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周是跳河死的。死讯传到我这的时候，已经是第三天了。
人是在城东那个闸口捞上来的，泡得都认不出本来的模样了。兜里翻出来他的工牌，还有一张纸，折了四折，让水浸得字全晕开了，就剩下开头三个字还能勉强认出来：「我承认」。
说来也怪，谁听了这事，都不觉得意外。
老周这个人，这辈子活得是窝囊。四十岁那年厂子改制，他头一批下的岗，往后摆过摊、跑过摩的、给人送过煤气，钱是一分没攒下，债倒欠了一屁股。去年冬天，他那个跑了三年的老婆托人捎回来一张离婚协议，顺带还捎回来一个半大的儿子，话里话外的意思就一句：养不起了，让他自个儿看着办。
老周就一个人拖着那孩子，硬撑了一年。撑不住，就跳了。
街坊邻居都这么讲，警察也这么讲，最后定了个自杀。火化那天冷清得很，就他那个十二岁的儿子，一个人抱着骨灰盒，谁也没通知。
照理说，这事到这儿就该翻篇了。结果一个月后，有个男人找上了我。
男人姓方，四十出头，穿得一丝不苟，手腕上那块表，估摸着能抵老周半年的饭钱。他往我对面一坐，从公文包里掏出一沓东西，推到我跟前，开口就说："我找周建国。你是他邻居吧，听说你们处得近。"
"他死了。"我说。
方先生点点头，脸上倒没半点惊讶："我知道。所以我才来找你。"
他朝那沓纸抬了抬下巴，意思是让我自己看。我拿起来翻了翻，里头是份合同，一份股权转让书，再就是几张照片。照片上是个年轻男人，站在一家厂子门口，笑得挺精神。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老半天，才认出来，那是老周。照片上这个人，跟我楼下那个天天趿拉着拖鞋去送煤气的男人，简直就不是一个人。照片上的人，眼睛里头是有光的。
"周建国，二十年前，是南方一家电子厂的创始人之一。"方先生说，"厂子后来做大了，上了市，他手里攥着原始股，值这个数。"他伸了伸手指，比划了个数字，我没看太清，也不想看清。
"可他四十岁就下岗了，还欠一屁股债。"我说，"你这不是逗我吗。"
方先生笑了笑，说这就是他来找我的原因。那笔钱，老周没要。当年厂子改制，他叫人算计了，给踢出了局，股份被人分了，他一分没落着，还签了份东西，主动把剩下的权利全让了出去。
"他为什么肯签？"我问他。
"因为有人拿他儿子吓唬他。"方先生说，"具体是谁，我还没查明白。我就知道，这笔钱现在还在，还挂在周建国名下，一直没人来领。"
我半天没吭声。方先生往前探了探身，压低嗓子说："现在他人没了，可这笔钱是干干净净的。他儿子还活着。你帮我找到那孩子，钱归他，我抽个成。"
"你图什么。"
方先生又笑了，那笑里头有股我琢磨不透的劲儿："图个公道呗。这世上，欠人的，总得还。"
我先说说我是谁吧。
我叫陈默，三十四岁，自由撰稿人。平时靠给几个公众号写写稿子过日子，偶尔也接点查人、查事的私活。说白了，就是那种在灰色地带讨生活的人。不是侦探，可找人的门道，比一般人是要多那么一点。
老周是我楼下的邻居，也是我在这个城市里，唯一见面会打声招呼的人。
我们那栋楼是老的筒子楼，一层六户，共用一个水房。老周住一楼最里间，我住二楼。每天早上他出门送煤气，打楼下过，总要仰着脖子朝我喊一嗓子："陈老师，上班啦！"
他管我叫陈老师，这里头有个缘故。有回他儿子写作文，题目叫《我的邻居》，把我给写了进去。那孩子不知道打哪听说我是写字的，就把我写成"一个了不起的作家"。老周拿这当个宝，逢人就夸，搞得我自己都快信了，好像我真成了什么了不起的人物。其实我什么都不是。我离了三年婚，前妻带着闺女去了别的城市，我一个月能见那孩子一回，每回都约在商场负一楼的快餐店，坐俩钟头，点两份薯条，看她低头玩手机。
老周没了以后，我每天早上出门，还是习惯性地往楼下瞅一眼。那间屋子，窗户上还挂着半块没洗的蓝布帘子。只是再没人喊我"陈老师"了。
