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我爷临死说，他这辈子只干过一件错事
我爷死前那个冬天，跟我说过一句话。
他说，他这辈子只干过一件错事。
我问，是卖了那棵参吗。
他摇头。
“是没埋。”
那年我十七，他七十三。他疼得整宿睡不着，背靠着墙坐着，眼睛睁着，看房梁。
这句话我记了很多年，一直没弄明白。
二〇〇七年，家里翻盖老屋。拆西屋那天，我从炕柜最底下抽出一个铁盒，上头的报纸印子都长在盒盖上了。
铁盒是饼干的，盖子上印着“前进牌”，漆掉了一半。
里头三样东西。
一根鹿骨签子，削得溜尖，从虎口到指尖那么长。
一小卷红绳，三尺三，绳头拴着两枚铜钱，铜锈绿了。
还有一样，拿黑布包着。
我把黑布展开。里头是一小截人参须子，两寸来长，干得发脆，一捏就掉渣。
底下压着一张纸，从烟盒上撕的，边上还带锯齿。
我爷的字，歪歪扭扭，四个字：
留个念想。
“念”字那一撇洇了，描过两回，墨比别的字重。
我头一个念头是：他卖参之前，掰下来的。
可不对。整棵参是整棵卖的，大须一根没断。掰下一截，八百块没人给。
后来我想，只能是抬参那天钻进石缝、托参时断掉的那一根。他捡起来，拿指头把泥捻掉，揣进贴身的兜里，谁也没瞧见。
他揣了一辈子。
那年冬天我回村，跟村里一个老太太说起这事。
老太太八十多了，坐在炕头上，听完，说了一句：
“你爷爷那人，嘴硬，心不硬。”
她又说：那红榔头是二赖子先瞅见的，按山里的规矩算头一股。你爷一个字没提过。
我问，二赖子是谁。
老太太说，山东来的，跟你爷进过一回山，腿折了，后来回关里了。
“那腿，”她说，“是替你爷折的。”
这句话我不信。腿是他自己摔的，跟我爷有啥关系。
四年以后我才知道，老太太说得对。
二〇一一年，我回岭上县，在老街转了两圈，找着一间铺子的位置。
如今是家熟食店，玻璃柜里摆着猪蹄和熏肠。
我问店主，早年间这儿是不是开过参行。店主三十多岁，摇头，说房子是他爷爷那辈盘下来的，从前做什么营生，他不知道。
老街上还剩几个老人。其中一个叫老蚕，八十三，坐在自家门口的马扎上晒太阳。
我递过去一根烟，说我在打听王掌柜。
老蚕抽了半根烟，才开口。
“王掌柜不姓王。”
我愣了一下。
老蚕说，王掌柜本姓佟。他爹那辈给老王家的大参行当伙计，当了大半辈子。老东家没儿没女，临了把铺面连字号一并折给他爹，抵了工钱。打那儿起，“王记”两个字就归了佟家。街面上只认字号，都叫他王掌柜，他本名倒没人记得了。
他把烟从嘴上拿下来，看了看，又叼回去。
“姓啥不要紧。”老蚕说，“干他们那行的，名是虚的，字号是实的。你看他开的单子，落的都是字号，从来见不着他自个儿的名儿。人出了事，牌子还能换人接着挂。”
老蚕说，五十年代公私合营，铺子归了供销社，王掌柜在里头当收购员，一直当到七十年代末，专收山货。落实政策那阵，铺子才还给他，他又挂出“收购山货”的帘子。
那帘子是真的，不是遮人耳目。松子、榛子、木耳、蕨菜，他都收；参也收。
收来的参跟山货走的不是一个路子，得托人往外卖。
老蚕说：“他那双眼睛，是几十年练出来的。一上手，就知道这东西该往哪儿走。”
我问，往哪儿走。
他说：“往南边。”
那年月，长白山的参从岭上县出发，先到省城，再上火车，过山海关往南去。上海、广州、香港——越往南，价越高。顶一的货到了那边，就不叫参了，叫“药引子”，叫“传家宝”。
老蚕说，王掌柜这辈子经手过三棵八两往上的参。前两棵，都发往南边了。
第三棵，就是我爷那棵。
我问，那第三棵他为啥不收。
老蚕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
“那年，是他出事的前一年。”
2 进山第七天，二赖子蹲下了
一九八三年，我爷五十一，放山的第二十九个年头。
老话讲，五月看花，六月看伞，七月看榔头。说的是农历。到了公历八月底，参籽就红了，一颗一颗挑在茎上，红得扎眼，山里人管这叫“红榔头”。
榔头一红，就该进山了。
那年是八月二十六动的身。那天早上露水重，他出门时鞋帮湿了一圈。我奶奶往他怀里塞了两个煮鸡蛋，说今年雨水多，别往深处去。
他没吭声，把索拨棍往肩上一扛，走了。
进山带的东西，一样一样都在身上。
索拨棍是柞木的，齐眉高，握手的地方磨得发亮，中间缠着一圈布条——拨草用，也当拐，遇上事还是根棍子。腰上别着刀，刀鞘是自己拿牛皮缝的。怀里一个布包，包着鹿骨签子、一小卷红绳、火镰、一撮盐。
干粮是苞米面饼子，二十个，烙得干硬，能吃十天。另有一小袋小米，留着给抬参那几天熬粥喝。
鞋是新的，千层底，奶奶纳的。出门时脚上穿的是旧的，新的拿布包着，塞在背上的包袱里。进山的路费鞋，好鞋留到山里穿。
放山的规矩是老辈传下来的：七两为参，八两为宝。一棵野山参长到八两，得在腐叶底下熬上百年。这东西出了手，够一家人吃三年。
