落海那天，两个青梅都说船上没我
我在海里听见有人问：“两个都上来了吗？”
一个是方家供出来的大学生，一个是我。
方晴把刚捞上去的男孩裹进自己怀里。她妹妹方好探头看了我一眼，对着驾驶室喊：“齐了，叔，开船吧！”
我离她还不到两米。
那天以前，有件事让我为难了整整十年：方家两个女儿都说长大了要嫁给我，我选哪一个，才不会伤另一个的心？
一条船从我头顶开过去，这个难题就解了。
1
推我下去的人叫赵启明。
他来方家两个多月，在外头一向管我叫师兄。那天下午他也叫了我一声，说新漆的船名里有个错别字，我才弯下腰，把头探出尾门去看。
我的后背挨了一下。耳朵里轰的一响，再睁眼，我只能看见自己的帆布鞋在水里白得发青。
赵启明也跟着跳下来了。他穿着橙色的自动充气背心，一浮上来就大声喊救命。我身上穿的是件沾着金粉的工装。我上来给客船补两个字，连梯子都还没来得及收。
栏边伸出两双手，一双拽他的领口，一双去捞他腰上的带子。船工老罗在上头喊了一句：“那边是不是还有人？”
我刚露出一只手，方好就冲我摆了两下手掌，往下按。小时候我们躲在码头偷吃冰，她一见她妈过来就这么比画，意思是：待着，先别出声。
然后她说，人齐了。
原来她看见我了。我反倒因为这个愣了一下，白白咽了一大口海水。
我不会在海里游长程，但我妈在渡口写了半辈子船号，我知道船尾下面是什么。我拼命往侧面蹬，鞋子蹬掉了一只，脚底在挂满藤壶的桩子上划开了。我两手抱住桩子，等那阵搅得人想吐的水流过去，才敢张嘴喊。
堤上有个阿姨在敲牡蛎，拿着一只绿色的塑料筐。她听见动静，跑过来朝我扔绳子。第一下没够着。她急得把头上的遮阳帽摘下来扔了，仿佛是帽子碍了她的事。
“伢子，看着我！手往你左边挪一挪！”
那天是她和一个收废品的大爷一起把我拖上来的。上了岸我还在抓她的围裙，她蹲在我身边让我抓，问我是不是跟家里人走散了。
我说：“没有。他们知道我在这儿。”
她以为我呛糊涂了。
到了急诊，医生让我留下观察。我借值班护士的手机打电话报了警。民警过来时，我把船名、落水的位置、出事的经过都讲了一遍。讲到最后，他问：“你确定他是推？不是船晃得没站住，带了你一下？”
我很确定。赵启明上船时我替他开过门，他右手提着饭，左手手腕吊着一根黑绳，绳上串着一枚铜钱。按上我后背的就是那只左手，夏天的工装很薄，那枚有缺口的铜钱硌得我生疼。
“船当时还拴着。船尾门朝里开，是我看字的时候他给打开的。上头有摄像头。你们先去调，别等过两天让新的盖掉。”
这些讲完，我才从护士那里拿回装着我那只鞋的塑料袋。我心里竟还想着，得给方家打个电话，省得她们回头找不到人，以为我死了。
号码都拨出六位了，我想起方好按下去的那只手，把手机还了回去。
半夜，我被隔壁床家属刷短视频的声音吵醒。
“……本市首艘由青年设计师主持修复的观光客船试航前发生意外。船东千金方晴和方好合力救起落水的青年设计师赵启明。目前全员平安。”
随即响起赵启明沙哑的声音：“两位姐姐救了我，我还想坐她们的船，等明天太阳出来，好好看看我自己设计的船名。”
隔壁老太太跟着乐：“这伢子倒还挺会讲话。”
我盯着床头保温杯上凹进去的小坑，过了好一会儿，才明白这话是什么意思。
那两个船名，是我一天前比着母亲的手稿，一笔一笔描上去的。
2
天亮，方晴总算给我打来了电话。我的手机泡坏了，她是从民警那里打听到医院的。
她没问我伤得怎么样，开口就说：“闻洲，你报警为什么不先知会我？”
我找护士借了支笔，在餐巾纸上记救我的两个人的名字。捞我的阿姨叫梅香，收废品的大爷大家都叫他老戚。
我问：“你是怕我死了，还是怕我没死？”
听筒里有了片刻安静。方晴换回从小哄我的那种口气：“这两个是不相干的事。你回来，我们当面说。启明刚接到他第一个大项目，船还没开就背一条事故，他以后要怎么办？”
“那我的项目呢？”
“你说什么？”
“船名。上电视的时候谁把我的名字换成了他的？”
她松了口气。我竟从电话里听得出来，她觉得这事可以拿钱解决。
“总策划本来就归他。你给自家写两个字，还要专门找个记者给你报幕？妈给你留了多少好东西，你用得着这么争吗？”
我把餐巾纸叠好：“下午我回去拿东西，你帮我开个门。”
方晴答应得很快，以为我跟过去一样把这口气咽了。挂电话之前，她还记得提醒我：“启明从小在山里过苦日子，身边好不容易有两个对他好的人。你心里知道我们最疼谁就行了，不用什么都跟他比。”
