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小学时代
1、暴风雨来临之前
记得那是1964年，我六岁。
那时候我们村里的孩子多，东家一窝，西家一群，凑在一起就是一支浩浩荡荡的"娃娃兵"。白天上山掏鸟窝，下河摸鱼虾，傍晚在晒谷场上追逐打闹，直到各家的大人站在村口扯着嗓子喊乳名，才一哄而散。乳名是极有讲究的，狗剩、铁蛋、杏儿、招娣，喊一声，满村应。谁家孩子在沟里摔了泥，回到家顶多挨一句骂，第二天照样活蹦乱跳地出门。
日子是难的。一年到头，白米饭是稀罕物，红薯、南瓜、野菜是餐桌上的常客。逢年过节才能见着一星半点荤腥，一块红烧肉能含在嘴里化半天，舍不得咽。一件衣服，哥哥穿了弟弟穿，袖口磨出了毛边，膝盖上补着颜色深浅不一的补丁，也舍不得扔。小伙伴们比谁的补丁多，谁的补丁针脚密，竟也能比出几分得意来。脚下多数是布鞋，夏天干脆打赤脚，脚底板磨出厚厚的老茧，走在碎石路上都不觉得硌。
可奇怪的是，那时候的孩子不觉得苦。肚子饿了，摘一把野果就能塞满；身上冷了，跑两圈就浑身发热。我们的思想像山泉水一样干净——不懂什么叫算计，不知道什么叫攀比。谁家有了一口好吃的，必定分给邻家孩子一筷子；谁家大人从集上带回几颗水果糖，能甜透半条巷子。东西少，人情就厚；东西金贵，分享就显得金贵。
大人们也是和睦的。这家盖房，全村去帮工，上梁那天，鞭炮一响，主家的稠米饭管够；那家有事，邻居主动去照应，谁家的婆娘坐月子，左邻右舍轮流送鸡蛋。夏天的傍晚，家家把竹床搬到院子里，大人们摇着蒲扇拉家常，从今年的收成说到东家的亲事；孩子们躺在竹床上数星星，数着数着就在大人的故事声里睡着了。空气里有栀子花的香气，远处有蛙鸣，头顶的银河清清楚楚，仿佛伸手就能捞一把下来。
村里的长辈大多是看着我们长大的，见了面总要摸摸头，问一句"书念得怎么样"。教书先生是村里最有文化的人，一身洗得发白的中山装，鼻梁上架着一副断了腿、用线缠上的眼镜。他教我们念"人之初，性本善"，教我们在地上用树枝写字。他说，娃儿们要好好念书，念了书，将来才有出息。我们似懂非懂，但都把这句话记住了。
那是一个贫穷但安宁的年代。山还是那座山，水还是那道水，人们的心里没有那么多的念头，只是日出而作，日落而息，把日子一天一天地过下去。我们谁都不知道，一场席卷一切的风暴，正在远方悄然酝酿。多年以后回头看，那段清苦而明亮的日子，竟成了我一生中最干净、最安稳的记忆。
2 运动开始了
变化是一点一点来的，像阴天之前掠过水面的风，先是吹皱了水面，然后才带来满天的乌云。
先是村里的大人们开会多了。收工之后，祠堂里的煤油灯常常亮到半夜，人进去的时候还有说有笑，出来的时候个个板着脸，眼皮耷拉着，谁跟谁也不多话。孩子们蹲在祠堂外面的石阶上等大人们散会，不懂里面在说什么，只觉得那扇门里装着我们进不去的世界。
再后来，村里的墙上刷上了大字标语，红的白的，一层盖着一层。先是"千万不要忘记阶级斗争"，后来是"横扫一切牛鬼蛇神"，字越写越大，越刷越高。高音喇叭架上了村口的老槐树，天还没亮就响，夜深了还在响，先是放语录歌，后是播通知，再后来就有了揭发和批判的内容。喇叭里念到谁的名字，全村人心里都是一紧——谁也不知道，下一个名字会轮到谁。
于是大家开始小心翼翼地说话。在村口遇见了，点点头，笑笑，不多言语；凑在一起干活，聊的都是天气和庄稼，东家的猪下了几只崽，西家的稻田插了几亩秧，至于别的，谁的嘴都闭得紧紧的。小时候爱传话的妇人不见了，爱抬杠的汉子不见了，人人脸上都带着一种客气而疏远的神情，仿佛每句话出口之前，都要先在肚子里过上三道筛子。
孩子们不懂这些。我们照样上学，照样疯跑，照样在河里摸鱼。但敏感如我，总觉得哪里不对劲——就像大热天里突然掠过脊背的一丝凉意，说不清道不明。我注意到，教书先生上课的日子越来越少了，他鼻梁上那副断了腿的眼镜，有一天忽然不见了人。又过了一阵，村里那个成分不好的老地主，被戴着高帽子游了街。我们一群孩子跟在后面看热闹，拍着手喊口号，那时候只当是看了一场戏，根本不知道那高帽子底下，压着一个老人半辈子的尊严。
村里的祠堂不再是议事的祠堂，成了开会的会场；晒谷场不再是孩子们的乐园，隔三差五就要开批斗会。大人们依旧准时出工，敲钟下地，收工回家；孩子们依旧背着书包上学，课本翻得卷了边。表面上看，山还是那座山，田还是那片田，可空气里有一种说不出的诡异，仿佛整个村庄都屏住了呼吸，在等待着什么。
后来我才明白，那是暴风雨前最后的寂静。很多年以后我都在想，如果那一年我大一些，再大一些，是不是就能看懂大人们眼神里的恐惧，听懂深夜祠堂里那些压低嗓门的争吵。可那时我毕竟太小，只记得一件事
