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一那年秋天，微信有个扩列功能。算法很简单：把你扔进一个陌生人堆里，系统随机推送，头像昵称签名随便看，想加就加，不想加就划走。我后来跟人开玩笑，说这玩意儿本质上跟射电望远镜扫描宇宙信号差不多，你永远不知道自己会接收到什么。
我刷到一个头像，网图，大眼睛白皮肤，滤镜拉满，个性签名写着“允我平淡一生”。我点了添加，验证消息发过去：“你这签名跟头像的气质不太搭。”
她回：“你谁？”
我说：“扩列刷到的。”
她说：“头像网图，签名真的。我确实想平淡一生，最好谁也别来烦我。”
那天我们从晚上八点聊到凌晨一点。两个素未谋面的陌生人，隔着不到五公里的距离，在微信服务器里交换了几万字节的信息。她说她最烦男生一加好友就发照片问“好看吗”，说那种人脑子里装的都是豆腐渣。我说那你还加我。她说因为你没问。我说那你现在知道我长什么样了。她说知道了，但我不在乎。我说那你在乎什么。她说在乎你能不能接住我下一句梗。
我们聊了两个月。每天从睁眼聊到闭眼，信息密度相当于两颗靠得足够近的恒星在不断交换物质。她跟我说她不想处对象。原话是：“我这人谈恋爱特没劲。不会撒娇不会黏人，吵架了只会冷战，冷战完了还记仇。谁跟我处谁倒霉。”我说那就不处。她说对，当网友挺好。我说是，网友最安全。她说你要是哪天想越界了，我就把你删了。我说你放心，我边界感强得很。
她说：“那就行。”
校际观摩周，我远远看见举着班牌的她。跟我想象中差不多，圆脸，单眼皮，低马尾披在肩上。我走过去想打个招呼，她看见我，愣了一下，表情变得很微妙，像吞了颗没熟的青梅。
当天晚上她没发朋友圈。什么也没发。我以为这事就这么过去了。结果第二天我就被删了。QQ、微信、支付宝、网易云，连抖音都取关了。抖音上我们之前养了个火花，每天互发消息续着，连着九十多天，她一取关，火花直接灭了。
信号中断，通信静默。
我托共同好友去问，她回话说：“我不想处对象。他长得怎么样根本不重要。但他好像有点想越界。我这人最烦处理这种事，删了清净。”
共同好友把原话转给我，又补了一句：“她还说，你要是再问，她连我一起删。”
我没再问。但事情没完。
过了大概一个星期，另一个共同好友截图给我看——她跟她几个闺蜜聊起我的时候说的那些话，我到现在都记得清清楚楚：
“那个二中的，真他妈恶心。他居然跟别人说他喜欢我。他谁啊？扩列刷到的，聊了两个月天，面都没见过几次，就喜欢上了？喜欢什么？喜欢我头像？喜欢我打字快？神经病吧。”
“我昨天才知道的，他跟他们学校的人说对我有好感。传到我耳朵里的时候我整个人都膈应了。我跟他又不熟，他凭什么到处说喜欢我？搞得好像我跟他有什么似的。别来烦我了行吗？也别让身边的人来打扰我，一个接一个来问，烦不烦？”
“他今天还托人问我为什么删他。为什么？因为他狗屎。自己心里没点数吗？我都删了他还追着问，这种人不拉黑留着过年？”
“他要是再烦我，我让他在这片儿混不下去。名字照片我都存着呢，别以为我干不出来。”
我一条一条看完，把手机扣在桌面上。有人把我之前跟朋友随口说的话传到了她耳朵里。我确实说过对她有好感。我承认。但我没想到会以这种方式传到她那里，更没想到她会这么膈应。
我坐起来，给共同好友发了条消息：“你跟她说，对不起，是我没分寸。以后不会了。”
共同好友回了我一串省略号，然后说：“你道什么歉啊？她都把你骂成那样了。”
我说：“确实是我烦到她了。她不想聊，我不该追着问。”
共同好友说：“你这人是不是有毛病？”
我没回。
后来我又干了一件现在想起来都想抽自己的事。我写了封私信，托人转给她。信里写：对不起，我不知道我的消息让你这么困扰。我确实挺烦人的，没考虑你的感受。你删我是对的。微信能加回来就加吧。
她回了共同好友一句话：“他是不是有病？我都骂成这样了他还说什么微信能加回来就加吧？膈应死了。”
共同好友把这话转给我，补了一句：“兄弟，我劝你算了。这人不值得。”
我说好。
然后她发了一条朋友圈。没配图，就一个表情——那个哭笑不得的脸，微信自带的，嘴角往下撇、眼睛往上翻。没写任何文字，就一个表情挂在那里。
底下共同好友评论了一句“谁啊”，她没回。那条朋友圈挂了大概两个小时，然后删了。
我盯着那张截图看了很久。然后我打开微信，给她发了最后一条消息——那时候她还没把我从共同好友那儿彻底拉黑，我通过好友验证的窗口发过去的，就一句话：“微信能加回来就加吧。”
发完我就把她删了。
我以为说清楚了就完了。但有些东西不是你说完就完了的。两所学校就隔着一条街，我上学要经过她们校门口那个公交站，她放学要路过我们学校旁边那条小吃街。城市就那么大，路线就那几条，你越不想碰见谁，就越容易碰见谁。这就像两颗轨道相交的小行星，引力场摆在那儿，躲是躲不开的。
