叔把一本户口本推到我面前。
“翻到第三页。”
那本本子是 1987 年的，硬壳发脆，四角拿透明胶粘过三回。
第三页上，户主是我爸。
底下多了一个人。
“你爸欠我一间房。”他说。
“欠多少年。”
“三十九年。”
我给他倒了杯水。
他手抖，杯沿磕在桌面上，水泼了出来。
正好洇在“与户主关系”那一栏。
那个“弟”字，被泡开了一个角。
“这房子现在是我和我妈的。”我说。
“我知道。”
“你还来。”
“我不图整个，我就要那一间。”
“一间怎么住人。”
“我就想问问，它还在不在。”
我没接话，把本子合上，推回他手边。
他从怀里又摸出一张纸。
纸是对折的，折痕透得快断了，一展开就裂开一道口子。
抬头印着五个字：住房互换协议。
“这个，”他说，“是你爸按的手印。”
我伸手去接，纸比我想的沉。
第一节 第三页
协议两页纸，用订书钉钉着，钉眼锈成了褐色。
“甲方崔长海，乙方崔长河。”
我念出声。叔在对面坐着，两只手压在膝盖上。
“红旗棉纺厂职工住房互换协议，一九八七年六月立。”
“第一条，因乙方迁入户口，甲方评分由六十八点五增至六十九，得以列入分配范围。”
“甲方分得红旗里三号楼三楼西户住房中，里间一间，归乙方永久居住。”
“永久。”我抬了一下眼皮。
“永久。”他说。
“第二条，乙方迁入后，甲方家庭人口由三口增至四口，评分相应调整。”
“第三条，甲方不得以任何理由要求乙方迁出。”
“第四条，乙方居住期间，不得转借他人。”
“第五条，乙方婚后如另有住房，本协议自动终止。”
“第六条，乙方须在每年春节前，向甲方告知居住情况。”
我把第六条念了两遍。
“每年春节前告知。”
“告知什么。”
“告知你还住不住。”
叔没有接话。
我接着念。一共九条，越往后字越潦草。
第七条最短，只有一行。
本协议未尽事宜，以当年评分结果为准。
落款两个手印，一个是我爸的，红得发暗。
另一个是他的。
中间还有一个签名，写的是见证人。
“周德海。”我念出来。
“老周。”叔说，“你们车间主任。”
“我知道。”
我把户口本又翻开。第三页的纸已经发黄，边上翘起来。
叔那一行写着：崔长河，男，一九五三年生，与户主关系：弟。
迁入日期是一九八七年六月八日，迁入原因两个字：投靠。
下面盖着一枚红章，红星路派出所。
再往下，是我自己那一行。
崔小满，女，一九八〇年生，与户主关系：女。
我的名字上被划了一道横线，横线压得很轻。
旁边写：迁出，一九八七年七月十日。
“那年你三十四。”我说。
“三十四。”他说，“还没成家。”
“所以你就要一间房。”
“我没要。”他说，“是你爸写的。”
第九条只有半行。
本协议自双方签字之日起生效，一式两份。
我数了数，一共九个条款。
最长的那一条，是第一条。
写它的人，把最要紧的话写在了最长的那一行里。
窗外有人在楼下敲铁皮，一下一下，敲得人心里发燥。
我把协议放下，问了一句我憋了三十九年的话。
“这么多年，你怎么不来。”
“你爸活着的时候，我不来。”
“他没了呢。”
“没了，我也不来。”
他停了一下。
“今年房子塌了。”
崔庄的老屋，七月那场雨，塌了半边。
他住西头那间，房梁砸下来，砸在床沿上。
“你人呢。”
“我在院子里。”
他说得很平，像在说别人家的事。
“小勇呢。”我问，“你儿子在县城。”
“我不去。”
“为什么不去。”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那双鞋。
鞋是新的，黑面白底，鞋帮上还带着折痕。
“我不去。”他又说了一遍。
我没再问。
我去厨房给他续水，回来的时候，他把协议翻过去了。
背面有几行铅笔字，擦过，没擦干净。
我凑近看，只认出两个字。
“别……”
后面全没了。
第二节 让我弟
叔走的时候，把户口本留下了。
协议他带走了，说那是他的。
我没拦。我兜里揣着手机，刚才趁他低头，我拍了七张。
他走的时候是六点半，天还没黑透。
我在阳台上看着他从三号楼走出去，走得很慢。
他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
看的是三楼西户的窗户。
晚上九点，我把照片投到电视上。
第一行，我放大到能看见纸的纤维。
“由六十八点五增至六十九”，这十几个字墨色发深，笔画边上有洇。
而前面“因乙方迁入户口”那几个字，跟下面正文一个色。
同一行字，两种墨。
我把台灯拧到最亮，把纸对着灯举起来。
纸是老的，薄，透光。
第一条那行底下，有一道一道的压痕，像有人拿指甲刮过。
刮得很平，可就因为刮过，那一片比别处薄。
我把纸放平，用一只玻璃杯压住四角。
抽屉里翻出一支 4B 铅笔，削尖。
侧着涂的时候，笔尖只扫纸面，不往下压。
