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八三年，我妈从棉纺厂退休，厂里给了一个接班名额。
按规矩，该给我这个长女。表都填好了，顶替人那栏写着：林秀云。
两天后，她把那三个字划掉，改成我妹的名字。划完，按了手印。
她说：你能干，嫁谁都能活。
我妹进了厂，我嫁了人。
十五年后我才知道，那张被划掉的表，一直压在档案袋最底下。
那道横线，她划得很稳，一笔下去，没带弯。
第1章 名额给秀芳
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二号，厂门口贴了张纸。
纸是红头的，用浆糊贴在宣传栏的玻璃上，四角翘起来。上面写：本厂职工办理退休的，可以安排一名子女顶替进厂，年龄十六到二十五，农业户口也可以。
那天下午我从纸盒厂回来，路过厂门口，看见一堆人围着。
我没往里挤。我站在外圈，从人缝里看。字我认得全，一个没漏。
回家我跟我妈说了。
我妈在择韭菜。她抬起头，把手拢在右耳后头，往我这边偏。
“你说啥。”
我又说了一遍。
她“哦”了一声，低下头接着择。
我妈耳朵坏了三年。
挡车工，一天十个小时站在机器中间，几百台锭子一起转，那声音像有人拿锥子往耳朵眼里钻。她右耳基本听不见，左耳也剩一半。跟她说话得大声，得让她看见嘴。
厂里去年就动员她退，她没退。今年躲不过去了，医务室开了证明，说再干下去左耳也要废。
她今年四十八，工龄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一个人从二十岁站到四十八岁，站在同一个位置，看着同一排纱锭。
我十九，在街道纸盒厂糊纸盒。
三间平房，二十来个人，全是女的。糊一个盒子一分二，我手快，一天糊八百个，挣九块六。加满勤奖，一个月十八块。
通知上有一句：农业户口也可以。
这一条是写给我们这种人的。街道工厂不算正式工作——没有劳保，没有退休金，病一天扣一天的钱，糊到哪天手不行了，就到哪天。我妈那四十一块二，是三十年换来的。三十年，站在同一个地方，耳朵听坏了，手上有疤。可她老了有一张退休证，看病能报销一半。
进厂不一样。进厂是商品粮，是宿舍，是三十年以后一个月四十来块的退休金，是走出门有人问你"哪个车间的"。
那个通知贴出来，厂门口的人就没断过。
我妹秀芳十七，念高二，成绩在班里排三十几名，全班四十二个人。
我爸七九年没的，农机厂的，肺上的病。走的时候我十五，秀芳十三。
这几年家里就靠我妈那四十一块二。
晚饭前我妈把院里的柴抱进来。
她抱柴用两只手，虎口那道疤在灯底下看得清楚。那道疤是七几年机器绞的，养了两个月。
她那双手择韭菜、和面、缝衣裳、抱柴，什么都干。厂里三千多人，评先进评十个，她评上三回。
晚饭是韭菜炒鸡蛋、一碗咸菜、一锅玉米糊糊。
秀芳先坐下。
我把碗端上来，坐下。
我妈开口了。
“厂里那个事，”她说，“我想好了。”
她说话声音大，因为她自己听不见，以为别人也听不见。
“给秀芳。”
我手里的碗没放下。
第2章 表上的名字
九月十四号，我妈去厂里办手续，让我陪着。
她耳聋，怕听不清人家说什么。
劳资科在厂部二楼。一间大屋，三张桌子，墙上挂着生产进度表，用红笔画了一道一道。管事的是个姓周的，四十来岁，戴一副蓝套袖，桌上一个搪瓷缸子，缸子上印着“先进工作者”。
老周拿出一沓表。
“退休申请一张，顶替审批一张。”他把表摊开，“顶替人写谁？”
我妈说：“林秀芳。”
老周拿笔，在表上写。
他写字的时候，我在旁边站着。
那张表我看见了。
上头有一栏，叫“顶替人姓名”；底下一栏，叫“与申请人关系”；再底下，是“申请人签字”。
我妈不识字。她的名字是我爸活着的时候教她写的，就三个字，写得歪。
老周写完，把表推过来，让我妈按手印。
我妈从裤腰里摸出一个小布包，里头是一枚印章和一盒印泥。她把右手大拇指在印泥上按了按，按在表格右下角。
按完，她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
老周抬头看了我一眼。
“这是你大闺女？”
我妈说：“是。”
老周“哦”了一声，把表收起来，夹进一个牛皮纸文件夹。
“行，回去等通知。下个月办下来就能上班。”
我妈说：“谢谢周同志。”
我说：“谢谢周同志。”
出了厂部大门，我妈走在前头，我跟在后头。
九月的太阳还挺毒，晒得厂区的水泥地发白。路两边堆着棉包，用麻绳捆着，一股棉花和机油混在一起的味儿。
我妈忽然停下来，回头看我。
“你别多想。”
“我没多想。”
“你妹那个身子。”
“我知道。”
她点点头，接着往前走。