我妈去世那年，我十五岁。迁坟、办停机、交最后两个月的房租，都是大我三岁的方晴骑一辆电瓶车驮着我跑的。民政大厅的职员看我太小，让我找个亲戚来，是她坐在人家门口陪我等到下班，把手续问明白了才走。
她说过：“你没了妈，别人欺负你，我给你开口。”
我相信那时候的方晴要是接到今天这个电话，听见一个人被船丢下了，绝不会先问他为什么报警。
出了留观室，我先往派出所送了门诊记录。下午坐公交到方家，阿姨开的门。门口堆着四个纸箱，里面是我的书、衣服、牙刷，最上头横着我搪瓷口杯里种的一棵葱。葱已经被压折了。
搬得还挺细致。
我蹲下来一件件翻，没找着我要的东西。倒是以前放它的那个铁皮饼干盒，被压在鞋盒底下，搭扣让人撬歪了。
方好推开二楼的窗户叫我：“你怎么穿双拖鞋就回来了？”
我正要问她要东西，她已经小跑着下了楼，把两张折过的红钞塞进我手里。
“买双鞋去。还有，昨天下水那事，做笔录时候你别扯上我啊。”
我说：“你看见我了吧。”
她愣了一下，脸上的笑慢慢退了：“看见了。你不是抱着桩子吗？你从小在水边长大，他可是头一次到海边来。我要是不先拉他，他就淹死了。”
“拉完他呢？”
“什么？”
“拉完他，为什么说齐了？”
方好轻轻跺了下脚：“我让罗叔先把船挪开！那儿那么多人，谁还不能捞你一下？你活蹦乱跳站在这儿，非要跟我掰扯自己是头一个还是第二个，有意思吗？”
我把两百块搁回她手心里。
“我是第三个也没关系。我就想知道，你叫船开走的时候，打算让我排在哪一个后头。”
她张了张嘴。二楼传来一阵笑，她下意识抬头看。赵启明站在楼梯上，手里捏着一把细长的刷子，一晃一晃，有几缕旧羊毫随着他的动作落下来。
我的目光钉在那上面。
我妈病到最后，连筷子都握不住。我去五金店买了两圈自行车把套，一截截裁开，给她的笔杆套上粗把。她嫌黑胶皮难看，就用白漆在上头画了几瓣小橘子。
那是她最后能画出来的东西。
现在那几瓣橘子正被赵启明握在手里。
3
“放在桌上。”我说。
赵启明看看我的脸，又看看刷子，似乎这才发现自己拿了件很值钱的东西。他笑了笑：“洲哥，早讲嘛。我看它秃成这个样子，还以为是用来扫橡皮屑的。”
方好赶紧接过话：“我叫他拿的！一个人搬家哪有不扔东西的？你这么宝贝，你怎么不天天随身带着？”
我没看她，只对赵启明说：“你非要我上去拿也行。上去之前我先告诉你，民警已经去过船上了。我回家是取东西，不是来跟你讲和。”
刷子被轻轻放在矮柜上。
我走上去拿。经过赵启明身边的时候，他忽然低声问：“洲哥，你是真的游不上来啊？我看你妈的画册里还有你游泳拿奖状的照片。”
我站定。他靠得太近，带着薄荷味的牙膏气直往我耳朵里钻。我说：“你拿我这个游泳拿过奖的去跟警察说，试试他们信不信人就一定淹不死。”
他的脸一下涨红了：“我就是怕你误会……”
话没说完，我伸手去拿笔，他却先扣住了我的手腕。
矮柜贴着楼梯拐角。他朝后使了点劲儿，身体往楼梯下头仰。我立刻屈膝跪在地上，一只手勾住栏杆，另一只手任他扣着。
“方好，过来拿手机拍！”我喊，“他要往下面倒了！”
我这辈子没见过一个人脸上的表情能变得这样快。赵启明的腰僵在半空里，原本紧扣我的手突然松开。他往后一坐，屁股磕在第二级台阶上，皮鞋啪啪啪磕了几级，人总算停住了。
方好冲上来，一巴掌冲着我脸扇。有了准备，我截住她的手腕，她就一口咬在我袖子上。等我松了手，她抬头一看，自己反倒先哭了。
“你就这么想他死？你把人往楼下推！”
“你看见我推他了？”
她抽泣着说：“我听见响才上来的……我还用看吗？”
“那就好。等会儿民警问你，你就照实说，你没看见。”
赵启明也没想到这次我真拨了电话。他看了我几秒，挪着屁股自己爬起来，又去看方好：“没推。是我脚滑了，你别怪洲哥。”
没过多久，去码头配合调查的方晴回到家，刚好赶上民警到。她一听楼梯上又有事，抬手把手提包扔在地上，冲我吼了句：“闻洲，你还让不让这个家里的人好好过日子！”
那天她穿着跟我妈很像的一条深蓝裙子，头发也挽得像。七年里我有好多次拿她当个姐姐，哪怕后来两姐妹都挑明过心意，我也没法当她只是一个追求过我的姑娘。
所以我跟她把话说清楚了。
“我妈走以后，你们两个照顾我，我记得。这栋房子我住了七年，你要算房租，我也认。可是方晴，你以前最恨你爸喝醉回家摔碗，全桌的人都要闭嘴，好让一家人过个好年。”
我说：“你今天叫我闭的，也是那个嘴。”
她脸色一下子就白了。
