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1998年6月，红星服装厂的下岗名单贴在食堂门口。
第一张，第一行，第一个就是我的名字。
孙春霞看完，第一句话：“姜苗，是不是弄错了？”
“没弄错。”
说完我回了车间。
十分钟前，马涛还说机器修好了，晚上请我吃牛肉面，现在他却躲着不见我。
车间里那台日本包缝机刚运转起来。
我卸开侧板，把自己昨晚装好的新轴承拆了出来。
马涛终于出来了。
“你干什么？”
“拆我的东西。”
“机器刚修好！”
“所以呢？”
他让我问住了。
这台机器停了四天。
厂里请来的师傅说是主轴承烧了，要换整套传动，报价两千六。我拆开看，轴承座里被人灌了糖水。糖水是谁灌的，懒得猜。
昨晚我在五金店花八百二买了轴承，票在兜里。马涛答应说今天一定给我报销。
今天，我却下岗了。
马涛小声说道：“你先装回去，钱的事我去跟我舅说。”
他舅是车间主任马国良。
“不用。八百二，你现在给我，我可以装回去。没有就别想了。”
“姜苗，你别给脸不要脸。”
“这话我记住了，一会儿机器响了，你接着说。”
我收拾好自己的工具，扳手、螺丝刀、卡尺，全是我一件件买的。
走到门口，马国良来了。
他没问机器，先敲了敲我的工具袋。
“公家的东西留下。”
我把袋子倒过来，工具散了一地，连颗螺丝帽都没有。
“看清楚了？哪件是公家的。”
厂里三个月没发全工资，我的补偿金加欠款，一共一千八百四十七块。财务说没钱，让我去仓库挑东西抵。
仓库里只有布头、断针和三台报废锁边机。
我挑了机器。
办手续的会计说：“一个姑娘家，推三堆废铁回去，以后婆家都嫌你。”
我推着机器没说话。
孙春霞帮我绑机器时告诉我：“苗，名单上也有我。”
“会蹬缝纫机吗？”
“踩了十一年了。”
“那就行。等我修好，你来给我干活。”
她没敢应。
我们刚出大门，身后那台日本机器哐当一声，又停了。
马涛追出来，喊我回去。
我没停。
他追到三轮车旁边：“先修，修好了再说钱。”
我在一张手上写了四个字。
维修八十。
“先给钱。”
马涛瞪着我：“你抢钱啊？”
“昨天我修它，是上班。今天我修它，是做生意。嫌贵可以找别人。”
十分钟后，他同意用推车来抵这八十块维修费。
那天下午，厂里最横的马涛，给我推了五里地的三轮车。
我坐在了废机器上。
二
我家住在铁路边的平房，一进门，我妈先看见了三台机器。
“这是什么？”
“补偿金。”
我弟姜宝强却问：“姐，你脑子让机油泡了？我下个月结婚，正等钱买彩电呢。”
“你结婚，为什么是我买？”
“你不就我一个弟弟？”
“你也可以有两个姐姐，分着买，便宜点。”
我妈说我不懂事。那几句话我从小听到大，锅里剩一块肉，要让弟弟吃；我考上技校，她说女孩子有门手艺就行，别想着往外跑；现在她的意思是，机器卖掉，钱给宝强，先买彩电，剩下的再办酒席。
“机器不卖。”
我弟问：“那你住哪儿？”
“明天搬。”
他没想到我这么痛快。
晚上，我妈又来劝我：“你爸走得早，家里就这点底子。你弟结婚是大事，你一个人，怎么都能过。”
“妈，我一个人过，不是因为怎么都能过，是因为我想好好过。”
她没再说话。
第二天，我借了邻居的板车，把机器拉去了城西小商品市场。
市场后巷有间空铺，以前修自行车，墙上一个大油印子。房租一个月一百一，押一付三。我全身上下的钱凑起来，还差二十。
孙春霞给了我五十。
“别嫌少。”
“算你入股。”
“我入什么股，我就会踩机器。”
“那正好，我不会踩。”
她以为我逗她。
