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舅的手指停在骨殖中间，没有往下移。
红布铺在堂屋的方桌上，四角压着四块砖。骨殖按人形摆，头骨在上，脚骨在下，中间一段一段接起来。
屋里有一股潮木头的味，是那口棺材在棚里放了两天返上来的。三舅蹲在桌边，膝盖响了一声。
「你过来看。」
我过去。骨头翻了个面，他按住，指头往里一压。
那块骨头不大，一巴掌宽，边缘发黄。上头有两个圆孔，一左一右，隔着两指。孔的内壁是光滑的，不是虫蛀的那种毛边。
「这是什么。」我问。
三舅没答。他从裤兜里摸出老花镜，凑近了看，鼻尖快贴上骨头。院子里那层塑料棚被风吹得啪啪响。
「钉子。」他说，「打钉子留下的。」
我伸手去摸。孔壁打磨过，指尖进去半截，是圆的。眼睛发涩，凑近了才看清那圈打磨的痕。
母亲这辈子没进过手术室。她七十八岁，退休前在纺织厂挡车，三班倒，手指头被纱线勒出过血，膝盖疼了二十年，就在家用红花油揉。她连吊瓶都没挂过。
「是不是烧的时候掺了别人的。」三舅把眼镜摘下来，「炉子那么大，一炉子烧好几个。」
「一个炉子一次一具。」我说。
这话是我在殡仪馆墙上看的。那天交钱，收据背面印着流程，一条一条，第三条写着单独火化。
我给殡仪馆打电话。号码是那天业务科留的，一个手机号，尾号是三七八一。响了六声才通。
「喂。」
「我是十月五号上午三号炉的家属，周桂英。我妈骨灰里有两根钢钉。」
那边停了两秒，有塑料袋子被搓动的声音。
「不可能。」他说，「我们全程核对。」
「骨头上有两个孔，一左一右，圆的。」
「那可能是老人以前做过手术，家属不记得了。」他语速快起来，「这种情况我们见得多了，年纪大的，摔一跤打个钉子，家属根本不知道。」
「我妈没做过手术。」
那边没吭声。
「你回去问问家里老人。」
「我妈是家里最老的那个。」
他笑了一下，很短。「那你明天过来一趟吧，带上火化证。」
电话断了。我捏着手机，手心出汗，手机壳滑了一下。
三舅蹲回桌边，两只手撑在膝盖上，没起来。他今年五十八，开农用车拉建材，腰不好，蹲久了站不起来。
「明天我跟你去。」他说。
「你在家看着。」
「看着什么。」他抬头，「你妈已经不在了，这盒东西摆在这，我看着它，它能自己长回去？」
院门口有人喊了一声，是隔壁的陈嫂，端着一盆刚洗的碗过来，问要不要帮忙。我说不用。她站在门槛外没走，眼睛往桌上瞟。
「摆骨呢。」她说，「你妈这算有福气，儿女都在。」
我没接话。她又站了一会儿，把盆往怀里收了收，走了。她走的时候鞋底在水泥地上蹭出两道声。我嗓子发紧，进屋灌了半杯凉水。
天黑之前，我把那两块骨头单独用一张白纸包起来，写上日期，放进抽屉。抽屉里有股樟脑味。里头还有母亲的医保卡、一张没剪的老年公交卡、半包没抽完的烟。烟是她偷偷抽的，抽了三十年，我们谁都没说过她。
夜里十一点，我坐在堂屋，翻母亲的东西。她的病历本只有薄薄三页，最早一页是二零一四年，写的是上呼吸道感染，药是两盒感冒灵。之后是空白。没有住院记录，没有手术记录，没有影像片子。她这一辈子在这三页纸上。
我又打了一次那个手机号。这次响了很久，转到语音。我留了一句：明天上午九点，我到你们大厅。
第二天早上七点，三舅已经把农用车开到院门口。车斗里垫了一块旧棉被，是怕骨灰盒在路上颠。我把盒子抱出来，三十多斤，比我想的沉。
「用不用叫上周伟。」他问。周伟是我表弟，在镇上开锁。
「不用。」
「人多好说话。」
「人多他们会以为我们来闹。」
车过县城东头那座老桥，桥下是干了的河床，堆着建筑垃圾。殡仪馆在桥东三公里，一条柏油路走到头，两扇铁门，门里一排柏树。柏树底下停着三辆车，一辆灵车，两辆黑色轿车。
