绳子勒到第三圈的时候，那个女人的手松开了。
我没有停。我听见自己还在使劲，麻绳很粗，是旧的，毛刺扎进掌心，我把它往两边扯，胳膊上的筋鼓起来，像在拉一口井。
屋子不大。顶上吊着一只灯泡，没有罩子，光是黄的。墙角堆着几个纸箱，箱子上印着"玻璃胶"三个字，被水泡花了。墙从房梁那里裂下来一道缝，斜的，缝里塞着红色的碎渣，像谁把一块砖磕碎了填进去。
那女人穿着白色短袖，衣服前面有图案，看不清。她的眼睛睁着，看着我。她没有喊。
我松手的时候，她的头歪向一边，头发蹭到地上的灰。
然后我醒了。
我躺在床上，两只手举在胸口前面，掌心朝上。左手掌心一条红痕，从虎口横到腕子外面，右手也有，浅一点。我握住拳，掌心的皮绷着疼。
天没亮。窗帘没拉严，走廊的感应灯亮着，光从缝里进来，在天花板上铺一条白。
陈立坐在床边，穿着睡衣，手里端着一杯奶粉。他背对着窗，脸在暗处。
他说：“又做梦了？”
我说：“嗯。”
他把杯子递过来：“喝了接着睡，才四点。”
他记得是四点。他每天晚上都记得是几点。
奶粉是温的，甜得有点过，杯底沉着一层没化开的白点。我喝了两口，把杯子放到床头柜上。他没走，坐在那儿看着我喝。
我说：“你怎么醒的？”
“你手在动，抓床单。”
“我说梦话了？”
“没有。你从来不说梦话。”
他说得很平常。他这个人就这样，什么事说出来都像在报一笔家里的旧账：水费交过了，车该保养了，你又做梦了。
我躺下去。他把被子往上拉，拉到我下巴，然后在我额头上按了一下，像试温度。
我闭上眼睛。
我知道我睡不着，但我不敢睁眼。睁眼就要跟他说话；跟他说话，我就得说那个梦。
这个梦做了三个月。
第一次是在怀孕五个月的时候，梦里只有声音，麻绳在手里摩擦的声音，很闷。第二次有了味道，霉味，还有一股桐油味。第三次我看见了墙。第五次我看见了她的手。
一开始我以为是我妈。我妈走了六年了。后来我看清了，不是。
那个女人我不认识。
她三十出头，脸很白，眉毛很淡，左边眉毛中间断了一小截，像被什么削过。指甲是新做的，正红色，食指那块掉了一点漆。
我每次梦见她，都站在同一个位置——在她身后，两只手抓着绳子。她跪在地上，背对着我。我永远看不到她的脸，除了最后那一下，她转过头来。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然后松手。
我从梦里醒来，掌心就有那条痕。
我去过医院。医生说是压痕，可能睡觉压到了什么，或者自己攥的。他问我最近压力大不大。我说不大。他给我开了维生素。
我没说我梦见什么。说了，他会在病历上写别的字。
七点，陈立起床，去卫生间刮胡子。我拿过手机。
推送停在锁屏上，三条。第一条天气预报。第二条银行。第三条：
【本市快讯】原棉纺厂家属区旧房改造施工时，在一处地基下挖出女性遗骸，死亡时间约在三年前，警方已介入调查。
棉纺厂家属区。
我把手机翻过来，扣在被子上。
三年前，棉纺厂还没拆。那一片宿舍楼都是红砖的，三层，走廊在外头，一排门对着一排门。我小时候在那儿住过。我姥爷是厂里的电工，我们家住二楼，最里面那间。
房梁。裂缝。泡花的纸箱。桐油味。
陈立刮完胡子出来，看见我坐着，说：“怎么起来了？”
我说：“棉纺厂那边挖出人了。”
他拿毛巾擦脸，擦完把毛巾挂回去：“哪个棉纺厂？”
“就咱市这一个。”我说，“家属区，地基下面，女的，死了三年。”
他哦了一声，去厨房开火，煎鸡蛋。油响起来。
我坐在床上听着。锅铲碰锅边的声音，一下一下，很规矩。
他煎完两个蛋，端出来，一个放我面前，一个自己吃。他吃得很慢，用筷子把蛋黄戳破，让蛋黄流到米饭上。
我说：“我小时候在那儿住过。”
“你说过。”
“我姥爷的房子。”
“嗯。”他夹了一筷子蛋，“拆迁的事你别操心。你妈那边我打过电话，她说让你去清一趟东西，钥匙在她那儿。”
我说：“什么时候打的？”
他停了一下：“昨天。”
昨天他没跟我提过。
我没接话，把蛋吃了。蛋黄有点老。
十点钟去产检。陈立要陪，我说不用。他说那我把车给你。他把钥匙放在鞋柜上。车是去年换的，白色，后备箱一直放着一箱矿泉水和一个折叠婴儿车，还没拆封。
医院人很多。我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等号，旁边一个女的在跟她妈打电话，说她婆婆又给她煮猪蹄汤。
轮到我，进去，躺下。医生抹了耦合剂，探头在肚子上滑。屏幕上那个影子在动，很小的一团，手脚并着。
“胎心好的，各项指标都正常。”
“嗯。”
她把探头拿开，抽两张纸给我：“擦一下。”
我擦肚子的时候，她看见我掌心了。她捏住我的左手翻过来看。
“这怎么弄的？”
“不知道，早上起来就有。”
“压的。”她说，“你睡觉是不是攥着什么东西，或者做梦手使劲？”
我说：“做梦。”
她笑了一下：“孕妇梦多，正常。别老想着。”
她把纸扔进垃圾桶，去洗手。
我穿好衣服出来，走到电梯口，站着没动。
她最后那句话在我脑子里转。做梦，手使劲。
我在梦里使的劲，是真的。我扯绳子的时候，掌心的皮被磨、肉被挤，那一下是真的，疼是真的。
可我醒来躺在床上，绳子在哪？
电梯到了。门开了，里面没人。我没进去。门又关上。
我给我妈打电话。
她接了，那边在打麻将，哗啦哗啦的。
“妈，棉纺厂那房子，钥匙在你那儿？”
“在。你要去？”
“我今天去。”
“你自己去，我下午还有一场。”她顿了一下，“你姥爷那屋里东西多，别一个人搬，叫陈立。”
“他忙。”
“他忙什么？”她把手里的牌放下，“我跟你说，那屋里有些东西你别动。你姥爷的抽屉，里面全是票据，扔了要出事。”
“知道了。”
“还有，”她声音低了一点，“你去了别在那儿睡觉。那屋子三年没人住，阴。”
“我不睡。”
她说：“你小时候在那儿睡过一次，睡到半夜自己下楼，站在院子里，喊你也不应。你姥爷把你抱上来的。”
我说：“我梦游那回，几岁？”
“五岁？六岁。”她说，“就那一回。”
“就一回？”
“就一回。”她说，“后来没犯过。”
说完她就催我挂，说她要打牌。
我坐公交去的。棉纺厂在老城区。路两边都是新盖的楼，到最后一个路口拐进去，一下子矮下来。
家属区的围墙还在，红砖，墙头插着碎玻璃。大门没了，剩两个水泥垛子。
里面已经拆了一半。西边三栋推平了，堆着砖渣，一台挖掘机停在那儿，驾驶室上盖着雨布。
东边还剩两栋。我姥爷家在最里面那栋，二楼，走廊尽头。
我上楼。楼梯是水泥的，中间被踩得发亮，边上有一道槽，是下水管漏的水淌出来的印子。
走廊上堆着别人家没搬走的东西：一个破沙发，一只缺腿的桌子，一盆干死的花。每家门上都贴着白纸，写着编号。
我姥爷家的门是木头的，蓝漆掉了大半。我掏钥匙，捅了两下才捅进去。
门开了。
一股味出来。
霉味。桐油味。
我站在门口，手还搭在门把上。
屋里很暗。顶上挂着一只灯泡，没有罩子，拉线垂下来。地上积了一层灰，灰上有脚印，一串，从门口一直到里屋。
有脚印。
我伸手去摸墙上的开关，摸到那根线，拉了一下。
灯没亮。
我拿出手机开手电。光照进去，先照到墙。
正对着门的那面墙，从房梁那里斜着裂下来一道缝。
我把手机往上抬，让光顺着缝走。缝很长，到我腰的位置，缝里塞着东西。
红色的。碎渣。
我往前走。地上那串脚印跟我的鞋不一样，是男的，四十二码左右，踩得很实，从门口到里屋，然后折回来，在门口停住。
我姥爷穿四十一。陈立穿四十三。
我在裂缝前站住，把手机夹在腋下，伸出右手，两根指头插进缝里。
里面是干的，粉末状，像砖灰。我往下摸。
指头碰到一样东西。硬的，一小截，圆的，外面包着一层皮。
我捏住它，第一反应是——这上面要是有指纹，是谁的。
我往外拽。
拽出来一截。
麻绳。
粗的，旧的，毛刺扎手，颜色发黑。露在外面的部分是断口，断口很齐，像被什么割的。
我用它在左手掌心比了一下。
红痕的宽度，跟它一样。
我松开手，绳子掉在地上。
我站在屋里，听风从没有玻璃的窗户缝里过，声音像有人在低着嗓子说话。
然后我听见楼下有人喊。
“上面有人吗？”
男人的声音，很粗，带点外地口音。
我没应。
脚步声上楼了。一步，两步，踩着水泥楼梯，很慢。