第一次是删了她之后大概半个月。我中午去校外买笔，拐进文具店的时候正好撞见她从里面出来。她那时候还披着低马尾，手里攥着一袋笔芯和一本五三。抬头看见我，脚步顿了一下，然后侧身从我旁边绕过去了。绕的时候往边上躲了半步，那半步跨得特别明显，像躲一摊水。她低着头走得飞快，马尾辫一甩一甩的，过马路的时候差点被电动车蹭到，头都没回。
第二次是月考完那天下午。我们学校放得早，我跟同学去街口那家奶茶店买喝的。排队的时候我看见她从对面书店出来，怀里抱着一摞辅导资料。她也看见我了，隔着一条马路。我下意识抬了一下手。她看见我抬手，立刻往旁边一家店里一钻，假装看橱窗里的鞋。那家是卖老人鞋的，她一个高中生站在里面看了快五分钟，等我买完奶茶走了她才出来。
第三次更绝。周日补课，我骑车从她们学校后门那条巷子抄近道。骑到一半看见她走前面，背着书包，耳朵里塞着耳机。我车速慢下来，犹豫着要不要摁个铃。还没等我摁，她听见车轱辘声，回头看了一眼。看清是我之后，她整个人往墙根贴过去，把路让得宽宽的，脸冲着墙，给我留了一整个巷子的宽度。我骑过去的时候她全程没转过来。
还有一次是在公交车上。放学高峰，车上人挤人。我从前门上去，她被挤在后门附近。我隔着几个人看见她侧脸了，她也看见我了。下一站开门，她直接从后门蹿下去了，提前三站下车。车门关上开走的时候她都没抬头。
那两年，我们俩就像同极磁铁，一靠近就弹开。她在躲，我也在躲。她躲得更明显，从正对面绕到马路对面，从校门口绕到后门，从公交车上提前三站下车。我做得没她那么难看，但也差不多。她出现的地方我不去，她可能出现的时间我错开。
但有时候躲不开。比如学校联合搞的模拟考，两个学校混编考场。我提前看了考场分布，特意找老师调了考场，就为了不跟她一个教室。结果考英语那天我走错楼了，推开教室门发现她们班在这层，她正站在走廊上跟人说话。看见我之后她把手里的笔袋往怀里一揣，转身进了教室，门关得比平时响。
还有一次是冬天，学校之间搞篮球友谊赛。我替补上场打了半场，下场喝水的时候看见观众席角落里坐着她。我往那边看了一眼，她立刻站起来走了。她闺蜜还在后面喊她，说才刚来啊。她头也没回。
大二那年冬天，高中同学结婚，我去当伴郎。到了酒店才发现她是伴娘。她那天把头发放下来了，还是低马尾，但人比以前出挑了不少，穿一件香槟色裙子站在签到台旁边。她爱喝酒，这事我高中就知道。那几年她朋友圈里全是跟朋友出去喝酒的照片，大排档、小酒馆、路边摊，塑料杯子里装啤酒，她端着杯子坐在塑料凳上，跟一桌人碰杯。
她抬头看见我，手里的红包差点掉地上。我冲她点了个头，准备绕道走。她叫住了我。
“那个……”她走过来，手背在身后，眼睛没看我，“你后来怎么不送蛋糕了？”
我愣了一下。我说：“你不是膈应吗？”
她抿了抿嘴，低头看着自己鞋尖。过了好几秒才说：“我那时候……说话太难听了。对不起。”
我站在那儿，手里攥着伴郎胸花，不知道该怎么接。她又说：“我那时候就是不想处对象。谁追我我都烦。你越退让，我越觉得你图谋不轨。后来有人跟我说你喜欢我，我一下子就炸了。其实现在想想，你也没干什么过分的事。是我反应太大了。”
我说：“我确实不该跟别人说。那时候脑子进水了。”
她摇头：“不全是你的问题。我那时候就是怕。怕处对象，怕麻烦，怕受伤。有人一靠近我就想把人推开。推得越远越好。后来你彻底不理我了，我反而觉得……挺不习惯的。”
那天婚礼结束，她加回了我微信。验证消息写着：“这回不删了。真的。”
我通过之后回她：“你上次也说真的。”
她说：“上次是电子宠物，这次升级成人类朋友了。而且我保证不躲你了。你也别躲我。”
我说行。互相不躲。
后来就在一起了。毕业之后我们没留在老家，搬到了北京。她找了个教培机构当物理老师，我在一家设计院画图。租在回龙观，五十平的老破小，窗户朝西，夏天下午太阳能把地板晒到五十度。她每天下班回家第一件事就是骂太阳。周末她带我去她朋友开的小酒馆喝酒，我喝可乐她喝啤酒，她骂我扫兴。我说我酒精过敏。她说那你来干嘛。我说来看你。她翻了个白眼，没再说话。
在北京那几年，日子过得紧巴但踏实。我们攒钱、吵架、和好、见家长、领证。婚礼上她非要放高一那会儿她骂我的截图，大屏幕上一行行滚过去：“真他妈恶心”“别来烦我了”“狗屎”。司仪问她当初怎么就看上我了，她拿着话筒想了半天，说：“因为他被我骂成那样都没记仇。后来我加回来，他也没翻旧账。这说明这人情绪稳定，适合过日子。”
台下鼓掌。我站在旁边心想，那是因为你说得对。我确实挺烦人的。
婚后第三年，童童出生。眼睛随她，单眼皮，笑起来弯弯的。她给孩子取名叫童童，说日子太苦了，得有点甜的。我不叫她童童，我总管她叫小童童，从她刚会翻身的时候就叫，叫顺嘴了改不过来。她每次听见都嫌肉麻，说你能不能好好叫名字。我说不能，小童童好听。她就翻个白眼，跟当年她妈翻我一模一样。
那几年我拼了命挣钱。白天在设计院上班，晚上接私活，画图画到凌晨两三点是常态。我想着趁年轻多攒点，将来小童童上学、上兴趣班、万一有个病啊灾的，手里有钱心里不慌。她有时候半夜起来喝水，看见我还在电脑前面坐着，就踢我一脚让我去睡觉。我说再画一会儿，这个项目结款快。她说钱是挣不完的，命是自己的。我说知道了知道了。然后继续画。