从那一年起，村里再没有人摸过我的头，问我书念得怎么样了。
3 城里打起来了
城里的消息，是随着那些"回来的爷爷们"一起传到我们小山村的。
先是隔三差五有城里的亲戚回来"住几天"，挑着担子，抱着包袱，神色匆匆。后来回来的人越来越多，有的甚至拖家带口，拎着网兜，背着铺盖。我们这才从大人的只言片语里拼出一个词——"打起来了"。城里分成了几派，大字报贴满了街，文斗变成了武斗，机关停了摆，工厂歇了工，学校里头课也上不成了。城市乱了，乱得待不住人，人们便往乡下跑，仿佛这偏僻的小山村是一道能挡风的墙。
于是，我们那个一向安静的小山村，忽然热闹了起来。
我家的院子也住满了人。大姨和姨夫来了，带着简单的行李，暂住在我们家。姨夫在城里是当官的，穿着四个兜的中山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平日里不苟言笑，进门先打量了一圈我们家低矮的屋檐，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但终究什么也没说。大姨倒是亲热，摸摸我的头，从包袱里摸出一块城里带来的饼干——那是我头一回吃饼干，又香又脆，我小口小口地啃，舍不得一下子吃完。
他们住在里屋，常常把门关得紧紧的，一商量就是大半宿。我们这些孩子被支使到院子里玩，不许靠近，更不许偷听。我那时年纪小，不懂他们在商量什么，只觉得家里忽然多了好多大人，走路都得踮着脚，说话都得压低嗓门。有几个晚上，我半夜醒来，听见里屋传来说话声，忽高忽低，中间还夹着长时间的沉默。我在黑暗里睁着眼睛听，听不懂，也不敢问，只觉得那沉默比说话更让人心慌。
如今回想起来，那些关起的门里，锁着的是那个年代多少人的惊惶、算计与谋划啊。时代的一粒灰，落在谁的头上，谁就得弯下腰来接着。姨夫那样当官的人，平日里在人前是何等体面，到了乡下，也不得不把一肚子的心事关在门里，关起门来商量明天该往哪儿去、日子该怎么熬。
村里其他的"爷爷们"也一样。有的在村口的老槐树下下棋，一下就是一天，棋盘上杀得昏天黑地，人却总是一副心不在焉的样子；有的整天背着手在田埂上转悠，见谁都笑，笑得客气而生分。我们这些孩子跟在他们身后跑，只觉得这些城里来的爷爷们身上有一种说不出的气味——后来我才明白，那气味叫"不安"。
小山村的宁静，就这样被城里的风暴搅动了。风从城里刮过来，带着喇叭声、口号声和我们听不懂的喧嚣。村里的大人们说话更少了，眉头锁得更紧了。我站在村口的老槐树下，望着通往城里的那条土路，心里想：城里到底怎么了？那条路的尽头，到底在发生着什么？
没有人告诉我答案。很多年以后，历史自己开口了。
4 父亲的那道"死命令"
六年级下半学期，快毕业考试的时候，父亲把我叫到跟前。
那是一个傍晚，晚霞烧红了半边天。父亲蹲在门槛上抽着旱烟，一锅接一锅，烟雾缭绕里，他的脸显得格外严肃，眉头拧成一个疙瘩。我在他旁边站着，心里直打鼓，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我以为他不会开口了，才磕了磕烟锅，说："毕业考试，你必须考到班里前三名。"
"考到了，就送你去城里，跟着你外婆念初中。"他顿了顿，抬起眼睛看着我，那眼神我这辈子都忘不了，"考不到——你的人生，会很难。"
我愣住了。我不明白，为什么一个十二岁的孩子考不好试，就会"人生很难"。在我的世界里，难就是肚子饿、天冷了没有厚衣裳，怎么也想不到一场考试能和"人生"这么大的词连在一起。
后来我才知道家里的难处。我的户口，不在农村。
在那个年代，户口就是命根子，是纸上的一行字，也是人身上的一道箍。城市里的粮要粮票，油要油票，布要布票，逢年过节连花生瓜子都要票。我是"黑人黑户"，户口挂在外婆所在的城市，人却长在农村——在农村，我没有口粮，分不到地；在城市，我没有供应，吃不上商品粮。我就像挂在夹缝里的一个人，乡下不收，城里不留。
父亲的算盘打得长远：在农村，我这个没有户口的孩子，长大了连条出路都没有，招工、参军、推荐上学，哪一样都轮不到我；而城里，只要考上初中，把户口迁过去，哪怕跟着外婆过寄人篱下的日子，哪怕吃粮要算计、用布要算计，至少算是城里人了，算是有一条活路了。
那一个星期，我拼了命地复习。白天帮家里干活，晚上趴在煤油灯下做题。煤油灯的烟把我的鼻孔熏得黑黑的，手指上全是墨渍，眼睛熬得通红。母亲心疼我，半夜起来给我煮过一个鸡蛋，那个鸡蛋我吃了两口，又悄悄分给弟弟妹妹一半。毕业考试那天，我在考场上手心全是汗，一笔一画，生怕写错一个字。
成绩出来，我如愿以偿地考进了班里的前三名。
