苏强来找我的时候，带了一张照片。
照片上是一个女人，三十多岁，短头发，站在一个厂门口。
“这是我姐。”他说。
“你姐怎么了。”
“她回来了。”他说，“走了十年，回来了。”
“回来不好吗。”
“不好。”他说，“我觉得她不是我姐。”
“为什么。”
“因为她不记得。”
“不记得什么。”
“不记得我小时候掉进井里的事。”他说，“那口井就在我们家门口。她当时在场。她拉的我。”
“十年了，可能忘了。”
“她不会忘。”苏强说，“那口井后来填了。填的时候，她还哭了一场。”
“还有呢。”
“她左手腕上有一块胎记。”他说，“红的，像一片叶子。”
“她有吗。”
“没有。”他说，“她戴了一个手镯，遮着。”
“你问过她吗。”
“问了。”他说，“她说，胎记去做了激光。”
“可以激光。”
“可以。”他说，“可她连我是左撇子都忘了。”
“你是左撇子。”
“我从小就是。”他说，“她以前老笑我，说左撇子写字，手上全是墨。”
“她忘了。”
“忘了。”他说，“她什么都忘了。可我姐记性最好。”
苏慧住在城北，红旗路，她妈的老房子。
我见到她的时候，她正在给她妈喂饭。
她妈中风了，半边身子动不了，话也说不清。
“你是谁。”她问我。
“沈聿。”我说，“你弟弟请我来的。”
她的手停了一下。
“我弟弟。”她说，“他怀疑我。”
“他不怀疑。”我说，“他就是想弄清楚。”
“弄清楚什么。”她说，“我就是苏慧。”
“你走了十年。”
“走了十年。”她说，“我出去打工，后来出了点事，没脸回来。”
“什么事。”
“欠了钱。”她说，“赌输了。”
“你以前赌。”
“赌。”她说，“我姐以前也赌。”
她说完，停住了。
“你姐。”
“我。”她说，“我说错了。”
她把碗放下。
“我妈当年，就是因为我赌，才气病的。”她说，“我回来，是还债的。”
“还什么债。”
“欠她的。”她说。
王秀兰躺在床上，看着我。
她的眼睛很亮。
“你是……查……我闺女的。”
“是。”
“她……是。”
“什么是。”
“她是我闺女。”她说，“你们……别查了。”
她的口齿不清，可这几个字，说得很清楚。
“你确定。”
“确定。”她说，“我生的……我认得。”
“她左手腕上，有一块胎记。”
王秀兰的眼睛动了一下。
“没……没了。”她说，“激光……打了。”
“你见过她打激光吗。”
“没有。”她说，“她说的。”
“你信吗。”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
“我信。”她说。
可她说话的时候，手在抖。
苏强在红旗路开了一家小卖部。
“拆迁的事，你知道了吗。”
“知道。”他说，“明年拆。”
“补偿多少。”
“两套房子，加八十万。”他说，“按人头算。”
“你姐的户口在这。”
“在。”他说，“她走了十年，户口没迁。”
“她回来，是不是为了这个。”
“不是为了这个。”他说，“她回来以后，没提过钱。”
“那她为什么回来。”
“我妈病了。”他说，“她回来照顾我妈。”
“她照顾得好吗。”
“好。”他说，“比我还好。”
“那你为什么怀疑她。”
“因为——”他说，“因为太像了。”
“像什么。”
“像我妈想要的女儿。”他说，“我妈一直想要一个听话的女儿。我姐不听话。她赌，她跑，她十年不回来。现在这个，听话，孝顺，会做饭，会喂药。”
“你觉得她是装的。”
“我不知道。”他说，“我就觉得，不对劲。”
“你妈知道吗。”
“我妈——”他停了一下，“我妈不让我查。”
“为什么。”
“她说，人回来了就好。”苏强说，“她说，她等了这个女儿十年。”
“她等的是哪个女儿。”
苏强没有说话。
我去了一趟红旗路的老房子。
房子在巷子最里面，一间平房，门口有一口井。
井填了。
上面盖了一块水泥板。