民警分别问完话，我把自己那几个纸箱挪到院子外面。方家的阿姨想帮我收拾，我拦了她，把那把刷子擦干净，用自己的T恤一层层包起来揣进怀里。
就这会儿工夫，我听见方好在楼上说：“那盒旧纸我当草稿给他了呀。画完拿走不就得了，怎么君姐说不能拿？”
我脚步一顿，转过身去。
这才明白为了什么，他们非要在我没回家的时候就腾了我的房间。
4
那盒旧纸有三十七张，是我妈给涂山湾上的渡船画的字样。十年里陆续有人添购新船，也有人拆了旧船，我陪她跑遍周边十六个埠头，有的招牌早就只剩这张纸了。
老人看见字能认出哪艘船，远嫁的姑娘在字背后写给娘家的信，后来没能寄出去。最边上的几张根本不是什么设计稿，上头画着一大一小的两只拖鞋，中间写着我的生日。我小的时候以为那是两条鱼，被我妈笑了好些年。
把这盒字样做成公开的展，是我和方晴谈下来的项目。她家出船，我出字，县里一家民间航运馆出场地。原件送展，我跟对方要当面点交，领展品单。
今天晚上本来是我们去做首展采访。
我从行李里翻出旧手机，插上补办的卡，给她们嘴里的君姐打了个电话。向君是馆里的藏品管理员，跟我妈熟。她一听是我，劈头就问：“小闻，签个名你怎么还叫人代签？”
“我没有。”
她那边翻纸的声音停了。
“你等等啊，我换个地方讲。”
不到半分钟，一张照片发到了我手机上。馆里临时库房有一套白手套，旁边摊着《实物捐赠意向单》，其中的“出品人”一栏写的是赵启明。我的名字签在见证人底下，写得倒挺像我，就是最后那一竖往上挑了点。我妈小时候教我们几个练自己的名字，只有方好会添那个钩。
“先别入藏，君姨。原件拿出来，让我亲眼点一遍。”
“用得着你教我？我都替你们压了一上午了。我跟你说，昨天他们送来的时候，我问写字的阿琼师傅怎么成男的了？姓赵的小子脸都不带变的，说老艺人没文化，光会照着木板描，做成东西那是他的功劳。”
向君骂了句码头上的土话：“老娘爹的棺材料都是你妈替我写的，还用得着他跟我说谁有文化！”
我头一天呛进肺里那么些水都没掉眼泪，叫她这一句骂把眼眶给骂热了。
我跟方好说：“签我名字的时候，你是不是觉得特别亲切？我妈握着你的手教你的。”
她脸色变了。听到这儿的方晴也掉过头瞪她：“你跟我说是闻洲自己留在文件上的。”
方好下意识辩解：“我以前替他签过多少回？连高中成绩单都是我签的，他也没说不行啊。我们又不拿这几张纸去卖钱！”
“你高中的成绩单上签我的名，是为了把你自己那份藏起来，免得你爸回家揍你。方好，你能不能记我一件好？”
她没有再看我。
赵启明站在楼上，不紧不慢地说了句：“洲哥，我跟馆里说清楚就行了。你妈那些东西在柜子里放了七年，是我拿出来才有人看。等采访播完了，我单独找机会讲她的故事。我把第一期的劳务费给你，好不好？”
我抬头看他。
“你是不是还觉得我应该谢谢你，终于给我妈安排了个露脸的机会？”
他被我问得一噎。
“你要讲自己的故事，你从山里走出来，勤工俭学，毕业后怎么找工作，有的是能讲的。拿一个已经死了的人给自己垫脚，你也不嫌站着硌得慌。”
我带上纸箱去了航运馆。馆里快下班了，向君在后门支了一盏台灯，让我进去一张张对。三十七张，少了两张。一张是我妈写的“万安”，另一张，正是她给我画的那双拖鞋。
我没有替她们把数目填齐。在接收单上，我写下实际领回的三十五张和两张失物的特征，请向君签了字。她拉开抽屉，拿出一把烤干的鱼片塞进我口袋里。
“你妈说你小时候晕船，嘴里得有味。以后做她这行，要出海的时候还多着呢。留口力气骂人，别气坏了身子。”
我问她：“君姨，当初是谁头一个说要来这里办展的？”
“当然是梁絮。你画册还没理清的时候，人家就自己坐船过来找我。怎么，你们两口子吵架啦？”
她不知道我跟梁絮压根没在一块儿过。我们四个小孩当年在码头搭过一个办酒席的棚子，梁絮跟我一起进去盖了两个红手印，第二天买菜的大娘就都知道我跟梁家的姑娘订了娃娃亲。
我去方家住的这七年里，这个笑话，已经好久没人敢当着我的面提了。
5
出了航运馆，我给梁絮拨了电话。
我们最后一次见面还是清明，我在我妈坟头遇上她。她带来一袋青团，分我两个，其他的留给自己回去吃。我跟她在半山腰上慢慢走了四十分钟，她说起她厂里做的第一艘小客轮，比说她自己的婚事上心多了。
那时我好几次想问她，有没有跟谁好过，话到嘴边又说不出口。一个人身边只要还有两个姑娘等着他表态，就没资格去打听第三个。
我以为自己是心软，不愿意伤人。后来我才明白，享受人家的好比拒绝人家容易多了。七年里我干的就是那件容易的事。
