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子
我叫陈守，二十八岁，在城里做室内设计。
接到电话是凌晨四点二十。三叔打的，只说了六个字：“你爷走了，回来。”
我从城里开车回镇上，走了三个半小时。到镇口的时候天刚亮，卖豆腐的推着三轮车出来，车上的白布盖着，还冒热气。
一路上我没开收音机。脑子里只有一句话：你爷走了。
我上一次见他是一个月前。他坐在门口晒太阳，膝盖上盖着一条毛巾，手里捏着一根竹篾。竹篾被捏得起了毛，边缘一层白。
他问我：“城里好不。”
我说：“还行。”
他说：“行就莫回来。”
现在回来了。
爷爷的铺子在老街中段，叫永安号，扎纸的。门脸不大，一扇半旧卷帘门，门楣上挂一块木牌，字是爷爷自己刻的，刀口很深。
铺子里光线暗。竹篾一捆一捆立在墙角，彩纸按颜色卷着，插在木架子上。浆糊的味道很冲，是面粉发酵过的那种酸。
地上有一层薄薄的纸屑，踩上去没有声音。
柜台后面有一块小黑板，用粉笔写着价目：宅八十，马六十，童一对五十，箱四十。
黑板右上角还有一行小字，粉笔写的，字很小，被擦过很多次，只剩一点白印：
一丧四事，不扎第五。
三叔在灵堂里招呼人。爷爷躺在门板上，盖着白布，脚那头点了一盏油灯。
灵堂是堂屋改的。八仙桌搬到墙边，供桌上摆三样：一碗米饭，一双筷子，一盏灯。
白布从梁上垂下来，垂到两边的椅子上，把屋子隔成两半。
地上铺了一层稻草，跪着不硌膝盖。
爷爷的鞋摆在门板旁边，一双黑布鞋，鞋底磨得很薄，鞋尖朝着门口。
我问三叔，为什么鞋尖朝门。
他说，方便走。
三叔看见我，把手里的烟掐了。
“守儿回来了。”他拍了拍我的肩，“明天出殡，纸扎的事你管。”
“行。”
“扎五个。”他说。
我抬头看他。
“四个。”我说。
三叔脸上的笑收了。
“现在哪个还扎四个。”他压低声音，“人家都扎五个，宅、马、童、箱、库。五个摆出去，气派。”
“我爷的规矩是四个。”
“你爷那是老黄历。”他往灵堂里看了一眼，“人都走了，讲什么规矩。讲面子。”
“守儿，这不是你一个人的事。”他把声音压得更低，“这是你爷的事。他一辈子在镇上做人，最后一场，不能寒碜。”
“四个不寒碜。”
“四个就是寒碜。”他说，“人家一看，哦，陈家连五个都舍不得扎。”
“这不是舍不得。”
“那是什么。”
“是规矩。”
他看了我一会儿，笑了一声。那个笑很难看。
“规矩。”他重复了一遍，“规矩是人定的。”
我没说话。
我走到柜台后面，把那块小黑板翻过来，背面朝外。
背面干干净净，什么都没有。
第一幕
镇上出殡，纸扎要摆在家门口，一路摆到巷口，让街坊看。
一套四事：宅，马，童男女一对，钱箱。
宅是给亡人住的，纸糊的两层小楼，红漆门，门上有铜环，环是金色的纸捻的，捏起来有点硬。
马是给亡人骑的，四条腿要立得住，立不住的烧起来会塌，塌了不吉利。
童是一对，一男一女，站在宅门口，脸朝着门里。
童男女的脸要画。眼睛用墨点，点得要小，点大了像瞪人。
爷爷画眼睛之前，会先用手把那张白纸抹一遍，抹平。
他说：“脸要顺。脸不顺，它就不肯站。”
我问他“它”是谁。
他不答，把笔递给我，让我自己点。
我点了一只，点歪了，眼睛偏到耳朵那边。
他看了一眼，把那张脸撕了，重新糊。
箱是钱箱，里面要塞满纸钱，塞得鼓，封口用浆糊粘三道。
钱箱最要紧。塞不满，烧的时候会瘪，瘪了不吉利。
爷爷塞箱有个讲究：先塞四角，再塞中间。
他说，角上不实，中间就塌。
我小时候塞过一次，塞了半天，箱子还是软的。
爷爷接过去，两只手一按，一按就实了。
他按的时候，我听见纸钱在箱子里互相摩擦的声音，沙沙的，像有人在里面翻东西。
爷爷扎了四十年。他的手很稳，削篾的时候一刀到底，不用第二刀。
