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集：有人天天来摸我
刘婶五点出摊。棚子支起来，炉子生起来，最后拿一块湿抹布，把我脸擦一遍。
天还灰着，对面的卷帘门全拉着，这条街空着。我的影压在脚边，青石板凉。
擦到左眼底下那一块，她要多擦两回。那一块上有东西，一道红，顺着石头往下走半寸，擦不掉。我以为是锈。石头上长锈不稀奇。
她擦我不是因为敬我。十一年前她孙子考大学，她跪在我跟前求过，膝盖砸在石板上，一声闷响。孙子考上了。她从第二年开头擦我，擦到今天，孙子在深圳生了孩子。
擦到左耳她说一句："今天风大。"擦到右爪她说："这苔又长了。"
她不等回答。我也从来没答过。
我蹲的这地方，早先叫县衙门口。县衙五几年拆了，改县政府。县政府搬走，改停车场。停车场去年围了蓝挡板，说要盖商场。挡板上四个字，掉了两个，剩一个"匠"和一个"城"。
不管改成什么，我还蹲着。
我右边三米，还有一个座子。跟我脚下这个一样大，一样是青石的。座子上的电动车轮胎瘪了一个，停了三个月，没人推。
早先是两只，一左一右。五八年拆县衙，抬走一个，留下我。抬走的是哪一只，我记不清，那天我脸朝里。
座子空了六十八年。上头停过自行车，停过板车，停过卖西瓜的三轮。现在停电动车。贴过寻人启事，贴过通下水道的小广告，去年贴了一张租房的，撕了一半，剩半张在上头，字朝下，看不清。
我每天看着它。
这条街上的人叫我老石。名字是修电动车的老何起的。他那天喝了酒，蹲在我前面，说："你这块头，就叫老石吧。"
我没说话。我从来不说。
立我的人姓李，是个石匠。他从山上把我运下来，路上翻了一回车，我右后腿磕掉一小块。他在地上找了半天，捡起来揣进怀里，说："算了，不补，缺着吧。"
他走的时候拍了拍我脑袋。手上全是茧，摸上去剌手。
他说："守到县衙塌了为止。"
县衙后来真塌了。塌下来的青砖让人捡去垒猪圈。我在四百米外看着，拦不住。
我这四百多年，主要是看着。看着，拦不住。
早上这条街的声音是有层数的。
最底下是铁。刘婶的铲子在鏊子上刮，刮完往铁沿上磕两下。
中间是卷帘门。卖肉的那家拉得快，哗一下到底。隔壁拉一半卡住，来回拽三回。
最上头是豆浆机，在街东头，隔着三个门面，嗡嗡的，一直响到七点。
油味在六点前后压过一切。刘婶的面糊下了鏊子，那股味顺着风往我这边来，热的，带一点碱。七点以后风转向，油味退了，轮到早点铺的蒸汽，白的一团，从门口滚出来，散在半空。
冷天我看得见蒸汽，热天看不见。
来的人摸左爪的多。左爪让人摸得发亮，下雨能照见天光。右爪长苔，绿的，冬天发黑。
早年间是跪着摸。膝盖砸在石板上，一声闷响，然后开口。求雨的，求子的，求官司，求在外头当兵的儿子回来。跪着的人说话声音小，我得使劲听。
民国二十几年有个女人，求她男人回家。男人跑码头，三年没信。她每回都不哭，跪着，不说话，磕三个头就走。求了三年。
第三年冬天她没来。开春男人回来了，背一个铺盖卷，在她家门口站了一夜。天亮门开了。
她也没来还愿。我等了一年。后来听人说她病了，男人伺候两年，她走了。男人在她坟前跪了一夜。
后来人不跪了。站着，手往爪子上一搭，念两句，走。
再后来连念都省了。摸一把，掏手机拍张照，走。
我听着。四百多年，一个字没应过。
不是不能应。我要是应了一个，前面那些就都白求了。跪着的，站着的，摸一把就走的，他们算什么。
石头不能挑人。挑了，就不是石头了。
这条街现在还剩两家店。一家煎饼，一家修电动车。两家店中间的水泥地裂了缝，缝里长几丛野草，黄了尖。
老何每天中午蹲在门口吃饭，饭盒搁在脚边，一边吃一边看手机。他从来不摸我。这条街上就他一个人没摸过。
还有一条狗。黄的，瘦，右耳朵缺一块。它每天在我右后腿上撒一泡尿，撒完趴在我影子底下睡觉。我数了四年，一千四百多回。它死了。现在换它儿子来，还是那个位置，一天不差。
狗不看我。它只认那个位置。它趴的那块地，青石板被尿沤出一圈浅黄，太阳一晒，味就发出来。
今年开春，来了个女的。三十来岁，灰羽绒服，袖口磨破，露白絮。
她没跪，也没摸。
她在台阶上坐下来。坐到天黑。
第二天又来，还是坐。她坐的地方离我三尺。我看得见她的鞋，白运动鞋，鞋边发黄，左脚外侧磨得比右脚狠。坐着的时候两只脚并着，脚尖朝里。傍晚的光从街东斜过来，把她的影拉到我脚边，叠在我的影上。
第三天她开口了。
"你这儿几点关门。"
我这地方没有门，四百年没有过。
她等了一会儿，从兜里摸出个橘子，指甲掐进皮里，一圈一圈剥。皮断了两次，第二次她换了只手。断下来的皮她没扔，码在脚边，一块一块码齐。
橘子皮的味冲，发苦，风一吹就散。
"我男人去年走的。"
"跑山东的。车在高速上烧的，人没出来。"
橘子掰成两半，一半递到嘴边，没吃，放下。
"走之前我在医院许了个愿。他要是能好，我替他受。"
"他没好。"
另一半她也掰开了，一瓣一瓣摆在台阶沿上，摆成一排。摆完数了一遍，七瓣。
"我这愿还没还上。"
"我不知道往哪儿还。"
橘子她没吃。走的时候留在台阶上，摆得整整齐齐。
风把她袖口的白絮吹出来一缕。她伸手按回去，按了两回，第三回没按。
别人来我这儿，要的都是东西。雨，儿子，官司，兵荒马乱里的一条命。
她是来给东西的。给东西的人，我四百多年没见过。
我想应她。
四百多年，头一回。
我没应。石头不能挑人。挑了，就不是石头了。
那天夜里下了雨，不大，下到后半夜，天亮前停。屋檐滴水，一滴滴砸在台阶上，水往两边淌，漫过砖缝。
第二天早上，台阶上那排橘子还在，泡在雨水里，一瓣没少。
她坐的那块砖缝里，钻出来一丛苔。绿的，指甲盖那么大一片。
她来的时候，先看的是台阶上的橘子。她蹲下去，一瓣一瓣捡起来，扔进垃圾桶。
回来的时候，看见了那丛苔。
她蹲下来，用手指按了按。苔是软的，一按一个坑，手抬起来，坑慢慢平了。
她按了三回。
然后她说："行吧。"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泥，走了。走的时候没摸我。
她第二天没来。第三天也没来。
我想着她要是死了，那愿就算还上了，虽然还的方式不对。我想了三天。这三天我没数那条狗撒了几回尿。
一个月后她来了。手里拎个红塑料桶，桶里插一把刷子，还有半块肥皂。
她蹲下来，把那丛苔刷了。
刷得干净，砖缝都抠了。抠出来的绿泥堆在桶沿上，堆成一个小堆。刷完拿抹布把砖擦一遍，擦完又擦一遍。肥皂水渗进砖缝，流出来是灰的。
刘婶的煎饼摊摆到一半，停下来看她。老何把饭盒放下了。
街上就这两个人在。三个人，谁也没说话。
她说："这地方，还是干净点好。"
她站起来，拎着桶走了。走到街口回头看了一眼，看的是我，看了一小会儿，走了。
还是没摸我。
我到今天也没想明白。她要是嫌脏，不会等一个月再来。
她走了以后我想了很久。我想起我身上有几处伤。