九月二十号，我一个人又去了一趟。
我跟自己说，是去问政策。其实我心里想的不是政策。
我想问的是：一个退休的，能不能带两个。
劳资科还是那间屋。老周在，正拿个小刀削铅笔。
我站在门口，说：“周同志。”
他抬头，看了一会儿才认出来。
“哦，老周家的……不对，周玉兰家的。”
“我妈那天来办手续，我陪着的。”
“记得记得。”他把铅笔放下，“坐。”
我没坐。
“我想问个事。”
“你说。”
“我妈那个顶替，”我说，“能不能带两个？”
老周笑了一下。他笑得挺和气，但是那种“你这孩子不懂事”的笑。
“一个退休的只能带一个。这是文件上写的，不是我说了算。”
我说：“哦。”
他把铅笔拿起来，接着削。
“再说，”他一边削一边说，“你妈报的是你妹妹。表都填了，手印都按了。”
我说：“我知道。”
“知道你还问。”
我说：“我就是问问。”
他把铅笔尖在桌上磕了磕。
“你这孩子，”他说，“我跟你说句实在话。这种事，厂里一年办几十个，家家都有本难念的经。你妈报谁，就是谁。我们只认表。”
我说：“嗯。”
“你要真想进厂，”他说，“明年招工的时候你来考。招工是公开的，考试录取。”
我说：“我不是非农业户口。”
他把铅笔放下，看了我一眼。
“那就没办法了。”
我说：“哦。”
我从劳资科出来，站在二楼走廊上。
走廊对着厂区。底下是细纱车间，屋顶上有一排排的气窗，白汽从里头往外冒。机器声从底下传上来，嗡嗡的，像一大群蜂。
秀芳以后就站在那底下。
我趴在栏杆上，站了一会儿。
厂区里有人推着板车过，车上堆着棉纱，白花花的一片。
我想起我妈的手。
她的手我从小看到大：指甲盖是平的，指关节粗，手背上一层薄茧，虎口那儿有一道老疤，是早年被机器绞的。
那双手在纱锭中间穿了二十八年。
二十八年，换来一张表。
一张表上写着一个人的名字。
九月二十八号，秀芳的审批下来了。
那天她穿着一件新做的蓝布褂子，我妈找裁缝做的，花了六块五。
她站在院子里，转了一圈，让我看。
“好看吗。”
“好看。”
“姐，我上班了给你买双皮鞋。”
“行。”
十月三号，秀芳进厂，分在细纱车间，跟我妈一个车间。
早班六点到下午两点。她第一天回来，耳朵嗡嗡响，说话得喊。
我妈说：“习惯就好了。”
秀芳说：“妈，你当年也这样？”
我妈说：“我当年比这还响。”
我妈退休的手续也办完了。最后一个月工资四十一块二，加了一张奖状，上面写“先进生产者”。
奖状她卷起来，用一根红绳捆着，塞进柜子最里头。
那天晚上她坐在灯下，拿了一块布，把奖状又包了一层。
我说：“妈，那玩意儿包它干啥。”
她说：“留个念想。”
我说：“念想啥，不就是一张纸。”
她没听见。
她低着头，一层一层地包，包得很仔细，像包一件值钱东西。
第3章 嫁去陈家
十月五号，我妈把我叫到跟前。
“秀云，我给你说了个人家。”
“谁。”
“陈庄的，姓陈，叫陈建国。二十六，木匠。”
“哦。”
“人老实，手艺好。他爹妈都没了，一个人，有三间房。”
“哦。”
“你要是不愿意，我也不逼你。”
“我看一眼吧。”
见面在十月十号，陈庄的集市上。
我妈让我穿那件藏青的褂子，是前年做的，一直没舍得穿。
陈建国比我想的矮一点，肩膀宽，手很大，手指头上有一层黄，是木头的颜色，洗不掉的那种。
他穿一件洗得发白的中山装，袖口磨破了，补过。
我们在我妈的远房亲戚家见的。他坐在炕沿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不说话。
我妈跟他介绍我，他“嗯”了一声，也没多看我。
后来亲戚把我妈叫出去，屋里就剩我们俩。
他坐着，我也坐着。
坐了有一支烟的工夫，他开口了。
“我会做木工。”
“嗯。”
“柜子、桌子、床、门窗，都会。”
“嗯。”
“我一个人过了六年，自己做饭，自己做衣裳。”
“嗯。”
他又不说话了。
过了一会儿，他说：“你要是嫌我岁数大，我不怪你。”
我说：“我不嫌。”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眼，又低下去。
“我这个人不会说话。”
“我看出来了。”
“但是我不会打人。”
我愣了一下。
他说：“我爸打我妈，打了一辈子。我不打。”
那天回去，我妈问我怎么样。
我说，行。
婚事定在腊月十八。
陈家给了八十块彩礼，两身衣裳的布料，还有二十斤猪肉。
我妈没要那八十块，让陈家拿回去置办东西。
她说：“我闺女嫁过去是过日子的，不是卖钱的。”
腊月初十，我妈把我叫到里屋。
里屋有一个大木箱，是我爸留下的，樟木的，上着锁。
她开了锁，从里头往外搬东西。
一床新被子，红的，被面上绣着鸳鸯。她绣的，绣了两个月，眼睛都熬红了。