扎纸这一行，最难的是立。
纸是软的，篾是硬的。要把硬的弯成骨头，把软的糊成肉，还不能塌。
爷爷扎宅，先立四根柱。柱子用粗篾，斜着插进底座，插进一寸半，多一分就裂，少一分站不住。
他量尺寸不用尺，用虎口。一虎口两寸二。他捏了四十年，捏得准。
有一年镇上办丧事，别家的宅子摆出去，风一吹倒了，纸糊的门楼砸在地上，糊成一摊。
爷爷的宅子立在那儿，风大，只晃。
他站在旁边抽烟，一句话没说。
从那以后，镇上办丧事都找他。
铺子里没有奶奶的照片。
我从小就知道，问奶奶的事，爷爷不答。他会低头削篾，削到那根篾削完，再抬头说别的。
三叔提过一次，被爷爷拿篾条抽了手背。
那年三叔十六岁。
我小时候跟他学过三年。他教我的第一句话不是手法，是四个字：
“数清楚。”
我那时候不懂，问他数什么。
他说：“数件数。”
“件数有什么好数的。”
“件数不对，人就不对。”他说完就低头削篾，不再说话。
我十三岁那年，跟他扎过一场丧事。走的是西头豆腐坊的老太太。扎完四个，我数了一遍，说爷爷，四个。
他说，再数一遍。
我又数了一遍，说，四个。
他才让我收工。
那时候我以为他老糊涂了，怕数错。
上午来吊唁的人很多。街坊、亲戚、以前找爷爷扎过东西的老客户。有人在灵前哭，有人在外头抽烟聊天，说今年的雨水，说镇上新开的超市。
摆纸扎有讲究。四个要摆在门口，从门槛往外，一路摆到巷口。宅在最前，马在宅左边，童男女在宅门口两侧，箱摆在最后，压在宅的影子上。
摆的时候不能跨。只能绕着走。
来吊唁的人从纸扎中间穿过去，进灵堂上香。有人会停下来看一眼，指指点点，说这宅糊得实在，一看就是老陈的手。
上午来了个老头，姓孙，八十多了，拄着拐。
他在灵前站了一会儿，没哭，转身找我。
“守儿，你爷爷答应给我扎一套。”他说，“钱早就付了。”
“什么时候的事。”
“去年。”他从怀里掏出一张纸，是收据，爷爷的字，写着“孙德海，四事一套，已付”。
“人呢。”他问。
“什么人。”
“我。”他说，“我快到时候了。你记着，四个。”
“我记着。”
他把收据折好，揣回怀里，拄着拐走了。走到院门口，他回头看了一眼那个盖着布的墙角。
布是我早上盖的。可他好像知道那下面是什么。
他走以后，三叔问我他跟你说什么。
我说，订纸扎。
三叔哼了一声，说，这老头子，去年就在订了，还没走。
三叔一直在门口迎客，笑得很周到。
中午吃饭的时候，他又提了一次。
“守儿，五个。听三叔的。”
“四个。”
“你这孩子。”他把筷子放下，“你爷在的时候，最后一个生日，自己都说了，现在兴五个。”
我抬头看他。
“我爷什么时候说的。”
“去年冬天。就在这屋里。”他往四周看了看，“好几个人都听见了。”
桌上的人点头。二姑说听见了。三婶说也听见了。
我没说话。
我记得去年冬天我回来过一次。爷爷坐在铺子门口的小板凳上晒太阳，手里捏着一根竹篾，捏了很久没动。
他跟我说的话只有一句：“守儿，铺子里那本账，你收好。”
我当时以为他说的是钱账。
第二幕
下午人散了一些。我上阁楼翻爷爷的东西。
阁楼矮，站不直，得弯着腰。一张旧木床，两个樟木箱，一个装钉子的铁罐。墙上有水渍，形状像一只手掌。
账本在樟木箱最底下，用蓝布包着，包了三层。
封面是硬纸板，爷爷自己写的字：丧仪件数记。
第一页是二零零三年三月。
每一页记一场丧事，格式一样：日期、亡人名、扎了几件、来客几桌、备注。
我蹲在地上往前翻。
翻了二十几页，我看出规律了。
“来客几桌”那一栏，多数写着六桌、八桌、十桌。
“备注”那一栏，多数是空的。
但有些页，备注里写着字。
有一页写着：“来客八桌，实到七桌，多一人。”
有一页写着：“来客十二桌，实到十二桌，多一人。”