左爪缺一块，是一九五八年。大炼钢铁那阵，有人抡锤要砸我去炼钢。头一下砸在肩膀上，崩了个白点。第二下落下来，我掉了一块。那人蹲下来看缺口，把锤子扔了，骂了一句，走了。他走的时候腿软，扶着墙，走出去二十来步，才把腰直起来。
破四旧那年又来人，拎红漆在我脸上画了个叉，从额头到下巴。围着的人拍手。
第二天一早，同一个人提水桶来，把叉擦了，连石缝里的红都抠出来。他抠得仔细，指甲缝里全是红。抠到一半他蹲下去，哭了。
他没抬头。他要是抬头，能看见我左眼底下还留着一道红，怎么也擦不掉，到今天还在。
九八年发大水，水漫到我脖子。水面上漂着木头、塑料桶、一只鞋。我泡了四天，泡出一身青。水退了，我脖子上挂一层泥，泥里有半张奖状，字泡烂了，剩"三好学生"三个字，底下压着半截红领巾。
红领巾挂了好些年。后来风把它吹走了。我这脖子，看不见自己背后。
画叉的那个人，第二天来擦了。她一个月后来擦的。
这条街上有人说过一句话：老石眼睛红了，就要发大水。
这话是老何说的。他喝多了蹲在我前面，说完自己先笑了，说这是他爷爷那辈传下来的，全县人都知道。
我眼睛没红过。左眼底下那道，是六六年画叉的漆渗进石头里，擦不掉，留到今天。
我一直是这么以为的。
七月里她从街对面走过去一回。怀里抱个小孩，包一块蓝布，孩子的手从布缝里伸出来。
她走得挺快，没往这边看。
她要是往这边看，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拆迁队上个月来的。三个人，带卷尺和红漆。他们在我身上量了半天。一个说："这个得搬，文物。"
另一个说："什么文物，就是个石头。"
头一个说："四百年的石头。"
第二个说："四百年的石头也是石头。"
他们在我腿上刷了个红漆记号，写"3"。刷完走了，没再来。
说要搬我，这是第七回。头一回民国，说修马路。第二回五八年，干脆要砸。第三回修柏油路，第四回扩街，第五回创卫生城，第六回去去年围挡的老板来看过一眼，说这玩意儿挡道。
七回都没搬成。
有一回他们真动了手，拿撬棍撬半个钟头，撬不动，骂着走了。我在原地歪了两寸，第二天早上刘婶擦我脸，顺手把我推正了。
那半个钟头我脚下一直在震。我右后腿那个缺口贴着地，震得发麻。那块是李石匠当年没补的，缺着，比别处贴地贴得紧。地上有动静，头一个知道的是它。
搬石头麻烦。石头沉。
我在这个位置蹲了四百多年。让人摸过多少回，数不清。让人砸过一回，让人画过一回叉。九八年在水里泡了四天。腿上现在刷着一个红漆的"3"，还没干透就下雨了，红水淌到我脚趾上，留了一道。
被擦掉，这是头一回。
第二天刘婶照旧五点出摊。照旧擦。她擦的那块地方，比别处白。
白的底下是红的。她知道，我也知道。我们俩谁也没说过。
晚上人走空了，座子上那辆电动车也骑走了。
就剩两个座子。一个上有我，一个是空的。
我看着它看了六十八年。它没动过。
第二集：合影里多一个人
照相馆在我斜对面，隔着一条街，二十步。门朝东，早上能晒到太阳。它关门那天是星期三，门上贴了一张纸，写着"转让"，贴了两年，纸边卷起来，翘着。
橱窗里有十张照片。八张是结婚的，两张是遗像。遗像比结婚照拍得清楚，人躺着的时候不眨眼。
门一开，味道先出来。酸的，像醋放坏了，上头压着一层霉。配药水的盆是搪瓷的，白底蓝边，盆沿掉了一块瓷，露出黑铁。老周配的时候不让人靠近：“溅上手要烂。”他自己溅过一回，拿舌头舔了一下，跟人说涩。
照相馆叫国营第二照相馆。一九七七年重开，一九九六年关，十九年。拍照的师傅姓周，拍照的时候喊一句"笑一笑"，喊了十九年。他跟人说过：“喊这一句不是为了让人笑，是为了让人别眨眼。”眨眼的人拍出来，眼睛是一道缝。
他的机器架在一辆木头车子上，能推着前后走。拍照前他先推两下，推到离人三步远，再蹲下看。看的时候他一只眼睛闭着，另一只眼睛眯成一条，头往左偏。这个姿势他保持了十九年，脖子有点歪。
街是青石板的，中间高，两边低，下雨往两边淌。照相馆门口那一级台阶是水泥的，比别处高半寸，人上去要抬一下脚。台阶中间磨出一个坑，是鞋跟踩的，踩了十九年。
门口一棵梧桐，比我矮。秋天落叶子，叶子大，落下来打着旋，落在台阶上被风赶到墙根，堆在墙根不动了。扫街的每三天来一次，来的时候先抽烟，抽完再扫。叶子堆在墙根，下一场雨就沤上了，沤出来一股甜，甜得发闷，走近了呛鼻子。
夏天下午两点，街上白得晃眼。照相馆的橱窗玻璃反光，反光里能看见对面屋檐的影子，和我。我一天在玻璃里出现两回，上午一回，下午一回。玻璃里那个我比真的我干净。
秋天太阳落得早。四点半，光从街东头斜过来，照在照相馆的门框上。门框的漆晒褪了，露出底下的木，木头发白，一道一道。五点，光移到台阶上，那半个坑里存着一小片，碗口那么大。五点半光走了，街上一下子暗下来。
今年八月，有人在橱窗前面站着看。看的是一张老合影，八三年的，县棉织厂车间乙班。照片上的人一排一排，前排坐着，后排站着，都穿着一样的蓝。
"三十一个。"一个人说。
"名册上三十个。"
他们说的是右后角。那儿站着一个人，蓝衣裳，手垂着，脸是糊的。
往后一个月，天天有人来。拿来的是自己家的相册，有的是一张，有的是一本。他们站在橱窗前面翻，翻到某一页停住，用手指点着，让别人看。
我在街这边听着。他们说的每一句我都听见了。
"我们家这张也有。"
"操场边上，树底下。"
"姿势都一样。"
"手垂着。"
"脸看不清。"
照相馆门口那阵子热闹，我这边也不空。早先是两只，一左一右，五八年抬走一个。剩下这个座子现在停电动车，车把上挂着一只头盔，挂了半年，没人取。
有一回一个人说得仔细：他数过，七九年他姐结婚那张，站的位置跟八六年他侄子满月那张，是同一个地方。他把两张照片叠起来对着太阳看，说一格不差。
十九年，全县在那儿拍的合影，一张不落，右后角都有。
同一个位置。同一个姿势。同一件衣裳，蓝的，洗得发白。手垂着，垂在裤子缝上。脸永远是糊的，看不清眉眼，看不出年纪。有人拿放大镜看，看得眼睛疼，还是糊的。
有人说那是个死人。有人说那是个一直没走的人。有人说那是给全县人数数的。
我不发表意见。我是一块石头，我连照片都没看见过。
九月，照相馆让人租了。租的人二十来岁，姓吴，城里回来的。他搬进来那天带了一盏灯，绿的，插在充电宝上。
天黑以后他把灯打开，照着照相馆的门脸。整条街的墙都绿了。绿光打到我身上，我的影子被拉到街中间，比平常长出一截。我活了四百多年，头一回有影子。
他在门口架了个手机，对着自己。他说：
"这里是全县阴气最重的地方。"
停了一下。
"我站的地方是第二重。第一重留给榜一。"
有人打赏。他等打赏到了，才转过身去推门。
他做过几场。有一场他在门口挂了一条白床单，风一吹，床单鼓起来。“这是我拍到的。”他说的时候声音压得很低。有一场他举着一只喷火枪，点了一下，火苗蹿起来：“鬼火。”
他直播的时候，来的人多。门口挤着七八个，都举着手机。他们不看照相馆，看他的手机屏幕。