水泥板边上，有一圈青苔。
“这口井，什么时候填的。”
“十年前。”苏强说，“我姐走的那年。”
“为什么填。”
“我妈说，不安全。”他说，“我小时候掉进去过一次，差点没上来。”
“是你姐拉你上来的。”
“是。”他说，“她那时候十二岁，我八岁。她一只手拉着井沿，一只手拉着我。”
“她拉了你多久。”
“不知道。”他说，“我吓晕了。醒过来的时候，她在哭。”
“她哭什么。”
“她以为我死了。”
我蹲下去，看那块水泥板。
板缝里，长着一棵草。
“这口井，多深。”
“两米多。”他说，“不深。可底下有水。”
“你姐后来，还提过这口井吗。”
“提过。”他说，“她每年都提。她说，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井。”
“这个‘她’，是回来那个吗。”
“不是。”苏强说，“是我姐。真的那个。”
我找了一个人。
苏慧的高中同学，叫林芳。
她在城北的超市上班。
“苏慧，你记得吗。”
“记得。”她说，“我们一个班。”
“她这个人，怎么样。”
“能干。”她说，“也爱赌。”
“赌。”
“赌。”她说，“她打牌，打麻将，什么都来。输了就借钱。”
“她借了很多钱。”
“很多。”她说，“她前夫就是因为她赌，跟她离的。”
“她前夫是谁。”
“刘建国。”她说，“开货车的。”
“他们为什么离。”
“刘建国打她。”她说，“她赌，他打。打了几年，离了。”
“离了以后呢。”
“离了以后，她还赌。”她说，“后来她跑了。”
“跑到哪。”
“不知道。”她说，“有人说她去了南方，有人说她跟人跑了。”
“她有没有跟一个叫李红梅的人，一起打过工。”
林芳想了想。
“李红梅。”她说，“有。”
“谁。”
“服装厂的。”她说，“跟苏慧一个车间。”
“她跟苏慧，关系怎么样。”
“好。”她说，“她们住一个宿舍。”
“李红梅后来去哪了。”
“不知道。”她说，“苏慧走了以后，她也走了。”
“她长什么样。”
“跟苏慧有点像。”林芳说，“个子差不多，脸型也像。那时候厂里人老把她们认错。”
“像到什么程度。”
“像到——”她想了想，“像到刘建国来过一次，把李红梅认成了苏慧。”
“刘建国打她了吗。”
“没有。”她说，“他认出来以后，就走了。”
服装厂在城北，倒闭了。
厂房拆了一半，剩下一个门房。
门房的墙上，还挂着一块牌子：
“红星服装厂”。
厂里的老人，还剩几个。
一个看门的，叫老郑。
“李红梅，你记得吗。”
“记得。”他说，“小地方来的，不爱说话。”
“她跟苏慧，住一个宿舍。”
“住一个。”他说，“两个人好得跟姐妹一样。”
“后来呢。”
“后来苏慧走了。”他说，“李红梅也走了。”
“什么时候。”
“同一年。”他说，“二〇一六年。”
“苏慧走之前，有没有发生什么事。”
“有。”他说，“刘建国来过。”
“来干什么。”
“找苏慧。”他说，“那天晚上，他们在宿舍里吵。吵得很凶。”
“有人看见吗。”
“我看见了。”他说，“我在门房，听见摔东西。”
“后来呢。”
“后来刘建国走了。”他说，“第二天，苏慧就不见了。”
“李红梅呢。”
“李红梅还在。”他说，“她多待了一个月，也走了。”
“她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
“没有。”他说，“她把宿舍收拾得很干净。”
“她的东西呢。”
“都带走了。”他说，“就留下一个脸盆。”
“脸盆上，有没有字。”
“有。”他说，“用红漆写的，一个‘慧’字。”
刘建国在城南监狱。
还有两年刑满。
他因为抢劫，判了八年。
“苏慧的事，你知道多少。”
“我不知道。”
“你那天晚上，去服装厂宿舍，找她干什么。”