梁絮接了电话，背景音里有人大声问她：“梁工，到底是上红漆还是绿漆？”
她捂住听筒回了句：“你家红绿灯让人用抹布蒙住了，你说涂什么漆？把盖着信号灯的布给我拿下来！”
我忍不住乐出了声。
她这人从小读书拔尖，身上却一天也没沾过未来女总裁的样儿。十八岁时她爸厂子倒了，她去给人家卖二手机床。人家看她年纪小，哄她脸蛋好看拍个照站门口就行，她真拍，拍张自己把半条胳膊伸进机器里清铁屑的相片，挂在招牌正中央。一挂挂了三年。
我借过她一笔钱，用的是我妈留给我的那间门脸房的征收款。她按季度寄一份厂里报表来，哪怕账上亏得她自己都想上吊，也没少寄过一份。
“稀罕，”她在那边笑，“活人肯给我打电话了？我以为你又要跟我通过君姨传话。”
“你看上的船让别人开走了。”我说。
“我看上船了吗？我是看上给船写字那个男的了。”
我愣住。这话她说得坦坦荡荡。我头一次听明白，清明那天，她也许等我开口等了四十分钟。
“梁絮，今天晚上你有空吗？”
“有空可以过来看船。别来求婚啊。”她毫不留情地戳破我，“你要是今天才跟方家吵架，明天想找个人把她俩气哭，这样的好事你还是便宜别人吧。”
我说：“那我就先追你。你什么时候愿意被追？”
对面很久没说话，扳手掉在铁板上的声音倒是当的一响。
“闻洲，你再说一次。我这边不响了。”
“我想追你。清明那天就想告诉你了。”
她笑了出来：“那你别光打雷不下雨。从西门进，我在这儿等你。路上买两份炒粉，我加蛋不要豆芽。”
梁絮从两只纸箱里扒出我的衣裳，腾出手才看见我后脚跟上的纱布。她没有问我为什么没有第一时间打给她，去隔壁借了一辆手推车，把我和那两个箱子一块儿运过长长的修船坞。
十几个穿着蓝色工装的师傅朝我们吹口哨。她脸比我还红，嘴上不认输：“看什么看，谁再吹，明天谁去给宣传科录厂歌！”
那天夜里，我坐在她办公室的行军床上，她坐在矮凳上，捧着炒粉盒子。船坞里散了工，静得能听见拌粉的声音。我把这两天的事一件不落地说给她听，也说了我为什么在方家住了这么些年，为什么不肯选其中任何一个，却也没有讲清楚，只拿一句“过一阵再说”来拖。
等我讲完，炒粉已经坨了。
梁絮说：“小时候你妈带我们去抓蟹。我爸吵着接我回家，方晴说她们还要玩，你在中间劝，劝到退潮那道小水沟都又有水了。我就当你天生爱劝架。后来你妈妈死了，你头一个月在方家，半夜给我发短信，说你起来上厕所，不小心打了人家一只杯子，你坐在地上好半天没敢动。”
她把筷子掰开，递给我：“我才知道，你是特别怕好好的一家人散掉。你住在人家屋里，只要有个人不痛快，你马上就想是不是自己做错了什么。其实你那只杯子，就是搁得离桌边太近，走过去的随便哪一个都能碰掉。”
我低头吃了几口。炒粉里有好大一根豆芽，她忘了挑。
“梁絮，你喜欢我这么多年，不委屈吗？”
“你也别往自己脸上贴金。我中间谈过一个，牙医，蛮好的人。两家都去看过房子了。他希望我能跟他去外省，我舍不得这排厂房，分的。”她瞧瞧我，把我筷子底下碰来碰去的豆芽夹走，“你看，我这几年也没闲着。我要你喜欢今天坐在这儿跟你吃冷粉的我，别拿个小时候从没变过心的影子来跟我谈恋爱。”
那晚我在她厂子旁边租了一套一居室。没让她掏钱。第二天她给我带早饭，我给她算了这两年的报表，发现有笔货款她追了三次没追上，欠款单位是方家。
她也没让人把这笔钱算作我的人情。她当着我的面给财务打电话：“到期了，该怎么催还怎么催。姓方的、姓闻的，谁来打招呼都不算。”
我望着她在窗前站得笔直的背，忽然觉得，这个人是真能跟我过到老的。那跟谁欠了谁钱一点关系都没有。
6
采访是在晚上七点，主办方白天又给我发了一份进馆的二维码。这回有些奇怪，没写嘉宾席，也没写采访，只在末尾标了个“亲友席”。
我回过去一个电话，对方不好意思地告诉我，台本昨天刚改过。
“方家的意思是，赵老师讲从乡村到海边的圆梦故事，更能让人有代入感。您毕竟已经是业内认可的设计师，换个人讲也不妨碍观众了解这个项目。当然，您母亲有一张旧照我们是一定会放的。”
“照片下头写她叫什么？”
她在那边翻了下稿子，声音一下小了：“没写，写的是……渡口的妇人。”
“她姓俞，名琼，是靠这一手字供我念完高中的。海边渡口的妇人多了，你们让她老家的同学怎么看得出来这是她？”
那位编导跟我道了歉，说她一个人做不了主。我说没事，你做不了主的我来做。你把我的话转给你们能做主的，谁拍的船，谁可以讲船；谁写的字，谁就署名。要是你们还用原先的照片和纸样做采访，我会把昨天签的领取单，当着观众的面念出来。