我拿铅笔侧着涂了一遍。
字慢慢浮出来。
第一个字是“让”。
第二个是“我”。
第三个是“弟”。
往后又被刮掉了，我只能描出两个尾巴。
隔了半行，浮出两个字：安家。
让我弟……安家。
描到第三遍，我把纸举起来，对着窗户。
外面路灯照进来，纸上的纤维一根一根。
刮过的地方，纤维是断的，断口朝一个方向。
刮它的人，是从左往右刮的。
我坐在餐桌前，铅笔掉在地上，滚到冰箱底下去了。
我趴在地上摸了半天，摸出来的时候手上全是灰。
冰箱底下还有一枚硬币，一九九二年的。
我坐在瓷砖上，把那枚硬币捏了很久。
“让我弟……”
后面那几个字，我描不出来。
我给我妈打电话。
她还没睡，接起来第一句是：“他住哪儿。”
“楼道。”
“让他住楼道。”
“妈。”
“你还留他吃饭了。”
“我给他倒了杯水。”
电话那头静了几秒。
“你爸这辈子，”我妈说，“就干了这么一件亏心事。”
“哪一件。”
“你明天来。”
她把电话挂了。
我在餐桌前坐到凌晨一点。
中间那几个字，我描了五遍。
第一遍像个“在”，第二遍又不像。
第四遍的时候，纸面已经被铅笔涂黑了。
橡皮擦不掉压进纸纤维里的那道痕。
我拿指甲在痕上划了一下，划出一道白线。
那道线拐了个弯，像个“城”字的外框。
我又把那张纸描了一遍。
这一次，中间那几个字也出来了。
第三节 三十五年
第二天上午，市二院神经内科，六床。
我妈七十六，左边身子不利索，右手还能自己端碗。
她看见我进来，第一句话还是那个。
“他走了没有。”
“没走。”
“住哪儿。”
“楼道。”
“让他住楼道。”她说，“三楼西户的楼道，他熟。”
我把保温桶放下，给她倒了一碗小米粥。
她把碗推开。
“你七岁那年，”她开口了，“背个书包，站在厂门口。”
“妈。”
“你爸把你送走，就为了那半分。”
“我记得。”
我记得那天。厂门口那棵老槐树，树底下有一摊水。
我从下午站到天黑，等到路灯亮起来。
我妈骑着自行车过来，车后座上绑着东西。
那天她刚下夜班，眼睛底下两片青。
车后座上绑的不是被子，是我的铺盖。
她把车支好，蹲下来，把我书包带往上提了提。
“妈，我不去。”
“去。”
“我不去。”
“你姥姥瘫了。”她说，“家里没人。”
她没再说话，把我抱上车。
“那天你哭了。”我说。
“我没哭。”
“我记着你哭了。”
“哭的是你爸。”她说完，把脸转向窗户。
窗外是住院部的院子，有人在晾床单。
“妈，我在姥姥家住了八年。”
“住了八年。”她说。
“你多久来看我一次。”
“一个月。”
“两个月。”我说，“有时候三个月。”
她把手放回被子里。
“厂里三班倒，请假扣钱。”
“我知道。”
“你爸每月骑车去一趟，给你送钱。”
“我知道。”我说，“他坐在门槛上，抽两根烟就走。”
“他走的时候，我站在院门口看他。”
“他骑到巷子口，会回头一次。”
“就一次。”
我在床边坐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准备好的话。
“妈，房子现在在我名下。我有权做主。”
她转回头，看着我。
“你敢给他，我出院就搬去你舅家。”
“妈。”
“我不跟你吵。”她说，“我就问你一句，你爸当年为什么不解释。”
“他没解释过？”
“三十九年，一个字没有。”
她把手从被子里抽出来，指了指床头柜。
“抽屉里有个信封，你自己看。”
我拉开抽屉。
里面是一个牛皮纸信封，边角磨白了，没封口。
我抽出来，是一张一寸的黑白照片。
照片上是我爸，二十几岁，穿着工装，站在一台细纱机前。
背面有钢笔字，写着一个日期：一九七九年四月。
“妈，这是什么。”
她闭上眼睛。
“你去问你叔。”她说，“他要是敢说，我就敢认。”
第四节 你爸那半张呢
我妈让我去问叔。
我没先去。
我先去找了老周。
城西还有一片平房没拆，红砖墙，院门口种着一棵石榴。
周德海八十七了，一个人住，儿子在深圳。
我敲门的时候，他正在院里择韭菜。
他抬头看我，看了大概五秒。
“长海家的。”
“周叔。”
他把韭菜往盆里一放，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
“你爸那半张呢。”
我愣了一下。
“什么半张。”
“协议一式两份。”他说，“甲乙各执一份，见证人手里没有。”
“我叔那份我见了。”
“你爸那份呢。”
“我不知道有。”
他没说话，进屋给我倒水。
暖瓶是老的，竹壳，塞子上缠着一圈布。
他倒水的时候手抖，水线歪了一下，洒在桌面上。
跟我叔一样的手。
“八十七了。”他说，“去年还能骑三轮。”
“周叔，我想问一九八七年分房的事。”
“问。”
“那年全厂多少户申请。”
“四十一户。”
“房源呢。”
“十二套。”