我往后退了一步，退到我姥爷那张木床边，蹲下去，把麻绳塞进床底下的铁盒子。盒子是我姥爷装螺丝的，我扣上盖，用脚往里推了推。
门被人推开了。
一个穿反光背心的男人站在门口，手里拿着一卷卷尺。他往里看了一眼，又看我。
“你哪家的？”
“这间是我姥爷的。”我说，“我来清东西。”
他哦了一声，把卷尺在手里掂了掂：“这栋明天推，你今天弄完。”
“拆到哪儿了？”
“西边三栋完了，就剩这两栋。”他说，“下面挖出东西了，警察来了，今天不让动工。”
我说：“挖出什么？”
他看了我一眼，把卷尺往腰上一别：“你自己下去看。”
他走了。
我把手电往地上照。
那串脚印在门口停住，脚尖朝着里面。
不是朝着外面。
有人进来过，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我下楼的时候，腿有点软。
院子中间挖了一个大坑，土堆在旁边，土是深褐色的，混着砖碴和碎瓦。坑底围了蓝白相间的警戒带，带子被风吹得一鼓一鼓。
坑不深，到人的胸口。坑的侧壁上有一段砖砌的地基，砖是青的，被土压了很多年，边角都圆了。
两个警察在坑边蹲着，戴白手套，用一把小铲子在刮什么。还有一个拿着相机，对着一处拍。
院子门口停着一辆警车，没熄火。
一个女警抬头看见我，站起来，往这边走。
她三十五六，短发，鞋上全是泥。走到我面前，从口袋里掏出一个本子。
“你是这楼里的？”
“我姥爷以前住这儿，二楼。”我说，“我来清东西。”
“叫什么？”
“苏晚。”
她记下来，笔尖在本子上划了一下：“你今天几点到的？”
“十点四十左右。”
“有人跟你一起吗？”
“没有。”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不快，但把我看完了，从头到脚，最后落在我手上。
我把手往袖子里缩了一下。
“你手怎么了？”
“不知道，早上起来就有。”
“我看看。”
我把左手伸出去。她没碰，只低头看了一眼：“压的？”
“医生说是压的。”
她嗯了一声，把本子合上：“你最近别往这边来了，这儿封了。”
“挖出来的是什么？”我问。
她把本子塞回口袋：“这个我不能跟你说。”
“女的？”
她看着我，没答。
“新闻上写了。”我说。
“新闻写的你就看新闻。”她说。
她转身往坑边走，走了两步又回头：“你姥爷这房子，里面东西搬完了吗？”
“没有。”
“搬完了给我打个电话。”她从口袋摸出一张纸，撕了一半给我，上面印着一个手机号，姓周。
我把纸折起来塞进口袋。
这时我的手机响了。陈立。
“你在哪儿？”
“棉纺厂。”
他那头停了一秒：“你去那儿干什么？”
“我妈说让我清东西。”
“我不是说我陪你去吗？”
“你忙。”
“我现在不忙了。”他说，“你站着别动，我过来。”
“不用——”
他挂了。
我在院子里站了二十来分钟。风从拆平的那三栋那边过来，带着水泥灰。我的鞋面上落了薄薄一层白。
坑边的人在说话，声音压得低。我只听清"三年"这两个字，出现了两次。
一辆白车开进来，压在院子门口那道水泥门槛上。陈立下车，西装外套搭在胳膊上，鞋擦得很亮。
他走过来，先看我一眼，然后看向坑那边。
“谁让你来的？”他声音不高，但很硬。
“我妈。”
“你妈让你来你就来？”他把外套往我肩上披，“这地方现在这样，你挺着个肚子往里钻。”
我说：“我不知道警察在这儿。”
他往坑那边看了一眼，很快，只有一两秒。然后转回来，伸手把我往院子外头带：“走，回去。”
“东西还没清。”
“改天清。”
“改天这楼就推了。”
他停住。他站在那儿，手还搭在我胳膊上，眼睛看着那栋楼，二楼，走廊尽头。
他说：“推就推了，那屋里的东西值几个钱。”
我说：“我姥爷的抽屉，我妈说里面全是票据。”
“票据过时了，没用。”
这句话他说得太快了。
我妈昨天跟他说让我来清东西，他没跟我提。现在他既不想让我上去，也不想让我在下面站着。
我说：“你昨天跟我妈打电话，她怎么说的？”
他松开我的胳膊，往车里走：“上车，风大。”
“陈立。”
他回头。
“你鞋多大？”我说。
他愣了一下：“四十三。你问这个干什么？”
“没事。”
我上车。他绕到驾驶座，发动，倒车的时候轮胎在砖碴上打了一下滑。
路上他没说话。走到第三个红绿灯，他说：“你最近睡不好，别想那些乱七八糟的。”
“哪些乱七八糟的？”
他没答。
到家十一点半。他去做饭，我进卧室躺下。
躺了十几分钟，我起来，去厨房倒水。
奶粉罐放在料理台上，蓝色的盖，国产牌子。我每天早上喝一杯，晚上那杯是他冲的。
罐子上有个封口贴，就是撕开以后还粘着一半的那种铝箔。我前两天拆的时候，铝箔是从中间的虚线上撕开的，口子是毛的。
现在罐子上那张铝箔不见了，换成一张保鲜膜，膜边用皮筋勒着。
我站在那儿看了很久。
陈立从客厅过来：“找什么？”
我说：“这罐奶粉，你换的？”
“昨天买的新的。”他说，“旧的喝完了。”
“旧的才开三天。”
“你一天两杯，”他说，“喝得快。”
他把罐子拿过去，拧开保鲜膜，舀了两勺进杯子，倒水，搅。
“喝吧。”
我说：“我不渴。”
“喝了孩子长肉。”
他把杯子推到我面前。
我端起来，闻了一下。奶粉味很甜，跟平常一样。
我喝了一口，含在嘴里，没咽。
他去阳台收衣服了。我走到水槽边，把嘴里那口吐进池子，开水冲掉。
然后把杯子里的倒进那盆绿萝。
那盆绿萝是我婆婆上个月搬来的，说能净化空气。
我看着水渗下去。土面湿了一圈。
第二天上午十点，周警官来了我家。
她带了两个人，一个男的，一个年轻女的，背着包。进门先换鞋，很客气。
陈立给她倒水。她说不用，坐在沙发边沿上，把包放在腿上。
“苏晚，有几个事想跟你核实一下。”
我说：“你说。”
“你昨天在棉纺厂家属区 7 号楼 2 单元 203，待了多久？”
“二十来分钟。”
“你进去以后做了什么？”
“开灯，没电。看了一圈。”
“有没有动过屋里的东西？”
我停了一下。
她抬眼看我，没催。
“我摸过一截绳子。”我说。
“在哪摸的？”
“墙缝里。”
“绳子现在在哪？”
“床底下的铁盒子里。”
她身边的男警在本子上写。
“还有呢？”她说。
“我把它拿出来，在我手上比了一下。”我说，“比完放回去了。”
“你为什么要比？”
“因为我觉得宽度一样。”
“跟哪儿一样？”
我把左手伸出来给她看。
她看了很久，然后说：“我们昨天在现场取了那截绳子，绳上提取到三组指纹，一组是你的。”
我说：“我摸过。”
“你没跟我们说。”
“我害怕。”
“你害怕什么？”
我张了张嘴，没说出来。
她等了几秒，说：“你怀孕几个月了？”
“七个多月。”
“最近身体怎么样？”
“正常。”
“有没有吃过什么药？”
“维生素，还有孕妇奶粉。”
她把这个也记了。
然后她从包里拿出一张纸，递给我。
上面是打印的字，一份鉴定意见的摘要。我看了两遍才看明白。
意思是：我掌心的红痕，是长时间的、均匀的外部压迫造成的，皮肤没有破，没有纤维残留，也没有皮下出血。
结论一句话——不是握绳子握出来的。
我捏着那张纸，手心开始出汗。
“这个痕什么时候有的？”她问。
“昨天早上。”
“每天都有？”
我看了一眼陈立。他站在餐厅那边，手里端着一杯水，没喝。
“有三个月了。”我说。
“三个月。”
“嗯。”
“你为什么不去看医生？”
“去了。医生说是压痕。”
她把纸收回去，折好，放进包里。
“苏晚，”她说，“我再问你一个问题，你如实回答就行。三年前的四月，你在哪儿？”
三年前的四月。
我在脑子里翻。那年四月我结婚一年多，住在城南那个小区，六楼，没电梯。我在一家书店上班。
“在家，上班。”我说，“怎么了？”
她说：“没什么，就是核一下。”
她站起来，准备走。走到门口，回头说了一句：“你这几天别出城。”
门关上以后，陈立把杯子放在茶几上，杯底磕得响了一声。
“她跟你说什么了？”他问。
“死者身份。”我说，“她说初步确认了，叫林月。”
他没动。
我盯着他的脸看。他脸上什么也没有，就跟听见"今天有雨"一样。
“林月。”我又说了一遍，“你认识吗？”
“不认识。”他说。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喉咙动了一下。
