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粮温不会骗人
我叫郑守田，一九九六年，在县粮库当保管员。
那年我二十八，中专学的粮油储检，毕业分到库上，干了六年。
我爹也是保管员，干了三十一年，前年退的。他退下来那天，把一本《粮情日记》交给我，说：守田，粮温不会骗人。
“粮温不会骗人。”他抽着烟，又说了一遍，“人会。”
我当时没听懂。
那年七月，麦收刚完，夏粮入库。
库里有六个仓，一号到六号，砖拱仓，青砖砌的，墙上刷着白灰，标语是“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
我管三号仓。
三号仓装的是新麦，一百八十万斤，六月底入的库，水分十二点四，容重七百六，一等麦。
入库那天，我扦了十二个样，一个一个测，测完封在样品瓶里，贴上标签，编号。
数据我记在日记上：最高粮温二十二度，最低二十一度，平均二十一点六。
这是新粮，凉。
六月底入库，是最忙的十天。
全县的粮车都往库里开，拖拉机、三轮车、牛车，排到库区外头的土路上，一排队就是半天。
收粮的规矩是“四验”：验水分、验杂质、验容重、验色泽。
水分超标，扣量。十三个点以内不扣，超一个点，扣百分之一。超两个点，扣百分之二，还得晾晒。
杂质超一个点，扣百分之零点五。
农民最怕的就是这个“扣”字。
有个老汉，六十多，拉了一车麦，排在队尾。轮到他，我扦样测水分，十四个点。
“十四个点。”我说，“扣两个点。”
“同志，”老汉凑过来，“我这麦，晒了四天。”
“晒四天还十四？”
“天不好，晒不干啊。”他从怀里掏出一个塑料瓶，“同志，喝口水。”
瓶子是井水，凉的。
“水我不喝。”我说，“粮我给你想办法。”
我让他把麦摊在库区的空地上，重新晒了一天，第二天再测，十二个点八。
不扣了。
老汉拉着我的手，说了一句话：“同志，你是个好人。”
我不知道怎么答。
我知道的是，他那车麦，是全家一年的收成。扣两个点，就是三百斤。
三百斤麦，磨成面，够一家人吃半年。
我爹说过：粮库的人，手里过的不是粮，是人家的命。
七月八号，星期一，早上八点，我上仓测粮温。
2 粮温异常疑云
测温杆插进粮堆，三层：上层五十公分，中层一米五，底层三米。每层五个点：四角加中心。
十五个数，我一个一个念，何叔在本子上记。
何叔叫何广才，五十二，老保管员，脸上有一块疤，是年轻时被麻袋砸的。
“上层二十一点八。”我念。
“中层二十二。”何叔记。
“底层二十三点五。”
何叔的笔停了一下。
“底层二十三点五？”
“二十三点五。”
三号仓的粮，底层比上层高了一度七。
这不正常。
新麦入库，粮食是活的，会呼吸。呼吸生热，热往上走，所以上层应该比底层高。底层高，说明底下的粮，先热起来了。
“老郑，”何叔抬头看我，“底下有东西。”
我把三天的记录翻出来。
七月五号：上层二十一点五，中层二十一点八，底层二十二。
七月六号：上层二十一点六，中层二十一点九，底层二十二点八。
七月七号：上层二十一点七，中层二十二，底层二十三点二。
七月八号：底层二十三点五。
三天，涨了一度五。
按规矩，粮温连续三天上升，要报“粮情异常”，要查原因，要通风。
我拿着本子去找库副主任郝建业。
郝建业四十来岁，头发一丝不乱地往后梳，白衬衫，袖子挽到肘上，桌上放着一杯茶。
“郝主任，三号仓粮温异常。”
