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爹在上海四川路上开报馆，兼着两家纱厂。我是他唯一的孩子。
一九三四年冬天，有人往我家门缝里塞了一封信，说我爹替日本人运棉花。
接信的是侦缉队长裴砚山。三天后，满上海都说我半夜去找男人，清白毁了。
是我求他娶的我——我说，我成了队长太太，那封信后头的人动我之前得先想想。
我们过了十一年。他老了，我没有。
第十一年冬天，他死在虹口一个仓库里。眼睛是闭着的，不是我合的。
是我把他送进去的。
1、 阿寿走的那天
阿寿死的那天，上海下雨。
殡仪馆的人问我要不要哭一场。我说不用。
他说，太太，规矩是要哭的，不哭，边上人要讲闲话。
我说，我送过三次了，哭不出来。
他愣了一下，大概以为我老糊涂了。他给我倒了杯热水，把单子推过来让我签字。我签“沈昭”两个字，手很稳。他看了看我的脸，又看了看单子上的年纪，没敢多问。
签完他问我，跟死者什么关系。
我说，主仆。
他说，多少年。
我说，六十二年。
他算了算，说，那您是老先生从前的东家？
我说不是。
他说，那怎么叫主仆。
我说，他给我做过六十二年的事，我给他发过六十二年的工钱。这不是主仆是什么。
他没再问。
我这辈子最怕别人问年纪。
阿寿跟了我六十二年。他是沈家的门房，我嫁人那年他十六，替我提过一次箱子，后来就一直跟着。我换过七个身份，他替我办过七回丧事——都是我名义上的“死”。
这一次轮到他了。
他七十八岁，走得很安静。前一天还叫人扶他起来，说要给我煮碗面。面没煮成。
我在灵前坐了一夜。天亮时雨停了，屋檐上还滴着水。
阿寿最后那半年，说话已经不利索了。
他坐在铺子门口晒太阳，我给他端茶。他接过杯子，看了我半天，说：太太，您还是这个样子。
我说，我这个样子不好？
他说，好。就是不好认。
我说，怎么不好认。
他说，您这个样子，我不敢老。
那天下午他没再说别的。
一个月后他就不大起得来了。我忽然想，这一次是真的没人知道我是谁了。
这个念头一出来，我就想起一九三四年。
那年我十九岁，还以为什么事都来得及。
我爹做着两样生意：一家报馆，两家纱厂。我是他唯一的孩子。
十九岁那年冬天，有人往我家门缝里塞了一封信。
信上说我爹替日本人运棉花，是通敌。字迹是仿的，模仿我爹一个旧伙计的笔迹，仿得很像，但有一个字错了——那人写“綑”不写“捆”，我爹的伙计是宁波人，从来不写那个字。
我拿着信去找侦缉队。
接待我的是裴砚山。他二十六岁，穿一身藏青制服，个子高，说话慢。他把我让到椅子上，自己站在窗边看那封信，看了很久。
“这信你从哪儿拿的？”
“门缝里。”
“还有别人看过？”
“我爹看过。他叫我烧了。”
他把信折起来，放进内袋。
“你为什么不烧？”
我说：“因为有人想让它烧掉。”
他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长，长到我后来很多年都记得。
三天后，全上海都在传：沈家的小姐半夜一个人去找侦缉队，跟一个男人在屋里待了半个钟头。
传得比真的还细。有人说我衣领是歪的，有人说出来的时候脸是红的。
我爹气得摔了两个茶碗。我娘哭了三天。
第七天，裴砚山来了。
他穿了件新的长衫，站在我家堂屋里，跟我爹说：信是纱厂账房伪造的，人已经招了。
我爹问他，那为什么还不结案。
他说，因为账房背后还有人，那个人动不了。
我爹问，动不了是什么意思。
他说，意思是这封信还有第二封、第三封，您府上往后还会有。
那天晚上我做了个决定。
我去找他，在侦缉队门口等他下班。
我说，我要嫁给你。
他看着我，没有说话。
我说，我不是求你救我。我是想明白了：我要是成了侦缉队队长的太太，那封信后头的人，动我之前得先想想。
他说，你这是拿自己换。
我说，我本来就没什么可换的。
他站在那儿，看了我很久。
他说，沈昭，我不占你便宜。这婚是假的，什么时候你想走，跟我说一声，我签字。
我说，好。
我们成亲那天，来的人不多。我爹摆了三桌，来的人里有一半是来看热闹的。
2、 假婚变真心
我们在兆丰公园旁边租了房子，两间正房，一间灶披间。
他不常在家。侦缉队的事多，有时三天不回。回来就把制服挂在门后，脱了鞋，坐在桌边喝一碗冷茶。
他喝茶不讲究，什么茶都喝，浓的淡的都行。这一点我记了六十多年，后来每一世我看见他喝茶的样子，都能认出来。