“她说林月三年前报过失踪，”我说，“生前跟你有过来往。”
“谁说的？”
“她没说跟谁。她说的是'初步'。”
他走到窗边，把窗帘拉了一下，又拉回来。
“我认识的人多了。”他说，“做建材这一行，一年见几百个。”
“那你认识吗？”
他转过身，看着我。
“苏晚，”他说，“你现在这个状态，别人说什么你都往心里去。你现在最重要的事是把孩子生下来。”
他走过来，坐到我旁边，把我的手握住。
他的手很热。
“你要是害怕，”他说，“咱明天去医院，好好查一次。你这三个月的梦，不能再拖了。”
我抽回手。
“查什么？”
“查你为什么天天做同一个梦。”他说，“这个不正常。”
他说"不正常"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很轻，很耐心。
像我婆婆说话的语气。
我婆婆是下午来的。
她提着一兜排骨，进门先去厨房洗了手，然后系上围裙。
李桂芬，六十二，退休小学老师。她这个人说话有头有尾，一件事能给你拆成三条讲。
她一边剁排骨一边跟我说话。
“晚晚，你这脸怎么这么黄。”
“没睡好。”
“我听立子说了。”她把刀放下，“你天天做梦。”
“嗯。”
“梦见什么？”
“梦见一间屋子。”
“就屋子？”
“还有个人。”
她把刀拿起来，剁了两下，又放下。
“你小时候就这样。”她说。
我站在厨房门口看着她。
“五岁那年，”她说，“你姥爷家，半夜你自己下楼，站在院子里。你妈跟我说过。”
“我妈说就那一回。”
“一回两回谁记得清。”她把排骨推进锅里，“这种事开了头就断不了。”
“妈，”我说，“你怎么知道是五岁？”
她愣了一下。
“你妈说的。”
“我妈跟我说的是'五岁？六岁？'，她自己都不确定。”
“那就是五岁。”她说，“我记得那年冬天冷，你穿的那件红棉袄，袖子短，露出一截手腕。”
我没说话。
我妈从来没跟我提过红棉袄。
“晚晚，”她把火调小，转过身来，“你这个病，得治。你不能等生了孩子再治，生了孩子你更没工夫。”
“什么病？”
“梦游啊。”她说得干脆，“梦游的人自己不知道，出了事也不认得。这要是哪天晚上你走出门，走到马路上——”
她停住，看了我一眼。
“你别嫌我说话难听。”她说，“我是为你好。”
我说：“妈，你昨天在家吗？”
“哪天？”
“前天晚上。”
“在家。看电视。”
“陈立在家吗？”
她把锅盖盖上，转过身，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他不在家，”她说，“他去我那儿了，给我送药。”
我看着她。
“几点？”
“十点多来的，坐了半个钟头。”
“然后呢？”
“然后他回去了。”
“他回哪儿了？”
“回你这儿啊。”她说，“不然回哪儿？”
我没再问。
我回房间，把门关上，坐在床边。
前天晚上，陈立跟我说他在家睡觉。
我躺下的时候，他就在旁边。
我记得他的呼吸声。
我记得他翻身，把被子扯过去一点。
我记得我半梦半醒的时候，听见他起床，去了客厅。
我以为是去上厕所。
现在他妈说，他十点多去了她那儿，坐了半个钟头。
我把手机拿出来，翻到前天晚上。
三点零七分，我给他发过一条消息，就两个字：“冷。”
他没回。
七点十分，他回了一条：“刚看见，怎么不盖被子。”
那条消息的发送时间是早上七点十分。
一个十点多去了他妈家、坐了半个钟头就回来的人，为什么凌晨三点看不见消息，早上七点才回？
我把那条消息截图，存进相册。
然后我打开备忘录，开始记。
第一行：前天晚上十点到十一点，他说他在家，他妈说他去了她那儿。
第二行：他穿四十三码。
第三行：奶粉罐上的铝箔被换成保鲜膜。
第四行：婆婆知道我五岁那年穿红棉袄，我妈都不确定。
我盯着这四行看。
然后我又加了一行：
第五行：他说他不认识林月。
那天晚上我没睡。
我十点上床，闭着眼，把呼吸放慢。
陈立在书房，门缝里透着光。十一点半，他进来，站在床边看了一会儿，然后躺下。
他睡得很沉，不到十分钟就开始打呼。他平时不打呼。
我等到一点，一点半，两点。
两点十七分，他停了呼噜。
我听见他坐起来。床垫陷下去一块，又弹回来。他下床，光脚踩在地板上，很轻。
他没出门。
他在房间里站了一会儿，然后走到我这边。
我闭着眼，一只手压在被子外面。
他把我那只手拿起来，翻过来，掌心朝上。
他的手指在我掌心的红痕上按了一下，很快，像在检查什么。
然后他把我的手放回去，掖了掖被角，出去了。
我数着他的脚步声：客厅，厨房，柜门开了一下。
水龙头响了两秒。
我睁开眼。
我睁开眼，客厅里没有光。
厨房那边有一点动静，是很轻的碰撞声，像杯子被放到台面上。
我把被子掀开，光脚走到卧室门口，把门拉开一条缝。
陈立背对着我，站在厨房的水槽前。他穿着睡衣，手里拿着一个杯子，正在往里倒东西。
我看不清他倒什么。他侧着身，挡住了柜子。
我倒退两步，退回床上，把被子盖好。
三分钟后他进来了，手里端着杯子。
“晚晚。”他叫我。
我装睡。
他坐在床边，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然后伸手推了推我的肩膀。
“晚晚，喝点水。”
我睁开眼，装出很困的样子。
“几点了？”
“四点。”他说。
他把杯子递到我嘴边。我坐起来，接过杯子。
奶粉是温的。杯底沉着一层没化开的白点。
我把杯子抬到嘴边，含了一口，没咽，用舌头把它压在腮帮子里面。
“喝完。”他说。
我又含了一口，把剩下的往喉咙里倒了一点点，然后放下杯子。
“喝不下了。”
他看了杯子一眼。里面还剩三分之一。
他没说什么，把杯子拿过去，放在床头柜上。
“睡吧。”
他躺下，背对着我。
我把那口奶粉吐在枕头边的纸巾里，捏成一小团，塞进睡衣口袋。
那一夜我没睡。
我在心里数他的呼吸。他睡得很沉，一直到六点。
六点二十，他去洗漱。我起来，把那团纸巾装进一个保鲜袋，又套了一个，塞进包里。
八点，我出门，说去买菜。
我在小区外面那条街上找到一家做食品检测的小店，门脸很小，挂着"检测咨询"的牌子。老板是个中年男人，戴着老花镜。
“测什么？”
“奶粉。”我说，“我想知道里面有没有不该有的东西。”
他看了我一眼：“测什么项目？”
“我不知道。”我说，“镇静的，安眠的，让人睡觉的。”
他把老花镜往下推了推。
“常规的做不了这个。”他说，“你要做得去正规机构，还得有委托。”
“有没有别的办法？”
他想了想，说：“我给你介绍个人。她做药理，以前在医院。”
他写了一个手机号给我。
我打过去。对方是个女的，声音很利索，问我样品多少，问我什么时候要。我说越快越好。她说三天，八百块。
我把保鲜袋交给她，在小区门口的一家奶茶店。她拿过去，看了一眼，装进包里，说：“三天后给你结果。”
“能看出是什么吗？”
“常规的能看出来。”她说，“你要是想要一份能当证据的，得走正规鉴定。”
“先看有没有。”
她点头，走了。
我从奶茶店出来，站在路边。
天很阴。马路对面有个工地在打桩，一下，一下，闷闷的。
我拿出手机，看见三个未接来电，都是周警官。
我回过去。
“苏晚，你现在方便来一趟吗？”
“什么事？”
“补一份笔录。”
“我下午来。”
“现在来。”她说，“我在这儿等你。”
我打车过去。
派出所在一栋老楼里，三层，楼道里有一股消毒水味。她在一个小会议室等我，桌上摆着一台笔记本电脑，一杯茶。
她给我倒了水，把门关上。
“苏晚，”她说，“我今天跟你说的每一句，你都可以不回答。但你要是回答，就得是真的。”
“我知道。”
她打开电脑。
“你从什么时候开始做这个梦？”
“三个月前。”
“具体哪天？”
“记不清。大概是六月底。”
“每天都有？”
“差不多。中间断过四五天。”
“断的那几天有什么不一样？”
我想了想。
“那几天他出差。”
“谁？”
“我丈夫。”
她没抬头，手指在键盘上敲。
“梦里你能看见什么？”
“一间屋子。灯泡，纸箱，墙上的裂缝。”
“还有呢？”
“一个人。”
“男人女人？”
“女人。”
“你认识吗？”
“不认识。”
“她长什么样？”
我说：“三十出头，脸白，眉毛淡，左边眉毛中间断了一小截。指甲是新做的，正红色，食指那块掉了一点漆。”