所以每年八月末九月初，岭上县的男人都往山里钻，翻梁子，趟水沟，走七天十天，捡着命回来。
我爷那回带了俩人。一个是本家侄子，二十一，头一年学放山；一个是从山东逃荒过来落户的二赖子，四十来岁，胆子大，嘴碎。
二赖子一路嘴不闲着，说他二舅一支参换过一头牛。
侄子问他见过没有。
他说：在人家柜里。
他们在老鹰崖底下蹲了六天。
六天翻了三条沟、两道梁，啥也没捞着。侄子的脚磨破了，二赖子的烟抽见了底。第七天早上天阴着，山雾没散，三个人顺着背阴坡往上趟。
二赖子突然蹲下了。
我爷当他解手，正要骂，就见他抬起一只手，往前一指。
那片坡上是齐腰的乱草，草叶发黄，让雨打得都伏在地上。草缝里，露出一点红。
不是一片，是一小串，七八颗挤在一块儿，艳得不像话。
我爷凑过去。
六品叶。
一棵参，地上轮生六片叶，那是上了年岁的老参。参茎有小指粗，紫红色，参籽一嘟噜一嘟噜坠着，红得发亮。他把周边的草拨开，看见参脖子——从腐叶里露出一截，一圈一圈的纹，密得像老太太手背上的褶子。
他把手从草上收回来，没敢再按。
按规矩，见参不能先动手。
二赖子先瞅见的红，可他吃不准是几品叶的货，不敢喊——报错了货，全伙人跟着丢一年的人。我爷凑近认准了，这声才轮到他喊。
他站起来，手按在腰上，冲林子吼了一嗓子：
“棒槌——”
声音在林子里撞了一下，散开。
二赖子扯着嗓子接：“什么货——”
“六品叶——”
一喊一应，货就算定下了。二赖子乐得直拍大腿：“快当！快当！”
侄子头一年进山，愣在边上不知道该干啥，叫二赖子捅了一把，才慌慌张张跟着喊了两声，又急又飘。
二赖子在后头嘟囔：“喊这么大声，回头半个县都来刨。”
我爷没理他。
他从怀里掏出一根红绳。
绳子是进山前就搓好的，三尺三，绳头上拴着两枚铜钱。他蹲下去，屏住气，把绳搭在参茎上，绕一圈，系住，两枚铜钱垂在叶底下。
红绳系茎，不系籽。系上就算有主了。老辈说参是活的，红绳一拴就跑不了。谁先系谁得，后来的看见红绳，绕着走。
红绳拦得住君子，拦不住惦记。这一带，抢山、偷山的事年年有。
系完，他跪下磕了三个头。
起来，他跟侄子说：别离人，把家伙都拿出来。
那天下午，他往东边走了两步，想看看这棵参的走势。
东边两米的地方，有一堆新土。
土是翻过的，拿枯叶盖着，盖得不仔细，露出一点黑。
他扒开。
一个坑，一二锹深，坑壁上有小镢的印子，坑口正冲着参的方向。
我爷的脸沉了。
这叫“参窝子”。有人在这儿挖过，没挖着，或者挖着小的，把大的留在原地养着，等明年再来。
这棵参，早有人惦记。
3 有人比我们先找到它
我爷没吱声，把坑填回去，枯叶重新铺好。
然后跟侄子说：“你上坡去，瞅着。天黑透了再下来。”
侄子没听懂：“瞅啥？”
“瞅人。”
侄子上去了。
那天他一直站到天黑透。三个人围着火堆，谁起夜谁先往坡上瞅一眼。第二天天刚亮，侄子又上去了。
我爷后来说，他放山二十九年，头一回把人支上坡替自己看风。
抬参急不得。
一棵上了百年的老参，须能伸出去一米多，密密麻麻扎在腐叶和泥里。得先把它四周的土一点点清开，像梳头似的，一根须一根须地捋。不能使铁家伙——铁碰了参皮，参就“破相”，掉价。
用的是鹿骨签子，一根削得溜尖的骨头。
头三天，我爷只睡了两宿，一宿没睡够四个钟头。
头一天的雨从晌午下到黑。雨不大，就是不停，落在叶子上沙沙地响，整座山都泡软了。三个人轮着跪在泥里，膝盖底下垫块桦树皮。
二赖子挖了半天就烦了，说这活不是人干的。
我爷说，不想干就下山。
二赖子不吭声了。
过了一会儿他又开口，问这棵参咋分。
我爷说，按规矩分。先瞅见的算头一股，你一份。
二赖子说：那我这不是发了。
我爷说：你先把须子捋完。
二赖子乐了，跪下去接着捋，捋了半袋烟又烦了，说这活儿比伺候月子还细。
那天侄子从坡上下来，说了一件事。
他说坡上能看见三条梁，两条沟。西边那道梁上有一缕烟，细，直，不像野火。
我爷问：多远。
侄子说：隔着两条沟，走的话得半天。
我爷没说话，把火堆往石头后头挪了挪，又拿湿叶子压了一层，烟就细了。
二赖子说：那兴许是看参场的。
我爷说：看参场的不会在梁上生火。
那天夜里三个人轮着守。二赖子守头一班，守到一半打起了呼噜。我爷起来替了他，坐到天亮。
第二天雨停了，起雾。雾在沟里走，比人走得快。
那天下午，那个坑边上，多了一样东西。
一个新踩的脚印，四十码上下，胶鞋底，前掌压得深。
我爷蹲下去看了半天。
脚印是从坡上下来，到坑边，又往沟那边去了。
他没跟那两个人说。他把自己的鞋脱了，拿手把脚印抹平，又抓了把干叶子撒上去。
侄子回来的时候，问他抹啥。
他说，抹自个儿的。
天黑了，三个人围着火堆吃饭。苞米面饼子，咸菜疙瘩，一人一小块。二赖子喝水喝得响。
侄子忽然说了一句：“大爷，那坑里的土是新的。”
二赖子嘴里还嚼着，抬头：“啥坑？”
我爷说：吃饭。
侄子不说了。
那晚上我爷守前半夜。他没坐着，绕着那棵参走圈，一圈一圈，走到后半夜换成二赖子。