小童童五岁那年的春节，我们是在北京过的。没回老家，她爸妈过来住了一周。除夕那天她妈在厨房炸丸子，油锅滋滋响，满屋子都是香味。她爸坐在沙发上看春晚，小童童骑在他腿上，俩人一边看一边吐槽节目不好笑。她在旁边包饺子，面粉沾了一鼻子，喊我过去帮忙。我洗手过去，她嫌我包得丑，说你这饺子跟沙包似的，下锅准破。我说那你自己包。她说我包就我包，你滚去看孩子。小童童从她姥爷腿上跳下来，跑过来揪我裤腿，说爸爸你包的是小乌龟吗。我说对，这是你爸包的乌龟饺子，专门给你吃的。她咯咯笑，说我不吃乌龟。
那顿年夜饭吃得热闹。她妈做了八个菜，她爸开了一瓶白酒，她跟她爸碰了一杯，我喝可乐。小童童举着果汁杯说干杯，一家人叮叮当当碰了一桌。吃完饭她爸喝多了，靠在沙发上打呼噜。她跟我站在阳台上看烟花，北京的除夕夜里不让放炮，但远处还是有人偷偷放，零星的几朵在灰蒙蒙的夜空中炸开。她把脑袋搁在我肩膀上，说咱家小童童又长一岁。我说是啊。她说你以后少接点活，多陪陪她。我说行。
第二年没回成。太阳出问题了。
事情是从太阳活动周期峰年开始的。那一轮太阳活动比预测的猛得多，观测组发现太阳表面的黑子群面积在三个月内翻了四倍。那年秋天，一个编号AR3664的活动区爆发了X28级耀斑，这是人类有记录以来最强的一次。耀斑本身不可怕，可怕的是它伴随的日冕物质抛射——几十亿吨带电粒子以每秒两千公里的速度砸向地球，地磁场被压缩到平时的一半，极光在赤道都能看见。
紧接着问题来了。连续三年的超级耀斑把平流层的臭氧分子打得七零八落，臭氧层厚度掉了将近百分之十五。紫外线辐射通量在地表增加了四成。社区发了通知，建议十点到十六点避免户外活动。学校停了体育课，改在室内上。商场里防晒面罩炒到两千块一个。新闻里请了一堆专家在演播室里画图，说太阳活动会过去的，周期性的嘛，峰年过了就消停了。
没消停。全球性的动荡来了。
太阳活动增强，大气层受损，赤道沿线的大气层修复带成了少数能稳定调节局部气候的稀缺资源。围绕能源、粮食和修复带的控制权，地区冲突一个接一个爆发，后来逐步扩大成持续多年的全球性动荡。我们这边也被卷了进去。开战之前我对这些宏大叙事没什么感觉，我就一画图的。但动荡持续久了，我慢慢看明白了：不管上面怎么讲，普通人最关心的还是电、粮食、药和孩子的学校。那几年，基本物资实行配给，社区志愿者挨家挨户送菜，医院优先收治孩子和老人。最困难的时候，楼道里谁家多一袋米，都会分半袋给隔壁。
动荡持续了六年。前两年还是局部冲突。第三年开始出现极端天气干预装置，在平流层播撒催化剂，人为制造持续暴雨和干旱。我们这边用大气层修复技术反制，在赤道沿线布设反射粒子带。第四年冲突烧到近地轨道，卫星被打掉了一大半，定位系统没了，通信靠地面基站硬扛。第五年，远海上空发生了一次高空电磁脉冲装置爆炸，想瘫痪沿海电网。我们这边拦截了，但爆炸尘埃飘散到平流层，臭氧层又被啃掉一大块。第六年，各地反战呼声越来越大，冲突各方内部也出现停火声音，前线终于停了。
最后是停火了。新闻里天天播停火消息，说各方达成了协议，赤道大气层修复带由国际协作管理。可地面上的普通人根本没感觉到什么和平。动荡期间的大气污染让臭氧层又薄了一层，轰炸和工业排放把平流层搅得一团糟。停火了，天空还是灰蒙蒙的，紫外线指数比战前翻了一倍。停火是停火了，可地球被打得更破了。太阳照下来，比以前毒多了。
那几年，日子不是人过的。防空警报一响就得往地下室跑，有时候一晚上跑三趟。电网被炸过两回，最长一次停了一个星期电，冰箱里的东西全臭了，小童童点着蜡烛写作业，写着写着哭了，说妈我眼睛疼。她搂着小童童说没事没事，明天就有电了。明天没有电。后天也没有。
后来局势吃紧，我们开始往郊区撤，从郊区往山里撤，背着包拖着箱子，小童童走不动了就我背。住过临时安置点，体育馆里铺纸板睡觉，几百号人挤在一起。也住过亲戚家，五口人挤一间屋。后来亲戚家那边也不安全了，又往更远的地方跑。
钱像流水一样花出去。我在北京那些年攒的钱，在银行里看着挺厚实，真到了逃难的时候才发现根本不经花。住旅馆一晚上几百，租车跑一趟上千，小童童发烧买退烧药，药店里坐地起价，一盒布洛芬卖到两百多。她有一次翻我钱包，看见里面只剩几张零票了，问我咱家钱呢。我说花了。她说花了多少。我说差不多花完了。她沉默了一会儿，说没事，等安稳了再挣。
小童童整个初中几乎没怎么出过门。体育课改在室内，课间操取消。她每天背着书包从家到学校，两点一线，防晒服裹得严严实实。有时候她站在阳台上看外面的太阳，问我：“爸，我什么时候能去公园跑步？”
我说快了，等环境好点。
她说：“我小学的时候你也说快了。”
我没接话。
动荡结束那年小童童初二。那几年留下的污染让大气层变薄了一大截，太阳辐射比之前更强了。小童童升了初三，中考压力大，每天在阳台上背英语单词。我说你进屋背，阳台紫外线强。她说阳台亮堂，屋里闷。我想想也是，就把窗帘拉了一半，让她坐阴影里。她嫌暗，又把窗帘拉开了，说阳光照在身上暖和。