她停下手。
她抬起头看我，看了很久。
“苏晚，”她说，“这些细节，警方没有对外公布过。”
我说：“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我梦见的。”
她把电脑合上一半，身体往后靠。
“你在跟我说，你梦见了三年前一桩案子的现场。”
“我不知道那是三年前。”我说，“我以为是我自己想出来的。”
她沉默了一会儿。
“你知不知道，你刚才说的这些，在笔录上意味着什么？”
“意味着我是嫌疑人。”
“意味着你要有一个能站得住的解释。”她说，“你现在这个解释，站不住。”
我低下头。
“周警官，”我说，“我掌心上那个痕，你们鉴定过，不是握绳子握的。”
“是。”
“那说明我没有握过那根绳。”
“也可能说明你戴了手套。”她说，“或者你握的是别的东西。”
“我没有。”
“你有没有去过棉纺厂家属区 7 号楼，在三年前的任何一天？”
“我小时候在那儿住过。”
“三年前呢？”
“没有。”
“有人能证明吗？”
我想了很久。
“三年前四月我在书店上班。”我说，“有排班表。”
“排班表能证明你白天在，不能证明你晚上在。”
“我怀孕了。”我说，“我那时候刚怀上，吐得厉害，晚上基本不出门。”
“谁照顾你？”
“我丈夫。”
她把这个也记下来。
然后她抬起头，说：“苏晚，还有一件事我得告诉你。”
“你说。”
“死者身份初步确认了。”她说，“林月，女，三十二岁，做建材的。三年前四月十五号报的失踪，是她妹妹报的。”
我握着杯子的手紧了一下。
“她跟我丈夫认识。”我说。
“你怎么知道？”
“我不知道。”我说，“我猜的。”
她看着我。
“你为什么这么猜？”
“因为昨天我告诉他这个名字，”我说，“他没有问我'林月是谁'。”
会议室里静了几秒。
“我跟你说句不写进笔录的话。”她说，“我干了十四年，见过的凶手，没有一个怀着七个月身孕、主动跑到现场来、还把指纹留在绳子上的。”
“我不信你是凶手。”她说，“但我不信没用。我要证据。”
“我没有证据。”
“那就去找。”她说，“在你被正式立案之前。你先找个律师，让他知道你在做什么。”
我从派出所出来，给我表哥打了电话。
他在市里一家律所做合伙人，做民事的，刑事不熟，但他认识人。
他听完，只说了一句：“你先别跟任何人说你梦见了什么。”
“我已经说了。”
“说了就说了。”他叹了口气，“下午我带个人过来，你见一下。”
下午三点，我在他办公室见到一个人。四十来岁，姓方，做刑事辩护的，穿一件很旧的夹克，手指上有一圈烟渍。
他听我把事情说完，问了我三个问题。
“绳子上的指纹，是你的哪只手？”
“右手。”
“你昨天摸绳子的时候，用的是右手？”
“是。”
“你梦里握绳，用的是哪只手？”
我愣住了。
我闭上眼想。梦里我是两只手一起抓的，左手在前，右手在后。
“两只手。”我说。
“法医鉴定你左手掌心是压痕，右手的呢？”
“右手也有，浅一点。”
他点点头，在纸上画了个图。
“现在的情况是这样。”他说，“第一，现场有一根绳子，绳上有你的指纹，你承认你摸过，这个可以解释。第二，你有一份'梦游史'的证词，来自你婆婆。第三，你丈夫跟警方说，你最近精神状态不好。”
“他说了什么？”
“他说你最近常说梦话，说'对不起'。”
我坐在那儿，手放在膝盖上。
“我从来不说梦话。”我说，“他自己跟我说的，他说我从来不说梦话。”
“他什么时候说的？”
“十九号早上，就是挖出人那天。”
方律师抬起头。
“你记不记得具体时间？”
“早上四点。他给我送奶粉的时候。”
他把笔放下。
“苏晚，”他说，“你现在的处境，比你想的麻烦。”
“多麻烦？”
“如果你婆婆的证词被采信，你丈夫的证词也被采信，你就是'有梦游史、案发期间精神状态异常、现场留有指纹'的人。”他说，“这个组合，够立案。”
“可是我掌心的痕不是握绳握的。”
“这点对你有利。”他说，“但这只能证明你昨晚没有握绳，不能证明三年前你没有。”
我没说话。
“还有一件事。”他说，“你现在怀孕七个月，就算立案，也可以取保。但取保之后，你要配合调查，不能出城。”
“我知道。”
“你要想清楚一件事。”他看着我，“你现在最该防的人是谁。”
我抬起头。
他没说下去，只是把那张画了图的纸折起来，推给我。
“你先回去。把你记得的梦，一条一条写下来，写清楚。不要漏，也不要加。”他说，“写完给我看。”
“写了有什么用？”
“有用。”他说，“你自己会看出来。”
我回家的时候六点半。
陈立在客厅，坐在沙发上，茶几上摊着我的产检本。
他翻到的那一页，夹着一张便签。
黄色的，巴掌大，上面有字。
是我的字。
我认得出我自己的字。我写字的时候"晚"字最后一笔会往上翘，这一点除了我没人知道。
便签上写着两个字：
“四点。”
下面还有一行更小的字，被指甲掐过，纸都起毛了：
“别喝。”
我站在客厅门口，包还挂在肩上。
陈立抬头看我。
“你去哪儿了？”
“派出所。”
他把产检本合上，便签捏在手里。
“你去派出所干什么？”
“补笔录。”
他站起来，走过来，把便签递给我。
“这个是你写的吧。”
“是我的字。”我说。
“你什么时候写的？”
“我不记得。”
“你不记得？”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苏晚，你连自己写的字都不记得了。”
“这上面写的什么，你看得懂吗？”我说。
“看不懂。”他说，“所以才问你。”
他从我手里把便签拿回去，塞进自己口袋。
“这张我收着。”他说，“万一以后有用。”
我看着他。
他把手插在裤兜里，站在客厅中间，背对着窗。窗外天已经黑了。
“晚晚，”他说，“我今天跟医院约了，下周三，精神科。”
“我不去。”
“你去。”
“我没病。”
“你有病没病，医生说了算。”他说，“你现在这样，孩子生下来怎么办？”
他说"孩子"两个字的时候，语气变了。很轻，很稳。
我忽然想起来，那张便签上“四点”两个字，写得比“别喝”大。
“四点”是我写给自己的提醒。
“别喝”也是。
我在什么时候，会一边提醒自己四点，一边告诉自己别喝？
只有一种可能——我在某个时刻是清醒的，清醒到能写字，然后又把这件事忘了。
“陈立，”我说，“你这三个月，每天晚上都几点起？”
“我睡得很沉。”
“你每天晚上都给我送奶粉。”
“你怀孕了，”他说，“补钙。”
“奶粉里有什么？”
他看着我，很平静。
“奶粉里有什么，罐子上写着。”
我把包放下，走进卧室，把门锁上。
我坐在床边，拿出手机，打开备忘录。
第一行：他说他不认识林月。
第二行：他妈说他前天晚上十点去了她那儿。
第三行：他跟警察说我常说"对不起"。
第四行：他半夜给我送奶粉，四点钟。
第五行：便签上写着"四点""别喝"，是我的字。
我盯着这五行。
然后我加了一行：
第六行：他每天晚上都记得是几点。
一个睡得沉的人，为什么每晚都精确地知道是几点？
那天晚上我坐在床上，把梦写了下来。
一共写了十一行。
一、灯泡在头顶，没罩子，拉线垂到肩膀高，光是黄的。
二、地是水泥的，有一层灰，踩上去有脚印。
三、墙角五个纸箱，印着"玻璃胶"，被水泡花。
四、墙从房梁裂下来，斜的，缝里塞红色碎渣。
五、桐油味。霉味压不住。
六、她穿白色短袖，前面有图案，看不清。
七、她跪在地上，背对着我。
八、她左边眉毛断了一小截。
九、她指甲是新的，正红色，食指掉了一点漆。
十、麻绳粗，毛刺多，旧的。
十一、她转过头来，说了一句话。
第十一行我写完，把笔放下。
那句话我记得很清楚。三个月，每晚都一样，一个字都不差。
她说：“你丈夫欠我三十七万。”
我不敢写出来。
我盯着那张纸看了很久，最后还是写了。写完把纸对折，再对折，塞进手机壳里。
第二天早上，我把这十一行一条一条去对。
灯泡。我昨天在那屋里拉过开关，灯没亮。可是梦里的灯是亮的。
这说明梦见的不是昨天下午的现场。是三年前。
纸箱。我昨天看见墙角确实有几个纸箱，印着"玻璃胶"，被水泡花了。
桐油味。昨天开门那一下，就是这个味道。
墙。裂缝的位置、走向，跟我昨天看见的一模一样。
红碎渣。我摸过，是干的、粉末状的东西。