两个枕套。一对搪瓷脸盆。一个暖水瓶，红壳的，上面印着牡丹。
还有一台缝纫机。
蝴蝶牌的，黑色的机头，金色的字，底下的踏板是铸铁的，沉得很。
我见过这台机器。它在我们家放了十年，一直盖着一块蓝布。我妈一年用不了几回，做衣裳都是手工，嫌踩机器费线。
“这个给你。”
我说：“妈，这个你留着。”
“留着干啥。”她说，“我又不做衣裳。”
“你以后做呢。”
“我以后不做了。”她把蓝布掀开，用袖子擦了擦机头，“眼睛也不行了，穿针都穿不上。”
她把缝纫机往我这边推了推。
“你手巧。你小时候给我绕线，绕得比我都匀。”
我说：“妈。”
“嗯。”
“秀芳进厂，我不怨你。”
她抬起头，看着我。
“我知道你不怨。”她说，“你要是怨，你就说了。”
那台缝纫机我推回了家，放在秀芳的屋里。
秀芳说：“姐，这是妈给你的。”
我说：“先放你这儿，我嫁过去再搬。”
秀芳摸着机头，摸了一会儿。
她说：“姐，我以后挣钱了，给你买台新的。”
我说：“这台就挺好。”
她说：“这个是旧的。”
我说：“旧的能用。”
腊月十八，我出嫁。
那天下小雪。陈家来了六个人，推着两辆板车，一辆拉嫁妆，一辆拉人。
我坐在板车上，穿着红棉袄，头上盖着红布。
出门的时候，我妈站在院门口。
她没哭。她这个人不哭。
她站在那儿，手拢在右耳后头——那是她听人说话的习惯动作，可那天没人跟她说话。
板车走到巷口，我掀开红布往后看。
她还站在那儿。
个子不高，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棉袄，风把她的头发吹起来一缕。
我放下红布。
板车拐过巷口，看不见了。
第4章 木器坊开张
陈庄在县城西边，走路四十分钟，骑车十五分钟。
陈家三间房，一间住人，一间灶屋，一间是工房。
工房里堆着木头。松木、榆木、槐木，一根一根立着靠墙，断面朝外，能看见年轮。地上全是刨花，卷的，一层压一层，踩上去软。
墙角一张大案子，两条长凳支着，案面上有几百道刀痕，深的能卡住指甲。
梁上吊着一排工具：刨子、凿子、锯、墨斗、角尺。都是我公公留下的。我公公也是木匠，六二年没的。
我嫁过去的第三天，建国开始干活。
他干活的时候不说话。
先是选料。他蹲在木头堆前头，一根一根看，看到中意的，用手掌在上头摸一遍，摸完拿粉笔划一道。
然后是刨。他把木头架在案子上，一条腿顶着，两只手推刨子，往前一送，一卷刨花就从刨口里出来，落在地上。
他推刨子的声音很稳：唰——唰——唰。
我坐在门槛上看了一上午。
中午他停下来吃饭，我说：“我能不能学。”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学这个干啥。”
“闲着也是闲着。”
他想了想，说：“先学磨刨刃。”
磨刨刃是个磨人的活。
一块青石，一块油石，一瓢水。刨刃夹在手指头中间，跟石面成一个角度，来回推。
角度不对，刃就磨圆了；磨过了，刃就卷了。
我第一天磨坏了三块。
建国没说啥，把磨坏的收起来，重新拿一块给我。
“再来。”
第二天磨坏两块。
第三天磨坏一块。
第四天，我磨出一块能刮下木屑的。
他把刨刃装进刨子，试了一下，木头上出来一条薄薄的刨花。
他说：“行。”
一九八四年开春，我开始学拉锯。
锯是框锯，一边一个把手，得两个人拉。他站上头，我站下头，照着他划的墨线走。
第一次我拉歪了，锯口偏出去半指。
他把锯拿出来，看了看，说：“重来。”
一根料，拉了三回。
第二次拉了五回。
第三次，锯口贴着墨线，直直地下去。
他说：“行了。”
那年夏天，我学会了自己下一根料。
我做的第一件东西是一张小桌子。
四条腿，一个面，两档撑。料是我自己选的，榆木，纹路顺。
我不会画图，就拿粉笔在案面上画。画完了拿给他看。
他看了一会儿，拿起粉笔改了两处。
“这儿的榫眼要往里收半寸，不然受不住劲。”
我改了，重新画。
他点头。
我下了料，凿榫眼，开榫头，拼起来。
拼的时候差了一点，一条腿短了半分，桌子晃。
我把那条腿拆下来，重新下了一根。
第二回装上去，桌子稳了。
我在桌面上刨了三遍，刨到用手摸不出起伏。
那天晚上他从外头回来，看见那张桌子摆在灶屋中间。
他围着桌子转了一圈，蹲下去看四条腿，又站起来，两只手按在桌面上压了压。
“行。”
就一个字。
那张桌子我们家用了十四年。
一九八五年冬天，我生了儿子。
取名陈阳。
生他那天下了大雪，接生的是村里的接生婆。建国在屋外头站了一宿，天亮的时候孩子哭了，他才进来。
他进来先看我。
“疼不疼。”
“疼。”
“以后不生了。”
孩子满月那年，秀芳来过一次。