“要钱。”他说，“她欠我钱。”
“她欠你多少。”
“两万。”他说，“离婚的时候，她欠我两万。”
“你打她了。”
“打了。”他说，“我打了她一巴掌。”
“然后呢。”
“然后我走了。”
“她第二天就不见了。”
“她跑了。”他说，“她欠了钱，就跑了。”
“她跑了十年，你就没找过她。”
“找过。”他说，“找了一年，没找到。”
“你为什么现在，又提起她。”
“因为——”他停了一下，“因为我快出去了。”
“出去以后，你想干什么。”
“我想——”他说，“我想把这件事了了。”
“什么事。”
“她死了。”刘建国说。
“你怎么知道。”
“我杀的。”他说。
“你杀的。”
“我杀的。”他说，“那天晚上，我打了她一巴掌，她骂我。我推了她一下。她倒了，头撞在床脚上。”
“她死了。”
“死了。”他说，“我吓坏了。我把她埋了。”
“埋在哪。”
“井里。”他说，“厂后面那口废井。”
“哪口井。”
“服装厂后面的。”他说，“废了好多年了。”
“你埋了她，然后呢。”
“然后我走了。”他说，“第二天，我听说她跑了。我就没敢说。”
“李红梅知道吗。”
“知道。”他说，“她看见了。”
“她看见什么了。”
“她看见我埋人。”他说，“她躲在宿舍里，从窗户看见的。”
“她为什么不说。”
“她不敢。”他说，“我跟她说，你要是说了，我连你一起埋。”
“她就跑了。”
“跑了。”他说，“她拿了苏慧的身份证，跑了。”
“你怎么知道。”
“我后来回去看过。”他说，“苏慧的身份证，不见了。”
“李红梅，你后来见过吗。”
“没有。”他说，“我坐牢以后，就没见过。”
服装厂后面的废井，找到了。
拆迁队挖地基，挖到一口井。
井里有一具尸骨。
法医说，女性，三十岁左右，死了十年以上。
颅骨有裂痕。
DNA比对，是苏慧。
苏强在派出所，坐了一夜。
“她真的死了。”
“死了。”
“那回来的那个，是谁。”
“李红梅。”我说，“苏慧的工友。”
“她为什么用我姐的名字。”
“因为她自己跑出来的。”我说，“她男人打她。她不敢回去。她拿了苏慧的身份证，换了个地方，换了个名字。”
“她为什么不早说。”
“因为她怕。”我说，“刘建国威胁她。她一个外地女人，不敢报警。”
“她这十年，就用我姐的名字活着。”
“活着。”
“她结婚了吗。”
“结了。”我说，“一个姓赵的，有个女儿。”
“她知道我姐死了吗。”
“知道。”我说，“她亲眼看见刘建国埋人。”
“她为什么不告诉我妈。”
“她不敢。”我说，“她也不知道怎么开口。”
“那她为什么回来。”
“因为你妈病了。”我说，“她看到寻人启事，看到你妈的照片，她回来了。”
“她回来，是为了照顾我妈。”
“是。”
“她不怕被认出来。”
“她怕。”我说，“可她回来了。”
苏强没有说话。
他低着头，看着自己的手。
“她照顾我妈，照顾了半年。”他说，“比我照顾得好。”
“她把你妈当自己的妈。”
“她把名字都借了。”他说，“妈也借了。”
我回到红旗路。
李红梅在院子里，洗衣服。
她看见我，站起来。
“你都知道了。”
“知道了。”
“你要抓我吗。”
“我不抓人。”我说，“抓人是警察的事。”
“那我——”
“你用了别人的身份证。”我说，“这是违法。”
“我知道。”她说，“我用了十年。”
“你为什么现在不跑。”
“我妈病了。”她说，“我跑了，谁照顾她。”
“她不是你妈。”
“她是我妈。”李红梅说，“我叫了她半年妈。她应了半年。”
“你叫什么。”
“李红梅。”
“苏慧，是你什么人。”
“我姐。”她说，“厂里的姐。她对我好。”
“她怎么对你好。”
“我男人打我，她护着我。”她说，“她把她的床让给我，她睡地上。”
“她死了，你为什么不报警。”
“我不敢。”她说，“刘建国说，我要是说了，他连我一起埋。”
