两步，三步。
到第四步的时候，冰面碎了。
右脚整个踩进了水里。水没过了脚踝，冰凉彻骨，像有一千根针同时扎进皮肤。她整个人往前一栽，左手本能地撑住了对面的石头。手掌蹭在石头棱上，刮掉了一层皮。
她没出声。
牙咬得死死的，腮帮子上的肌肉鼓起两个硬包。
她用左手撑着石头，右脚从水里拔出来，往前一迈，踩在了对岸的土地上。左脚跟着跨过来。
她蹲在河对岸，低头看了一眼右脚。棉鞋整个湿透了，水顺着鞋帮往下滴。脚已经没什么感觉了，冻麻了。
她脱下鞋，把里头的水倒了倒，又穿上。没有换的。
站起来，继续走。
到白石沟的时候，鸡叫头遍了。
将近凌晨四点。从早上出发到现在，她走了将近一整天。八十里山路。背上背着一个六岁的孩子。
院墙那个豁口还是她走的时候那个样子，玉米秆松松地搭着。她翻进去的时候，手掌上那道伤口又裂了一下，渗出了血。
屋里黑着灯。
她推开堂屋的门，轻手轻脚地走进去。进了里屋，把苗苗从背上解下来，放在炕上，拿被子盖好。苗苗额头上的温度降了一些，不像白天那样烫手了。
周兰芝在炕沿上坐了一下。
她低头看了一眼自己的脚。右脚的棉鞋结了一层冰碴子，硬邦邦的，跟鞋面冻在了一起。她把鞋扒下来，鞋里头的袜子湿透了，贴在脚上。脚趾头是紫红色的，大拇指上有一块皮磨掉了，露出底下嫩红的肉。
她拿手搓了搓脚，搓了一会儿，疼。不是冰的疼了，是血液回流的疼，像有什么东西在骨头缝里往外胀。
她没吭声。拿了一双干袜子换上，把湿鞋子放在灶台边上。
然后她去灶房烧了一锅水。把大夫给的药片碾碎了，兑在温水里，端进屋去。苗苗迷迷糊糊的，周兰芝拿小勺子一口一口地喂。苗苗吞得费劲，呛了一下，咳了两声。周兰芝把她扶起来，拍了拍后背，又继续喂。
药水是滴耳朵的，棕色的，有股刺鼻的味道。她让苗苗侧过头，拿手稳着药瓶，对准耳道，一滴，两滴。苗苗的身子抖了一下，可能是凉的。周兰芝拿棉花球轻轻堵上耳朵口。
弄完这些，天快亮了。
灶台边上，湿棉鞋在冒着热气。鞋面上的冰碴子化了，水滴在灶台的砖地上，洇出一小片深色。
03
陈秀莲发现她出去过。
不是因为棉鞋。棉鞋她收得快，天一亮就塞进了灶膛旁边的柴火堆里。是因为院墙。
那个豁口的玉米秆被她翻的时候弄掉了两根，落在墙根外面。陈秀莲早上出门喂鸡的时候看见了。
“兰芝。”
周兰芝正在刷锅。铁锅上结了一层黑垢，她拿丝瓜瓤使劲蹭着。
“墙上的秆子怎么掉外头了？”
周兰芝没有犹豫。“昨晚刮风大，可能吹的。”
陈秀莲没接话。她站在院子里，眯着眼睛，从豁口看出去，又看了看地面。她鼻子动了一下，像在闻什么。
她没再问。可从那以后，周兰芝注意到一件事：婆婆晚上开始锁院门了。
以前院门只是虚掩着，风大的时候拿一块砖头顶住。现在，陈秀莲每天天黑以后，会拿一把铁锁把院门从里头锁死。
钥匙她揣在自己兜里。
苗苗的烧退了，药吃了三天。可药一停，右耳朵又开始流脓。周兰芝按照大夫说的，每天滴三次药水。药水用得快，那个小瓶子拿在手里越来越轻。
她算了算，还能用五天。
五天以后，没有药了。
她得想办法。
不是想办法弄药。药只是缓解。大夫说得清楚，得去县医院，得手术。鼓膜穿孔，不补上，听力只会越来越差。苗苗现在还能感觉到声音的震动，那是骨传导。等炎症反复几次，连骨传导都可能受影响。到那时候就是全聋。
六岁。全聋。不会说话。在白石沟这样的地方，这意味着什么，周兰芝比谁都清楚。
她想起那张招工启事。
月薪四百五到八百。提供食宿。仁和镇针织厂。
她在心里翻来覆去地算了三天。
第四天，她做了一个决定。
她要去镇上打工。
这个决定听起来简单，做起来难。难在三个地方：第一，苗苗谁来带；第二，婆婆不可能同意；第三，她没有身份证。
身份证的事最好说。她的身份证在陈秀莲那个铁盒子里锁着。嫁过来的第一年，陈秀莲就把她的身份证收走了。“家里统一放，免得弄丢了。”这是婆婆的原话。
苗苗的问题最棘手。她不可能带着苗苗去上工，也不可能把苗苗扔在白石沟不管。
那三天里，她一边干活一边想，一边喂苗苗吃药一边想。想到第三天夜里，她想到了一个人。
宋大梅。
宋大梅住在白石沟口上，也就是进山的那条路刚拐进来的地方。她家比贺家离镇上近十几里路。宋大梅今年四十八，丈夫五年前在外头打工，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摔断了腰椎，瘫了。两个儿子在南方的电子厂上班，一年回来一趟。
宋大梅跟周兰芝的关系算是这十一户人家里头最近的。不是亲戚，是一起在河边洗过衣裳、一起在坡上掰过苞谷的交情。有一年冬天，周兰芝发烧烧到说胡话，是宋大梅走了三里路来给她灌的姜汤。
周兰芝想找宋大梅帮忙看几天苗苗。不是长期的，就是她去镇上找到工作、安顿下来以后再想长期的办法。她可以等发了第一个月工资，请人帮忙照看苗苗，或者想别的法子。
可首先她得出得了这个门。
第五天，药水用完了。
周兰芝把空瓶子放在窗台上，看了一会儿。瓶壁上还挂着几滴残液，透明的，在瓶壁上慢慢往下淌。
当天晚上，她趁苗苗睡着了，去了堂屋。
贺德山在炕上躺着，没睡着，眼睛睁着，看屋顶。堂屋的顶棚是用报纸糊的，报纸发黄了，上面的字已经看不清。有几块报纸翘了起来，耷拉着，像要掉下来。
“德山。”
“嗯。”
“苗苗的药用完了。”
“嗯。”
“大夫说得去县医院看。”
“嗯。”
“得花钱。”
贺德山翻了个身，背对着她。
“没钱。”
“我去挣。”
贺德山的身子顿了一下。他没翻过来，可那个停顿说明他在听。
“镇上有个针织厂招工。管食宿。我去干活，挣了钱给苗苗看病。”
这回贺德山翻过来了。他看着周兰芝。屋里没点灯，看不清他的表情，可他的眼珠子在黑暗里反着一点微光。
“你疯了？”
“苗苗耳朵再不治就全聋了。”
“你走了家里咋办？地谁种？猪谁喂？我妈——”
“你是个大活人。”周兰芝的声音压得很低，可每个字都清清楚楚。“你胳膊腿都是全的。你妈也是。我走了，这个家就散了？”
贺德山没说话了。他重新翻过身去，面朝墙壁。
过了好一会儿，他说了一句：“我妈不会答应的。”