业务大厅的玻璃门推开，冷气扑上来，混着一股消毒水和纸灰的味。柜台后面坐着一个人，三十来岁，白衬衫，袖子挽到小臂，头发梳得很整齐。他抬头看了我们一眼，又看了一眼我怀里那个盒子。
「约的九点。」他说，「你是周敏？」
「是。」
「坐。」他指了指旁边的排椅，「杜强。昨天电话是我接的。」
我把盒子放在腿上，没坐。三舅站在我后头，一只手扶着椅背。
杜强从柜台下面抽出一个牛皮纸档案袋，抽出三张纸，摊在台面上。
「骨灰领取单，三联。」他说，手指点着最上面那张，「这是存根，我们留的。你看这，家属签字。」
我低头。
签字那一栏写着「周敏」。两个字，连在一起，敏字的最后一笔往上带了个钩，钩得很长。
我自己的签名，从来不连。我签过一万次名，档案馆每一份扫描件都要签录人员名字，我一笔一笔写，写完了还要在心里对一遍。
「这不是我签的。」我说。
杜强的手停在纸上，没动。
「当时你在哭。」他说，「我帮你签的，方便。」
「方便什么。」
「方便你早点把事办完。」他把纸往回抽了一点，「这个不影响，签谁的名都是领你妈的骨灰。」
三舅在后头开口了，声音很低：「那你们领的是谁的。」
杜强抬头看他。
我把那两块包着白纸的骨头放在台面上，纸摊开。两个孔朝上。
大厅里有人在另一头填表，笔尖刮纸的声音很清楚。
杜强看了一眼那两个孔，把纸往回抽。
「这个我做不了主。」他说，「你等一下。」
他起身进了里间的门，门是那种带弹簧的，合上时啪一声。大厅里剩我和三舅。另一头填表的男人抬头看了看我们，又低下头去。
三舅把白纸重新包好，包得很慢。他手上有裂口，指甲缝里嵌着黑泥，是常年搬水泥留下的。
「他们用的是同一款盒子。」他忽然说。我顺着他的眼睛看过去，柜台后面那排样品架上，第二层摆着三个骨灰盒，深棕色，盖子上一块铜片，刻着「松鹤园 3 号」。我们买的那个，就是这一款。
我没说话。冷气从头顶的出风口往下落，落在后颈，凉。
里间的门开了。杜强走在前面，后面跟着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灰夹克，头发梳得很靠后，笑起来眼角堆着纹。
「这是我们韩馆长。」
韩馆长伸手跟我握，手很凉。「坐，坐。这事我们一定给你弄清楚。」
他把我让到一张小沙发上，自己坐对面。「老人家多大岁数？」
「七十八。」
「七十八。」他重复了一遍，点了下头，「这个年纪，很多人自己做过什么手术都记不清。我母亲也是，七十六那年换了膝盖，之前问她说没换过。」
「我妈没住过院。」
「住院记录不一定全。」他语气很缓，「有些手术是门诊做的，小手术，做完就走。」
三舅从旁边插了一句：「她连吊瓶都没挂过。」
韩馆长看了他一眼，笑了一下，没接话。
「那我们这样。」他说，「你把骨灰留下，我们做个鉴定。」
「什么鉴定。」
「比对。看看是不是弄错了。」
「怎么比对。」
他顿了顿才说：「我们有流程。」
「流程是哪个。」我问，「是化验，还是看登记表。」
他没马上答。大厅里那股消毒水的味这时候很冲，像是有人刚拖过地。柜台上那摞黄纸散着一股纸灰味。我抬手抹了一下脸，手心发凉。
「我想看三样东西。」我说，「第一，我妈那张领取单的三联全本。第二，十月五号上午的火化登记表。第三，三号炉那天的监控。」
杜强的脸抬起来。「监控不能看。」
「《殡葬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我说，「遗体存放、火化这些重点区域要装图像采集设备，视频保存不少于九十天。我妈走了才十天，那天上午的东西还在。」