七点以前，我还是去了。因为那两张没有还给我的纸，很可能就在台上。
进场时确实没拦我，方晴甚至专门给我留了第一排的位子。我的纸箱边上也被放了一束包装得很仔细的白花。换作平时，我会觉得她是怕我尴尬，特意给我留这份体面。今天我才懂，她想让我坐在一个摄像头能拍到的地方，跟大家一起鼓掌。
“你看，连作者家属都在。”
这句话她没讲，我坐下就替她想出来了。
大屏幕亮起。几个小孩子举着纸船上来，问赵启明哥哥要是船沉了，最想救谁。他把话筒递给了方好，方好说：“最想救善良的人！”
会场里笑成一团。要是那天下午我被船绞死了，可见是我不够善良。
紧接着主持人问起“万安”两个字的来历。赵启明说，这是他离开老家那年，奶奶折了朵万年青别在他书包上，愿他走一万里地都平安。他后来到了海边，才把这个名字送给了新的家乡。
我在第一排看着他。一个人偷来的东西太多了，也会忘记东西底下原来垫着什么。
我妈写的不是“万安号”，是“万安嫂”。一个“嫂”字写在接幅的小条上，很少有人见过。船主人是屠万安，他早死，寡妇不肯改嫁，接下了渡船，街上人二十年都只叫她万安嫂。我妈接活时，把最后一个字故意另写一张，说哪天万安嫂愿意换自己的名字，随时来，自家姊妹不收第二份润笔。
那位坐在第三排的老太太当场站了起来。
“这字我花了十七块，另外杀了一只鸡。当时你在哪里？”
她耳朵背，讲话跟吵架一样响，全场一下就静了。
我侧过脸去。梁絮在老太太旁边坐着，手里抓着替她拿的拐杖。梁絮不是偷偷替我安排好了来砸场，她让我把当年还能找着几个船主列个单子，我写了十三个名字，她从早上打到中午，愿意来的只有两个。一个是这老太太，另一个年纪更大的坐在靠门的位子上，防止一会儿憋不住要上厕所。
我提着那本复写账站起来：“彭春莲，七月初九，十七元，公鸡一只。春莲姨，我念错没有？”
老太太拍着扶手大喊：“母鸡！公鸡哪舍得给她？你妈多记我一笔！”
台底下哄堂大笑。我自己也笑。我妈这人活也干得糙，账也记得糙，偏偏记人记得清楚。七年了，别人讲她还是一张漂亮的黑白遗像，向君记得她给人写过棺材，春莲姨记得她贪自己一只公鸡，这才是我妈活过的样子。
赵启明想把话筒递回去，主持人没接。直播开着，他额角一滴汗落下来，声音发紧：“闻师傅自己的私事，咱们要不结束了再……”
“还有一张画着拖鞋的，你们给起了什么名字？”我问。
大屏幕的下一页正好跳出来。《双舟并蒂》，创作人，赵启明。
我妈要是活着听见这四个字，能抱着肚子笑一下午。
方晴终于拦到我身边，压着声音很小很快地说：“你不要在今天把所有人的脸扯下来。台子是馆里搭的，老师傅们一周没休息，出了事大家都跟着难看。看你妈妈的面子行不行？”
倒是这样的时候，她记起我妈有面子了。
我从她手里把话筒拿过来，没冲赵启明去。我先谢谢两位老人来，说原定的展览没有征得作者家属同意，不能按现在的形式办，请在场各位给我们点时间，把名字都写对了，再请大家来看。
“这艘船上有机修、有钣金、有油漆工，光拍站在台上的三张脸，讲的还叫什么修船？这些人就坐在后面两排，诸位要是愿意，问问他们，油漆上了多少道，螺丝拆下来的时候中间有没有结出一窝虾。外地人来一趟，两手空空回去还怪可惜的。”
后排一个师傅举起手：“闻洲，船里哪有虾？你开春来跟我拆一回，看见蟑螂你莫喊妈。”
这下连前排的摄像都笑了。方晴没有笑，她抓着她那束白花，手背上青筋都浮了起来。
我最后跟赵启明说：“奶奶送你的那朵万年青，是你自己的好东西。以后讲这个，不好吗？”
没有人轰他下台。他自己先走了。方好追了出去，方晴站在原地，终究也没能把我叫住。
两个小时后，向君把那两张字样交还给了我。干干净净，没有掉一个角。那是落海以来第一件让我觉得事能一点点变好的事。
7
第二天，方晴独自到我家来。她手上拎着个打开盖子的饭盒，一早起来现蒸的小肉包，我妈在的时候，我每次能吃九个。
她拿个竹签挑破包子皮给我看：“没放葱，一丁点葱叶子都没放，你别闻。”
我给她倒了杯茶，没吃。
“开门的是梁絮吗？”她终于问。
“没。她九点要开工，我也是借她的手骑电动车去最近的店买了把螺丝刀。刚搬进来总有地方要弄。”
她小声说：“你的事什么时候都能喊我。你搬过来以后，是不是觉得这儿才算家，住我们那儿七年就全都不算了？”