“我不是来跟你商量你妈答不答应的。”周兰芝说。“我是来告诉你，我后天走。苗苗我先送到宋大梅那里待几天，等我在镇上安顿好了再接她。你跟你妈说也行，不说也行。”
贺德山没吭声。
周兰芝等了一会儿，起身走了。
第二天一早，她去了宋大梅家。
三里山路，走了四十来分钟。宋大梅正在院里给她男人晒被子。她男人坐在轮椅上，轮椅是镇上废品站淘来的，少了一个脚踏板，用铁丝绑了块木板代替。
“大梅姐。”
宋大梅一看她的脸色就知道有事。
“进屋说。”
两个人坐在灶台边上。宋大梅给她倒了碗水，水是温的，灶膛里还有火。
周兰芝把事情从头到尾说了一遍。苗苗的耳朵，去镇上看病，大夫的话，那张招工启事，她的打算。
宋大梅听完了，没有马上说话。她端着自己那碗水，拿拇指蹭着碗沿。碗沿有个缺口，她的拇指在那个缺口上来回地磨。
“你婆婆知道？”
“不知道。”
“德山呢？”
“昨晚跟他说了。”
“他啥态度？”
“没态度。”
宋大梅笑了一下。不是那种开心的笑，是那种“我知道了”的笑。
“苗苗放我这儿可以。”她说。“几天都行，十天半个月都成。可你想过没有，你走了，你婆婆会怎么着？”
“她能怎么着？”
“她能把苗苗从我这里领回去。苗苗是她孙女，她要领，我拦不住。”
周兰芝低下头，看着碗里的水。水面上漂着一片茶叶末子，打着旋。
“到时候再说。”她说。
“还有一样。”宋大梅放下碗。“你的身份证呢？进厂没身份证不行。”
周兰芝沉默了一下。“在我婆婆那里。”
宋大梅看着她，没说话。
两个人在灶台边上坐了一会儿。灶膛里的火“噼啪”地响着，柴是湿的，冒着白烟。
最后宋大梅说：“身份证的事，你去镇上派出所可以补办。拿户口本就行。”
“户口本也在她那里。”
宋大梅这回沉默得更久了。
“那你先把户口本弄出来。”她说。“你嫁进来十九年了，身份证和户口本都在她手上，不是你心甘情愿给的。你是个人，不是她家的一件东西。”
周兰芝站起来。“我回去了。”
“苗苗随时送来。”宋大梅跟着站起来，走到门口。“兰芝，你想好了就去。别想一半。”
周兰芝点了点头，转身走了。
04
她走的那天是腊月二十二。
头天晚上她做了几件事。
第一件：她把苗苗的衣裳收拾了一包，两身换洗的，一双棉鞋，一顶帽子，那两盒药的空盒子留着——上面有药名，到时候去镇上药店照着名字买。
第二件：她把灶房里的米面分成了两份，一份留在缸里，一份装在蛇皮袋子里，准备给宋大梅带过去，算苗苗的口粮。
第三件：她去了婆婆的屋。
陈秀莲已经睡了。屋里的煤油灯灭了，黑咕隆咚的。周兰芝站在门口，听了一会儿。婆婆的呼吸声均匀，带一点鼾。
她推门进去了。
门是虚掩的。婆婆锁院门，可她自己的屋门从来不锁。她不觉得家里有人敢进她的屋翻东西。
周兰芝摸到了那个柜子。柜子是老式的，两扇门，铜锁。她摸到了铜锁，锁着的。
钥匙在婆婆身上。裤腰带上。
她站在柜子前面，手指摸着那把铜锁。锁面冰凉，上面有锈。
她闭上眼睛想了想。
然后她蹲下来，从口袋里掏出一根铁丝。
这根铁丝是她前天在院里捡的，固定晾衣绳用的那种，被风吹断了一截。她捡起来的时候就在心里盘算过，大概够用。
她把铁丝一头弯成一个小钩。她小时候看过她爹开锁，她爹是个木匠，偶尔也帮邻居修修锁。这种老式铜锁的锁芯简单，铁丝钩进去，顶住弹片，往上一挑——
“啪”一声轻响。锁开了。
她拉开柜门。手伸进去，在黑暗里摸索。
一个铁盒子。月饼盒，方的，盖子上有凸起的花纹——嫦娥的裙子。
她把盒子抱出来，蹲在地上，打开盖子。
里面的东西她摸不清，太黑了。她不敢点灯。她用手指一样一样地摸。
一沓纸币。不薄，有些厚度。她没拿。
一个塑料袋，里面有硬卡片。她摸出来一张，指肚在上面摩挲。卡片的大小、手感对了，身份证。可她分不清是自己的还是别人的。
她一共摸到了三张硬卡片。她都揣进了口袋里。
然后是一个小本子。巴掌大小，软封面。户口本。
她把户口本也揣好了。
关上铁盒子，放回柜里，把铜锁重新挂上——只是挂上，没锁死。她试了试，看起来跟锁死了一样，除非用力拽一下才能发现。
她退出婆婆的屋。从头到尾没有发出过一点多余的声响。
回到自己屋里，她摸出那三张卡片，凑到窗户边上。窗外有一点月光，很淡。她把卡片一张张举起来，眯着眼睛辨认。
第一张：贺德山，男，19xx年x月x日。
第二张：周兰芝，女，19xx年x月x日。
第三张：贺满仓。
她把自己那张揣好了。贺德山和贺满仓的放回口袋里，等会儿还得送回去。
她看了一眼炕上的苗苗。苗苗睡得很沉，嘴微微张着，呼吸声平稳了很多。右耳朵上那团棉花球还在，没掉。
周兰芝弯下腰，把嘴唇贴在苗苗的额头上。不是亲，就是贴了一下。苗苗的额头温温的，不烫了。
她把身份证放进了贴身的内兜。贴着胸口。硬卡片抵着皮肤，有一点硌。
然后她把另外两张身份证送回了婆婆的柜子里。这回更快了，进去、放下、出来，不到一分钟。
天还没亮，她背着苗苗，挎着蛇皮袋子，从院墙豁口翻了出去。
这一回她没有走后山的羊肠道。她先去了宋大梅家。
到宋大梅家的时候，宋大梅已经起了。她好像知道周兰芝今天会来。灶上热着粥，红薯粥，甜丝丝的气味飘了半个院子。
周兰芝把苗苗从背上解下来，放在宋大梅家的炕上。苗苗醒了，睁着眼睛看了看周围，不认识的地方，不认识的人。她没哭，也没闹，就是那么看着。
周兰芝蹲在炕前，拉着苗苗的手。
苗苗的手很小，手指头跟小葱白似的，嫩。指甲剪得不齐，她剪的，苗苗不配合，老是攥拳头。
她想说点什么。可苗苗听不见。
她就那么拉着女儿的手，拉了一会儿。然后她松开了。
她把蛇皮袋子放在炕边上，把药盒子交给宋大梅，一样一样地交代：这个药片每天三次，每次一片，碾碎了拌在粥里。这个药水用完了，药名在盒子上，去镇上买一样的，钱她回头给。苗苗晚上睡觉爱蹬被子，得给她掖好。她怕黑，睡觉得点一盏灯。
宋大梅听着，一样一样地记。
“行了。”宋大梅说。“你走吧。孩子在我这儿，你放心。”
周兰芝站起来。她没有回头看苗苗。
她走到院门口的时候，听见身后苗苗“啊”了一声。
就一声。短短的，细细的。
苗苗不会说话，可她知道她妈要走了。六岁的孩子，聋，不哑——不是不能发声。她只是从来没有听过声音，不知道怎么组织那些声带的振动。可她会“啊”。