他不说甜话。假婚这件事，我们谁也没再提。
头两年分房睡。他住东间，我住西间，门对门。
第三年冬天我发高烧，烧了三天三夜。他守了我三夜，第三天夜里我醒过来，看见他坐在床边，靠着墙睡着了，手里还捏着一块湿毛巾。
我叫他。他醒过来，第一句话是：你想走吗。
我说不想。
他说，那就这么过。
从那天起，我们才成了一家人。
后来我问他，当初为什么答应。
他想了半天，说：“你跟我说话的时候，手一直没抖。”
我们过了十一年。
这十一年里，我们只吵过一次架。
吵的是我要出去做事。
我爹的报馆缺人，我想去管副刊。我跟他说了，他不说话，把茶碗放下，说：“不行。”
我说：“为什么不行。”
他说：“抛头露面。”
我说：“我爹的报馆，不是外人的地方。”
他说：“外人的地方反倒好办。自己人的地方，人家不说你，说你爹。”
我说：“那你呢，你在侦缉队，天天在街上走，怎么没人说你老婆该在家。”
他把烟点上，抽了一口。
“沈昭，”他说，“我娶你的时候，全上海都说你名声坏了。我顶着这句话娶你，不是要你一辈子躲在家里。是我怕。”
我说：“怕什么。”
他说：“怕你出事，我救不了。”
我说：“你救不了我，我也救不了你。可我总不能因为救不了，就什么都不做。”
他把烟摁在茶碟里，摁了很久。
第二天早上，他出门前说了一句：“副刊的稿子，你拿回来给我看看。”
我说：“看什么。”
他说：“看看有没有骂我的。”
那是他唯一一次让步。
后来我在报馆做了四年副刊，编过诗，编过连载小说，还替人写过两篇悼文。一九三九年报馆被砸过一次，我在场，从后门跑出来的。
那天回家，他坐在桌边等我。看见我进门，站起来，走过来，把我从头看到脚，看了一遍。
看完他说了一句话：以后再有这种事，先回家。
我说，家要是也没了呢。
他愣了一下，说：那我先去找你。
我说，你找不着呢。
他说，那就一直找。
这话他说得很快，像是早就想好的。
我说：“下回我还是要去。”
他说：“我知道。”
这十一年里，我从十九岁到三十岁，脸上没长一条纹。他倒是从二十六岁往四十岁走，眼角有了褶子，鬓角白了几根。
一开始我没在意。女人家照镜子，总觉得是自己会保养。
三十岁那年，我去参加一个旧同学的婚礼。十年没见，她一见我就叫起来，说你怎么一点没变。
那年月的上海女人，一见面先看脸。
回家我照了很久的镜子。镜子里的人确实不像三十。像二十四五。
我问他，我是不是看着比年纪小。
他说，是。
我说，那你怎么不早说。
他放下茶碗，看了我一会儿，说：“我怕你知道了会走。”
那时候我笑他胡思乱想。
现在我知道，他不是胡思乱想。他是早知道。
一九四五年的十一月，他要去查一批货。
那封信的事过去十一年，我一直以为结了。其实没结——这些都是后来才知道的。当年招供的账房，第二年就死在牢里，死因写的是病。裴砚山没跟我说，他自己在查。
查到那年冬天，他摸到一条线：那批“棉花”从来没出过上海，全进了虹口一个仓库。
他要去仓库看。
一九四五年的秋天，我犯了一个错。
我把那封信的事，告诉了一个人。
那个人是我爹的老友，姓方，报馆的主笔，做过两任道台的幕僚。他听了以后说，这事他能帮上忙，他认识南京那边的人。
我信了。
我信他的理由很简单：我爹信他。
三个月后，方先生那边传话过来，说能从上头压下来，让我们等一等。
裴砚山听了，只说了一句：等不了。
我问他为什么等不了。
他说，因为有人去仓库看过，把东西挪了。挪货就是收手。收手就说明他们怕了，这时候进去，能抓到人。
我当时没听懂这句话。
后来我才知道：方先生把我告诉他的话，卖给了那条线上的人。他们知道有人在查，所以提前挪了货，也提前布了人。
我传的那句话，成了他去仓库的理由。
他以为对方在收手。
那天晚上他回来得很早，洗了脸，换了件干净的衬衫。我给他热了饭，他吃了两碗。
我看了看他的袖口，磨破了。我说，等我给你补一件。
他说，不要紧，来得及。
那件衬衫他再没穿过。
吃完他说：“今晚我可能不回来。”
我说：“那我等你。”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
“沈昭。”
“嗯。”
“这回换你先走。”
我以为他说笑话，还笑了一下。我说，什么话，你先走我先走，不都一样。
他没笑。他看了我很久，然后开门出去了。
那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完整的话。