她穿着厂里的工作服，蓝的，袖口上有油。头发烫了，是那种小卷，城里时兴的。
她带了两罐麦乳精，一包红糖。
她抱着陈阳，抱了一会儿。
“姐，你瘦了。”
“干活干的。”
“累不累。”
“不累。”
她在我屋里坐了一下午，说了厂里的事：车间换了新机器，宿舍通了暖气，食堂的菜涨价了，一毛五一份。
她说得挺高兴。
临走的时候，她从兜里掏出十块钱，塞在我枕头底下。
我后来才发现的。
一九九二年，我们开了作坊。
那年县里搞开发，城南修了一条新街，两边盖门面房，一间一间往外租。
建国说，租一间。
我说，租一间得多少钱。
他说，一个月一百二。
我说，那咱们得攒多久。
他说，不攒了，借。
我们把家里的猪卖了，加上这些年攒的，凑了三千二，又跟我娘家那边借了八百，租下了一间门面，添了两台电锯，一台压刨。
作坊挂的牌子是“建国木器”。
我跟他吵过一回。我说凭啥只写你的名。
他说，那写你的。
第二天他去把牌子刷了，改成“建国秀云木器”。
那个“秀云”两个字，是他自己写的，写得歪，比我妈写的还歪。
到一九九七年，作坊里有八个人。
四个师傅，两个学徒，一个管账的，一个做饭的。
我们从打家具转成了做工程：门、窗、柜台、货架。县里新开的商场、宾馆、学校，都有我们做的活。
那年我三十三。
手上有一层茧，虎口那儿也有一道疤——是早年被凿子崩的，跟我妈手上那道位置差不多。
有一次我给客户送图纸，路过棉纺一厂。
厂门口那棵梧桐树还在，比十几年前粗了一圈。
我停在马路对面，看了一会儿。
正是下午两点，早班下班。女工们从大门里往外走，一片蓝，一片嗡嗡的说话声。
有人骑车，有人走路，有人蹲在墙根底下吃冰棍。
我没看见秀芳。
我站了大概三分钟，骑车走了。
那年冬天，我给陈家做了一套柜子。
料是红松，六门柜，两米四高。
我下的料，我开的榫，我拼的。
最后一道工序是刨面。我拿细刨过了一遍，又拿砂纸打磨了三遍，打到最后，手摸上去像摸一块布。
建国站在旁边看着。
他这些年话更少了。
我刨完最后一下，直起腰。
他走过来，把手掌按在柜门上，从上往下摸，摸到底，又反过来摸。
摸完，他说：
“行。”
第5章 秀芳下岗了
一九九八年开春，厂里开始压锭。
报纸上说的：纺织行业要“限产压锭”，三年内要压掉一千万锭。县里分下来指标，棉纺一厂压两万锭。
厂门口的宣传栏换了内容，不再是那个“子女顶替”的红头纸，换成了一条横幅，写着“顾全大局，平稳过渡”。
三月十一号，秀芳下岗。
她那年三十二，工龄十五年。
车间主任张姐找她谈话，谈了十分钟。出来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张纸，上头写着“下岗职工安置协议”。
买断工龄，一年八百。
十五年，一万二。
一万二千块钱。
她丈夫赵强也是厂里的，机修车间，四月份也下了。
两口子加起来，拿了两万三千块。
赵强拿这钱想去县里租个门面卖五金，租了两个月，没干起来，又退了，亏了三千。
后来他去南边打工，进了一家私人厂，也是机修，一个月八百，比在棉纺厂少四百，还不管住。
秀芳一个人在家，带着儿子。
她儿子那年九岁，在厂子弟小学念三年级，成绩不好，留过一级。
四月十九号下午，我在作坊里对图纸。
作坊那会儿有十一个人了，我在城南新街又租了两间，一间做车间，一间当门面。
有人站在门口。
我抬头，是秀芳。
她穿着一件灰夹克，拉链拉到下巴底下。头发没烫了，扎了个马尾，脸比以前瘦，颧骨出来了。
她手里拎着一个饭盒。
铝的，方方正正，上头盖着一个塑料袋。
她站在门口，没进来。
“姐。”
“进来。”
她进来，站在柜台前头，把饭盒放在柜台上。
“这是啥。”我问。
“饺子。”她说，“我早上包的，韭菜馅。给阳阳吃。”
“他自己不会来拿。”
“我怕他不肯要。”
我看了那个饭盒一眼。
“坐。”
她拉了个凳子坐下，两只手放在膝盖上，跟当年陈建国相亲那个动作一模一样。
我给她倒了杯水。
她捧着杯子，没喝。
“姐，”她说，“我想跟你借点钱。”
“多少。”
“三千。”
“干啥用。”
“阳阳他爸在南边，说是要交个什么押金，让家里打过去。厂里发不出工资了，我现在一个月就一百八生活费。”
我说：“行。”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拉开抽屉，拿出一沓钱，数了三千，推到她跟前。
她又从兜里掏出一个本子，一支笔。
“姐，我写个条。”
我说：“不用。”
“要写。”她已经翻开本子了，“写个借条，我心里踏实。”
她写字很慢，一笔一画，写完撕下来，推给我。
上头写着：今借到林秀云人民币叁仟元整，借款人林秀芳，一九九八年四月十九日。
我把借条收进抽屉。