周兰芝的脚步顿了一下。
就那么一顿。然后她迈出了院门。
05
仁和镇针织厂在镇子东头，一个两层的院子，铁大门，门口挂着的牌子油漆斑驳。
周兰芝到的时候是上午十点多。厂门口有个传达室，里头坐着一个五十来岁的老头儿，戴着老花镜，在看报纸。
“找谁？”
“找李厂长。看见招工的告示来的。”
老头拿下眼镜，上下打量了她一眼。
“进去左拐，二楼第一间办公室。”
李厂长是个女的。四十出头，短头发，圆脸，说话干脆利落。
“做过缝纫？”
“做过。”周兰芝说。这不是假话。她嫁过来之前在娘家就会踩缝纫机，嫁过来以后，全家的衣裳补丁都是她打的。
“身份证带了？”
周兰芝从内兜里掏出身份证，递过去。
李厂长拿过来看了看，又看了看她的脸，核对了一下。“七八年的，三十六了。”她把身份证还回来。“明天来上班。先试一个礼拜，每天八块钱。试用过了，正式上岗，计件，手脚快的一个月能拿七百以上。食宿都在厂里，不收钱。”
“今天能上吗？”
李厂长看了她一眼。
“行。下午一点到车间，找王组长，她给你安排位子。”
周兰芝出了办公室，去了宿舍。宿舍在厂房后面，一排平房，门对着一面砖墙。六人间，上下铺，铁架子床。她被分到了最里头的一个下铺。铺板上摆着一床叠好的被子和一个枕头，被面是格子的，洗得发白。
她把随身带的东西放在枕头下面——一个布包，里头装着户口本、身份证和四块二毛钱。
下午一点，她准时到了车间。
车间很大，一排排缝纫机摆得密密麻麻。机器在响，“哒哒哒哒”的声音连成一片，像下大雨。女工们低着头，脚踩着踏板，手上的布料在针头下面飞速地走。
王组长是个三十来岁的瘦女人，嗓门大。她把周兰芝领到一台缝纫机前，那台机器比周兰芝在家用过的新得多，电动的。
“先踩空机，找找感觉。”
周兰芝坐下来，脚放在踏板上，轻轻踩了一下。机器“嗡”地转起来，比她想象的快得多。她松了脚，机器停了。又踩了一下，这回轻一点，机器慢慢转起来。
“手放上来。”王组长递给她一块碎布。“练走直线。”
周兰芝把碎布放在压脚下面，落针，踩踏板。针头“哒哒哒”地跳起来，碎布往前走。走出去的线歪了，往右偏了一截。
“太快了。稳着点。”王组长说。
她又来了一遍。这回好一些，线基本是直的，可到了布的边缘，拐弯的地方没控制好，车出了布外头。
“再来。”
她一下午练了三十多块碎布。手指头被针扎了两回，第一回扎在左手食指上，一个小眼儿，冒了一滴血。她把手指头含在嘴里吮了一下，接着练。第二回扎在中指上，没冒血，就是疼了一下。
下工的时候是晚上七点。
她回到宿舍，在床上坐了一会儿。两只手从手腕往上一直酸到肩膀，那种酸不是干重活的酸，是细碎的、持续的、精密的酸，像有人拿钝刀在肌肉里来回地锯。
同宿舍的一个女工看她一眼。
“新来的？”
“嗯。”
“第一天都这样。过一个礼拜就好了。”
那个女工姓程，叫程秋菊，比她小两岁。后来周兰芝知道，这个厂里的女工大部分都是镇周边村子里来的。有的跟她一样，嫁进了山里，挣钱养家。有的是没嫁人的年轻姑娘，攒钱想去更远的地方。还有两三个是从外地过来的，来路不详，也没人多问。
第一个星期，周兰芝拿了五十六块钱。八天，每天八块，有一天扣了两块，因为练废了一批布料。
试用期结束，王组长让她正式上岗。
第一个月，她做了二十八天，拿了四百二十块。
她算了算。房租零，伙食零，厂里管。四百二十块全是净的。如果保持这个数，十个月是四千二百。苗苗的手术费差不多够了。
但她不想等十个月。
她开始加班。每天比别人早到半小时，晚走一个小时。手上的速度越来越快，从一开始走直线都歪到后来走弧线都稳。王组长看了几天，把她从简单的侧缝调到了袖口。袖口的活细，要求高，但计件单价也高。
第二个月，她拿了六百一十块。
她把钱分成两份。一份五百块，卷起来，塞进一个布袋子里，缝在枕头里面。一份一百一十块，留着日常用。
日常用什么呢？她几乎不花钱。厂里管吃管住，她连卫生纸都省着用，一卷能用一个月。她花的最大一笔钱是给苗苗买药：去镇上药店，照着药盒上的名字，买了两盒消炎药和一瓶滴耳液，一共花了三十四块。
她托了一个宋大梅认识的赶集的人，把药捎了进去。
那个人回来的时候带了一句话：“大梅姐说，娃儿挺好，烧没再起过。就是天天在门口坐着，不进屋。”
不进屋。
周兰芝知道苗苗在等她。
六岁的孩子，听不见，不会说话。她不知道妈妈去了哪里，也没法问。她能做的就是坐在门口，看着那条三里长的山路的方向。
周兰芝没有回去看她。
不是不想。是不敢。她怕自己回去一趟就走不了了。
06
第三个月头上，出事了。
那天下午，周兰芝正在车间里赶活。旺季来了，厂里接了一批大单，工人们两班倒。她报了加班，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十点。
傍晚六点多钟，传达室的老头跑进车间来找她。
“周兰芝！外面有人找你！”
她把布料从压脚下面抽出来，站起来，手在围裙上擦了擦。出了车间，到了厂大门口。
门外站着两个人。
贺德山。和陈秀莲。
贺德山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军绿色棉袄，手揣在袖筒里。陈秀莲站在他旁边，头上裹着一条黑围巾，围巾边上露出半截白头发。她脸上的表情比腊月的山风还硬。
周兰芝在门口站住了。
“人在这里了。”陈秀莲的声音不大，可字字都像钉子往门板上钉。“厂开得好啊。把家都不要了。”
周兰芝没接话。
“你知不知道你偷了什么东西？”陈秀莲往前迈了一步。“你翻了我的柜子。你拿了我的钥匙——不对，你没拿钥匙，你把锁撬了。”
她知道了。周兰芝想。那把铜锁没有锁死，婆婆发现了。早晚的事。
“我拿的是我自己的身份证。”周兰芝说。
“你的？”陈秀莲的眼睛眯了一下。“嫁进我贺家的门，就是贺家的人。身份证放在我那里保管，怎么就不是保管了？你倒好，半夜三更撬锁偷东西，你这叫什么？你这叫贼。”
“我没偷别的。钱没动，别人的证件没动。”
“你还敢犟嘴。”陈秀莲的声音拔高了一截。旁边经过的工人好奇地看了两眼，走开了。“跟我回去。现在就跟我回去。”