有一页只有一个字：“错。”
还有一页画了一个圈，圈里写着“五”，被反复描黑，纸都磨穿了。
有一页写着：“第五个未扎，安。”
还有一页，字迹很乱，划破了纸：“第五个扎了。走的是刘家的老二。”
我把这一页对着窗户的光看。
纸背面有印子，是用力写的。翻过来，透出来的字是：“我数错了。”
我的手在发抖。阁楼里很闷，可我背上全是凉汗。
我数了这本账里的场次。从二零零三年到今年三月，一共一百四十七场。
备注里写着“第五个未扎”的，八十九场。
写着“多一人”的，十一场。
写着“错”的，两场。
剩下的，备注是空的。
我又往前翻，翻到二零一一年。
那一年的账，几乎每页的备注都是同样的四个字：第五个未扎。
一直翻到最后一页。最后一页是今年三月，之后就是空白。
账本中间本来缺了一页。
我对着光看，撕口那里还留着半行字：“……第五个，扎了。”
后面的字没有了。
撕口很齐，像用尺子压着撕的。
我又翻了樟木箱。
箱底有一张照片，黑白的，边角卷了。
照片上是一对年轻人。男的穿中山装，女的穿碎花衬衫。男的是爷爷，二十几岁，脸还没瘦下来。
女的我不认识。
照片背面有一行字，钢笔写的：一九七四，结婚。
我把照片翻回正面，看那个女的脸。
看久了，觉得眼熟。不是像谁，是我见过。
后来我想起来了。
她像我。
眼睛，还有鼻梁那一段。
照片下面还压着一张纸，折了四折。
展开是一张老收据，纸是黄的，字是毛笔的。
“一九七四，冬，陈永安，四事一套。”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是另一个人的笔迹，写得很快：“第五个不扎，出了事算我的。”
没有签名。
阁楼角落里还有一个木箱，上面落了一层灰。
打开，是爷爷的工具：削篾刀两把，剪子一把，锥子一根，一块磨刀石。
刀口都磨得很薄，刀刃上有细小的缺口。
箱底压着一张纸，是爷爷的字，写得很慢，笔画发抖，像病中写的：
“四事：宅、马、童、箱。数三遍。”
下面还有一行，写得更小：
“第五个不是我扎的。”
我坐在阁楼的地板上，把账本合上。
楼下的唢呐响起来了，请的班子到了，试音，一声长一声短。
我从阁楼下来，走到灵堂门口。
灵堂里坐了二十来个人，有打牌的，有嗑瓜子的，有靠着墙打盹的。
我站在门槛上，数了一遍。
二十一个。
我又数了一遍。
二十个。
我退出去半步，再数。
二十一个。
二姑从里面出来，问我站门口做什么。
“里面坐了多少人。”
“你数这个做什么。”她把手里的瓜子皮扔进垃圾桶，“二十来个人吧。”
“二十几。”
“谁数这个。”她走了两步，回头，“你别在这儿数人，不吉利。”
我进去坐下。屋里有人打牌，牌拍在桌上，啪一声。
我又数了一遍。
二十一个。
我闭上眼睛，在心里数。
二十个。
夜里守灵，只剩三四个人。
三叔坐在门槛上抽烟，抽到一半，忽然说话。
“你爷最后那两年，人有点糊涂。”
“怎么糊涂。”
“他天天数人。”三叔说，“吃饭数，看电视数，街上走过的人他也数。”
“数出什么了。”
“数出多一个。”三叔把烟叼在嘴里，“他说屋里多一个人。我说哪有多，就我们几个。他说有，坐在门后头。”
我没说话。
“我那时候以为他脑子坏了。”三叔弹了弹烟灰，“后来他连纸扎都不扎了。人家来订，他说不扎。”
“为什么。”
“他说，扎了就得数。”
第三幕
傍晚，三叔把镇东头的老刘请来了。
老刘六十几岁，也是扎纸的，跟爷爷做了三十年邻居，也做了三十年对头。他进门的时候手里拎着一卷彩纸，往桌上一放。
“守儿。”他说，“你爷的事，我来帮忙。”
“不用。”我说，“我自己扎。”
“你扎得动？”
“扎得动。”
他笑了一下，坐下来，自己倒了一杯茶。
“你爷爷的东西，我看了三十年。”他说，“篾削得比我细，糊得比我紧。”