这话我在车上背了两遍。昨天晚上我把条例从网上找出来，一条一条抄在本子上，抄了两页。
韩馆长的笑收了。他看了杜强一眼。
「监控可以看。」他说，「但不是现在，要走申请。单子和登记表我现在就能给你调。」
杜强进了里间，出来时手里多了一个硬壳夹。他把夹子摊在柜台上，翻到其中一页，推过来。
那张纸比 A4 窄一点，三联的存根。右上角印着编号 0517。姓名周桂英，性别女，年龄七十八，火化日期十月五日，炉号第三。家属签字那一栏，还是那个连笔的「周敏」。
我伸手摸了一下。字是蓝黑墨水，笔画的压力很轻，最后一笔往上挑的时候收得太急，有一条细线拖出去半厘米。
「这是你签的。」杜强说。
杜强想说什么，说了半句，又咽了回去。
「我说过不是我。」我嗓子发干，说话有点劈。
「当时你在哭。」
「我在哭，你就可以替我签我的名字。」
「我们天天都这么干。」他说完，自己愣了一下，像是知道说错了。
韩馆长在旁边咳了一声。
我把存根翻过来。背面是空白。我又翻回正面，把纸对着窗户的光。
编号旁边，有一行很小很小的字，铅笔写的，颜色发灰，像是写了很久又被手指抹过。
「2 号炉」。
铅笔字压在「3」上面，那个「3」被涂了一道。
「这是什么。」我问。
杜强凑过来看了一眼，脸上没什么变化。「排炉的时候改过，正常的。靠里那台炉那天上午有台设备检修，调了两具过去。」
「调到几号。」
「二号。」
「那这两具是谁。」
「我记不住。」他把夹子合上，「一天几十具。」
韩馆长站起来，拍了拍裤腿。「小周，你听我说。这事不管是不是弄错了，我们都负责到底。老人家的事要紧，你要是愿意，我们免费给你重做一场仪式，风风光光的。」
「仪式不用。」
「那你要什么。」
「我要知道十月五号上午，二号炉烧的是谁。」
他沉默了几秒。窗外有辆灵车倒进院子，倒车提示音一声一声，很规律。
「这个我查了告诉你。」他说。
「今天。」
「今天下午。」
我留了手机号。走的时候，杜强在柜台后面喊了一句：「盒子你带回去，别放这儿。」
我没回头。三舅跟在我后面，出门时被门槛绊了一下，扶住门框才站稳。
车上，他问我：「你信他们下午给你回话？」
「不信。」
「那你还等。」
「我不等。」我说，「我去查那两具是谁。」
农用车开到桥上，我让他停一下。桥栏杆是水泥的，晒得烫手。我趴在栏杆上往下看，河床里堆着碎砖和一卷烂掉的广告布。
我掏出手机，打开那个我一直没删的本地论坛，搜「青柏 殡仪馆 十月五日」。
搜出来三条，都是问路的。第四条是一个月前的帖子，有人在问火化要排多久。
我把手机收起来，回头看三舅。他坐在驾驶室里，两只手搭在方向盘上，没催我。
「三舅。」我说，「你记不记得那天，厅里还有别家在办。」
「记得。」他说，「隔壁厅有个老太太，儿子开五金店的，穿蓝夹克，一直在打电话。」
下午三点，手机没响。
四点，我打过去，杜强接的。「在查了，你别急。」
五点，我又打。这次是关机。
我把母亲的火化证摊在桌上，用尺子比着看。
证上的编号是 0517。凡是编号都有顺序，档案馆里每一卷都有一个号，号与号之间连着什么，做过这行的人一看就明白。0517 后面是 0518，前面是 0516。两台炉同时开，两个号就是挨着的。
第二天一早，我又去了殡仪馆。
大厅门口右侧有一块玻璃橱窗，贴着几张纸。最上面那张是收费标准，第二张是办事流程，第三张是上月火化名单。名单竖排印，一列名字一列日期，字很小。我拿手机拍下来，放大，一行一行往下找。
十月五日那一栏，一共七个人。第三个是周桂英。第五个是孙秀英。
孙秀英，女，七十九。我把那个名字放到最大，字边起了毛。
店里有一股机油味。我把那行字又看了一遍，眼睛发涩。