我答应了方先生。不全是为了钱，也不全是为了他那句"公道"，说实在的，我是真想弄明白，老周到底是怎么没的。一个手里攥着原始股的人，怎么会去跳河？这里头指定有事，而我这个人，最受不了的就是有事。
我先去找了老周的儿子。那孩子叫周野，十二岁，瘦得厉害，眼睛特别黑，不爱说话。他跟着奶奶过，住城东一间二十来平的出租屋，奶奶七十多了，眼睛半瞎，靠捡废品贴补。
我去的那天，周野正蹲在门口，拿个纸箱子垫着当桌子写作业。冬天黑得早，屋里没舍得开灯，他就借着楼道里那盏坏了一半的灯，一笔一划地写。我把方先生的话，原原本本倒给了这孩子。
周野听完，头都没抬，就问了一句："多少钱。"
我报了个数。他"哦"了一声，接着扒饭。我还当他没听明白，过了好一会儿，他才又开口："叔，你说我爸，当年是叫人害的。"
"可能是。"
"那害他的人呢？"他抬起头来，眼睛黑得有点吓人，"还在不在。"
这一问，把我问住了。说真的，那一刻我在那孩子眼睛里，看到了一样不该属于十二岁的东西。那不是悲伤，悲伤我见过太多了。那是恨，冷冰冰的，像一口没上冻的井。
我顺着老周那条线，一点点往回查。二十年的事，档案大多已经找不到了，可有一个名字，反复冒出来，怎么绕都绕不开：何忠良。
这人就是老周当年那个厂的二股东，也是后来把老周踢出局的人。老周前脚走，厂子后脚就归了他一个人。上市那年，何忠良身家过了十亿，成了当地有头有脸的人物，上过报纸，捐过学校，现在挂着一堆慈善的头衔。
我查了他名下的公司、他的慈善基金会、他每年资助的三百多个穷学生。当地报纸管他叫"儒商"，说他"饮水思源，不忘桑梓"，夸得跟朵花似的。照片上的何忠良，头发梳得服服帖帖，笑着跟一群孩子合影。那笑容，跟方先生给我的、老周年轻时候那张照片放在一块儿看，隔着二十年，实在是一种残忍的对照。
我把查到的东西拿去给方先生看。他看得很慢，看完，把纸整整齐齐折好，收回包里，念着这个名字问我："你确定？"
"能查到的，都往他身上指。"
方先生往椅背上一靠，仰头看着天花板，老半天没说话。过了会儿他忽然问我："你知道何忠良是谁吗。"
"知道，有钱人。"
"他是我前老板。"方先生说，"我在他公司，干了整整十年。"
我当场就愣住了。方先生慢慢坐直身子，盯着我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说："周建国，当年不是我老板，何忠良才是。我替他做了十年脏活，最后他把我一脚踹开，连遣散费都不肯给。"
"所以你说的'公道'……"
"是我自己的公道。"方先生说，脸上那点笑意彻底没了，冷得跟块铁似的，"何忠良欠的，可不止周建国一个。他欠下的债，我打算帮他一笔一笔地算回来。"
事情开始变了味儿。我这才算回过神，方先生想要的，从来就不是帮周野拿回那笔钱，他是要借老周这条人命，把何忠良整个掀翻。
他手上攒着一堆东西：何忠良早年的账目、行贿的记录、违规的贷款，还有几份见不得光的股权代持协议。他抽了其中一份推到我面前，我扫了一眼，后背就凉了半截。那上头写的，何止是"违规"，要是这份东西是真的，何忠良这二十年，不光是在骗人，分明是在抢人。
"你这些东西，打哪儿弄来的。"我问他。
"十年。"方先生说，"我替何忠良做事，替他扫尾、替他摆平、替他背黑锅。十年攒下来，我手里的料，够他进去十回。"
"那你为什么偏偏现在才动手？"
方先生看着我，那眼神怪得很，像在看一个问了个傻问题的人："因为周建国死了。我需要一个死人。"
方先生需要的，正是老周这个"苦主"。
一个死了的、被何忠良逼死的、手里还攥着原始股的原合伙人。这么一个人，就是撬动舆论最好的一根支点。
"周野还没成年。"方先生说，"他站出来，比什么证据都管用。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替他死去的爹讨公道，谁看了不心软。"