我那时候要是再坚持一下就好了。
小童童初三下学期开始发烧。一开始以为是流感，吃了药压下去，过半个月又烧。那天晚上她烧到三十九度八，吃了退烧药退到三十八度，半夜又烧起来。她妈拿湿毛巾给她敷额头，敷了一夜，第二天早上小童童说牙龈出血，刷牙的时候满嘴都是血。她妈脸色一下子就白了，跟我说去医院。
验血报告出来，白细胞异常，血小板掉到个位数。医生拿着报告单看了半天，问家里有没有接触过辐射源。我说没有。他又问孩子最近有没有长时间户外暴露。我说没有，这几年都很少出门。他推了一下眼镜，说建议住院做进一步检查。
住院第二天做了骨穿。小童童趴在病床上，针从髂骨扎进去，她咬着枕头没哭。她妈站在旁边攥着她的手，攥得指节发白。骨穿结果等了三天。那三天她妈每天只睡两三个小时，半夜坐在走廊椅子上发呆，我去叫她回病房，她说你先睡，我坐会儿。我坐她旁边，两个人都不说话，走廊里只有值班护士的脚步声。
第三天下午，血液科主任亲自来叫我们去办公室。他拿着一摞报告，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最后说：“高度疑似急性辐射病。骨髓造血功能严重抑制，免疫系统接近崩溃。建议查一下孩子近两年的详细户外暴露史。”
我回家翻手机相册。照片一张一张划过去，日期、地点、光线，全都在。小童童从初一到初三，每天下午在阳台上背书写作业，说是阳光好。那几年有连续两个星期极端辐射峰值，恰好是下午两点到四点。那段时间她在阳台上坐了一个又一个下午，我们谁都没注意。谁能想到太阳会跟那几年的污染叠在一起。
她抱着手机把那张照片放大再放大。照片里小童童仰着脸冲镜头笑，背景是刺眼的白色阳光，亮得把她的轮廓都模糊了。她嘴唇哆嗦了半天，说了一句话：“是我让她在阳台写作业的。”
我搂住她，说这不怪你。
她说：“怎么不怪我？我明知道那几年太阳不对劲，我还让她天天坐阳台上。她说亮堂，我就由着她。我要是当时把窗帘拉严了——”
我说：“那我也没拦着。我也没当回事。”
她没说话。她把手机放下，站起来去阳台，把窗帘拉上了。那之后她再也没拉开过。
小童童在医院住了四个月。第一个月是化疗。头发一把一把地掉，她妈拿梳子给她梳头，梳一下掉一把，最后干脆拿剪刀全推了，推了个光头。小童童摸着光头说妈我现在像不像一休哥。她妈笑着说像，像个小和尚。笑完了转过身去，肩膀抖了半天。
第二个月开始出现严重的排异反应。口腔溃疡，嗓子眼烂得说不出话。她疼得直冒冷汗，但从来不喊。护士来抽血，一天抽三管，扎针扎到找不到血管，就在脚背上找。小童童把脸埋在她妈怀里，牙咬着她妈的衣服，咬得整件衣服都是口水。她妈一只手搂着她，一只手轻轻拍她后背，嘴里念叨着没事没事马上就好。
第三个月，小童童已经下不了床了。脸凹下去，颧骨顶出来，胳膊细得我一只手能圈两圈。她每天大部分时间都在昏睡，醒着的时候也不怎么说话，就盯着天花板看。有一天她突然精神好了，坐起来说想吃草莓。我跑出去买了一盒，洗好了端过来，她吃了三颗，冲我笑了一下：“爸，太阳为什么这么毒啊？”
我说：“太阳不是故意的。”
小童童说：“那它什么时候不毒了？我想去公园跑步。”
我说快了快了。
她妈站在病房门口，背对着我们，肩膀绷得像块铁板。
那天晚上小童童又烧起来了。四十度，退烧药压不住，物理降温也压不住。医生来看了，说感染指标又上去了，上了抗生素和激素。她妈整夜坐在床边，攥着小童童的手，一句话不说。我去买饭回来，看见她把脸埋在病床栏杆上，肩膀一抖一抖的，没出声。
第四个月，小童童的肝肾开始衰竭。医生跟我们谈话，说能用的手段都用了，让我们做好准备。她妈听完之后很平静，回病房给小童童擦身子，擦得很慢很仔细，从脸擦到脚。小童童那时候已经不太认人了，偶尔清醒的时候会喊妈妈。她妈就应一声，说我在这儿呢。
小童童走的那天晚上是个阴天。小童童的呼吸越来越浅，监护仪上的心率往下掉。她妈把她抱在怀里，脸贴着她的脸，一遍一遍地说妈妈在这儿，妈妈在这儿。小童童最后动了一下，像是想抓住什么。她妈把手递过去，小童童的手指搭在她手心里，没抓紧，就那么搭着。
然后心率变成了一条直线。
她妈抱着孩子不肯松手。护士来拉她，她突然尖叫了一声。我从来不知道人能发出那种声音，像什么东西从喉咙里被硬生生撕出来了。我站在旁边，想伸手拉她，手伸出去又缩回来了。我不知道该拉她哪儿。我也不知道该怎么办。
后来是医生给她打了一针镇静剂。她睡过去之后手还保持着抱孩子的姿势，护士把小童童从她怀里抱出来的时候，她的胳膊还悬在半空，像在抱一个看不见的东西。
火化那天她没哭。她站在殡仪馆的烟囱底下抽烟，手抖得打火机点了七八下才点着。抽了两口，她把烟掐灭，说：“咱回家。”