我进大厅问杜强，孙秀英的家属联系方式能不能给。
「不能。」他没抬头。
「那你帮我打一个电话，让他们联系我。」
「这个也不合规矩。」他把手里的笔放下，笔杆在台面上滚了半圈。
「哪条规矩。」
他不说话了，转身去接一个来交钱的家属。那个家属抱着一摞黄纸，纸边蹭着柜台，发出沙沙的声。
我在大厅站了二十分钟。这期间韩馆长从里间出来过一次，看见我，脚步慢了半拍，随后往侧门走，走的时候手插在夹克兜里。
出门时我在院子里碰到一个扫地的大姐。她六十来岁，围一条蓝布围裙，扫帚是竹的，身上有股汗味。
「大姐，问一下。」我把手机递过去，「十月五号上午，办丧事的那家，母亲姓孙，儿子开五金店的，你记得不。」
她看了眼屏幕，又看我。「你说孙家那个？」
「对。」
「他母亲跟我一个村的。」她把扫帚靠在墙上，「老孙家在建设路开的店，卖水管子那些。他母亲腿不好，前几年摔过，走路一拐一拐。」
「他母亲是哪天下的葬。」
「初七。」她想了想，「跟我们村另一家一天，上午我们村那家，下午他们家。」
初七。跟我妈同一天，晚四个小时。
「他家住哪儿。」
她愣了一下才答。
她打量了我一下。我没解释。她也没问，伸手往东边指。「建设路走到头，路南，门口堆着白管子那家。」
建设路尽头，路南，果然堆着一垛 PVC 管，白的，长短不齐，用塑料绳捆着。卷帘门拉到一半，门里亮着灯。
一个男人蹲在地上给管子套丝，机器嗡嗡响，铁屑一圈圈落下来。他穿蓝夹克，后背湿了一片。我站在门口，等他关了机器。
「孙立军？」
他回头。四十多岁，脸晒得黑，眉毛很浓。
「我是周敏。那天上午，靠里那台炉，我妈周桂英。」
他站起来，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膝盖响了一声，他没管。「我知道你。」他说，「殡仪馆昨天给我打过电话。」
「他们说什么。」
「说你怀疑骨灰弄错了。」他把套丝机上的管子卸下来，「我母亲已经下葬了。」
「我知道。初七下午。」
他停住，看着我。「你查得挺细。」
「我妈骨灰里有两根钢钉。」我说，「她一辈子没做过手术。你母亲做过。」
店里安静下来。门外有辆车过去，压过井盖，咣一声。孙立军的手在裤腿上又擦了一下，没吭声。
「我不是来要东西的。」我说，「我是来对一对。你要是方便，我想看看你母亲的病历。」
「看什么病历。」他声音低下去，「人都烧了。」
「那你告诉我，她腿上是不是有钉子。」
他喉咙动了一下，眼睛看向门外那垛管子。「我妈二零二一年摔的，股骨颈。打了三根，第二年取了一根，剩下两根在里头，医生说年纪大了不用取。」
「两根。」
「两根。」他重复，然后忽然抬高了声音，「你什么意思。」
「我妈骨灰里有两个孔。」
「你什么意思。」他又问了一遍，往前逼了一步，鞋底碾过地上的铁屑，「你是不是想说，我埋的是你妈。」
「我是说可能换错了。」
「可能。」他笑了一下，笑得难看，「你知道挖开一个坟要多少钱，要多少人说话，要请多少人吃饭。我们村里，坟开了是要请道士的，要重新看日子。我父亲还在，八十二了，他要是知道我们把他老婆挖出来，他活不活得下去。」
我没接话。
「你妈下葬了没有。」
「下了。初七上午。」
「那你也挖？」
「如果里面不是我妈。」
他盯着我，胸口起伏。屋里那股铁和机油混在一起的味很重，呛鼻子。
「你别碰我妈。」他说。
说完他转身，把套丝机重新打开。机器响起来，铁屑飞出来，落在我鞋面上。
我站了一会儿，退到门外。太阳偏西了，那垛白管子被照得发亮，晃眼。站久了腿发酸，我蹲下来，蹲了十几分钟才起来。
我掏出手机，把那张名单照片翻出来，又看了一遍。七个人，七个名字。如果换错了，那盒在孙家坟里的，就是我妈。如果没换错，我妈盒里那两个孔，是别人留下的。