"你要利用那孩子。"我说。
方先生皱了皱眉："话不能这么说，是帮。帮他拿回本该属于他家的东西，也帮大伙看清何忠良是个什么货色。"
"那要是查到最后，何忠良当年根本没逼死老周呢？"
方先生愣了一下，随即就笑了："那又怎么样？他做的那些破事，桩桩都够他进去。老周是不是他逼死的，不过就是让他多背一条罪名罢了。"
我看着方先生，突然就觉得身上有点冷。"方先生，"我慢慢开口，"你这话，跟我一开始听你说的，已经不是一回事了。"
"怎么不是一回事。"方先生说，"过程不重要，结果才重要。何忠良这种人，就该倒。至于谁把他送进去、使的是什么法子，重要吗？"
"重要。"我说，"因为老周不是你的道具。"
方先生不说话了，他看着我，眼神里头一次有了一种我说不清的东西。"陈默，"他忽然叫起我的全名，"你是个写字的，你写了这么些年，应该早想明白一个道理。"
"什么道理。"
"这世上的故事，从来不分谁对谁错，是谁先开口，谁就赢。而死人，是开不了口的。"
我还是去见了一趟何忠良，比我想的容易。他听说有人在查他，反倒主动约我，就约在一间茶室里。
何忠良六十多了，头发花白，可精神头好得很。他亲手给我倒茶，动作稳稳当当的，熟得像个招呼老朋友。"你查到我头上，我一点不意外。"他说，"二十年了，该来的，早晚得来。"
"老周，是你逼死的吗。"
何忠良的手停在半空，茶壶里那道水线"啪"地断了。他放下壶，叹了口气："周建国。你怎么会觉着，是我把他逼死的。"
"当年不是你把他踢出局、还拿他儿子要挟他的吗？"
何忠良看着我，那眼神很复杂。"踢他出局，是我。拿他儿子要挟，也是我，这个我不赖。可你知道，我当初为什么非要那么干吗？"他顿了顿，"因为当年那家厂，本来就是我一个人的。"
何忠良给我讲了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版本。
二十年前，老周跟他，还有几个同乡，一块儿下海办的厂。老周出的是力气，何忠良出的是本钱，外加一张能办下许可证的关系网。厂子做到第三年，起了内讧，老周那几个同乡起了吞股的心，想联手把何忠良挤出去。何忠良先下手为强，连老周一块儿清了。
"周建国那人，本不坏，就是没主见，被那几个同乡撺掇着瞎闹腾。"何忠良说，"我把他踢出去，是怕他搅进来，把厂子给搅黄了。可我该给他的钱，一分没少，他那点原始股，我也一直给他留着，就等他哪天回头。"
"那拿他儿子要挟，又是怎么回事。"
何忠良苦笑了一下："我要是真想害他儿子，那孩子能活到今天？那是我吓唬他的一句狠话。他那些同乡，才是真要动真格的。"
"那老周为什么还是跳了河？"
何忠良沉默了下去。过了好一会儿，他抬起头，说了一句让我后脊梁发凉的话："你有没有查过，周建国死之前，见过谁。"
我没有马上去查，回了家，坐在书桌前，把方先生给我的那沓资料，跟何忠良说的那些话，一字一句摊开来对。这么一对，就叫我发现了一个之前一直漏掉的细节。
方先生给我看的那份"股权转让书"，落款是二十年前。老周签字的那一页，右下角，有一个特别浅、几乎看不见的指印。那不是签字的墨迹，是有人按着他的手，硬按上去的。
我盯着那个指印，盯了很久。一个被人按着手指签字的人，熬过二十年，心里头会是个什么滋味？
我想起了老周。想起他每天早上仰头冲我喊"陈老师"的样子，想起他趿拉着拖鞋、脚后跟磨得发白的那双棉拖，想起他儿子作文里那句"一个了不起的作家"。想着想着，我忽然就觉着，这事儿我不能就这么算了。我得弄明白，老周死之前，到底见过谁。
我查了。老周死前那半个月，见过的人不多，可有一个很关键：方先生。
这消息，是刘师傅帮我问出来的。刘师傅在巷子口开了个修车铺，老周生前那辆破摩托，三天两头往他那儿送，一来二去，跟我也混了个脸熟，老周的事儿，数他知道得多。我找上门去，他正撅着屁股卸一个轮胎，头也不抬地问我："又打听老周那事儿？"