他卖过东西。照片的复印件，二十块一张，说是"原图未修"。他印了三百张。
陈婆住在西巷，走过来十分钟。她男人八十年没的，在修水库的工地上。她有一张合影，八一年的，车间三十一个人。
她说那个人是她男人。
她跟人说，看脸看不清，看手认得出来。他站着的时候手是那样垂的，垂在裤子缝上。她把手垂下去，给人家看，那是她男人的手。
她天天来。来了就坐在台阶上，坐在那半个坑旁边。手放在膝盖上，手背上有褐色的斑，一块一块。她带一个布袋子，袋子里两个烤红薯。来的时候两个，走的时候两个。
坐到天黑，起来走回去。
有一回她坐到了小吴的镜头前面。小吴说：
"婆，你让一让。"
她说："我等一会儿。"
"你挡着了。"
她挪了半尺。
十月里，有人在评论区写了一句：那是背景布上画的人。
写这句话的是个学生，在市里上大学。他放了一张图，是布景布的全景，一九八二年照的，照相馆重新装修那天拍的。图上是一条江，一座桥，几棵松，一个亭子。松树边上站着一个人。
蓝的。手垂着。
那块布是画上去的。手绘的，画的时候师傅赶工，把人画在树底下，脸就两笔，眉眼没画。
底下有人回：画个人上去干什么。
学生回：画布景都要画人。画山画水没有人，看着是空的。
布是八二年挂上去的。挂那天来了两个人，抬进来的时候是卷着的，进屋才放开。布太宽，墙上钉不住，上头穿了一根铁丝，铁丝两头拴在钉子上。下摆拖着地，扫地得把它撩起来。
画它的是市里来的师傅，画了六天。画到第四天开始赶，因为还有一家等着他去。松树画了三棵，第三棵画了一半，叶子没画完。
那个人画在松树底下。落笔之前师傅说：画山画水没有人，看着是空的。老周记到现在。
小吴掉了一万多粉。
他第二天开了一场直播，说那个学生是同行，说人家收了钱。他说的时候一直在看屏幕，看一眼说一句。
他说完第二天，把布景布从墙上取下来了。
腊月十一，夜里下霜。
陈婆那天来得晚，八点多才到。她穿棉袄，坐在台阶上。她坐的位置跟平常一样，靠着门板。
我在街这边。十一点整，东街那排铺面的卷帘门一起放下来，哗啦一片。放完就静了。
她没动。
风从北边下来，过街的时候带着霜。霜落在台阶上，落一层白的，落得慢。她身上先落的是肩，肩上一层白，再看不出棉袄是什么颜色。
后半夜我没听见她咳嗽。她平常咳嗽。
两点前后响过一声。是铁皮，不知道哪家的招牌，风把它掀起来，又放下。响完，街上更静。
三点我听见狗叫。叫的那条在西巷，叫了两声，被人喝住。
四点天开始灰。灰是从东边来的，先灰屋顶，再灰墙，最后才到地上。
早上六点，卖豆腐的推车过来。车轮子碾青石板，一格一格。
他在照相馆门口停下，喊了两声。
第二声喊完，他把车支住，走过去。
他伸手在她鼻子底下试了一下，把手缩回去，站着没动。站了大概半分钟，他从车上拿了一块白布，盖上去。
白布盖上去以后，那个人形就跟台阶不一样了。台阶上的霜是白的，布也是白的，可布高出一块。
老周也来了。他七十二，走路慢，走过来停了两回。
他站在门口，看那块布。看了一会儿他说：
"布是我挂上去的。挂了十九年。"
有人问他，布上那人是哪年画上去的。
他答不上来：“我天天看那块布，看了十九年，从来没有看见过上面有个人。”
他说完这句，没人接话。
布取下来那天摊在门口。老周抖了两下，抖出来一层灰，灰在太阳里飘。
我第一次看见这块布。
一条江，一座桥，几棵松，一个亭子。松树边上站着一个人，蓝的，脸就两笔。他站在树底下，树影盖着他的脸。
画他的人赶时间。
布后来当废品卖了，四十块。收废品的三轮车停在门口，老周帮他抬上去。布是卷着的，卷成一个筒，筒口朝着天。
桶里什么也没有。
它挂着的时候，上头有个人。
小吴后来不拍这个了。他改卖笋干，直播间背景换成一排货架，货架上摆着塑料袋，一层压一层。
现在他们不用去照相馆了。他们在自己家里找。
翻相册的人多了。有人说在自己家八八年那张里找到了，有人说在小学毕业照里找到了，有人说在他爷爷的单人照里找到了，站在肩膀后面。
单人照也找出来了。
相册的纸是硬的，翻的时候咔啦响。翻到最后一页，后头是空的，纸板上印着"幸福之家"，四个金字，金掉了两个半。
我听着。我想起老周的话：他天天看那块布，看了十九年，从来没看见上面有个人。
全县人现在都在找。他们找的地方，比那块布大。
第三集：第四百二十一座
我蹲的这块地，早先是坟山。五几年平了一半，盖了县政府。剩下的一半，今年也要平，围起来盖商场。
从前这块地，清明前后最热闹。碑上的字红的蓝的，风吹日晒，一个一个淡下去。有人提着纸钱来，烧完，灰落在黄土上，黑一块白一块。后来平了，被拉去垫了路基，纸钱没人烧了。
中午太阳晒在黄土上，白得晃眼。下雨，黄土变成泥，踩上去陷鞋底。雨停，太阳一晒，泥又裂成细纹。冬天风从西边来，带着黄土的腥，落在我脸上，落了一层。
西边那片黄土，从前一座挨一座，碑比人高。现在平了，黄土晒得发白，风一吹，土腥味能飘到我脸上。我闻了四十年，闻惯了。新土和旧土不一样，新土腥，旧土闷，是埋了很久的东西翻上来的味。
西边那片黄土，推平了四百二十座，只剩一座。
坟前一个白塑料盘，盘边磕了个口，盘里两个馒头。早上六点我看见的时候，是热的。热气一小团，往上飘，飘到半空就散了，散在没风的早晨里。
馒头是圆的，上头按了四个指印，指印朝下。县里做馒头的就一家，老面发酵，按完往蒸笼里一放，出来带着手印。热馒头那股酸甜味，混着黄土的土腥，早上闻着，分不清哪样压过哪样。盘底下的黄土，被馒头的热气蒸出一小圈湿，湿了又干，留下一道浅印。印子一年比一年深，一圈一圈。
开发商姓郑，工地的。他来过七回，每回来都在坟前站一会儿，站完说同一句话：中庭。这坟在正中间，商场的玻璃中庭要建在这儿。
工地我看得见。蓝色挡板圈了一圈，里头停着两台挖掘机，挖斗朝天，像张着嘴。水泥袋堆成两垛，下雨淋过，最底下几袋硬了，掰不开。挖掘机停在那儿，挖斗朝天，口子张着。挡板上的红字掉了两个，剩一个"建"和一个"设"。风从挡板缝里钻过来，带工地的灰，落在我头上，落了一层。郑老板第八回来，带了个戴安全帽的年轻人，年轻人拿卷尺量，量完说：挡消防。郑老板说：三个月工期，你让我在这守三个月？
郑老板不是没试过。他让施工队夜里去平，挖掘机师傅老马听说要平坟，把钥匙拔了：死人的东西我不碰。郑老板换了个师傅，那师傅来了看了一眼，也走了。工地上开始传：这坟动不得。传着传着，郑老板自己也不去了，改去迁坟办堵人。
迁坟办的人姓周，老周。郑老板找他，他不来。郑老板去他办公室，门开着，人不在，桌上那本册子摊着，一页一页，铅笔写的字，有些被橡皮擦过，擦出毛边。墙上贴着补偿标准：土坟六千一座，砖石七千，碑坟一万二，无主的五百一棺。底下一行小字：公示十五日，逾期无人认领视为无主，影像留存，统一迁至公墓，不再补偿。
郑老板在坟前堵着老周，老周正蹲着，往盘里放第三个馒头——他一天来两趟，早上一个，傍晚一个，今天多放了一个。
郑老板说：周主任，这坟谁家的。
老周说：没主。
郑老板说：没主你天天来。