“我不回去。”
这三个字周兰芝说得很平。不高，不低，不急，不慢。
陈秀莲愣了一下。
十九年了。从周兰芝踏进贺家门口的第一天起，她从来没对婆婆说过这三个字。不是不想说，是不敢说，是没想过要说，是觉得说了也没用。
可现在她说了。
“你说啥？”
“我说我不回去。”周兰芝重复了一遍。“苗苗的耳朵得做手术，要三四千块。家里没有这个钱，我在这儿挣。等钱攒够了，给苗苗看好了病，我再说以后的事。”
“苗苗！你就知道苗苗！”陈秀莲的声音更高了。“苗苗是个聋子，花多少钱都是个聋子！你把那个钱拿回来，留着给德山盖房子，再生一个——”
“妈。”周兰芝打断了她。声音还是那么平，可那个打断的动作本身就像一把刀，把什么东西切开了。“苗苗是个人。她是我的女儿。她的耳朵能治。大夫说了，手术以后可以恢复一部分听力。她可以学说话。”
“你——”
“德山。”周兰芝看向贺德山。贺德山从头到尾没说过一个字，就揣着手站在那里，目光落在地上。“你也说句话。”
贺德山抬了一下头。他看了看他妈，又看了看周兰芝。
“回去吧。”他说。声音低低的，像在跟自己商量。
“为什么回去？”
贺德山没答上来。他张了张嘴，又闭上了。他的目光在周兰芝脸上停了两秒，然后又滑到了地上。
周兰芝看着他。看了好一会儿。
“你回去跟妈说——”她的声音终于有了一点变化，不是激动，是一种很深的、压到骨头里的疲惫。“告诉她，我每个月会寄一百块回去。家里的花销不会少。剩下的我攒着给苗苗治病。等病治好了，我回去。”
“寄一百块？”陈秀莲冷笑了一声。“一百块？你一个月挣多少？都寄来。”
“一百块。”周兰芝重复。“多的我不给。苗苗的命比什么都重。”
陈秀莲盯着她看了很长时间。
那目光里有恨。不是那种因为受了伤害而恨的恨，是因为权力被挑战而恨的恨。十九年了，这个女人从来不顶嘴、不犟、不抱怨，像一头拉磨的驴，套上了就走，不知道反抗。可现在这头驴停下来了。不是累趴了，是它自己停的。它站在原地，不走了。
“你会后悔的。”陈秀莲说。
她转过身，走了。
贺德山还站在原地。他看着他妈的背影走出去，又看了一眼周兰芝。
他嘴唇动了一下，像是想说什么。可最后，他揣着手，跟在他妈后面走了。
周兰芝站在厂门口，看着他们的背影消失在镇子的街道上。
然后她转过身，回了车间。
缝纫机的踏板踩下去，“哒哒哒”的声音又响了起来。
07
陈秀莲没有放弃。
第一招：她去了宋大梅家，要把苗苗带回去。宋大梅拦在门口，苗苗抱着宋大梅的腿不撒手。陈秀莲拽了几下，苗苗的指甲抠进了宋大梅的裤子里，怎么都掰不开。
“大梅，这是我家的事。”陈秀莲说。
“秀莲姐，孩子妈把孩子托给我的。”宋大梅没让步。“你要领孩子，让兰芝来跟我说。”
“兰芝是我贺家的媳妇，她说的不算，我说的算。”
“秀莲姐。”宋大梅的声音降了一个调。“孩子在我这里吃好喝好，哪儿委屈了？你要是心疼孙女，拿几个钱出来给她看病，比什么都强。”
陈秀莲的脸铁青了。她扭头走了。
第二招：她去了镇上，找到针织厂，找到李厂长。
“你们这个厂，收了一个有家有口的女人，不让她回去。你们管不管？”
李厂长听完了，问了一句：“她犯法了吗？”
“她……她偷了我的东西！”
“偷了什么？”
“她偷了……她翻了我的柜子！”
“她拿的是自己的身份证吧？”李厂长翻了翻入职登记表。“她是自愿来上班的，成年人，有身份证，有劳动能力。她没犯法，我也没犯法。你回去吧。”
陈秀莲被堵得无话可说。可她是那种不会轻易认输的人。
第三招：她写了一封信。
不是她自己写的，她不认几个字。是她找村里小学的代课老师帮忙写的。信寄到了镇针织厂，收信人周兰芝。
信的内容很简单：你爹生病了。赶紧回来。
周兰芝收到信的那天，手抖了一下。
她爹在川北老家，翻过两座山再坐一天半的车才能到。她嫁过来十九年，回过三趟娘家。最后一趟是八年前，她爹的六十大寿。她爹看着她瘦了一大圈的脸，什么都没说，塞了一百块钱在她手里。
她爹今年六十八了。
她拿着那封信坐在床铺上，看了很长时间。信纸是从练习册上撕下来的，格子纸，蓝色的圆珠笔字，歪歪扭扭。
她去传达室借了电话，打了她二姨家的座机。她二姨家是娘家那个村唯一装了电话的。
电话接通了，她二姨在电话那头说：“你爹好着呢。昨天还上坡砍了一捆柴。谁说你爹病了？”
周兰芝挂了电话。
她把那封信叠好，放进了枕头下面。
那天晚上，她躺在床上，盯着上铺的床板看了很久。床板是木头的，有一条裂缝。裂缝从这头延伸到那头，像一条干涸的河。
第四个月。六百八十块。
第五个月。七百一十块。
她的手越来越快，在车间里已经能排到前五了。王组长把最难的活分给她——领口、翻边、暗缝，这些活单价高，但容易出次品，一般人不敢接。周兰芝接了。她出次品的概率极低，十件里头顶多一件需要返工。
她每个月寄一百块回白石沟。邮局汇款，收款人写贺德山。不写陈秀莲，因为陈秀莲没有身份证——她的身份证也在那个铁盒子里，过期了，没补办过。
头三个月，贺德山把汇款取了。周兰芝是看回执单知道的。
第四个月，汇款没被取。第五个月，还是没取。
她去邮局问了一下。“没人来取。过了时限会退回来的。”
她想了想，换了一种办法。她托那个赶集的人，每月带一百块钱的现金进山，交给宋大梅，让宋大梅转交给贺德山。
宋大梅捎话出来：“钱德山拿了。不过他说了，他妈不让他拿。他偷着拿的。”
偷着拿的。周兰芝听到这句话的时候，忽然笑了一下。
十九年。她在那个家里偷着藏过钱、偷着给苗苗煮过鸡蛋、偷着在夜里哭过、偷着翻了婆婆的柜子、偷着从院墙豁口翻出去走了四十里山路。
现在轮到贺德山偷了。
她不知道这算不算一种改变。
08
第七个月，周兰芝手上攒了三千六百块。
加上后面几个月，到年底，差不多能到五千。够了。
可她等不到年底。
宋大梅托人带出来一句话，只有六个字——
“苗苗又流脓了。”
周兰芝当天下午请了假。
她没有直接进山，先去了趟镇卫生院。还是那个年轻大夫，他已经认出了她。
“孩子呢？”
“在山里。带不出来。我来问问，县医院的耳鼻喉科，怎么挂号？需要带什么材料？”