院里那棵石榴结得满枝，红得发黑，没人摘。
“不摘？”
“摘了给谁吃。”他说。
灶台上摆着一碗咸菜，半块豆腐，锅盖上落了灰。
“周叔，你一个人住多久了。”
“十一年。”他说，“老伴走了十一年。”
他从抽屉里摸出一副老花镜，镜腿用线缠着。
“你爸多少分，你还记得吗。”
“六十八点五。”他说，“第九。”
我手心出了点汗。
“第九能分到？”
“十二套，取前十二。”他把眼镜戴上，“第九怎么不能分到。”
“那有没有分数线。”
他笑了一下，笑的时候牙全露出来。
“哪来的线。”
“墙上贴的那张表，最后一行不是写着六十九吗。”
“那是最后一名的分。”他说，“六十六分那个，他排十二。”
“六十九是我爸加了半分以后的数。”
“是啊。”他说，“你爸自己写的，六十八点五，后头添了个零点五。”
“那年分房怎么分的，你还记得吗。”
“记得。”他说，“五月二十号贴表，公示七天。”
“公示完了呢。”
“看房。一户一户进去看，看完填志愿。”
“填几个。”
“三个。”他说，“填完抓阄，分数高的先抓。”
“我爸填的哪三个。”
“三楼西户，二楼东户，一楼西户。”
“他抓着了第一个？”
“抓着了。”老周说，“他抓的时候手都没抖。”
屋里安静了一会儿。
窗外有卖豆腐的推车过去，喇叭里循环着一句“豆腐——”
“周叔。”我说，“那半分是谁让他填的。”
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在桌上。
“这问题，”他说，“你得先回答我一个问题。”
第五节 哪来的线
“你婶子哪年进的门。”老周问。
“一九八七年八月。”
“几号。”
“八月八号。”
“那天我去喝了酒。”他说，“你叔穿一件中山装，袖子短了一截。”
“周叔。”
“六月十号。”他打断我，“那年六月十号，你婶子她娘家人来厂里看人家。”
“看人家”三个字他说得很慢。
我知道这三个字什么意思。
那年头姑娘出嫁前，娘家要来人看看男方家里什么样。
看房，看人，看这家人待人接物。
“来了几个人。”
“她娘，她嫂子，还有一个据说是她舅。”
“看了什么。”
“看了宿舍。”他说，“你叔那时候住单身宿舍，四个人一间，上下铺。”
“看得怎么样。”
“那天她娘在宿舍里坐了一个钟头。”
“坐那么久。”
“坐了一个钟头，一句话没说。”老周说，“你叔给她倒了三回水，她一口没喝。”
“后来呢。”
“后来她站起来，在屋里转了一圈，摸了摸床头的毛巾。”
“摸毛巾干什么。”
“看干净不干净。”他说，“那年头看人家，看的就是这个。”
“看人。”他说，“也看纸。”
“什么纸。”
“她娘说了句话，我到现在记得。”
老周端起杯子喝了一口。
“空口白话不算，得有纸。”
我没说话。
“她娘那句话，是当着我面说的。”老周说。
“你也在。”
“我在。”他说，“那天是我陪着去的，我是车间主任，得给职工撑个脸。”
“你撑了吗。”
“我没撑住。”他说，“我兜里有钱，可我不能掏。”
“为什么。”
“掏了，你叔这辈子在厂里就抬不起头。”
“你叔当时脸就白了。”他说，“他一个月工资三十七块五，兜里连包烟都买不起。”
“那顿饭在哪儿吃的。”
“食堂。”他说，“你叔买了四个菜，借了五块钱。”
“五块钱那时候不少。”
“他攒了两个月。”老周说，“就为了这一顿。”
“后来他出去了一趟。”
“去哪儿。”
“厂办。”
“那时候厂办谁在。”
“老吴，吴会计。”他说，“盖章的事归他管。”
“我叔去厂办干什么。”
老周看着我，看了很久。
“他回来的时候，手里有纸了。”
“纸上有什么。”
“有章。”
我心里咯噔一下。
“我爸呢。”我问，“那天我爸在哪儿。”
老周把杯子放下，杯底和桌面碰了一声。
“看人家那天，”他说，“你爸不在厂里。”
第六节 我自己加了一遍
我骑车回家，一路上没停。
到家我把储藏室翻了个底朝天。
绿漆铁皮工具箱，爸的，锁扣早坏了，拿一根铁丝别着。
里面有扳手、改锥、一卷黑胶布、半盒图钉。
最底下压着一沓复写纸。
一九八七年五月，红旗棉纺厂职工住房分配评分表。
复写件，蓝印，字迹发紫。
复写件第二页是评分细则，密密麻麻。
蓝印，有些地方糊了，字要歪着头看。
第一条写：参加工作年限，每满一年计一分。
第二条写：技术等级，五级工计十二分，六级计十四分。
我把细则看了两遍，才开始对分。
我在餐桌上一栏一栏对。
参加工作年限：一九六八年下乡，算工龄，十九年，每年一分，十九分。
技术等级：五级保全工，十二分。
家庭人口：三口，每口零点五，一点五分。
双职工：夫妻双方均为本厂正式职工，十五分。
独生子女：十分。
住房困难：现借住岳家，十一分。
我拿笔加。
十九加十二，三十一。
加一点五，三十二点五。
加十五，四十七点五。