断眉。红指甲。这两条，警察没跟我提过一个字。
三十七万。这个数字我不知道。
我是一个月拿四千块工资的人。我丈夫的公司，三年前我在那儿做过半年出纳，后来怀孕了就没去。
三十七万这个数字，我在哪儿见过？
我把手机拿出来，翻了半天。旧手机在抽屉里，三年前那部，一直没扔。
充电，开机。屏幕碎了，但还能用。
相册里有一千多张照片，大部分是货、单据、工地。我往后翻，翻到三年前四月。
有一张照片，拍的是一张纸，纸上是一份转账凭证。
拍得很歪，光线暗，但数字看得清：370,000.00。
收款人：林月。
摘要：材料款。
日期：四月八号。
我坐在地上，把手机举到眼前。
这份凭证是我拍的。
我为什么要拍一份转账凭证？
因为我是出纳。出纳月底要对账。
我拍过。我忘了。
是她把这个数字还给我的。
我闭着眼想。
那年四月，我记得有一批货。陈立说从林月那边进，PVC 管，两车。
我说把入库单给我，我入账。
他说货直接拉到工地了，没进仓。
我说那也得有单子。
他说林月那边会补。
单子一直没补。到了月底，账上这三十七万就挂在那儿，没有入库，没有发票，只有一张转账凭证。
我问他。他说："你别管这个，我处理。"
后来我怀孕了，就不去了。
我把那张照片截图，存了三份。一份发给我自己，一份发给我表哥，一份存进云盘。
然后我给我表哥打电话。
“哥，三年前四月，公司给一个叫林月的人转了三十七万，摘要写的材料款，但没有入库单，也没有发票。这个有事吗？”
他那头沉默了几秒。
“这个叫林月的，”他说，“是不是就是棉纺厂那个？”
“是。”
“苏晚，”他说，“你手里有凭证吗？”
“有一张转账凭证的照片。”
“够呛。”他说，“但有比没有强。你先别动，别去问她家里人，别去问公司的人。”
“为什么？”
“因为你现在说什么，都可能被当成'有目的'。”他说，“你要做的不是查案，是保住自己。”
我挂了电话，坐在地上没起来。
保住自己。
我摸着肚子。孩子在里面踢了一下，很轻，像有人从里往外弹了一下手指。
那天下午我去了电子城。
我买了一个摄像头，巴掌大，外壳是个充电头，插在插座上就能用，手机能看，能录。
我在店里试了半个小时，学会了怎么连。
回家我把它插在客厅电视柜下面那个插座上。那个位置对着厨房门口，也对着卧室门。
晚上十点，我上床。
陈立在书房待到十一点半，进来躺下。
我闭着眼，一直等到三点五十。
三点五十，他起来了。
我听见他穿拖鞋，出门，去厨房。柜门开，水声，勺子碰杯壁。
四点整，他进来，坐在床边。
“晚晚，喝水。”
我坐起来，接过杯子。
这一次我没喝。我把杯子凑到嘴边，嘴唇碰到杯沿，头往后仰，喉咙动了一下，做出吞咽的样子。
“喝完了。”我说。
他接过杯子，看了一眼。
“今天喝得干净。”
他把杯子放在床头柜上，坐着没动。
我躺下去，闭眼。
他坐了大概十分钟。我能感觉到他的视线。他坐在那儿，很安静，连呼吸都很轻。
然后他站起来，走到梳妆台那边，把手机举起来。
我听见"咔"的一声。
他在拍照。
拍完他把手机收起来，出去了。
第二天早上我把摄像头的卡取出来，插到电脑上。
视频从三点四十八分开始。
画面里，客厅的灯没开，只有厨房那边有一道白光。陈立穿着睡衣，站在厨房台面前，背对着镜头。他从上面的柜子里拿出一个棕色的小瓶子，拧开，往杯子里倒了两下。
他倒的时候手很稳。倒完把瓶子拧回去，放回柜子最里面，用几个碗挡住。
然后是四点钟的画面。
他坐在床边，我坐起来，接杯子。
画面里我的动作很清楚：我把杯子抬到嘴边，头往后仰，喉咙动了一下——然后我把杯子放下，杯里的水几乎没少。
他接过去看了一眼，说了一句话。
摄像头没有录音，但我记得他说什么。
他说：“今天喝得干净。”
我坐在电脑前，把这段视频看了三遍。
然后我把它拷到 U 盘里，拷了两份。
第三天，检测结果出来了。
那个女的给我发了一条微信，只有一张图，是报告的一页。
上面写着：样品中检出地西泮成分，含量极低。
下面还有一句她手打的：这个量不会让人马上睡着，但连续吃，会让人晚上记不清事。
我盯着"记不清事"这四个字。
三个月。
我想起这三个月我是怎么过的。
我以为是怀孕。记性差，犯困，早上起不来，说话说一半忘了要说什么。
我以为是怀孕。
那天晚上陈立洗澡，手机放在客厅茶几上充电。
他的密码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他一直没换，因为这个密码是他自己设的，他觉得安全。
我拿起来，解开。
相册最下面有一个文件夹，名字叫"记录"。
我点开。
八十七个视频。
最早的一个是六月二十八号，最近的是昨天晚上。
我点开第一个。
画面很晃，是他拿着手机在走。前面是我，穿着睡衣，光着脚，正在开门。
门开了，我走出去。
画面跟着我下楼梯，出单元门，走到小区外面那条路上。
我走得很直，不快，不看两边。
他在后面跟着，一句话不说。
视频一共十一分钟。最后一段，我站在一个路口，站了大概两分钟，然后转身往回走。
我点开七月十几号的一个。
这一次我上了公交车。凌晨的公交车，车上只有司机和两个人。
他跟着上了车。
我坐在后排。他一直站在车门前，拿着手机对着我。
我又点开八月的一个。
这一次我站在一栋楼下面。
红砖，三层，走廊在外头。
棉纺厂家属区。
我站在院子中间，抬头往上看。
视频到这里就断了。
我把手机放下，手在抖。
八十七个视频。
三个月。
他每天晚上跟着我，拍我，然后把我带回来。
我站起来，走到卫生间门口。
门关着，里面有水声。
我靠在墙上，深吸了一口气，又一口。
然后我回到客厅，把手机放回茶几，插上充电线，位置摆得跟刚才一样。
我回到卧室，关上门。
我坐在床边，等我心跳慢下来。
然后我给我表哥发了一条消息：
“哥，我手里有东西了。明天能见方律师吗？”
他回得很快。
“几点？”
“上午九点。”
“你别一个人出门。你明天早上先去医院，做产检，正常去。从医院出来再见我。”
“为什么？”
“因为从现在开始，你要让他觉得你什么都不知道。”
我盯着这条消息看了很久。
然后我回了一个字：
“好。”
第二天上午，我按他说的去了医院。
产检做完，我从医院后门出去，打车去了律所。
方律师看完 U 盘里的视频，看了两遍。
他看完把电脑合上，两只手交叉放在桌上。
“苏晚，”他说，“你知不知道你手里这个是什么？”
“他给我下药。”
“这个能证明他给你下药。”他说，“但证明不了他杀了人。”
“那我现在交上去，会怎么样？”
“会立案。”他说，“立一个投放药物的案子。他判不了几年，出来的时候孩子还没上小学。”
他把笔在指间转了一下。
“还有一件事你得知道。”他说，“你把视频交出去，警方会去查他。他会知道是你交的。他现在只是让你记不清事，下一步是什么，没人知道。”
“所以我要等。”
“你要等的是杀人案的证据。”他说，“不是下药的证据。”
“那怎么办？”
“两件事。”他说，“第一，这个视频不能现在交。你现在交，他可以说你是为了离婚、为了抢财产伪造的。第二，你得找到他跟林月之间，除了那三十七万以外的东西。”
“什么东西？”
“任何东西。”他说，“一封信，一张纸，一个证人。三年前他们之间发生过什么，只有他们自己知道。”
我从律所出来，站在路边。
太阳很大，晃得眼睛疼。
我拿出手机，搜"林月 棉纺厂"。
搜索结果第二页，有一条三年前的本地论坛帖子，标题是：
【寻人】林月，女，32 岁，棉纺厂附近经营建材，4 月 15 日起失联
发帖人叫"林芳"。
帖子里留了一个手机号。
我把号码存下来，没打。
我先去了棉纺厂。
那片地方我熟。我姥爷在厂里干了三十年电工，厂里的老人有一半认识他。
家属区门口有个小卖部，还开着。老板娘六十多了，坐在门口的小板凳上择菜。
我买了一瓶水，跟她搭话。
“阿姨，这儿是不是要全拆了？”
“拆。”她头也不抬，“早该拆了。”
“我以前住这儿，7 号楼。”
她抬起头看我。
“7 号楼？你是老苏家的？”
“苏建国家的孙女。”
她把菜放下，仔细看我。
“哎哟，你是晚晚。”她说，“你小时候我还抱过你。”
她给我搬了个凳子。
我坐下，跟她聊了半个钟头。