大夫想了一下，拿笔在纸上写了几行字。县人民医院耳鼻喉科，门诊时间，需要带的东西——户口本、孩子的出生证明（如果有的话）、之前的检查记录。
“钱够了吗？”大夫问。
“够了。”
大夫又写了一行字。一个名字，一个电话号码。
“这是县医院耳鼻喉科的张主任，我同学。你去了以后先找他，我提前打个电话。能省点时间。”
周兰芝拿着那张纸，走出了卫生院。
她这回走的是正路，脚程快了很多。五个月的缝纫机踩下来，她瘦了，可腿脚比进山时有力得多。厂里的伙食虽然简单，但顿顿能吃饱，比在白石沟强。
到宋大梅家的时候，天还没黑透。
苗苗坐在门口的石头台子上。冬天了，又是冬天，她穿着一件周兰芝托人捎进去的红色小棉袄，下面是宋大梅用旧裤子改的棉裤。脸蛋冻得红扑扑的，鼻尖上挂着一滴清鼻涕。
她看见周兰芝了。
周兰芝站在三十步开外，站住了。她看着苗苗的脸。
苗苗没有立刻跑过来。她坐在那里，歪着头看了她妈好几秒。那几秒里头，她的表情变了好几变。先是愣，然后是确认——是妈妈吗？然后是一种周兰芝从来没在她脸上见过的东西。
苗苗的嘴角往下撇了一下。就一下。然后她跳下石台，朝周兰芝跑过来。
她跑得不快，棉裤太厚了，两条腿倒腾得像个小鸭子。跑到周兰芝面前的时候，一头扎进了她的腿里。两只手搂住她的膝盖，脸埋在她的裤腿上。
苗苗没有哭。
周兰芝蹲下来，把她抱起来。苗苗的身子比她走的时候重了一些，宋大梅养得不错。她的小手攥着周兰芝的衣领，攥得紧紧的，指甲扣进了布里头。
周兰芝拿手抚了抚她的头发。头发长了，乱糟糟的，没人给她扎。
她低下头，看了看苗苗的右耳朵。耳朵口有一点干涸的痕迹，黄色的，是脓干了留下的。
“大梅姐。”她抬头看宋大梅。“我要带苗苗去县城。”
“啥时候走？”
“明天一早。”
宋大梅进屋去了。出来的时候手里拿着一个布包，塞到周兰芝手里。
“一百二十块钱。你先拿着。”
“大梅姐，我有钱——”
“拿着。”宋大梅说。“路上不够花的你就花这个。回来还我就行。”
周兰芝捏着那个布包，感觉到里面硬币和纸币混在一起，鼓鼓囊囊的。
她没再推辞。
那天晚上，她和苗苗睡在宋大梅家的炕上。苗苗搂着她的胳膊，整个身子缩在她怀里，像一只找到窝的小兽。
半夜里苗苗醒了一回。她在黑暗里摸了摸周兰芝的脸，确认妈妈还在，然后又闭上了眼睛。
周兰芝一夜没睡。
09
第二天天不亮，周兰芝背着苗苗到了镇上。早上七点的班车，票价十二块，两张。到县城的时候快中午了。
县人民医院比镇卫生院大得多。楼是六层的，白色的瓷砖外墙。门口人来人往，有穿白大褂的、有推轮椅的、有抱着孩子的。
她找到了挂号处。挂号费五块，耳鼻喉科。
拿着号上了三楼。走廊里排了一溜椅子，坐满了人。她找了个空位，抱着苗苗坐下来。
等了两个多钟头。
叫到她们的时候，周兰芝抱着苗苗进了诊室。
张主任五十来岁，头发花白，戴着银边眼镜。他看见周兰芝的时候，说了一句：“老杨打了电话了。”老杨就是镇卫生院那个年轻大夫。
他给苗苗做了检查。比镇卫生院细致得多——拿了专门的器械看耳道，又做了一个听力测试，还拍了片子。
检查完了，他坐回桌前，在病历本上写了很长一段。
“两耳慢性化脓性中耳炎，右耳鼓膜穿孔。”他抬头看周兰芝。“得做手术，鼓膜修补。右耳先做，左耳看情况。”
“手术以后能听见吗？”
“不能保证完全恢复。但可以改善。右耳目前的听力损失大概在六十到七十分贝，属于中重度。手术加上后续治疗，有可能恢复到四十分贝左右，也就是中度偏轻。加上助听器的话，日常交流问题不大。”
“要多少钱？”
张主任看了她一眼。他见过太多这样的眼神了——急切的、紧张的、提前做好了被压垮准备的眼神。
“手术费加住院费，大概三千到三千五。助听器另算，国产的便宜一些，一千多。后续康复训练的话，看你们去什么地方。”
“先做手术。”周兰芝说。“助听器和康复的事以后再说。”
“可以。我安排一下，大概下周能排上。你们这几天先住在附近。检查结果明天出来。”
周兰芝从医院出来，背着苗苗，站在县城的大街上。
县城对她来说是一个陌生的世界。到处是车、是人、是楼房、是她叫不出名字的招牌。
她找了一个最便宜的旅店。小巷子里，一间房一天十五块。房间不大，一张床，一个破脸盆，一个暖壶。窗户对着一堵墙，光线暗。
她把苗苗放在床上，给她倒了杯热水。苗苗捧着杯子，眼睛到处看。她从来没来过这么远的地方。
周兰芝坐在床边，从贴身口袋里掏出那个布袋子。她把钱倒在床上，一张一张地铺平，数了一遍。
三千六百块。加上宋大梅给的一百二十。一共三千七百二十块。
手术费三千到三千五。住院期间的吃喝，旅店费用，来回车费。紧巴巴的。
够了。
刚好够。
她把钱重新卷好，放回布袋子里，塞进贴身口袋。她用手按了按胸口的那个位置，感觉到硬币和纸币贴着皮肤的温度。
那些钱是她在缝纫机前面一脚一脚踩出来的。五个月。每天十几个小时。“哒哒哒哒”的声音，闭上眼睛都能听见。右手食指的侧面磨出了一层厚茧，硬得拿针都扎不破。
三千七百二十块。
苗苗看着她妈往口袋里揣钱，歪着头，咂着嘴唇。
周兰芝伸手摸了摸她的脸。
“我们看病。”她嘴唇动得很慢，对着苗苗。苗苗听不见，可她在学看口型。这些天在宋大梅家里，宋大梅教她认了十几个简单的口型。
苗苗看着她妈的嘴。
看了一会儿，她点了一下头。
不知道她看懂了没有。可她点头了。
10
手术安排在五天以后。
这五天里，周兰芝每天带苗苗去医院做术前检查。验血、心电图、胸片，一项一项地做。苗苗怕抽血，看见针头就往后缩。周兰芝攥着她的手，苗苗的另一只手紧紧抓着妈妈的衣角。
她不哭。从头到尾，苗苗一滴眼泪没掉。
护士扎完针，拿棉签按住她的手肘内侧，说：“这小姑娘真坚强。”
周兰芝把苗苗抱起来。苗苗的手心里全是汗。
手术那天，周兰芝一早就把苗苗送到了手术室门口。苗苗穿着医院的蓝白条纹病号服，头发用一个一次性的帽子罩住了，露出一张小脸。
她看着她妈。
周兰芝蹲下来，跟她平视。她伸出手，在苗苗的手心里画了一个圈。
这是她们之间的暗号。从苗苗三四岁的时候就开始了。周兰芝在她手心画一个圈，意思是：没事的。妈妈在。
苗苗的手指头勾住了她的。