其实我说的是实话。我会修，会改机器，但我做衣服的水平一般。小时候我妈让我锁个裤脚，我能把两条裤腿锁成一条。
铺子开张，我把一块三合板上写了两行字：
修不好，不收钱。
修好了，保三个月。
孙春霞拿红漆在角落补了一朵小花，说这样看着喜庆。
头两天，没人来。
第三天，对面裁缝铺的邱姨抱来一台老式蝴蝶牌缝纫机，机器一踩就跳线，已经让两个师傅看过了。
我拆开梭床，清了线绒，又把挑线杆的位置调回去。前后不到半小时。
邱姨试了试，针脚又匀又直。
“多少钱？”
“十二。”
她给了我十五，说我找不开就别找了。
我找得开。
我把多出来的三块钱还给她：“开张第一单，不能多收。以后您给我介绍人就行。”
当天下午，她介绍了四个人。
晚上关店，我把钱压在玻璃板底下。孙春霞问是不是图吉利。
“不是，怕明天忘了，我们挣钱了。”
三
三台锁边机，两台缺零件，一台主轴弯了。
我白天忙着接活，晚上有时间可以修理它们，市场九点统一关灯，我点灯继续接着干。
孙春霞下了岗，家里日子比较紧。她丈夫在运输队，工资也是拖着没发。她白天来帮我擦机器、拆旧零件，不要工钱，我给她记工，一个小时一块五。
“你还真记了？”
“记。亲姐妹也得记。”
第七天，第一台锁边机转了。
声音有点问题，走出来的线迹还可以。我拿去给邱姨试用，她连续锁了十二条围裙边，针脚没断。
第十二天，第二台也转了。
第三台缺一个弯针架，市面上配不到。我去了红星厂废料库，看门的老吴头让我进去自己翻。
我在铁屑堆底下找到了合适的旧件，出来时在门口碰见马国良。
“你这是来厂里拿零件了？”
“多少钱？”
“你拿也没用，那么多师傅都修不好。”
“这个不用你操心，多少钱。”
我付了十块。
一个月后，马国良主动来到铺子，让我救救原厂的机器。
红星厂接了一批出口衬衫，交货前，车间六台包缝机集体跳针。请来的师傅换了机针、换了线，都没用。买方下午来车间看，如果机器还停着，订单就得转走。
“去看看。”
“上门费二百，修好另算。”
“你以前一个月才挣多少？”
“以前你也没按修一台算一台。”
他给了我二百，我退回一百。
“干什么？”
“上门费一百。刚才说二百，是想看看你会不会还价。”
我去了原厂。
六台机器，都是一个毛病。不是机器本身，是新换的缝线。线捻度不对，表面又滑，弯针勾不住线环。采购为了省钱，进了一批便宜线。
我让人把原来的线找出来，换上后再逐台调。
马涛说：“不可能，采购单我看过，都是涤纶线。”
十一点半，六台机器全部恢复。
马国良问我修机器多少钱。
“一千二。”
“调几个螺丝，你要一千二？”
“螺丝是不值钱，知道调哪颗值钱。”
财务给我结了钱。
回铺子后，孙春霞说：“苗，你胆子也太大了。”
“我开价，他也同意，活也干了，哪一条犯法？”
“我不是怕犯法，我是怕你这钱来得太快。”
“春霞，钱不是来得快，是以前一直没到我们手里。”
那天，我把欠她的工钱全结了，又给她预支了一个月工资。
她第一句话是：“你真要我踩机器？”
“真要。”
“几台？”
“现在两台。以后是多少得看你本事。”
四
订单是自己找上门来的。
八月，宏达商行的业务经理周启明来到铺里，先问我能不能修锁边机，又问我认不认识做帆布包的加工厂。
他手头有六千只工具包，二十天后交货。原来的加工厂锅炉出了事故，车间停了，布料和辅料已经裁好，再耽误就要赔违约金。
“包不难，就是布厚，吃机器。”
“加工费四块六一只，能做的厂都排满了。”
我看了样品。
帆布厚，包底要双针，提手连接处得打套结。普通家用机做不了，锁边机只能处理毛边，还得有平缝机。
“我接。”
周启明看了看我那间不足二十平方米的铺子：“你有几台机器？”