她又坐了一会儿。
站起来的时候，她把那个饭盒往柜台里头推了推。
“姐，你留下。”
“阳阳爱吃。”
“他爱吃你包的。”
“我包的没你包的好。”
“你包的盐放得准。”
我说：“行。”
她走到门口，又停下来。
“姐。”
“嗯。”
“你这儿……要不要人。”
我没说话。
她低着头，看着门槛。
“我能干啥都行。扫地、看门、做饭。我不挑。”
我说：“你回去等信儿。”
她抬起头。
我说：“我一个礼拜之内给你话。”
她点点头，走了。
她走了以后，我打开那个饭盒。
饺子码得很齐，一个挨一个，花边朝上，捏得很仔细。
十六个。
我用手指头数了两遍。
十六个。
我数完，把盖子盖回去。
那天晚上我跟建国商量。
我说，秀芳想来作坊干活。
他问，你咋想。
我说，我想让她来。
他说，行。
我说，你不多问一句？
他说，你想好了就行。
他这个人就这样。
四月二十六号，秀芳来上班。
我给她安排的活是管仓库，收料、发料、记账。
她第一天来，早到了二十分钟。
她站在仓库门口等我，手里拎着那个铝饭盒，里头是饺子。
“姐，我给你带的。”
我说，家里吃了。
“给建国哥带去。”
我说，他中午在食堂吃。
她把饭盒拎了一上午，中午还是拎回去了。
后来她在作坊干了半个月，管账管得不错，数目没出过错。
有一回她跟我说话，说：
“姐，我算了一笔账。”
“啥账。”
“我进厂那年三十四块一个月，干了十五年，最后一百三十块。买断一万二。你说我这一辈子，加起来挣了多少钱。”
我说，没算过。
她拿起笔，在一张废纸上划拉。
“十五年平均一个月八十块，一年九百六，十五年一万四千四。加买断一万二，两万六千四。”
她把笔放下。
“两万六。”
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声音很平，不像感慨，也不像抱怨，像在报一个尺寸。
“姐，你说，”她问，“我这十五年，值多少钱。”
第6章 档案里的秘密
五月十八号，晚上，我们俩在作坊盘库。
每月十八号盘一次，料、成品、半成品，一样一样点。
那天点完，天黑透了。厂里人都走了，就剩我们俩。
我泡了两杯茶，她一杯，我一杯。
她坐在账桌前头，把单子一张一张理好，夹进文件夹。
理完她没走，坐着喝水。
“姐。”
“嗯。”
“我上个月去厂里办了一趟手续。”
“啥手续。”
“下岗的后续。”她说，“医保、社保要转到个人窗口去，得自己去跑。”
“跑完了吗。”
“跑完了。”她顿了一下，“办事的人让我去档案室，把我那份档案调出来，核对工龄。”
我“嗯”了一声。
“档案室你不知道，在厂部三楼最里头那间，多少年没人进去了。灰这么厚。”她伸出手比了一下，“管理员是个老头，也快退了。他帮我找档案，从架子上抽出来一个牛皮纸袋子。”
她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袋子打开，里头是我的招工表、体检表、转正表，一沓。翻到最底下，有两张纸折着。”
她放下杯子。
“我打开一看，是两张顶替审批表。”
我没说话。
“第一张，”她说，“上头写的顶替人，是林秀云。”
仓库那盏灯是白炽灯，瓦数不高，黄黄的一点，照在料堆上，影子拉得很长。
秀芳坐在灯底下，脸一半亮一半暗。
“那张表我看了三遍。”她说，“名字是林秀云，跟申请人关系那栏写的是‘长女’。字是老周的字，我能认出来。”
“后头呢。”
“后头有一道横线，把‘林秀云’三个字划掉了。”
“划得挺重。”她说，“笔都透了，纸背面能摸出印子来。”
“横线旁边有一个手印。”
“红的。”
“我妈的。”
我端起茶杯，喝了一口。
茶已经凉了。
“第二张表呢。”我问。
“第二张就在第一张底下压着。顶替人写的是我，林秀芳，关系写的是‘次女’。”
“第二张上头没有横线，有一个手印，日期是九月十四号。”
“第一张的日期是九月十二号。”
仓库里静了一会儿。
外头有辆车过去，车灯从窗户上扫了一下，又黑了。
“你早知道？”我问。
“嗯。”
“什么时候知道的。”
“办下岗手续那天。”她说，“上个月。”
“为啥现在才说。”
她低着头，看着账本。
“不知道咋说。”
“姐。”她抬起头。
“你说。”
“我进厂那几天，我妈跟我说过一句话。”
“她说，‘秀芳，这个名额本来该给你姐。’”
“她说，‘但你姐能干，你不行。’”
“她说，‘你要记住这个。’”
“我当时哭了。我说妈我记一辈子。”
“这些年我没跟人说过。”她说，“我跟我丈夫都没说过。”
“今天看见你，天天在这儿，管账管料，我心里……”
她没说完。
“你恨妈吗。”她问。
我说：“不恨。”
“真的？”
“真的。”
“那你恨谁。”
我说：“我不恨谁。”
她看着我。