他接过本子，看了一遍，把本子放下。
“新粮，后熟期，粮温高是正常的。”他说，“过几天就下来了。”
“底层比上层高。”我说，“后熟期不是这样。”
“那是你没经验。”他端起茶杯，“小郑，你爹在的时候，也没这么较真。”
“我爹在的时候，三号仓没出过这事。”
他抬眼扫了我一下。
“这话什么意思？”
“没什么，随口一提。”我说，“我申请通风。”
机械通风，是粮库最常规的手段。
仓房里埋着地上笼，一条一条，像鱼骨头，风机一开，风从笼子里进去，穿过粮堆，把热带出来。
我跟何叔开了两台轴流风机，一台送风，一台排风。
从上午九点，开到下午五点。
开完，我测了一遍：上层二十一点二，中层二十一点五，底层二十三点八。
底层不但没降，还涨了零点三。
“不对。”何叔蹲在仓门口，抽着烟，“风进不去。”
“地上笼堵了？”
“不能。”他说，“去年清的笼。”
“那就是底下有板结。”我说，“或者，底下不是新粮。”
何叔的烟停在嘴边。
“小郑，这话不能乱说。”
“我没乱说。”我说，“我扦个样。”
扦样器是一根铁管子，一米八长，头上开一个槽，插进粮堆，一转，粮就流进槽里。
我从底层三个点各扦一管，倒在白瓷盘里。
三管粮，颜色不一样。
上面那一层，是金黄色，颗粒饱满，是今年的新麦。
底下那一层，颜色发暗，颗粒有点瘪，闻着有一股陈味。
我把手插进粮堆，抓了一把，摊开。
麦粒里，有几粒是黑的，是霉过的。
“何叔，”我说，“你摸摸。”
何叔抓了一把，捏了捏，又放在鼻子底下闻。
“这粮，起码存了两年。”他说。
“三号仓，是六月底入的新粮。”我说，“入库单我签的字。”
“那底下这些，怎么来的？”
我抬头看着那座粮堆。
一百八十万斤，堆得像一座小山。
底下三米，是旧粮。
3 旧粮藏仓秘事
第二天，我把样品送到化验室。
化验室的老周，四十多，戴着一副老花镜，一边做一边念。
“一号样，上层。水分十二点三，容重七百六十二，杂质零点八。”
“二号样，底层。”
他把样品倒进水分仪，按下按钮，等数字跳。
“水分……十四点八。”
我站在旁边，没说话。
“容重七百一十。”他抬起头，“杂质二点一。”
“这粮能收吗？”
“收？”他摘了眼镜，“这粮按标准是等外品。水分超两个点，杂质超一个点，容重差五十克。搁在收购站，一分钱不值。”
“那怎么会进仓？”
老周看了我一眼。
“小郑，这活儿你别问了。”他把样品瓶盖上，“问了，你也管不了。”
“我管着三号仓。”
“你管仓，不管账。”他说，“账在谁手里，你去问谁。”
化验室在办公楼一层，一间屋，三张桌，一台烘箱，一台容重仪，一套筛子。
老周在那儿干了二十年，脾气怪，说话冲。
“快速水分仪，只能当参考。”他一边做一边念叨，“要准，得用烘箱。一百零五度，烘四个小时，前后称重，差多少，就是水。”
“那我那个十四点八，准吗？”
“快速仪测的，差半个点正常。”他把样品倒进铝盒，“你这批粮，我给你用烘箱做一遍。”
四个小时之后，结果出来了。
“十四点六。”
“还是超。”
“超。”老周摘下眼镜，擦了擦，“小郑，我跟你说句实话。”
“您说。”
“这粮，不是你的粮。”
“什么意思？”
“你这仓，入的是新麦。”老周把样品瓶一个一个摆好，“新麦水分十二点四，我签的字。这两个月没下雨，没返潮，它凭什么涨到十四点六？”
“底下是旧粮。”
“对。”他说，“底下是旧粮，而且是没晒干的旧粮。去年秋里雨水多，收上来的粮水分高，晾晒不及时，捂了。这种粮，入仓就发热，一个夏天就霉。”
