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十年代，我下岗回村，把家里三间瓦房改成了服装厂。
开张半个月，好不容易等来一个客户，还是来赊账的。
邻村校长说，学校里的孩子大多跟着老人过，想做身校服，穿着去县里参加合唱比赛。
我娘一听就急了：“你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
可我低头看见门口那个来试衣服的孩子，袖口磨得只剩几根线。
“做。”
为了这一个字，我咬牙垫了三个月工资。
交货那天，孩子们没急着走，整整齐齐站在厂门口，给我唱了一首《歌声与微笑》。
我正背着身抹泪，校长忽然把一张折了四折的报纸塞进我手里。
“你先看看这个，县里来人找你了。”
01
我下岗那天，厂里给了我六百八十块安置费。
车间主任把信封递给我，不敢看我的眼睛。
我在那台缝纫机前坐了十一年，最后只换来一句厂里养不起闲人。
走出大门时，陈大勇追了出来。
他是我丈夫，也在同一家厂里上班。
“春梅，认命吧。”
“县里那么多下岗工，谁不是熬着？”
我攥紧信封。
“你想让我怎么熬？”
“在家做饭，照顾我娘。”
他说得很轻松。
“我的工资还能养你。”
我看着他，没有接话。
当晚，他娘把一盆衣服推到我跟前。
“往后你没班上，这些活都归你。”
“女人没工作不丢人，别成天摆张苦脸。”
陈大勇坐在桌边喝酒。
他没替我说一句话。
我洗完衣服，从床底拖出旧木箱。
箱里放着剪刀、软尺，还有我这些年攒下的服装图样。
我在厂里不是闲人。
车间里最难做的衣领和袖口，老师傅都交给我。
可在这个家里，我突然成了吃白饭的。
第二天，我提出回娘家住几天。
陈大勇头也没抬。
“住不惯就多住些日子。”
我提着木箱走出门，没再回头。
回村后，我娘刘桂英站在院门口，半天没说话。
她看到我手里的箱子，眼圈先红了。
“被人赶回来了？”
“不是。”
“我回来挣钱。”
我娘摸了摸我的额头。
“你是不是急糊涂了？”
我把家里三间空瓦房打扫出来。
东屋放裁床。
西屋摆机器。
中间那间用来堆布。
我拿出两百块，在县里收了四台旧缝纫机。
机器锈得厉害。
我拆开机头，用煤油擦了两天。
村里人站在门口看热闹。
“春梅还想当老板？”
“县里的大厂都撑不住，她能办厂？”
“别过几天把瓦房也赔进去。”
我听见了，只当没听见。
我找来同村三个下岗女工。
她们都是我以前的工友。
罗红英摸着旧机器，小声问我：“真能开出工资？”
“只要有活，我先给你们发。”
“要是没活呢？”
“算我的。”
这句话说出口，我的后背全是汗。
安置费只剩三百多块。
剪刀、针线和灯泡都要钱。
机器一响，电表也跟着转。
开工半个多月，我们只接到几条裤边。
挣的钱还不够买线。
我娘每天算账，越算脸越沉。
“关了吧。”
“现在关，还能少赔点。”
我把裁好的布叠齐。
“再等三天。”
“你已经等了半个月。”
“再等三天。”
第三天下午，一个穿旧中山装的男人进了院子。
他身后跟着个瘦小男孩。
男孩穿着一件洗白的蓝外套，袖口磨得只剩几根线。
男人叫孙正民，是邻村小学的校长。
他从布包里拿出一张纸。
纸上写着七十六套校服。
我的手停在数字上。
这是开工以来最大的单子。
罗红英几个人都围了过来。
孙校长却把帽子摘下，攥在手里。
“何老板，我得先把难处说清。”
“学校拿不出现钱。”
“县里办合唱比赛，孩子们想去，可他们连一身齐整衣裳都没有。”
“布钱和工钱，得等乡里拨款后再结。”
我娘当场变了脸。
“赊账？”
“我们自己都快揭不开锅了！”
孙校长低着头。
“我知道这要求难。”
