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死在九八年的工地上，一根钢筋穿透胸口。
睁眼再看，是一九八三年十月初三，柳巧云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捏着一张退婚的纸。
后妈王桂花把我的铺盖扔到院外头：滚！
我把名字签了，笑得牙疼。
这一辈子我不打算做人了，我打算做个让全村都吃上肉的人。
【第一章】
我是被一盆凉水浇醒的。
水从头顶灌到脖子里，灌进单褂子，冰得我整个人一哆嗦。
我抬头，看见王桂花端着个豁了口的瓦盆，站在我铺前，嘴角耷拉着。
她头上那块蓝头巾我太熟了。
那块头巾她戴到九零年，戴到我给她送终。
我盯着她看了足足半分钟，没说话。
她先慌了，嗓门扯起来：“死人啊你！日头都晒屁股了还赖床！人家柳家闺女在堂屋等着呢！”
柳家闺女。
柳巧云。
我慢慢坐起来，手摸到土炕上的席子，席子边上那道裂口，扎了我十几年的腰。
我的手在抖。
不是害怕，是爽快。
我活了五十一岁，死的时候身上没一件新衣服，兜里有十七块四毛钱。
现在我二十二。
炕梢那只旧木箱上还放着我的高中毕业证，一九八一年平阳县第二中学，周振山。
我笑出了声。
王桂花后退一步：“你笑啥？”
我说：“我笑我这辈子终于赶上了。”
她骂了句神经病，转身出去。
我穿鞋，鞋底是布的，前头张着嘴。
堂屋里坐着三个人。
我爹周大山蹲在门槛上卷烟，烟纸舔了三遍都没舔上。
柳巧云坐在长条凳上，两条腿并得很紧，脚上是一双新的黑布鞋，鞋面亮得能照人。
她旁边站着她妈柳大婶，手里拎着个布包。
我一进门，柳大婶就开了腔：“振山啊，你来了正好。”
我说：“婶子有话直说。”
她把布包往桌上一摔，里头哗啦一声，是我们家当年下的聘。
一对银镯子，两块布料，还有二十四块钱。
柳大婶说：“这婚，退了吧。”
我爹的烟卷掉在地上。
他张嘴：“他婶，咱们两家说了三年……”
柳大婶抬手把他拦住：“说三年也不能说一辈子。大山哥，我也不瞒你，振山这孩子是好孩子，可他家这个样儿，炕上四个人挤着睡，年底分的那点口粮还得往他后妈娘家送。我家巧云往下跳这坑，跳一辈子，我这当娘的夜里睡不着。”
她说这话的时候一直看着我。
我看着柳巧云。
柳巧云低着头，手指头抠着凳子边上的木刺。
我开口：“巧云，你自己说。”
她肩膀一抖。
抬起头，眼睛是红的，眼泪挂在眼皮上不掉下来，掉不下来的那种。
我太熟悉这个表情了。
上辈子她就是这么哭的，哭完第二天就坐上了马长顺的自行车后座，一路笑着进了县城。
她说：“振山哥，我……我也想追求自己的幸福。”
“我也想过个有盼头的日子。”
“你别恨我。”
我点点头。
我说：“行啊。”
屋里一下静了。
柳大婶愣了：“啥行啊？”
我说：“退婚这事，我同意。”
“纸呢？”
柳大婶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手还哆嗦着，估计是准备好了让我撒泼打滚的准备，没想到我这么痛快。
我拿过纸看了一遍，自愿解除婚约，双方日后各不相干。
我在底下写上周振山三个字，写完还把钢笔帽盖好，推回去。
我说：“各不相干这四个字写得好。”
“巧云，你记着这四个字。”
“往后你哭着喊着来找我，我都认这四个字。”
柳巧云的眼泪终于掉了。
她估计以为我是舍不得。
她不知道我这辈子最想对她说的就是这句。
王桂花这时候冲进来，一把抢过那堆聘礼往怀里搂：“钱我收着！镯子我收着！振山你个废物，连个媳妇都看不住！”
我爹终于站起来，巴掌抬到半空。
抬在半空，又放下去了。
他对王桂花说：“你少说两句。”
王桂花一屁股坐地上，开始拍大腿。
“我少说两句？我少说一句这家就塌了！老周家四口人，一个懒汉一个废物，就我跟宝根是出力的！今年公粮交完剩多少？剩三百二十斤！三百二十斤喂四张嘴！”
“周振山你也二十二了，县里招工你考不上，地里活你不如你弟，媳妇还跑了——你干脆搬出去！”
堂屋外头探进来一个脑袋。
我弟周宝根，十九岁，啃着一个白面馒头。
那是我们家一个月才能见一次的白面。
他说：“哥，你走呗。你走了我就能娶媳妇了，炕也宽敞。”
上辈子这一句话，我记了一辈子。
上辈子我在这一句话之后，抱着王桂花的腿求她别赶我，求了整整一宿。
然后我留下来了，留了三十年。
我给周宝根盖了房，娶了媳妇，供他儿子念了书。
我死的时候，周宝根住在县城的楼房里，没去看我一眼。
我现在站在堂屋中间，看着眼前这一屋子人。
我说：“分家。”
王桂花的哭声卡住了。
我说：“今天就分。爹，你来做主。”
“老宅三间，你们住。后头那间放柴火的厢房归我，墙皮脱了的那间。”
“地我要两亩五分，就要北坡最薄那两亩五，河滩那块好地我不要。”
“粮我不要。钱我不要。镯子布料都归王桂花。”
“我只要一样。”
我爹声音发干：“要啥？”
我说：“要一张纸。”
“写清楚：从今天起，周振山与老周家财产两清，我不欠你们一分钱，你们也别指望我一分钱。”
“按手印。”
王桂花从地上爬起来，脸上还挂着泪，眼睛里全是算盘珠子。
“这可是你说的！”
“宝根！拿笔！”
那张纸写好的时候，日头偏西了。
我按完手印，站起来，把手上的红印泥在裤腿上擦了擦。
柳巧云还没走，站在院里看我。
她小声说：“振山哥，你搬到那破厢房，连灶都没有，你咋过？”
我拎起我的铺盖卷。
我说：“巧云，我问你一句话。”
“马长顺许了你什么？”
她脸上的血一下退干净了。
“你……你说啥马长顺。”
我笑了。
我说：“没事，我胡说的。”
“你走吧。”
她走了，走得比来时快。
我把铺盖卷扛到厢房，踢开门。
门轴一响，半边门板掉下来，砸在我脚上。
屋里一股霉味，墙角堆着烂草，房顶豁了个洞，正好看见天。
我把铺盖往草堆上一扔，坐下。
从怀里掏出那张分家的纸，又看了一遍。
我笑了半天。
笑得眼泪都出来了。
上辈子我欠这一家人的，活到五十一岁都没还清。
这辈子我一天就撇干净了。
屋外头，王桂花还在院里喊：“周振山你给我听着，往后你讨饭也别进这个门！”
我冲着墙洞外头应了一声。
“婶子你放心。”
“往后这个门，是你们求我进。”
【第二章】
那一夜我没睡。
不是难受，是忙。
我从怀里翻出一截铅笔头，撕了半张糊墙的旧报纸，趴在地上写。
写了一宿。
写我记得的全部东西。
一九八三年十月，平阳县果品罐头厂厂长姓邱，邱有田，山东口音，脖子上有块烫伤。
一九八三年冬，罐头厂第一次上山楂罐头生产线，原料缺口三十万斤，收购价八分一斤，过年前能涨到一毛二。
我们青石沟后山，满山的野山楂树，上辈子这些山楂烂在地上，村里人嫌酸，只摘点给孩子串糖葫芦，剩下的连枝砍了当柴烧。
一九八四年二月，中央一号文件下来，社队企业改叫乡镇企业，政策放开。
一九八四年夏，平阳县大旱，红薯减产，粉条价格翻了两番。
一九八五年，县里撤社建乡，马德贵升了供销社主任。