换完班他没睡。他上了坡。
坡上能看见那条沟的对面，也能看见参窝子那一块。他找了棵倒木坐下，把棉袄领子立起来。
坐到后半夜，沟那边有响动。
是脚步。不重，一步一步，踩在湿叶子上。
他把手按在刀柄上，没动。
那脚步走到沟边，停了。
停了有半袋烟的工夫，又往回去，一步一步，远了。
天亮以后他下去看，沟边有一行脚印，跟前一天他抹平的那行一样，四十码上下，胶鞋底。
只是这一回，脚印是往回走的。
走到一半，断了。
那两天他心里已经有数。这棵参，他们不是头一个看见的。
“那为啥不早走？”我爸问过他。
他说：“走不了。它都露头了。”
第三天上午，侄子在坡上喊了一声。
不是喊“有人”，是喊了声“大爷”。
声音直打颤。
4 沟对岸站着一个东西
我爷爬上去。
侄子指着林子边上，手抬着，老半天没收回去。
我爷顺着看过去。
那不是熊，也不是狍子。熊和狍子他打了几十年交道，熊咋动、狍子咋跑，他闭着眼都有数——熊立起来，立不了一袋烟的工夫；狍子离人老远，撒腿就窜。
那东西是站着的。
站在沟对岸林子边上，隔着一条沟，几十步开外，看不真切。个子不高，像十来岁的孩子，一身灰褐色，让秋天的雨水泡过似的，看不出穿没穿衣裳。
它不动。
就那么站着，头朝着这边。
他没敢看第二眼。他低下头，攥紧索拨棍，压着嗓子说：别抬头，往下走，回火堆那儿去。
侄子跟着他往下走。
二赖子在下头。听见动静，他抬起头——他看见的是我爷和侄子两张煞白的脸，四只眼睛直勾勾盯着沟对岸。
他顺着俩人瞅的方向望过去，只望见一片雾。
二赖子“啊”了一声，转身就往沟底下跑。
跑出去二十来步，脚下一滑。那天雨水多，坡上全是湿落叶，叶子底下是碎石。他顺着坡滚下去，滚进一道石缝，卡在那儿，一声不出。
那一下他脑子嗡的一声，只剩一个念头：人撂沟里了，对岸那东西还杵着。
他没敢回头看，把耳朵支棱起来，听对岸的动静。
林子里静得瘆人。
他压着嗓子跟侄子说：猫腰，跟我出溜下去，别直腰，别回头。
侄子腿肚子直转筋。
我爷在他后脖颈上按了一把：你叔卡底下了，不能撂下他。
他说自己那会儿反倒不怕了。场上就剩爷俩，一个躺在沟底，一个腿肚子直转筋，全指着他拿主意。他是把头的，他要是先软了，这一趟人就交代了。
俩人猫着腰往下出溜。还没到石缝，先听见水声。
石缝底下有条小溪，几场秋雨下来，水涨了，水声在石头缝里滚。
到了跟前，才听见他喘气。
二赖子一条腿别在石缝里，半个身子泡在水里，脸朝下。
翻过来的时候，他嘴里全是泥。
侄子吓得手都软了，多半是我爷一个人拽着他胳膊往上拖。拖不动，解下腰上的布带子，拴在他腋下，一寸一寸往上提。
半个钟头，才把人弄上坡。
提到坡上，他不喊了。
不喊，也不哭。嘴张着，眼睛直勾勾盯着坡上。
我爷后来跟人说，那时候他当二赖子的魂丢了。
救人那半个钟头，他就偷空瞅了一回对岸。
雾还在，林子边上空落落的。
那东西不知道啥时候没影了。
他分不清哪个更瘆人：是它站着的时候，还是它没了的时候。
腿断了，断在小腿，骨头把裤子顶出一块，形状不对。
下坡前，他把挖开的坑回填了，蒙上一层湿苔藓，再铺上枯叶，看着像收了山的样；家伙什一样没落，全捆在身上。
他折了两根树枝绑上，拿刀把二赖子的棉袄豁开，缠住，背起来就走。
背了六里地，中间歇了两气，背到有人家的地方，人家给指了路。
拖拉机是生产队的大家什，得队长点头、司机应承，两头说通，又费了小两个钟头。
拖拉机在土路上颠了一个半钟头，二赖子叫了一路。
有一阵他不叫了。我爷以为人不行了，摸他的脖子，摸出一手的汗。
他小声说：“老哥，我不行了。”
我爷说：“到镇上再说。”
“我要是没了，”他说，“你跟我家那口子说一声，我不是怕，是腿。”
我爷说：“你自己说。”
到镇上卫生院，天黑透了。
值班的大夫姓孙，四十来岁，脱了鞋袜，摸着腿查了一圈，说：胫骨断了，腓骨也裂了，得先推回去，再打石膏。
推的时候，我爷和侄子按着他的肩膀和腿。
二赖子没喊，他咬住自己的袖子。
袖子咬破了。
孙大夫说，断得不算最坏，接上能长，就是这条腿往后要短一截，干重活会疼。
我爷问：多少钱。
孙大夫扒拉几下：手法复位五块，石膏三块，先按七天院算，一天八毛，加上药钱，一共十四块七。往后看腿长的情况，不够再续。
我爷站在卫生院的水泥地上，先摸了摸腰里。
四十块。那是他的家当。
他掏出十四块七交了，剩下的往二赖子手里塞。
二赖子不接，说这钱不能要。
我爷说：“你是跟我进的山。”
二赖子还挣。我爷把钱按进侄子手里：“你替他拿着。”
又跟侄子交代：“你留下，看好你叔。”
侄子壮着胆子说：大爷，要不我跟你回去搭把手。
话出了口，他自己先虚了。那座山，他这会儿一步不敢再回。可他也不能眼看着大爷一个人走。
我爷看了他一眼，没戳破他，只说：“山上我走惯了。参挖开一半撂不得，我得回去。”
临走，我爷回头看了一眼。
侄子正把走廊上那张长椅往孙大夫值班室门口拖，拖出半尺，又拖半尺。