老周说：我顺路。
顺路不顺路，郑老板不信。他去查了册子。
册子是老周自己填的。三十年前县城改造，这片祖坟山要迁，他刚进迁坟办，挨家挨户登记。流程是上面定的：现场清点，逐座编号，一墓一表，填了造册，公示十五日，没人认领的算无主，统一迁到公墓，不再补偿。验收要留两张照片，迁前一张，迁后一张。
他填了四百二十座有主的。第四百二十一座，他写：周母，关系母，状态待葬。
他母亲那年还活着。
周家的祖坟山，按辈分，他母亲将来要葬在这儿。他提前留了一栏。填册子那天，同事问他这栏谁。他说待葬，还没死。同事笑，说你这也甜。他没笑。那年他刚工作，回家，族里一个长辈指着这片山说，要平了，你妈将来往哪搁。他记在心里，笔没停，自己加了第四百二十一座。
后来母亲改了嫁，死在外县，火化了，骨灰撒在一条他不认识的河里。没回来。
那一栏就悬着。既不算有主——没人来认领、没人来迁；也不算无主——老周知道是谁的，他不肯当无主处置。卡在中间，谁也动不了。
公告贴了，十五日。没人来认领第四百二十一座。按规矩该影像留存、统一迁走、不再补偿。老周没留存，也没迁。他把那一页折起来，压在册子底。
全县开始传。版本有好几个：有人说主家在省里，有关系；有人说这是座衣冠冢，底下没人，开发商做戏；有人说半夜见过有人来上供，是主家派的。
传着传着，有人来认领了。先是一个穿皮衣的，说这是他二舅，问老周要补偿。老周问二舅叫什么，答不上来。又来一个老太太，说她男人，问哪年生的，也说不清。前后五拨，没一个说得清关系。老周把他们都打发了。可传言更盛：连认领的都来了，可见真有主。
传着传着，郑老板也信了。他不敢挖，怕闹。工期停了三个月。
老周每天来。带两个馒头，放一个在盘里，揣一个走。不磕头，只把馒头摆正，盘边揩一下，走了。
他走之前要数一遍坟头。从东头数到西头，数到这座，手点一下，嘴里出声：四百二十一。
数了三十年。
他揣走的那一个，有时候在回家路上自己吃了。老面馒头，嚼起来酸，噎，得就着唾沫往下咽。有时候不吃，回到家里。他家在一楼，朝北，屋里暗，一盏十五瓦的灯泡罩着灰。五斗柜的漆掉了一半，露出里面的木。遗像在五斗柜上，玻璃框，框角裂了，他用透明胶粘过。母亲看着他，他不看母亲。
两个馒头，一个给应该在这儿、没在这儿的；一个给在别处、回不来的。都是空的。
有一天夜里他多喝了两口酒，把母亲的照片塞进了坟里。四寸，彩色的，角上卷了边，背面写了名字和一个日子。他从钱包里抽出来，蹲在坟前，用手刨开半尺土，放进去，盖好。那之后他放馒头更勤，当他当真睡了个人在里面。
新来的副县长姓方，管城建。他翻册子，翻到第四百二十一座，拍在老周桌上：这什么。
老周说：待葬。
方县长说：待了三十年？底下有人没有。
老周说：没有。
方县长说：没有你揽着工程？你填的吧，周母是你妈。
老周没说话。
方县长说：挖。纸上的坟，挖下去什么都没有，该填填，该建建。
挖掘机开过来的那天阴，云压得低，黄土是灰的。老周站在坟前。郑老板、方县长、两个戴安全帽的，都看着他。还有几个路过的，远远站着，不靠近。卖早点的说，这坟邪性，动不得。接孩子的说，不是邪性，是有人不想让动。两人争起来，争到孩子上学走了，没结论。
他说：等一下。
他蹲下去，用手刨。黄土干，一刨一道白印，指甲缝里塞满土。刨出来的土堆在脚边，新鲜的，潮，湿土味压过了馒头的酸香。刨到半尺深，刨出一个东西：一个不锈钢供盘，盘底压着那张照片。照片角上卷得更厉害了，背面名字还在。
再往下，刨出一把烟头。烟头是红塔山，滤嘴被咬扁过。他每天在这儿抽一根，抽完按进土里。受潮的烟丝散出一股闷味，混着翻出来的湿土腥。
没有棺。没有骨灰。没有死人。
有他三十年的供盘、三十年的烟头、一张他偷偷塞进来的母亲照片。
一座没有死人的坟，被一个活人，用三十年，养出了内容。
方县长蹲下来看了一会儿，站起来，拍了拍裤腿的土：这现在算有主了。
老周说：算。
方县长说：有主就得迁。你迁。
老周说：我迁。
他没迁。他把供盘和照片又埋回去，上面盖了土，土上放了当天那个馒头。两个，一摆一揣，跟往常一样。
这座坟从"假的待葬"，变成了"真有遗物"。反而更不能随便动——动遗物要家属同意，家属就是他，他不同意。
工期又停了。
郑老板后来不来了。商场图纸改了，中庭挪到东边，西边留了一块正方形的空地，图纸上标着"预留景观区"。
商场盖好了，玻璃中庭亮着，那边一直空着。中庭的灯夜里亮着，白光打在空地上，空地上什么也没有。有人看见老周还来，两个馒头，一放一揣。也有人说他不来了，是别人放的。
谁放的，没人认。
那块地后来成了商场的排烟口，不锈钢篦子盖着，热气从底下冒出来，冬天一缕一缕。有人往篦子缝里塞过馒头，塞进去就掉下去，不知落在哪。老周死后第二年，有人看见篦子边上摆了个盘，盘里一个馒头，凉的。
老周到死也没数清楚。最后那一笔，是他自己填的，用三十年。册子上多出来的那一栏，他填了三十年，填到最后，他自己也信了那是真的。
第四集：喇叭修好那天
县广播站一九九六年就撤了。这根水泥杆上的喇叭没撤，它每天六点响，响了快三十年。
我坐在县府广场东南角，离那根杆子不到二十步。四百多年里我看过很多人来去，这根杆子上挂的东西，是少数不肯走的。
杆子是水泥浇的，立的时候模子歪了，根部鼓出一块，是浇模时多留的灰浆，干在那里，下雨也冲不掉。喇叭悬在顶端，铁皮锈成了褐红色，螺丝松着，风一吹就晃。晃起来不响，是铁皮蹭铁皮，吱嘎，吱嘎，在半空里磨。离地十几米，没人够得着，也没人想够。
广场的砖缝里长着草，春天拔一回，夏天又冒。我脚底的石台被人摸得发亮，油光光的。杆子底下的水泥地一直灰着，落了一层细尘，风过起一道烟，又落回去。早晨的广场总是这样，先来一阵风，把灰扬起来，然后城关镇响，人才来。
风停了。灰又落。杆子底下那圈水泥，白天晒热，夜里返潮，踩上去发黏。我坐的石台边角磨圆了，是几代人的手温焐的。
六点整，它响。不是铃，是磁带。一盘不知哪年的带子，卡在开口，只剩最前头三个字能放，放完自己倒回，再放，再倒。三十年，一天不落。
那三个字是：城关镇。
城关镇，城关镇，城关镇。循环到六点过五分，定时开关跳一下，停。
清晨的广场，人来得比太阳早。扫街的先到，竹扫帚沙沙，扫过我脚边。然后是卖豆腐的，板车吱呀。修鞋的老头摆开摊，锤子叮当。他们都停下手，等。城关镇一响，扫帚继续，板车往前，锤子落下。一天，就这么被三个字推开。
扫街的也听它。她的扫帚走到杆子底下，必定停三下。她说，听见城关镇，一天的灰才算扫干净。三下，三十年，杆子底下的砖让她扫出了印子。她停了。三下。
全县人都能背这三个字。卖早点的，扫街的，上学的，蹲看守所的，都背得出来。你问他们什么意思，没一个答得上来。城关镇是个地名，这谁都懂。可一只喇叭每天早晨把一个地名喊三十遍，这个地名到底要人干什么，讲不明白。
他们不需要讲明白。他们听的不是意思，是那个点。