无论哪一种，十月五号上午三号炉的监控，都得看。
我写了一份申请。
纸上只有五行字：申请人周敏，申请查阅本人于二零二六年十月五日办理的骨灰领取业务全部档案，包括三联单存根、火化登记表、当日排炉记录。下面是日期和签名。
我签了两次。一笔一笔写，写完对着看了三遍。然后复印了一份，自己在复印件上按了个手印。
韩馆长接过申请，从头看到尾，看得很慢。
「你这个，」他把纸放下，「我们内部有规定，档案不能给外人看。」
「我不是外人。我是当事人。」
「当事人也只能看自己那一份。」他把申请往桌边推了一寸，手指在纸边上按着。
「我就要我那一份。」我说，「但我那一份的签字，是你们替我签的。我怎么知道我那一份没有被别人动过。」
他抬起头。这一回他没有笑。我后颈一片凉，是空调的风。
「你想看多少。」
「二零二三年十月到现在，全部。」
「一千多张。」我手心出汗，把本子往怀里按了按。
「我知道。」
他沉默了很久，把申请折了一下，又展开。「下午两点，业务科。你自己看，不能拍照，不能带走，有人陪着。」
「我要拍照。」
「不行。」
「那我就一张一张抄。」我从包里掏出一个本子，摊开，「一千一百多张，我抄三天。你们下班我走，你们上班我来。」
他看着我那个本子，眼睛在上面停了两秒。
「拍吧。」他说。
下午两点，杜强把六个纸箱搬到会议室。箱子是那种装复印纸的，每个箱子上贴着年份和月份。他把箱子一个一个打开，纸的味冲出来，是旧纸加上一点受潮的霉味。
「从这儿开始。」他指着最左边那个箱子，「二零二三年十月。」
我坐下，把手机架在水杯上，开着录像。杜强在旁边看着。
第一张，编号 0001，签字栏是一个女人的字，笔画抖，写得很大。第二张，0002，另一个人的字。第三张，0003，一个连笔的「王」字。
翻到第十几张的时候，我看见了。
那个「周」字，起笔先顿一下，然后往下压，压得很重。「敏」字右边那一撇，收尾往上挑，挑出去半厘米。
跟十月五号那张，一模一样的笔迹。
我把那张抽出来，放在桌角。杜强往前探了探身。
「这张怎么了。」
「这张的签字是杜强写的。」我说。
他没吭声。
「这张的家属姓刘，不姓周。」我指着上面的名字，「刘建国。可是签字栏被划掉了，旁边补了三个字，刘建国。补的字跟划掉的字是一个人的手。」
会议室里静得能听见纸箱底下的地板响，箱角还散着一股霉味。杜强的手从桌沿收回去。
「我一个人一天要发二三十盒。」他说，「家属哭得站不住，我帮着写一下，这叫什么错。」
「那你写完，为什么不让他们自己按手印。」
「按了。」
「按在哪儿。」
他不说话了。
我继续翻。翻到第四箱，二零二六年九月。那两个箱底已经空了，我的手指发涩，翻纸的时候要蘸一下嘴唇。
到下午五点二十，桌角那一摞已经厚了。中午没吃饭，饿得手抖，翻纸的时候有一张飘到了地上。
四十七张。
我把它们码齐，一张张拍，正反面。拍完在本子上记：起始编号，终止编号，日期区间，四十七张里，有三十一张是家属名与签字名不符，十六张是家属根本没到场，由其他人代领。
杜强站起来，走到窗边，背对着我。他的肩膀动了一下，像是在咽什么。
「你这么做，」他说，「我这份工作就没了。」
「你替四十七个人签过名。」我说，「我现在只想知道，十月五号那天上午，二号炉烧的是不是我母亲那个号。」
他没回头。
晚上七点，家里来了两个人。一个是韩馆长，另一个我不认识，四十来岁，黑夹克，进门先看了一圈屋子，看墙上那张母亲的遗像，看了两秒。
三舅在，他把茶端上来，端得很稳。
韩馆长开门见山。「小周，这事我们认。是我们工作不细。」
我没说话。