小童童住院那段时间，她姥姥来了。姥姥七十多岁，身体还算硬朗，从老家坐了两个小时长途车赶过来的。姥姥的老家在个五线城市，小地方，火车站出来还得倒一趟公交。姥姥来的时候拎着两个蛇皮袋，一袋是自己种的萝卜白菜，一袋是给小童童织的毛衣毛裤。来了之后就在医院里守着，白天让她闺女回去休息，晚上自己搬把折叠椅睡在病房角落。小童童化疗掉头发，姥姥就拿毛线给她织帽子，一顶一顶地织，红的绿的黄的，堆了半个床头柜。小童童吃不下东西，姥姥就回家熬粥，熬完了装保温桶里拎过来，一勺一勺喂。小童童有时候吐姥姥一身，姥姥擦都不擦，先给她拍背。
小童童走后，姥姥回了老家。走之前拉着她闺女的手说，你要好好的，妈就你一个了。她点头说知道了妈你放心。姥姥又拉着我的手说，你多担待她，她从小脾气就倔，心里有事不爱说。我说我知道。
姥姥回去之后，隔三差五打电话来。问吃了没，问身体怎么样，问太阳大的时候别出门。她每次都嗯嗯啊啊地应付，挂了电话跟我说，我妈比我还能唠叨。我说你妈是关心你。她说我知道，我就是不想让她担心。
小童童走后第二年，姥姥走了。心梗，晚上睡下去就没醒过来。小城里消息传得慢，第二天早上邻居闻见味儿不对才报的警。她接到电话的时候正在洗碗，碗掉在地上摔碎了，她蹲下去捡碎片，手划了个口子，血流了一地，她看着手上的血，半天没站起来。
后来她说，我妈是被小童童带走的。她太想小童童了，老天爷看不下去了，让她去陪小童童了。
我不知道该说什么。我就搂着她，让她哭。她哭完了说，咱家就剩咱俩了。我说嗯。她说你得好好活着。我说嗯。她说你要是敢死在我前头我跟你没完。我说行，我尽量。
小童童走后的头两年，她整个人像被抽走了发条的钟。不说不笑，每天上班下班，吃饭睡觉，手机里那些跟朋友喝酒的照片再也不发了。有时候我半夜醒来看见她坐在阳台上，窗帘拉开一条缝，盯着外面的太阳看。我问她看什么，她说看看它什么时候遭报应。我说它不会遭报应的。她说我知道，我就是看看。
那年过年，家里就剩我和她两个人。除夕那天我学着包饺子，包得跟沙包似的，下锅破了半锅。她坐在沙发上看春晚，跟以前一样吐槽节目不好笑，但没人骑在她腿上揪她裤腿了。她妈没来炸丸子，她爸没来开白酒。我端着一碗片汤似的饺子过去，说凑合吃吧。她接过去吃了两口，说你这饺子真难吃。我说那你别吃。她说我偏吃。吃完了她把碗放下，说咱明年别在北京过年了，回老家吧。我说行。她说我妈不在了，我爸一个人，我想回去陪陪他。我说行。
第二年我们回了老家。她爸老了不少，头发全白了，做饭还是那个味儿。年夜饭摆了一桌子，她爸开了一瓶白酒，给她倒了一杯，自己也倒了一杯。她跟她爸碰了一下，喝了一口。她爸喝了一口，放下杯子，说小童童呢。她愣了一下。她爸说，小童童怎么没来。她爸记性不太好了，那几年的事记混了。她说小童童在家呢，挺好的。她爸哦了一声，没再问。她端着酒杯，手一直在抖。我在桌子底下攥住她的手，她抽回去了，说没事。
那顿饭吃得安静。她爸喝了两杯就靠在沙发上打呼噜了。她收拾碗筷，我去帮忙，她说你放着吧我来。她洗碗洗得很慢，水龙头一直开着。我站在她身后，看见她肩膀一抖一抖的，水声盖住了哭声。
小童童走后的第五年，她开始咳血。
起初只是早上刷牙的时候痰里带一点血丝。她说可能是咽炎犯了，自己买了点药吃。过了半个月，血丝变成血块。又过了半个月，她开始整口整口地吐血。我拖她去医院，路上她还在说没事，可能就是上火了。我说你闭嘴，省点力气走路。
检查做了三天。CT、骨穿、活检，能做的全做了。最后医生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拿着一摞片子跟我说：“肺部纤维化，骨髓抑制，免疫系统全面崩溃。跟之前你们孩子那个病……病理特征高度相似。”
我站在那儿，耳朵里嗡嗡响。医生后面说的话我一个字都没听进去。我只记得自己问了一句：“她还能活多久？”
医生说：“积极治疗的话，半年到一年。但生活质量会越来越差。你们要有心理准备。”
我拿着诊断书回病房。她靠在床头看电视，见我进来，问：“怎么样？是不是肺炎？”
我把诊断书递给她。她接过去看了两分钟，很平静地折好，放在床头柜上。然后她说：“跟小童童一样？”
我说：“一样。”
她点了点头，说：“行吧。那就不治了。回家。”
我说治。砸锅卖铁也治。
她看了我一眼，说：“你傻啊。这病治不好。小童童花了多少钱，最后什么结果你也看见了。咱家钱本来就不多了，那几年折腾得差不多了，你还想往里填？别折腾了。回家。我想吃你做的红烧肉。”
我站在病房门口，攥着门框，指节发白。她在床上冲我招了招手：“过来。”
我走过去。她拉着我的手，说：“你听我说。我这辈子最幸运的事就是高一那年扩列加了你。虽然我骂了你挺长时间，但你最后也没记仇。咱俩过了十几年好日子，生了小童童。小童童没了我也难受，但我陪了你五年，算是对得起你了。现在轮到我了。你别哭。你哭了我更难受。”
我说我没哭。眼泪掉在她手背上。
她笑了一下：“你这人。从高中就这样。被我骂成那样都不还嘴。现在我说不治了，你也不还嘴。你能不能有点出息？”
我说不能。
她到底还是治了。我硬逼着她治的。我跟她说你不治我就把房子卖了，把钱全扔了，一分不留，你看着办。她骂我神经病。我说你才知道我神经病？从高一扩列加你那天起我就神经病了。她骂不过我，就妥协了。