“你看见他埋人了。”
“看见了。”她说，“我从窗户看见的。他拿了一把铁锹，往后院走。苏慧在他肩上。”
“你为什么不喊。”
“我喊不出来。”她说，“我吓得动不了。”
“你后来，为什么拿她的身份证。”
“因为我要跑。”她说，“我男人找到厂里来了。我没钱，没身份证。苏慧的身份证在桌上。”
“你拿了。”
“拿了。”她说，“我拿了她的身份证，拿了她的名字，跑了。”
“你跑了十年。”
“跑了十年。”她说，“我每一年，都想回来。可我不敢。”
“你为什么现在敢了。”
“因为我妈病了。”她说，“我在网上看到寻人启事，看到她躺在床上的照片。我就回来了。”
“你不怕被认出来。”
“怕。”她说，“可我妈需要人照顾。”
“你妈。”我说，“你叫她妈。”
“她让我叫的。”李红梅说，“我第一天回来，她就拉着我的手，说，慧慧，你回来了。”
“她认出你了吗。”
“她认出了。”李红梅说，“她认出我不是苏慧。”
“她知道。”
“她知道。”李红梅说，“她第一天就知道了。”
“她为什么不说。”
“她说——”李红梅低下头，“她说，我闺女回来了。”
王秀兰躺在床上，看着我。
“你都……知道了。”
“知道了。”
“你要……抓她吗。”
“我不抓人。”我说，“可法律会。”
“法律。”她说，“法律……能把我闺女……还给我吗。”
“不能。”
“那法律……有什么用。”
“法律不能还你闺女。”我说，“可法律能还你一个公道。”
“公道。”她说，“我闺女……死了十年。公道……在哪。”
“刘建国会判。”
“判。”她说，“判了……我闺女……能活吗。”
“不能。”
“那我要……公道……干什么。”她说，“我要……闺女。”
她伸出手，抓住李红梅的手。
“她……是我闺女。”
“她不是。”
“她是。”王秀兰说，“她给我……喂饭。她给我……洗脚。她叫我……妈。”
“她叫了你半年。”
“半年……够了。”她说，“我闺女……十年……没叫我一声。”
“你恨你闺女。”
“不恨。”她说，“我想她。”
“她赌，她跑，她十年不回来。”
“她是我生的。”王秀兰说，“她再不好，也是我生的。”
“那她呢。”我看着李红梅，“她不是你生的。”
“她是我捡的。”王秀兰说，“我捡了一个闺女。”
李红梅哭了。
她跪在床边，把头埋在王秀兰的手里。
“妈。”
“哎。”王秀兰应了一声。
“我不是苏慧。”
“我知道。”
“我是李红梅。”
“我知道。”王秀兰说，“你叫什么，不重要。你是我闺女。”
苏强站在门口，看着她们。
他没有说话。
过了很久，他走进来。
“妈。”
“嗯。”
“姐的事，我来办。”他说，“刘建国，我去告。”
“你告。”
“我告。”他说，“他杀了我姐，他得偿命。”
“偿命。”王秀兰说，“偿了命，你姐……能回来吗。”
“不能。”苏强说，“可我得告。”
“你告吧。”王秀兰说，“告完了，这个家，还得过。”
“这个家。”苏强看着李红梅，“她算什么。”
“她算你姐。”王秀兰说。
“我姐死了。”
“你姐死了。”王秀兰说，“可她回来了。”
“回来的不是她。”
“回来的，是我闺女。”王秀兰说，“我认。”
苏强没有说话。
他站在那儿，站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身，走出去。
走到门口，他停下来。
“你叫什么。”
“李红梅。”
“李红梅。”他说，“我妈叫你慧慧，你就应着。”
“我应着。”
“我姐的坟，你去不去。”
“去。”她说，“我去。”
“去了，你磕头吗。”
“磕。”
“你磕什么。”
“磕她救过我。”李红梅说，“磕她借我名字。”
苏强走了。
案子结了以后，刘建国被判了死缓。
李红梅去派出所，把身份证的事说了。
警察做了笔录，罚了款。