这一句把我问住了。方晴给我送的不是包子，是我十六七岁那几年确实过得很好的日子。我不想否认，我也否认不了。
见我不吭声，她松了口气，慢慢地说：“那天在水里，我确实没看见你。我捞上来启明，回头又去拉我妹，整个人累得手在抖。你能不能不要把她干的事一起算在我头上？”
“可以。你什么时候知道我在水里的？”
她低头给那盒包子重新盖好盖子。她从小有个毛病，遇到不想答的问题，就特别喜欢拿手边的东西对整齐。我见过她把半桌子餐巾纸叠得跟豆腐块似的，然后开口跟她爸撒一个弥天大谎。
“方晴，我有权知道。”
“船到拐弯的红浮标那儿。”她很轻地吸了口气，“好好说你还在后头，让我回去看一下。”
她停了一会儿。
“启明那时候在咳，有血丝。他拉着我的手让我别走。我想过总共不过几十米，你又会游泳……”
我静静听她说完。那条船没有开出海，它沿着栈道往南开了一千米，去了有记者和急救车等着的南堤。她知道我在水里，哪怕不回头，喊老罗打一个电话也是来得及的。
我问她：“你有跟人讲吗？”
她摇了摇头。
原来一百个人里有九十九个当时不在，都能听我说完这件事，都肯相信我。偏是我从小到大信任的那两个，一个在两米开外看着我摆手，另一个替我做了主，相信我总能那么幸运地等到第一百个路过的人。
“我想过了，海上的事，我肯定说实话。”她把饭盒往我面前推了一下，“我会告诉他们我没第一时间折返，也没喊救援。家里那边，启明我会让他搬走。你要是还生我气，我慢慢跟你赔不是，往后总能好。”
“晴姐，昨天你要我看在我妈的面子上，坐在台下别说话。你刚进门，先问是不是梁絮给你开的门。你到现在都觉得是你家里又多了个男人，我身边又多了个女人。没了他们，我们三个就什么事都没有了。”
“那你想让我怎么办？”她突然掉下眼泪，“你告诉我怎么办。我十六岁没给人当过姐姐，现在二十五岁也没给别人当过。蒸了七年的包子，掰开来你连看一眼都不肯，你还让我怎么办？”
她哭得一点也不好看。小时候她妈把她领走的那天，她就是这么抽噎，泛着苦水的嘴紧紧闭着，怕弄脏了我家窗台。我去抽了两张纸巾，放在她够得着的地方。
“晴姐，你先跟我把一件事谈好。要是我照样搬出去，照样不跟你在一起，你还肯不肯跟警察把话说全？”
她刚要说话，又闭上了嘴。我的客厅里安静了六七分钟。
“肯。”她终于说。
“那就好。包子我留下，谢谢你一早起来做饭。这儿离你办公室远，以后不用送。”
到了门口她忽然问：“你搬进我家那年，给我写过一张生日卡片，只许我在你二十五岁生日的时候拆。还算不算数？”
我说：“是你给我买了个我最想要的篮球，我没钱回礼才这么写的。别等那三年了，拆了吧。里头画了一张电影票，二十五岁之前我都愿意请你看场电影。”
她笑了一下：“我以为是你要娶谁的答案。好好这些年一直偷偷跟我打听，说你是不是早把答案给姐姐了。”
我搁在门上的手慢慢垂下来。
“你要是问过我，当年我就能回答你。晴姐，那张卡片只是给一个姐姐的。”
她没有再哭。她把饭盒外头那只防烫的布袋卷起来，揣在自己大衣口袋里，空着两只手走了。
那天我吃了三个肉包。剩下的六个，我分装好冻起来，有那么几个月，想不到早饭要吃什么就热一个。好过的日子没有必要扔进垃圾桶，更没有必要为着这个，搬回去再过一次坏的。
8
关于落水，最早有用的证词，反倒是向来不爱管闲事的罗叔给的。
老罗开船二十多年，出了这档子事，停了班。他来找过我一次，带着一整兜沉甸甸的沙梨，坐在我对面，两只大手攥在一起，半天才问：“你怨不怨我当时把船开了？”
我说：“换了我坐在里头，没看到后头的事，也会先问一句人齐不齐。开出去之前你为什么问那一句？”
“我听见两声落水。头一下响，第二下轻，隔了有一会儿。晴晴在叫，前面也有人叫，我看不见就问了一句。好好在后头答我人齐了。我拿她当自家姑娘，从来没想过她会在这种事上随口答我。”
原来不仅我一个人把她那个手势当作十几年的默契。
我问老罗愿不愿意把这句话也写在笔录里。他红着眼睛瞧了我一会儿：“就是写上了才敢来。小子，我来不是让你说一句不怨我，好让我回去睡得着。我是想问你，你一个人抱着桩子，看见我开远了，骂没骂我？”
我说：“骂了。那会儿海水太咸，你没听清。”
他松了口气：“那就好，该骂。”
他走后我把梨洗了两只，去给梅香姨送。牡蛎摊上的人从袋子里挑了个最小的，口口声声说我送这些多余，她那样的大嗓门，换了是谁她都要喊。老戚更不要我送的东西，只提了个要求：“你妈以前给我在车尾巴上写的电话号码掉漆了，买废纸的把六认成八，老是打到一个卖桶装水的家里去。你有空了帮我添上。”