我爷没吭声。
5 我一个人回了山
他当夜就往回走。
三十多里山路，摸着道边的树。
走了没二里，他就开始跟自己说话——说二赖子的腿，说家里那口猪该出栏了，说这雨再下两天，参就得烂在土里。
他说人一出声，山就没那么空。
他不是不怕。他说他怕，怕得后背的汗把棉袄溻透一层。
可他兜里一个子儿没剩，参还在地里挖开一半，二赖子躺在卫生院。
后半夜，他摸回火堆。
火快灭了，坡上的雾还没散。
头一件事，是扒开苔藓看那棵参。
土没塌，须子还捂得好好的。
他这才蹲下来，点了口烟。
打这起，山上就剩他一个人。
抬参的活停不得，土挖开一半撂下，须子见风就脆。他白天跪在泥里，一天只干两三个钟头，其余时候坐在火堆边上，背朝着坡，眼睛盯着对岸的林子。
独守那几天，他有个章程。
每天收工前，把挖开的土重新盖上湿苔藓，四边压石头，再拿桦树皮搭个小棚。早上掀开看一眼，须子没干，色没变，他才动手。
中午熬小米粥，一小把米，大半锅水。山里的水凉，锅底烧的是干枝，火苗不高，粥开得慢。
吃完了，他背靠一棵红松坐，把索拨棍横在膝盖上。
山里的响动他分得清。松鼠上树是碎的，狍子过草是长的。人踩断枝不一样，那是脆的，一声就完，听得出是人还是牲口。
听了三天，脆响只有一次。
是他自己踩的。
那几天夜里下了一场霜。
他睡到半夜冻醒了，起来一摸，桦树皮上白了一层。
他把棉袄脱下来，盖在参棚上，自己蹲在火边烤。火不敢烧大，怕人看见。他把手伸到火苗上烤热了，再伸进怀里捂着。
那半宿他没睡。
他想过下山。
想的是：天亮就下，参埋在土里，明年再来。
天亮以后霜化了，他掀开棉袄，苔藓还是湿的，参没冻着。
他把棉袄穿上，跪下去接着清土。
后来他跟我爸说，那一宿是他这辈子最想走的一宿。
他说：“人不是不怕。是怕完了还得干。”
参窝子那边，他也留神着。
一个人影都没有。
西边那道梁上的烟，第三天就没了。往后七八天，一回也没起过。
他后来想，兴许是喊山那天动静太大，那人听着了，没敢再来。
回山独守那几天，那东西又让他撞见两回。
不是同一天。一回是夜里，一回是晌午。
都站在老地方，都不动。
头一回，他蹲在火堆边上没动，就当没瞧见。
第二回，他站起来，冲那边喊了一声。
喊的什么？我问他。
他说：我喊“哎”。
我说：为啥喊“哎”。
他说：“我想看看它跑不跑。”
它没跑。
喊完了，山那边回来一声。
是他自己的声，撞在对面石壁上，绕了一圈，散了。
他站在原地，等那声音散干净，又等了一会儿。
那东西没动。
那天他反倒踏实了一点。能看见的东西比看不见的好办，它站在那儿，他就知道它在哪儿。
他说那要不是活物，就是活得太久了。
那天晌午他看清了一点。
隔着雾，那东西的肩是塌的。
不是驼背那种塌，是站久了卸了劲的塌。像一个扛了一辈子东西的人，把东西放下了，站在那儿歇。
我问他，那脸呢。
他说，没脸。或者说，看不清。雾挡着，眼睛使不上劲。
我问，那它有多高。
他抬起手，比到胸口下头一点。
“到这儿。”
我爷那年一米七二。他比的地方，一米二上下。
后来这些年，我听人说过几起关外的旧事。四十年代初，长白山里也有过“野人”的传闻，说是个子不高，直立，见了人就往林子里退，从没伤过人。
我不知道这是不是一回事。
我也不敢往这上头想。
最后那天他没再看对岸。
不是不怕。那棵参快出土了，他得低着头。
6 四十七个节
他这辈子就那一回，手抖了。
抬参的规矩，一步不能错。
先用鹿骨签子把参四周的土清到能看清全部须根的走向。老参的须是往外爬的，爬到哪儿，你挖到哪儿。
回山头一天，他接着清东边，清出三条主须，拿湿苔藓裹上，再用树皮压住，怕风干。
西边有根长须，钻到一棵倒木底下去了。第二天，他不敢硬拽，跪在泥里拿签子一点一点掏倒木底下的土，掏了小两个钟头，才把那根须囫囵个儿抽出来。
第四天下午，参身子才露出土面。
那会儿他停了很久。
他说他不敢下手。
他把签子插在土里，跪着，抽了一袋烟。烟抽完，烟锅在鞋底上磕干净，又跪下去，两根指头捏着参脖子，一点一点把它从土里托出来。
托出来那一下，没有声。
那一下他一辈子忘不了。一棵在腐叶底下活了一百多年的东西，从土里托出来，没声。土没声，山也没声。
就听见自己的心跳。
过了好一会儿，他才看见泥里有一小截东西。
筷子尖那么细的一根须子，卷在湿泥里。那是钻进石缝里的一根，签子够不着，托参那一下，它断了。
他把它拾起来，拿指头把泥捻掉，揣进贴身的兜里。
须子钻了石缝，神仙也留不住，他没往心里去。
那棵参摊在他铺好的桦树皮上，主根粗，像个蜷着睡觉的人。须根铺开，最长的伸出去一米开外，白的、黄的、半透明的，摆在树皮上，像一小把让水冲得干干净净的草根。
脖子上那道纹，一圈挨一圈，密得数不过来。
他掰着指头数，数出四十七个节。
四十七个节。
按山里的说法，参脖子上一年长一个节。可老参有蛰伏的年头——赶上荒年不出苗，就不长节。
四十七个节，是四十七年往上，上不封顶。