“那这粮，怎么进来的？”
老周看了我一眼。
“小郑，”他说，“你要是问到这个份上，我就不说了。”
他把眼镜戴上，重新拿起样品瓶。
“我只告诉你一句：入库单上有三个人签字，保管员、化验员、库主任。我那一栏，我签的是十二点四。”
我爹退休之后，在县城边上种菜。
我骑车过去，蹲在他的菜地边上，把这事说了。
他听完，蹲在那儿，抽了半根烟，一句话没说。
“爹，你说怎么办。”
“先看账。”他说。
“账在郝主任那儿。”
“账在库里。”他说，“保管员有保管员的账，保管账、仓卡、粮情日记，三本。你那本，你记得对不对？”
“对。”
“那就行了。”他把烟头按在土里，“守住你那本。”
“守住有什么用？人家的账是平的。”
“守田，”他抬起头看我，“你知道清仓查库怎么查吗？”
“怎么查？”
“先看账，后量仓，再扦样。”他说，“账能编，仓能量，粮骗不了人。”
他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还有一件事。”他说，“你回家，把我那本《粮情日记》拿出来看看。九三年，五号仓，也出过这事。”
我爹那本《粮情日记》，是硬壳的，纸都黄了，一打开，掉出两张粮票。
我翻到一九九三年。
三月十二号：五号仓粮温上层二十六，中层二十七，底层二十五，异常。
三月十三号：扦样，底层有霉粒。报库主任。
三月十五号：库主任安排出库，报损八万斤。
三月十七号：查账，账实不符，差十一万斤。县局来人。
后面，就没有了。
我翻到下一页，是空的。
“后来呢？”我问我爹。
“后来那个人调走了。”他说，“调走的时候，是个先进。”
“那十一万斤呢？”
“找回来了七万。”他说，“剩下四万，说是损耗。”
“损耗四万斤？”
“守田，”我爹说，“粮库有一句话：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可你要记住另一句——斗里有粮，秤上有人。”
4 夜见私运粮车
那天晚上，我骑车回库，路上想了很久。
我想的是：三号仓底下，到底有多少旧粮。
七月十号，下了雨，天闷。
我值夜班，住在库区的值班室，一张床，一张桌，一个手电筒。
夜里十一点多，我听见仓门响。
仓门是铁皮的，推开的时候会“咣”一声，很响。库区夜里静，这一声能传出半里地。
我从值班室出来，站在墙根底下看。
三号仓门口，停着一辆三轮车，车厢上盖着篷布。
两个人正往车上扛麻袋。
一个人是库里的装卸工，姓吴。另一个，背有点驼，穿一件雨衣，看不清脸。
我没过去。
我回值班室，把窗帘拉上一条缝，看着。
他们扛了十四袋，装上车，篷布一盖，三轮车开走了，往东门去的。
我把时间记在本子上：十一点二十，三号仓出粮十四袋，向东门。
第二天，我翻仓卡。
仓卡是挂在仓门口的，记着这个仓的出入库。三号仓的卡上，最后一次出库，是六月二十八号，二十万斤，调出。
七月份，一条记录都没有。
十四袋，一袋一百斤，一千四百斤。
一千四百斤粮，夜里出了库，账上没有。
我又去看总账。
总账在会计室，我调不出来。但我能看月报，月报贴在办公室的墙上，每月一张。
六月的月报上，三号仓的库存：一百八十万斤。
七月，还没出。
七月十二号，郝建业把我叫到他办公室。
他把一张纸推过来。
“三号仓的粮情，重抄一遍。”
我看那张纸。