我花半天给他重新描了字，另外在车子一侧写上“收破铜烂铁”，在另一侧郑重写上一行“此车不送桶装水”。
老头骑出去半条街，还听见他的笑声。
船上的摄像头没有录到推的那一下。当时尾门是开着的，反光照得人脸一片白。好在我不是为了要谁在网上替我打架才报警。办这个事的人不靠一条爆料视频定谁的罪。他们走了我当天走的路，量了栏杆和舱门的间距，又调到了码头小卖部装在防盗窗外面的监控。
小卖部本来是为了防人偷门口那台摇摇车。摇摇车上两只狗熊的大耳朵中间，恰好能看见船尾一个窄窄的角。从那儿看，赵启明先往左右望了一次，推我的时候向前跨了半步，等我整个掉下去，他才把胸口的相机摘下来，搁在了岸上。他不肯弄坏他花八百块钱买来的相机。
我跟梁絮去做笔录补充，看完这一小段，我在椅子上坐了有一阵子。
他的相机值得那半步。我的命不值。
赵启明把船上发生的事认下了。原来他向方家提过下水拍一段救援演练，方晴没答应，说新船还在系泊收尾，不准他往水下去。他却跟请来的摄影说好了，当天一定有能上新闻的素材，还预先收了人家两千块。
后来他才想了这么一出：让我掉下去，他跳下来拉我一把，摄影师在南堤等着，把这个年轻人勇救老匠人儿子的故事拍下来。谁知道他自己落了水，第一反应就是拼命喊救命，等到方家姐妹靠过来，他哪里还敢回头找我。
“你要是早知道他想的是救你，再决定不救你，你感觉会不会好一点？”梁絮问。
我说：“不会。我倒是想问问他，找我好好商量拍一段假的有那么难吗？”
“假的值不了两千，”她说，“他想拿别人给真的价钱，又想事情最后跟假的一样容易收场。好些把别人害死的人，都觉得自己原本是这么盘算的。”
那次我知道自己为什么喜欢她了。别人听了这样一件事，要么说我倒霉，要么说姓赵的不是东西。只有她愿意陪我把整件事慢慢捋一遍，哪块觉得自己可以躲开的，哪块确实没有错。我们走出派出所的时候，我在路边台阶上坐下，把拿歪了的右脚摆正，头一次没有为了自己还会后怕而觉得丢人。
9
方好是姐妹俩里最后一个肯来找我的。她没在家门口等，也没打电话。她去了我妈从前的门脸房。那地方拆掉以后是一排公交站，她坐在长凳上给我拍了张照，发过来一句：“我想找她讲讲。这里变得我认不出来了。”
我回她：“往西一个站。你坐的是原来的修自行车铺。”
对面静了五分钟：“……你怎么不早说。我都给修自行车的陈伯说了好半天了。”
我在屏幕前笑了一声。我们小时候是真要好，除了互相喜欢这件事，还能有许多别的话讲。如果不是后来她们执意要等我挑一个，无论哪一个嫁人，我都会发自内心地觉得她值得过好日子。
我到了站台，方好没哭，她的眼睛已经干得发红。她从包里拿出一块叠好的手绢，里面有枚铜钱，豁口很大。我一眼就认了出来。
“他拿这个当护身符，是我给他找绳子串上的。”她说，“你去医院那天晚上，他就解下来，让我替他保管。我在我爸那儿讲是落水的时候不知道掉到哪里去了。”
“这个留给办案的人。你觉得你爸要是知道是你替他藏起来的，会怎么说？”
她歪着头想了想：“他已经知道了，是我揭发我自己的。我后来才知道我爸第一反应是想让罗叔走人。他说一个人从船尾掉下去，你们在头上还能给船开跑了，船交给这样的人哪个敢坐。我跟他说是我叫的人齐了，他把我骂得楼底下都听得见。”
“为什么？”我说。
她低头拿指甲去刮那枚铜钱。我按住她的手：“我问的是那天下午。方好，我没在水里教你爸怎么做生意，你也没工夫想着帮忙做新闻。你小时候养一只耗子死了都要哭三天。你看着我了，你为什么就把我留在那儿？”
她咬着牙，半晌憋出一句：“因为你一直喊我姐的名字。”
“什么？”
“你第一次从水里出来，你张口就喊的方晴。我觉得我在栏杆边上，你明明看得见我，偏偏你第一声喊的是她。我气得发晕。那一刻我想你在底下多待一会儿，至少会好好叫我一声。”
她讲出来以后，脸色奇差，好像她自己都是到这一刻才跟害我的方好在一个屋子里碰上。
“后来我以为你自己能上岸。越想越觉得你自己能上岸。我想告诉别人你还在后头，又怕我这句话一说出来，大家都知道是我先撒谎。你回来问我的时候，我还拿两百块钱给你。真是好大的两百块钱啊，闻洲。”
我听着公交车从面前开过去，灯箱里亮着一对乐呵呵往嘴里塞鱼丸的小孩。我想起小时候我爱吃的那家鱼丸，五块钱三串，我们三个一人一串。在那个小摊子跟前，谁都不需要争自己的那一份。
“你听错了，”我说，“我喊的是放绳。”