"嗯。他走之前那半个月，见过啥生人没有。"
刘师傅停下扳手，想了半天，说："好像是有个穿西装的，来找过他。就在他出事前一个礼拜。自打那天起，老周整个人就不对劲了，成天耷拉着脑袋，见谁都不说话，连摩托都不来骑了，就那么憋了六天，憋到出事儿那天。"
"长什么样？"
"四十来岁，看着挺体面。"刘师傅说，"我那天正给老周补胎，那人把老周叫到一边，嘀嘀咕咕说了一通，老周听完，脸都白了。"
我一下就明白了，那人，是方先生。说得再准一点，是老周死前一个礼拜，方先生找到了他，把那沓股权转让书、原始股的事儿，一五一十全倒给了他。
"你知道你多有钱吗？"方先生跟他说，"你叫何忠良算计了二十年，这笔钱，本来就该是你的。"
老周听完，非但没高兴，反倒像是天塌了。他这辈子，早就认命了。老婆跑了，儿子嫌他穷，他都认了。穷，是他活着的唯一一个理由。穷，所以他失败，所以他窝囊，所以这一切才说得通。可冷不丁冒出个人告诉他：你不穷，你有一大笔钱，你只是被人骗了二十年。那这二十年，他遭的那些罪，又算什么？
老周自己去查了。他查到了那笔钱，查到了何忠良，也查到了当年被踢出局的真相。然后，他跳了河。
我找到了老周死前那个晚上，最后见过他的那个人。不是方先生，是一个我压根没料到的人。
老周的旧识，当年厂里一个老会计，姓钱，退休好些年了，一个人住在城郊。老周死前一天，专门跑去找过他。我寻到钱会计家的时候，他正坐在自家院子里晒太阳。听我提起老周，老人那浑浊的眼睛里，慢慢就泛起了一层水光。
"建国啊……"他叹了口气，"他那天来，是问我讨一样东西。"
"什么东西。"
"他问我，'钱叔，当年厂里那些账，你还留着没有。'"
我大气都不敢出。
"我说留着，他就管我要了一份。"钱会计说，"他捧着那本旧账，在我这儿坐了一下午，一页一页地翻。"
"他翻到了什么。"
钱会计看着我，老半天没说话。末了，他慢慢说出一句让我浑身发冷的话："他翻到的那一页，上面记着，当年真正挪用公款的，不是何忠良。是他自己。"
我当场就愣在那儿了。钱会计缓缓讲出了那段被埋了二十年的往事。
二十年前，厂子做起来之后，老周确实是起了贪念。他伙同那几个同乡，盘算着要吞了何忠良的股份，可他们手里头没钱，就先挪用了一笔公款，想赌上一把。何忠良发现了，既没声张，也没报警。他给了老周两条路：要么，公事公办，老周去吃官司；要么，老周自个儿走人，签一份放弃股权的协议，这事儿就当没发生过。
老周选了后者。他签了字，带着妻儿，离开了那座城市，打那以后再没提过这段往事。
"这么说，何忠良说的，才是真的。"我喃喃地念叨了一句。
"真假，都过去二十年喽。"钱会计说，"建国这一辈子啊，都活在一个'我是叫人害了'的念头里头。他认准了自己是受害者，也全靠这个念头，才熬过了这二十年。可那天，他翻到了那本旧账。"
"他冷不丁就发现，自己压根不是受害者。"钱会计的声音低了下去，"是他自己，先做了亏心事。"
我算是懂了。方先生把真相告诉老周，本意是要激他："你被何忠良算计了二十年，这钱该是你的"。可老周顺着这条线一路查下去，查到的，却是另一回事：当年是他自己，先对不起的何忠良。
他当了大半辈子的"受害者"，冷不丁发现，自己原来才是那个先动手的加害者。一个靠"我是受害者"撑着活了二十年的人，一旦这个念头碎了，他就什么也不剩了。他熬不下去了。
方先生递给他的，压根不是复仇的刀，那是一面镜子。老周在镜子里头看见了自己，然后，他跳了河。
从钱会计家出来，我坐在回城的班车上，脑子里乱成一锅粥。钱会计说的，跟何忠良在茶室里讲的那个版本，能严丝合缝地对上；可这样一来，方先生从一开始给我看的那套东西，反倒漏了最要命的一角。我得当面问个清楚。这事，只有何忠良能给我个准话。
于是我又去了一趟茶室。何忠良见我又来了，一点不奇怪，亲手把茶续上，倒像是早就等着我回头。