那天晚上他走后，我把碗洗了。
洗到一半，我停下来，站在灶间，听外头的声音。
上海的夜里有很多声音：卖馄饨的敲梆子，巡捕的哨子，隔壁人家的留声机。
我听了很久，没听见什么。
我把碗洗完，擦干，扣在架子上。又把他换下来的一件衬衫洗了，晾在竹竿上。
那件衬衫第二天早上还在滴水。
后半夜三点，队里来人敲门。敲得很急，敲得整条弄堂都亮了灯。
我跟着去了。他们不让我进去。
我在仓库外头站到天亮。铁门半开着，能看见里面的灯，有几个穿制服的人进进出出。每出来一个，我就问一句，他们都说不知道。
天亮的时候他们让我进去了。
他已经被人抬到门口，脸上盖着一块布。
我伸手把布掀开。
他的眼睛是闭着的。
不是我合的。
我在那儿站了很久。
队里的人问我认不认得，我说认得。他们让我签字，我签了。
签完有人递给我一支烟，我说我不抽。那人说，抽一口，定定神。
我抽了一口，呛了很久。
那年他三十七岁。
我三十。
我送他下葬那天，天很好，一点风都没有。来的人不少，有队里的，有我爹报馆的，有几个我不认识的。
阿寿站在我后头，替我撑着伞。其实没太阳。
下完葬，人都散了。我在坟前站了很久。
我跟他说，你等我。我过几年就来。
我没做到。我到现在还在。
下葬那天来的人里，有一个我不认识的。四十来岁，穿灰布长衫，站在最后头，一直没说话。
人都散了，他还站在那儿。
我走过去问他，你认识他？
他说，不认得。我来看看。
我说，看什么。
他说，看看他是不是真死了。
我当时没听懂这句话。
一九五八年我在港岛又见过他一次，在一家茶楼。他还是那身灰布长衫，还是那句“看看他是不是真死了”。那次我明白了，他是那条线上的人，来确认裴砚山死透了没有。
他白等了。这个人死不透。
3、 死不透的秘密
那年冬天我做了一件事。
我跳了黄浦江。
不是因为我想他。是因为我知道，是我把他送进那个仓库的。
我一遍一遍地想那天早上我说的话：方先生那边有消息了，说能从上头压下来，让他等一等。
我要是没说那句话，他会不会等一等。
我要是没说，他会不会活着。
这个念头我背了五十多年。
有个撑船的把我捞上来，说我命大。我给了他钱，回家换了衣裳，第二天又去了。
第二次我学乖了，腿上绑了石头。
还是被捞上来。这次是个巡捕，他把我送到医院，医生给我检查，说一切正常，问我为什么要这样。
我说不出口。
第三次我不跳江了。我买了一包药，全吃了。睡了两天，醒过来，吐了一场，人没事。
阿寿那几天一直守着我。他什么也不问，就是守。
第三天早上，他端了碗粥进来，放在桌上，说了一句话。
“太太，您是不是……不会死？”
我看着他，没说话。
他说：“我娘说过，有些人身上带着不该带的东西。您别怪我多嘴。往后您要做什么，跟我说一声，我替您办。”
从那天起，阿寿成了唯一知道我的人。
也是从那年起，我开始换名字。
第一次换名字是为了搬家。第二次是为了躲一个追我的男人。第三次是为了躲我自己的爹——他老了，见我还是三十岁的样子，眼神一天比一天怕。
那几年我常常在想一件事：为什么是我。
我想过很多说法。想过是不是祖上做过什么，想过是不是庙里许的愿没还，想过是不是我哪一年少烧了一炷香。
后来我不想了。
因为想这个没有用。该来的还是会来，不该死的还是不死。
我爹死的时候我没去。我让阿寿替我去，回来说，老爷子临走前一直叫我的名字。
我坐在屋里，听完了，没哭。
我那时候才发现，不会死这件事，最狠的地方不是活着。
是你要一次一次看着别人走，而你不能跟着。
4、 港岛遇故人影
后来我去了港岛。
走之前阿寿跟我吵过一次。他从来不跟我吵，那一次吵得很凶。
他说：“太太，上海是您的根。”
我说：“我没有根。”
他说：“您有。沈公馆、报馆、老爷的坟，都是。”
我说：“那些东西认得我，我认不得它们。”
他站在堂屋里，脸红着，半天说了一句：“那您带我走。”
我说：“你留在上海。这房子给你，够你过完一辈子。”
他说：“我不要房子。”
我说：“你要什么。”
他说：“我要知道您最后怎么收场。”
我没听懂那句话。后来才懂。
那年我三十三岁，阿寿三十岁。他跟我上船的时候，一个箱子，一个包袱。箱子里是他自己的东西，包袱里是我的。
船到港岛，他站在码头上，看着那些高楼，说了一句：“这地方潮。”
我说：“潮。”
他说：“潮点好，东西不容易干。”
那是一九四八年，我三十三岁，看着还是二十四五。我用的名字是“沈昭”，籍贯写的是宁波——我娘的老家。这个身份是我花了两条小黄鱼买的，干干净净，查不到破口。