是一张空白的《粮情日记》表，日期填的是七月五号到七月十二号，粮温那一栏，全是空的。
“抄什么？”
“抄上个月的数。”他说，“新粮后熟，粮温平稳，就这么写。”
“那是假的。”
“什么假的。”他把烟点上，“这叫数据平稳。你新来的不懂，粮库都这么干。报上去的都是平稳数，哪有天天异常的。”
“郝主任，”我说，“底层是旧粮，水分十四点八，已经在发热了。这个仓再不通分，秋天就要霉。一百八十万斤，霉一半，就是九十万斤。”
“我知道。”
“你知道？”
“我当然知道。”他弹了弹烟灰，“所以我让你抄平稳。”
我看着他。
“那粮呢？”
“粮的事，我来处理。”
“怎么处理？”
他抬起头。
“小郑，你爹退休的时候，我给他办了欢送会。”他说，“你别让我为难。”
我从办公室出来，何叔在门口等着。
他把我拉到仓房后头，蹲在地上。
“他让你抄数了？”
“嗯。”
“你抄不抄？”
“不抄。”
何叔叹了口气。
“九三年那个保管员，也没抄。”他说，“后来他调走了，去的是饲料厂，看大门。”
“何叔，那你抄过没有？”
他不说话，抽了半根烟。
“抄过。”他说，“八九年，五号仓，我抄过一回。抄完，那批粮霉了三十万斤，报损，说是我保管不善，扣了我半年奖金。”
“那你现在还抄？”
“我现在不抄了。”他把烟头按在地上，“我快退了，扣奖金就扣奖金。”
他站起来，拍了拍我的肩。
“小郑，你要是想往上走，就抄。你要是想睡得着，就别抄。”
我没抄。
5 直报县局风波
七月十三号，我在《粮情日记》上写了三行字：
“三号仓底层粮温二十三点八，连续上升，扦样见陈粮、霉粒，水分十四点八，疑为倒库。报请通风、熏蒸、扦样复检。”
写完了，我签上名，日期。
然后我把这一页撕下来，骑自行车去了县粮食局。
县局在城关，三层小楼，门口一块牌子。
我上了二楼，找到储运科。
科长姓马，四十来岁，正在看报。
“什么事？”
“报告粮情异常。”我把那张纸递过去。
他看了看，抬起头。
“你是哪个库的？”
“县库，郑守田。”
“郝建业知道吗？”
“知道。”
“他怎么说？”
“他让我抄平稳数。”
马科长把纸放在桌上，用手指敲了两下。
“小郑，你这个报告，我收了。”他说，“但是我要跟你说一句：省里下个月要来清仓查库，这个节骨眼上，你报异常，就是给县里添乱。”
“粮在发热。”
“发热不一定会霉。”他说，“你先回去，我跟你们库上沟通。”
第二次去县局，是七月二十号。
马科长还是那张桌子，还是那份报纸。
“又来了？”
“粮还在发热。”我说，“三层测温，底层已经二十四度二了。”
“二十四度二，离三十度还远。”
“马科长，”我说，“小麦安全水分十二点五，我这仓十四点六。水分高一度，粮温涨得快一倍。现在二十四度，再过半个月，就是三十度。三十度以上，三天就霉。”
他把报纸放下。
“小郑，你懂业务，我知道。”他说，“可你得懂规矩。清仓查库之前，谁报异常，谁就是给县里抹黑。”
“粮霉了，才是抹黑。”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会儿。
“你这话，跟谁学的？”
“跟我爹。”我说，“他叫郑德山，在县库干了三十一年。”
马科长的表情变了一下。
“郑德山是你爹？”
“是。”
他沉默了一会儿，把那张报告拿起来，折了一下，放进抽屉。
“报告我收了。”他说，“我明天去你们库。”
“明天？”