老吴在广场西边卖菜。他的摊子天不亮摆好，塑料布一掀，白菜一溜，叶子上的水珠凉得像刚从井里拔出来。他跟我说过，他不分钟点，他听喇叭。城关镇一响，他就掀布。响了三十年，他掀了三十年。有一回线路受潮，晚响了七分钟，他那天的白菜少卖一半，别人都来早了，买完走了。他收摊时手是凉的，塑料布糙，蹭得指节发红。
卖豆腐的也听它。他的豆腐要用卤水点，点早了老，点晚了酸，他卡着喇叭那一声下勺。修鞋的老头更绝，他修一双鞋要钉七颗钉，钉到第六颗，听不见城关镇，他就停手，等响了再钉第七颗。三十年，他没钉错过一颗。锤停了。等响了。
中学在广场北面。早读铃三年前坏了，没修。学生听喇叭起。喇叭不响，全校静着，老师站走廊上看天，等。等那个城关镇。等到了，铃不用响，人自己动。我看不见走廊，但能听见那一整片忽然的脚步，哗，从楼里涌出来，带着粉笔灰的味道，淡淡的，呛鼻子。教室的窗朝东，粉笔灰落满窗台。铃不响的那天，窗台还是白的。没人去擦。
最绝的是老何。老何住南巷，独居，七十三，耳朵背了半边。他屋里没有钟，墙上光秃秃，钉过钉子的印子还在，钉子早没了。他三十年没看过表。六点，他出门，准。买两根油条，回来，坐下，天刚好亮透。油条摊的锅气是热的，他手伸过去接，指尖碰到纸，烫一下，缩回来，再接住。他每天走同一条巷。巷口有三级台阶，第一级裂了，他用脚量了三十年，闭着眼也知道哪级高。那天的裂缝还在。只是他没踩准。
他不是靠钟。他是全县唯一一个，把那只喇叭当表用的人。
我不听它。我看了四百多年天光，天亮没亮我看得见。老何出门那会儿，天常常是灰的，灰里透一点白，东边的天先褪了一层。他踩着那点白走，踩了三十年。风从巷口灌过来，凉的，贴着脚脖子绕。巷子里有霉味，墙根长青苔，他每天踩过去，鞋底带一点回去。
那阵子全县刷墙。临街的房子统一刮了腻子，刷成米黄，红横幅拉着，写创卫达标。小郑的文件夹里夹着一张图，杆子被红笔圈了，旁边写：违建，限期拆除。他来的时候，米黄色的墙还没干，沾了他的鞋底，留下几个浅印。
今年三月，小郑来，二十出头，夹个文件夹，白衬衫，袖口扣到手腕。他绕着杆子转三圈，抬头看喇叭，又低头记。他的衬衫是新的，浆过的，硬挺，风刮过去也不瘪。
他说这东西得拆。
理由都对。广播站早没了，杆子没人管，算废弃设施。喇叭锈死，每天六点放噪音，违反环境噪声条例。立在广场正中，影响市容，创卫扣分。每一条都站得住。
老吴拦了一句："它响了三十年。"
小郑说："响了三十年就不是违建了？"
老吴没话了。这话接不住。
我不动。我的规矩是看着，不拦。四百年里多少人想挪我，我也没拦过。
小郑找了工程队。升降车开进广场，黄帽的往上举，剪钳一咬，电线断了。喇叭咔一声，不响了。最后那句城关镇卡在半截，声断了。空气里剩一股铁锈味，被风卷走。围观的人不少。卖菜的停了手，修鞋的停了锤。他们都仰着头，看那只喇叭被剪下来。风把小郑的衬衫吹鼓，又落下。铁锈味浓了，糊在喉咙口。
杆子还在，空着，顶上缺了一截。
第二天，六点。
没响。
老吴没掀布。白菜在车里睡过头。广场空着，塑料布没动，上头落了灰。
中学全校迟到。第一节课空了一半座，老师点三次名，还有人从校门那头跑来，鞋穿反了。
老何没出现在巷口。南巷的人说他摔了，摔在自家门口那级台阶上，磕破了膝盖。他爬起来，手撑地，也破了。他后来跟人讲，他舔了手，咸的。他七十三年头一回知道，血是咸的。
那天上午，全城都在问同一个问题：几点了。
有人看手机，没电。有人看表，表停了，其实是自己忘了上弦，三十年没上过，因为不需要。有人去敲老何的门，老何还在睡，睡过了头，油条没买。
公交首班车七点发，司机听喇叭发车。那天七点，车停在站里，司机坐着，等。等不来，他打了个电话，调度说你看着办。车晚了四十分钟，站台上挤了一堆人，没人抱怨，都仰着头看天，等一个不会来的信号。
早餐店的蒸笼按时掀，那天没掀。老板娘站在笼边，手搭在盖子上，等。等不来，她把盖子放下，说，算了。环卫的老太太扫到杆子底下，扫帚举起来，又放下。没那个声，她站住了。站了半分钟，才接着扫。
他们才明白，全县的钟，原来挂在那根杆子上。没人上发条，没人校对，它自己走了三十年。拆它的时候，没一个人想过：拆了以后，靠什么起。
拆了三天。第四天，杆子上又挂了只喇叭。不是原来那只，新的，白铁皮，亮得晃眼，阳光下反着白光，刺人眼。小郑退后两步，仰头看，点了下头。杆子又完整了，只是顶上那只不再出声。
小郑说，装回去，但归建管所管，定时开关重新接，符合规范。
装回去那天，它没响。
开关让人修好了。修好以后，定时跳得准，可磁带取了，线路也改了，六点不再循环城关镇。它成了个好看的、合规的、沉默的喇叭。
中学那天第二节课才齐人。老师没罚，他自己的表也停了，他算不出该罚几点。早读铃后来修好了，新的，电子的，挂在走廊，声音又脆又准。可学生还是等城关镇。铃响了，他们不动，等那个不会来的点。等几秒，才想起来，动。
全县人起晚的那天，老吴的白菜蔫了。塑料布掀开晚，太阳晒了一头，叶子塌下去。他蹲在旁边，没骂。他只是坐着，等一个不会再来的点。
风又起了。灰重新扬起来，落在没掀开的塑料布上。老吴伸手摸了一下白菜，叶子软了。他收回手。手还是凉的。
太阳爬过楼顶，照在那根空杆子上。广场上没有人骂。没有人说。
我右边三米，原有个座子，空了六十八年。它也没听见那声城关镇。
我们俩，一个从来没响过，一个响了三十年，最后都不响了。
第五集：狗不叫的那一夜
我右后腿的那个缺口，每天夜里十点整震一下。震了四百年。昨晚没震。
我是一块石狮子，蹲在县府广场东南角。那个缺口是五八年被人从座子上撬下来时磕的，后来没补上。它成了我身上最灵的一处。地底下有动静，先从那儿传上来，再漫到全身。我右后腿的缺口，白天晒得烫，夜里凉透。四百年，它记时间，准过我的石脸。
广场到了夜里就黑。灯是十一点灭的，灭了以后，只剩巷口那两盏，黄得发灰，照见一小圈水泥地，其余都沉进黑里。我坐在这片黑里，凉的，石面凝着一层夜里的潮。风从南巷过来，贴着地皮走，带一点白天剩的饭味，凉了，发馊，绕我的座子一圈，又走开。广场中央立着一根旗杆，铁的，夜里看不真切，只觉得比黑更黑的一竖。旗绳在风里偶尔响一声，细的，远远的，一下。风停了。旗绳不动了。广场空着。
县城的狗，每天晚上十点一起叫。
不是一条带头，其余跟着。是同时。前后不超半分钟，全县的狗都开了口。老巷里的土狗先张口，粮站院子里的大黄嗓门最粗，修车铺门口拴着的黑狗闷着嗓子，连南巷那家从不吭声的老母狗，也跟着叫。派出所院里的狼狗，铁链拴着，叫的时候链子哗啦响，盖过别的狗。菜场看门的老狗，牙掉光了，叫不出声，只从喉咙里挤出半口气，哧哧的，漏了气的风箱。它们都叫，一只不落。叫声叠在一起，一层压一层，从四面八方汇到广场上空，又散开。叫完，全县静下来，停得突兀，被谁掐断了一样。叫完了。全县静。