"钱会计那本旧账，你早知道了？"我开门见山。
"知道。"何忠良没抬眼皮，"那是我的账房，他留了什么，我心里有数。"
"所以，是老周自个儿想不通，才跳的河。"何忠良说，"方景明找到他，把真相撕开来给他看。一个认了命的人，冷不丁发现自己本该过上好日子，那这二十年受的苦，全成了笑话，他受不住。"
我浑身发冷。"你的意思是……"
"我的意思是，"何忠良放下茶杯，眼神一下子锐利起来，"方景明要的，从来不是周建国的公道。他要的是我这辈子的家业。他得有个死人，一个苦主，一个能把他架上道德高地的支点。而周建国，就是那个支点。"
"他把真相喂给一个本就活不下去的人，等那人死了，再拿他的死做文章。"何忠良说，"他这十年，等的就是这么一个人。老周那副活法，天天在阎王殿门口打转，早就是一堆等着被点着的干柴，缺的只是有人往上扔一根火。你猜，周建国跳河那天晚上，是谁送他去的闸口？"
我张了张嘴，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没有立马信何忠良，回去把方先生给我的资料一条一条重新过，又托刘师傅的表弟（那小子在工商局门口帮人办证，消息灵通）去查了查方景明这个人。查出来的结果，着实让我心惊。
刘师傅把信儿带回来那天，话都说不利索了："陈老师，你让我查的这人，可不简单呐。"
"怎么个不简单。"
"那方景明，十年前确实在何忠良公司干过，也确实叫人给撵了。"刘师傅压着嗓子，"可外头都传他是遭了算计的苦主，其实压根不是。是他自个儿挪了公司一大笔钱，叫何忠良抓了个现行，灰溜溜走的。"
更叫我心惊的，是另一件事。方景明挪的那笔钱，那手法，跟二十年前老周挪的那笔，简直如出一辙。我盯着这个发现，脑子里"嗡"的一声响。
这俩人，走的，竟是同一条路。一个贪了，被何忠良放走，最后跳了河；一个贪了，被何忠良抓了，最后反过来要毁了他。同样一件事，两种结局。而方景明恨何忠良，是打心底里的真恨，恨到肯花上十年去布一个局。而老周，就是他这个局里第一颗、也是最后一颗棋子，一颗他亲手推进河里的棋子。
我托人查方景明的时候，还顺带查到一件小事。那件事小得很，小到当年的卷宗里只记了短短一行字，可正是那一行字，让我忽然有点读懂了方景明这个人。
十年前，方景明挪用公款叫何忠良抓住之后，何忠良一样没报警。他给了方景明两条路，跟二十年前给老周的是两条一模一样的路：要么公事公办，方景明去吃官司；要么自个儿走人，把手头那点股份交出来，这事就当没发生过。
方景明也选了后者。可他走的时候，何忠良并没有像当年放老周那样，给他留下哪怕一分钱。何忠良把方景明的股份、分红，连他攒了十年的一套房子，一块儿全收了。方景明走的那天，兜里统共就三百块钱。
他后来跟人说过一句话，这话，我是从当年跟他一块儿被撵走的一个同事嘴里听来的。那同事说，方景明站在公司楼下，抬头瞅了那栋楼一眼，说："何忠良，你当年怎么放走的周建国，我就要你，一分不少地还回来。"
我一直以为，方景明恨何忠良，是因为何忠良背叛了他。到后来我才闹明白，他恨的，其实是另一码事：他恨何忠良，恨他对老周手下留情。
刘师傅听我念叨到这儿，把扳手往地上一扔，说："陈老师，你这么说，我算是听明白了。合着那方景明恨的不是钱，是口气啊。"
"对。"我说，"就是口气。"
"凭什么老周犯了同样的错，能拿上钱走人，过他那窝囊却安稳的后半辈子；他方景明犯的是一模一样的错，却要被扒得一个子儿不剩。"
刘师傅咂了咂嘴："这世上最让人咽不下的，哪是输了钱呐，是同样的错，别人被放过了，自己没被放过。"
我本想去找方景明当面质问，没成想，他倒先一步找上了我。
"听说你去见了何忠良。"他杵在我家门口，语气淡淡的，"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老周是你送他去的闸口。"