“两台。”
“工人呢？”
“目前有一个。”
他起身要走。
我把他叫住：“你先别走。样品留下，我明天给你做一只。做得不行，我赔你布料。”
“你拿什么做？”
“拿手。”
“手缝？”
“周经理，你要真想逗闷子，去市场门口听相声，两毛钱一下午。”
他笑了，把样品留下，又留了一张五十块的布样押金收条。
孙春霞等人走了才问我：“咱们拿什么接？”
“先买平缝机。”
“钱呢？”
修理铺两个月挣的钱，加上原厂那一千二，一共三千六百多。买新机器不够，买旧的也够呛。
我去了城南的二手设备行。
黄老板带我看了几台机器，有的看的外壳新，里面磨得不能看；有的掉漆掉得厉害，性能还算比较稳定。
我挑了四台旧平缝机，一台套结机。黄老板要价四千八。
我卸开其中一台的底板：“这台梭床换过，齿轮也不是原配。那台皮带松，电机还异响。四千八是你留着传家可以，卖的话这个价不合格。”
最后，三千五成交。
临走时，他问我：“小姑娘，修机器跟谁学的？”
“我师父。”
“叫什么？”
“老机器。”
他以为我不肯说。
其实我没撒谎。我十六岁进厂，最先干的活就是拆废机器。别人嫌脏，我喜欢。每个零件为什么在这儿，磨损为什么偏这一边，拆得多了，自然知道。
机器运回市场，铺子放不下。我租了隔壁废弃的菜仓，用石灰水刷墙，接电，装灯。孙春霞叫来七个下岗女工，全是红星厂原来的熟手。
我把样品和加工费写在黑板上。
“四块六一只，是商行给的。布料线他们出，房租、机器、电和损耗我出。每做一只，你们拿一块一毛五，返工不计件。做够二十天，能不能挣，我不敢说。但你们的工钱，交货当天结。”
一个姓刘的大姐问：“要是商行不给你钱呢？”
“我卖机器也给你们结。”
“你图什么？”
“图以后有活了，你们还肯来。”
她们没有多余的话，立马搬凳子，挑机器，穿针，试线。
我喜欢这样务实的人。
五
第一只样品做出来了，提手歪了半厘米。
周启明没看出来，我不行，拆了重新做。
第二只针脚够密，包底起皱。
孙春霞说帆布厚，都这样，我还是拆了。
第三只，我把送布牙调高了一点，又拿废钢片磨了个压脚垫。做出来的包底平整，提手受力处来回扯了二十次，线没断。
周启明把包挂在门把手上，往里塞了两台旧机器当负重，拎了有一会。
“明天能开工？”
“今晚就能。”
他当场签了加工单，付了三千块的周转金。
开工后我才知道，六千只包不是六千个活，是六万个会出错的窟窿。
裁片送错，线色差了一号，套结机断针，包带长度不统一。第一天做了二百一十只，验下来合格的只有一百六十七。
刘大姐说照这个速度，三十天也做不完。
我把黑板上规定的每人每天做多少只擦了，改成四道工序：包边、合片、上带、套结。熟手做难的，手快的做直的，不再一个人从头到尾做整包。
有人不愿意，说流水活干着憋屈。
“那就还做整包，工钱一样，产量自己算。”
半天以后，她主动换到了流水线。
谁也没笑话谁。
第二天，合格三百二十只。
第四天，五百只。
第七天，商行突然通知，买方要求所有包内加一条水洗标，字不能倒，位置要统一。
孙春霞说：“全得返工。”
我把新标拿来，比了比：“不用。侧缝留的口够大，从这儿送进去，压一道线就行。”
那一晚，我们干到十一点。不是我不让她们走，是她们不肯走。
刘大姐家里还有两个孩子，她说：“以前厂里加班，加完只给一张奖状。现在多干一小时，我知道明天能多拿多少钱。这感觉不一样。”
第九天，马国良找来，开口就问：“你们也接了宏达的活？”
“也？”
“红星厂正在跟周启明谈，这批包该归原厂。”
“那你跟他说，别跟我说。”
他看完工价，开始劝孙春霞回原厂。