她抬起头来。我看见她的嘴唇动了好一会儿，硬是没发出声。
“我肚子里全灌的是水，连两个字都喊不清楚。我真没工夫去挑你还是挑你姐。”
公交车又来了一班，她偏过脸去，把那块手绢紧紧攥起来。
“你不用现在就原谅我。”她说，“我以后再来。”
“不用再来。”我说，“不是让你等。这句话我七年前就该跟你们讲，拖到今天是我不对。方好，我不会和你谈朋友。我现在喜欢梁絮，以后想跟她结婚。就算她不同意，我也不会回方家。”
她问：“那你今天还来干什么？”
“我送个从前的好朋友去交一样东西。这地方路改了，她又老坐反公交车。”
站起来的时候，她把眼睛抹了一下。接下来的十二站，她没说话，我也没再开口。到派出所她自己过去排队，我就在门外买了一份葱油饼，一份不要葱的带给梁絮。回头时，方好对着窗里的人用双手把那枚铜钱递了进去。
10
第二年春天，涂山湾的渡船展重新开张了。
展柜里那两只被误认作船的拖鞋旁边，有一张十五岁男孩子的脚丫拓印。向君不知从哪个箱底翻出来的。我妈在拓印旁边写了句：“臭儿子一双脚长得不一样大，好好喜欢的那双被他穿豁了，赶明儿上街都给换了。”
那张拖鞋图原来是我妈答应给我们买东西的欠条。方好来过一回，没找我。向君说她在展柜跟前看了半天，临走了还小声说：“我都记不得是双什么鞋了。”
赵启明的事已经判了。他托辩护人给我带过一封道歉信，说他在里面想了很久，如果当天我没有被救上来怎么办。我没有给他回信。后来一批他以前帮着整理的稿件，重新找过原作者，馆里和作者们谈妥了展出报酬，谁的就是谁的，一笔笔补了回去。
方家给罗叔结清了停工那几个月的工资，又把他请了回去。他不肯再开那艘惹出事情的观光船，换了条早上走蔬菜、下午走海鲜的小货轮，耳朵清静些。
我跟梁絮是在一个星期四领的证。星期五她要去外地看货，星期三我答应给春莲姨改船名。老太太上了八十岁，是真开不动了，要把船交给她孙女。她决定把“万安嫂”三个字换掉，给船起名叫“春莲”。
我把打好的字样送去，她看一眼就打回来：“写大点。那年你妈给我写‘万安’写那么阔气，轮到我自己名字了，你就这么小家子气？”
后来我用了两大桶漆，把她自己的名字写得从对岸都看得到。老太太笑得一嘴活动假牙差点掉进海里。
婚礼办在坞里，潮水没上来的时候，从下面搭梯子，踩着干滩就能走上船台。我们两口子一大早去接梅香姨和老戚。新娘子的花由梅香姨抱着，老戚穿着他退休前的邮电制服，发给小朋友一人两颗喜糖。他们第一次遇见我的时候，我只有一只鞋，这回我穿着崭新的皮鞋，鞋带还是梁絮早晨蹲下来替我系的。
方晴送了一份贺礼。是我十七岁在她家屋顶拍的一张夜景，我拍月亮，她举着手电给我的相机补光，等洗出来才发现月亮压根没拍上，方好在对面屋檐呼呼大睡的样子倒是清清楚楚。她们一直替我留着底片。随照片还来了一张电影票，已经撕过副券。
“我拆了卡，自己去看了一场。电影很烂，幸亏没花两张票的钱。新婚快乐。”
我把照片放到那三十五张旧稿和两张失而复得的字样旁边，柜门轻轻一合。梁絮在外面叫我，有人打了三遍电话，一定要我亲自接。
电话是方好打的。那头风挺大，她扯开嗓子喊：“新郎官，三号渡口的字写错了！我们码头姓晏的那个老头，他儿子新买的小渔船，写的什么‘宴平’，你教他的徒弟丢不丢人！”
我在这头也喊：“人家媳妇姓宴！写他自己的姓，回家他媳妇不打他？”
电话里笑了一阵。没求我见面，也没特意说什么让过去揭篇的话。她喊了句“行了，祝你俩长长久久”，就把电话挂了。
梁絮伸出一只手来。我以为她要我扶她过跳板，伸手过去的时候，她把一颗剥了一半包装的糖放在我掌心里。
“早上就起来招呼客人。吃一颗，别一会儿跟我拜堂的时候饿晕过去，回头还得我把你捞起来。”
“你一个人捞得动我吗？”
“我捞不动我不会叫人啊？”她好奇地看着我，“你是百八十斤的一个大活人，我叫一声‘来个人’，这码头上还能没人过来搭把手？”
她说得再平常不过，我却低头吃了好一会儿糖。去年我在海里，盼的原来就是这么寻常的一声招呼。
梁絮已经踢掉高跟鞋，拎在手里，光脚顺着木跳板往上走。走到半道她回过头来，太阳底下，新涂的红指甲亮得扎眼。
“闻洲，今天的鞋夹脚。你会画，不会做吧？”
“倒是有个在码头边住的老师傅，我带你去做。做好穿哪儿去？”
她伸手给我，看着我笑。
“穿回家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