加十，五十七点五。
加十一，六十八点五。
我怕自己加错，又用算盘打了一遍。
算盘是爸的，十三档，框上有一道裂缝。
珠子推上去，噼啪响。
六十八点五。
对上了。
我又加了一遍，还是六十八点五。
我给老周打了个电话，问第八名是谁。
“八级工老孙，六十九点五。”他说，“他家五口人，住防震棚。”
“第十二名呢。”
“老赵家。”他说，“六十六分，一家四口住锅炉房。”
“就差两分半。”
“就差两分半。”他说，“前十二名，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然后我把叔加进去。
家庭人口那一栏，四口，每口零点五，两分。
总分六十九。
我把笔放下，去冰箱拿了瓶水，回来接着算名次。
老周说的十二套房，我按分数排。
第八名六十九点五。
第九名，六十九。
第十名六十八。
第十一名六十七点五。
第十二名六十六。
我看着“第九”那两个字，看了很久。
加那半分，他第九。
不加那半分，他六十八点五，还是第九。
因为第八是六十九点五，第十是六十八。
他夹在中间，谁也挤不掉他，他也挤不掉谁。
十二套房，前十二名。
他本来就在里面。
我把纸推远一点，又拉回来。
那天晚上我在餐桌前坐到十二点。
我把每一栏又核了一遍，连“住房困难十一分”是怎么折出来的都核了。
爸的字很小，写在复写件背面，一行一行，像蚂蚁排队。
核完第三遍，我把笔帽盖上。
三十九年。
他跑派出所，跑厂办，求人写字，按手印，欠下一份协议。
一分也没用上。
第七节 按这条来
第二天早上，我下楼，叔还坐在三楼半的台阶上。
编织袋垫在屁股底下，被子卷成一条，抱在怀里。
“上来。”
“不上。”
“上来。”我说，“我给你算笔账。”
他跟着我进屋，站在门口不敢换鞋。
我把评分表的复写件摊在桌上，压在协议旁边。
“叔，你认得字吗。”
“认得自己的名。”
“那这第七条，我给你念。”
我把那张纸转过来，对着他。
“本协议未尽事宜，以当年评分结果为准。”
“这一条是你写的，还是我爸写的。”
“你爸。”
“那好。”我说，“咱就按这一条来。”
我把复写件推到他面前。
“一九八七年，全厂四十一户申请，房源十二套，取前十二名。”
“我爸六十八点五，第九。”
他抬了抬眼睛。
“加了你这半分，六十九，还是第九。”
“第八名六十九点五，第十名六十八。”
“他夹在中间，谁也挤不掉他，他也挤不掉谁。”
我把笔递给他。
“叔，你自己算。”
他没接笔。
“第一条写的是，因为你迁进来，他才得以列入分配范围。”我说，“可他本来就列在里头。”
“这分是你自己算的。”他说。
“我爸算的。”我说，“背面有他的字，一栏一栏。”
“算得对吗。”
“算了三遍。”我说，“每一栏都对得上细则。”
“那半分呢。”
“那半分是他自己添的。”我说，“添在最后，添得很轻。”
“添给谁看的。”
“添给你看的。”我说。
他没说话。
“那半分，一分也没用上。”
“叔，我给你念一遍分。”
“参加工作年限十九，技术等级十二，家庭人口一点五。”
“双职工十五，独生子女十，住房困难十一。”
“加起来六十八点五。”
他跟着我数，嘴唇在动，没出声。
“六十八点五。”他念了一遍。
“第九。”我说。
“第九。”他又念了一遍。
屋里静得能听见楼下铁皮被敲的声音。
“所以这协议，从第一行起就不成立。”
“你爸欠我的。”他说。
声音不大，但咬得很实。
“一九七九年，”我说，“厂里给返城知青一个转正名额。”
“是。”
“名单上第一个是我爸。”
他的手在膝盖上收了一下。
“四月十七号，他把这个名额让给了你。”
“这事谁跟你说的。”他抬起头。
“我妈。”
“你妈知道个屁。”他说，说完自己先闭了嘴。
我没接。
他伸手把协议拿起来，两只手托着，像托一块烫东西。
他对着窗户看了很久。
“小满。”他开口了，“你爸那半张，写过别的没有。”
第八节 那我住哪儿
“我不知道有那半张。”
“一式两份。”他说，“他有。”
“周叔也这么说。”
他把协议放下，坐回椅子上，两只手撑在膝盖上。
过了好一会儿，他开口。
“一九七九年，你爸把名单给我看。”
“油印的那张。”
“油印的。”他说，“第一个名字就是他。”
“他怎么说。”
“他说，这个给你。”
“你就要了？”
“我没要。”叔说，“我说哥你疯了。”
“他怎么说。”
“他说，你在村里没户口，娶不上媳妇。”
“就这一句？”
“就这一句。”叔说，“他后来说，以后有房，给我留一间。”
“那不是交易吗。”
“是交易。”叔说，“可他头一句说的是‘你娶不上媳妇’。”
他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一九九八年，厂里改制，我下岗。”