“你也扎。”
“我扎。”他说，“我扎得比他快。快就不细。”
他把手里那卷彩纸拆开，摸了摸纸面。
“这是宣纸。”他说，“你爷爷去年在我那儿订的，两刀。他说要留着给自己用。”
我看着那卷纸。
“他订的时候说什么了。”
"他说，四个。"老刘把纸推过来，"我说四个太少。他说四个够。"
"四个够？"三叔在旁边笑了一声，"四个够什么。"
老刘没理他。
“扎几个。”
“四个。”
他把茶杯放下，杯底和桌面碰了一声。
“四个不行。”他说，“现在都五个。”
“我爷的规矩。”
“你爷的规矩，你爷自己都不守。”他抬起下巴，指了指阁楼的方向，“你翻了他的账没有。”
我没说话。
“翻了吧。”他说，“最后那两年，他也扎五个。人家要五个，他就扎五个。你当他为什么后来不扎了。”
“为什么。”
“因为扎完第五个，他就得歇三天。”老刘端起茶，吹了一下，“三天起不来床。”
三叔在旁边接话：“你看，人家老刘都说五个。”
我站起来。
“我爷的规矩是四个。这铺子是他的，我按他的规矩来。”
老刘看了我一会儿，把茶喝完，站起来。
“行。”他说，“你扎。我明天来看。”
他走到门口，回头补了一句。
“守儿，你要是扎完四个，数出来是五个，你别慌。”
他走了以后，我在后院听见三叔打电话。
他站在墙根，背对着我，声音压得很低。
“……你就扎一个，连夜扎，钱我出。”
“……他不晓得。他一个娃娃懂什么。”
“……明天早上抬出来，往那一摆，谁还拆得动。”
我站在门后，手里捏着一把竹篾。
竹篾的毛刺扎进掌心，我没动。
那天夜里我一个人在铺子里扎。
竹篾要先泡水，泡软了才能弯。彩纸裁成条，一条一条糊上去。浆糊是自己熬的，面粉加明矾，熬到能挂住筷子。
我的手很生。削篾的时候削歪了三根，废了。
我扎的第一个是宅。
底座是一块硬纸板，四角剪斜口，折起来，糊浆糊。浆糊要刷匀，刷厚了纸会皱，刷薄了粘不住。
柱子四根。我用虎口量，量了四次，四次都不一样。
爷爷的手一捏就是两寸二。我的手捏出来是两寸一、两寸三、两寸二、两寸。
扎到半夜，我停下来看自己的手。
手上有浆糊，有血，有篾刺扎出的细口子。
那双手不像我的手。
扎到第一个童男，篾刺扎进拇指，血珠冒出来，滴在纸上，洇开一小片红。
我用袖子擦了擦，接着扎。
扎童男女最费时间。两张脸，眉眼都要画，画坏了就得重新糊。
我画了四次。前三次都歪。
第四次画完，我把两个童男女并排摆着看。
他们的脸朝着宅门里，看不见我。
可我总觉得，画上去的那两双眼睛，比刚才斜了一点。
夜里两点多，四个扎完了。
宅，马，童男女一对，箱。
我把它们一字排开，摆在铺子中间，从门口一直排到柜台。
然后我数了一遍。
四个。
我转身去柜台拿浆糊，想给箱口再封一道。
回头的时候，我又数了一遍。
五个。
我站在那儿，端着浆糊碗，很久没有动。
铺子里的钟在墙上，秒针走得很响。
我数它的响声，数到六十，又从一开始数。
数到第三个六十，我才把碗放下。
第四幕
第五个站在最里面，靠着柜台，一半在阴影里。
它跟我扎的四个不一样。
我扎的四个，脸上都有画：宅有门环，马有鬃毛，童男女有眉眼，眼睛用墨点，点得很小。
第五个什么都没有。
白纸糊的一张脸，平的，没有五官。
它穿的衣裳是青灰色的，跟另外四个不一样——我扎的四个用的是黄、红、白三色纸，铺子里没有青灰色的纸。
我站在那儿看着它，手里的浆糊碗在抖，浆糊晃出来，滴在鞋面上。
我不敢碰它。
也不敢烧。
我掀开布的一角，蹲下来看。
它的骨架比我扎的细，篾是青的，没泡过水，还带着竹皮的糙。
接缝的地方用的是麻线，一圈一圈缠，缠得很紧。
用线的是上一辈的做法。太师爷那一代的。
它的脚没有做。底下是一根横篾撑着，直接立在地上。