考完试一个星期，我就办好了手续，被送到了城里。走的那天，父亲送我到村口，一路上都没说什么话。临上车，他才拉住我，反复叮嘱一句："到了外婆家，要懂事，要听话，多干活，少说话。寄人篱下，不比在自己家。"
我用力点头。车开动了，我回头看见父亲站在村口，身影越来越小，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土路上的一个黑点。那时候我不知道，这一去，等在我前面的，是另一种意义上的"难"；我也不知道，父亲那句"你的人生会很难"，竟一语成谶，又竟被我用半生把它改写了。
二、1972.中学生活
5、农村来的小土妮
城里的外婆家，是一个大家庭。
二舅、三舅都住在一起，拖家带口，表兄弟姐妹一大群，乌泱泱一屋子人。我一个乡下孩子踏进门的那一刻，一眼扫过去，全是陌生的面孔。外婆倒是慈祥，拉着我的手上下打量，嘴里念叨着"长这么大了"，可我分明看见，她慈祥的目光里也带着一丝打量——打量这个要在这个家里添一双筷子、多占一个铺位的外孙。
外婆家的屋子比村里的宽敞，青砖铺地，墙壁刷得雪白，堂屋里摆着一张八仙桌。可我站在那屋子中间，手都不知道往哪儿放，脚上的布鞋沾着路上的尘土，我下意识地往门槛外缩了缩，生怕弄脏了人家的地。
城里的表兄弟姐妹们穿着干净的的确良衬衫，说着城里话，腔调软软的，尾音往上挑。他们用好奇又有些打量的眼光看着我——这个从山村里来的"小土妮"，头发黄黄的，皮肤黑黑的，一双手又粗又硬，指甲缝里还带着洗不净的泥。有表弟悄悄问我："你们村里是不是有狼？"我摇摇头，他就露出一种又失望又庆幸的表情。
那种寄人篱下的滋味，是多年以后我才找到词来形容的。吃饭不敢多夹菜，盛饭只盛半碗，明明没吃饱，也要放下碗筷说"吃饱了"；说话带着乡音，一开口就怕人笑话，能不开口就不开口；晚上睡觉，睡在柴房边搭起来的小铺上，听着一屋子人的呼吸此起彼伏，常想家想得偷偷掉眼泪，把脸埋进被子里，不敢哭出声。
更要紧的是，我是来"投靠"的，就得有个"投靠"的自觉。家里的家务活，我抢着干：天不亮起床生火，挑水、劈柴、刷碗、扫地，一样不落。大人们上班去了，我就成了半个"小保姆"，背着小的、牵着大的，在巷子里一走就是半天，表弟的鼻涕要擦，表妹的尿布要洗。表弟哭闹了，是大人的不是也是我的不是——"让你看着弟弟，你怎么看的孩子？"表妹摔着了，也是我脱不了干系。心里有委屈，只能往肚子里咽。父亲说了，要懂事，要听话。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常趴在窗口看月亮。村里的月亮和城里的月亮是同一个，可看着看着，眼泪就下来了。我常常想：这样的日子，什么时候是个头呢？村里的小伙伴这会儿在干什么呢？父亲母亲呢，他们此刻是不是也在这个月亮底下想我？
可也正是那几年，我学会了察言观色，学会了把委屈嚼碎了咽下去，学会了在谁的屋檐下都把自己的头低下去。命运早早教会我的这一课，让我受益终身，也让我疼了很多年。
6 城里的中学时光
在外婆家的屋檐下，我开始了城里的中学生活。
学校离家有三站路，我舍不得花那一分钱的公交票钱，每天走路上下学。城里的学校比村里的大得多，有红砖的教学楼，有实验室，有图书馆，操场是铺了炉渣的跑道。头一天上课，老师点名，点到我的时候，全班哄堂大笑——我的乡音太重，把自己的名字念得怪腔怪调。我的脸一下子烧到了耳根，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从那天起，我学着把舌头放平，把城里话的调子一句一句地模仿过来。我把课本里的课文一遍遍大声朗读，读到喉咙发哑。半年以后，再没有人能从我的口音里听出我是乡下孩子了。可只有我自己知道，那份"小土妮"的自卑，并没有随着口音消失，它只是藏得更深了。
学习上我不敢有半分松懈。父亲的话像一根鞭子悬在头顶：考不好，就没有出路。我的成绩一直在班里名列前茅，老师把我当成"刻苦"的典范。可奖状拿回去，我从来都是悄悄夹在课本里，不敢贴在外婆家的墙上——我总觉得，那墙是外婆家的墙，不是我的墙，我没有资格在上面留下痕迹。
寒暑假是最难熬的。城里的表兄弟姐妹跟着父母走亲戚、逛公园，我在家里洗全家的床单被面。冬天的水冰冷刺骨，手浸在盆里，先是刺痛，然后是麻木，指关节肿得像小萝卜。晚上躺在小铺上，十个手指头的裂口疼得钻心。我咬着被角想：忍吧，忍到毕业，忍到能自己挣饭吃的日子，就好了。
那时候，学校里的"运动"也渐渐多了起来。文化课三天两头被活动打断，正常的教学秩序被打乱了。我们这些孩子夹在大人的时代里，像风浪里的小船，只能抓紧书本这块最后的木板。我跟几个家境同样艰难的同学约好了，不管外头怎么乱，书包里的书不能丢。