“我知道。”
“蹬了六年三轮，在菜市场卖了十一年菜。”
“我知道。”
“后来蹬不动了，就在院里种菜。”
“崔庄那房子是一九九三年盖的。”我说。
“一九九三年。”他说，“那会儿我还在厂里。”
“砖哪来的。”
“砖厂拉的。”他说，“下了班去拉，一车三百块，我拉了十一车。”
“拉了多少天。”
“拉了两年。”他说，“攒了四年钱。”
“三间。”
“三间。”他说，“东西各一间，中间是灶房。”
“我这辈子，”他把手放下，“没跟你爸张过嘴。”
“一回也没有？”
“一回也没有。”
“他给我那间房，我没去住过一天。”
“为什么不去住。”
“住了算什么。”
“算什么。”
“住了，我就是靠我哥活着的人。”
他说这句的时候，声音有一点抖。
“小勇结婚，我把东边两间让给他。”
“我知道。”
“去年他媳妇把那两间锁了。”
“锁了？”
“锁了。”他说，“我在西头住，从西头进出，不进她那两间。”
“今年七月，西头塌了。”
“塌了。”
“她说什么了吗。”
“她说，爸，你去城里找你哥家。”
我没说话。
“嫌我脏。”他说得很轻，“嫌我在院里烧柴。”
“你婶子二〇一二年走的。”他又说，“那年我五十九。”
“这十四年，你一个人过。”
“一个人过。”他说，“院里那棵树是我栽的，现在比房高。”
我起身去厨房，端了碗面出来。
他摆手。
“我不吃。”
“吃。”
“小满。”他抬起头，“那我住哪儿。”
这句话问得很平。
我一时答不上来。
“小勇知道你来吗。”
“不知道。”
“你就这么来了。”
“我坐的头班车。”他说，“六点二十，车上就我一个。”
我下楼去看他的东西。
三楼半的平台上，一个编织袋，一个红塑料桶，一床被子。
编织袋口没扎，我往里看了一眼。
上面是一个铁皮饼干盒，印着“大白兔”三个字。
盒子开着，里面是几个塑料袋包着的东西。
最上面那个是白的，里面是一张照片。
黑白的，边角剪了花，两个人站在厂门口。
男的穿中山装，袖子短一截。
女的梳两条辫子，笑得眼睛都没了。
照片背面有一行圆珠笔字，横平竖直。
“八七·八·八。这房有我一间。”
第九节 我信了三十九年
我给婶婶打了电话。
她第二天一早就到了，坐最早那班从崔庄进城的公交。
王秀云六十六，头发染得乌黑，一进门就数落。
“你还有脸来。”她冲着叔说。
叔低着头，不吭声。
“你哥走了七年，你一回没来过。”她说，“现在房子塌了，你想起来了。”
“秀云。”叔说。
“别叫我。”
我给她搬了把椅子，倒了水。
她喝了半杯，把杯子往桌上一放，气还没顺。
“婶，我想问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号。”
她的手停在杯子上。
“你问这个干什么。”
“那天你娘家人来厂里看人家。”
“来了。”她说，“我娘，我嫂子，我舅。”
“看了什么。”
“看了宿舍。”她说，“四个人一间，上下铺，你叔睡下铺，床头挂着一条毛巾。”
“还有呢。”
“那天你叔穿的什么。”
“中山装。”婶婶说，“跟人去借的，蓝的，袖口磨白了。”
“他自己没有？”
“他有一件灰的，洗得发亮。”她说，“我娘看衣裳，看鞋，看指甲缝。”
“指甲缝。”
“看干不干净。”她说，“庄稼人手上都有泥，指甲缝不能有。”
“我娘不乐意。”她说，“她一路上没说话，进了宿舍也没说话。”
“后来呢。”
“后来她坐在床沿上，问了你叔一句。”
婶婶停了一下。
“她问，这房，将来有你的份没有。”
“我叔怎么答。”
“他说有。”
“你娘信了？”
“我娘说了一句话。”婶婶说，“空口白话不算，得有纸。”
“他说了什么。”
“他什么也没说。”婶婶说，“他就站在那儿，站了有一分钟。”
“然后呢。”
“然后他说，婶儿，你等等我。”
“他叫的是‘婶儿’。”
“他跟着我叫的。”婶婶说，“那年他三十四，紧张得连称呼都叫错了。”
我看了叔一眼。
他眼睛盯着地面，一动不动。
“下午你叔出去了一趟。”婶婶说，“回来的时候脸是白的，手是抖的，兜里揣着一张纸。”
婶婶说到这儿，停下来喝了口水。
“那纸我见过。”她说，“压在我娘箱子底下，压了十几年。”
“后来呢。”
“后来我娘走了，箱子给了我嫂子。”
“纸上有章？”
“有。”她说，“红章，圆的。”
“我娘看了半天，把纸还给他，说了一句‘这还像句话’。”
“就凭那张纸，第二天她就点头了。”
我问了一个我一直想问的问题。
“婶，那张纸是谁去办的。”
婶婶把杯子推开。
“我问他纸哪来的。”她说，“他说他哥办的。”
“我信了三十九年。”她说。
第十节 老吴盖的
婶婶在厨房洗碗，水开得很大。
我把叔叫到阳台上。
“章谁盖的。”
他看着楼下的自行车棚，没回头。
“老吴。”
“吴会计。”
“是。”