还有一行字，我写的时候手上冒汗。
一九八四年四月，青石沟从供销社买了十二吨平价尿素，一季稻全黄，三百亩地绝收。
那年秋天我爹周大山在猪圈里喝了半瓶敌敌畏。
抢回来了，人瘫了，瘫了十一年。
我蹲在地上盯着这行字看了很久。
说实在的，我恨他。
他眼看着王桂花赶我出门，巴掌抬起来又放下。
可他是我爹。
我上辈子给他擦了十一年的身子。
铅笔头在那行字上画了一道。
天亮了。
我把报纸折起来塞进贴身口袋，推门出去。
院里雾没散，我拎着那把豁口的斧子上了后山。
走到半坡我就站住了。
一整片山楂树。
红的，压弯了枝条，落了一地，踩上去噗噗响，脚底下全是浆。
我抓起一把，掰开一个，果肉发白，核小。
我用牙尝了一口，酸得我一激灵。
酸就对了。
罐头厂要的就是这个酸。
我在山上转了一上午，心里过账。
这一片阳坡，少说二十万斤。按八分收，刨去运费、损耗、人工，一万斤能挣二百块。
一九八三年，二百块。
我爹一年工分换下来的现钱是四十七块。
我往山下走，脚步快，心里头有火在烧。
下到村口的碾盘那儿，一群人正蹲着晒太阳。
周二赖第一个看见我。
他是村里头号刺头，偷过生产队的地瓜，被吊在打谷场上打过。
他吐了口唾沫：“哟，这不是被退了婚的那个嘛。”
“振山，听说你分出来了？分了两亩五的北坡薄地，哈哈哈哈，那地种出来的庄稼连耗子都不啃。”
旁边几个人跟着笑。
我没理他。
我往人群里扫了一圈，找到我要找的人。
村支书赵满囤，蹲在碾盘底下抽烟袋。
六十来岁，脸上褶子深，一双眼睛不糊涂。
我走过去：“满囤叔。”
他抬眼：“听说了，昨天的事。”
我说：“叔，我想跟你借个章。”
他烟袋锅子磕了一下：“借章？你借章干啥？”
我说：“我要去县城跑生意。人家问我是哪儿的，我得有个说法。我想开一张介绍信，说我是青石沟大队跑销路的。”
碾盘边上的笑声一下炸了。
周二赖笑得蹲不住：“跑销路？你知道销路俩字咋写吗？你个高中生，考大学考不上，媳妇跑了，还跑销路！”
“振山你听我一句，趁早上你老丈人家门口跪着去，哭一哭说不定人家心软。”
我转身，一步跨到他跟前。
他往后缩。
我没打他。
我说：“二赖，我跟你赌一样东西。”
“过年之前，我要是挣不到三百块钱，我在这碾盘上给你磕三个头。”
“我要是挣到了，你见着我喊一声哥。”
周二赖一下站起来：“三百块？！”
他冲人群喊：“听见没，他说三百块！三百块他爹干六年都挣不来！”
他一巴掌拍在我肩膀上：“赌！我赌！我周二赖要是输了，我喊你哥，我给你当长工！”
我把他的手拨下去。
赵满囤一直没说话。
他把烟灰敲净，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他说：“振山，你跟我来一趟。”
进了大队部，他把门关上，从抽屉里摸出那个木头章。
他没马上盖。
他问：“你要跑什么销路。”
我说：“后山的野山楂。”
他眼皮一跳：“那玩意儿连猪都不吃。”
我说：“县罐头厂吃。”
“叔，罐头厂今年上山楂罐头的线。他们缺原料，缺三十万斤。”
他盯着我：“你咋知道的。”
这一问我早想好了。
我说：“我同学他姐在罐头厂车间。前个月我在县城碰上他，他跟我说的。我那会儿还想着要结婚，没往心上放。”
“现在婚退了，我就剩这一条路了。”
赵满囤拿起章，在印泥上按了半天没挪。
他说：“振山啊，我这章盖下去，是大队给你担着。要是你跑出去给大队丢了人，或者赔了钱……”
我说：“赔钱我自己扛。我一分钱不从大队账上拿。”
“我就要一张纸。”
章落下去了。
我拿着那张介绍信出门，走到门口又回头。
我说：“叔，等我回来，咱们村要办一个厂子。”
赵满囤的烟袋又停在半空。
他说：“你先把三百块挣回来再说吧。”
我出了大队部，往家走。
路上碰见一个人。
宋麦香。
她挑着两桶水，桶里水晃出来，溅在她鞋上。
她是我高中同班的，班上第二，我第一。
她考上了中专，家里拿不出粮票和路费，没去。
她把桶放下，喘气。
她说：“周振山。”
我说：“嗯。”
她说：“退婚的事我听说了。”
我说：“嗯。”
她沉默了一会儿。
她说：“你刚才在碾盘那儿说的三百块，是不是吹的。”
我说：“不是。”
她看了我几秒钟。
她弯腰把扁担挑起来，走了两步，又站住。
她背对着我说：“你要是真要办事，账你别自己算。”
“你算数不如我。”
“高二那年期末，咱们俩数学分，你八十九，我九十六。”
我站在原地，笑了。
这辈子第一个信我的人，不是我爹，不是支书。
是一个挑水的姑娘。
【第三章】
去县城要走十八里，再搭一截拖拉机。
第二天天没亮我就出门了，怀里揣着两个凉窝头和那张介绍信。
走到半路我把窝头啃了一个，另一个留着中午。
县果品罐头厂在东关外，大铁门，门口两个砖垛子。
门卫把我拦住：“干啥的。”
我把介绍信递上去：“青石沟大队的，找邱厂长。”
门卫看都没看：“厂长忙，不见。”
我蹲在门口。
蹲了三个钟头。
中午那个窝头啃完了，嗓子干得疼。
十一点半，大门里出来一群人，中间那个五十来岁，中山装敞着扣，脖子右边一块亮皮子。
烫伤。
我站起来，隔着铁门喊：“邱厂长！”
他回头。
我说：“你们厂缺山楂。”
他脚步没停。
我又喊了一句：“缺三十万斤。”
他停了。
他回过身，走到铁门跟前，从上到下把我看了一遍。
我身上那件单褂子，袖口磨成了毛边。
他说：“你谁。”
我说：“青石沟周振山。”
他说：“你怎么知道三十万斤。”
我说：“我不知道。我是猜的。”
“我猜你们新线一天要吃八千斤原料，一个月二十四万，一个冬天七十万。本地果园的果子早让人订走了，你们手里能抓的就是山货。山货没人收，没人收是因为没人替你们组织农民去摘。”
他眉毛拧起来。
他问：“你有多少。”
我说：“我们村后山，二十万斤。全是野山楂，核小肉厚，酸度够。”
“邱厂长，你现在就可以派人去看，看了不满意我自己走回来，不要你一分车费。”
邱有田让门卫开了门。
他带我进办公室，倒了一碗开水推给我。
我把那碗水一口灌了。
他看着我喝，笑了一下。
他说：“小伙子，我们厂收购价八分。但是有条件。”
“第一，不收单户，太零碎，过秤累死。得有人把量攒起来，一车一车送。”
“第二，必须去枝去叶，烂果虫果挑出来，烂一成我扣两成。”
“第三，钱我不能当场给现金，得走账，月结。”
我放下碗。
我说：“这三条我全能接。”
“我再加一条。”
邱有田抬眼：“你加？”
我说：“我加。我要您一张订货合同。写明收多少、什么价、什么时候结账。”
“没有这张纸，我回村里没人信我，社员不会上山。”
“有这张纸，我能给您送来二十万斤。”
他端着茶杯盯了我半分钟。
然后他拉开抽屉，拿出一张印好的格子纸。
他说：“你高中毕业？”
我说：“八一年二中。”
他说：“难怪。字写得像样。”
那天下午四点，我揣着一张加了红章的合同出了罐头厂大门。
走到东关大街拐角，一件事把我的脚钉在地上。