治疗费花钱如流水。那几年攒的钱本来就花得差不多了，剩下那点家底全填进了医药费。靶向药、免疫球蛋白、进口抗生素，医保报不了的全是我自费。我把能卖的东西都卖了，能借的亲戚都借了。白天上班晚上接活，把能接的项目全接了。她有时候看我半夜还在画图，就说你别干了，钱不够就不治了。我说你闭嘴，好好吸氧。
治了半年，她的病情反反复复。好一阵坏一阵。好的时候能自己下床走两步，坏的时候连翻身都翻不了。钱花光了，病没见好。我心里清楚治不好了，但我不敢停。停了就等于承认没救了。我停不下来。
那年冬天，地下避难城开始分批搬迁。社区开始分批登记，有孩子的家庭和年轻人优先，老弱病残往后排。避难城建在城郊，往下挖了四十米，钢筋混凝土衬砌，三层防水，独立空气循环系统。地热井打了两百米深，抽上来的热水给整个城区供暖。空气过滤系统能把细颗粒物和放射性气溶胶滤掉百分之九十九点七。紫外线？地下四十米，紫外线穿透力再强也进不来。
她让我把她从床上扶起来，坐好了跟我说：“我地下避难城资格下来了。”
我愣了一下。她说：“你忘了我以前考过工程师资质？有一项地热系统维护的资质，属于稀缺工种。社区管理站上周发了通知，说持有这类资质的人可以带一个直系家属。我把你报上去了。”
我说那你呢？你自己呢？
她说：“我体检没过。地热系统维护要下井作业，我肺这样，人家不要。但你行啊。我把你报的岗位是地下设施维护工程师。人家看了你的简历，说可以。”
我说我不去。你在这儿我不去。
她说：“你听我说完。我活不了多久了。最多再撑一两个月。我死了你怎么办？地面辐射一天比一天高，你一个人留在上面，过几年你也得跟小童童一样。你必须下去。你下去了，我在地下避难城的档案里还能挂个名。每年有人给你发物资，有人给你安排住处。你替我活着。行不行？”
我站在她床边，攥着拳头，指甲掐进肉里。
她说：“你别磨叽了。我这辈子求你过什么？就这一件。你答应我。”
我说行。
她把资格转到了我名下。手续办完那天晚上，她特别高兴，让我去买了个蛋糕。她吃了一口，说太甜了。然后又吃了一口。她跟我说：“你下去之后，别老想着我。找个地方安安静静过日子。地下避难城没太阳，没人骂你烦人精。你好好活着。”
我说你少说两句，省点力气。
她病情恶化得很快。入冬之后靠吸氧维持，走两步喘三下。我把客厅改成病房，买了制氧机，每天给她翻身擦洗。她瘦得脱了相，可只要精神好一点，就让我把窗帘拉开看外面的太阳。
有一次她指着窗外说：“你看，它还是那么亮。跟高一那年咱俩聊天的时候一模一样。它根本不知道它干了什么。”
我说：“它知道。它不在乎。”
她笑了一下：“跟我高一时候一样。我也不是故意要骂你。我就是怕。怕处对象，怕麻烦，怕受伤。后来有人跟我说你喜欢我，我一下子就慌了。我第一反应就是把你推得远远的。其实我心里知道你没恶意。我就是怕你越靠越近，我控制不住自己。现在想想，我那时候真傻逼。”
我说你现在也傻逼。
她说对，咱俩都傻逼。小童童也是个小傻逼，随我。
她走的那天是个大晴天。太阳活动刚好进入一个短暂的平静期，紫外线指数降了几格，但新闻里说这只是喘口气，真正的峰值还在后头。她让我把窗帘全拉开，阳光铺了一地。她躺在沙发上，氧气管插在鼻子里，眯着眼睛看了一会儿太阳。
然后她说：“我想小童童了。”
我攥着她的手。她回握了一下，力气很轻，像一片叶子落在手心里。
“你在这边好好活着，”她说，“我先走了。”
然后她就不说话了。
我坐旁边等了很久。等到阳光从茶几腿移到沙发扶手上，又移到她手背上。她手背皮肤薄得能看见青色血管。我碰了碰她的手指，凉的。
我站起来，把窗帘拉上了。
她走之后，我算了算账。治病花光了那几年剩下的所有积蓄。银行卡里剩的钱不够下个月的物业费。我翻箱倒柜找能卖的东西，发现最值钱的只剩下她转给我的那份地下避难城资格。
她走后的第三年，太阳活动不但没有平息，反而进入了一个持续增强的长周期。科学家说这次高峰要持续几百年。太阳的磁场每隔十一年翻转一次，但这次的翻转比以往任何一次都剧烈，黑子群面积创下了千年来的纪录。大气层被那几年和耀斑轮番折腾，臭氧层薄得像纸。地面紫外线指数常年爆表，白天街上一个人都没有。
我拿着她转给我的资格，搬进了地下避难城。
从北京西站往西，过了五环，再往西，有一片新挖的沉降区。入口是一排电梯井，值守人员守着，刷卡进。下去之后先过消毒区，再走一条长长的走廊。走廊墙上刷着标语：“深挖洞，广积粮，为人民服务。”对面墙上还有一行：“备战备荒，一切为了群众。”
地下避难城分了好几层。负一层是商业区，超市、理发店、五金店、手机维修铺，一家挨一家挤在通道两边。灯管昏黄，招牌歪歪扭扭，人声嘈杂。卖煎饼的摊子支在过道拐角，老板光着膀子摊煎饼，油星子溅到墙上积了一层黑垢。旁边是修脚店，门口摆着塑料凳，几个老头脱了鞋坐在那儿排队。再往里走是菜市场，萝卜白菜堆在地上，商贩扯着嗓子喊“最后三斤便宜卖了”。空气里混着油烟味、汗味、消毒水味，还有一股从通风管道里渗进来的地下水的潮气。