“姐，”她说，“你比我狠。”
“你恨都不肯说出口。”
我说：“我说了。我不恨。”
那天晚上她走了以后，我一个人在仓库坐到十二点。
我把那两张表在脑子里过了一遍。
第一张，九月十二号，林秀云。
第二张，九月十四号，林秀芳。
中间隔了两天。
九月十二号那天，厂门口贴出通知，我回家跟我妈说了。
九月十三号那天，晚饭，我妈说“给秀芳”。
九月十四号那天，我妈去厂里办手续，让我陪着。
我陪她去的。
我站在那张桌子旁边。
我看着老周写字。
我看着我妈按手印。
我看着她把表递过去。
从头到尾，我站在那儿，一个字没说。
**我甚至没问她一句“是不是本来写的我”。**
不是不敢问。
是我想都没想过去问。
我妈说“给秀芳”，我就说“嗯”。
我妈说“你能干”，我就信了。
我一直以为，那个名额是妈一开始就决定给秀芳的。
我一直以为，我就是不够好，才轮不到我。
“你能干”这三个字，我信了十五年。
那天夜里，我拿钥匙把仓库门锁了，锁完在门口站了一会儿。
新街上没什么人，路灯亮着，一盏一盏，照得柏油路面发白。
作坊那块牌子在灯底下：建国秀云木器。
那四个字是建国刷的，“秀云”两个字写得歪。
我看着那四个字，看了很久。
第7章 老周的往事
第二天早上我没去作坊。
我骑车去了棉纺一厂。
厂门口那棵梧桐还在，树底下多了一个修自行车的摊子。一个老头蹲在那儿，戴一顶草帽，手里拿着一条内胎，在水盆里找气泡。
我把车支在旁边。
“师傅，充个气。”
他抬头。
我看清了他的脸。老了一点，头发白了，手上的皮松了，但那双套袖没变——还是蓝的，还是那副。
他也看了我一会儿。
“你……”他想了想，“周玉兰家的。”
“嗯。”
“大闺女。”
“嗯。”
他把内胎放进水盆，站起来，在我车胎上按了按。
“气不足。”
他拿打气筒，一下一下打。
打完了，他说：“你妈当年，是个好人。”
“嗯。”
“厂里三千多人，评先进就评十个。她评上了三回。”
“我知道。”
他把手在裤子上蹭了蹭，蹲回去，接着找气泡。
我站着没走。
“周同志。”
“嗯。”
“我想问个事。”
“你说。”
“那年……一九八三年，我妈来办顶替，我在场。”
“嗯，我记得。”
“你先填的是林秀云。”
他的手在水盆里停了一下。
水盆里的水晃了晃。
“你咋知道的。”
“我妹妹看见档案了。”
他把内胎从水里捞出来，甩了甩。
“那她看见的就是真的。”
“你妈那天，”他说，“来的时候手里攥着一个纸条。”
“纸条上写的是你的名字。”
“她不识字，怕忘了，让我照着写。”
“我写完了，念给她听，她听完点头。按手印，按完，我把表收起来，让她回去等通知。”
“她走到门口，又回来了。”
“她说，‘周同志，我改个名。’”
“我问，改谁。她说，‘改二闺女，林秀芳。’”
我站在那儿。
“你问她为啥了吗。”我问。
老周把手里的抹布放下。
“问了。”
“她说——”
他看着我。
“她说，‘大闺女能干，进厂屈才。’”
“我说，”老周接着说，“‘能干跟进厂有啥关系。’”
“她说，‘不进厂，也能活。’”
“我说，‘那二闺女呢。’”
“她说，‘二闺女离了厂，活不了。’”
他把水盆里的水倒了，换了一盆新的。
“我劝了她一句。”他说，“我说，大闺女是农业户口，这一辈子就这一回机会。”
“她说，‘我知道。’”
“我说，你想好了？”
“她说，‘我想好了。’”
“我说，那按个手印。”
“她就按了。”
“那张划掉的表呢。”我问。
“按规矩要收回去，销了。”他说，“我没销。”
“为啥。”
“我干了三十年劳资，”他说，“经手这种表，少说五百张。”
“改名的，就你妈这一回。”
“我就多留了个心眼，把它跟新表钉在一起，塞进档案袋了。”
他站起来，在裤腰上摸了半天，摸出一串钥匙。
“档案室现在归我管。厂里半停了，没人来，就让我看着。”
他把钥匙攥在手里，没递给我。
“你自己去吧。”他说，“三楼，最里头那间。林秀芳的档案在第三排，从左数第五个柜子，牛皮纸袋子，上头贴着条。”
“周玉兰，”他说，“退休职工那一栏，第一排第七个柜子。”
我上了三楼。
楼道里堆着废弃的纱锭，一摞一摞，蒙着灰。窗户上玻璃碎了两块，风从里头过，吹得墙上的进度表哗啦哗啦响。
最里头那间门上写着“档案室”。锁是老式的铜锁，我把钥匙捅进去，拧了三圈，才开。
屋里比楼道更暗。
一排一排的铁皮柜，柜门上贴着标签。灰有铜钱厚，我一摸，手上全是一层。
第三排，第五个柜子。
我拉开抽屉，一沓牛皮纸袋，每个袋子上贴着名字条。
第三个袋子，上头写着“林秀芳”。
我把袋子拿出来，解开棉绳。
里头是一沓表：招工登记表、体检表、转正定级表、工资调整审批。
翻到最底下，两张纸折着，折成四折。
我打开。