供销社门口停着一辆新的凤凰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一块红绸子。
柳巧云坐在车后座上。
推车的是马长顺。
供销社副主任马德贵的儿子，县里纺织厂的临时工，上辈子八五年转了正，娶了柳巧云，九几年倒腾钢材发了，开了全县第一家歌舞厅。
马长顺正扯着嗓子跟柳巧云说话，声音大得整条街都听得见。
“我爸都说了，年底公社那个代销点要加个人。你户口转过来，先干临时，明年我爸一句话，你就是正式工，一个月三十二块五。”
“三十二块五，知道啥概念不？你那个周振山一年也挣不到三十二块五！”
柳巧云拿手去捂他嘴：“你小声点。”
马长顺一把把她手拽下来：“怕啥！我偏要让他听见！”
我站在拐角。
我原来以为柳巧云是贪一口白面，贪一件的确良。
原来她换的是一份正式工。
一份正式工，换我三十年。
上辈子我在工地上搬砖搬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被什么价码卖掉的。
我往前走了两步。
马长顺看见我了。
他愣了一下，然后乐了。
他把自行车一撇，大摇大摆走过来：“哎哟，这不是振山哥嘛。”
“来县城办事？办啥事，收破烂？”
我说：“办完了。”
他探头看我怀里：“啥玩意儿，让我瞅瞅。”
我把合同往怀里按紧。
他手伸过来，我一巴掌把他手背打开。
打得很响。
他跳起来：“你他妈敢打我！”
柳巧云从车上下来，跑过来拉他。
她对我喊：“振山哥你干啥！长顺他跟你开玩笑！”
我看着她。
我说：“巧云。”
“三十二块五，你卖了自己。”
“你不亏。”
她整张脸白了。
我绕过他们往前走。
走了十几步，后头马长顺在喊。
“周振山！你记着今天！你这辈子就是个泥腿子！你连县城的门都进不来！”
我没回头。
我左手按着怀里那张合同，纸角戳着我的胸口。
我右手在裤子上擦了一下，擦掉巴掌上他脸上的油。
走到城门口，我站住，往回看了一眼供销社那块牌子。
我心里头给自己记了一笔账。
马德贵，马长顺。
八四年四月那十二吨尿素。
这笔账我记下了。
这辈子我不光要收你们的利，我还要收你们的本。
【第四章】
我是夜里十点才回到青石沟的。
我没回厢房。
我直接去了大队部，把赵满囤从被窝里喊起来。
他披着棉袄开门，眼睛都没睁开。
我把那张合同拍在他炕沿上。
他摸着老花镜戴上，看了一遍，又看了一遍。
第三遍看完，他把老花镜拿下来，手在抖。
他说：“八分一斤……二十万斤……”
我说：“一万六千块。”
他猛地抬头：“多少？”
我说：“叔，一万六千块。”
大队部的灯泡十五瓦，照得他半张脸发黄。
他一屁股坐在炕上，半天没说话。
然后他喊：“宝柱！去敲钟！敲集合钟！”
半夜十一点，青石沟打谷场上的钟响了。
全村人裹着棉袄往外跑，以为出了人命。
打谷场上点了两盏马灯。
赵满囤站在碾盘上，手里举着那张合同。
他喊：“大伙静静！静静！”
“振山从县罐头厂拿回来一张合同！人家收咱们后山的野山楂！八分钱一斤！”
底下一片嚷嚷。
“八分钱一斤？那玩意儿八分钱一斤？”
“支书你是不是让人骗了！”
“野山楂酸得倒牙，谁要那个！”
周二赖挤到前头，叉着腰：“支书，这事儿你听我说。周振山他昨天跟我赌了三百块。他这是急了，弄一张假纸回来骗咱们上山给他白干活！”
“等咱们摘了十万斤，他往县里一送，人家不收，这果子堆在打谷场上烂了，谁赔？”
这话说到人心里了。
底下声音一下起来了。
“对，谁赔！”
“振山你把话说明白！”
我上了碾盘。
我没解释。
我从怀里掏出一个布包，一层一层打开。
里头是我这辈子全部的钱。
王桂花没搜走的，我藏在席子底下的，一共十一块六毛。
我把这十一块六毛举起来。
我说：“乡亲们，我没钱，这是我全部家当，十一块六。”
“我不要你们白干。”
“今天开始，谁上山摘山楂，我按斤数记工票。去枝去叶、挑净烂果的，四分一斤，当场记账，三天一结现钱。”
“四分我收，八分我卖，中间四分是我的，运费损耗我出，赔了我赔。”
“谁家摘得多，谁家拿得多。摘一天一百斤的，一天四块钱。”
打谷场上死静。
一九八三年，青石沟一个壮劳力一天挣的工分，折钱八毛。
四块。
一个老太太在后头尖声问：“振山，四分一斤，真的？”
我说：“三婶，我现在没钱。头三天的钱，我拿我这两亩五分北坡地做押。”
“三天后我要是拿不出钱，地归大队。”
赵满囤在我旁边一把抓住我胳膊。
他低声说：“你这孩子，地都押？”
我说：“叔，不押地没人信我。”
赵满囤站直了，往人群里吼：“我赵满囤给他担着！我家那头猪押上！谁上山谁算我一份人情！”
人群动了。
第一个举手的是宋麦香的爹宋老栓。
他家六口人，年年借粮。
他举着手说：“我家四个人上山！”
接着是第二家，第三家。
二赖在人群里喊：“你们别上他的道啊！”
没人听他的。
第二天天刚亮，青石沟后山上，一百多号人。
老的拿长杆打，小的在地上捡，妇女蹲着挑果子，去枝去叶。
宋麦香搬了张桌子坐在半坡上，面前摊着一本红皮账本，手里一把杆秤。
她喊得嗓子哑了：“宋老栓家，一百三十六斤！按净果算！下一个！”
“周老五家，七十二斤！你这里头有十四斤带枝的，我扣四斤！不服你自己上秤看！”
她算账的时候，一只手打算盘，一只手记账，谁也没能糊弄过去。
第三天中午，我拉了第一车去县城。
借的是公社的拖拉机，司机要五块钱油钱。
两千四百斤，装了满满一斗。
磅房过秤，验货。
验货的师傅抓起一把，捏了捏，又拿刀切开几个。
他说：“行。够干净。”
出纸条，签字。
我拿着纸条去财务室。
财务室那个女会计把算盘一推：“小同志，合同上写的月结。”
我说：“我知道。可我村里一百多人等着三天一结的现钱。”
“姐，你能不能通融一次。”
她说：“通融不了。规矩是规矩。”
我在财务室门口站着。
站了十分钟。
然后我去敲了邱有田的门。
邱有田听完，没说话，拿起电话打到财务室。
他说：“小王啊，青石沟这个周振山的头一车货，走预付。记我批的。”
“对，一百九十二块。”
他放下电话，看着我。
他说：“小周，我借你这一回。”
“你要是把二十万斤给我凑齐，我年底给你涨到一毛。”
“你要是凑不齐，这钱从你以后的货款里扣，扣不完我上你们村要人。”
我说：“一个月。”
他说：“你说什么？”
我说：“一个月，我给您送满二十万斤。”
那天晚上，我把一百九十二块钱全换成了一块、两块、五块的零钱，塞在一个化肥袋子里背回村。
打谷场上点着马灯。
我把袋子倒在碾盘上。
哗啦一声。
一碾盘的钱。
全村人围着那堆钱，没人敢上手。
宋麦香念名字。
“宋老栓家，三天三百九十斤，十五块六。”
宋老栓上去拿钱，手哆嗦得数不清，数了三遍。
数完他哭了。
六十岁的老头，站在碾盘前头抹眼睛。
他说：“我活了六十年，第一次一下拿这么多现钱。”
一个接一个上去领。
领到最后，周二赖站在最外头，脸青得像茄子皮。
我冲他招手。
我说：“二赖，上来。”
他不动。