他又看那芦碗挤得一层摞一层，皮色老得发暗，纹深得卡进肉里——这是拿年头喂出来的样子。
他断它是一百四十年往上。
包参之前，他把那一嘟噜红榔头摘下来，籽撒在窝子周围。
老规矩，抬参还籽，给山留种。
撒籽的时候他跪着，一粒一粒捻，撒得匀。
那一下他手抖了。
不是累的。他说，是舍不得。
然后他用苔藓把参包好，外头裹一层桦树皮，卷成一个参包子，两头窝住，再包一层黑布，麻绳捆了三道，斜背在肩上。
下山走了四天。
他不敢走来时的沟，专挑没人的梁上绕。第三天在半道上让雨浇透，发起烧来，在人家看地的窝棚里躺了半天，爬起来接着走。
第四天晌午，他走到沟口。
那天没雾。
他在沟口听见一个动静。
不是林子里的，是人的——一个女人的声音，很轻，从沟底下浮上来，一直喊。
喊的是两个字。
我爷站住了。
他把参包子从肩上卸下来，抱在怀里，往沟底下听。
那声音不远，就在下头那道弯的后头。喊一句，停一会儿，再喊一句。不是喊人，是喊魂的那种喊法。
他往下走了十几步，又站住。
他说他不敢下。
背上这棵参，是他跪了六七天抬出来的。沟底下要是有人等着，他这一趟就白干了。要是遇上那东西，他这一个人，连个递话的都没有。
他站在那儿听了有一袋烟的工夫。
那声音一直没停。
后来他掉头走了。
他听不清那俩字是啥。
到死也没听清。
我问过他一回：你后来想过没有，那会不会是有人在喊救命。
他坐在炕沿上，烟袋锅子在鞋底磕了半天。
“想过。”
“想过多少回？”
“三十多年。”
7 王掌柜说，这东西我收不了
那天他天黑透了才挪到镇卫生院。
侄子蹲在走廊里啃干粮。见着他，站起来，嘴里的饼子还没咽完。
我爷把背上的参包子按了按，说：看好你叔，我去趟县城。
第二天一早，我爷搭了辆进县城拉土豆的马车。
出了镇子上了公路，迎面过来一辆自行车，车后架上绑着鸡笼、麻袋，铃铛响成一片。进了县城，街口的大喇叭正说评书，声音劈了；供销社的门脸刷着绿漆，门口堆着刚卸下的土豆。
晌午到的。
“王记”这块牌子，在老街挂了六十多年。
铺子里一股陈年的参味，干的，苦的，闷着一点甜。
我爷进门，说明来意。王掌柜没言语，上下把他打量了一遍，掀开柜台头的布帘，把他让进了后屋。
后屋一铺小炕，一张炕桌。
我爷把参包子搁在桌上，一层一层打开。
王掌柜看了很久。
先看脖子上的纹，再数节，然后拿起来凑到窗户光底下，转着圈看。
看了足有一刻钟。
我爷站在炕沿边上，两只手在裤缝上蹭了两回，末了按在炕桌边上，没敢碰那块布。
外院一辆自行车过去，铃铛响了两下。
王掌柜还在看。
我爷听见自己的肚子叫了一声，咳一下盖过去。
然后王掌柜把参放下，从立柜底下摸出一杆小秤。
这秤是公私合营前铺子里的老底子，十六两一斤，杆细，砣小，专用来称参，轻易不拿给人看。
参搁上去，秤杆翘起来了。
王掌柜把秤砣往外捻了一点，又往回捻了一点。手停在那儿，眼睛盯着秤星，半晌，抬头看了我爷一眼。
“八两三。”
那当口，屋里静得能听见外头风吹幌子。
八两三。八两为宝。
按老讲究，八两往上就不算药材了，算“宝”。宝不进药罐子，进玻璃罩子。这种东西，不该搁在一个放山人的背上。
王掌柜把秤杆放平，拿布把参重新包上，推回来。
他说：“这东西我收不了。”
我爷问：为啥。
王掌柜说了一句我爷记了一辈子的话：
“它太整了。八两三，大须一根没断。谁抬的？”
我爷说：我。
王掌柜看了他半天，说：“你把它埋回去吧。”
我爷站在柜台前没动。
他后来跟人说，那会儿他没想钱。
他想的是：我跪了六七天，磕了仨头，二赖子跟着我搭上一条腿，这会儿还躺在卫生院——你让我埋回去？
王掌柜见他不动，从柜台底下摸出一样东西。
一张纸。
一张收购单。
上头印着“××供销社土产收购专用”，空白的，只有最上一行手写着：“野山参 壹 支 重 肆两 陆钱 单价 壹佰壹拾元”。
王掌柜把单子推到我爷跟前，说：
“我给你按这个开。四两六，一百一十块一斤……你能落三十一块六，顶你一个月的工资。”
“东西我留下，托人往南边送。出了事，跟你没相干。”
他后来才咂摸过味儿来。那张单子，护的是他，拴的也是他。
纸上写得明明白白：四两六，三十一块六，两厢情愿。真出了事，他也是有份画押的。
他瞅着那张单子，瞅了很久。
三十一块六。
八两三变四两六，一百四十年的参，变一个月的工资。
他一辈子没算过那么快的账。
四两六，三十一块六。他兜里剩不到二十五块。二赖子的腿，还得养小半个月。
他把这两个数按在一块儿看了一会儿。
然后他说：我不卖。
王掌柜没恼。
他把单子收回去，叠成四折，塞进抽屉，说了一句：
“那你寻别人去吧。老街收参的，就我一家。”
我爷收起布包，转身往外走。
走到门口，王掌柜在他背后说了一句话。我爷到死都记着：
“兄弟，这东西带在身上，比揣着个雷还沉。”
我爷出了门，站在老街口上。
日头偏西了，幌子在风里直响。
他背上那棵参，八两三，一百四十年往上，全县就这一家收，这一家不收。