护士过来了。“家属等在外面。手术大概两个小时。”
苗苗被护士领进了手术室。门关上了。
周兰芝站在手术室门口，靠着墙，慢慢地滑坐在地上。
走廊里来来往往的人都看她一眼，又走开了。地上凉，水磨石的，凉气透过裤子渗进骨头里。
她坐在那里，两只手交叉着放在膝盖上。手指头紧紧地绞在一起。
两个小时。
她什么都没想。脑子里空白一片。不是那种平静的空白，是被什么东西塞满了然后全部挤出去以后的那种空白。
两个小时十五分钟。手术室的门开了。
张主任出来了，摘下口罩，看见了坐在地上的周兰芝。
“起来吧。”他说。“手术很顺利。鼓膜修补好了，情况比预想的好一些。恢复得好的话，右耳听力可以改善不少。”
周兰芝站起来。两条腿麻了，站了一下才站稳。
“谢谢。”
“别急着谢。术后还要住几天院，观察有没有感染。出院以后，不能让耳朵进水，少去嘈杂的地方。半年后来复查。如果条件允许，配个助听器，效果会好很多。”
苗苗被推出来的时候，还没完全醒。周兰芝跟着推车走到病房，看着护士把苗苗安顿在病床上。苗苗的右耳朵上裹着纱布，白白的一团，衬着她小小的脸。
周兰芝搬了把椅子坐在床边。
她握着苗苗的手。
苗苗的手暖暖的。手心里有汗，但不烫了。
周兰芝低下头，把脸贴在苗苗的手背上。
她没有哭。
从头到尾，她一滴眼泪没掉过。
11
苗苗在医院住了六天。
出院那天，张主任做了最后一次检查。他拿着一个东西在苗苗的右耳旁边发出声响。
苗苗的眼睛动了一下。
那个动作很细微——瞳孔往声源的方向偏了一偏。如果不是一直在看着她的眼睛，根本注意不到。
可周兰芝注意到了。
张主任也注意到了。他点了点头。
“有反应了。恢复得不错。回去好好养着，半年后来复查。”
他又在一张纸上写了几行字，递给周兰芝。“这是省城聋儿康复中心的地址和电话。苗苗这个年纪，如果能进行系统的语言训练，有可能学会说话。越早越好。”
周兰芝把那张纸折好，放进口袋里，跟身份证放在一起。
出了医院大门，县城的阳光比山里亮得多。苗苗坐在她背上，右耳上的纱布换成了一小块纱布贴，白色的，贴在耳朵后面。
周兰芝背着女儿走到汽车站的时候，在售票窗口排队。
排在她前面的是一个抱着孩子的年轻妈妈。那个孩子大概两三岁，在妈妈怀里扭来扭去，嘴里清清楚楚地喊着：“妈妈，妈妈，我要那个，妈妈——”
苗苗在她背上动了一下。
周兰芝没有回头，可她感觉到了苗苗的头转了一个方向。
苗苗在看那个孩子。
看了很久。
12
回到镇上以后，周兰芝做了两件事。
第一件：她去了趟厂里，跟李厂长谈了一次。
“李厂长，我想把孩子接到镇上来。她做了手术，不能再放在山里了，半年后还得复查。”
李厂长想了一下。“孩子多大？”
“六岁。”
“厂里宿舍是集体宿舍，没法带孩子。”
周兰芝沉默了一下。
“那我在外面租房子。工钱照旧，我不少干一针。”
李厂长看了她一眼。她在这个厂里见过各种各样的女工，有的干两天就跑了，有的偷布料被开除了，有的谈了恋爱荒了活。可周兰芝是她见过最不给人添麻烦的工人。来了半年，没请过一天假（除了这回），没迟到过一次，没出过一件废品。
“行。”李厂长说。“你在外面租房子，房租自己出。每天准时到车间，不耽误活就行。”
周兰芝在镇子西头找到了一间房。是一户人家的偏房，十来个平方，一张床，一个桌子，一扇窗。月租三十块。
第二件：她去了趟白石沟。
不是去贺家。是去宋大梅家。
她把苗苗的东西收拾好，又把宋大梅借的一百二十块钱还了，还多塞了五十块。
“大梅姐，这五十块是苗苗这几个月的吃喝。”
“啥吃喝不吃喝的。”宋大梅推回来。“她才多大个人，能吃多少？”
周兰芝把钱放在宋大梅家的灶台上。
“你拿着。”
宋大梅看了看她。没再推。
周兰芝背着苗苗从宋大梅家出来的时候，走到了那条通往白石沟深处的路口。
她站在路口，往贺家的方向看了一眼。
三里路。翻一道小坡就到了。院墙上那个用玉米秆堵着的豁口应该还在。院里的鸡应该还是那五只。黄狗应该已经老了。
她没有往那个方向走。
她转身，背着苗苗，朝镇上的方向去了。
13
日子就这么过起来了。
周兰芝每天早上五点起来，给苗苗做饭，烧的是煤球炉子，房东给的。煤球五分钱一个，一天烧三个就够做饭。她把苗苗安顿好——桌上放好吃的，水壶灌满，门从外面锁上，钥匙放在门框上面的一块砖头底下，苗苗够不着，但紧急情况下邻居能拿到。
然后她走十五分钟到工厂，干活，从早上七点干到晚上八九点。
苗苗一个人在家待一天。
六岁的孩子，听不太清楚，不会说话。一个人在十平方米的小屋里，从早上待到晚上。
周兰芝知道这样不行。可她暂时没有更好的办法。
她每个月的工资，扣掉房租、煤球、苗苗的药费和吃喝，再寄一百块回白石沟，剩下的存起来。省城聋儿康复中心的事她打听过了——学费一年两千多，加上吃住，一年至少得五千。
五千。又是一个数字。
可这回，她没有觉得那个数字是一座山。
她踩过更难走的路。
有一天傍晚，她下工回来，推开门。
苗苗坐在桌子前面。桌上铺着一张报纸，报纸上画满了东西。
是周兰芝前些天从废品堆里捡来的旧报纸，反面是白的。她给苗苗配了一支铅笔，让她没事画着玩。
苗苗画的不是小花、小草、房子或者太阳。
她画的是一排缝纫机。
歪歪扭扭的、比例完全不对的缝纫机。每台缝纫机前面坐着一个人。最右边那台缝纫机前面坐着的那个人，头发画得最长——那是周兰芝。
缝纫机底下，苗苗画了一排密密麻麻的小点。那些点排列得很整齐，从左到右，一排接一排。
周兰芝看了好一会儿才看懂。
那些不是点。
是针脚。
苗苗画的是针脚。她一定是有一次被带到了厂门口（也许是周兰芝中午赶回来喂她吃饭的时候），她从门缝里看到了车间，看到了那些缝纫机，看到了她妈坐在机器前面的样子。
她把她看到的画了下来。
周兰芝蹲在桌子前面，一只手摸着报纸上那些歪歪扭扭的线条。
苗苗站在她旁边，仰着头看她。
然后苗苗做了一个动作——她伸出右手，在周兰芝的手心里画了一个圈。
那个圈画得不太圆，手指头小，力气也小，画在周兰芝的手心里，痒痒的。
意思是：没事的。妈妈在。
可这次，是苗苗画给妈妈的。
周兰芝握住了她的手。
14