我说：“你昨天没上山，没你的名字。”
“可你明天可以上山。你有力气，你一天能摘二百斤，一天八块。”
他站着，脖子上的筋一跳一跳。
半分钟后他挤进人群，走到碾盘前，仰头看我。
他说：“哥。”
我说：“大点声。”
他吼：“哥！”
全村人哄笑。
我蹲下来拍了拍他肩膀。
我说：“明天带你那帮兄弟上山。谁偷懒你给我捶他。”
他抹了把脸，咧嘴笑了。
那天夜里散场，我往厢房走。
半路上，一个影子从槐树底下出来。
是王桂花。
她手里端着个碗，碗里是一碗荷包蛋。
她脸上堆着笑：“振山，娘给你留的。”
我站着没动。
我说：“婶子。”
她笑僵了一下：“叫啥婶子，叫娘。”
我说：“那张分家纸上按着你的手印。你念给我听听，上头写的什么。”
她手里的碗歪了。
我绕过她往前走。
她在背后喊：“周振山你个白眼狼！”
我进了厢房，把门顶上。
屋里漏着月光，正好照在地上一堆码好的钱上。
那是我自己那一份，四分的差价，刨去油钱和损耗，三天挣了三十七块二。
我盘腿坐在钱跟前。
上辈子我五十一岁，兜里十七块四。
这辈子我二十二岁，三天挣三十七块二。
我把钱一张一张抹平，叠好，塞进炕洞里。
然后我趴在地上，把那张糊墙的旧报纸铺开。
我在八四年四月那一行底下，用铅笔头又加了一行字。
十二吨尿素，马德贵。
我得在那之前，把这个村变成一个他动不了的村。
【第五章】
二十万斤山楂，二十六天送完。
最后一车进厂的那天，邱有田在磅房门口等着我。
他把一毛的价钱兑了，还补了前头的差额。
总账结下来，青石沟社员一共拿走了八千多块现钱。
我自己落下两千一百四十块。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我二十二岁，有两千一百四十块。
全县万元户还没出来一个。
钱到手的那天晚上，我又去敲了赵满囤的门。
他开门就乐：“振山，你这回又要干啥？”
我说：“办厂。”
他笑没了。
他把我拉进屋，门关上，压低嗓子：“振山，你小声点。办厂这事不能瞎说。前年公社有个大队办了个砖窑，让上头定了个挖社会主义墙角，大队长撤了。”
我说：“叔，咱们不办别的，就办粉条。”
“咱们村红薯多，年年烂在窖里。粉条好存，能卖一整年。”
“我问清了，社队企业是允许的。咱们挂在大队名下，叫青石沟大队农副产品加工厂。钱我出，设备我买，账目公开。”
“利润四成归大队，公积金留着盖房修路；四成给干活的社员按工发钱；两成归我，算我垫的本钱和跑销路的钱。”
赵满囤蹲在地上，用烟袋锅子在地上划。
划了半天。
他说：“振山，我活了六十一，守着这个破沟子四十年。”
“这个村，一半人家吃不上整年的粮。我闺女嫁出去那年，陪嫁是两条毛巾。”
他抬头看我。
他说：“你要是真能办成，叔这个支书给你当伙计。”
第二天，大队部门口贴了一张纸。
青石沟大队农副产品加工厂招工，二十人，管饭，月工资二十二块，手脚不干净的开除。
二十二块，是县纺织厂临时工的水平。
那张纸贴出去一个钟头，大队部门口站了一百三十多号人。
我挑人。
挑了二十个，男的十二，女的八。
宋麦香当会计。
周二赖当保管。
我宣布完名单，底下炸了。
有个老爷们喊：“支书！二赖偷过生产队的地瓜，你让他管仓库？”
我说：“对，他偷过。”
“所以我让他管仓库。”
“二赖，你站起来。”
周二赖站起来，一张脸红到脖子根。
我说：“你偷地瓜那年几岁。”
他说：“十四。”
我说：“为啥偷。”
他低头：“我娘病了，家里三天没开锅。”
我说：“仓库交给你。钥匙一把，在你手上。少一斤红薯，你赔十斤。”
“你要是干得好，年底我给你加五块。”
他站着，眼圈红了。
他说：“哥，我要是手欠一回，你把我手剁了。”
粉条作坊是在村西头那个废弃的饲养院里起的。
我花了四百八十块买了两口大锅、一台柴油机、一套漏瓢，又请了邻县的老师傅来教和面打芡。
十一月二十，第一锅粉条出锅。
晾在院子里的架子上，一排一排，半透明的，太阳一照全亮了。
粉条是我自己背着去县城的。
第一批四百斤，我没卖给供销社。
我直接去了县城的国营第二饭店和两个菜市场。
国营饭店的采购员捏着粉条掐了一下。
他说：“你这个有点意思，筋道，不浑汤。”
“多少钱。”
我说：“供销社卖四毛二，我卖三毛八。货不好你退，运费我出。”
他要了两百斤。
那天往回走，天上下了第一场雪。
我在城门口拍自己身上的雪，听见后头有人喊我。
“周振山。”
我回头。
柳巧云站在供销社的台阶上，穿一件新的红格子棉袄。
她手上提着两个纸包。
她走下来，站在我面前。
她说：“我听说……你们村办了个厂。”
我说：“嗯。”
她说：“听说你一个人挣了两千多块。”
我说：“嗯。”
她咬了咬嘴唇。
她说：“振山哥，上回退婚的事……我妈逼我的。”
我笑了。
我说：“巧云，我今天赶车，没空。”
她往前一步，挡在我前头：“你听我说完！”
“马长顺他不是人。他喝了酒打我。他说的那个正式工，到现在也没办下来。”
“振山哥，咱们俩从小一块长大的，你最知道我……”
我说：“我知道你什么？”
她哑了。
我说：“我知道你三十二块五就卖了自己。”
“现在你听说我挣了两千块，你觉得我这儿价钱高一点。”
“巧云，我跟你说句实话。”
“我现在厂里一个临时工，一个月二十二块。你要是想来干活，你报名，跟别人一样考称、考算账。”
“别的话，咱们那张纸上写了四个字。”
她站在雪里，眼泪一下子涌出来。
她喊：“周振山你变了！”
我往前走。
我说：“我没变。”
“我上辈子就是因为没变，才让你们踩了一辈子。”
这话她没听懂。
我走出三十步，听见她在后头哭。
我没回头。
雪落在脖子里，凉。
我心里头没一点波澜，倒是有件事压着我。
过了年就是八四年。
二月一号文件下来，四月那十二吨尿素就要进村。
我得抢在那之前，把这个村的腰杆子立起来。
【第六章】
一九八四年二月，中央一号文件下来了。
公社大礼堂里开大会，大喇叭念了整整两个钟头。
社队企业改叫乡镇企业，允许个人和集体联办，鼓励农民兴办加工业。
散会那天，赵满囤抱着我的肩膀直哭。
他说：“振山，你咋能提前半年就知道？”
我说：“叔，我瞎蒙的。”
我没法说。
三月，青石沟加工厂扩到六十个人。
粉条、山楂糕、山楂片，三条线。
四月初，我们开了第一次分红会。
全村二百一十八户，按户分红，每户二十六块。
打谷场上又摆了碾盘。
领钱那天，村里杀了两头猪。
全村人在打谷场上吃肉，吃了一下午。
肉香飘到隔壁的刘家坳，刘家坳的支书自己骑车过来，蹲在我们打谷场边上看了两个钟头，走的时候拉着我手不放。
就在那天傍晚，供销社的小四轮开进了村。
车斗上码着一排编织袋。
袋子上印着尿素两个字。
马德贵从驾驶室里下来，手里一把蒲扇，四月份还没热就扇上了。
他脖子上挂着个黑皮包。
他一下来就冲赵满囤拱手：“满囤老哥！恭喜恭喜！”
“全县都传开了，青石沟出了个能人！”
赵满囤笑着递烟。
马德贵把蒲扇一收，啪一声敲在车斗上。