“春霞，你在厂里十一年，技术骨干。出来干这个，不觉得丢人？”
“马主任，原厂三个月没发全工资，我不嫌丢人。这儿一天一记账，我更不嫌。”
“厂里马上就好起来了。你们想回来，我可以考虑。回来的人，工资补一半。跟她在这儿，万一货出了事，一分钱都没有。”
有两个女工动了回去的心思。
当晚，她们决定回原厂。我把两人的工钱算好，让刘大姐带过去。
“还结啊？”
“活干了就结。她们回原厂也是奔好日子，想有个保障。”
六
周启明来找我。
红星厂报了四块二，还说我们的机器是废铁，工人是散兵，保证不了质量。买方有些犹豫，准备把剩下的四千多只转给原厂。
“我们做完的货怎么样？”
“抽检没毛病。”
“那凭什么转？”
“凭红星厂是个大厂，四百个工人。”
他说得很实在。
生意场上，别人不看你昨晚几点睡，只看你有没有本事按时把东西搬上车。
我让他把红星厂的人约来，当场比。
“比什么？”
“一样的布，一样的包，两台机器，两个工人。一个小时，看产量，看质量，再拆开看牢度。”
周启明没立即答应：“你这不是把买卖弄成擂台了吗？”
“买卖本来就是擂台。”
小商品市场的空地上摆了两张桌子。
红星厂派来的是马涛和一个老师傅，机器用帆布盖着。我们这边是一台旧平缝机。
围观的人越来越多。
马涛说：“输了可别哭。”
哨声一响，两边开始做。
孙春霞踩了十一年的缝纫机，手稳，脚更稳。我们改过送布牙和压脚，机器吃厚布不费劲。她不需要停下来反复扒拉包底，速度一点一点提了上去。
原厂那位老师傅技术也好，可他们的机器新换过零件，送布不顺。马涛在旁边催，越催越乱，一针扎偏，拆了半天。
一个小时后，我们做了十九只，原厂十六只。
数量差得不多。
周启明让人逐只检查。我们返工一只，原厂返工四只，其中两只提手内侧漏缝。
再测提手承重，加到规定重量，双方都没断。
马涛立刻说：“看见没，质量一样。我们的价格还低。”
我说：“还没拆。”
周启明拿剪刀拆开双方包底。
我们的双针行距一致，线头回压在里面。原厂那只包底外头漂亮，里面有两处跳针，正好被折边挡住。
这不是工人技术差，是机器状态不对。老师傅也没替马涛说话。
周启明当场决定，订单不转。
马涛转头质问孙春霞：“你别忘了自己是从哪个厂出来的。”
“我记得。”
收机器的时候，原厂老师傅悄悄递来一张纸条。
上面是送布牙的型号。
“厂里仓库有，就是没人肯找。”
我把纸条还给他：“黄老板设备行有，我买得起。你回去让他们把机器修好，别总拿人的手补机器的窟窿。”
那天的比试没登报，却传遍了市场。
我的修理铺多了七单生意，还有两个姑娘来问交不交修机器。
我说交，不过先交学费。
她们愣了。
“怎么，想免费学，白嫖我？”
其中一个圆脸姑娘说：“行，交。我就怕你不肯认真教。”
“你交多少钱，我教多少东西。少教一个螺丝，你回来可以砸我。”
七
交货前，出事了。
早上开仓，地上散着十几只包，提手全被割断。里面待交货的三千多只包，被人泼了半桶机油，靠墙的帆布黑了一大片。
我先把总闸拉了，又让人别踩油。仓库里还有半箱汽油清洗剂，真见火，我们谁都跑不了。
刘大姐问要不要报警。
“报。”
民警来做了记录。门锁没有撬痕，后窗的铁条却松了一根。附近没人看见，查起来需要时间。
周启明赶到后问：“还能交多少？”
“完好的两千六百多，能返工的八百多。剩下的得补布。”
“裁片来不及。”
“让宏达补，钱我们出。”
他说：“这批货全赔进去了，你修理铺也完了。”
“先别说完不完的。你去补布，我算损失。”
孙春霞小声说：“苗，要不找马国良帮帮忙”
“找他说什么？求他给我们留条活路？”
“不是。我是怕真是他干的，后面还有招。”