我在上环开了间旧书铺，收旧书、旧画、旧瓷器。这行当有个好处：不问来路，不问年纪。
上环那时候还很旧。街窄，楼高，晒衣竿从这家窗子伸到那家窗子，晾着的衣裳滴水，滴到行人头上。
我们把铺子租在一条横街上，前头做生意，后头住人。屋顶漏，下雨要摆三个盆。
阿寿说，这地方不行。
我说，行。
他说，太太，您从前住的是沈公馆。
我说，沈公馆拆了。
他就不说话了。
我以为我会就这么过下去。
我以为我这一辈子不会再找他了。
我甚至跟自己定了个规矩：看见像他的人，扭头就走。
这个规矩，我本来打算守一辈子。
第四天就破了。
那天我去码头接一批从广州运来的旧书。船晚点，我在货栈门口站着。旁边有一群人卸货，都是苦力，最大不过十七八岁。
其中有一个少年，背对着我，正在解一捆湿绳。
码头边蹲着一个讨饭的小孩，七八岁，冻得嘴唇发紫。少年从怀里摸出半个馒头，掰了一半给那小孩，剩下一半自己咬了两口，又把咬过的那头掰下来，也给了小孩。
他自己没吃饱。
那小孩吃得太急，噎住了。少年拍了拍他的背，说了一句话。
他说：不要紧，来得及。
我在货栈门口站住了。
“不要紧，来得及。”
这是裴砚山的口头禅。查案的时候说，吃饭的时候说，连他死的那天早上也说过。那天我说要给他补一件衬衫，他说不要紧，来得及。
那张脸很年轻，十七岁，晒得黑，眉毛很浓。跟裴砚山一点也不像。
可这五个字，别人不会这么说。
我手里的单子掉在地上。
他听见声音，看了我一眼，很随意地看了一眼，然后弯腰把单子捡起来，递给我。
“太太，您的。”
我接过单子，说了声谢谢。
他走了。
我在货栈门口站到天黑。
那天晚上我回去，把铺子关了，坐在后头的小屋里，坐到天亮。
天亮的时候我做了个决定。
我决定不找他。
我告诉自己：他现在十七岁，是个苦力，活得好好的。我不出现，他也许能活到老。
这个道理很对。
我守了半年。
半年后的一天，他走进我的铺子。
5、 旧书藏折角谜
他进来的时候我正在算账。
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我抬头，看见他站在书架前头，身上是件洗得发白的短衫，肩膀上还有绳子勒出来的红印。
他说：“太太，您这儿收旧书吗？”
我说收。
他从布包里拿出两本书，放在柜台上。一本是《水浒》，一本是《辞源》，都是旧的，封皮磨得起毛。
我翻开《辞源》，扉页上有一行字，是个名字，不是他的。
我说：“这书不是你的。”
他说：“是我在东家屋里捡的，东家说不要了。”
我说：“这书我收。你要多少钱。”
他报了个数，很低。我给了他三倍。
他愣了一下，说太多了。
我说：“这书值这个价。你要是有别的，还拿来。”
他看了我一眼，那一眼有点奇怪，像是在确认什么。然后他说好，转身走了。
他走后，我把那本《辞源》翻了一夜。
扉页上的名字我不认得。但书的第七百二十页有一道折角，折角那一页是“魂”字。
裴砚山查案的时候有个习惯，查到关键的地方就折一个角。他折角从来不折在字上，折在页边。
这本书不是他的。
可我翻了半个钟头，越翻越冷。
因为这本书里，折角一共七处，七处的位置，和裴砚山当年那本《辞源》一模一样。
6、 阿砚的旧报纸
我雇了他。
理由想得很正当：铺子里书多，我一个人搬不动。
他叫阿砚。这个名字是我给他起的——他原来叫陈阿六，是东家随口叫的。我说这名字不好听，不如叫阿砚。
他说好。
我说，你不问问为什么叫这个。
他说，太太起的名字，总有道理。
他做事很稳，手脚快，话少。来了半个月，把三间铺子的书全按经史子集重排了一遍，连书架底下的灰都擦了。
他在铺子里做过一件让我记了很久的事。
那年秋天台风，铺子后墙渗水。他一个人搬了三十几箱书到前头，用油布盖好，自己在后头堵了一夜的漏。
天亮我去看，他坐在地上，浑身湿透，脚边一堆湿麻袋。
我说你怎么不叫我。
他说，您睡得沉。
我说，你怎么知道我睡得沉。
他没答。
后来我想，他大概是每天夜里都听着。听我什么时候关灯，什么时候没动静。
他住在铺子后头的柴房。晚上我在前头算账，他在后头磨墨练字。他的字写得不好，一笔一画很用力，像刻上去的。
有一晚我给他送宵夜，看见他在抄东西。抄的是一张旧告示。
我说，你抄这个做什么。
他说，练字。
我看了那张告示，是港岛一九四六年的一份通缉令，早作废了。通缉的是个走私鸦片的。
我说，这个不好练，换一个。