他在街口站了有一刻钟，脚底下是自己影子。
那天晚上他住在县城东关一个车马店，一宿八毛，通铺。参包子枕在头底下，没敢撒手。
夜里通铺上响动不断。有人打呼噜，有人磨牙。靠墙那条铺上的人半夜还在数钱，纸票子捻得很轻。
他把手伸到枕头底下，摸了摸那个包。
包是凉的。
第二天早上他没走。
他又去了一趟老街，站在铺子对面的墙根下，看了一上午。
看什么呢？
他看的是人。
看谁进了那个门，看谁出来的时候手上提着东西，看那些人的腰上沉不沉。
一上午，进去七个人。三个拎着口袋，送榛子的送蘑菇的。两个问价的。还有两个空手进去，空手出来。
没有一个人背着参。
晌午他回了车马店，把那床被子叠好，把钱付了。
出门的时候，店老板问了一句：往哪儿去。
他说：回去。
其实他没回去。
他去了汽车站。
8 八百块，三间房
他在汽车站蹲了两天，一天三趟车，没等着一张生脸。
那个外地人是十月中旬来的。
山里落过头场霜，早上水缸结了层薄冰。他穿一件黑呢子大衣，戴一顶呢帽，说话是关里口音。
他不进王掌柜那儿。他在汽车站，候车室里站着等人。
那年月岭上县的汽车站统共两间平房，一间卖票，一间候车。候车室里四条长椅，一只开水桶，桶边上挂着个铝瓢。一天三趟车：早上一趟去省城，中午一趟去地区，下午一趟往东边几个县。
卖票的窗口只开半扇，里头隔一会儿报一声：“往省城的，八点。”
有人端缸子去接开水，铝瓢在桶沿上磕出两声。
一个穿黑呢子大衣的人，在这屋里站一上午，谁都能瞧见。
话递到了，日子没说死。那人一天不落地守在候车室，看见腰里沉、脚步稳的，就从后头绕出去搭话。
是我爷先被寻上的。
侄子说，那人是通过一个跑长途的司机搭的线。
司机姓吴，跑省城线，常帮人捎东西，也帮人递话。那年秋天，老鹰崖出了大货的风声早传遍了村里，跑长途的耳朵长，顺嘴就把话递到了侄子这头。
吴司机跟侄子说：有个人，收好东西，出价高，不问来路。
侄子回村跟我爷说了。我爷没应。
过了三天，我爷把参拿了出来。
他怎么想的，我爸也说不清。
我爷晚年自己说过一回。他在炕沿上坐着，烟锅磕了三回，才开口：
“那几天夜里睡不着。翻来覆去，就一句话——卖了，这事就算过去了。”
过去了没有，他没说。
我爸就一句：“那年头八百块，能盖三间房。”
那年盖房，一间土坯房包工包料二百来块。三间，七八百。
我爷家那会儿还住着土改分的老房，房梁上一道裂缝，下雨就漏。
他们是在汽车站后头的空地上见的面。
那人把参托在手里，先看脖子，再看须，然后举起来，冲着天看。
那天阴着，没日头。
他举着参看了很久，放下来，说了一句我爷后来老念叨的话：
“这是山里的东西。”
我爷说：是。
那人说：“山里东西有山里的价。”
他先抬手看了下表，又扭头看了眼窗口上挂的车次牌，才从大衣内兜掏出个布包。
打开，一沓钱，十块的五块的都有，橡皮筋捆着。
他数出八百，压在我爷手里。
我爷没数。
他说他那天手是凉的。钱压在手里，他连数都没数，就往怀里揣。
那人把钱给了，把参包好，揣进大衣里，转身就走，一句多余的话没有。
我爷在后头喊了一声：“同志。”
那人回头。
我爷说：“这参……”
他说不下去了。
那人看了他一会儿，说了一句：
“大爷，你放心。它往南边去，不糟践。”
他在原地站着，一直站到那人出了车站大门，拐上公路，看不见了。
他这才低头看了看怀里。
八百块，一卷，还带着那人的手温。
那天他后半夜到的家。
头一趟打县城回来，他跟奶奶提过一嘴参的事，奶奶当时没吱声。
这会儿奶奶没问他跟谁进的县城，也没问他怀里揣的啥。
她坐在炕沿上纳鞋底，只问一句：“钱呢。”
我爷把钱搁在炕桌上。
奶奶数完，拿手绢包上，塞进柜底，吹了灯。
吹灯以后，两个人都没睡着。
我奶奶问了一句：“卖了？”
我爷说：“卖了。”
“多少钱。”
“八百。”
屋里静了一阵。
我奶奶说：“那可不少。”
我爷说：“不少。”
然后再没人说话。
那三间房是转年开春盖的。
脱坯，上梁，请的是邻村的木匠，一天管两顿饭。院墙也垒了，鸡窝挪到东头。剩下的钱置了口粮，还了二十几块外债，一笔一笔都在明处。
搬进去头一晚，奶奶说新炕太新，睡不惯。
我爷也没睡着。
他跟我爸说过一句：房子是亮的，房顶太新，压得慌。
那天夜里他在房檐底下坐到后半夜，抽了半宿烟。
打卖了那棵参起，我爷再没进过山。
他还想进。进不去了。
第二年秋天，老鹰崖那边塌了一大片，整条沟都平了。到了八月末，他背着家伙走到沟口，站了一会儿，回来了。
第三年又去一回，还是站在沟口。
再往后他不去了。
可一到八月末，他就站在院门口，朝东边看半天。
奶奶问他看啥。
他说：看看天。
东边那片天，比别处低一点。
9 二赖子的信
二赖子在卫生院前后躺了小半个月。
孙大夫本来说住七天，那条腿肿得厉害，多躺了好些日子，多出来的床位钱，从我爷留下的那二十五块三里出。
头几天是侄子一个人守，家里隔三差五给他捎干粮。