人靠这个知道十点。不看钟，听狗。卖夜宵的收摊，看门的锁门，锅炉房的老头掐灭烟，澡堂的伙计关蒸汽阀，都等那一声。渡口的老摆渡说，他撑最后一趟船回来，听见狗叫，就知道该把橹收了。巷尾的奶娃，天天是狗叫过后才肯睡，狗一停，他准醒，哇地哭起来。独居的宋婆，听不见狗叫不敢关灯，灯绳就在手边，攥了一宿。他们等。等那一声。
这县城的人，信的东西都怪。有人信摸我能平安，有人信桥底下镇着水怪。信狗叫等于十点，是其中最小的一桩。可最小的那桩，断了一晚，全县就站不住。
有一回，九八年发大水前夜，狗叫得比平时急，尾音发颤。第二天水就来了，漫过堤，漫到第二级台阶。水来了。漫过堤。从那以后，每年狗叫得急，就有人不安。有人窗台撒了盐，白的一小堆，说能压住要来的东西。有人把筷子在碗上摆成正的一双，对着门。有人给自家的狗多添了一勺食。还有人每天数狗叫够不够齐，少了一声，他那一晚就坐着，不躺下。他们不说为什么，说了也接不上话，只是做完，坐回去，听狗。
狗叫得齐，人都当是习惯。是地告诉它们的。
城南有座桥，每天十点过一趟重载货车，去地区粮库。车上来，桥面一沉，桥墩把那一下传进地里。狗的爪子贴着地面，地先告诉它们，它们才叫。它们没听见声音，是脚底下先知道了。那阵闷的从城南过来，先到我脚底的缺口，再漫上去。货车是柴油的，过桥时车灯扫过桥栏，一晃，又灭了。桥墩把震动吃进去，吐进地里。狗的爪子薄，贴着地面，灵过我的石身子。车过去了。桥静了。货车过桥那一下，先到我的缺口，再到狗的爪子，差不了半秒。我们两个，一个石，一个肉，同时收到了。
五八年那人用撬棍别我，我右后腿从座子上下来，磕在石阶上，缺了一块。那以后再没有人能把我挪走。可那一下，让我学会了听地。地底下有什么，我比谁都先知道。
修车铺那条黑狗，腿瘸，整天卧着，卧在一块水泥地上。它从来不叫。不是老实。是水泥不传震，它那一处，地底下传上来的事，到不了它。它卧着。不动。
人信钟，钟会停。人信狗，狗不叫。人信我，我是一块石头，我什么也不答应。可那一晚，全县人同时发现，他们信的从来不是狗。他们信的是地底下那一下。狗只是替地传话的。地不传了，传话的也就哑了。
我坐在这儿四百年，看过县人信过很多东西。他们信过城隍，信过标语，信过粮食会不够，信过水会淹上来。每信一样，全县就齐了一回心。信狗叫，是其中最轻的一次。可最轻的那次，断了一晚，全县就齐刷刷地慌了。地底下的事，人看不见，他们只看得见狗。狗替地张嘴，他们才信地还活着。
我右后腿的缺口，跟它们的爪子是一个道理。十点那一阵闷的，从城南方向过来，我脚底先收到，缺口跟着震。狗在全县各处，也同时收到。我们用的，是同一个法子。
昨夜，那阵闷的没来。
狗没叫。
全县静着。静得不对。噪音是自然的，没有噪音，人才慌。静得能听见自己的心跳。可我没有心跳。我只有那处空着的缺口，凉的。夜更深了。人醒了。灯亮了。猫叫了。县城的猫平时夜里不叫，那晚叫了，在屋顶，一声，又一声。奶娃醒了，哭。宋婆的灯，亮到天边发白。有人在自家院子里走，踩着拖鞋，啪嗒，啪嗒，走了半宿。修车铺的汉子半夜起来，看见黑狗挪了地方，从水泥地挪到门槛边的泥地上，卧着，仍不叫。他后来跟我说：“那一挪，我心里发虚，空落落的。”粮站看大门的老头，等狗叫才敢睡。后来他说，那晚他坐着，手里的搪瓷缸凉了，茶水面结了一层。澡堂的蒸汽阀没关，蒸汽漏了一夜。第二天有人跟我说，锅炉房门外全是白气，人走进去，看不见自己脚。渡口的老摆渡，后来跟我说，他靠狗叫收橹，狗不叫，他忘了，橹没收，船在岸边漂了一宿。我听见水井的辘轳响了一声，又停了。听见巷子里脚步多起来，在自家门口来回走，不出巷子。听见门轴响，一家，又一家，门开了，没关。几点盏灯从窗里透出来，黄的一团，亮了一宿。
有人后来跟我说，那晚他看钟的手停在半空，看了很久。钟在走，可钟不代表十点到了。过去三十年，十点到不到，是狗说了算。还有人起来喝水，水是从井里压的，凉，发苦，他含了一口，又吐回盆里。这是他第二天跟我讲的。有人去敲邻居的门，他说门开了半扇，两个人隔着门槛站一会儿，都没说话。狗没叫，这事不用说，两个人都听见了没有。
那一晚，地底下什么也没有。
全县人都没睡实。天亮以后，脚步比平时沉，说话比平时少，这是我在广场上听见的。有人后来跟我说，他那一晚睁着眼，等一个不会再来的点。天亮了。狗没叫那事，没人再提。
我也没睡。我是一块石头，我本来不睡。可那一晚，我右后腿的缺口空着。它习惯了十点那一震，空着的地方，反倒醒着。
天快亮，有人出门，在巷口站住，回头看自家窗台。后来他跟我说，窗台上那撮盐还在，他本来指望它不见了。有人把那撮盐收了，用报纸包好，塞进抽屉。有人没动，盐还在原处，第二天结了潮，塌了。他走到隔壁，敲门。
"你家狗，昨晚叫了没？"
"没叫。"
"我家也没。"
问了一上午。全县都在问。巷子里，菜场边，锅炉房门口，两个人碰见了，第一句都是这个。没人提高声音，问完了也不接别的话，各走各的。
第二天早市上，我听见有人把这事当笑话讲，说昨晚狗没叫，家里那位翻来覆去，以为要地震。旁边卖豆腐的接话，他家那位也是，坐到天亮。两个人笑了笑，没再往下说。他们都没提，自己那一晚，其实也没睡。
没有人问那一趟货车去哪了。
有人后来跟我说，第二天他去城南桥下看，桥墩的水泥上多了一道纹，细的，他拿手指量了量，说不清是不是昨夜震出来的。他没跟别人讲。讲了，也没人听。
第二天十点，狗又叫了。全县又动了起来，被谁按了播放键一样。宋婆的灯绳，还攥着。她白天坐在门口，看着狗，不说话。狗叫了。她没松手。
城南那座桥，我看不见。它每晚十点震一下，震了三十年。昨晚没震。
我右边三米，原有个座子，空着，也从不震。我们三个，一个震了四百年，一个震了三十年，一个从来没震过。最后一晚，两个都没震。天亮了。人醒了。狗也醒了。全县又齐了。座子还空着。我右后腿的缺口，今晚还会震。
第六集：户口上没有人
我右后腿那个缺口，昨夜十点又震了。前晚停过一次，昨晚回来。我蹲在县府广场东南角，四百年没挪过窝。我右边三米那个空座子，还在，从没有人坐上去。今早七点，一辆白的车停在那棵樟树下，车顶架一根天线，斜着，细的。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年轻，一个戴眼镜，手里都夹着文件夹，蓝的，边角磨毛了。我记四百年，头一回见人来查人，不是查账，是查人还在不在册子上。
广场到了早晨就亮。灯是十一点灭的，灭了一宿，这会儿亮起来，惨白。水泥地发青。巷口那两盏灯，黄得发灰，照见一小圈水泥地。远处有卖早点的吆喝，听不真切。广场空着。早锻炼的没人来。清洁工扫过，竹扫帚沙沙的，远。风从南巷过来，贴着地皮走，带一点饭味，凉的，绕我的座子一圈，又走开。风停了。旗杆在广场中央，铁的，白天是一竖，影子投在地上，细，长。樟树在东南角，树影铺在我脚边，一摊一摊。影动了。那辆车停进树影里，白车成了灰白。戴眼镜的年轻人先开副驾门，拎出一台打印机，黑的，方，线缠成一团。他搁在车头盖子上，插电。机器嗡一声。纸开始吐。一张一张，白的，落进蓝文件夹。