他说：“我今天来，给老哥送个大礼。”
“平价尿素，上头调拨的指标，本来是给水河公社的。我硬给你们拉来了。”
“一袋八块二，比牌价低一块八。你们要十二吨，我这一趟就能卸。”
人群里一下起来了。
“八块二？”
“牌价都十块了！”
“赶紧要啊支书！”
我从人堆里走出去。
我说：“这车货不能卸。”
全场静了。
马德贵眼睛转过来，从上到下把我看了一遍。
他笑了。
他说：“你就是周振山啊。”
“年轻人能干。能干是好事。”
“可你懂化肥吗。”
我说：“我不懂。”
他把蒲扇一摆：“那你懂啥？”
我说：“我懂便宜没好货。”
“马主任，这货哪儿来的，哪个厂，有没有化验单，含氮量多少。”
马德贵脸上的笑一点点收了。
他把黑皮包拉开，抽出一张纸，往我脸上一甩。
他说：“看见没有？调拨单！供销社的章！”
“周振山，你一个倒腾山楂的，跑到这儿来查我供销社的货？”
“我在供销社干了十九年，你出生那年我就管化肥了。”
人群里有人附和：“振山你别瞎掺和，人家马主任是公家的。”
“咱们一亩地省三块多，三百亩省一千块！”
我把那张调拨单捡起来。
调拨单上只有供销社的章，没有生产厂家，没有化验报告，产地那一栏写着外省。
我说：“满囤叔，你听我一句。这批货让我送县农科所化验，三天。三天以后没问题，我自己掏钱请全村喝酒。”
马德贵把蒲扇往车斗上一拍。
他吼了。
“化验？你化验我的货？”
“周振山，你今天把话说清楚！你是说我马德贵卖假化肥？”
“老少爷们都在这儿听着！他这是说供销社坑农民！”
“行，这货我不卸了。我拉走。”
他跳上驾驶室，又跳下来，走到赵满囤跟前。
他说：“满囤老哥，我也是看着你这个村穷才跑这一趟。你们村现在出了能人，瞧不上供销社了。”
“那我问一句：秋天你们厂要的白糖，我这儿一吨二千一。你们还要不要？”
赵满囤的脸一下白了。
白糖。
山楂糕和山楂片，顶顶要紧的就是白糖。
一九八四年，白糖是计划物资，县里的指标全在供销社手里。
我的厂，两条线都捏在他手上。
马德贵看着我笑。
他说：“小周，你看着办。”
人群里的声音变了。
“振山，你就让他卸吧！”
“咱们厂子不能停啊！”
“你一个人逞英雄，二百多户跟你一块挨穷？”
有人推我。
有人骂我。
宋老栓挤过来，拉着我袖子：“振山，叔求你了。那便宜一块八，我家六亩地啊。”
我站在人堆中间，一动没动。
十二吨尿素。
一季稻子三百亩。
我爹猪圈里那半瓶敌敌畏。
十一年。
我说：“卸。”
全场松了口气。
我又说：“卸一半，六吨，先放大队仓库，不下地。”
“剩下六吨，马主任你先拉回去。”
马德贵眼一瞪：“这是啥规矩？”
我说：“这是我的规矩。”
“我以加工厂的名义，把这六吨全款买下。社员一分钱不掏。”
“化肥先存仓库。三天后农科所化验单下来，没问题，我按牌价把化肥赊给社员，秋天还钱。有问题，我周振山赔你们一个春天。”
人群又静了。
这回是另一种静。
马德贵盯着我，盯了好几秒。
然后他哈哈大笑。
他说：“好！有钱！有钱就是爷！”
“周振山，你这个买卖我做。”
“秋天的白糖，你别找我。”
小四轮卸了六吨，掉头走了。
尾气喷了我一脸。
当晚我把六个袋子的货样取了，一斤一袋，封好，写上编号。
宋麦香拿笔在封口上写字。
她写完抬头问我：“你怎么知道这批货有问题。”
我说：“我不知道。”
她看着我：“周振山，你骗别人行，你骗不了我。”
“你去年十月说罐头厂要三十万斤，一斤不差。”
“你今年正月说文件要下来，二月就下来了。”
“你现在说这化肥有问题，我信。”
“我就一句话，你这些事，到底哪儿听来的。”
我盯着那六个布袋，手指头在袋子上敲。
我说：“麦香，我要是说了，你会以为我疯了。”
她把账本合上。
她说：“那你先别说。”
“等哪天你愿意说了，我听着。”
她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停下。
她说：“周振山，这事你别一个人扛。你要是栽了，这个村会把你骂死。”
我说：“我知道。”
“所以我不能栽。”
【第七章】
化验单是第四天下来的。
县农科所的小伙子把三张纸递给我，手都抖。
他说：“同志，你这个货有问题。”
“标的是含氮百分之四十六的尿素。实测三个样，一个十六点二，一个十四点八，一个十一点三。”
“掺了土和石粉。”
我拿着那三张纸，站在农科所院子里，太阳晒着我后脖子。
上辈子那三百亩黄了的稻子，在我眼前晃。
我爹瘫在炕上十一年，一动就哼哼。
我手上的纸被我攥出了褶。
我说：“化验单给我开正式的，盖章。一式三份。”
“再请你们出个人，跟我去我们村仓库，当场再取一次样，当面封存。”
小伙子说：“这要领导批。”
我说：“我等。等到下班我也等。”
我在农科所院里坐了四个钟头。
下午三点半，农科所的一个副所长带着两个技术员，坐我借的拖拉机进了青石沟。
当着全村人的面，开仓，取样，封袋，签字。
然后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我找到给马德贵拉货的那个司机。
他叫老崔，公社汽车队的，上辈子八七年喝酒出车祸死了。
我请他在村口小卖店喝了二斤散白。
喝到一半他自己吐了。
他说这批货不是省化肥厂出来的，是从邻县一个叫三合的乡镇小厂装的，装车的时候厂房里一半是黄土堆，工人光着膀子拿铁锨往搅拌机里铲土。
他说这事他跟谁也没敢说，他一家五口都指着汽车队那点工资。
我说：“崔哥，你不用说。你就在这张纸上写几个字，写你哪天从哪儿装的货，几吨，运到哪儿。签个名。”
“这张纸我不给别人看。我只在要命的时候拿出来。”
“要是因为这张纸你丢了工作，我厂里给你开四十块一个月。”
老崔的手在纸上停了半天。
然后他写了。
第二件，我去供销社找了一个人。
供销社的老会计王有贵，上辈子退休前得了个脑血栓，没人管。
我带了两斤山楂糕和一瓶酒去他家。
我没提化肥。
我跟他说我厂里要招个会计顾问，一个月十五块，帮我们看看账，不用天天去。
我坐了一个钟头，临走他送我到门口。
他说：“小周啊，有件事你心里有数就行。”
“三合那个化肥厂，厂长是马主任的小舅子。”
“这批货进价是五块一袋。”
我说：“王叔，谢谢你。”
他说：“我啥也没说。”
第三件，我去了邱有田那儿。
我把化验单给他看。
邱有田看完，把茶杯放下。
他说：“小周，你知道你要动的是谁吗。”
我说：“供销社副主任。”
他说：“马德贵的姐夫，是县工商所的吴所长。”
“他老婆的堂哥，在商业局。”
“你现在手里有一张化验单，你以为你能告倒他？”
“你告上去，他不出三天就能让你那个厂关门。你的厂有营业执照吗？”
我说：“有。三月份办的。”
“邱厂长，我不是来求您帮我告状。”
“我是来求您帮我做一件别的事。”
邱有田抬眼：“说。”
我说：“我想请您，把我们厂的山楂糕和山楂片，挂到您罐头厂的名下，联营。”