他说，好。
第二天他换了。换的是一份一九四五年的报纸，上面有一条消息：上海虹口破获一起私运案，侦缉队长殉职。
我拿着那张报纸，手是凉的。
他站在旁边，看了一眼我的脸色，说：“太太，这条不好，我换一条。”
我说不用。
我说，你念给我听听。
他念了。念到“殉职”两个字的时候，声音停了一下。
我说，你为什么停。
他说，这两个字不好念。
7、 他早已知晓
那年冬天，我做了一件我后悔了十四年的事。
我跟他说了。
起因很小。发工钱那天，我看见他把自己那份，分了一半给同乡的苦力。我忽然想，我若再不说，他这一辈子，就要这样白白过去了。
那天铺子关门早，外头下雨。我煮了一壶茶，让他坐下。他坐得很直，手放在膝盖上。
我说：“阿砚，我要跟你说一件事。你可以不信，也可以当我是疯的。但你听我说完。”
他说好。
我说：“你不是陈阿六。你上一辈子叫裴砚山，是上海的侦缉队长。你死在虹口一个仓库里，三十七岁。我是你老婆。我今年三十四岁，可我这张脸，从十九岁那年起就没变过。”
我看着他的脸。
他没有笑，也没有站起来。他只是看着我，看了很久。
然后他说：“我知道。”
我愣住了。
我说：“你知道什么？”
他说：“我不知道。可我听您这么说，我不觉得奇怪。”
他低下头，看自己的手。
“太太，我小时候做过一个梦。梦里我在一个很黑的地方，地上有水，我躺着，动不了。有个女人蹲在我旁边，用手给我合眼睛。她的手很凉。”
“这个梦我做过很多次。”
“我一直以为是我娘。”
我坐在那儿，一句话都说不出来。
8、 去就没回
他信了以后，变了一个人。
不是变坏。是变得很急。
他开始问我过去的事，问得很细：那批货是什么，谁告的密，我怎么查到的，那个账房后来怎么了。
我说，这些都过去了。
他说，没过去。我要知道我为什么会死。
我说，你不用知道。你这辈子是陈阿六，不是他。
他就不说话了。可我看得出来，他没放下。
他开始晚上出去。一开始说是去看朋友，后来我跟着他一次，看见他在码头跟人打听虹口的事。
他跟人打听一件三十年前上海的案子。
我回家等他，等到半夜。他回来的时候鞋上全是泥。
我说：“阿砚，你不要查了。”
他说：“太太，我就问一问。”
我说：“你问了会死。”
他站在门口，没有进来。雨从屋檐上滴下来，滴在他肩膀上。
“太太，”他说，“您让我这一辈子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我就算活到八十岁，也是白活。”
那句话我记了十三年。
因为他说得对。
他查了三年。
三年里我拦过他七次，每次他都答应不查了，然后背着我继续。
第三年的冬天，他查到了那封信。
不是当年的那封，是同一拨人写的第二封。那批货从虹口转到了港岛，走的是同一条线，换了个名目，叫“药品”。
他拿到信的那天晚上，回来吃饭。他吃得很慢。
吃完他把碗放下，说：“太太，我明天要早起，先睡了。”
我说好。
那天夜里我睡得很沉。
他半夜走的。锅里给我留了一碗粥，灶下的火没熄，粥还热着。
桌上压着一张字条，四个字：我去去就回。
这是他跟我说的最后一句话，写在纸上。
也是他这辈子唯一一次骗我。
第二天早上六点，警察来敲门。
仓库在坚尼地城，比上海那个小。地上没有水泥，是泥。血渗进泥里，看不出颜色。
他躺在一堆药箱中间，眼睛睁着。
我蹲下去，给他合眼。合了三次才合上。
我说，你说去去就回。
这一次他二十一岁。
我三十七。
9、 合不上的眼睛
阿寿替我办了他的后事。
回来的路上，阿寿说了一句话。
“太太，这回是不是您不该说。”
我说：“是。”
阿寿没再说话。他撑着伞，伞全歪在我这边，他自己半边肩膀湿了。
那天晚上我坐在铺子里，把那本《辞源》拿出来，翻到第七百二十页。
“魂”字。
我把书合上，用布包好，放进箱底。
我跟自己说：下一次，我一个字都不说。
我宁可他一辈子把我当陌生人，也不要他为了知道一件早就过去的事，少活十六年。
那年冬天我做过一个梦。
梦里我在虹口那个仓库里，他躺在地上，我蹲着。我伸手给他合眼，合不上。
我合一次，他睁一次。合到第十次，他忽然说话了。
他说：沈昭，你别管我。
我说：我不管你谁管你。
他说：你管我，我就死得快。
我醒了。
醒了以后我在床上躺到天亮，一直在想这句话。
后来我明白，那不是梦。那是我心里早就知道的事。
10、 木匠那句口头禅
我等了十年。
十年不是很长，如果你有事情做。