就这样，三年初中，我竟在灶台的烟火气和课本的墨香味里，一天一天地熬了过来。毕业考试，我的成绩排在年级前列。拿到毕业证的那天，我一个人在河边坐了很久。我知道，面前的路分成了两条：一条是留在城里，找一条生路；另一条，是往更乡下去的地方去。
而我家的特殊情况，让这两条路，都不是坦途。
7 终究还是要下乡
中学毕业，分配的季节到了。
那一年，和我同龄的年轻人，头上都悬着同一个词——下乡。
我们家的情形，原本是有转机的。我上面有个哥哥，是七〇届的毕业生，已经由组织安排了工作，进了城里的单位，捧上了"铁饭碗"。按理说，家里有了一个工作的哥哥，我作为老二，下乡的压力就小了很多。更何况，那时我的父母已经下放到农村去了——一家人两地分离，父亲母亲在农村插队落户，我和哥哥在城里，这种情况按政策，是有照顾余地的。
父母为此四处奔走。那些年，他们跑了多少路，说了多少好话，求了多少人，我如今只能想象。母亲把家里的情况写成了材料，托人一层一层往上递，一直反映到了市教育局。那段时间，家里每个人的心都悬着，今天听说"有希望"，明天又听说"没指望"，一颗心像坐秋千，荡上去又荡下来，荡得人夜里睡不着觉。
我白天帮家里干活，晚上躺在小铺上翻来覆去地想：我的命运，会落在哪一头？留城，意味着继续在外婆家的屋檐下过日子，熬到招工的那一天；下乡，意味着离开这座我好不容易才站稳脚跟的城市，去到比故乡的村庄更远、更荒的地方。两头都不是好路，可命运不问我想要哪一条，它只管把结果拍在我面前。
最终，批复下来了——希望落空。
政策就是政策，名额就是名额。家里的特殊情况，没能改变那张表上的结果。市里的名额压得紧，我家的"特殊情况"在别人的"特殊情况"面前，排不到前面。我，最终还是去了郊区的知青点。
离开外婆家的那天，我没有哭。几年的寄居生活，早已把我磨炼得把情绪藏得严严实实。我收拾了一个小小的铺盖卷，一个装着几件换洗衣服的网兜，还有一摞用报纸包得整整齐齐的课本。外婆往我兜里塞了两个煮鸡蛋，叮嘱了一句"到了那儿好好干"。我点点头，背着铺盖走出了那道我低头进出了三年的门。
知青点在大堤的另一边，几十间平房，一排一排，住满了和我年纪相仿的年轻人。我领到了锄头、扁担和一把镰刀，从此，"学生"这个身份翻过去了，"知青"这两个字，沉沉地压在了肩上。
站在田埂上回头望，城里的方向，烟囱在暮色里冒着淡淡的烟，那是我念了三年书、寄居了三年的地方。堤的另一边，是无边无际的田野，一茬一茬的庄稼等着人去种、去收。我不知道前面的路是什么样的，我只知道——从这一天起，人生的账本，得我自己一笔一笔地去记了。
三、 知青点的岁月
8、1977年11月，我十八岁.
下乡的那天，天阴着，风从河面上刮过来，卷着枯黄的草叶，打在人脸上生疼。我背着铺盖卷，拎着网兜，里面装着几件换洗衣服和那摞用报纸包好的课本，跟着来接我们的拖拉机，一路颠簸着出了城。
车过大堤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城里的楼房在灰蒙蒙的天色里只剩下一片模糊的轮廓，烟囱的影子淡淡的。那是我寄居了三年的地方，是我拼了命考进前三才换来的立足之地。如今，我又要离开它了。去比故乡的村庄更远、更荒的地方。
十八岁的我，站在大堤上，说不上是什么滋味。不是哭，也不是怨，就是心里空落落的，像深秋收割过的稻田。
拖拉机下了大堤，沿着田间土路又走了半个钟头，远远地，我看见了一片平房——一排一排的，灰瓦白墙，整整齐齐地立在旷野里，像一支驻在荒原上的小部队。带队的老职工指了指那片房子，扯着嗓子喊了一嗓子：
"到了！这就是你们的家！"
家。我在心里默念了一遍这个字，把铺盖卷往肩上紧了紧。
9 二、三百人的蔬菜连队
到了以后我才知道，我们这一个知青点，总共三百个人。
三百个知青，从城里各个学校毕业下来的，最大的二十出头，最小的刚过十六。我们连队的任务很明确——种菜。这里是城市郊区的副食品基地，几百亩的菜地，供给着城里千家万户的冬储大白菜、萝卜、马铃薯，还有春后的黄瓜、豆角、番茄。城里人饭桌上的"菜篮子"，就压在我们这三百个半大不小的年轻人肩上。
连队按部队的样子编着：有连长、指导员，是留下来的老职工；下面分排、分班，每个班十个人，住一间大屋。宿舍是通铺，一铺大炕或者一排板床，从墙这头排到墙那头。我的铺位在靠门的位置——冬天门缝往里灌风，夏天蚊子第一个光临。可我还是挺知足的：好歹，我在这三百人里，有了一个属于自己的一席之地。
三百个人的连队，是一个小社会。有城里的干部子弟，也有普通工人家的孩子；有能说会道、到哪儿都吃香的活跃分子，也有闷着头不吭声的"老实疙瘩"；有手风琴拉得飞起的文艺骨干，也有半夜躲在被窝里想家想得直抽泣的姑娘。开全连大会的时候，三百个人站在打谷场上，黑压压的一片，连长站在土台子上讲话，风把他的声音吹得断断续续。