苗苗的手术后第五个月，周兰芝带她回县医院复查。
张主任做了检查，看了片子，跟她说了一句话。
“恢复得很好。右耳听力改善到了四十五分贝左右。如果配上助听器，日常交流没有大问题。左耳的情况也有改善，炎症控制住了。建议过段时间把左耳也做了。”
四十五分贝。
这意味着苗苗的右耳朵能听见人说话了。不是完全清晰的那种听见，是隔了一层的、模糊的、但确确实实存在的听见。
从医院出来的时候，周兰芝牵着苗苗走在县城的街上。
街上很吵。汽车喇叭、小贩的吆喝、自行车的铃铛、行人的说话声，乱哄哄地混在一起。
苗苗走在她旁边，忽然停下了脚步。
她站在马路牙子上，歪着头，右耳朝着街道的方向。
她的眼睛慢慢变大了。
不是惊恐的大，是惊奇的大。那种从未有过的、被什么东西猛然击中了的大。
她听见了。
她第一次真正听见了这个世界的声音。
嘈杂的、纷乱的、不分彼此的声音。对正常人来说，这些声音是背景，是噪音，是可以忽略的日常。可对苗苗来说，那是一扇门被推开了。
她站在那里，嘴巴微微张着，呼吸急促了一些。她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周兰芝的手指头。
周兰芝没有拉她走。她就站在那里，等着。
苗苗站了好一会儿。然后她慢慢转过头来，看着她妈。
她的嘴唇动了。
很慢，很用力，像在搬一块很重的东西。嘴唇张开，合拢，又张开。喉咙里发出一个含混的、不标准的、但能分辨出轮廓的音节。
“妈——”
一个字。
含糊的，沙哑的，像一粒沙子从她嗓子眼里滚出来。
可那是一个字。
周兰芝蹲了下来。她蹲在马路牙子边上，在县城拥挤的人行道上，蹲在她女儿面前。
苗苗又张了一次嘴。这回更用力了。
“妈——妈——”
两个字。
第二个字比第一个清楚了一点。声带第一次按照一个有意义的指令振动起来，像一根荒废了六年的琴弦被拨响了。
周兰芝把苗苗一把抱进怀里。
她终于哭了。
从四十里山路到这条县城的马路。从腊月那个黑漆漆的凌晨到此刻头顶上明晃晃的太阳。从六块二毛钱到三千七百二十块。从灶台后面啃红薯的那个七八岁的自己，到蹲在路边抱着女儿的三十六岁的自己。
她哭得无声无息。
肩膀抖，手攥着苗苗的小棉袄，眼泪掉在苗苗的头发上。
苗苗被她抱着，一只手攥着她的衣领，另一只手——
在她后背上，慢慢地画了一个圈。
15
回到镇上以后，周兰芝做了一件她想了很久的事。
她给省城聋儿康复中心打了电话。
电话是在镇邮局打的，长途，两块钱一分钟。她说得简洁——女儿六岁，做过鼓膜修补手术，右耳听力恢复中，想送去做语言康复训练。
对方问了情况，说可以来评估。带孩子、带病历、带钱。
她又算了一笔账。左耳的手术费用还没着落，助听器没买，康复中心的学费一年两千多——加起来至少还得七八千。
她现在一个月能攒下三四百。攒够这笔钱还得将近两年。
可她不着急了。
不是不急，是知道急也没用。路得一步一步走，钱得一分一分攒，针得一脚一脚踩。
她回到厂里，继续干活。
这年年底，腊月，周兰芝收到了一封信。
不是陈秀莲的信。
是贺德山写的。
贺德山小学没毕业，字写得像蚯蚓爬。信很短，一共不到一百个字。没有问候，没有客套，就几句话。
“兰芝，妈身体不好。入冬以后咳嗽，痰里带血丝。我带她去镇卫生院看了，大夫说可能是肺上的毛病，让去县医院拍片子。你寄回来的钱不够。家里年底还有几笔账要还。你看咋办。德山。”
周兰芝拿着这封信坐在出租屋的床上，看了两遍。
苗苗坐在桌前画画。她现在画的东西比之前好了一些——仍然歪歪扭扭，可能看出形状了。房子、树、一条弯弯曲曲的路。路的一头画了一个小人，小人旁边有一个大人。小人的耳朵旁边画了一个圆圈。
周兰芝把信叠好，放在枕头下面。
她没有立刻回信。
她想了三天。
第三天，她去邮局寄了三百块钱。汇款单上写了一行字：“给妈看病。剩的买点吃的。”
三百块是她那个月攒下的全部。
她的存款，刚刚超过四千。寄了这三百，又回到了三千七百左右——几乎和她给苗苗做手术之前一样。
可她没有犹豫太久。
因为陈秀莲是苗苗的奶奶。
恨也好，怨也罢。血脉这个东西，剪不断。当年她婆婆锁着铁盒子、锁着院门、锁着她的身份证和户口本的时候，她恨过。可恨归恨。她蹲在灶台后面啃红薯的那个七八岁的自己，也曾经被人扯着头发、挨着扁担。她知道什么叫无能为力。
她妈当年，也是这么过来的。
她不想让苗苗重复这些。可她也没法假装那些人不存在。
她能做的，就是挣钱。看病。送苗苗上学。然后，该还的人情还了，该断的东西再断。
16
第二年开春，周兰芝做了两件大事。
第一件：她带苗苗去省城的聋儿康复中心做了评估。评估结果比她预想的好——苗苗的右耳在助听器辅助下，可以进行有效的语言训练。中心建议至少训练一年，每周五天，每天四小时。费用全年两千四百块，不含食宿。
周兰芝把苗苗留在了省城。
中心有寄宿条件，孩子可以住在中心的宿舍里，一个月三百块。包吃住。
她算了算。一年下来，学费加食宿，六千左右。她手上的存款不够。
她找到了李厂长。
“厂长，有没有计件多的急单？不管多晚，我都能做。”
李厂长看了她一眼。“你已经是厂里做得最多的了。”
“还能再多。”
李厂长沉默了一会儿。“有个活，别人不愿意接。出口的单子，质量要求高，工期紧，做坏了要赔。你要是能保证合格率——单价给你翻一倍。”
“接。”
从那以后，周兰芝每天的工作时间变成了十四个小时。早上六点到晚上八点做普通件，晚上八点以后做出口件，一直做到十一二点。回到出租屋，倒在床上，三秒钟睡着。
右手食指的茧子越来越厚。后来那块茧子裂了，渗出了血，她拿创可贴缠了一圈，继续踩。
那年年底，她的总收入达到了九千七百块。
扣掉房租、生活费、寄回白石沟的钱，以及苗苗的全年学费和食宿费，她手上还剩一千二。
不多。可够苗苗左耳手术的预付款了。
第二件大事：苗苗学会了说话。
不是流利的、标准的说话。是一个字一个字蹦出来的、节奏慢而笨拙的、但每一个字都有确切含义的说话。
康复中心的老师告诉周兰芝，苗苗是她带过的进步最快的孩子之一。
“她特别用功。每个口型都要练几十遍。别的孩子练累了会哭会闹，她不会。她就一遍一遍地练，练到嘴巴酸了就停一停，然后接着来。”