负二层是居住区。一间间铁皮隔断，十平米一间，床桌柜全是铁的。门一关，外面什么声音都能听见。隔壁打呼噜，楼上两口子吵架，隔两间的老太太半夜咳嗽。灯管二十四小时亮着，分不清白天黑夜。有人用纸糊了个灯罩，把光调暗一点。有人干脆戴眼罩睡觉。孩子们在走廊里跑来跑去，踢塑料瓶当足球。偶尔有人拎着酒瓶子回来，路过你家门口，冲你咧嘴一笑。
负三层是学校。教室里坐满了孩子，黑板上的粉笔字擦了又写，写了又擦。体育课在负四层的操场跑圈，头顶也是灯管。有时候我下去遛弯，看见一群小孩在灯管底下踢球，就想起小童童站在阳台上问我什么时候能去公园跑步。
负四层再往下，就是地热系统维护区。我分到的岗位就是干这个。每天穿着工装下到负五层，检查管道、换阀门、记录仪表。管道里的热水从地底两百米深处抽上来，温度八十多度，通过换热器给整个地下避难城供暖。管道外壁包着厚厚的保温层，摸上去温温的。我有时候靠在那根管道上，会想起地面上那个阳台，想起小童童仰着脸晒太阳的样子。
地下避难城的生活热闹，但是阴暗。那种热闹是挤出来的，像罐头里的沙丁鱼，密密麻麻塞在一起。大家说话都大嗓门，好像声音小了就会被头顶几十米的地层压扁。走廊里永远有人在吵架、在笑、在骂孩子、在打电话。但那些声音传不远，撞在铁皮墙上就散了。
地表是另一个世界。白天紫外线指数常年爆表，街上没人。公路慢慢变成了河道，没人维护，雨水排不出去，一年一年积下来，柏油路面裂开，长出青苔，积水里游着孑孓。高楼的玻璃幕墙被辐射晒得发黄发脆，一块一块往下掉。藤蔓从地基缝里钻出来，顺着外墙往上爬，爬到十楼、二十楼，把整栋楼裹成一根绿柱子。偶尔有无人机编队从头顶飞过去巡逻，螺旋桨的嗡嗡声在空荡荡的楼宇间回荡。到了晚上，太阳落山了，辐射降下来，才有人敢出来透口气。但夜里也不安全，大气层破了之后夜里温度骤降，冬天零下三十几度是常态。地面上还有居民，大多是没排上地下避难城名额的，住在发放的防辐射帐篷里，白天不敢出门，晚上出来放风。
地下避难城的广播每天播新闻。国内新闻说各地在灾后重建中逐步恢复秩序，说赤道大气层修复带的协作机制运转良好。国际新闻说一些地区内部矛盾激化，失业率飙升，贫民窟里又闹起了瘟疫。我听着这些，心里没什么波澜。动荡的时候我在逃难，停火了我在治病。停火是停火了，可我家里该走的人都走了。
我隔壁住着老赵，以前是厂里的工会干部。他说你看啊，不管上面怎么讲，老百姓就看自己家楼下。咱们这边，基本物资配给，社区志愿者送菜，医院先收孩子和老人。最困难的时候，楼道里谁家多一袋米，都会分半袋给隔壁。谁好谁坏，看自己家楼下就知道了。我说老赵你说得对。老赵说你知道为啥外面老有人恨咱们吗？因为咱们这边老百姓还能活着。他们那边老百姓活不下去，就得往外抢。抢到最后地球都让他们抢破了。
我在地下避难城过了第一个年。除夕那天食堂加餐，每人多给一个肉菜。走廊里有人贴了红纸剪的福字，歪歪扭扭的。隔壁老赵拎了瓶酒过来，说一起喝点。我俩坐在铁皮屋里，就着食堂打的红烧肉和花生米，一人喝了一杯。老赵说他想他老伴了，老伴没排上地下避难城名额，还在地面上住帐篷。我说我想我闺女和我媳妇了，她们都没排上。老赵说那咱俩差不多。碰了一杯。
喝完了老赵回去睡觉，我关了门，坐在床边翻旧手机。翻到小童童五岁那年过年的照片——她骑在她姥爷腿上，手里攥着个红包，笑得眼睛弯成两条缝。又翻到她包饺子那天的视频，她举着个面疙瘩说爸爸你看我包的小乌龟。我把视频看了三遍，然后把手机锁了，搁在床头柜上。床头柜里放着小童童的骨灰盒。
地下避难城的灯管嗡嗡响着。外面走廊里有人喝多了在唱歌，跑调跑得厉害。隔壁老赵的呼噜声隔着铁皮墙传过来，闷闷的。我躺在床上，看着头顶那根日光灯管，心想这年过得真安静。
高一那年我在微信扩列功能里刷到了她。她头像是个网络女神，签名写着“允我平淡一生”。
我发过去的第一句话是：“你这签名跟头像的气质不太搭。”
五十多年过去了。太阳还是那个太阳。它根本不知道自己干了什么。我也知道。我只是没想到，它连道歉都不会。
我七十五岁那年，做了一件想了很久的事。
我找老赵借了一套高等级防晒服，又去社区管理站申请了一张地表通行证。办事的小姑娘看了我半天，说大爷您这岁数上地表干什么。我说我想去看看。她说地表现在什么都没了，路都成河了，楼都让藤蔓吃了。我说我知道，我就想看看。
我坐着升降梯上去，穿了三层防护。最里面是吸湿排汗层，中间是隔热层，最外面是铅纤维防辐射层，沉得压肩膀。面罩带空气过滤和紫外线警示灯。我站在电梯里，看着楼层数字从负五变成负一，最后变成零。电梯门开的时候，警示灯从绿变黄再变红，最后稳定在橙色。
一股热浪隔着面罩扑过来。紫外线指数那天是十二，爆表。
我站在电梯口，适应了几秒钟。然后我看见了北京。
我在这座城市住了几十年。我见过它早高峰的地铁站，人挤人像沙丁鱼罐头。我见过它三环上的车流，堵得一眼望不到头。我见过它除夕夜的烟花，灰蒙蒙的天上炸开一朵又一朵。但此刻我看到的北京，跟我记忆里那个北京没有任何关系。