老周在广场西边修自行车。他的摊子是一张旧条凳，桐油早掉了，木纹裂开，坐上去吱呀响。条凳底下压一把旧雨伞，竹骨断两根，伞面发黄。一条麻绳拴打气筒，铁皮锈了，捏下去噗噗漏风。地上摆几副内外胎，黑的，晒了一上午，烫手。气味闷，冲鼻子，是橡胶被太阳烤过。他脚边搁一个铝饭盒，盖着，没打开。扳手旁放一块磁铁，吸着几颗螺丝。他五十三，头发白了一半，后脑勺最白，太阳一照，泛着灰。手指关节粗。扳手拧螺丝时，小臂青筋鼓起来，一条一条。手背的汗珠滚到腕子，滴在水泥地上，一小团，干了。他话少。来人才抬一下头，应一声。他修车不急，拧一颗螺丝也要对正了再吃劲。扳手是他的，木柄磨得光亮。他不爱多话，可谁的车他都修，修完收钱，不多要。这摊子他摆了十七年，水泥地被条凳压出一道浅印。谁来都先喊一声老周，他应一声，活就接了。有人车坏在半路，推不动，捎个话，他也会去。他不记账，修过的车他认得，哪辆补过几次胎，他心里有数。
上午来一个骑电动车的，车胎扎了，推到摊前。老周接过去，翻车，扒外胎，手指探进内胎找漏点。摸到了。捏着，举到太阳下看，一个小眼，冒细泡。他剪一段胶皮，锉毛，抹胶，等胶干。这工夫日头偏了，晒得他后背汗湿一片。顾客划完手机，抬头，看广场那头的白车，又低头。老周用袖子擦后颈的汗，后颈晒得发红。胶干了。他贴上，滚一圈，打气，捏了捏，把胎装回，打足气，车子支起来。他说："好了，两块钱。"骑车的递钱，看他一眼，走了。老周塞钱进裤兜，接着拧螺丝。
戴眼镜的年轻人姓周，叫小周。他在车头盖子上铺开打出来的纸，红笔圈名字。纸打了十几页。他一页页翻，红笔尖点在一个名字上，画圈，用力，纸背透出红印。有人围着看，低声说："查账的来了。"他们看小周，围着不走。他们压低声，怕小周听见。小周听见了，没抬头。一个说，上回查低保，退了三户。一个说，这回查到人头上来了。打印机吐完最后一页，他按停，把纸理齐，夹进文件夹，蓝文件夹鼓了一块。他打完电话，把手机揣回，从文件夹里抽出那张纸，又看一遍，红笔圈住的周XX，旁边写一行小字。我听见小周打电话，对着手机说："县里刚搞完户口整顿，死亡名单和补贴名单撞了一遍，撞出个周XX，册子上写死亡注销，去年三月就没了，可一卡通还在发他耕地补贴，一年四百二。"电话那头说什么听不清。小周答："对，死人领钱，冒领，得追。"他又说："我刚问了村委，报串了，两个周XX，死的是隔壁村的，活的是修车的这个，上报串了，活的也被销成死。"停顿一下。小周说："那也得先按死亡追，让他去改册子，改之前钱不退不行。"
那几天老周还照常拧螺丝。中午他摸出冷馒头，硬。掰开，一半塞嘴里，嚼得慢，馒头发酸，噎了一下。另一半搁条凳上，给黄狗。狗闻了闻，没吃，走了。他不在意，塞回另一半，从铝饭盒里倒点凉白开，喝两口，水苦，铁盒的味道，舌头麻一下。拿起扳手。太阳到了头顶。条凳发烫。他挪了挪，从一头换到另一头。
下午老周收摊，把内外胎码齐，打气筒挂回麻绳，条凳翻过来，扛上肩。二八大杠的链子松，他蹬两下，咔咔的，去了银行。回来时脸色不对，条凳扛肩上，脚步重。后来他蹲在条凳边，把银行的事讲了一遍。柜台里小姑娘敲键盘，屏幕跳出一行红字，告诉他，户主状态死亡，钱取不了，让家属来办。他回，自己就是周XX。小姑娘抬头，告诉他，系统里他三年前就去世了。他回，我站在这儿，你怎么说我去世了。小姑娘回，系统不说谎，去派出所开证明。老周讲，他在银行站了半晌。柜台里三个人，两个看别人，一个看他。小姑娘又敲一遍键盘，还是那行红字，摇头，让家属来。他站到下班，没人理。临走他回头看那台机器，屏幕黑了，红字没了。可他知道，红字在别处，在册子上，抹不掉。键盘哒哒的，像在数他的死期。
第二天他去派出所。户籍警翻开一本册子，纸黄，边角卷，找了半天才找到周XX那页。手指点着，念，死亡注销。老周回，我没死。警员告诉他，得证明没死。老周回，我站这儿就是证明。警员抬头，看他，又看册子，没说话，低头理手里的表，翻得哗哗响。老周站了一会儿，也回去了。
消息传开了。广场西边修车的老周，前儿还活蹦乱跳，这会儿有人说他走了。卖豆腐的经过，站住，看他一眼，没敢开口，绕开。理发的老刘，平时车胎漏气都找他，这回从东边绕远路。常来补胎的张大姐，车胎又瘪，推到摊前，站了站，退回去，推去街尾别家。有人真走到他摊前，问："老周，你不是走了吗。"老周抬头，说："我走哪去。"那人退两步，没再问。有人在电线杆下点三炷香，黄纸灰落一地。风一吹，飘到我座子底下。后来真有人拿冥纸来，蹲下烧，火苗蹿起，映得脸一红一红。有人在微信群里发，老周走了，以后修车去街尾。群里别人回，真的？回，册子上都没了，还能假。老周自己后来跟我讲，他那天去社区领一样东西，工作人员在电脑上敲他的名字，屏幕跳出来，说查无此人。他站在窗口，看别人一个个领，轮到他，名字没了。老周收摊时从马路对面看见，没过去，没骂，解下打气筒，扛条凳，回去了。
傍晚天压下来，灰的。樟树影拉长。路灯将亮未亮，惨白的光混在灰里。樟树上的蝉，叫得哑。天越灰，蝉越闹。小周来之前，老周蹲在条凳边，先点了根烟，吸一口，吐出来，白的一团，散在灰的天里。烟是他自己卷的，纸糙。小周后来在广场西边找到他。老周蹲着吃泡面，热气糊了眼镜，摘了，拿衣角擦。小周说："周师傅，您领的耕地补贴，还有您妈户头那笔，得退。"老周说："我妈死了十年，户头早该销，我没去办，钱自动发的。"小周说："系统里您也是死亡的，这两笔，一笔您妈的，一笔您的，都挂死亡状态。"老周说："我还活着，你看见的。"小周说："我看见没用，册子上没有您。"老周说："册子错了。"小周说："册子错了您去改，改之前领的钱算违规，要追。"老周放下筷子，说："我活了五十三年，头一回因为活着要退钱。"
册子这东西，硬过我的石身子。我四百年来被人撬过，晒过，摸过，没散。册子写在纸上。写错了，人就得按错的活。
我见过册子改过来又改回去。人活着，册子先死，再活，中间那段空着。
我坐在这儿，看小周折好那张纸，塞进蓝文件夹。白的车开走了。天线还斜着。老周蹲在条凳边，喝净泡面汤，空碗搁地上。我右边三米，座子还空着。他们查了一本册子。册子上没有老周。可老周就蹲在我脚边，筷子还捏在手里，人还喘气。册子赢了。夜来了。灯亮了。全县照常。册子上少了一个人。我是一块石头，记四百年，记的都是谁在，谁不在。这一回，册子说了算。
第七集：听说水有问题
我坐在县衙门口四百零一年。今晚不对劲。四百年里，头一回，全县一起怕这水。
路灯照着我半边身子。往常这个点，总有人来摸我两下，拍拍我的狮子头再回家。今晚没有。人都往街那头跑。脚步声密，像下了一场急雨，踩得青石板上都是湿脚印。
河在城外绕半圈。平日没人多看它。水厂的管子从河里抽水上岸，滤了又滤，全县喝它。我坐在这儿，看人挑水挑了四百年，从没出过大事。今晚不一样。
自来水这东西，平时没人惦记。拧开就有，凉的，带点氯的白味。全县三万户，一天喝它几十吨。它不出声，所以没人谢它。