“您出牌子、出渠道、出计划内的白糖指标。我出原料、出人工、出厂房。”
“利润你四我六。”
邱有田一愣，然后笑了。
他说：“你小子。你是来借我这把伞。”
我说：“是。”
“我一个村办厂，马德贵一句话就能掐死我。可他掐不死县果品罐头厂。”
“白糖指标在他手上，他就能卡我脖子。我把厂挂到您名下，白糖走您的计划，他卡不着。”
邱有田站起来，在办公室里走了两圈。
他说：“小周，我今年五十三。我们厂去年亏了四万。”
“你那个山楂糕，我尝了，比我们厂里出的好。”
“这个联营，我干。”
“但是我有一条。”
我说：“您说。”
他说：“我不管你跟马德贵的恩怨。”
“我只要你的货和账干净。你要是哪一天在货上掺一粒沙子，我亲手砸了你的牌子。”
我说：“邱厂长，我们掺沙子，就跟那十二吨化肥一样了。”
“我这辈子最恨的就是这个。”
四月十二号，联营的合同签了。
四月十五号，县里给青石沟发了一张处理决定。
供销社那六吨化肥，退货退款，马德贵的名字没出现在任何一行字里。
通报上写的是外省厂家以次充好，供销社把关不严。
马德贵在公社大会上做了检查，念了八分钟稿子。
念完之后，他下来，在礼堂门口拦住我。
他手里还是那把蒲扇。
他离我半尺，用扇子敲了敲我胸口。
他说：“小周，有本事。”
“我在这个县吃了十九年公家饭。你知道我见过多少有本事的年轻人吗。”
“都在我手里烂了。”
我说：“马主任，六吨您退了，剩下六吨您卖给谁了。”
他笑了。
他说：“水河公社。他们村的支书比你会做人。”
我说：“那三百亩地明年黄了，你赔不赔。”
他把蒲扇一收。
他说：“周振山，你那个厂子，我劝你多看着点。”
“现在国家查得严。你一个大队办的厂，一年流水十几万，你敢说你每一笔账都清？”
“你那两千块的本钱，哪儿来的。你给社员记的工票，算不算私分集体财产。”
“你一个农民，不在地里种地，倒腾东西，这叫什么？”
他把最后四个字说得很慢。
“投机倒把。”
他走了。
我站在礼堂门口，后脖子上一层汗。
上辈子我不懂这四个字能把人打成什么样。
这辈子我懂。
我回村的路上，一路想的都是一件事。
他要动我的账。
我得比他快。
【第八章】
他比我快。
四月二十三号，三辆自行车进了青石沟。
来的是县工商所的联合检查组，组长姓吴。
吴所长，马德贵的姐夫。
他进了大队部，往桌子后头一坐，公文包往桌上一摔。
他说：“有人举报，青石沟大队加工厂涉嫌投机倒把、私分集体财产、偷逃税款。”
“从现在起，厂子停产。账本、票据、仓库，全部封存。”
“厂长周振山，一会儿跟我们回所里，说清楚。”
赵满囤扑过去抓住桌子：“同志，我是支书，这个厂是大队办的，有执照！”
吴所长抬头看他。
他说：“老同志，执照是三月办的。三月之前你们卖的那二十万斤山楂，算什么。”
“一个农民，一个冬天挣两千多块。这钱是哪儿来的。”
“你们这叫以集体名义，个人敛财。”
厂房的门贴了封条。
仓库贴了封条。
宋麦香抱着那本红皮账本不肯撒手。
两个人去抢，她往后退，退到墙角，账本死抱在怀里。
她喊：“这账本你们拿走就说不清了！里头每一笔都有社员的手印！你们要看，在这儿看，我给你们念！”
吴所长说：“带走。”
一个工作人员去掰她手。
掰不开。
我说：“麦香。”
她抬头看我。
我说：“给他。”
她的手松了。
账本被拿走的时候她一直盯着我，眼睛通红。
我被带走的那天，全村人站在村口的路两边。
没人喊，没人闹。
周二赖蹲在路边，一拳一拳砸地。
我上了车。
车开出村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打谷场上晾粉条的架子空着，一排一排。
县工商所的那间屋，没窗户，一张桌，一把椅。
他们问了我三天。
第一天问我那两千一百四十块的来路。
我说：“收山楂，四分收，八分卖，一斤赚四分。合同在罐头厂，磅单、收购记录、社员领款的手印，一式两份，一份在我账上，一份在社员手上。”
“你们可以去村里，一户一户问。二百一十八户，去年冬天一共领走八千三百七十六块四毛，每一笔都有名字。”
第二天问我私分集体财产。
我说：“加工厂章程第三条，利润四成归大队公积金，四成按工发社员，两成归我，算我垫的本钱和销路。这个章程贴在大队部墙上，贴了四个月。”
“去年冬天到今年三月，大队公积金入账一万一千二。修了村西头那段路，接了两根电线杆，给小学换了二十套桌椅。桌椅发票在大队会计手里。”
第三天，吴所长自己来了。
他坐在我对面，手里转着钢笔。
他说：“周振山，你是个聪明人。”
“这些事，细查下去，查个半年也查不出个结论。可是你那个厂，停半年就死了。”
“一百多号工人回家，二百多户分不到钱。到那时候，你们村的人会怎么看你。”
我没说话。
他把钢笔放下。
他说：“我给你一条路。”
“你那个加工厂，交给供销社，办成联营点。你当副厂长，一个月六十块，县里还给你一个劳模。”
“白糖指标，供销社给你。销路，供销社包你。”
“这个事，今天就能结。”
我笑了。
我说：“吴所长，那我那两千块呢。”
他说：“退回大队，算你主动交代。”
我说：“我那六成利润呢。”
他说：“周振山，你一个农民，一个月六十块。你知道我一个月多少钱吗。”
我说：“我知道。”
“您一个月七十八块五。”
“所以我不换。”
他的脸沉下来。
他把本子一合，站起来。
他说：“那你在这儿坐着吧。坐到你想明白。”
我在那间屋里坐到第五天。
第五天中午，门开了。
进来的人是宋麦香。
她头发乱着，鞋上全是泥，嘴唇裂了口子。
她把一个布包放在桌上。
她说：“周振山，我们来了。”
我说：“谁。”
她说：“二百一十八户，一百九十六户按了手印。联名信。”
“赵支书带着三十四个人，在县政府门口蹲了两天。昨天夜里下雨，老栓叔发烧，抬到卫生院，他醒了第一句话问支书撤了没有。”
“邱厂长把联营合同送到商业局，副局长压着不批。”
“我去了农科所，把那三张化验单复印了十二份。”
她喘了一口气。
她说：“还有一件事。”
“柳巧云来厂里了。”
我说：“她来干什么。”
宋麦香看着我，眼睛没动。
她说：“她来厂门口站了半天，跟围着的人说，你早就知道化肥有问题，你是故意等着化肥进村、等着全村人掉坑里，好让大家都听你的。”
“她还说，你去年秋天就跑县城，谁知道你跟罐头厂那个合同里头有没有回扣。”
我把手慢慢放在桌子上。
宋麦香说：“我扇了她一巴掌。”
我抬头。
她把手举起来，手心还是红的。
她说：“我这辈子没打过人。”
“我跟她说，去年十月全村没人信他，是他押了自己的地。今年四月谁都要那便宜一块八的化肥，是他一个人掏钱把货扣在仓库里。”
“她说什么你猜猜。”
我说：“她说我变了。”
宋麦香愣了一下。
她说：“对。她说你变了。”
我笑了。
我说：“麦香，你那个问题，我现在能回答你了。”
“你问我这些事哪儿听来的。”
她看着我。
我说：“我做过一个梦。”
“梦里我活到五十一，死在工地上。”