周兰芝听着，没说什么。
她知道苗苗为什么这么拼命。
因为她有话要说。
她憋了六年的话。
过年的时候，周兰芝去省城接苗苗回来过年。
苗苗在省城的火车站出站口等她。穿着康复中心发的统一棉袄，背着一个小书包，头上戴着一顶毛线帽子。
她看见了周兰芝。
她站在那里，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她张开嘴巴，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妈妈。我。想。你。”
四个字。五个音节。每一个音节之间都有一个短暂的停顿，像走路时小心翼翼地踩在石头上，生怕踩空。
可每一个字都清清楚楚。
周围的旅客来来往往。没有人注意到一个七岁的小女孩站在出站口，对着她的妈妈说出了人生中第一句完整的话。
可周兰芝听见了。
每一个字。
她蹲下来，张开双臂，苗苗扑进来。
她抱着她，在嘈杂的火车站里，又一次无声地流了泪。
17
那年过年，周兰芝带着苗苗回了一趟白石沟。
不是回贺家。是去看宋大梅。
宋大梅的丈夫在秋天的时候走了。久病不治，走的时候很安静。宋大梅一个人在家，两个儿子过年才能回来。
周兰芝到了宋大梅家的时候，宋大梅正在院里劈柴。她瘦了，头发白了好些。看见周兰芝和苗苗进院门，她手里的斧头顿了一下。
苗苗从周兰芝身后探出半个身子。她看了看宋大梅——这个照看过她好几个月的女人。
然后她张开嘴，慢慢地、一个字一个字地说——
“大。梅。姨。”
宋大梅手里的斧头“咣”地掉在了地上。
她张着嘴，愣愣地看着苗苗，半天没反应过来。
“她……她会说话了？”
周兰芝点了点头。
宋大梅蹲下来，伸手摸了摸苗苗的脸。她的手很粗糙，指节鼓着，可摸在苗苗脸上的时候轻得像一阵风。
“哎哟。”她的声音哑了。“这丫头。”
她没说别的。就那两个字。“这丫头。”可那两个字里面装的东西比一千句话都多。
从宋大梅家出来的时候，路过了通往贺家的那个路口。
苗苗忽然拽了拽周兰芝的手。
她指着那条路的方向。
周兰芝知道苗苗的意思。那条路通往她出生的地方，通往她在灶台后面的角落里缩过无数个夜晚的地方，通往那个院墙上有豁口的土坯房。
“去。看看。”苗苗说。两个词之间顿了一下。
周兰芝站在路口。
她看着那条路，三里长，弯弯曲曲地伸进了山坳子里。
最后，她牵着苗苗的手，往那条路上走了。
到贺家院门口的时候，院门虚掩着。
她推门进去。院子跟她走的时候差不多，只是鸡少了两只。院墙西边的那个豁口，不知道什么时候被人用石头砌上了。砌得不太整齐，可堵得很结实。
堂屋的门也是虚掩的。她推开门。
贺德山坐在堂屋的炕沿上，正在纳鞋底。
他在纳鞋底。
那个从来不干这种活的男人，手里拿着针线，笨拙地在鞋底上穿来穿去。线拉得不匀，有的地方松，有的地方紧。鞋底子是旧棉布裱的，白的底子已经被他的手摸出了一层灰。
他听见门响，抬起头。
看见了周兰芝和苗苗。
他的手顿住了。针扎在鞋底上，一半在里头，一半在外头。
“爸——爸——”
苗苗的声音从门口传过来。轻轻的，慢慢的。
贺德山的眼圈红了。
他放下鞋底，站起来。站起来以后又不知道该干什么，两只手在裤子上蹭了两把。他看着苗苗，嘴唇抖了一下。
“你……你会说话了？”
苗苗点了点头。
贺德山走到门口，蹲下来。他伸出手，想摸苗苗的头，手伸到一半又缩回去了。他看了一眼周兰芝，像在征求什么许可。
周兰芝没有说话。她轻轻推了一下苗苗的后背。
苗苗往前走了两步，走到贺德山面前。她歪着头看了看这个男人——她的父亲。然后她伸出手，在贺德山的掌心里，画了一个圈。
贺德山不知道这个圈是什么意思。他茫然地低头看着自己的手掌心。
可他的手合拢了。
他把苗苗的小手攥在手心里面。
旁边的屋里传来一阵咳嗽声。
陈秀莲的屋。
周兰芝走过去，推开了门。
陈秀莲躺在炕上。她比上回见的时候老了很多。脸颊凹下去了，颧骨突出来了。头发全白了，乱糟糟地摊在枕头上。她盖着一床旧被子，被面上有好几个补丁。
她看见周兰芝进来了。她的眼睛动了一下，嘴角抽了一下。
“回来了？”声音哑，轻，像风吹过干草。
“回来看看。”周兰芝说。
陈秀莲没接话。她咳了两声，拿手背捂着嘴。手背上的皮肤松了，一拉就能拽起老长。
“妈。去县医院查过了没有？”
“查了。”陈秀莲闭上了眼睛。“肺上有个东西。大夫说不好说。”
“要做手术吗？”
“不做。”陈秀莲说这两个字的时候，语气跟她当年说“甭商量了”的时候一模一样。干脆，硬。可这回，硬的后面有一种东西变了。
周兰芝看着她。
“妈，钱的事不用你操心。你去查，该治就治。”
陈秀莲睁开眼睛。她看着周兰芝，看了好一会儿。
“你挣的钱——给苗苗留着。”
周兰芝愣了一下。
这是陈秀莲第一次主动提到苗苗的名字。以前她叫苗苗的方式是“那个娃儿”或者“你闺女”。
“苗苗的钱够了。”周兰芝说。这是假话。但她说得很自然。
“那……行。”陈秀莲又闭上了眼睛。
周兰芝转身走出去的时候，身后传来一个很轻的声音。
“兰芝。”
她回头。
陈秀莲的眼睛还闭着。嘴唇动了一下。
“那个铁盒子在柜里。锁打开了。你的户口本在里面。我让德山把院墙砌上了——你走正门进来就行。”
周兰芝站在门口，手搭在门框上。
她没有说话。
过了好一会儿。
“妈，我给你热碗粥去。”
她转身去了灶房。灶膛是凉的，柴堆里有现成的干柴。她蹲在灶台前面，拿火柴划了一根。火苗“噗”地一下蹿起来，舔着柴禾，映得她半边脸忽明忽暗。
灶膛暖起来了。
铁锅烧上了水。
苗苗的声音从院子里传进来，一个字一个字地蹦着——
“爸。爸。看。这。个。”
贺德山嗯嗯地应着，声音含含糊糊。
周兰芝蹲在灶台前面，听着这些声音，手里拿着一截还没烧完的柴。
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火光是暖的。
她看着那团火，看了很久。
然后她把柴续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