聊我姥爷，聊厂里的事，聊这片地方以前什么样。
然后我把话往那边带。
“阿姨，这附近是不是有个做建材的，姓林的？”
她的手停了一下。
“林月啊。”
“你认识？”
“认识。”她说，“她在我这儿买过好几回烟。”
“她人怎么样？”
“爽快。”老板娘说，“说话大声，做事也利索。就是命不好。”
“怎么不好？”
她往两边看了一眼，把声音压低。
“她跟人合伙做生意，后来出了事，人也没了。”
“什么事？”
“不知道。”她说，“那年四月，她突然就不见了。她妹妹到处找，贴了好多纸。后来警察也来了，问了一圈，没问出什么。”
“她跟谁合伙？”
老板娘想了想。
“好像是个男的，姓陈。”她说，“开个车，白的。”
我握着水瓶的手收紧了。
“你见过那个男的？”
“见过两回。”她说，“他来找林月，两个人在门口说话，说得挺凶。有一回我看见林月把他给的东西扔出来了，一地都是纸。”
“什么时候的事？”
“就是她不见的前几天。”她说，“我记得清楚，因为那天风大，纸吹得满街跑，我还扫了半天。”
我坐在小板凳上，太阳晒在后背上。
“阿姨，”我说，“那些纸，你扫的时候看过吗？”
“看了一眼。”她说，“上面有字的，好像是单子。”
“什么单子？”
“不知道。”她说，“都扫走了。”
我从家属区出来，往西走。
走到路口，我停住了。
我姥爷那栋楼还在。院子门口的警戒带松了，被风吹到一边，里面没有警车。
楼门没锁死。
我从包里掏出钥匙。
上楼的时候，我一直在想一件事——
如果三年前那天，那些纸被吹散了，那有没有可能，还有一张没被吹走？
我姥爷的抽屉在里屋，一个老式的三屉桌，最下面那一层上了锁，钥匙一直挂在抽屉把手上。
我拉开。
里面全是票据。电费单，水费单，几张九十年代的购货券，还有我姥姥的病历本。
我一张一张往外拿。
拿到最底下，我的手指碰到一张硬的。
不是纸。是卡纸。
我把它抽出来。
是一张明信片。
正面是棉纺厂的老照片，红砖楼，院子里种着两排杨树。
我把它翻过来。
上面有字。钢笔写的，字很大，写得很用力，笔尖把纸都划破了。
“苏晚：
你丈夫欠我的，不是钱。
我不找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在。
——林月”
邮戳是三年前的四月十二号。
收件地址是我和陈立结婚时住的那个小区，六楼，没电梯。
那张明信片，从来没有到过我手上。
我捏着它，站在那间满是灰的屋子里。
有一件事我想不明白：他截了这张明信片，为什么不烧掉。
后来我想通了。
他不敢带在身上，也不敢留在家里。那天他在这屋里，手上、鞋上都是泥，他把夹克口袋里的东西掏出来放在桌上——钥匙、烟、这张明信片——走的时候，他没敢再回来拿。
三年。这张纸就在那个抽屉里躺了三年，跟一堆电费单压在一起。
背面右下角还有一行字，被水泡过，只剩几个还能认出来。
“四月……他……在老……”
我听见楼下有人上楼。
我把明信片对折，塞进内衣，拉了一下毛衣下摆。
然后我走到门口，把抽屉推回去。
脚步到二楼了。走廊是水泥的，鞋底踩上去有回声。
我站在门里，没动。
一个影子从门框边上进来。
陈立。
他站在门口，右手提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两个白色饭盒，还冒着热气。
“我猜你在这儿。”他说。
我没说话。
“早上出门也不说一声。”他往屋里看了一眼，“东西多吗？我帮你搬。”
“不用。”
他走进来，把饭盒放在我姥爷那张方桌上。
“吃了吗？”
“没有。”
“先吃。”他把袋子解开，把饭盒拿出来，盖子揭开，一份是排骨，一份是米饭。
“我不饿。”
“你不饿，孩子饿。”
他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在看屋里。
从桌子看到窗户，从窗户看到那张床，从床看到抽屉。
我把身体往抽屉那边挪了半步。
“你怎么知道我在这儿？”我说。
“我回家，你不在。”他说，“我给你妈打电话，她说你没去她那儿。我想了想，你也就这几个地方能去。”
他拉了把凳子坐下，拿起筷子。
“吃吧。”
我说：“陈立，你昨天跟我妈打电话了吗？”
他夹了一块排骨，放在我碗里。
“打了。”
“她说什么？”
“她说让你清完东西赶紧回家。”
“她昨天跟我说，她昨天下午在打牌。”
他把筷子放下。
“苏晚，”他说，“你现在怀疑每一个人。”
“我只怀疑一个人。”
屋里静了一下。
他没接话。他把碗往我这边推了推。
“先吃。”
我坐下，拿起筷子，夹了点米饭，吃了一口。
米饭是热的。
他吃东西很快，一会儿就把自己那份吃完了。
吃完他把饭盒盖上，装回袋子里，然后站起来，走到里屋。
我跟进去。
他站在那个三屉桌前，伸手把最下面一层的抽屉拉开。
“你干什么？”
“看看有没有用的。”他说。
“我妈说不让动。”
“你妈什么都说不让动。”他把手伸进去，一张一张往外翻。
翻得很快，票据撒了一地。
我站在他旁边，看着他的手。
他的手在抽屉最底下摸了一圈，摸了两次。
抽屉是空的。
他把手抽出来，站直。
“没什么。”他说。
“你找什么？”
“找你姥爷的房本。”他说，“拆迁要签字。”
“房本在我妈那儿。”
“哦。”他说，“那没事了。”
他把地上的票据往抽屉里一推，关上。
然后他转过身，看着我。
他的眼睛从我脸上下去，停在我胸口。
我毛衣有点鼓。
我往后退了一步。
“怎么了？”他说。
“没事。”我说，“我走了，慢慢清。”
“我送你。”
“不用。”
“我送你。”他又说了一遍。
我们一前一后下楼。
走到院子里，我回头看了一眼 7 号楼。
警戒带还在，风把它吹得贴在墙上，又弹开。
陈立走在我旁边，一只手拎着那袋空饭盒，一只手插在兜里。
走出家属区大门的时候，他的手机响了。
他看了一眼，没接，按掉了。
“谁？”
“公司。”
手机又响，他又按掉。
第三次响的时候，他接了。
“喂。……嗯。……下午。……知道了。”
他挂了。
“工地有事？”我说。
“小事。”
我们上了车。
车开出老城区，上了主路。他开得不快，很稳。
走到第三个红绿灯，他忽然说：“晚晚。”
“嗯。”
“你包里那个东西，给我看看。”
我的心停了一下。
“什么东西？”
“你在屋里塞的那个。”他说，“我看见了。”
我把包抱到怀里。
“没什么。”
“苏晚。”
绿灯亮了。后面的车按了一下喇叭。他没动，一直等到喇叭按第二下，才踩油门。
车又走了两个路口。他把车靠边停下，拉手刹。
“给我。”
“不给。”
他伸手过来，抓我的包。
我抓住包带，两个人扯了一下。
他松手了。
他坐在驾驶座上，两只手放在方向盘上，看着前面。
“苏晚，”他说，“你现在做的事，将来会后悔。”
“哪件事？”
“你在查我。”
“我该查吗？”
他没答。
“陈立，”我说，“林月是谁？”
他的手在方向盘上收紧了。
“不认识。”
“她给我寄过一张明信片。”我说，“三年前寄的，你没给我。”
他转过脸来看我。
“你说什么？”
“明信片在我这儿。”
他盯着我。他的眼睛很黑，里面什么也没有。
“给我。”
“你告诉我她是谁。”
他沉默了大概十秒。
然后他重新发动车子。
“回家。”他说。
那天晚上我把明信片拍了照，第二天一早去了我妈那儿。
她刚起床，头发乱着，在煮面。
“你怎么来了？”
“放点东西。”
我走进客厅，拉开电视柜下面那个抽屉，里面有一本相册，是我小时候的照片。我把相册抽出来，把明信片夹在最后一页，再把相册塞回去。
“放什么？”她在厨房喊。
“我小时候的照片，”我说，“拿几张。”
“拿走拿走，都发霉了。”
我在她家坐了一个小时，吃了一碗面。
临走的时候，她在门口叫住我。
“晚晚。”
我回头。
“你最近是不是跟立子闹别扭？”
“没有。”
她靠在门框上，手里还拿着抹布。
“你爸走得早，”她说，“这些年你不容易。立子这个人，脾气是有点犟，但他对你不差。”
“妈，”我说，“你知不知道林月？”
“谁？”
“林月。”
她想了一会儿，摇头。
“不认识。”
“三年前，棉纺厂那边有个做建材的女的，叫林月。”
“我不认识那边的人。”她说，“你姥爷走了以后我就没去过。”
我点头，走了。