“你怎么跟他说的。”
“我说，我哥让我来的。”
“你没说名字。”
“没敢说。”
“你去的时候几点。”
“下午两点多。”
“厂办在哪栋楼。”
“办公楼二楼东头。”他说，“门口有个水池，蹲着能洗手。”
“你进去的时候，老吴在干什么。”
“发糖。”叔说，“一人两斤，防暑的白糖，一屋子人挤着。”
“你排队了？”
“排了。”他说，“排到最后一个。”
阳台上的风把晾着的毛巾吹起来，打在我胳膊上。
“老吴信了？”
“他忙。”叔说，“那天下午厂办在发防暑的糖，一屋子人。”
“他连头都没抬？”
“抬了。”叔说，“他问了一句，长海自己怎么不来。”
“你怎么答的。”
“我说他在车间，走不开。”
我没说话。
“字不是我写的。”叔又说了一句，“我不会写。”
“谁写的。”
“求的老吴。”他说，“他一边写一边骂我，说我连自己名字都写不利索。”
“纸上那些条款呢。”
“他念一条，我应一声。”
“你听懂了？”
“听懂一半。”
“那你为什么应。”
叔转过身来，看着我。
“小满，”他说，“我这辈子只求过人一回。”
“哪一回。”
“那一回。”
“那天晚上，你爸在灯底下看那张纸。”
“看了多久。”
“看到半夜。”叔说，“我在他家坐不住，就回去了。”
“第二天早上你几点去的。”
“六点半。”他说，“他已经在门口等着了，手里拿着纸。”
“纸上多了什么。”
“多了名字，多了手印。”
“他说什么了吗。”
“他说，拿去吧。”
厨房里碗碰了一下，很响。
“他没问你？”
“问了一句。”
“问什么。”
“他问，她娘点头了没有。”
阳台外面，有人在楼下喊孩子回家吃饭。
我从钱包里把那张一寸照片拿出来。
“叔，这张你见过吗。”
他接过去，看了一眼，手就停住了。
“见过。”他说，“这是我陪他去照的。”
“一九七九年四月。”
“四月十七号。”他说，“名单下来那天。”
“他为什么去照相。”
“他说，照一张寄回去，让娘看看他穿工装什么样。”
“那件工装是谁的。”
“我的。”叔说，“我三月进的厂，临时工，一个月二十四块。”
“所以他已经把名额给你了。”
“给了。”叔说，“他穿着我的工装，站在我的车台上，照了一张。”
“为什么。”
“他说，娘这辈子就想看我们俩有一个在厂里。”
“有一个。”
“他说，娘看见两张，就都放心了。”
我扶着栏杆，站了很久。
“那天我爸不在厂里。”我说。
“我知道。”
“他在医院。”
“我后来才知道。”
第十一节 他知道
回医院的路上，我骑得很慢。
我妈正坐在床上，让护工给她梳头。
“妈，一九八七年六月十号，我爸在哪儿。”
她从镜子里看我。
“医院。”
“哪个医院。”
“二院。”她说，“你姥姥四月里中风，瘫了，在这儿住了两个月。”
“六月十号那天。”
“那天下了病危。”
她把梳子从护工手里接过来，自己梳。
“你爸那两个月，天天下班骑车过来，晚上十点才回去。”
“骑车要四十分钟。”
“四十分钟。”她说，“下雨天他就在走廊里坐到天亮。”
“六月十号那天，长河去厂里办了件事。”
“我知道。”
“你知道？”
“你爸回来跟我说了。”她说，“他说长河今天办了件大事。”
我把椅子往前挪了挪。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什么脸色。”
“高兴。”我妈说，“他说，长河今天算是自己站起来了。”
我坐在那儿，一时没说出话。
“妈，那协议是叔自己去办的。”
“我知道。”
“爸没去。”
“我知道。”
“那你还骂了他三十五年。”
我妈把梳子放下。
“我骂的是你叔。”她说。
“你骂的是我爸。”
她没接这句话。
“你爸那两个月，请过假没有。”
“一天没请。”
“一天都没请？”
“他说请假扣工资，还得让人替班。”我妈说，“他不想欠人情。”
“他那时候在车间当什么。”
“副班长。”她说，“管十二个人。”
窗外的床单被风吹得鼓起来，又落下去。
“你姥姥那年六月十一号早上走的。”她说，“你爸守了一夜，天亮回家换了件衣服，去厂里上班。”
“他一句苦都没叫过。”
“他每天几点到。”
“七点半。”我妈说，“下班骑车过来，八点十分到，坐到十点。”
“就坐着？”
“坐着。”她说，“给你姥姥翻身，擦手，剪指甲。”
“你姥姥知道他是谁吗。”
“知道。”她说，“她说不出来话，眼睛会跟着他转。”
“六月十号那天晚上，他几点到家。”
“十点多。”她说，“他没吃饭，坐在床边脱鞋，脱了半天。”
“他累成那样，还惦记叔的事。”
“他不是惦记。”我妈说，“他是高兴。”
“高兴什么。”
“高兴他弟弟能娶上媳妇了。”
“厂里没人知道他丈母娘死了。”
她说完，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小满，”她说，“你爸从来没说过一句‘不是我’。”