方景明笑了。"对。"他说，"那天晚上，是我开车送他过去的，我还劝了他一路。"
"你劝他什么。"
"我劝他想开点。"方景明说，那笑更深了，"我还告诉他，他这一死，他儿子就能拿回那笔钱，何忠良做的那些脏事，也会因为他的死，被摊到大太阳底下。"
"你这是在教他去死。"
"不。"方景明收了笑，眼神冷下来，"我是在给他一个交代。他那样的人，活着也是白活，活不出个样儿来，与其窝窝囊囊地熬着，不如死得值当一点。"
我拳头都攥紧了。"你从一开始，就没打算让他活。"
方景明看着我，忽然叹了口气。"你错了。"他说，"我一开始，是真想帮他拿回钱。可后来我琢磨透了，光有钱顶什么用，何忠良那种人，钱，命，都赶不上他的名声金贵。"
"所以你要毁了他的名。"
"我要他身败名裂。"方景明说，"我要眼睁睁看着他苦心经营了大半辈子的东西，一点一点塌成渣。这才叫公道。"
"那老周呢？"我吼了出来，"老周算个什么？"
方景明不吭声了。过了好半天，他轻声说："老周，是我对不起的人。可这笔账，总得有人来算。"
我回到家，把自己关在屋里，坐了整整一夜。桌上摊着两样东西：一样，是方先生给我的那沓资料，能把何忠良送进去的证据；另一样，是钱会计给老周看的那本旧账的复印件，老周当年自个儿犯下的那笔，白纸黑字，明明白白。
我忽然想明白了一件我一直没琢磨透的事：方先生为什么偏偏就挑中了老周。因为老周，是这世上再合适不过的一个"苦主"。他死得越惨，何忠良就越是显得十恶不赦。而老周自己当年犯下的那笔旧账，只要没人去翻，就永远不会有人知道。死人，是不会替自己辩白的。
方先生赌的，就是这一条。他赌我会帮他查何忠良，赌周野会站出来，赌舆论会心疼一个十二岁就没了爹的孩子。他样样都算到了，独独没算到的是，我会查到那本旧账。
后来的结局，你多半也能猜到。方景明把那些材料一股脑捅给了媒体，又拉着周野，开了一场新闻发布会。一个十二岁的孩子，抱着他爹的遗像，坐在镜头跟前，眼泪大颗大颗地往下掉。
何忠良的商业帝国，一夜之间塌了。查账、封公司、抓人，何忠良最终因为经济上的问题进去了。方景明站在发布会后台，看着何忠良被人带走的画面，脸上没有笑，也没有泪，只是安安静静地瞅着，像是看完了一场他排练了十年的戏。
那一刻，他是赢家。他赢了，何忠良倒了，公道，用他自己的话说，还了。
可这事还没完。方景明忘了一件事：那笔原始股，那笔他拿来当诱饵的钱，是真的。周建国一死，股份顺理成章，就落到了周野名下。
周野才十二岁。他背后，是他那个半瞎的奶奶，还有一个方景明安排来"帮孩子处理财产"的人。那个人，是方景明的人。
换句话说，方景明忙活了十年，最后想要的，压根不止是何忠良垮台，还有那笔属于一个死人、一直没人认领的钱。
我查到这一层的时候，已经是深夜。我盯着那一长串数字，脑子里就剩下一个念头：方景明，从头到尾，都是那个最想要钱的人。
我没有告诉周野，我只是去找了他。其实在老周出事之前，我跟这孩子就熟。他写作文把我夸成个"了不起的作家"，我隔三差五下楼，也总在他家那间屋里坐坐。老周没了以后，我再踏进那间屋，反倒觉着别扭起来。不是我不认得他，是中间隔了他爹这一死，孩子不知道该怎么跟我这个"天天在楼下碰见"的人说话，我也不知道该拿什么脸去见他。起先几趟，他见了我，头埋得低低的，一句话也不说。去了好几回，他才慢慢肯抬头，在我进门的时候，把屋里唯一那把缺了条腿的凳子，挪到我脚跟前。他知道我不坐，也要挪。我寻思，那准是他爹教的。老周活着那会儿，家里来客人，都是这么个招呼法，他自个儿蹲在地上，把好凳子让给客人坐，这个习惯，他儿子学了个十成十。
有一回我去，周野正在煮面，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开了，他踮着脚，把挂面一点点下进去，动作熟得很，一看就是做惯了的。我说我帮你，他摇头，说"叔你坐，我煮得好"。面煮好了，他先给我盛了一碗，碗里卧着两个荷包蛋，他自己那碗，光有面，加一个已经散了黄的蛋。