「我们商量了一下。」他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五千。另外，两位老人的迁葬费用，我们全出。仪式我们来做，做得体面。」
信封放在桌上，没推过来，也没收回去。桌面是老式的油漆桌，边上掉了一块漆，露出底下的白木。
「另外。」他补了一句，「你在档案馆，我知道。你们那批数字化项目，明年还有二期。市里的事，都是一个圈子。」
三舅的手在膝盖上攥了一下。
我看着那个信封。
五千。我妈的火化费加骨灰盒加冷藏加告别厅，一共三千零六十。他给五千，多出来的那一千九百四十，是买我不说话的钱。
「韩馆长。」我说，「我不要钱。」
「那你不要钱要什么。」
「我要那四十七张单子。」
他的脸沉下来。「单子在馆里，你拍了照，也抄了本子。你还想怎么样。」
「我想让每一张单子的家属，都知道自己的名字是别人写的。」
他站起来，把信封收回包里，动作不快。走到门口，他回头说了一句：「小周，人死了就死了。你妈不会因为多两根钉子少两根钉子，就多活一天。」
门关上。院里那盏灯没开，黑着。
三舅坐在桌边，半天没动。他的手指在桌面上敲，敲了三下，停住。
「刚才那句话，」他说，「你记着。」
「记着。」
我把那四十七张照片拷进电脑，按编号建了文件夹，一个不落。坐到十一点，腰酸得直不起来，手也发麻。窗外有人在放鞭炮，很远，闷闷的，不知谁家办事。
我打开本子，在最后一页写了一行：十月九日，馆方提出五千私了，拒。
十月十号，早上七点半，我到了殡仪馆门口。
三舅把农用车的后挡板放下来，我们抬下一块折叠展板。板子是周伟从他店里借的，一米八高，铝框，白底。
我把四十七张复印件按编号排上去。从左到右，从上到下，一张挨一张，行距一样。每一张下面用不干胶贴一条白纸，上面打印着一行字：编号，日期，经办人。
家属的名字我用黑笔涂掉了，涂得很实，对着光也看不出。
「这样人家认得出来吗。」三舅问。
「认得出来编号就够了。」我说，「谁家办过事，自己记得日子。」
展板立在大厅门口左边，紧挨着那块玻璃橱窗。
八点，第一辆灵车进场。院里有一股烧纸的呛味，风一吹往人脸上扑。
八点十分，来了第一家人。七八个，穿孝服，领头的是个中年女人，眼睛肿着。她路过展板，脚步慢下来，回头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然后走过去，走到一半又折回来。
「这是啥。」她问。
她没听清我第一句，又问了两遍。
「骨灰领取单。」我说，「四十七张，签字都不是家属写的。」
她凑近了看，看了一会儿，伸手点了点其中一张。「这个日期是我们村的，老赵家。那天我也在。」
「你记得是谁给的单子。」
「一个白衬衫的，年轻人。」她回头往大厅里看，「就他。」
她说完没走，站在那儿搓手，手背冻得发红。
九点，人开始多。有人拍照，有人打电话，有人站在展板前不走，把整块板从头看到尾。大厅里的工作人员出来过两次，第一次是个女的，说这里不能摆东西，我说这是公开信息，我站在门外，没进你们的门。她进去叫人。第二次出来的是杜强。
他站在台阶上，看了看展板，又看我。
「周敏。」
「嗯。」
「你把它撤了。」
「我不撤。」
「你这样我们没法工作。」
「你们替我签了四十七次名的时候，有没有想过我没法工作。」我说。
他的脸涨红，往前走了两步。三舅从旁边横过来，站在我们中间，不说话，也不动。他比杜强矮半个头，肩膀很宽。
杜强停住，嘴张了一下，没说出来，转身进去了。
十点，韩馆长出来。他没有靠近展板，站在台阶最上面，隔着二十来级台阶看我。
「小周，你进来谈。」
「在这儿谈。」