第十二节 七月十号
我在病房里坐到中午。
“妈，那我为什么被送去姥姥家。”
她把脸转过来。
“你爸要腾个名额给你叔。”
“妈，人口那栏，一口半分。”
“半分也是分。”
“我要是走了，那栏只剩三口。”我说，“一点五分。”
“少一个人，就少半分。”
“加叔是四口，两分。送我走，反倒少半分。”
她不说话了。
“名单是六月十五号公布的。”我说，“我是七月十号走的。”
“中间隔了二十五天。”
“妈，房子六月份就分下来了。”
我记得姥姥家那个院子。
院墙是土坯的，墙头压着碎玻璃。
院里有一口压水井，我每天压二十下，能接半桶。
我在那儿上的小学，同桌管我叫“城里来的”。
病房里安静了一会儿，隔壁床的老太太在打呼。
“姥姥四月里瘫的。”我说，“瘫了以后谁照顾。”
我妈看着天花板。
“你舅在新疆，你小姨在纺织厂三班倒。”
“妈，你那时候为什么不请长假。”
“请了，扣钱。”
“扣多少。”
“一个月扣二十七块。”她说，“你爸工资六十八，我四十二。”
“扣完还剩多少。”
“还剩八十多。”她说，“一张嘴一口人。”
“三口。”
“四口。”她说，“那时候我肚子里还有一个。”
“我要上班。”她说，“你爸要上班。”
“那半年，你一天假没请过？”
“请过三天。”她说，“你姥姥咽气那天，还有出殡那天。”
“就三天。”
“就三天。”
“所以只能送我。”
“不送你送谁。”
“所以是你送的。”
“妈，你有没有想过，我那八年怎么过的。”
“想过。”
“你想过什么。”
“我想过接你回来。”她说，“每年都想。”
“为什么没接。”
“接回来谁看你。”
“我七岁。”
“七岁能自己热饭了。”她说，“你姥姥家邻居是个老师，姓陈。”
“你托过她。”
“我给她送过两回鸡蛋。”
她把手从被子里抽出来，指着门口。
“你出去。”
“妈。”
“你出去。”
我站起来，走了两步，又回头。
“妈，那八年，你去看过我几次。”
“一年两回。”
“两回。”
“过年一回，你生日一回。”她说，“我记着你生日。”
“我生日是六月。”
“六月二十三。”她说，“那年厂里赶活，我下个月来的，给你补的。”
“妈，你为什么把这笔账记在他头上。”
她把手放下，声音低下去。
“我不记在他头上，”她说，“我记在谁头上。”
第十三节 两半
老房子在三号楼三楼西户，我一周回去一趟，开窗透气。
那天下午我把工具箱搬到阳台上，倒过来抖。
扳手、改锥、黑胶布、图钉，一样一样掉在报纸上。
复写纸那沓底下，压着一个塑料文件袋。
袋子是装的确良衬衫的那种，透明，硬，边上裂了口。
里面是两页纸。
同样的纸，同样的折痕，折的方向都一样。
我把爸这份摊在报纸上，旁边是我打印出来的照片。
第一行，两份不一样。
叔那份写的是：因乙方迁入户口，甲方评分由六十八点五增至六十九。
爸这份写的是：因乙方迁入户口，甲方之弟崔长河得以在本厂安家落户。
塑料袋里那份纸比叔那份新，边角没烂。
两份都有订书钉，钉眼在同一个位置。
一份的钉子锈断了，一份还是好的。
折痕也对得上。
横两折，竖两折，四折。
我把两份并排摆着，看了很久。
同一份协议，抄了两遍，抄出了两个开头。
一个写着“分数”，一个写着“安家”。
爸这份的底下，有一行钢笔小字，字小得要凑近才看得见。
日期是：一九八七·七·二十。
钢笔字，蓝黑墨水，已经洇进纸里。
一共十六个字，一个标点。
最后那个句号画得很重，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
“此条不作数。我算过，够分。”
“够分”两个字，他写得比别处大。
“此条不作数”五个字，写得比别处小。
一行字，前五个小，后四个大。
像是写的时候，先犹豫了一下。
我坐在地上，把这句话读了三遍。
他知道。
他一九八七年就知道自己的分够。
他抄叔那份的时候，把“安家”改成了“分数”，是因为“安家”两个字太像恩情。
“安家”是他给的，“分数”是换的。
给的，弟弟要还一辈子。
换的，弟弟谁也不欠。
我把爸那份从头念了一遍。
第二条到第九条，跟叔那份一字不差。
只有第一条，两个开头。
一个写着分数，一个写着安家。
我把“安家”两个字念出声。
念完，屋里没人应我。
我把两份叠在一起，装回那个塑料袋。
袋子裂了口，我用胶带粘了一道。
粘完又撕开，把两份分开装。
一份放回工具箱，一份放进包里。
我翻到最后一页。
叔那份九条，爸这份十条。
第十条是手写的，写在末尾的空白处，字比别处工整。
“甲方之弟居住期间，水、电、煤由甲方承担。”
叔那份上没有这一条。
第十四节 一筐煤
楼下张婶还住一楼，七十六了，一个人。
她开门看见我，先问了一句：“你妈腿能走了没有。”