“梦里八四年四月，那十二吨尿素全下了地，三百亩稻子全黄了。秋天我爹在猪圈里喝了半瓶敌敌畏，救回来了，瘫了十一年。”
“梦里我给我弟盖了房，娶了媳妇，供他儿子念书。我死的时候兜里十七块四毛。”
“梦里柳巧云嫁给马长顺，马长顺八八年倒腾钢材发了，开了全县第一个歌舞厅。”
“梦里这个村，一直穷到我死。”
屋里很静。
宋麦香的手指头在布包上按了按。
她没说我疯了。
她说：“所以你去年十月那天，从炕上起来，就直接奔了后山。”
我说：“对。”
她把布包推到我面前，打开。
里头是两个白面馒头，一块山楂糕。
山楂糕上压着一个模子印，是我们厂的厂标，一个山字一个石字。
她说：“吃吧。”
“你那个梦，不管是真是假，我们现在在外头。”
“你今天先吃饭。”
我拿起馒头。
那天我在那间没窗户的屋里，吃了两个馒头。
嚼着馒头的时候我眼睛有点花。
上辈子没人给我送过饭。
【第九章】
第六天上午，院子里的声音突然乱了。
皮鞋声，一群人进了院。
门推开，站在最前头的是一个穿灰夹克的中年人，头发往后梳，手里拿着一个本子。
后头跟着公社书记、赵满囤，还有邱有田。
吴所长从走廊那头跑过来，一边跑一边扣衣服扣子。
他喊：“韩书记！您怎么来了！怎么也不提前打个电话！”
灰夹克的人没看他。
他进屋，走到我面前，弯腰看了看我。
他说：“你是周振山？”
我站起来：“我是。”
他说：“我是县委的韩兆民。”
“你在这儿坐了几天了。”
我说：“六天。”
他回头。
他把那个本子往吴所长胸口一拍。
他说：“吴所长，你给我念念这个。”
吴所长手哆嗦着翻开。
那是一张化验报告的复印件。
韩兆民说：“不用念了，我念。”
“水河公社，三个大队，四百一十亩水田，四月十六号下的尿素。”
“今天四月二十九号。苗全黄了，根烂了。”
“农科所化验，含氮量十一点三。”
“这个货，是谁从供销社拉出去的。”
屋里没人出声。
韩兆民说：“水河公社的农民昨天抬着烂苗，坐在县委大院门口。四百多人。”
“我今天早上看了另一份东西。”
他从随身的包里抽出一叠纸。
“青石沟大队四月十五号的化验单，三份。四月十六号的封样记录，农科所副所长签字。”
“还有一份运输证明，公社汽车队崔有福写的，写明四月八号从三合乡化肥厂装货十二吨。”
“三合乡那个化肥厂，厂长马庆生。”
“马庆生是谁的小舅子，这个县里有点岁数的人都知道。”
吴所长的脸一点点垮下去。
他说：“韩书记，这个事……我们所里也是接到群众举报，依法检查……”
韩兆民说：“群众举报。举报信我看了。”
“落款是青石沟社员代表。”
“我让人去查了。那张纸上七个名字，六个是青石沟没有的人。剩下一个是周宝根。”
我愣住了。
周宝根。
我弟。
韩兆民看我一眼。
他说：“你弟弟说，是有人给了他三十块钱和一条烟，让他按个手印。他说他不认字，不知道上头写的什么。”
“给他钱的人，是供销社的马长顺。”
赵满囤在门口哭了。
六十一岁的老头，蹲在门框底下，哭得直抽。
韩兆民把纸收起来。
他说：“周振山。”
“青石沟加工厂，今天下午解封。”
“你们和县果品罐头厂的联营合同，我批。白糖指标，走罐头厂计划。”
“下个月全县要开乡镇企业现场会，会场设在青石沟。”
他顿了一下。
他说：“小伙子，你给我说句实话。四月份你为什么要扣那六吨化肥。”
“你一个二十二的年轻人，自己掏四百多块钱，把全村都快打起来了，就为了一个化验。”
“你凭什么。”
我说：“韩书记，我凭一件事。”
“我爹是种地的，我爷也是种地的。”
“一亩地一年就一季。误了这一季，就是一年。”
“我们村有人家，差一季就得出去要饭。”
“我赔四百块，赔得起。我赔不起那一季。”
韩兆民看了我很久。
他说：“好。”
他转身出门，走到门口又站住。
他说：“吴所长，你跟我回去。该说清楚的事，你一件一件说。”
四月二十九号下午，我回了青石沟。
拖拉机进村口的时候，路两边全是人。
村口那棵老槐树下，赵满囤带着人撕封条。
封条撕下来，厂房的门一开，柴油机发动。
全村人在打谷场上又杀了一头猪。
这一次没人喊我厂长。
有人喊振山，有人喊振山哥，有几个老太太拉着我手哭，哭得我袖子全湿了。
那天晚上发生了三件事。
第一件，王桂花和我爹来了。
他们是跪着进我厢房门的。
王桂花一进门就扑到地上，拍着大腿哭：“振山啊！娘错了！”
“宝根那个混账东西！他按那个手印的时候我不知道啊！我要是知道我打死他！”
“那三十块钱我给你送回来，烟我没动，还在！”
她从怀里掏出三十块钱，往我炕上扔。
我爹站在门口，一直没进来。
他手里拿着一个布袋子。
他说：“振山。”
我说：“爹。”
他把布袋放在地上。
他说：“这是你娘留下的那个银镯子。你分家那天，被你婶子收走的那个。”
“我偷出来了。”
他蹲下去，手在布袋上按了一下。
他说：“那天我那巴掌，抬起来又放下了。”
“这一年我每天都想起这件事。”
“振山，爹没本事。”
我蹲下去，把布袋捡起来。
我没说原谅。
我说：“爹，宝根明天跟我去县里。”
“韩书记那边要他做个证明，他把话说清楚，签字。”
“他要是不去，往后他不是我弟。”
王桂花从地上爬起来，一把拽住我胳膊：“振山！你弟才十九，他进去了咋办！”
我说：“婶子，他不会进去。”
“可他得自己走进那个门，自己把话说出来。”
“我上辈子替他挡了三十年的事，这辈子一件都不替了。”
王桂花愣在那儿。
她没听懂上辈子那三个字。
我把那个银镯子收起来，放进炕洞里，跟我那本糊墙的旧报纸放在一起。
第二件，周二赖带着八个人，守了我一夜门。
他说县里有人撂话要找我麻烦。
他拿着一根洋镐把，坐在门槛上，坐到天亮。
我出门的时候他睡着了，头抵在门框上，嘴角流口水。
第三件，是第二天早上。
厂门口的空地上，站着柳巧云。
她穿一件洗旧了的蓝褂子，头发没梳。
左边脸颊有一块青。
她看见我，往前走了两步，然后一下子跪下了。
膝盖砸在土上，砰一声。
全厂的人都在院里，六十多号人。
她喊：“振山哥！”
“我跟马长顺离了！他家出事了，马德贵让检察院带走了！马长顺也让带走了！”
“那个举报信……那个举报信是我抄的！是马长顺让我抄的！我不知道他要害你！”
“我该死！振山哥我该死！”
她磕头，一下，两下。
土磕在额头上。
院子里一声没有。
我站在原地。
我这辈子等这个画面，等了五十一年加一年。
上辈子我在工地上搬砖，收音机里放着本县新闻，说某歌舞厅老板马长顺当选县里的优秀青年企业家，他夫人在台下坐着。
我蹲在水泥袋上啃馒头。
现在她跪在我厂门口的土地上。
我没有一点想笑的意思。
我只觉得没意思。
我说：“柳巧云。”
“起来。”
她抬头，满脸是泪和土。
她说：“振山哥你原谅我了？”
我说：“我没原谅你。”
“我也不恨你了。”
“那张纸上写了四个字，各不相干。”
“这四个字你当时没当真，我当真了。”
她整个人一下瘫在地上。
她说：“我没地方去了……我娘家不要我，马家没了，我连户口都转不回来……”