第一张。
表格发黄，边上卷了。抬头是“子女顶替审批表”。
“顶替人姓名”那栏，写的是**林秀云**。
三个字是钢笔字，蓝黑墨水，笔画硬，是老周的字。
三个字上头，一道横线。
划得很重，墨透了，纸背面能摸出凸起的印子。
横线的右下角，一个红色的拇指印。
印纹看不清了，只剩一团红。
右上角的日期：一九八三年九月十二日。
第二张。
同样的表，同样发黄。
“顶替人姓名”那栏，写的是**林秀芳**。
没有横线。
右下角一个拇指印，这回印纹清楚，能看见一圈一圈的螺纹。
日期：一九八三年九月十四日。
我把两张表并排放在窗台上。
外头的光照进来，照在纸上，黄得更明显，那道横线在光底下像一道疤。
两张表，一张隔一张，两个名字，一个被划掉了，一个没有。
一个手印，又一个手印。
中间隔两天。
我把表原样折好，放回袋子，绳子系上，抽屉推回去。
我又拉开第一排第七个柜子，找到那个写着“周玉兰”的袋子。
解开绳子，里头是退休审批表、工龄认定、医务室的诊断书。
诊断书上写着：右耳感音神经性耳聋，中度；左耳混合性耳聋，轻度。建议调离噪声作业岗位。
日期是一九八二年十一月。
我把袋子系好，推回去，锁上柜门。
下楼的时候，老周还蹲在梧桐树底下修车。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
“看着了？”
“看着了。”
“那个横线，”他说，“是你妈自己划的。”
“我知道。”
“她划的时候，我在旁边。”他说，“她划得挺稳，一笔下去，没带弯。”
“划完了，她把笔递给我，说，‘周同志，麻烦你再填一张。’”
“我说，行。”
“她就走了。”
我骑车回家。
路过厂门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
宣传栏换了新内容，写着“出租”。后头那块玻璃上还有一层浆糊的痕迹——是当年贴顶替通知的位置，纸撕了，浆糊留下来了，一小片，白的。
第8章 那道划掉的线
我妈住在厂区那排老平房，第六间。
秀芳进厂那年分给她一间半，她一直住着。厂里半停了以后，这片平房就剩下不到十户人，都是老职工，走不了的。
我妈去年冬天中风了一回。
不重，就是右边胳膊腿不听使唤，说话也慢了，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厂医务室的人来看过，说恢复得算好的，命保住了，就是右手抬不起来了。
右手。
她当年按手印，用的是右手。
我去的那天是五月二十号，下午。
她坐在门口的小马扎上，晒太阳。
她看见我，愣了一下。
不是认不出来。是没想到我会来。
这几年我去得少。一年去三五回，端午、中秋、她的生日。放下东西，坐一会儿，走。
她拄着一根棍儿，慢慢站起来。
“秀云。”
“妈。”
“你咋来了。”
“我来看看你。”
她往屋里让我。
屋里比外头暗，比外头凉。一张床，一个柜子，一张桌子，一把椅子。柜子上摆着一个相框，里头是她们车间当年的合影，穿工作服的，站成三排，她在第二排靠左，笑得挺开。
我在椅子上坐下。
她给我倒了碗水，倒得很慢，碗拿不稳，水洒了一路。
“我自己来。”我说。
“我能倒。”她说。
她把碗放在我面前的桌上，自己坐在床沿上。
右手放在膝盖上，那只手在抖，抖得很轻，但一直在抖。
“秀芳呢。”她问。
“在作坊，管库。”
“管库好啊。”
“嗯。”
“她能干不。”
“能干。”
“她认字。”
“认。”
我妈点点头。
她的左耳还剩一点听力，我坐在她左边，不用喊太大声。
我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
信封里是两张纸，昨天从档案室复印出来的。
复印的纸是灰的，字迹是黑的，那道横线印出来是一条粗黑杠。
我把两张纸并排放在桌上，推到她跟前。
“妈，你看这个。”
她没戴花镜，看不清。
我把两张纸举起来，一张一张放到她眼前。
“这张，写的是林秀云。是我。”
她眯着眼看。
“这张，写的是林秀芳。”
我把第一张放下来，手指头点在那道横线上。
“这道线，是你划的。”
屋里静了。
外头有一辆三轮车过去，链条哗啦哗啦响。
我妈看着那张纸。
看了很久。
她的右手动了一下，想抬起来，没抬起来。
“妈。”
她不说话。
“妈，你看着呢？”
“看着呢。”
“这道线，是你划的。”
她把头低下去，看着自己那只抖着的手。
过了很久，她开口了。
“是。”
就一个字。
“妈，我问你一句话。”
她没抬头。
“你为啥划？”
她的嘴动了动，没出声。
我等。
她终于抬起头。
她的眼睛浑浊，但没躲。
“你妹妹……”她说，“那时候才十七。”