我把旧书铺改成了旧货铺，后来又改了回来。我学会了修钟表，学会看瓷器，学会分辨一幅画是真是假。我搬了四次家，换了三个名字。
中间有一年，我做过别的事。
一九五三年我替人看过一年仓库，看的是罐头。仓里很潮，我每天开两扇窗，把货一箱一箱翻过来晒。
那年冬天仓里进过贼。贼是个半大孩子，十七岁上下，偷了两箱糖水枇杷。
我抓住了他，看他瘦得皮包骨，就让他把枇杷搬回去了。
第二年他来了，说要在仓里做工。我说不要工钱，你管饭就行。
他做了三年，后来跟船走了，去了南洋。走的时候给我留了一双自己纳的鞋。
那双鞋我留着，一直没穿。
一九六二年，我在中环的一条横街上又看见他。
那年他二十六岁，是个木匠，在一家做家具的铺子里干活。他穿着一件蓝布褂子，袖子卷到肘上，正在刨一块木头。
他在跟铺子里的老板说话。老板说这批货赶不出来，要赔钱。
他一边刨一边说：不要紧，来得及。
我站在街对面，伞掉在地上。
六十多年，这三个字我听过无数回。可只有一个人是这么说的——先把“不要紧”说得很轻，停一下，再说“来得及”。
别人不会这么断句。
然后我转身走了。
我告诉自己：他现在二十六岁，是个木匠，没读过几年书，日子过得很稳。我不出现，他也许能活到七十岁。
这一次我守住了。
守了半年。
半年后，他来我的铺子里买一只旧箱子。
11、 装不熟的日子
他来的那天，我正在给一只旧箱子换锁。
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我抬头，看见他站在门口，穿着蓝布褂子，手上有木屑。
他说：“老板，您这儿有旧箱子吗？”
我说有，在后头。
他说想买一只结实点的，装工具。
我领他进去，指了三只，说这只樟木的，这只楠木的，这只铁皮的。
他蹲下来看，一只一只敲。敲到樟木那只，他伸手摸了摸箱盖里面的衬布，说：“这个好。”
我收了钱，找了个伙计替他抬。
他走的时候在门口站了一下，回过头来，看了一眼柜台后面的我。
那一眼很平，没有别的意思。
我心里那块石头落了地。
我想，这一世他不认得我。好。
从那年冬天起，他隔三差五就来。
一开始是买东西：一把旧刨子，两只铜合页，一卷麻绳。后来东西买完了，他就来站着看。
他站在书架前头，抽一本书，翻两页，放回去。
我在柜台后面算账，不抬头。
有时候他会问一句：“老板，这本书讲什么的？”
我就说，讲的是清朝的税。
他说，哦。
然后又站一会儿，走了。
这样的日子过了三个月。
三个月里，我学会了一件事：装作不认识一个人，比认识他要累得多。
因为你要管住自己的手。
他翻书的时候习惯用食指的第二个关节把书页挑起来，不用指甲。这个动作我看了十一年。每次看见，我的手都要在柜台上按一下。
他喝茶是一口喝完，不吹。铺子里我给他倒过一杯茶，他端起来就喝，喝完把杯子放下，说，谢谢老板，茶有点烫。
我说，我给你换一杯凉的。
他说不用。
那一刻我差点脱口而出一句“你从前也不怕烫”。
我咽回去了。
装不认识这件事，最难的不是说话，是不说话。
他坐在柜台对面看书，我在算账。两个人隔着一张桌子，谁也不开口。
有时候他会念一句书上的话给我听。念完抬头，等我说点什么。
我就说，这书写得不好。
他说，哪里不好。
我说，太啰嗦。
他就笑，把书翻回去接着看。
这样的下午，我一天要过三个。
12、 躲不开的身影
开春以后，他来得更勤了。
有一次他带了两个自己做的木架子来，说铺子里的书架太旧，用这个垫一下。
我说不用你操心。
他说，我顺手做的，不要钱。
他把架子装上，蹲在那儿调水平，调了很久。调好了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说：“老板，您这铺子的门槛太高，前天有个老太太差点摔了。”
我说，我明天让人削一下。
他说，我明天来削。
第二天他真来了，带了刨子，把门槛削了半寸。削完扫干净，把木屑装在自己口袋里带走了。
我站在旁边，看着他蹲下去的背影。
那背影跟一九三四年一样。他蹲下去的时候，右肩会比左肩低一点。
那年春天，铺子里来过一个人。
那人拿了只青花碗来，说是上个月在我这儿买的，回去发现是假的，要我退钱。
我看了一眼，碗不是我铺子里的。我铺子的东西都盖暗印，这只没有。
我说：“这碗不是我的。”
他拍柜台，拍得很响，说我这铺子专门骗人，专门骗他这种不懂行的。他说着就往柜台里伸手，要抓我的袖子。
我退了一步，正想喊伙计，后头有人出来了。