第一顿连队的晚饭，我至今还记得：大锅熬的白菜汤，一人两个杂面馍。我捧着那碗热汤，手是凉的，汤是热的，一口喝下去，从嗓子眼一直暖到胃里。旁边一个比我早来半年的知青大姐看了我一眼，说："新来吧？慢慢来，这儿的冬天，刚开始呢。"
10 第一夜
那一夜，我失眠了。
大屋里的炉子到后半夜就熄了，寒气顺着门缝、窗缝丝丝地往里钻。我裹紧薄薄的棉被，能听见同屋九个人的呼吸声，此起彼伏，还有人在梦里含糊地咂嘴，说梦话。我睁着眼睛看屋顶的椽子，一根一根数过去，数完再数一遍。
十八岁的人了，不能像小孩一样哭鼻子。我就这么忍着，忍到后来，也不知什么时候睡着的。
第二天一早，天还没亮，哨子就把全连三百个人从被窝里拽了出来。出工了。初冬的菜地没什么正经活，主要是整地、挖沟、起垄，为来年开春做准备。冻土像铁一样硬，一镐头下去，虎口震得发麻，地上只出现一个白印子。老职工教我们：要顺着冻茬下镐，借巧劲。我学了一上午，手上磨出了两个水泡，挑破了，晚上钻心地疼。
收工回来，我躺在铺上，忽然想起了父亲。他把我送到村口的时候说，人生会很难。如今我算是明白了一点了。可我也想起了另一个人——村里那位戴着断了腿眼镜老先生说过的话：娃儿们要好好念书，念了书，将来才有出息。
我不知道念书和这冻土有什么关系。但我把那摞课本从网兜里拿出来，用报纸重新包好，塞在了铺位最里面。
11 那个冬天，风从四面八方来
全连三百多个学生来自全
市各个中学
两排宿舍楼
知青点的宿舍，是两排整齐的楼房。
我们这整个知青点，安置的基本上都是交通系统职工的子女——父亲是跑运输的、母亲在车站工作的、家里人在港上做事的，孩子们从学校毕业了，又都回到了这个系统的"大圈子"里。也许正因为父辈们是一个系统的，彼此都沾亲带故、知根知底，这两排宿舍楼里，倒有了一种奇特的亲近感。
每间宿舍住四个人。我的三个室友，我到现在还记得清清楚楚：
沈练，五中的，分在**水生作物组**——藕塘、菱角塘、茭白田，都是她的阵地。那是个爽朗利落的姑娘，说话像倒豆子，笑起来咯咯的，隔着一排宿舍楼都能听见。
苏珍珍，十二中的，分在**养殖组**——喂猪、养鸡鸭，整天和牲畜家禽打交道。她人如其名，文文静静的，手上却总带着一股洗不掉的饲料味儿，她自己打趣说这是"咱劳动人民的香水"。
曹一倩，三中的，分在**后勤组**——管食堂、管仓库、管全连三百号人的柴米油盐。她是我们屋里最"有门路"的人，谁要是馋了想吃点好的，都得求她去灶上想想办法。
而我，二十九中的，分在**蔬菜组**——三百亩菜地，从春到秋，育苗、定植、锄草、浇水、收割，一样都逃不掉。
四个人，四个学校，四个工种，凑在一间屋里，像一副牌里抽出的四种花色。晚上熄了灯，四个人躺在各自的铺上，聊各自白天的活儿：沈练说藕塘里的水蛭叮人有多狠，苏珍珍说猪崽子有多能拱，曹一倩说明天食堂吃萝卜炖肉，我呢，就说我们组今天起了多少垄地、种了多少畦的白菜苗。说到高兴处，四个人在被窝里笑得直抖，把床板压得吱呀作响。
那时我们谁也不知道，命运把我们四个人编进同一间宿舍，是打了一张多长的牌。
12 、1977年的那场高考
1977年冬天，恢复高考的消息，是坐着北风刮到知青点的。
那一天，整个连队都轰动了。连部的高音喇叭里反复播着，食堂的饭桌上人人都在议论，连平日里最不爱说话的老职工，都端着饭碗凑过来问："娃儿们，你们都能考不？"
能考。我们这一茬知青，哪个不是中学毕业？哪个没有一摞舍不得丢的课本？
我记得很清楚，消息传来的那个晚上，我们宿舍四个人都没有睡意。曹一倩第一个开口："我想试试。"苏珍珍说："我也想，就是书都忘得差不多了。"沈练翻了个身，冲着黑暗里说："考！考不上就还回来种藕！"
我也在心里说了声：考。
接下来那一个月，是我离开学校以后最玩命的日子。白天出工，晚上凑在连部昏暗的灯下复习。那些课本，从中学背到外婆家，又从外婆家背到大堤这边，纸页都发黄了，边角卷得像咸菜。数学的公式忘了大半，我一道一道重新推导；语文背得嗓子冒烟；政治就整段整段地背报纸。
考试那天，我冻得手脚冰凉。考场设在区里的一所中学，我们连去了几十个人，挤在礼堂改的大考场里，呵气成霜，笔杆都是凉的。
结果，我落榜了。
榜贴出来的那天，我一个人在菜地边上坐了很久。天黑透了才回宿舍，屋里没人说话，苏珍珍默默地给我倒了碗热水。最后还是沈练打破了沉默，她一拍铺板："落榜怎么了？咱们沈练——不对，咱们屋的'练子'我，也悬着呢！明年再来！考不上，地里照样长白菜！"
我没忍住，笑了，笑着笑着眼泪就下来了。