我听见最先那通电话。水厂抄表的小吴，傍晚沿河巡线，看见水面浮一层白沫。他拍了照，发他弟："河里漂了怪东西，水厂怕要停。"他弟回："农药吧。"转去工友群。工友加一句："上游翻了船，毒水流下来了。"群外又有人接："我舅在海事，说真的。"舅是编的。没人去核实。
我数过，一炷香的工夫，街上传了七回"翻船"。每回都比上回多一句。第一回说怪东西，第七回说毒水流到水厂门口了。话传得越远，越是真的。
半小时，全县都知道了。我听见隔壁王婶在电话里重复："翻船了，毒水，别喝。"她也没看见船。她信的是电话那头的人信。
我闻见风里一股水腥。不是平时那种淡淡的。是河底翻上来的，烂草混着铁锈。这点味，四百年里我闻过千百回。水发了，过两天就好。他们不信这个。
可这话我说不出。石头没有嘴。四百年里，我看过发水、旱天、闹粮，看过人信这信那。嘴长在会走的人身上，不长在我这种坐着的。
老崔的水站在十字路口。他卖桶装水，十八升一桶，平日八块。前阵子他还念叨生意淡，货堆在墙角落灰，老鼠都啃了封箱带。今晚他门口排了队，队尾绕到街角。老崔把木牌翻了面，写"五十"。有人嚷贵。他说："爱要不要，后头三辆车在抢。"他没撒谎，巷口停着外乡的车，后备箱塞满空桶。他收钱的手抖，不是怕，是快。后来听人讲，老崔那个月卖的水，顶过去半年。他夜里数钱，笑出声，被隔壁骂了。“你赚这钱造孽。”他婆娘在里屋嘟囔。他回嘴：“我不拦，别人也抢，水又不是我弄毒的。”他俩吵了半句，又去搬货。
斜对门那排老屋，住着个老汉。七十一。我认得他。他老伴走了三年，闺女在城西超市上班，周末才回。他每天清早来，不去摸我，蹲在门口石阶上，就着自来水龙头接两壶水，灌进两个保温壶。他吃药，一天三回，得温水送。药片小，白的和黄的，他分不清，靠壶里温水送下去才咽得动。他总说这水有一股铁锈味，喝了一辈子，舌头早习惯了，说是涩，其实是凉。蓝壶和灰壶，摆得齐，搁在门框边。
平日这时候，他已经接好水，坐在门槛上，等我旁边那棵老槐的影移过来。他不爱说话，就看着街。街看着他，他也看着街。
今晚那两把壶空着。
我看见他开了门，站门槛上，听了一会儿街上的喊声。他没去接水，壶就搁在门边，空着。他回头看墙上的钟，又看壶。他关了门。
门里灯亮了。影子上，他坐回了桌边。蓝壶灰壶在门边，空着，是两张没人坐的凳。
平日这会儿，壶是温的。他端进去，药片就着温水，白的黄的各吞一片。今晚壶是凉的，空的，和他一样，在等一个不会来的开门声。
城西超市那头，人潮把闺女堵在店里。货架上的水早空了，她帮着维持秩序，手机没电。爸在家，壶是空的，药在桌上，她都不清楚。她以为明早回去，爸还坐在门槛上等她。爸也以为，闺女半夜能敲门。
后来才晓得，他闺女发短信：“爸先睡，我回不来。”爸回：“水不敢喝，你早点。”这条，是父女最后一回说话。
夜深了。全县没睡。
家家户户开了水龙头接水。水管子嗡嗡响，是一群蜂在管子里的动静。水压给抽下去，真有人家的水龙头只滴细线。他们更信了：你看，真要停了。没人去关阀。水白流了一夜，地沟满着，漫到街上，凉气顺着风扑我脸。我身上凉。四百年的石头，夜夜凉，今晚格外。
街上有个抱婴孩的媳妇，绕开自家水龙头，拿刚抢来的瓶装水冲奶粉。孩子哭，她哄，手抖。她不是不信水厂，是信不过自己信水厂。另一个老头，拎两塑料壶，走三步歇一下，壶撞在腿上，咚咚的。
也有不信的。对门李伯照常拧开水龙头，接了杯，喝了一口。邻居看见，骂了他一顿：你不要命。他举着杯子，半天没放下来。
墙头有只猫，蹲着看人跑，不慌。更远的地方，警车绕了一圈，喇叭喊"不要信谣"。喊声被抢水的声盖了。我听见过道里有人跑，塑料壶磕在台阶上，咚，停了，又咚。夜这么长，壶磕台阶的声，一下一下，替谁数着钟点。
老汉的门一直没开。灯亮着，影在窗上，坐着不动。我听见他咳嗽两声，很闷，是被捂住的那种。后来连咳嗽也没了。风把电话铃一户接一户传，挨家挨户荡过去。
我数着他的灯。十一点，还亮。十二点，还亮。一点，暗了。我猜他是睡了。也可能不是。石头的眼睛，看得到灯，看不进墙。
风里水腥更重，盖过了路灯的热。我石缝里积过四百年雨水，那味我分得清。今晚的味，和哪回发水都一样。可他们听的不是味，是电话。
天快亮，水厂大喇叭响了。说水质正常，上游没翻船，白沫是气温高藻类泛上来，烧开能喝。广播一遍遍放，盖过了风。有人关了水龙头，有人不信，还接。
天边发白的时候，街上的跑动慢了。有人拎着空壶往回走，步子虚。也有人把接满的盆端进屋，怕漏，手攥得紧。我数过，那一夜，街上的水龙头没关的，有上百个。水从地沟流走，没人喝，也没人惜。我身上的凉，夜风又吹深了一层。
可老汉的闺女回来了，敲不开门。
她撞开门那声，我听见了。很钝，木头撞木头。然后她叫。那一声拖得长，是被什么东西从喉咙里拽出来的。我看不见屋里，只看见门大敞，灯白晃晃，照出地上一只蓝壶，倒了，水渍洇开一小片。
闺女跪在地上，把壶扶起来，又放下。她手在抖，碰到了他搁在桌上的药，白的黄的小片，散了一地。她没捡。
她就这么跪着，直到穿白衣服的把人抬出去。门框边那两只壶，一只倒着，一只站着，陪着。壶是新的，没人用。旧的倒了，也没人扶。
救护车来得快。红蓝的光轮流拍在我脸上，一明一灭。穿白衣服的进去，又出来，摇了头。穿白衣服的蹲下来，摸了脉，又摇头。担架抬出来的时候，蓝壶还在门边，倒着。我闻见消毒水，盖过了水腥。
后来街坊围过来，压低声：“老汉夜里没吃药，壶是空的，他没接水，闺女又没回；人发现时身子都凉了。医生讲，脱水诱发了旧病，半夜犯的，喊不出声，隔壁都去抢水，谁也没听见。”
他们说的对不对，我不清楚。我能清楚的，是那两把壶空了一整夜，是门一直没开，是那一声撞门，那一声叫。
水厂说水没问题。广播还在响。可老汉不在了。
过两天，听说那个编"舅在海事"的人被罚了款。水厂也批了小吴几句。他后来见人就解释：“我真看见白沫了，我讲的是怪东西，没讲毒。”没人听。老崔的牌子翻回"八块"，水站又落灰。老汉的门，一直关着。有人在他门口放了俩保温壶，新的，蓝的和灰的，没人拿。
后来有人问，水到底有没有毒。水厂贴了告示，水质全合格。没人细看告示。事过了，大家又拧开水龙头，好像那一夜没发生过。只是老汉的闺女，再没来过这条街。水站的灯，那夜亮到天边，如今又早早熄了。
我坐在这儿，看人一波波来，又一波波散。有人端着新买的桶装水路过，拿看老物件的眼神瞥我一眼。他们信了又信，不信又信。
这一回，信的是假话。死的是真人。
我喊不出声。四百年里，头一回，想喊。
座子还空着。右后腿的缺口，今晚没震。风把消毒水味吹散，剩下水腥，淡的，跟没发生过一样。
四百零一年，我头一回觉得，坐着的也有份。水没毒，人却没了。我动不了，只能看着，做个哑了的碑。
全县又齐了。少了一个。水还是那水。人少了一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