“怕也得做货。”
我们把没沾油的货先装箱，沾油的逐只检查。能洗的洗，不能洗的拆辅料。周启明从商行调来新裁片，商量好损失先记账。
那天晚上，圆脸徒弟赵小燕问我：“师父，咱们干嘛不歇一天？说不定就是有人想让咱们赶不上。”
“所以更不能歇。”
“今天减产，按工序来。谁困谁去睡，谁敢硬撑，我扣谁工钱。”
刘大姐说：“头回听说老板扣钱，是怕人多干。”
“你踩断一根针，飞眼睛里，就不是工钱的事。”
我们轮班睡了四个小时。
原厂那位老师傅来了。他姓冯，带来一套旧零件和一把管钳。
“我下岗了。”
“什么时候？”
“昨天。”
“为什么？”
“马涛让我往你们机器里撒把砂，我没去。他说不撒也行，那就回家。我在厂里三十年，临走连张纸都没拿到。”
孙春霞问：“油是不是他让人泼的？”
“不知道。”
我说：“那你来我这儿，有活就干，没活没工资。一天十五，管一顿午饭。”
八
第二十天下午四点，最后一只工具包装箱。
六千只，抽检合格，数量没少。
周启明请来商行的人验货，当场给我们结了加工款。扣掉补布、损耗、工钱和房租，剩下的钱没有我最初想的多，却足够我把菜仓租下来，再添五台机器。
发工钱时，没有拖欠，没有下个月一起算，每人的产量、返工和加班都写在纸上。谁有问题，当场翻记录。
刘大姐问：“下一批什么时候？”
“还没影呢。”
“没影你说实话干什么，不会先画个饼？”
一屋子人笑。
我说：“行，那画一个。下一批给你们涨五分。”
“呸，五分也好意思画。”
孙春霞最后领。我除了计件钱，又给了她一个信封。
她不肯收：“太多了。”
“你入股的五十，加上这两个月的管理钱。”
“我就给你递过针，也管过什么？”
“你管我别乱花钱，管她们谁家里有事，管机器旁边不能放水杯。这些不算活？”
冯师傅也不肯收：“我就干了六天。”
“修套结机另算。”
“那机器值不了这么多。”
宏达很快给了第二份加工单，两万只，工期四十五天。买方还加了一种更小的帆布包，让我们打样。
这次我没再把所有事扛在自己身上。
孙春霞管生产，刘大姐管验收，冯师傅管设备，赵小燕和另一个姑娘白天学修机，晚上轮流给机器做保养。
我规定每做完一批，必须先吃饭再装箱。谁饿着肚子数箱子，十有八九会数错。
我们把黑板换成了两块。一块写产量，一块写机器的保养记录。
红星厂却越来越不好过。
马国良低价抢了几个单，补不齐亏空，又开始拖工资。原先回原厂的两个女工回来找我，站在门口不敢进。
我把工序表递给她们：“缺两个包边的，按件算，跟其他人一样。愿意就干。”
她们当天上了机器。
晚上，孙春霞说我心软。
“我是缺人。”
“那马国良要是也来呢？”
“缺人，不缺祖宗。”
九
第二批货做到一半，马国良带着一份合同来了。
这次他没有摆主任的谱，反而提出合作。
“姜苗，厂里有厂房，有熟练工，有出口资质。你有技术，有宏达的信任。我们合作，肯定能做大。”
我翻开合同。
红星厂接订单，我们负责技术和生产，利润厂里拿七成，我们拿三成。出现质量问题，赔款由我们承担。机器坏了，维修费也由我们承担。
“马主任，你这不是合作。”
“那你说是什么？”
“是我给你打工。”
他说：“话别说这么难听。没有厂里的牌子，宏达凭什么一直信你？”
“凭我货交得好。”
“你能交一次，能交一辈子？”
“不能。”
临走时，马国良说：“厂子要是真没了，四百个人没饭吃，你别觉得和自己没关系。”
这句话比骂人管用。接下来几天，原厂有人来找我们，说老马不容易，说厂是大家的根，说我带着人挣点钱可以，不该挖原厂的墙脚。
我听完：“我下岗时，你们谁替我留过一天工资？”
没人回答。