「你在这儿，我们谈不了。」
「那就谈不了。」
他站了一会儿，回身进屋。玻璃门在他身后合上，把里头那股冷气关住了。我站到台阶边上，腿发麻，就着栏杆靠了一会儿。
十点半，孙立军来了。
他骑一辆电动车，蓝夹克，头盔夹在胳膊底下。他把车停在院门口，走过来，站在展板前面，从第一张看到最后一张。
看完，他转过身。
「这里面有没有我母亲的。」
「有。」我指给他看，编号 0493，十月五日，经办人杜强。「这张的家属签字是你父亲的名字。你父亲八十二岁，那天没来。」
他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是我签的。」他说，「我签的我的名。」
他说话的时候嗓子发紧，最后两个字几乎没出声。
「单子上写的是你父亲。」
「他们让我签，我就签了。我当时……」他停住，「我当时脑子是空的。」
我没接话。他也没再看我。
风从院门口吹进来，展板晃了一下。三舅伸手扶住边框。
「我昨晚跟我父亲说了。」孙立军声音低下去，「他坐了一夜，今天早上跟我说，去挖。」
我没接话。
「他说，不能让别人家的老人，在我们家坟里过年。」
十点四十，一辆白色轿车开进院子，下来三个人，两个穿夹克，一个拿文件夹。走在前面那个五十来岁，上来先看展板，看了三分钟，然后问我：「你是家属？」
「是。」
「我是市民政局殡葬管理科的。」他把证件亮了一下，「你这个情况，我们受理。板子先别撤，我们要拍照取证。」
他转身对跟着的人说：「把馆里的人叫出来。业务档案、排炉记录、监控，全部封存。」
韩馆长出来的时候，脚步有点乱。他跟那个人握手，握手时腰弯下去，弯得比平时低。
「老韩。」那个人说，「你把十月五号的监控调出来。」
「设备……那几天有点故障。」
「故障。」那个人重复了一遍，声音不高，「那你把检修记录拿出来。」
院子里静下来。灵车旁边站着十几个穿孝服的人，都在看。杜强站在大厅门口，白衬衫的袖子放下来了，一直放到手腕。
那个人回头对我说：「你跟我们去一趟，做个笔录。老人的骨灰，先不要动。」
我点头。转身的时候，看见孙立军还站在展板前面。他把手伸出来，隔着空气，在 0493 那行字上按了一下。
「我妈腿里那两根钉子。」他说，「要是找着了，给我。」
「找着了给你。」
他点了一下头，走了。电动车发动的时候冒了一股蓝烟，烟散在早晨的光里。
我把展板收起来，一张一张揭下那四十七张纸，按编号重新码齐。纸角被风吹卷了，我用手指一张张压平。压到一半手抖，停下来歇了一会儿。眼睛发花，纸上的编号要凑到眼前才认得清。
排炉记录是手写的，一张表，横着是炉号，竖着是时间。
那天上午那一栏，靠里那台九点四十，登记 0517。隔壁那台十点二十，登记 0493。九点四十那一格被划掉过一次，一道斜线，旁边用铅笔改了个数字，又被涂了。改的人和涂的人是同一个，笔迹跟那四十七张领取单上的一样。
「靠里那台的风机那天上午坏了。」韩馆长在笔录里说，「两具都从隔壁那台走。前后差四十分钟，炉膛没凉透，我怕混，就让杜强盯着。」
杜强说：「我盯着了。两盒一起出来的时候，我放在同一个台子上，等家属来领。先出来那盒是九点四十的，后出来那盒是十点二十的。」
「你怎么分。」
「看单子。」
「单子上名字你看得清吗。」
他停了很久。「看不清。灰大。」
真正让两盒调过来的，是十分钟。周家的人在厅里等着，孙家的车在路上堵了。杜强把先出的一盒递给了先到的家属。他递的时候看了一眼单子，单子上写的是另一个号。
十月二十号，两家迁葬。
日子是孙家请人看的，上午九点到十一点。孙立军打电话告诉我时间，末了问一句：「你们那边要不要请人。」