我瞅着他，忽然就想起我闺女。她也十二三岁，也会煮面，可她煮的那面，得我哄着才肯吃。同样是十二岁，一个在学着讨好这个世界，一个还在叫我宠着。
我夹起一个荷包蛋，拨回了他碗里。周野抬头看了我一眼，没吱声，低下头，把那个蛋又拨了回来。"叔。"他说，"你吃。"
那一刻，我差点没绷住。
周野坐在出租屋里，作业摊在桌上，一个字没写。他抬头看我，眼睛还是那么黑。
"叔。"他说，"我爸的钱，啥时候能拿到。"
"快了。"
"拿到钱，是不是就能给奶奶换个大房子，我也再不用转学了。"
"嗯。"
周野低下头，忽然很小声地说："叔，我有点想我爸了。"
我蹲下去，想拍拍他的头，手却悬在半空，没敢落下去。我忽然想，要是有一天，这孩子知道了，他爹的死，是一场被包装成"公道"的骗局，那个站在发布会上替他掉眼泪、替他讨公道的人，其实就是把他爹推进河里的人，那他该怎么办。他会不会，也变成下一个方景明？
这个问题，我琢磨了一路，也没琢磨出个答案来。我能做的，就一件事：把方景明跟那个"财产管理人"之间的勾当，一五一十整理好，匿名寄给了警方。
没几天，方景明被带走调查了。定他的罪名，不是教唆自杀，那玩意儿太难证明，也太晚了，是职务侵占，是操纵舆论，是涉嫌非法占有他人财产。
何忠良倒了。方景明也倒了。两个人都赢过，也都输了。而老周，那个在河里泡了三天的男人，成了他们之间，最后一块拼图。
很多年后，我路过城东那个闸口。河水平平静静的，天蓝得晃眼。
正巧碰见刘师傅，他骑着那辆老周留下的破摩托，停在路边跟我搭话："陈老师，又来看老周啊。"
"路过，就顺道看看。"
刘师傅顺着我的眼神，朝河面瞅了一眼，说："你说老周那事，到底算谁的？"我摇了摇头，没接话。刘师傅叹了口气，跨上车，丢下一句："我也琢磨不明白。这人呐，都觉得自己占着理，可到底谁欠谁的，兴许老天爷都算不清。"说完，突突突地开走了。
我想起老周，想起何忠良，想起方景明，想起他们仨说过的、一模一样的那句话："这笔账，总得有人来算。"
可说到底，是谁欠了谁呢？何忠良欠老周吗？欠。可老周那条命，又该记在谁头上？方景明欠老周吗？欠。可他也实实在在替老周讨了回公道。老周自个儿呢？他先贪了，先亏了心，他算不算也是那个欠债的？公道这玩意儿，打从一开始，兴许就不存在一个"对的答案"。
换个角度瞅，何忠良是加害者，可也是叫方景明耍得团团转的猎物；方景明是复仇者，可也是把老周逼下河去的凶手；老周是受害者，可他纵身跳下去的那一刻，也成了别人局里的一颗棋子，而更早之前，他自个儿，也曾是先动了手的那颗棋子。同一个故事，翻个个儿，谁善谁恶，全颠倒了。
我又想起我自己。我查老周的死，查了那么些日子，我到底是在替他讨公道，还是在替自己找一句"我还算个好人"的证明？我离了婚，一个月才见闺女一面，在这座城市里，谁的死活原本都跟我没半点关系，是老周的死，让我头一回觉着，我总得做点什么。我查他，是为了他，也是为了我自己。
可到了末了，我做了什么？我把方景明送进了局子，我拿到了真相。可我有没有想过，这真相，对周野来说，意味着什么？他这一辈子，都会以为，他爹的死，是别人害的。而我，明明知道他爹的死，有一半，是他爹自个儿造的，我一个字都没说。我瞅着他，瞅着那个给我煮面、给我卧荷包蛋、把好凳子让给我坐的孩子，我愣是一个字都没说。
我守住了真相。可我也守住了另一个谎。原来我也是这样的人，我也在替我自己那个版本，挑了个说法。
河水流过去，什么也不说。就像这世上好多事，压根没有公道，只有立场。你站在哪一头，你就看见了哪一个故事。
也包括，我。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