我扎的四个都有脚，鞋是黑纸剪的。
我找了一块旧布，把它盖上，挪到墙角，背对着门。
盖的时候我数了一下布下面的形状。一个头，两只手，两条腿。
站着的。
那天夜里我把布掀了，坐在它对面。
一直坐到天亮。
中间我数了几次。有时候四个，有时候五个。
数到五个的时候，它就在那儿，白纸的脸，青灰的衣裳。
数到四个的时候，柜台边上什么都没有。
天亮的时候，我把布盖回去，去后院洗了把脸。
镜子里的人眼睛很红。
第二天早上六点，老刘来了。
他进门先看那四个，点了点头，说手艺还行，篾没削透。然后他看见墙角的布。
“立起来了。”他说。
我没答。
他走过去，把布掀开一角，看了看，又盖回去。
“谁扎的。”他问。
“不是我。”
“我晓得不是你。”他把布压平，“用麻线的是老手艺。这镇上，会用麻线的只剩两个人。”
“你和我爷。”
“你爷最后那两年，也没用麻线。”他说，“他用浆糊。”
“为什么。”
“他说线是活的。浆糊是死的。”他直起腰，“死的才不会动。”
“坐下。”他说，“我跟你说说。”
我们在门口的小板凳上坐下。天刚亮，街上有环卫的三轮车过去，铃铛响了一下。
“你爷跟你说过没有，为什么不能扎第五个。”
“没说过。”
“他没脸说。”老刘看着街对面，“他年轻的时候扎过一个。那年他师父刚走。”
他掏出烟，自己点上。
“丧事上的人，是有数的。”他说，“灵前的活人，加上走的那个，加起来是定数。这个数不是人定的，是事定的。”
“什么叫事定的。”
“你办几桌，来多少人，走的是谁，什么时辰，这些定下来，人数就定了。”他弹了弹烟灰，“你数不准，是因为你不晓得该数谁。”
“那第五个是给谁的。”
“多出来的那个。”
我看着他。
“一场丧事，来的人里头，有时候会多一个。”他说，“多出来的那个，不是活人。”
“那是谁。”
“是上一次没走成的。”他说，“也可能是下一次要来的。反正，他站在人堆里，你数不出来。”
我没说话。街上有卖早点的推车过去，油条的味道飘进来。
“第五个纸人一立，他就有地方站了。”老刘说，“他能跟着走。这是好事。”
“那是坏事还是好事。”
“看是谁。”他把烟头摁在门槛上，“要是多出来的是外人，跟着走，就完了，你家这场事就算办清了。”
他停了一下。
“要是多出来的是你自家人，跟着走，也完了。不过是另一种完。”
“什么另一种。”
“你爷扎第五个那年，走的是他自己媳妇。”老刘说，“你奶奶。”
我从来没见过奶奶。家里没人提。
“扎完第五个，第二天你奶奶就走了。”他说，“头天还好好的，还给全家人做了饭。”
“那我爷为什么还扎。”
“他那年三十四岁。”老刘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三十四的人，不信邪。”
“那我爷后来为什么不扎了。”我问。
“因为他数出来了。”老刘说。
“数出什么。”
“数出多出来的是谁。”他把烟在鞋底碾了碾，“你爷那两年，见人就数。吃饭数，开会数，赶集也数。”
“数出什么了。”
“数出他自己。”老刘说，“他扎第五个那年，多出来的是他自己。”
我看着他。
“他早就该走了。”老刘说，“那年停电，他也在楼上。”
“他不是没事吗。”
“人没事。”老刘说，“事没办完。”
他走到门口，又回头。
“守儿，还有一个办法。”
“什么办法。”
“给它写名字。”他说，“纸上没名，它才空着。你写上名，它就有主了。”
“写谁的。”
“写多出来的那个。”
“我怎么知道是谁。”
老刘看着我，看了很久。
“你数不清的时候。”他说，“你就看谁数不进去。”
我问他怎么才算数得进去。
“你数人的时候，心里有没有他。”他说，“有他的，数得进去；没他的，你怎么数都会漏。”
“这算什么法子。”