公路变成了河道。柏油路面裂成一块一块的，缝隙里长出了草，草又长成了灌木，灌木丛里积着前几天的雨水，水面上漂着落叶和塑料瓶。河道两边的人行道全被苔藓盖住了，绿得发黑。共享单车倒在路边，车架子锈成了铁渣，车座上长出了蘑菇。高楼的玻璃幕墙碎了大半，剩下的被辐射晒得发黄发脆，风一吹就往下掉渣。藤蔓从地基缝里钻出来，顺着外墙往上爬，爬到十楼、二十楼、三十楼，把整栋楼裹成一根巨大的绿柱子。有的楼从中间裂开了，一半站着，一半塌了，塌下来的那一半堆在地上，被藤蔓裹得严严实实。
我沿着一条没被水淹太深的路慢慢往北走。路两边偶尔能看见防辐射帐篷，灰色的帆布，矮矮的，像坟头。有人从帐篷缝里探出脑袋看了我一眼，又缩回去了。走了两个多小时，走到长城脚下。那段城墙我以前在北京上班的时候爬过，那时候台阶上全是人，卖烤肠的、卖矿泉水的、租遮阳伞的，挤得走不动道。现在台阶缝里长满了草，墙砖被晒得发白，有些地方塌了豁口。我找了个没塌的敌楼爬上去，站在垛口边上往远处看。
天是灰的。地是绿的。楼是绿的。路是水的。远处有几架无人机慢悠悠地飞过去。太阳挂在天上，跟五十多年前我们刚认识那会儿一模一样，亮得晃眼。我站在那儿，想了一会儿小童童，想了一会儿她，想了一会儿姥姥那个五线小城菜市场后面的老居民楼。
我扶着垛口，往北看。整个北京城铺在我脚下。三环、四环、五环，那些我曾经堵过车、骂过娘的路，现在全是河道，水面上漂着绿藻，在太阳底下泛着腻光。国贸三期那栋楼还在，玻璃掉光了，剩下钢骨架，藤蔓从骨架里穿过去，缠得跟圣诞树似的。央视大楼那个大裤衩，一条腿塌了，另一条腿还立着，上面爬满了爬山虎。望京SOHO那几栋圆润的楼被绿植裹成了三个大蘑菇。我家那栋楼在回龙观，太远了看不见，但我知道它还在那儿，窗户朝西，夏天下午太阳能把地板晒到五十度。
太阳开始往下沉。灰蒙蒙的天边泛出一层暗红色，像一块烧了很久的铁板慢慢冷却。紫外线指数降下来了，我面罩上的警示灯从橙色变成了黄色。空气里的热浪退了一些，风从北边吹过来，带着一股水腥味。
我坐在垛口上，两条腿耷拉在城墙外面，像个小孩坐在河堤上。防晒服沉甸甸地压着肩膀，面罩里呼出的气在滤芯上凝成水珠。我往下看了一眼，城墙根底下长满了灌木，几只鸟从藤蔓丛里扑棱棱飞出来，在天上绕了两圈又落回去了。
太阳完全沉下去的时候，天黑了。地面上的灯早就没了，整座北京城沉在一片漆黑里。然后我抬起头，看见了星星。
满天的星星。
我活到七十五岁，这辈子没见过这么多星星。北京的夜空以前是看不见星星的，光污染太严重，能看见月亮就不错了。后来那几年、辐射、大气层变薄，天上全是灰蒙蒙的，更看不见星星。但现在，在这座荒凉的、被藤蔓吞噬的、连一盏路灯都不剩的北京城头顶，星星密密麻麻地铺满了天，亮得刺眼。银河从北边横过来，像一条光的裂缝。我认出了北斗七星，认出了猎户座，认出了天狼星，亮得发蓝。
那些星星离我最近的一颗也有四光年。我看到的星光是四年前从那儿出发的。四年前我还在医院里给她擦身子。四十三年前小童童刚出生。五十多年前我在微信扩列里刷到了一个网络女神的头像。
光从那些恒星出发的时候，地球上还没有我这个人。等它走到我眼睛里的时候，我已经七十五岁了，坐在长城的敌楼上，穿着三层防晒服，头顶是几百年来最干净的星空。
我坐了很久。星星慢慢往西转，北极星钉在北边的天顶上，一动不动。我认出来了，那颗最亮的，天狼星，下面偏左一点是参宿四，红彤彤的，过不了多少年它就会炸掉。炸掉的时候地球上能看见比满月还亮的光，白天都能看见。不过那时候我肯定已经不在了。
我扶着垛口站起来，膝盖咔咔响了两声。面罩上的警示灯又变成了橙色，滤芯该换了。我把背包里最后一瓶水喝了，水是温的，一股铁锈味。
我最后看了一眼脚下的北京城，看了一眼天上的银河，看了一眼那颗红彤彤的参宿四。然后我转身，扶着城墙，一步一步往下走。台阶上的草绊了我一下，我扶住墙没摔倒。走到城墙根底下，我回头看了一眼，敌楼的轮廓还印在天上，星星从垛口的缺口里漏出来，像一排小窗户。
我沿着河道往南走，走回升降梯。进了电梯，门关上，头顶的星星没了。下降的时候我听见钢缆嘎吱嘎吱响，灯管一闪一闪的。到了负二层，门开了，走廊里有人扯着嗓子喊老赵你他妈又偷我白菜。老赵说谁偷你白菜了我拿的是自己的。另一个人说你放屁你那颗白菜上还有我做的记号。
我穿过走廊，掏出钥匙开了门。铁皮屋里灯管嗡嗡响着，床头柜里搁着小童童的骨灰盒。我脱了防晒服，洗了把脸，坐在床边。旧手机还剩一格电，我翻到相册，看了一眼小童童五岁那年过年的照片。她骑在她姥爷腿上，手里攥着个红包，笑得眼睛弯成两条缝。
我把手机锁了，搁在床头柜上。然后躺下来，看着头顶那根日光灯管。灯管闪了一下，又亮了。我闭上眼睛，心想，三百年就三百年吧。反正我也不用等。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