我说：“我十九。”
屋里又静了。
她看着我，我看着她。
“妈，”我说，“我十九。”
“我知道。”
“我知道你十九。”
她说：“你十九，你能吃苦。”
“你妹妹十七，她身子弱。”
“你妹妹念不进书。”
“你妹妹离了厂，活不了。”
“你能活。”
“我能活。”我说。
“嗯。”
“所以我该让？”
她不说话。
“妈，是不是我能活，就该我让？”
她把头低下去。
那只右手还在膝盖上抖。
“妈。”我说，“我不问你为啥。”
“我不问你偏心。”
“我也不问你这些年心里有没有我。”
“我就问你一句。”
我把那张复印纸推到她跟前。
“你划那道线的时候，犹豫没犹豫？”
她抬起头。
她看着我。
她的嘴动了很久。
终于说出来了。
“没有。”
我站起来。
我把两张纸收回信封，装进包里。
我妈坐在床沿上，没动。
我走到门口，她又开口了。
“秀云。”
我停下来。
“你日子过得好。”
“嗯。”
“你男人对你好。”
“嗯。”
“你儿子念书好。”
“嗯。”
“你看，”她说，“我没划错。”
我出了那间平房。
天还没黑，太阳挂在厂区西边那排厂房的烟囱后头，把影子拉得很长。
我妈拄着棍儿，挪到门口，站在那儿看我。
我走到巷子口，回头看了一眼。
她还站在门口。
个子不高，背驼了一点，头发全白了。
她那只右手拄在棍儿上，抖。
那只手，十五年前，在一道横线上，一笔划下去，没带弯。
第9章 压在缝纫机下
从娘家回来那天晚上，我把建国叫到跟前。
“有个事跟你说。”
“嗯。”
“我妈那年，把顶替的名字从我改成我妹了。”
他坐在那儿，没动。
“我早就觉得不对。”他说。
“你早知道？”
“不知道。”他说，“就是觉得你那几年不对。”
“哪儿不对。”
他说不上来。
他想了一会儿，说：“你干活太狠。”
“那张复印件呢。”他问。
我从信封里抽出来，给他看。
他接过去，看了很久。
看完，他递还给我。
“你要咋办。”
“不咋办。”
“不找你妈？”
“找过了。”
“咋说的。”
“她没错。”
他看着我。
“你信？”
我说：“我信。”
“真信？”
“真信。”
他点点头，没再问。
那年夏天，秀芳在作坊干得挺好。
我给她涨了工资，一个月四百五，管中午饭。
她没说啥，第二天一早来，把仓库的地拖了两遍。
有一回盘点，差了一根料，她翻了三个钟头单子，找出来了，是发料的人记错了账。
她把那张单子拿给我看，我说，行，知道了。
她说，姐，我以后小心。
我说，不是你的错。
她说，我知道，我想跟你说一声。
那年八月，陈阳考上了县一中。
全县第七名。
通知书寄到作坊，那天秀芳在。她拿过通知书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姐，这孩子随你。”
“随他爹。”
“随你。”她说，“他爹话多，他不话多。”
我说，他话少是因为他没话。
她笑了一下。
笑完她把通知书递给我，转身去点料了。
我妈是二零零三年走的。
走之前那几年，我每年多去了两回。端午、中秋、生日，加上开春一回、入冬一回。
坐一会儿，说几句话，走。
她没再提那件事。
我也没提。
她走的时候我在跟前。她拉我的手，拉的是左手——右手已经抬不起来了。
她拉了半天，没说出一个字。
我说，妈，我知道。
她就松了。
收拾她遗物的时候，那个樟木箱子我打开了。
箱底压着那卷“先进生产者”的奖状，红绳捆着，外头包了三层布。
布底下还有一样东西：一张纸条，折成四折。
纸条上是三个字：**林秀云**。
那笔迹工整，不是她写的。她不识字，自己写不出这三个字。
是当年她找人写好、攥在手里去报工的那张——老周说过的那张。
这张纸条，她揣了二十年。
现在，那张复印件在我家。
我家在作坊后头，三间房，堂屋摆着那台蝴蝶牌缝纫机。
那台机器我用了二十年。儿子小时候的衣裳，建国的工作服，我的褂子，都是它做的。它一次没坏过，就是去年换了一根皮带。
缝纫机有一个台板，掀开来是机头，合上是一张平桌面。
我把那张复印件折好，压在台板底下。
每次打开台板，我都能看见它。
看见了，就看见一会儿，然后接着踩。
线走得很匀。
我小时候给我妈绕线，绕得比她匀。她说过一回，我记到现在。
有一回秀芳来家里，看见我在缝东西。
她在旁边站了一会儿。
“姐。”
“嗯。”
“你还在用这台。”
“嗯。”
“没换新的？”
“旧的能用。”
她没再说话。
走的时候，她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台机器。
黑机头，金字，踏板是铸铁的，沉得很。
她看了很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