“明天。”他站起来，“但是我话说明白：我去，是去看粮，不是去看人。粮要是有问题，我报省里。粮要是没问题，你这个保管员，明年就别干了。”
“行。”我说，“粮要是有问题，我不干也认。”
省里的清仓查库，定在八月五号。
消息传下来，库上忙了半个月。
仓房刷白，粮面扒平，走道清扫，标语重新刷一遍。会计室连着加了几个夜班。
三号仓的粮面，被扒得特别平，平得像镜子。
我站在仓门口，看着那片平整的麦面。
“何叔，”我说，“这底下，有三十公分是新粮。”
“我看出来了。”他说。
“他们把旧粮压到下面，上面铺一层新粮，扦样器插下去，一插就是新粮。”
“扦样器能插三米。”何叔说。
“插三米，是要开检查孔的。”我说，“检查孔在哪儿？”
何叔往仓里指了指。
仓的四个角，各有一个检查孔，平时用木塞堵着。
我走过去，拔了一个木塞。
孔是通的。
“他们没想到你会拔这个。”何叔说。
6 扦样戳穿假象
八月五号上午，省里的检查组来了，五个人，一个姓谭的处长带队。
流程是三步：听汇报、看现场、扦样。
汇报在会议室，郝建业主讲，讲了一个小时：入库多少，质量如何，粮情平稳，无事故。
谭处长听着，偶尔点一下头。
讲完了，他说：“去仓里看看。”
一行人到了三号仓。
谭处长站在粮堆前面，看了一圈。
“这仓粮情怎么样？”
“平稳。”郝建业说，“新粮后熟，粮温一直在二十二三度。”
“扦个样。”
随行的技术人员拿出扦样器，插进粮堆，一米五，取出来，倒在盘子里。
麦粒金黄，饱满。
“不错。”谭处长说。
我站在后面，说了一句：“谭处长，能不能从检查孔扦一个？”
所有人都转过头看我。
郝建业的脸，一下就白了，白得没有一点血色。
谭处长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郝建业。
“检查孔在哪儿？”
“在四角。”我说。
“扦。”
技术人员走到西南角，拔出木塞，把扦样器插进去，插到底，一转，抽出来。
倒在盘子里的，是暗黄色的麦粒，有几粒发黑，还有一股陈味。
会议室里，一时没人出声。
谁能想到，一百八十万斤“平稳”的粮，底下一插，就漏了。
谭处长捏起一粒，放在鼻子底下闻了闻，又捏了捏。
“水分多少？”
“现场测。”技术人员拿出快速水分仪，倒进去，按下去。
“十四点九。”
“容重？”
“七百零五。”
谭处长把手里的麦粒扔掉，拍了拍手。
“郝主任，”他说，“这叫平稳？”
那天下午，检查组没走。
他们调了三样东西：保管账、仓卡、粮情日记。
我的那本日记，被翻到七月十三号那一页。
“这张报告，你送到县局了？”谭处长问。
“送了。”
“马科长怎么处理的？”
“他说跟库上沟通。”
谭处长没说话，把本子合上。
然后他说了一句：“量仓。”
量仓，就是算体积，乘容重，算实际库存。
三号仓，长三十米，宽十八米，粮堆高四米二。算下来，体积两千二百六十八立方米。
容重按实测七百零五算，实际库存一百五十九万九千斤。
账上是一百八十万斤。
差二十万零一千斤。
会计的脸白了。
“这……”郝建业往前一步，“谭处长，可能有误差——”
“误差二十万斤？”谭处长看着他，“郝主任，你告诉我，什么秤能差二十万斤。”
7 倒库案水落石出
那天晚上，库区的灯亮到半夜。
检查组连夜封了三个仓，三号、四号、五号。
封仓之前，要投药。
磷化铝，一片一片，灰绿色，见潮气就放磷化氢，毒得很，能把粮里的虫、卵、霉菌全杀死。
投药量按吨算，一吨三到六克。