那一晚之后，我反而踏实了。念书这条路，走不通就走不通吧——地里长着菜，心上不能长荒草。我把课本重新包好，塞回铺位最里面，心里却悄悄留了个念想：明年，再试一次。
可是人生这笔账，从来不是你一个人算的。
四、1979年，回城
1 3 1979年，返城的政策下来了。
消息传来那天，两排宿舍楼里像过年一样。有人笑着笑着就哭了，有人哭着哭着又笑了。我们宿舍里，四个人抱作一团，在床铺之间的空地上蹦。
更巧的是后面的事——
我们四个，都被安排回了交通系统。我们整个知青点，本来就是交通系统的子女，返城安置，全系统一盘棋：各单位报需求，知青按条件分配，各归各位，各找各妈。
报到那天，我们四个人站在港务管理局的大院里，你看我，我看你，都不敢相信：四个不同学校来的姑娘，在菜地里各干各的两年，如今竟又分到了同一个单位的大门里。三天的培训，一张摸底卷
进港务管理局，先要培训，一共三天。
三天的课，讲的是港口的格局、码头的规矩、各单位的门道。说实话，那时候我听得云里雾里——我满心以为这辈子就是进个办公室、站个柜台、端个铁饭碗，哪里知道港务系统里还有那么大的天地。
第三天下午，培训结束，通知发下来：全体参训人员进行一次摸底考试。
考就考吧。一个从蔬菜地里回来的人，什么阵仗没见过。我拿起笔，忽然有种奇怪的感觉——手里这支笔，比锄头轻多了。
成绩贴出来的那天，港务局的大院里人头攒动。我从人缝里挤进去，从上往下找自己的名字——
第二名。
我不敢相信自己的眼睛，又从头数了一遍：第一名，某校的谁谁；第二名，二十九中，我的名字。再往下，苏珍珍、曹一倩的名字也都在榜上，沈练排得稍靠后些，但稳稳地在前面。
原来当年落榜时，沈练那句"考不上，地里照样长白菜"是安慰；可那些挑灯夜读的晚上，到底没有白费。书，念过就是念过了，它藏在心里，谁也拿不走。
考试是分了去向的：成绩前五十名，进港机械厂——就是造吊机、修吊机的那个厂。那是我头一回听说这个厂。造吊机，吊得起码头上的万吨货轮，那得是多大的铁家伙！
名单念到我和沈练的名字时，我们两个对视了一眼，几乎同时喊出声："咱俩又在一起了！"
那天走出港务局大门，冬天的太阳明晃晃的。沈练搂着我的肩膀，力气大得惊人："我就说吧，咱们俩，缘分是焊死的！"
14 新生活的第一页
进厂报到那天，厂门口的大标语写着"欢迎新职工"。
领工装、发饭票、分配车间——我成了港机械厂的一名学徒工。车间里机床轰鸣，铁屑纷飞，老师傅们嗓门洪亮，教起徒弟来却极有耐心。沈练分在我隔壁班组，午饭的时候，两个铝饭盒往一块儿一磕，你夹我一块红烧肉，我分你半个咸鸭蛋，跟当年在宿舍里分一个煮鸡蛋，是一个滋味。
下班的路上，我们常沿着码头走。江面上吊机林立，巨大的铁臂缓缓转动，把成吨的货物从船上拎起来，稳稳地放在码头上。沈练仰着头看，看了半天，说："你看那吊机，多像你——看着不声不响，一使劲，好家伙。"
我笑她胡说
15 铁家伙们的日子
说实话，我在厂里干的时间不长。，1
倒不是厂子不好——港机械厂是个响当当的单位，车间里老师傅们手艺精湛，机器昼夜不停地转，造出来的吊机一台一台地立在码头上，能把万吨轮的货物高高吊起，稳稳放下，那是何等的气势。
可对我来说，那毕竟是"铁家伙"的世界。锉刀、卡尺、车床、图纸，那些个铁玩意儿冰凉、沉重、棱角分明，整天跟它们打交道，我渐渐品出一点不对味来——不是吃不了苦，是心里头始终热络不起来。沈练也是一样。有时候下班，我们俩沿着码头走，看着那些巨大的钢铁吊臂，她冷不丁来一句："你说，咱俩往后几十年，就跟这些铁疙瘩耗上了？"
我没答话。但那句话，像一颗小石子，在我心里硌了很久。
我从泥土地里走出来，在菜地里种过菜，我不怕吃苦；可我这双手，打小握过柴刀、锄头、镰刀，后来拿起锉刀和扳手，总觉得哪里差着一口气——像一件不合身的衣裳，穿也能穿，就是不得劲。
我们不知道的是，命运的转机，已经在路上了。
16 好消息是坐着文件来的
转机来自一份文件。
那天厂里开大会，传达了一个消息：为了提高全系统财务部门的管理能力，交通部牵头，要在整个交通系统招收一批新人，办一个**半脱产财务班**。人在原单位照常上班，利用业余时间集中上课，学制三年，毕业发国家认可的学历。
财务班——这三个字像一道光，直直地照进了我心里。
我至今还记得那天会场的细节：窗外是冬天稀薄的太阳，主席台上的人念着文件，底下黑压压坐满了职工。念到"国家交通部牵头"的时候，全场都嗡的一声。那时候的我们都知道这意味着什么——部里牵头的班，毕业证全国认，这在那个年代，是打着灯笼也难找的机会。
散会以后，人群里炸开了锅。有人打听报名的条件，有人盘算自己够不够格。我没说话，心里却已经把账算得清清楚楚：