“你用了十年。”
“用了十年。”
“为什么现在来说。”
“因为我想用自己的名字。”
警察看了她一眼，没再问。
拆迁款下来的时候，李红梅没要。
苏强要给她一半，她没要。
“我不是苏慧。”她说，“这钱，不是我的。”
“你照顾了我妈半年。”
“我照顾我妈。”她说，“不是为钱。”
苏慧的尸骨，葬在城北的公墓。
墓碑上，刻着三个字：
苏慧。
李红梅去了。
她磕了三个头。
苏强站在旁边，没有说话。
李红梅磕完，站起来。
“我走了。”
“你去哪。”
“回城南。”她说，“我男人还在家，孩子还在上学。”
“你还叫苏慧吗。”
“不了。”她说，“我叫李红梅。”
“我妈叫你慧慧。”
“她叫，我就应。”她说，“可我心里知道，我是李红梅。”
“你心里知道，就够了。”
她走了。
苏强站在墓碑前，站了很久。
“姐。”他说，“你借给她的名字，她还回来了。”
墓碑上，苏慧的照片，笑着。
照片是旧的，黑白的。
她左手腕上，有一块胎记。
红的，像一片叶子。
李红梅回到城南，做的第一件事，是把身份证改了。
她排了一天的队，填了七张表。
“改名字。”
“改什么。”
“李红梅。”
“原来叫什么。”
她停了一下。
“苏慧。”她说。
“为什么改。”
“因为我不是她。”她说。
办证的人看了她一眼，没再问。
新的身份证，办下来了。
照片上，她穿着白衬衫，头发梳得整整齐齐。
她把身份证装进钱包，回了家。
她男人在沙发上看电视。
“回来了。”
“回来了。”
“事情办完了。”
“办完了。”
“你以后，叫什么。”
“李红梅。”
“李红梅。”他说，“这个名字，好听。”
她没有说话。
她走进厨房，做饭。
女儿在房间里写作业。
“妈。”
“嗯。”
“你以前叫苏慧吗。”
“以前叫。”
“为什么改。”
“因为苏慧是别人。”她说，“李红梅是我。”
“那我是谁。”
“你是赵小满。”她说，“你谁也不是，你就是你。”
女儿点点头，继续写作业。
那天晚上，李红梅做了四个菜。
红烧肉，炒青菜，西红柿鸡蛋，紫菜汤。
她男人吃了两碗饭。
女儿吃了一碗。
她没吃。
她坐在桌边，看着他们。
“你怎么不吃。”
“我不饿。”她说。
“你不饿，做什么饭。”
“做给你们吃。”她说。
她男人看了她一眼。
“你今天，怪怪的。”
“没有。”她说，“我就是想，好好吃顿饭。”
她把碗端起来，夹了一筷子青菜。
菜有点咸。
她吃了一口，又吃了一口。
吃完，她把碗放下。
“以后，我天天做饭。”她说。
“你以前不做。”
“以前不做。”她说，“以后做。”
她男人没有说话。
他低下头，继续吃饭。
女儿抬起头，看了她一眼。
“妈。”
“嗯。”
“你哭了。”
“没有。”她说，“辣椒呛的。”
窗外，天黑了。
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李红梅站起来，收拾碗筷。
她把碗放进水池，打开水龙头。
水声很大。
她站在水池边，没有动。
过了很久，她拿起一个碗，开始洗。
晚上，我去了锁铺。
许念在配钥匙。
“新案子。”他说。
“新案子。”
“有记号吗。”
“没有。”
“这次是什么。”
“一个人借了另一个人的名字。”我说，“活了十年。”
“借来的名字。”他说，“能还吗。”
“还了。”我说，“她自己还的。”
“那她叫什么。”
“李红梅。”
“她原来是干什么的。”
“服装厂的。”我说，“跟死的那个人，一个车间。”
“两个人长得像。”
“像。”我说，“像到连她前夫都认错。”
“那她为什么不用自己的名字。”
“因为她自己的名字，她不敢用。”我说，“她男人打她。”
“换了名字，就不打了。”
“换了名字，换了地方，换了一个人。”我说，“她以为，换了一个人，就能重新活。”
“能吗。”