三号仓一百六十万斤，八百吨，投四公斤。
我穿着防毒面具，跟何叔一起，把药片用报纸包好，一片一片塞进粮堆。
塞到一半，何叔忽然停下来。
“小郑，”他说，“你闻闻。”
我隔着面具闻，闻不到。
“我把面具摘了，你等我一下。”
“何叔！”
他摘了面具，深吸一口，马上又戴上。
“有霉味。”他说，“底下的粮，已经开始霉了。”
“霉了多少？”
“不知道。”他说，“得扒开看。”
熏蒸这活儿，是粮库最危险的活儿。
磷化铝见水就放气，磷化氢，无色，有大蒜味，吸进去，人先头晕，再呕吐，重了就救不回来。
规矩是三步：拉警戒线，测漏气，双人作业。
我跟何叔穿防毒面具，戴胶手套，一个人在仓里投药，一个人在仓门口看着。
“小郑，”何叔在门口喊，“投到一半，你觉得头晕，就往外走，别硬撑。”
“知道。”
“还有，”他说，“投完药，仓门上的封条，你自己贴，自己签，别让别人碰。”
“为什么？”
“因为出了事，第一个被问的是贴封条的人。”
我一个点一个点投，投到东北角，忽然闻到一股味。
大蒜味。
我摘下面具，吸了一口。
是霉味，混着一点大蒜味。
“何叔，”我说，“这角上，已经有气了。”
“什么气？”
“磷化氢。”我说，“底下已经有粮在厌氧发酵了。”
何叔沉默了。
“那就是说，霉得不轻。”
“不轻。”我把面具戴回去，“这仓粮，救不回一半。”
第二天，检查组同意扒仓。
三号仓的粮，从西南角开始，一层一层往外扒。
扒到一米五，还是新粮。
扒到两米，掺了旧粮。
扒到三米，全是旧粮，颜色发暗，有结块。结块一捏就碎，里面是白的，是霉。
扒到三米五，何叔忽然喊了一声。
“停！”
所有人都停下来。
他蹲下去，用手扒开一块结块的粮，粮堆里，露出一截塑料布。
塑料布下面，是一层沙。
“掺沙。”何叔站起来，手上全是沙，“为了压秤。”
谭处长站在粮堆边上，看着那层沙，看了很久。
“掺了多少？”
“这一片，至少两万斤。”何叔说。
当天下午，县公安局来了两个人。
他们问的第一件事，是夜里的车。
“郑守田，你七月十号值夜班，看见什么了？”
“夜里十一点二十，三号仓出粮十四袋，装上一辆三轮车，从东门走的。”
“车牌呢？”
“没有牌。”我说，“车斗上盖着篷布，篷布是蓝的，有两块补丁。”
“人认得吗？”
“一个装卸工，姓吴。另一个背有点驼，穿雨衣，没看清脸。”
“为什么当时不报？”
“我报了。”我说，“第二天报到库上，库上说，那是‘调运’。”
“调运有单子吗？”
“没有。”
公安的人对视了一眼，在本子上勾了一笔。
三天之后，装卸工姓吴的被带走了。
带走的时候，他蹲在地上哭，说了一句：“我就是扛包的，他们让我扛，我就扛。”
案子查了一个月。
倒库的事，查清了：六月下旬到七月，郝建业和外面一个粮贩子合伙，把三号仓、四号仓的新麦倒出去卖了，再用粮贩子手里的陈麦回填，一进一出，一斤挣八分钱。
倒出去四十六万斤，回填三十八万斤，中间八万斤的差额，用沙子和水分顶上。
八万斤粮，按当时市价，四万多块。
郝建业分了两万。
“两万块。”何叔蹲在仓房后头，抽着烟，“他把一百八十万斤粮，卖了两万块。”
“还有八万斤粮。”
“八万斤粮，够一个县吃两天。”他说，“他卖了两天。”
那天下午，郝建业被带走了。
他从办公楼下来，头发还是梳得很整齐，白衬衫，手腕上戴着手铐。
走过仓房的时候，他停了一下，抬头看了看三号仓的门。
门上还挂着那块牌子：三号仓，保管员，郑守田。
公安查那辆三轮车，查了半个月。