“能扶着墙走。”
“那就好。”
我在她家小板凳上坐下，她给我倒了碗凉白开。
“张婶，一九八七年九月，我妈提煤那事，你还记得吗。”
她端着碗的手停在半空。
“你怎么问这个。”
“我想知道。”
她把碗放下，坐在我对面。
“九月十六号。”她说，“那天热，秋老虎。”
“下午三点多，你妈从煤场往回拉煤。”
“一筐一筐往上提。”
“你爸呢。”
“你爸上班。”
“她提了几趟。”
“三趟。”张婶说，“第三趟，她坐在二楼半的台阶上，没起来。”
“那筐煤多少斤。”
“四十来斤。”张婶说，“一次一筐，从煤场提到楼底下，再往上提。”
“为什么不用车。”
“车进不了楼道。”她说，“那年楼道灯还坏着，一二楼都黑。”
“我爸知道她提煤吗。”
“知道。”张婶说，“他早上出门说了，等他回来提。”
“我上去的时候，她抱着筐，脸是白的，裤子上全是血。”
我没说话。
“五个月。”张婶说，“是个男娃。”
“谁把她抬下去的。”
“我和二楼的老李。”张婶说，“抬下楼，拦了辆三轮。”
“我爸呢。”
“在车间。”她说，“有人骑车去叫的，叫回来时人已经在急诊了。”
楼上有小孩在跑，楼板咚咚地响。
“那孩子……”
“没留住。”张婶说，“五个月，都成形了。”
她说完，把碗往我这边推了推。
“喝口水。”
我没喝。
“从那以后你妈就骂你叔。”她说，“过年过节，一上桌就骂。”
“骂了三十多年。”
“你爸呢。”
“你爸不吭声。”张婶说，“一句都不辩。”
“你爸从医院回来那天，在楼道里站到天黑。”
“他说什么了吗。”
“没说。”张婶说，“他上楼的时候，一步一停。”
“一句都没有？”
“一句都没有。”她说，“我们楼里都说他窝囊。”
我低头看着碗里的水。
“张婶，我爸就没跟人说过什么？”
张婶想了一会儿。
“说过一回。”
“跟谁。”
“跟我。”她说，“你妈出院那年冬天，他在楼下劈煤，我给他递了根烟。”
“他说什么。”
“他说，张嫂，让她骂长河吧。”
“骂人有力气。”
第十五节 那间房的窗
我在楼下坐了半个钟头。
我爸不辩，不是因为窝囊。
我妈要是恨那间房，就得恨那三层楼梯，恨那筐煤，恨她自己那句“我能提”。
那样她过不下去。
他给她找了一个可以恨的人，一恨三十九年。
我回家的时候，叔在楼道里坐着，被子还抱着。
“叔，进屋。”
“不进。”
“我写了个东西，念给你听。”
写之前，我在纸上划了三遍。
第三条改了两回。
第一遍写“不得转借”，第二遍加了“不得买卖”，第三遍添了“不计入遗产”。
添完我看了一会儿，把“不得买卖”划掉了。
他要那一间，不是为了卖。
我从兜里把稿纸掏出来，摊在他面前。
“第一条，红旗里三号楼三楼西户里间一间，崔长河居住至老。”
“第二条，不收租金，不押钱，不写欠条。”
“第三条，此房不计入遗产，不得转租。”
“第四条，水、电、煤，还是我出。”
念到第四条，他抬起头。
“为什么是你出。”
“我爸写的。”
他没听懂，也没再问。
“签吧。”
“我不会写。”
“按手印。”
他伸出右手，拇指在印泥上按了一下，按在纸上。
那个红手印，跟一九八七年那两个，是同一个人的。
第二天我把稿纸拿去医院。
我妈戴着老花镜，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你写的。”
“我写的。”
“第四条，是你自己想的？”
“不是。”我说，“一九八七年我爸就写了，写在另一份上。”
她把纸放下，看着窗户。
窗外有人在扫院子，扫帚划过水泥地，一下一下。
“笔给我。”
我把笔递过去，她握住，手在抖。
“李桂芬”三个字，写了很久。
写完她把笔一放，靠在枕头上。
“小满。”
“嗯。”
“那筐煤，是我自己要提的。”
我没接话。
“你爸那天说，等他下班回来提。”她说，“我说不用，我提得动。”
“妈，你恨了他三十九年。”
“我恨。”
“还恨吗。”
她看着天花板，看了很久。
“恨不动了。”她说。
她闭上了眼睛。
出院那天是十月二十六号。
我妈坐在轮椅上，让我把车停在楼下。
她抬头看三楼西户的窗户。
“那扇窗，朝西。”她说。
“朝西。”
“下午四点有太阳。”她说，“冬天暖和。”
叔是十月底搬进来的。
他东西不多，编织袋一个，塑料桶一个，被子一床。
他把一九八七年那份协议留给了我，说，你收着。
我把两半拼在一起，夹进了户口本第三页。
他第一天早上六点就起来了。
我听见厨房里有动静，出去看，他在烧水。
壶是老的，铝的，壶盖响。
“吵着你了。”
“没有。”
“我以后轻点。”
里间的窗朝西。
下午四点，太阳斜进来，正好落在他那床被子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