头一宿孙大夫半夜出来解手，让那条顶着门的椅子绊了个趔趄，扶着墙站稳了，也没言语，回屋把门留了一道缝。
往后我爷打县城回来，又去镇上守到二赖子出院。
二赖子能拄拐下地那天，侄子用一辆小推车把他拉回了村。
那年冬天，二赖子家的炕是凉的。
他老婆是山东人，跟他一块逃荒过来的，一双手粗得像树皮。家里俩孩子，大的七岁，小的三岁，小的冬天穿老大穿剩的，裤脚卷三道，麻绳扎着。
那年冬天，二赖子家的烟囱冷得早，一天两顿稀的。
我爷头一回送玉米面去，是腊月初八。
他背了三十斤，从自家走到二赖子家，四十分钟。路上有个坡，结了冰，摔了一跤，面袋子破了个口，撒出去小半斤。
他蹲下来，把撒在雪面上的面一点一点捧起来，拿纸包上揣进兜里——雪是白的，面是黄的，捡得干净；粮食金贵，回去过遍罗还能吃。
他到门口，先把袋子上的土拍打干净，用手掐住破口，才敲门。
二赖子开门，一见是他，脸腾一下红了。
他说：老哥，你别来了。
我爷说：都背来了。
二赖子不接。
我爷把面袋子搁在门槛上，转身就走。
走出十几步，听见二赖子在后面喊了声“老哥”。
他没回头。
他说他不敢回头——回头看见一个四十多岁的汉子拄着棍站在雪地里，他怕自己撑不住。
那个冬天往后，他一个月送三十斤，一回没落。
最后一回是开春。
二赖子家门开着，屋里人收拾着东西。二赖子坐在门槛上，边上放口木箱，打了两道绳。
我爷把面放下。
二赖子说：“老哥，我要回山东了。”
我爷说：我知道。
二赖子说：“这面我背不动了。”
我爷说：“路上吃。”
俩人谁也没提山上的事。
二赖子走后个把月，托人捎来一封信。
信是他老婆写的，字歪歪扭扭，一共六行。
信上说，腿长上了，短了一截，走路得拄棍。地里的活干不了了，一家人回了山东，投他哥去。外来户的地本就是代管的名分，人废了，地也就交了回去。那边地少人多，先挤在哥家的偏屋里住下。
信里还捎带两句家里的事：大的那个开春上了学。她兄弟没跟着走，还留在关外那边的林场；等来年秋后，让他捎二斤棉花去山东——那边过冬，缺棉。
末一行是他口述的，她照着写：
“老哥，那天山上，我什么也没看见。是腿自己软的。”
一封信六行，一个字没提参。
按山里的规矩，那红榔头是二赖子先瞅见的，算头一股。就算他那天在坡底下是让两张脸吓跑的，那一股他也有份。
他提都没提。
我爷没让人回信。
转年开春，他托人捎过去半袋子黄烟、二斤木耳，没捎话。
这信他看了三遍。
第三遍才看明白。
二赖子什么也没看见。他看见的是两张脸，煞白的，听见的是那句“别抬头”。雾里到底有没有东西，他到死也不知道。
他是让人吓跑的。
想到这一层，他在炕上抽了半宿烟。
抽到天亮，又想起另一个问题：要是沟对岸从来什么也没有，那我看见的，到底是什么？
这个问题他往后二十二年没跟人说过。
第二年秋天，王掌柜出了事。
具体啥事，老蚕说得含糊。只说是“账上的事”，也有人说是“参的事”。
一九八四年，正赶上打击经济犯罪的风头，上头下来查账，查收购单据和库存。
查到末了，铺子里有七棵参对不上账。
那七棵参，既没收据，也没出库的记录。
王掌柜被带走问了三天话。
放出来，铺子关了半个月。再开张的时候，帘子换了，换成一块白布，上头就俩字：“山货”。
打那儿起，不收参了。
一九八六年，他把铺子盘出去，去省城投了儿子，再没回来。
老蚕说到这儿，就住口了，把烟头在鞋底上摁灭。
我回宾馆算了一遍年份。
我爷那棵参，一九八三年九月抬出来。王掌柜回绝他，是九月中旬。第二年秋天，查账。
当中隔着一年。
老蚕说王掌柜这辈子经手过三棵八两往上的参，前两棵都发往了南边。我爷那棵是第三棵。
一九七四年一棵，一九七七年一棵，一九八三年这一棵。
前两棵收了。第三棵不收。
我在宾馆的便笺上把年份写成一行，写完看着。
一个收了三十年参的人，单子都开出来了，价钱压到三十一块六。他想收，只是想压到底收。我爷要是点了头，那棵参当天就进他的库房。
他没等我爷点头。他让我爷背回去，埋了。
我又添了一行：卖了，八百块，买主不进老街，在汽车站等着。
再一年，七棵参对不上账。
这几件事凑在一块儿，只剩下一个说法讲得通：那棵参不能从他手上过。
可这话也说不圆。
他要是怕事，说一句“你拿走”就完了。老街收参的就他一家，我爷背出去，卖给谁他都不担干系。
他说的是“埋回去”。
我爷到死记着这三个字。我记到今天，也没弄明白。
10 可能它才六十年
这句话我想了十年。
二〇一五年冬天我二十七，回老屋住了一宿。炕烧得热，半夜醒了，坐起来抽烟，想起的都是我爷临走那个冬天。
我爷是二〇〇五年冬天走的。
肝上的毛病，发现得晚。大夫说年纪大了，只能拖着。拖到末了那两个月，他疼得睡不着，整宿整宿坐着，背靠着墙，眼睛睁着。
有一宿我守着他，给他喂水。
他喝了两口，忽然说：“那棵参，我算错了。”
我说：算啥错了？
他说：“不是一百四十年。四十七个节，最少是四十七年——山里数节，只能数下限。蛰伏的年头不出苗，不长节，空了多少年，谁也数不出来。”