第二天下午，方律师给我打电话。
“苏晚，明天上午九点，你到派出所来一趟。”
“什么事？”
“警方那边有进展了。”他说，“他们要当面跟你说。”
“什么进展？”
“没说。”他停了一下，“你把所有东西带上。视频，报告，凭证，还有那张明信片。”
“明信片我放在我妈那儿了。”
“去拿。”
“现在？”
“现在。”
我拿了明信片，回家。
到家六点多，陈立在客厅。
他把电视关了，站起来。
“坐下。”他说。
我坐下。
“你去派出所了？”
“明天去。”
“去干什么？”
“他们说有进展。”
他点了点头，在客厅里走了两步。
然后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放在我面前。
是一张打印的预约单。
市第三人民医院，精神科，下周三，上午九点半。
“你去。”他说。
“我不去。”
“你必须去。”他说，“你现在这个状态，你自己不知道。”
“我什么状态？”
“你怀疑我给你下药。”他说，“你怀疑我杀人。你觉得这正常吗？”
我看着他。
“陈立，”我说，“那天晚上你在厨房倒的什么？”
他没动。
“你每天四点给我送的那杯奶粉，”我说，“我留了一杯。”
他的脸动了一下。很轻，但我看见了。
“我送去检测了。”我说，“报告上写着地西泮。”
客厅里很安静。冰箱在响。
他站着，两只手垂在身侧。
“你知不知道你在说什么？”他说。
“我知道。”
“地西泮是处方药。”他说，“我一个卖建材的，我上哪儿弄？”
“你柜子里有。”
“那是你婆婆的。”他说得很快，“她失眠，医生给她开的。”
“她的药，为什么放在咱家厨房最上面那个柜子里，用碗挡着？”
他没答。
我从包里拿出 U 盘，走到电视前，插上。
屏幕亮起来。
我按了播放。
画面很暗，客厅只有厨房那一道白光。陈立背对着镜头，站在台面前，从柜子里拿出一个棕色的小瓶子。
他倒了两下。
我把暂停按下。
“这是前天晚上三点四十八分。”我说。
他站着没动。
“后面还有。”我说，“你坐在床边看我喝，你说'今天喝得干净'。然后你拿出手机，对着我拍了张照。”
“那是——”
“那是什么？”
他的嘴唇动了一下。
“那是我记录你的病情。”他说，“你晚上不睡觉，走来走去，我拍下来给医生看。”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你信吗？”
“你为什么不带我去医院？”
“我带了。”他说，“下周三。”
我看着他。
“陈立，我手机里有八十七个视频。”我说，“都是你拍的。从六月二十八号开始，每天晚上。”
他的呼吸变了一下。
“你翻我手机？”
“密码是我的结婚纪念日。”我说，“你自己设的。”
他往前走了一步。
我往后退了一步。
“苏晚。”他的声音低下来，“你把这个东西交出去，你想想后果。”
“什么后果？”
“孩子。”他说，“孩子生下来，爹在牢里，你一个人怎么带？”
“孩子在我肚子里。”我说，“他跟我一天都没分开过。”
“你以为你一个人能带？”
“我能。”
他笑了一下。那个笑很短，嘴角动了一下就没了。
“你连自己晚上干了什么都不知道。”他说，“你凭什么说你带得了？”
我没有答。
我把 U 盘拔下来，装进包里。
“明天九点，”我说，“我去派出所。”
他站在客厅中间，看着我。
“苏晚，”他说，“你会后悔的。”
我开门出去，在楼道里给我表哥打电话。
“哥，我现在过去你那儿。”
“出什么事了？”
“他知道了。”
“知道什么？”
“全部。”
那头停了两秒。
“你现在在哪儿？”
“楼下。”
“别回家。打车过来，直接到我办公室。”
我下楼，走到小区门口。
回头看了一眼六楼。灯亮着。窗帘后面有个影子。
我拦了一辆车。
第二天上午八点五十，我到了派出所。
方律师已经在门口等我。他看了我一眼，说：“脸色不好。”
“没睡。”
“正常。”他说，“进去以后，你少说话。我问你，你答。他们问你，你也答。不要主动说，也不要抢着说。”
“好。”
会议室在二楼。推门进去，周警官在，那个男警也在。
桌子另一头坐着陈立。
他穿着昨天那件外套，头发梳得很整齐，面前放着一杯水。
他旁边坐着李桂芬。
她看见我，站起来，又坐下去。
我在方律师旁边坐下。
周警官把一份材料推到桌子中间。
“今天把大家叫来，是有一件事要核实。”她说，“棉纺厂家属区 7 号楼地基下挖出的遗骸，身份已经确认，死者林月，女，三十二岁。死亡时间约在三年前的四月。”
她停了一下。
“那截麻绳上提取到三组指纹。第一组是苏晚的，她已经说明过。第二组，”她抬起眼，“是陈立的。”
陈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水。
“我摸过。”他说，“那房子我进去过。三年前我给我姥爷修过电。”
“你说的是苏晚的姥爷。”
“对。她姥爷。”他说，“一家的。”
“你什么时候修的？”
“三年前三月。”
“有人能证明吗？”
“我带了工人。”他说，“姓王，叫王建平。你们可以问他。”
“王建平我们上个月问过。”周警官说，“排查接触过那间屋子的人，他也在名单上。他说那年三月他没进过棉纺厂，从三月到五月他都在城南的工地。”
陈立的手在桌下动了一下。
“他记错了。”
“他还说，”周警官说，“那年三月你给他结了一笔钱，让他别跟人提棉纺厂这三个字。”
会议室里没有人说话。
“除了修电，你还去那房子做过什么？”
“没有了。”
“你认识林月吗？”
“不认识。”
“三年前四月八号，你公司账户向林月的个人账户转账三十七万，摘要写的是材料款。”周警官说，“这笔钱，你不认识收款人，怎么转的？”
陈立没有立刻回答。
他把杯子放下。
“这笔钱是货款。”他说，“那批 PVC 管是从她那边调的。做建材这一行，不认识也能做买卖。”
“有入库单吗？”
“没有。货直接拉去工地了。”
“有发票吗？”
“她没开。”
“为什么没开？”
“她跑了。”陈立说，“四月十五号人就没了，我找了她半个月。”
会议室里安静了一下。
我坐在那儿，手放在桌下。
方律师在桌子底下按了一下我的手背。
我抬起头。
“周警官，”方律师说，“我当事人有几份材料要提交。”
周警官点头。
方律师把文件袋推过去。
第一份，U 盘。
第二份，检测报告。
第三份，转账凭证照片。
第四份，明信片。
周警官先看报告。她看得很慢，看完把报告递给旁边的男警。
然后她把 U 盘插进电脑。
画面出来的时候，李桂芬往前探了一下身子。
视频放了四十秒，周警官按了暂停。
“陈立，”她说，“这是你吗？”
他看着屏幕。
“是我。”
“你在做什么？”
“我给她冲奶粉。”
“倒的是什么？”
“奶粉。”
“瓶子里是什么？”
他沉默了几秒。
“我妈的安眠药。”
李桂芬的手在桌上抓了一下。
“你为什么要放？”
“她睡不着。”他说，“她怀孕以后天天睡不着，做噩梦，半夜起来走来走去。我不敢给她吃整片，就掰一点，放在奶里。”
“她睡不着，你给她吃三个月。”周警官说，“你带她看过医生吗？”
“她不肯去。”
“你妈的处方我们调了。”周警官翻了一页纸，“上个月开的一盒，二十八片。你倒了三个月。”
“药是我买的。”
“在哪儿买的？”
他没答。
“还有一件事。”周警官说，“棉纺厂那片，去年十一月贴的拆迁公告，今年八月贴的进场施工通知。你六月开始给她吃药。”
她看着他。
“中间那七个月，你在等什么？”
我坐在那儿，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他不是听说要拆才动的手。他是从看见公告那天起，就在等施工队进场。
“你跟她说过吗？”
“没有。”
“为什么不说？”
“她不会同意的。”他说，“她这个人，你越让她吃药，她越不吃。”
周警官把视频继续放完。放完她关了电脑。
“苏晚，”她转向我，“这份视频你是怎么取得的？”
“我买的摄像头。”我说，“装在客厅插座上。”
“他知道吗？”
“不知道。”
“你为什么要装？”
“因为我怀疑他给我下药。”我说，“我在他手机里看见过，他每天半夜起来。”
陈立转过头看我。
“你翻我手机。”
我没看他。
周警官把那张明信片拿起来。