“这就是法子。”他说，“你爷教你的，你都忘了。”
他走了。
第五幕
出殡那天，天亮得很早。
院子里摆了香案，唢呐班子站在门口，八个人，穿白褂子。亲戚们披麻戴孝，站成两排。
司仪姓何，六十多，嗓子很亮。他先念了一段，念爷爷的生辰八字，念到“陈永安”三个字，唢呐起了一声长音。
我跪在灵前，膝盖下面是草垫。草垫很薄，硌得疼。
三叔跪在我旁边，一边哭一边数落，说爹你走得太急，说家里的事你莫挂心。
他哭得很像。我知道他难过是真的，可我也知道他昨天晚上还在算这场事能收多少礼金。
天还没亮透，院子里起了雾。雾气贴在纸扎上，纸扎的边角软下来一点。
我想起爷爷说过的一句话：纸怕潮，人怕闲。
三叔从屋里出来，身后跟着两个人，抬着那个纸人。
布已经掀了。
他把它抬到灵前，摆在四个纸扎的中间。
“好看。”三叔说，“五个才像个样子。”
我看着那个白纸的脸。
脸上有字。
是用墨写的，写得很正，一笔一画，像小学生临帖。
陈守。
那是我的名字。
院子里的人都在看我。有人在后面小声说话。唢呐还没起。
我走过去。
三叔伸手拦我：“你干什么。”
我把他推开。
我伸手过去，抓住那个纸人的领口。
纸很脆，一撕就开。
我一路撕下去，从领口撕到腰。
撕到脸的时候，我的手停了一下。
那张白纸上，“陈守”两个字被撕成两半。一个“陈”字头，一个“守”字的宝盖。
我把纸揉成一团，扔在地上。
三婶在后头叫了一声，声音很尖。
地上那团纸散开，露出半张脸。
我盯着看了一会儿，把它踢到香案底下。
三叔喊了一声，冲过来要拉我。
他把我拽到一边。
“你疯了。”他压着嗓子，“当着这么多人的面。”
“这纸上写的是我的名字。”
“写着好看。”
“什么好看。”
“老刘说的。”他喘着气，“写上自家人的名字，多出来的那个就不敢来。是为了保你。”
“那为什么写我。”
“你年轻。”他说，“年轻人火气旺，压得住。”
我看着他。
“那你为什么不写你自己。”
他张了张嘴，没出声。
我推开他，从香案上抓了一支笔，是记账用的毛笔，笔尖还湿着。
我蹲下去，把揉成团的纸展开，摊在膝盖上。
纸破得不成样子，白纸的脸只剩一半。
我蘸了墨，在剩下的那半张上写。
陈永安。
爷爷的名字。
写完我抬起头。
院子里很静。唢呐班子的人站着，谁也没动。
老刘站在院门外面，隔着人，摇了摇头。
“起灵——”司仪喊。
棺材抬起来了。八个人，一步一步，往巷口走。
巷子窄，抬棺的人侧着身子过。两边的人往后退，退到墙根。
纸扎在后面跟着，四个人抬。宅最前，箱最后。
出巷口要拐弯，拐弯的时候，宅晃了一下，没倒。
我跟在棺材后面，孝布搭在头上，只能看见前面人的脚后跟。
走了四十分钟，到山脚。山不高，一条土路盘上去，两边是橘子树。
半路下起小雨。抬棺的人喊号子，一声一声，压着步子。
出巷口的时候，我回头看了一眼灵堂。
灵堂里没有人了。香案上三炷香还在烧，烟直着往上走。
供桌边上站着那个纸人。
我把它的脸撕了一半，可它站着。
脸上没有字。
干干净净。
我站在院子里，很久没有动。
香烧完了，剩三截香脚，直直地立着。
院子里的人都走了，板凳还摆着，没有人收。
尾声
出殡回来，家里摆流水席。
席面摆在院子里，八张桌，从堂屋门口一直摆到墙根。
菜是请镇上厨子做的，四个冷盘，六个热菜，一碗汤。
来的人比昨天多。有些人昨天没来，今天来了，说路上堵。
管账的是三婶，坐在门口的小桌后面，收礼金，往红本子上记。
她记的时候嘴里念着名字，念完把钱包进红纸。
我坐在最靠门的那一桌，桌上八个人，喝酒，吃菜，说话。有人说起爷爷年轻时的手艺，有人说这铺子以后怎么办。
我数了一遍人头。
二十一个。
我数第二遍。
二十个。
我放下筷子，站起来，走到院子里，又数。