“能。”我说，“可她得知道，她是谁。”
“她知道吗。”
“知道了。”我说，“她把名字还回去了。”
许念低下头，配钥匙。
机器响着，铁屑往下掉。
“名字能还。”他说，“人呢。”
“人不能还。”我说，“人只能自己活。”
“那她活成谁了。”
“活成李红梅了。”我说，“一个给男人做饭、给孩子开家长会的李红梅。”
“那苏慧呢。”
“苏慧死了。”我说，“死了十年。现在，有人给她磕头了。”
许念把配好的钥匙放在柜台上。
“这把，给谁。”
“给一个客人。”他说，“他丢了钥匙，进不了门。”
“什么门。”
“家门。”他说，“普通的门。”
我拿起那把钥匙。
黄铜的，很新。
“这种钥匙，好配吗。”
“好配。”他说，“看一眼锁，就知道。”
“人也是吗。”
“人不是。”他说，“人看一眼，看不出来。”
“那要看几眼。”
“看很多眼。”他说，“有时候，看一辈子，也看不出来。”
他把钥匙收回去，装进一个纸袋。
“你那个案子，她男人知道吗。”
“哪个男人。”
“打她的那个。”
“不知道。”我说，“她没告诉他。”
“为什么不告诉。”
“因为，”我说，“她不想再跑一次。”
“那她男人，以后还打她吗。”
“不知道。”我说，“可她现在，有身份证了。”
“有身份证，就不打了。”
“有身份证，她就能跑。”我说，“以前她没有身份证，跑不了。”
“现在能跑了。”
“现在能跑了。”我说，“能跑，和跑不跑，是两回事。”
“什么意思。”
“她能跑，可她没跑。”我说，“她留下来，给他做饭。”
“为什么。”
“因为她想留下。”我说，“不是逃。”
我把钥匙收好。
走出锁铺的时候，天快黑了。
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我走到红旗路。
老房子还在。
门口的水泥板，被挖开了。
井填了，又挖开，又填上。
苏强蹲在门口，抽烟。
“你来了。”
“来看看。”
“我妈睡了。”他说，“她今天，叫了一天慧慧。”
“李红梅呢。”
“回城南了。”他说，“她说，过两天再来。”
“你还叫她李红梅。”
“叫。”他说，“她自己让叫的。”
“你妈叫她什么。”
“慧慧。”他说，“我妈改不了。”
“那就别改。”我说。
苏强抽了一口烟。
“我姐的坟，立了碑。”
“我知道。”
“碑上刻的是苏慧。”他说，“可那个名字，被人借了十年。”
“借的人，还了。”
“还了。”他说，“可名字还回来，人也回不来。”
“人回不来。”我说，“可有人记得她。”
“谁记得。”
“你。”我说，“你妈。李红梅。还有我。”
苏强没有说话。
他把烟掐了，站起来。
“进去坐坐。”
“不了。”我说，“我走了。”
“沈聿。”
“嗯。”
“你说，我姐要是没赌，没跑，没死，会怎么样。”
“不知道。”我说，“人不能假设。”
“我就是想想。”
“想想可以。”我说，“想完了，还得过。”
他点点头。
我转身走了。
走了十几步，我听见后面有一声。
是门开了。
“沈聿。”
我回头。
苏强站在门口。
“我妈说，让你明天来吃饭。”
“吃什么。”
“红烧肉。”他说，“李红梅做的。”
“你妈能吃红烧肉吗。”
“不能。”他说，“她说，她看着我们吃。”
我站在路灯底下，看了他一会儿。
“来。”我说。
“几点。”
“六点。”
“好。”
他关上门。
我继续走。
街上的路灯，一盏一盏亮起来。
我走到巷口，回头看了一眼。
红旗路的老房子，灯亮着。
窗户上，映着三个人影。
一个躺着，两个坐着。
躺着的是王秀兰。
坐着的是苏强，和李红梅。
灯很暖。
我转过身，往家走。
名字是借的。
可那盏灯，是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