“这张明信片，你从哪儿得到的？”
“我姥爷家的抽屉里。”
“上面写的什么？”
“'你丈夫欠我的，不是钱。我不找你。我只是想让你知道我在。'”
“邮戳是三年前的四月十二号。”周警官说，“收件地址是你们当时的住址。”
“是。”
“你没收到。”
“没有。”我说，“被截了。”
周警官把明信片放回桌上。
“陈立，”她说，“这张明信片，你见过吗？”
他看着那张纸。
“没见过。”
“收件地址是你家。”
“家里信件多，”他说，“可能是保洁收了。”
“你家有保洁吗？”
他没答。
周警官把椅子往后挪了一点。
“我现在再问你一次。”她说，“三年前四月十四号晚上，你在哪儿？”
“在家。”
“你妻子能证明吗？”
“她那天回娘家了。”
我抬起头。
我没有。
三年前四月十四号，我没有回娘家。
我记得那天我在家。我在客厅沙发上躺着，吐得厉害，他在厨房给我煮姜汤。
“我没回娘家。”我说。
陈立看着我。
“你回了。”他说，“你忘了。你那阵子记性特别差。”
“我没有。”
“你连昨天晚上的事都不记得，”他说，“三年前的事你记得？”
周警官抬手，打断我们。
“这个我们会查。”她说，“李桂芬。”
李桂芬坐直了。
“四月十四号那天晚上，你儿子在你家吗？”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在看她。
她坐在那儿，两只手放在膝盖上，手指互相绞着。
她看了陈立一眼。
陈立没看她。他盯着桌面。
“阿姨，”周警官说，“你如实说就行。”
李桂芬的嘴唇动了两下。
“他来过。”
陈立抬起头。
“几点？”周警官问。
“十点多。”
“待了多久？”
“半个钟头。”
“三年前的事，你怎么记得这么清楚？”
李桂芬低下头。
“因为那件夹克。”她说，“第二天他让我洗，我刷了半天。后来他再没穿过。我洗干净挂在阳台上，挂了半年，最后扔了。”
她顿了一下。
“扔的时候我还想，这衣服还挺好的。”
“他穿的什么？”
“深色的夹克。”
“他走的时候，你有没有看见什么？”
李桂芬的手绞得更紧了。
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膝盖。
“他那件夹克，袖子上有泥。”她说得很慢，“我问他怎么弄的，他说修车。”
“后来呢？”
“第二天我洗了。”她说，“泥不好洗，我用刷子刷了半天，水是黑的。”
陈立站了起来。
“妈。”
李桂芬没抬头。
“立子，”她说，“妈不能撒谎。”
会议室里没有一点声音。
“你那天晚上回来，”李桂芬说，“鞋上也是泥。你把鞋放在门外，早上我拿去刷，鞋底缝里全是土，还有草。”
“妈！”
“我刷了半辈子鞋。”她说，“谁家的泥我都认得。那种土是黄的，黏，带砖碴。咱家楼下不是那种土。”
周警官看着她。
“阿姨，”她说，“你当时有没有问他去了哪儿？”
李桂芬摇头。
“我不敢问。”
“为什么？”
她抬起头，眼睛红了。
“他是我儿子。”
我坐在那儿，手放在桌上，掌心那条红痕还在。
陈立站在那儿，两只手撑在桌沿上。
他低着头，肩膀在动。
过了很久，他慢慢坐回去。
“是意外。”他说。
会议室里所有人都看着他。
“她来找我，”他说，“要那三十七万。她说那批货是她的，钱是她的。我说钱已经投到工地了，让她等。她不听，她要到公司去闹。”
他停了一下。
“我带她去了老屋。”他说，“我说那儿有东西给她看。我跟她说我给她写欠条。”
“在老屋哪儿？”
“二楼，那间。”
“然后呢？”
“她进屋就翻东西，她要找账本。我拉她，她推我，我一推，她倒了，头撞在桌角上。”
他抬起头。
“我没想杀她。”
周警官翻开一份材料。
“法医报告。”她说，“死者颈部有索沟，舌骨骨折，结论是机械性窒息死亡。”
她把材料推到桌子中间。
“不是撞死的。”
陈立看着那份材料。
看了很久。
然后他转过头来，看着我。
“你怎么知道的？”他说。
我看着他。
“我梦见的。”
他坐在那儿，很安静。
忽然他笑了一下。
那个笑很短，嘴角动了一下就没了。
“做梦。”他说。
“你让我做梦，”我说，“是想让我替你认。”
他没否认。
“你要是认了，”他说，“孩子还能有个妈。”
“我认了，孩子就没妈了。”
“法官会可怜你的。”他说，“你有病。你自己都不知道自己晚上在干什么，判不了几年。出来孩子还在上幼儿园。”
他说"你有病"这三个字的时候很平静，跟三个月前在床边说"喝了接着睡"一样。
我看着他，忽然不恨了。
我只觉得冷。
“三个月。”我说，“每天晚上。你那杯奶粉，让我做同一个梦。”
他不说话了。
周警官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打开。
外面进来两个人。
陈立被带走的时候，从我旁边经过。
他停了一下。
“晚晚。”
我没抬头。
“孩子生下来，”他说，“给我看看。”
我说：“不给。”
门在他身后关上。
李桂芬坐在椅子上没动。
过了一会儿，她站起来，走到我旁边。
她伸出手,想摸我的胳膊。
我往旁边让开了一点。
她的手停在半空。
“晚晚，”她说，“我不是想害你。”
“我知道。”我说。
“我怕。”她说，“我就这一个儿子。”
“我肚子里也只有一个。”我说。
她把手收回去，慢慢地走出了会议室。
方律师在旁边坐下，把文件收起来。
“后面还有程序。”他说，“你现在可以回家。”
“他会被判吗？”
“证据链现在是完整的。”他说，“指纹、转账、明信片、你婆婆的证词，还有他自己承认到过现场。剩下的交给检察院和法院。”
“他认的是意外。”
“法医报告已经否掉了。”他说，“而且他清理过现场，这个行为本身就能说明他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我点了点头。
窗外的太阳照进来，落在桌子上那一小片地方。
我伸手，把那张明信片拿过来。
边角被水泡过，硬得像一块小木板。
“这张，”方律师说，“可能要作为证据。”
“我用完了还我。”
“可以。”
孩子是十一月生的。
男孩，六斤四两，哭声很大。
名字是我取的，跟我姓，叫苏念。
念是念想的念。
出院那天，我妈来接我。她抱着孩子在走廊里站着，一直在看孩子的脸。
“像你。”她说。
“像我就行。”
她没说话，把孩子递给我。
老屋是第二年三月拆的。
拆之前我去过一趟，把剩下的东西都清了出来。我姥爷的螺丝盒我留着，里面那截麻绳早被公安取走了，盒子是空的。
拆迁队进场那天，我在院子外面站了一会儿。
挖掘机开进去，一铲子下去，7 号楼的一角就下来了。
砖是红的，灰是白的，落在地上，扬起一片。
我站了十分钟，然后回家。
案子是第二年夏天判的。
故意杀人，无期。
判决下来那天，方律师给我打了个电话。
“判了。”
“嗯。”
“你有没有什么要说的？”
我看着窗户外头。
“没有。”
“那张明信片，”他说，“我给你送过去。”
“好。”
判决下来之后，我去见过林月的妹妹，林芳。
她在城西开一家五金店，门脸不大，货堆到天花板。
我去的时候她正在给一个客户算账。算完把笔放下，抬头看我。
“你就是苏晚？”
“是。”
“我姐提过你。”她说，“她说你是个老实人。”
她从柜台底下拿出一个鞋盒，里面全是照片。
“这些是我姐的东西，”她说，“你看吧。”
我一张一张翻。
有一张是林月站在店门口，穿白色短袖，衣服前面印着一个卡通图案。她笑得很开，眼睛眯起来。
她左边眉毛中间断了一小截。
我看了很久。
“她这个眉毛，”林芳说，“小时候从床上摔下来，缝了三针。”
我把照片放回去。
“她给我寄过一张明信片。”我说。
“我知道。”林芳说，“那年四月，她跟我说她要给一个人写信。我问写给谁。她说，写给一个不该被瞒着的人。”
她说完，把鞋盒盖上，推回柜台底下。
“我姐这个人，”她说，“做事不留后路。”
明信片送来的时候，背面那行被水泡过的字已经看不清了。
我把它压在书桌的玻璃板底下，跟一张我姥爷的老照片放在一起。
每天早上我擦桌子，擦到玻璃那块，就顺手擦一遍。
玻璃上有灰，一擦就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