阿砚站在那儿，手里还捏着刨子，身上全是木屑。他什么也没说。
那人回头看了一眼，声音就小了。
小了半截。他嘴里还在骂，手缩回去了，往后退了两步，把碗拿起来，说了一句“算了”，转身走了。
我站在柜台后面，半天没动。
我说：“你认识他。”
他说：“不认识。”
我说：“那他为什么怕你。”
他把刨子放下，掸了掸身上的木屑。
“他不怕我，”他说，“他怕我站着不动。”
我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我说：“你从前是不是也这样站着。”
他抬起头，看了我一下。
那一下很短，短到我几乎以为是错觉。
“不知道，”他说，“我这一世没跟人打过架。”
他转身回后头去了。我听见刨木头的声音又响起来。
那天下午我一个字都算不进去。
因为“站着不动”这四个字，是裴砚山教过他手下的。他说过：真要镇住一个人，不要动手，站着，看着他，让他自己想起他做过什么。
我说：“你为什么对我这么好。”
他说：“我看您一个人。”
我说：“我一个人过了很多年。”
他说：“那也该有个人。”
我说：“我不需要。”
他直起腰，看着我。
“老板，”他说，“您是不是怕我。”
我说不是。
他说：“那就是怕你自己。”
我没接话。
我开始关铺子关得早。
他一般下午来，我就把关门的时间提到三点。他一走，我就把门板上起来。
有一次他在门外敲，说，老板，我落了东西。
我说，明天再来拿。
他说，我明天一早要去做工。
我把门开了一条缝，把东西递出去。
他接过去，没有走。他站在门外，隔着那条缝看我。
他说：“老板，我不是坏人。”
我说：“我知道。”
他说：“那您为什么要躲我。”
我说：“我没躲。”
他说：“您躲了半年了。”
我把门关上了。
关上门以后，我靠在门板上，坐了很久。
我听见他在外头站着，没有走。过了大概一炷香的工夫，我听见脚步声远了。
那天夜里我想：这一世我要是能忍住，他就能活到老。
我忍不住。
三个月后，他病了。
13、 他全记得啊
病是咳出来的。
一开始只是咳，他说是木屑呛的。后来越咳越凶，咳到夜里睡不着。有一天他在我铺子里咳，咳完了，手帕上有血。
我说，你去看医生。
他说，看过了，说是肺上的毛病，要养。
我问，养多久。
他说，医生说半年。
那天我没有哭，也没有说话。我给他倒了杯水，看着他喝完。
他放下杯子，说：“老板，您脸色不好。”
我说：“我没事。”
他说：“您别怕。”
我说：“我不怕。”
他笑了一下，说：“您撒谎的时候，左手会捏衣角。”
我低头看自己的手。左手正捏着衣角。
我把手松开。
那天晚上，我跟他说了。
不是坐在茶桌边说的，是他要走的时候，我拦在门口说的。我说，你坐下，我把话说完，你可以走。
他说好。
我说了我这辈子说过最长的一段话。
我从一九三四年说起。说到那封信，说到兆丰公园的房子，说到十一年，说到虹口那个仓库，说到坚尼地城，说到我合了三次眼睛才给他合上。说到我跳江、吞药、死不了。说到一九四八年在码头看见一个捆绳子的少年。说到我雇了他，给他改名阿砚。说到我告诉他真相，说到他查了三年，说到坚尼地城。说到这十年。
我说完了，屋里很静。
他坐在椅子上，一直没有打断我。
我等着他说话。我想他会问我是不是疯了，或者站起来走掉。
他都没有。
他抬起头，看着我，说了一句话。
“我知道。”
我说：“你知道什么。”
他说：“我全都知道。”
14、 辈子都没赢
我站着，没有坐下来。
他说：“沈昭，我第一次见你，是一九三四年冬天。你穿着一件灰呢的斗篷，手里捏着一封信，站在侦缉队的门口。你那天手没抖。”
“我娶你，是因为你手没抖。”
“我死的那天晚上，我跟你说'这回换你先走'。你笑了，你以为我说笑话。”
“我不是说笑话。我知道我死了还会回来，我知道你会在原地等。我是想告诉你，下一回不用你等，我先走一步。”
我的腿软了，扶住了桌子。
他说：“第二世我在码头捆绳子，你站在货栈门口，单子掉在地上。我捡起来给你的。我认得你。我从第一眼就认得。”
“你不说，我就不说。你说了，我就装作刚知道。”
“你跟我说完那一晚，我一夜没睡。不是因为怕死，是因为我知道你会后悔。”
“我查那三年，不是为了知道自己怎么死。我是想看看，能不能找到一条不死路。”
“没找到。”
他咳了两声，用手帕捂住嘴。
“第三世我在你铺子门口站着，看你在柜台后面算账。我想，这一世你又要装作不认识我。我就陪你装。”