他停了一会儿。
“可要是空得少呢？”
我没听懂。
他说：“四十七个节，拢共就空了十几年，那它也就六十来岁。六十年的参赶上好年景，一路疯长，兴许也能长到八两三。”
“那它就不是宝，是一棵长疯了的参……”
他没说完。
隔了很久，他说了一句我记到今天的话：
“可能它才六十年。”
我那会儿不懂他在意这个干啥。
后来我问过参场的老把式。他们说芦碗一年一个，可老参有蛰伏的年头，不出苗就不长碗。数节只能数出个底，数不出顶。真论岁数，还得看芦、看纹、看皮色。
一棵一百四十年的参，八两三，是宝。
一棵六十年的参，八两三——那就是一棵长疯了头的参。行里的话，叫“虚胖”。
他为什么不肯埋，我是后来才摸着一点。
他怕的不是“不灵”。
他怕的是，他跪了六七天、磕了仨头、拿命换回来的东西，压根不是山给的宝，只是棵长疯了的参。埋回去，就再没有人能告诉他它到底是啥。他宁可揣着个雷，也要留着这一问。
后来悔，也悔在这上头。那个穿黑呢子大衣的人，一眼就能瞧出来。
那人拿八百块，把我爷这辈子唯一一次知道答案的机会买走了。
我爷走的那年冬天，雪下得大。
葬礼过后第三天，我一个人上了山。
那时候老鹰崖那边修了路，往里走还有一段老林。我不懂参，也不会找参，我只想看看那条沟。
沟是平的。
真平了。当年塌下来的石头让雨水冲得顺溜了，沟底起了一片幼林。红松还不高，一搂粗的一棵都没有。塔头墩子上积着雪，一层压着一层。
我在那儿站了一个多钟头。
然后我看见了红。
不是红绳。是一小丛草，叶子早枯了，剩几颗果子，冻得发黑，半透明的，让雪压着半边，露出来的那半边还是暗红。
我蹲下去，把雪扒开一点。
底下是五品叶。
叶子枯了，卷着，让雪压得贴在土上，可五片一轮的样子还在。
我伸手，拨开腐叶，摸到参脖子那一截，粗糙，凉，一圈一圈的纹。
我没有喊山。
我只是把手收回来，把雪重新推上去，让它接着埋。
然后我站起来，走了。
二〇〇七年翻盖老屋，我从炕柜底下翻出那个铁盒。
铁盒里那截须子，我后来拿了个玻璃瓶装起来，搁在书架上。
有一年冬天我喝多了，坐在书房里，把瓶子拿下来看。
两寸来长，干得发脆，颜色像旧茶叶。
我数了数他留下来的东西。
一根签子，一卷红绳，一截断须。还有一张烟盒纸，上头写着四个字。
那三间房还在。我小时候在那房里长大，在这铺炕上睡到十八岁，房梁上我爷的索拨棍挂到二〇〇七年才取下来。
村里人都知道那三间房是拿参换的。大人当着我不说，小孩学嘴——骂人的时候就一句：你家房子是卖参卖的。
我小时候为这句话打过两回架。后来不打了，人家说得对。
二〇一一年我在老街那家熟食店称猪蹄，老板听我把这事讲完，问了一句：
“那人花八百块买的，搁现在值多少钱？”
这个问题我没想过。
一九八三年的八百块，搁今天也就七八万的购买力。可那样一棵整参，八两三，放到今天的行市上，一百多万到三百万。
我把数说给他听。
他笑了：“那你们家亏大发了。”
我说：是亏了。
可那天从熟食店出来，我一路想的都是他七十三那年冬天，坐在炕沿上点烟袋锅，火柴烧到指尖也没扔，就那么捏着。
那个本家侄子，从卫生院回来那年二十一，往后几十年，一步没再进山。
他在村里当了三十来年会计，见人先笑。
我上大学那几年，寒假回来问过他：那天在坡上，你到底看见啥了。
他说：“那时候我小。”
我说你二十一了。
他想了想，说：“我眼神不好。”
我爸在参场干了三十年，后来参场改制，他成了个体户，在山脚下包了一小片参地——种的是林下参，把苗子撒进林子里，不管不问，随它长十五二十年。
他常说一句：“你爷那代是抢，我这代是等。”
后来这些年我在外头跑，回去得少。
去年冬天我又回了一趟岭上县，他快七十了，走山路得拄棍。
他领我去看那片林子，指着地上一层枯叶说：叶子底下埋着参苗，种下去十五年了。
“再等五年，就能起。”
我问：能卖多少钱？
他说：不好说。地上的人越来越多，山上的人越来越少。
我问啥意思。
他寻思了一会儿，说：
“以前的人进山，是求山给东西；现在的人进山，是求山别塌。”
那天下午往回走，走到半道，雪下来了。
先是几片，落在肩上就化。后来成了片，枯叶盖住了，山路也看不出原来的样子。林子里的响动一点点没了。
我爸在前头走，忽然回过头：
“你爷那事儿，你写下来吧。”
我说：写了怕人骂他。
他说：“骂就骂吧。他一辈子没跟人说过几句实话，就讲过一件事——八两三。他讲了二十多年，兴许就是想让人替他判一判。”
“判他到底错没错。”
我站在雪地里，没吭声。
雪把来时的脚印盖住了。
我爷念叨了半辈子的那句话，我到那天才听出点别的意思——万能的不是参，是山。
这话是他自己琢磨出来的，还是听老辈人说的，我没问过。也问不着了。
山就在那儿。秋天长一茬红榔头，冬天把地上的东西盖一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