车找到了，在城东一个废品站，篷布还在，蓝的，两块补丁。
废品站老板说，车是一个姓赵的人卖的，卖了六十块。
姓赵的，就是那个粮贩子。
粮贩子的窝点在城郊一个院子，三间瓦房，院里堆着粮袋，墙角有一台小粉碎机。
公安去的时候，院里还有八万斤麦。
麦是好麦，是新麦。
“这八万斤，”公安的人跟我说，“是从你们三号仓拉出来的。”
“怎么认出来的？”
“袋子。”他说，“你们库的麻袋，缝口是双线，用的是绿线。他们没换袋。”
我去看了那批粮。
麻袋上印着“县粮库”三个字，蓝漆，字都糊了。
袋子一个个码在墙边，码得整整齐齐。
我站在那儿，忽然想起七月十号夜里，那十四袋粮，从仓门口一袋一袋扛出去，扛到三轮车上。
一千四百斤。
那一千四百斤，是第一批。
8 雪夜仓门异响
粮还得救。
三号仓重新封了，投药，密闭十五天。
十五天之后，开仓放气，扒粮晾晒，把霉的、结块的、掺沙的，全部分出来。
分出来多少？
霉粮十一万斤，掺沙两万斤，水分超标不能存的三万斤。
一共十六万斤。
十六万斤粮，堆在库区的晒场上，像一座小山。
我站在晒场上，看着那堆粮，站了很久。
何叔走过来，递给我一根烟。
“小郑，十六万斤，一粒也没坏在外头。”
“坏了。”我说，“坏了十六万斤。”
“那是人家的账。”他说，“你的账，是平的。”
十六万斤粮，摊在晒场上，摊了三天。
第一天，翻粮。木锨，一锨一锨翻，翻一遍，晒两个小时。
第二天，风选。把粮倒进风车，摇，糠、沙、瘪粒从侧面出去，好粮从底下漏。
第三天，筛沙。筛子是铁丝的，八目，沙子漏下去，粮留在上头。
筛到第二天下午，何叔忽然蹲下去，从筛子里捏出一粒东西。
“小郑，你看。”
是一粒沙子，比麦粒还大，颜色跟麦子一模一样。
“这是河沙。”何叔说，“过了筛，染的色。”
“染的色？”
“染成麦色，混在粮里，扦样的时候看不出来。”他把那粒沙扔在地上，“这帮人，心细得很。”
我看着晒场上那一片粮。
十六万斤，摊开有一亩地那么大，太阳底下，金灿灿的一片。
旁边围了几个老乡，蹲在墙根底下看。
“同志，”一个老汉问，“这粮，卖不卖？喂猪。”
“不卖。”我说，“这是要处理的粮，霉的。”
“霉的也能喂猪。”
“霉的喂猪，猪也得病。”我说，“这粮得按规定报损。”
老汉哦了一声，走了。
走了几步，又回头看了一眼那片粮。
我忽然明白，这十六万斤，对他是好东西，对我是账。
那年秋天，我回了一趟家。
我爹在菜地里拔萝卜，看见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听说你把郝建业送进去了。”
“不是我送的。”
“行。”他笑了，“那是粮送的。”
晚上吃饭，他喝了两杯酒，忽然说了一句：“守田，我那年五号仓，没报。”
“你没报？”
“我报了。”他说，“报到库上，库上压了。我爹那时候还在，他跟我说，忍一忍，粮库就是这样。”
“那你后来怎么不干了？”
“我不是不干了，我是退了。”他放下酒杯，“我干了三十一年，报了七回，压了六回。压到第六回的时候，我就想，我这辈子也就这样了。”
他抬起头，看着我。
“你比我强。”他说，“你报到县局去了。”
郝建业走了以后，库上换了新主任，姓方，从地区调来的。
方主任上任第一件事，是开全库大会。
他站在台上，讲了三句话。
“第一，账要实。第二，粮要真。第三，人要说实话。”
讲完，他把我叫到办公室。