第一，这是财务——账、数字、报表，这些我天生亲近的东西，从中学时代起就是我的强项，连高考落榜都挡不住的强项；第二，半脱产——不脱离工作，工资照拿，两头不误；第三，三年学制，国家认可——对当年那个没考上大学的我来说，这是老天爷亲手递过来的一根梯子。
可报名有一个硬门槛：要参加**成人高考**，择优录取。
成考。这两个字让我心头一紧，又随即一热——1977年那个冬天，考场上呵气成霜的感觉，一下子又回来了。落榜的失落还在记忆里躺着，可这一次，我心里有个声音很清楚：再考一次。这回，不为别人，就为自己。
回到宿舍——那时我们都还住在厂里的集体宿舍——我把消息跟沈练一说，她眼睛瞪得溜圆："财务班？我？"
"你摸底考也是前五十名，"我说，"你那脑子，算账比锉零件快多了。"
她嘿嘿一笑，把搪瓷缸子往桌上一磕："报！咱俩一起报！"
17 半年等待
报名之后，是漫长的半年。
那半年，我和沈练把工余时间全部押在了复习上。白天在车间干活，晚上趴在宿舍的台灯下啃书。我们制定了一张学习计划贴在墙上，像当年在知青点一样——不一样的是，这一回，我们啃的是会计原理、财务管理、还有成考的语文数学政治。
书是从区里的新华书店买的，教材缺货，我们就托人从市里捎，一本教材在宿舍里传着看，翻得起了毛边。沈练数学弱，我把知青点那套老办法搬出来，一道题一道题地给她讲；我政治记不住条条，她就编顺口溜帮我背。两个人像当年在菜地和水生组一样，一个施肥，一个浇水，互相搭着手往前拱。
那半年里，我们也有过动摇的时候。有一回模拟做题，她的分数很不理想，把笔一摔，说："算了吧，我天生就不是念书的料。"
我把那张卷子拿过来，一道一道看她的错处，看完抬起头，只问了一句："当年宿舍四个人，是谁说的'考不上就回来种藕'？种藕你都不怕，还怕几张卷子？"
她瞪着我看了半天，噗嗤一声笑了，抓起笔接着算。
18 通知书
半年后，通知下来了。
那天下午，车间门口的传达室喊我的名字，说我的信。我跑过去，看见信封上印着的红字，手就先抖了——**录取通知书**。我撕开信封，那几行字我反复读了三遍：经成人高考录取，你被录取入交通系统半脱产财务班，学制三年……
我还没读完，身后传来一阵风——沈练举着她的信纸冲过来，脸上的表情又哭又笑："录取了！我也录取了！"
我们俩在传达室门口又蹦又跳，把看门的老大爷吓得直摆手："两个小疯丫头！"
晚上，我们把两张录取通知书并排摆在宿舍的桌上，看了很久很久。桌上还摆着我们从书店里买的教材，书页里夹着密密麻麻的纸条。从1977年的落榜，到1979年的进厂，再到今天这张薄薄的纸——整整两年，命运绕了一个大弯，到底还是把我领回了书桌前。
沈练忽然说："你说，这是不是就是老话说的，**东边不亮西边亮**？"
我说："不是。是咱手里的锄头没放下，笔也没放下。"
19 繁忙的三年
接下来的三年，是我前半生里最繁忙、也最踏实的三年。
白天，我在厂里照常上班，把车间里的活计一样一样做妥帖；晚上和休息日，赶去财务班上课。教室设在系统内的学校里，一块黑板，几十张课桌，老师是部里请来的专家和大学教授。我们这一班人，都是系统里各个单位的年轻人，有和我一样工人出身的，有科室里想进修的，白天各有各的岗位，晚上聚在一间教室里，眼睛里全是光。
三年的课，从会计原理学到财务管理，从工业会计啃到成本核算。半脱产的苦，只有上过的人才知道：别人下班是休息，我们下班是上课；别人星期天是洗衣逛街，我们的星期天是作业和测验。冬天夜里骑车去上课，风刮在脸上像小刀子；夏天教室里热得透不过气，一把蒲扇摇到下课。
但那种苦里，有一种特别的甜。白天在车间，我是和铁打交道的工人；晚上在课堂，我是一个学生。两个身份在一人身上来回切换，让我第一次真切地感到——人生原来真的可以转弯，只要你肯蹬那几脚车，肯熬那几个冬夜。
沈练和我还是同桌。谁病了，另一个就把笔记抄得整整齐齐送过去；谁考了高分，两个人就买二两瓜子庆祝。三年的考试，我们一门一门地过，成绩单一张一张地攒。那些日子里我常常想：当年在外婆家的小铺上，我想家想到偷偷掉眼泪的时候，哪里想得到，命运在前头给我留了这么一条道？
20 毕业
三年期满，结业考试，论文答辩。
发毕业证那天，教务处的老师把深红色的证书递到我手上，郑重地说："国家认可的学历，拿着它，走到哪儿都管用。"
我捧着那本证书走出校门，江上的风迎面吹来，带着水汽和柴油的味道。我忽然特别想哭，也特别想笑。从1964年那个数星星的六岁孩子，到1977年大堤上十八岁的知青，到1979年摸底考第二名的学徒工，再到今天——一个手里攥着国家承认学历的财务专业毕业生。
整整十五年。我的人生账本，从这一页起，要换一种记法了。
沈练从后面追上来，把她的证书往我面前一晃："喂，在想什么？"