二十一。
我回到桌边坐下。二姑问我怎么了，我说没事。
那顿饭吃到下午三点。人陆陆续续散了。我一个人收拾院子，把凳子一张张叠起来。
一个月后，我把城里的工作辞了，留在镇上，接手永安号。
铺子里的东西我一件没动。竹篾还是立在墙角，彩纸还是按颜色插在架子上。
每天早上我把卷帘门拉起来，把门口的纸扎搬到太阳底下晒一晒。
纸怕潮。爷爷说的。
只有那块小黑板，我擦干净了，重新写了价目。
价目后面，我加了五个字：一套四件。
有人来问，我说四个。
有人嫌少，走了。有人不嫌，留下。
镇上的人慢慢知道了，永安号还是老规矩。
有时候半夜有人敲门，说要加急，说人已经走了，明天就得出。
我就起来扎，扎到天亮。
扎完我数三遍。三遍都是四个，我才交货。
有一年冬天，镇上一个老人来订，站在门口看我扎。
他看了很久，说，你手比你爷快。
我说，我爷细。
他说，细好，快不好。
他说完就走了，背驼得很厉害。
那年冬天他没有来订。
第二年开春，他儿子来了。
来订四个。
我给他扎了四个，扎了三天。
三叔有两个月没登我的门。
后来他来了，站在门口不进来。
“守儿。”他说，“那天的事，是我不对。”
我说没事。
他从兜里掏出一个红包，放在柜台上。
“你爷留的。”他说，“去年冬天他给我的，说等他走了再给你。”
红包很旧，红纸褪成了粉色，边角软塌塌的。
里面是一张纸，爷爷的字：
铺子给你。四个。
三叔站在门口，看了那张纸很久。
“他给你。”他说，“我早知道。”
“三叔。”
“我不怨。”他摆摆手，“我一辈子学不会他那手艺。”
他走了。走到巷口，回头喊了一句。
“守儿，吃饭没有。”
我说吃了。
他点点头，走了。
有人来订纸扎。镇南头，一个老太太走了，儿子来订。
“扎五个。”他说。
“四个。”
“人家都五个。”
“我这铺子四个。”
他看了我一眼，走了。第二天他又回来，说四个就四个。
我给他扎了四个。宅、马、童男女一对、箱。
送货的时候他数了一遍，说，四个啊。
我说，四个。
那天夜里我在铺子里扎东西。
给自己扎。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扎，手自己就动了。竹篾泡了一夜，软；彩纸裁好了，一沓一沓码在案子上。
我扎了一个宅，扎了一个马，扎了一对童男女，扎了一个箱。
四个。
我把它们摆在铺子中间，从柜台排到门口。
然后我数了一遍。
四个。
我转身去关灯，关到一半，手停住。
我回头。
五个。
第五个站在柜台边上，青灰色的衣裳，白纸的脸。
脸上有字。
陈守。
我站在门口，手还搭在灯绳上。
门外有人喊我的名字。
“陈守。”
喊得很准，一个字都没错。
我没有应。
“陈守。”又喊了一遍。
那个声音我听了二十八年。沙，慢，尾音往下沉。
是爷爷。
我放下手，走到门口，把门拉开。
街上没有人。
路灯下放着一张纸条，压在半块砖头下面。纸是账本上撕下来的那种黄纸。
上面是爷爷的字，毛笔，写得很有力。
四个字：
数清楚。
我把纸条捏在手里，回身，站在铺子中间。
我数了一遍。
四个。
我数第二遍。
五个。
第五个的脸上，写着我的名字。
我走过去，从案上拿起笔，蘸了墨。
我把“陈守”两个字划掉。
写完“陈永安”三个字，我停下来。
那不是我的字。
笔画很粗，横平竖直，收笔往下压。是爷爷的字。
我把笔放下。
手心全是汗，笔杆上留了一圈湿印。
我听见自己的心跳，很重，一下一下，撞在耳朵里。
外面有狗叫，叫了两声，停了。
我又想起爷爷那句话。数清楚。
数清楚，不是数有几件。
是数清楚谁在。
我又数了一遍。
这一次，只有三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