我没有恨他们。那时候谁都不知道下一个是不是自己，能抱住饭碗就不错了。
可我也不会拿现在的饭碗，去填一个漏底的锅。
十月底，第二批货按时交了。
宏达给我们结了款，还介绍了两家劳保用品商行。订单不再只有帆布包，还有围裙、工具腰带和机器防尘罩。
我和孙春霞去工商所问登记，准备把菜仓小作坊做成正经厂子。
名称那一栏，我写了“新苗缝制厂”。
孙春霞说：“把我也加上吧，叫苗霞。”
“像卖化肥的。”
“新苗也不像干大事的。”
“先活着，再改。”
营业执照办下来那天，我们买了二斤猪肉，包了白菜饺子。
饭吃到一半，老吴头骑车来找我。
红星厂要处理一批设备，抵银行贷款，后天公开竞价。里头有十二台工业平缝机、四台包缝机，还有一台几乎没用过的新裁床。
“马国良把名单给我看了，好东西都标报废。我觉得不对，你来瞧瞧。”
我问：“你为什么帮我？”
“不是帮你。那些机器我看过十几年，卖给收废铁的，我心疼。”
竞价那天，红星厂食堂里坐满了人。
设备按批卖，前五批都是真正不能用的旧东西，第六批才是那十二台平缝机。
拍卖师念到报废设备一批时，马涛举了牌。
底价八千。
他旁边坐着一个陌生男人，后来我知道，那是他姐夫开的皮包公司。机器一旦低价卖掉，转个手，钱就进了谁的口袋，只有天知道。
我举牌：“一万。”
他加到一万一。
我加到一万三。
价格到一万八时，孙春霞提醒我，我们手里能动的钱一共两万七，还得留料款和工资。
我不再往上加。
马涛以为我认怂。
我走到那批机器旁边，掀开盖布。
“等一下。报废设备，总得让人知道自己买的是什么。”
拍卖师说：“你已经看过了。”
“看过外壳，没看里面。我现在买，能不能验？”
主办的人商量几句，同意了。
我让冯师傅和赵小燕上来。
第一台，马达没坏，保险丝烧了。
第二台，主轴没断，定位螺丝松了。
第三台，针杆被拆走，就藏在机器下面的工具盒里。
我们一台一台说，哪台换了件，哪台只是故障，哪台把完好零件拆到了别处。赵小燕手里拿着维修记录，型号、编号、旧故障，全对得上。
她不是只会拧螺丝了。
食堂里开始有人议论。
马涛冲过来抢记录：“原厂的东西，你怎么会有？”
我抬手躲开：“这是我在原厂修机器时记的个人笔记，我的下岗证明还在，要不要一起验？”
马国良说：“设备处置有程序，轮不到你捣乱。”
“程序就是报废？那这台新裁床也报废？”
我掀开最里面的布。
裁床上连出厂保护纸都没撕干净。
其他设备商也开始加价。原本没人愿意接的废铁，转眼成了好东西。价格一路抬到两万四，马涛不敢再举。
最后是我举的两万五。
孙春霞小声说：“买了就剩两千，工资怎么办？”
“宏达下周结防尘罩的钱。”
“要是晚了呢？”
“我把铺子卖了。”
我补了一句：“开玩笑，冯师傅说可以把新裁床转租给邱姨她们，先收租金。”
冯师傅问：“我什么时候说的？”
“刚刚替你决定。”
竞价结束，财务收款，手续一张张办。红星厂的领导没再露面，听说银行的人对报废两个字也很有意见，要重新查前面的账。
我们雇车拉机器时，原厂车间来了不少人。
有人看热闹，有人不舍，也有人问我新厂招不招工。
我没喊什么四百人都跟我走。
新厂养不起那么多人，逞这个能，最后只会再拖一批工资。
我招了三十七个，先签一个月试用，产量、工钱和休息全写清楚。
马涛站在厂门口，问：“你把人都带走，厂怎么办？”
四个月前，他也站在这里，让我滚之前留下工具箱。
“厂怎么办，问拿工资管厂的人。”
“你不就是记恨我？”
“你别给自己加戏。我修机器按天收钱，没空记你这么久。”
孙春霞一路都在笑：“你明明记了四个月。”
“闭嘴，不然分红扣五块。”