我说："在想——咱俩这就算，正式从铁疙瘩的队伍，转业到算盘珠子的队伍了？"
她大笑："算盘珠子怎么了？算盘珠子也能打出江山来！"
我们都没有想到，这句玩笑话，竟说中了她和我后半生的大半岁月。
21 还有三门课没考
我记得那是1983年6月份。
财务班的三年学制走到了最后——十八门课，我考完了十五门，还剩三门没考。那些天我正埋头啃最后的复习资料，心里盘算着考完最后一门、拿到毕业证书时的情形。
就在这时，组织科找我谈话了。
"局里的意思，是让你尽快把工作定下来。"组织科的干事翻开我的档案，"港务第一作业区缺一个成本会计，思来想去，你是财务班里成绩拔尖的，又下过车间、懂生产，这个岗位非你莫属。"
我愣了一下："可我还有三门课没考……"
"课照考，文凭照拿。工作先上手，两头都不耽误。"
就这样，带着十五门课的成绩单和还剩三门的考试安排，1983年6月，我走进了港务第一作业区的大门，成了一名成本会计。
那一年，我二十四岁。
22 大区
第一作业区，名不虚传，是个大区。
报到的第一天，作业区的主任领着我沿着码头走了一圈，一边走一边介绍情况。我越听心里越明白这摊子的分量：全区三百多名工人，是全局数一数二的大单位；作业区的主要任务，是把铁路上运到的货物，短驳到船上和汽车上——铁路、水运、公路，三种运输方式在这里交接、转换，每天进出的货流量大得惊人。
站在码头上，我看见火车一车厢一车厢地进站，卸货、装船；汽车一辆接一辆地开进开出，车斗里堆得冒尖。吊机在我们头顶上转动，哨子声、汽笛声、哨子声此起彼伏。主任说："小姑娘，咱这儿的账，不好算呐——天天都是大战。"
我心里说：我在蔬菜地里种过菜，在车间里摸过铁，还怕什么大战？
后来才知道，我真的小看了这场"大战"。
23 成本会计的账台
我这个成本会计的账台上，压着三摊事：作业区下面管着**两个仓库和一个油库**，成本核算的源头，全在这三处。
而我的核心任务，概括起来就四个字：**定车定人**。
什么意思？作业区几十台车，每一台车都有固定的人开、固定的人修，每一台车的每一分花费，都要从车到人到地算清楚。具体来说，每天我要核的东西包括：
- **每一辆车的人工**——司机、助手、修理工的工时和工日；
- **每一辆车的车辆修理**——今天这台车的离合器坏了，修了多少工时、用了多少配件，记到这台车头上；
- **损耗材料**——钢丝绳、轮胎、刹车片、润滑油，一件件都要过秤过数，按车分摊；
- **每一辆车每天消耗的汽油、柴油**——.油库每天按车发油，哪台车烧了多少油、拉了多少货、跑了多少趟，都要对得上号。
也就是说，"汽油柴油核算到车和人"——一台车一天烧掉多少油、拉了多少吨货、每吨货的成本是多少，最后都要从这笔账上算出来。车有车的账，人有人的账，台台清、个个明，谁也糊涂不了。
每天忙到什么程度？这么说吧：白天我在作业区和仓库、油库之间来回跑，抄数据、对单据、点材料；晚上回到办公室，算盘打得噼啪响，把当天的数字一笔一笔落到账上。月底更是一场硬仗——全月的成本要汇总，造表，报给总账会计；同时，材料那一摊的数据还要报局里的材料口，统计数字还要报统计局。一张表错一个数，上面打回来，全月的心血就得重新捋。
可奇怪的是，我一点也不觉得苦。
24 忙·而且充实
这种忙，和菜地里的忙不一样，和车间里的忙也不一样。
菜地里的忙，是累在腰上；车间里的忙，是累在手上；而这里的忙，是累在脑子里的那种忙——几十个司机、几十台车、成百上千张单据，在我脑子里排成一张大网，哪根线动一下，整个网都要重新理一遍。每晚对完最后一笔账，把算盘往抽屉里一推，活动活动发酸的手指，窗外码头的灯还亮着，吊机还在夜风里缓缓转动。那种踏实感，是从心底往外冒的。
我总想起小时候在村里看老会计记账的样子。那时候觉得，把账目记清楚，是让每一分钱都有自己的去处。如今我自己坐在了这张账台后面，才算真正明白了这句话——**成本会计手里的每一笔账，背后都是一台车的磨损、一个工人的汗水、一吨货物的行程**。我算的哪里是数字，我算的是这三百多号人干出来的日子。
有时沈练来看我，趴在账台边上看我打算盘，看得眼花缭乱："好家伙，你这算盘珠子打得，比车间里车床还快。"
我头也不抬："废话。车床是铁做的，我这算盘，是心算的。"
她就笑，笑完从兜里掏出两个茶叶蛋："给，补充弹药。"
那三年财务班半脱产的苦没有白吃——白天忙工作，晚上啃那最后三门课的复习，1983年，十八门课全部考完，毕业证书到手。捧着毕业证和第一个月的工资单，我在心里给自己的前半生算了一笔账：从"小土妮"到知青，从学徒工到成本会计，每一步都不白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