我说不用。他那边停了两秒，没接话，先挂了。
「不用。」
「我们村里人多，你别嫌吵。」
那天去了三十几个人。孙家的亲戚多，站满半个山坡，男人们抽烟，女人们抱着纸扎。天阴着，风里有一股湿土味，还夹着烧纸的呛味。
开坟的时候我没看。我站在二十米外一棵柏树底下，背对着。土一锹一锹甩出来，落在塑料布上，声音闷。翻上来的土是湿的，有一股霉味。孙立军在旁边站着，也没看，两只手插在夹克兜里，肩膀绷着。
「出来了。」有人喊。
我转过身。那口小棺被抬出来，棺盖上糊着一层泥。工人用撬棍撬开一条缝，把里头的骨灰盒端出来，深棕色，铜片，松鹤园 3 号。
孙立军走过去，蹲下，把盒盖掀开一条缝。他伸手进去，摸了一会儿，摸出一块骨头，举到眼前。他的手在抖。
「没有孔。」他说。
我走过去，接过来。这块骨殖的边缘是完整的，没有那种打磨过的圆孔。
「是我妈。」我说。
孙立军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他的眼睛红着，但没哭。他张了一下嘴，没说出来，最后只说了两个字：「走吧。」
我没吭声，跟着他往坡下走。
下午一点，我们抬着那盒骨灰到孙家的坟前。孙家的亲戚让开一条道，没人说话。我抱着盒子走过去，走到坑边，蹲下。膝盖发酸，蹲下去那一下差点没稳住。手心出汗，盒子差点滑。
坑底已经清干净了。工人把盒子放进去，摆正，四角垫砖。
孙立军从口袋里掏出一个红布包，蹲在我旁边，把布一层层打开。布上有股樟脑味。里面是两根钉子，四厘米长，锈成深褐色，钉头上还带着一点骨屑。
「这是从你妈盒里挑出来的。」他说。
我伸手接过来。两根钉子很轻，比我想的轻得多。铁锈蹭在指腹上，留下一条黄印。
「我母亲腿里就剩这两根。」他把布收回去，「医生说不取。现在算是取出来了。」
我把钉子还给他。他包好，塞回口袋，用手在外头按了按。他还想说什么，嘴动了动，改了口：「路上慢点。」
下午三点，我们回到自己家的坟地。我抱着母亲的骨灰盒，站在那个空了半个月的坑前。三舅在旁边，手里捏着火化证，捏得边角都卷了。
「念一下编号。」他说。
「0517。」
「炉号。」
「靠里那台，九点四十。」
「对上了。」三舅说，「下去吧。」
他的嗓子发紧，后头那三个字几乎是气声。
我把盒子放进去。放的时候手抖了一下，盒子磕在坑沿上，响了一声。
埋好，立碑。碑是原来那块，字没改。三舅在碑前摆了三个碗，一碗米饭，一碗毛豆，一碗水。
毛豆是新的，早上煮的，还带着一点热气。母亲走的那天凌晨，灶台上放着半碗，剥了一半，豆子摊在盆里，盆底有一层水。
十一月二号，市民政局发了通报。殡仪馆馆长免职，业务科当班人员停职，另有两名工作人员被问责。通报里有一句：该馆自二零二三年起长期存在代签骨灰领取单的问题，共查实四十七起。
四十七起。他们查出来的，跟我数的一样。
孙立军给我打过一次电话，说他父亲坟前种了两棵柏树，问我要不要苗。我说要。他第二天从镇上骑车送来，用编织袋装着，根上裹着湿泥，泥水滴在门槛上。
那天下午我一个人去了坟地，把两棵树栽在碑的两侧，浇了水。土是湿的，踩上去有点陷，鞋帮上沾了一圈泥。
回来的时候天快黑了。眼睛发花，进门先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我进屋，看了一眼柜子上那个空位，位子上留着一圈印子，是盒子压出来的。
抽屉里那张白纸还在。纸原来包过两块不属于我妈的骨头，现在空了。我把纸折起来，跟火化证放在一起，压在箱底。
箱底还有半包烟，我没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