她笑得更厉害了。
十
新苗缝制厂开在城南旧粮仓。
房租便宜，屋顶高，就是冬天冷。我们没钱装暖气，给每台机器旁边挂了棉门帘，工人手冷就轮流去喝热水。冯师傅把安全用电重新走了一遍，谁私拉插线板，他能追着骂半条街。
赵小燕带两个徒弟修机器。她第一次独立接活，收了人家八块钱，回来一直乐着不停。
孙春霞生产管的越来越严，有人线头没剪干净，她真让返工，连我的样品也不放过。
我说她现在是孙厂长。
她说：“别给我升官，给加钱就行。”
我给她加了。
第二年春天，宏达的周启明带来一个香港客商。对方看完货，又看我们的维修间，问能不能替他们改造一批旧设备。
冯师傅听得懂机器，听不懂粤语，客商说得快，他就一个劲儿点头。等翻译把话说完，他摇头：“不行。”
客商问为什么。
“你们要省的那道工序不能省。机器快了，梭床受不住，三个月准出事。”
客商大概以为我会骂老师傅死板。
我说：“冯师傅说的，就是我们厂的报价，你们可以另请高明。”
对方当晚没定。
第三天，他回来了，同意按我们的方案改，还多加了保养服务。
周启明事后对我说：“你现在脾气比以前还大。”
“以前也没小过，只是以前我说话没人听。”
“那你就不怕单子跑了？”
“怕。但砸招牌比跑单贵。”
后来我才听说，红星厂之前替他修过一批设备，出了故障，双方正在扯皮。周启明没提，我也没问。
不是每个亏过我们的人，都得跪在我面前哭一回才算结局。
马国良被调查后，马涛那间皮包公司也黄了。原厂剩余资产重新处置，一部分工人去了别的厂，一部分自己找活，还有一部分来了我们这儿。
仓库泼油的人也查到了，是马涛花钱找的两个混混。民警来核对损失，我按单据报了补布和返工费用。赔偿拖了两个月，最后一分没少。
我妈来看过一次。
她没提彩电，也没提我弟。我弟结婚后，嫌跑运输辛苦，换了两份工，如今在学修摩托。我们见面最多能说两句话。
我妈问孙春霞一个月能拿多少。
孙春霞报了个数。
我妈临走时塞给我一袋鸡蛋。
“自己养的。”
我家以前没养鸡，大概是新养的。
我收下了。
她问我晚上回不回家吃饭，我说厂里有货，下周回。
这次她没再骂我翅膀硬。
1999年冬天，新苗厂接到一张加急单。
客户要得急，价格也给得高，全厂却没人愿意通宵。我把交货日期往后谈了谈，对方不同意，单子便给了别人。
赵小燕替我心疼：“那可是一万多。”
“一万多买不来三十个人一天不睡觉。”
“可原厂以前就是这么干的。”
“所以原厂没了。”
厂子倒掉有很多原因，不全在加班。但我不想再把机器和人一起耗到冒烟，然后管那叫奉献。
年底算账，我们赚了九万多。
不是电视上那种一口气挣几百万，离买楼买车也远。钱要留料款，要换刀具，要给工人发年终奖，还要防着下一单回不来款。
孙春霞提议换块大门招牌。
旧招牌是赵小燕写的，新苗的“苗”字上宽下窄，远远看去像棵歪草。
新招牌是红底白字，下面还有一行小字：缝制、维修、改造。
工人挂牌子时，我忽然想起那三台报废锁边机。
它们还在车间最里面，一台都没舍得扔。机身重新喷了漆，编号却保留着：01、02、03。
赵小燕问过我，为什么不把旧编号磨掉。
因为没必要。
废铁转起来以后，不会在意别人以前叫它什么。
牌子挂好后，孙春霞说：“姜厂长，讲两句？”
我最烦这个。
“讲完能多发钱吗？”
“不能。”
“那不讲，干活。”
底下嘘声一片。
我本来不想讲，最后还是补了一句。
“明天发工资。”
嘘声立刻变成了叫好。
你看，讲话也不是完全没用。
得挑有用的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