“郑守田，四号仓，从今天起你管。”
“三号仓呢？”
“三号仓也你管。”他说，“两个仓，一个保管员，累一点。”
“不累。”
“还有件事。”他把一张纸推过来，“省里要搞粮情电子测温，试点，我们库是第一批。测温电缆，电脑自动记，一小时一个数。”
“那就不用人工测了？”
“人工也测。”他说，“电子是电子，人是人。机器能记数，机器不会闻味。”
电子测温装了一个月。
四号仓，四组电缆，每组八个点，一共三十二个测温点。数据进电脑，一小时一存，能画曲线。
装上之后，我每天上班第一件事，就是开电脑，看曲线。
曲线是平的。
一连十五天，四号仓的粮温，全在二十二度上下，平得像一条尺子画的线。
第十六天，我觉得不对。
我在仓里蹲了一天，拿手插进粮堆，摸。
粮堆是凉的，可凉得不一样：南边凉，北边温。
我拿人工测温杆测了一遍。
南边二十二，北边二十五。
电脑上，三十二个点，全是二十二。
我把电缆的接头拔下来看。
接头是好的，线是好的。
我又顺着线往下摸，摸到第三个点，线断了。
断口是齐的。
不是老鼠咬的，老鼠咬是毛边。这个断口，是剪的。
我没报。
我先把断的那根线接上，用绝缘胶布缠了三圈，重新测。
北边三个点，二十五度一，二十五度三，二十五度六。
这一仓粮，北边已经开始热了。
热的原因，我查了三天：北墙渗水，墙根那一片粮，水分十六。
我把这事写成报告，一式两份，一份交方主任，一份自己留着。
方主任看完，问了一句：“线是谁剪的？”
“不知道。”
“你猜是谁？”
我想了想。
“剪线的人，知道这仓粮有问题。”我说，“他不想让电脑记下来。”
方主任沉默了一会儿。
“郑守田，”他说，“这个库，比你我想的深。”
他站起来，走到窗户边上。
“你先把粮处理了。”他说，“线的事，我来查。”
那年冬天，四号仓的粮处理完了，损失三万斤。
线的事，查了两个月，最后查出来，是装卸队的一个临时工剪的，说是不小心。
不小心，剪断一根测温电缆，剪口齐得像刀切的。
方主任没再往下查。
我也没再问。
腊月里，我爹来库上找我，站在仓房门口，看我把测温杆一根一根擦干净。
“守田，”他说，“这活儿，你干得下去吗？”
“干得下去。”
“为什么？”
“因为这活儿有个好处。”我说，“粮不会说话，可它热了就是热了，霉了就是霉了。它不会跟你绕。”
我爹笑了。
他从兜里掏出一本东西，递给我。
是他那本《粮情日记》，硬壳的，纸都黄了。
“给你。”他说，“我那本，写完了。”
我接过来，翻开最后一页。
上面只有一行字，是新写的：
“九六年七月，三号仓，守田报了。粮没坏在外头。”
那天晚上，我把这本日记，跟我的那本放在一起。
两本，一本旧的，一本新的。
我把新的一本翻开，在第一页上，写下第一行字：
“腊月十八，四号仓，晴，粮温正常。”
写完，我抬头看了一眼窗外。
库区的灯亮着，一盏一盏，照在六个仓房上。
雪下起来了。
雪落在仓房顶上，落在晒场上，落在那块写着“宁流千滴汗，不坏一粒粮”的标语牌上。字是红的，被雪盖了一半，露出“不坏一粒”四个字。
我合上本子，忽然听见仓房那边，传来一声响。
这声音我熟，是铁皮门被风推的那种响，也可能是被人推的。
我把手电筒拿起来，推开门。雪地上，已经有一串脚印了。
就在这时，那串脚印往前多了半步。
铁皮门被推开的那种响，“咣”的一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