“我本来打算装到死。”
我说：“你为什么不早说。”
他说：“你也为什么不早说。”
我说：“我怕害你。”
他说：“我也怕。”
“我怕告诉你我记得，你就会知道，你那些年一个人过的日子，其实我一直都在。你白熬了。”
我坐下来，坐在他对面的椅子上。
我坐着，没有说话。屋里只有他咳的声音。
过了很久，我说：“我们两个人，演了三辈子。”
他说：“是。”
我说：“谁也没赢。”
他说：“是。”
那天夜里他没回后头睡。
我们坐在铺子里，坐到天亮。谁也没说话，只是偶尔他咳一声，我给他递水。
天快亮的时候，他忽然说：“沈昭，我这三辈子，头一回觉得不亏。”
我说：“怎么不亏。”
他说：“前两回我都不知道你知道。这一回我知道了。”
我说：“那你打算怎么办。”
他说：“我想不出办法。我就想这么坐着。”
15、 年的主仆
他这一次没有去查那封信。
不是因为想通了，是因为他病得起不来。
那年冬天他搬到我的铺子里住。我把后头那间屋子收拾出来，放了一张床，一张桌，一只火盆。
我给他煎药，给他擦身，给他翻身。他瘦得很快，一件褂子穿在身上空荡荡的。
煎药这件事我一直做不好。
药要煎两遍，头遍大火，二遍小火。我总是把火看不住，一煎就煎干。
他躺在床上，闻着味儿就知道糊了。他说：“沈昭，又糊了。”
我说：“糊了也是药。”
他说：“糊了是炭。”
我说：“那你就当喝炭。”
他笑，笑到一半咳起来。
他咳得厉害的时候，我坐在床边，让他靠着我。
有一天他忽然说：“沈昭，你头发上有白的。”
我说：“胡说。”
他说：“真的。”
我伸手去摸，摸到了一根。拔下来看，是白的，从根上白起。
我拿着那根头发，看了很久。
六十多年，第一次。
他躺在那儿，笑着说：“看来这回，你也要老了。”
我说：“那正好。”
他说：“什么正好。”
我说：“你要死，我陪你老。谁也不欠谁。”
他活过了那个冬天。
医生说是个意外，说他的肺上那块阴影没有扩大。
开春的时候他能下床了，扶着墙走到铺子前头，坐在柜台后面的椅子上，看我算账。
他能下床以后，每天早上要自己走到街口买一份报纸。
我说我去买。
他说，我走着去，是走路，不是买报。
他走得很慢，从铺子到街口要一刻钟。有时候走到一半要停下来歇一歇。
我就在后头跟着，隔着十来步。
他从来不回头看我。我知道他知道我在。
他坐的那把椅子，是裴砚山当年坐过的那把。
有一天下午，阳光从门口斜进来，落在他手背上。他的手背上有很多老年斑——他这一世才三十岁，不该有老年斑。
我没问。
他也没说。
我只是把账本合上，给他倒了杯茶。
他端起来一口喝完，说不烫。
我说，我知道。
窗外有卖鱼蛋的推车经过，铃铛响。
他抬头看了一眼，说想吃。
我说你肺上不好，不能吃那个。
他说，就吃一串。
我说，一串也不行。
他把茶碗放下，没再说什么。
过了一会儿，他说：“沈昭，你管我，挺好。”
那天下午我一直没说话。
我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在那上头写了一行字：一九六六年三月，铺子照常开。
写这行字的时候，我的手很稳。
一九九六年三月，我回了一趟上海，替阿寿落葬。
他的坟我买在最偏的一角。
我说阿寿，你别怪我。这个地方清净，没人来打扰。
坟前我站了半个钟头。
我想起一九三四年他给我提箱子，箱子很沉，他提得脸都红了，还说不沉。
我想起一九四五年的冬天他替我撑着伞，那天没太阳。
我想起一九五二年他跪在坚尼地城的泥地里，替我把阿砚背了出来。
三件事，我记了六十多年。
他替我做了六十二年的事，我到最后也没给他一件。
他的东西不多。一只旧皮箱，两身衣裳，一个铁盒。
铁盒里全是单据。
我一张一张摊在床上数。十张。最早的一张是一九四五年，虹口殡仪馆，裴砚山。往后是一九五二年，坚尼地城，陈阿砚。中间夹着七张是我自己“死”的时候他替我办的——每一张上的名字都不一样，笔迹都是他的。
最后一张是空白的。
单子上什么都没填，只有右下角写了一个日子。是今年正月。
他自己给自己开的。
我坐在床边，拿着那张空单子，坐了很久。
我这辈子送过三次人，每一次都是他替我张罗。他给自己留了一张，是怕我到时候手忙脚乱。
我把那张单子折起来，放进内袋。
然后我对着空屋子说了一句：“阿寿，这回我自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