我转身对身后的赵满囤说：“叔，她是刘家坳嫁出去的，户口的事归她娘家那边，咱们管不着。”
“厂门口不能跪人。开门做生意，让人看着像什么。”
我往厂里走。
走到门口，我停下。
我回头，没看她。
我对宋麦香说：“麦香，招工的牌子还挂着吗。”
宋麦香说：“挂着。”
我说：“告诉她报名的规矩。”
“考秤、考算账、三个月试用，手脚不干净的开除。”
“一个月二十二块，跟别人一样。”
“她要是能考过，就留；考不过，别来。”
我进了厂门。
身后，柳巧云的哭声越来越远。
那天我们厂出了八百斤粉条，四百斤山楂糕。
柴油机响了一整天。
我站在晾架前头，一排一排的粉条在太阳底下发亮。
周二赖扛着一袋红薯淀粉从我身边过，喊了一声哥。
我说：“二赖。”
他说：“啥事哥。”
我说：“跟我上后山看看。”
我们爬到半坡。
满山的山楂树开了白花，一片一片。
我蹲下来，手插进土里。
土是暖的。
我说：“二赖，明年咱们在这儿种树。”
他说：“种树？”
我说：“整片山承包下来，栽山楂、栽苹果。三千亩。”
“苗我出钱，谁家栽谁家管，果子厂里收，五年之后这一片山是全县最值钱的地。”
他吸了一口气。
他说：“哥，你咋总能看见五年以后的事。”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
我说：“我以前看见过一次。”
“看见的是另一个样。”
“这辈子我得看见个新的。”
【第十章】
一九八四年腊月二十八，青石沟分红。
地点还是打谷场。
天上飘雪，地上铺了草席。
碾盘搬到了场子正中，上头摆着一个铁皮柜子。
柜子打开，里头全是钱。
一摞一摞，用纸条捆着，纸条上写着户主的名字。
宋麦香站在碾盘上念名单。
她今年穿了件新棉袄，是厂里发的，蓝的，领口上缝了一圈布边。
她的声音亮。
“青石沟大队农副产品加工厂，一九八四年全年产值二十七万四千六百元。”
“上缴税金一万八千二。”
“大队公积金入账五万四千。”
“全年用工一百四十二人，工资支出三万一千。”
“全村二百一十八户，按户分红，每户二百二十六元。”
打谷场上先是一声没有。
然后炸了。
二百二十六。
去年全年一个壮劳力的工分，折现四十七块。
宋老栓第一个上来。
他今年七十，走到碾盘跟前，没伸手拿钱。
他把帽子摘了，捧在手里，冲碾盘后头站着的我，鞠了个躬。
我跳下碾盘去扶他。
他抓着我手腕不放，手上全是裂口。
他说：“振山。”
“我家今年盖了三间砖房。”
“我孙子今年报了名，去县二中。”
“我这辈子不欠人粮食了。”
他说不下去了。
我把他的帽子给他戴上。
我说：“老栓叔，明年你家的山坡，栽八百棵苹果。”
一户一户上来领钱。
领到一半，场子外头进来一辆吉普车。
韩兆民下来，后头跟着两个人，一个扛着照相机。
他站在场子边上看了一会儿，没让我们停。
等最后一户领完，他才走到碾盘前。
他说：“乡亲们，我说两句。”
“青石沟去年是全县倒数第二穷的大队。”
“今年，是全县第一个按户分红超过两百块的大队。”
“县委决定，明年全县的乡镇企业现场会，还在青石沟开。”
底下鼓掌，掌声把雪都震下来了。
韩兆民转头问我：“小周，明年你打算干什么。”
我说：“三件事。”
“第一，后山三千亩承包，栽果树。苗我出，技术请农科所的师傅，果子厂里包收。”
“第二，加工厂上第四条线，上罐头。设备我去邱厂长那儿请教，淘旧的，自己改。”
“第三，修路。”
韩兆民说：“修路？”
我说：“从村口到公社，八里土路。下雨拖拉机进不来，罐头进不去，果子烂在地里。”
“公积金拿三万，社员出工，我自己再掏五千。”
“路通了，这个村才算活了。”
韩兆民盯着我看了一会儿。
他说：“你这个路，叫什么名字。”
我说：“不起名字。就叫青石沟的路。”
照相机闪了一下。
那张照片后来挂在厂办公室墙上。
照片里打谷场上全是人，碾盘上一个铁皮柜子，柜子门敞着。
我站在碾盘边上，棉袄的扣子扣错了一个。
人群散的时候，天已经黑了。
雪下大了。
赵满囤喝多了，让人搀回去。
二赖带着仓库那帮人清场。
我站在打谷场边上点了一根烟，呛得咳嗽。
我不会抽烟，上辈子抽了三十年。
宋麦香抱着账本过来。
她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递给我看。
最后一页上，她写了一行字。
一九八四年十二月二十八日，账清。
我说：“麦香。”
她说：“嗯。”
我说：“明年厂里要上罐头线。我得往省里跑，一年得跑十几趟。”
“厂里的账，还有外头的往来，我得有个人替我盯着。”
她说：“我盯着。”
我说：“那你得有个名分。”
她手一抖，账本掉在雪里。
她弯腰去捡，捡了两下没捡起来。
她说：“啥名分。”
我说：“副厂长。”
她抬头看我。
看了两秒。
然后她把账本抽起来，拍掉雪，转身往厂里走。
走了几步她回头。
她说：“周振山。”
我说：“在。”
她说：“你那个梦里头，有我吗。”
我说：“没有。”
她愣住了。
我说：“我那个梦里，你去了外县，嫁给一个倒腾木材的，八九年他赌钱欠了债，你带着孩子回了娘家。”
“我在村口见过你一回。你挑着两桶水，桶里水晃出来溅在鞋上。”
“跟去年十月那天一样。”
“就这一次。”
雪落在她头发上。
她低下头，笑了一下，又抬起来。
她说：“那不算有我。”
我说：“这辈子的账本，最后一页是你写的。”
她把账本抱紧了。
她说：“周振山，副厂长我干。”
“但是你那两成利润，明年得改。”
我说：“改成什么。”
她说：“一成五。多出来那半成，进公积金，给村里办个卫生所。”
“咱们村没大夫。今年老栓叔发烧，抬到县里抬了两个钟头。”
我站在雪里，笑了很久。
我说：“行。”
她说：“你笑啥。”
我说：“我上辈子最后那点钱，是十七块四。”
“人死在工地上，连个大夫都没见着。”
她看着我，眼睛亮了一下。
她什么也没说，转身进了厂房。
厂房里的灯亮着。
六十多个人在加夜班，柴油机嗡嗡响。
晾架上一排一排的粉条，灯底下半透明。
我把烟掐了，踩进雪里。
打谷场上那个铁皮柜子还敞着门，空的。
我走过去，把柜子门关上，锁了，钥匙塞进兜里。
然后我往厂房走。
雪踩得咯吱咯吱响。
走到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这个村子。
二百一十八户，一半的烟囱还在冒烟，有三十多家今年新盖的砖房，白墙在雪里看得清。
村西头那段修了一半的路，石子堆在路边，盖着草席。
我推开厂房门，热气扑了我一脸。
二赖在里头喊：“哥！这锅芡打老了，你来看看！”
我说：“来了。”
我进去了，门在我身后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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