“可这些孩子大多跟老人过，家里拿不出钱。”
“我跑了五家厂，没人肯接。”
院里安静下来。
那个男孩一直站在门边。
我让他抬起手，想给他量袖长。
他刚抬胳膊，袖口就裂开一道口子。
男孩急忙把手缩回去。
“阿姨，我不做也行。”
“把名额给别的同学吧。”
我盯着那道裂口，想起自己离开厂门时，陈大勇说的那句认命。
我把订单拿了起来。
“七十六套，我接。”
我娘抓住我的胳膊。
“布钱从哪来？”
我看向孙校长。
“比赛是哪天？”
“二十天后。”
“十七天来拿货。”
孙校长愣住了。
“你真肯做？”
“做。”
他刚要鞠躬，院门外突然传来陈大勇的声音。
“何春梅，你拿我们家的钱，给别人家的孩子做人情？”
02
陈大勇堵在门口，脸色很难看。
他身后还跟着他娘马桂香。
马桂香进院就盯住四台机器。
“我早说她不安分。”
“拿了安置费，不想着贴补婆家，跑回来装老板。”
我把订单折好，放进衣兜。
“这是我娘家。”
“请你说话客气点。”
马桂香愣了一下。
以前她骂我，我从不顶嘴。
她很快抬高嗓门。
“嫁进陈家，你的钱就是陈家的钱。”
“这几台破机器，也有大勇一份。”
我娘抄起扫帚。
“她下岗时，你们谁管过她？”
“现在看见机器，倒来认份了？”
陈大勇走到我面前。
“跟我回去。”
“把机器卖掉，钱交给我。”
“我托人给你找了个食堂洗碗的活。”
我看着他。
“一个月多少钱？”
“八十。”
“每天干多久？”
“早五点到晚八点。”
“你还挑什么？”
“你一个下岗女工，有人肯用就不错了。”
我笑了一声。
“那你去。”
陈大勇的脸沉下来。
“我是男人。”
“男人不能洗碗？”
“何春梅，你别给脸不要脸！”
他抬手要抓我。
罗红英几个人立刻挡在机器前。
我拿起裁床上的剪刀。
剪刀没对着谁，只压在订单上。
“这批活我已经接了。”
“谁敢动机器，我就去派出所报案。”
马桂香拍着腿哭喊。
“儿媳妇要抓婆婆了！”
“大家快来看看啊！”
门外很快围满村民。
有人劝我别闹。
“大勇是你男人，哪有两口子分这么清的？”
“回去过日子吧，女人折腾什么厂。”
我从木箱里拿出安置通知和领款单。
“上面写的是我的名字。”
“机器是我买的，收据也在我手里。”
“谁说有陈家一份，把证据拿出来。”
没人说话。
陈大勇咬着牙。
“你别忘了，我们还没离婚。”
“那正好。”
我把早就写好的纸递给他。
“签字。”
纸上只有几句话。
我自愿放弃陈家的旧家具。
陈大勇不得碰我的安置费和缝纫机。
两人各过各的，谁也不再管谁的钱。
他看完，把纸揉成一团。
“你早就算计好了？”
“从你让我认命那天开始。”
他的脸一阵红一阵白。
院外有人低声议论。
“春梅这回真硬气了。”
“换我也不能回去伺候那一家。”
马桂香冲过来抢我的木箱。
我扣住箱盖。
“放手。”
“箱里都是陈家的东西！”
“那就当着大家的面查。”
我打开箱子。
里面只有剪刀、软尺、图样和几件旧衣服。
最底下压着一本账本。
我翻开第一页。
结婚七年，我交给陈大勇的工资，每笔都记着。
我娘倒吸一口气。
“七年，一万三千多？”
陈大勇伸手来夺。
我先把账本递给村会计。
“麻烦您算算。”
会计拨了半天算盘。
“一万三千四百二十。”
院外炸开了锅。
那时村里盖三间瓦房，也花不了这么多钱。
我看着陈大勇。
“这些钱，我没让你还。”
“我只拿走自己的安置费。”
“你还想来分我的机器？”
陈大勇说不出话。
马桂香仍在嘴硬。
“男人养家不要钱吗？”
“我每个星期只拿五块零用。”
“饭菜是我买，煤钱是我交，你们家还拿我的工资给小叔子娶了媳妇。”
我合上账本。
“以前的账，我可以不追。”
“从今天起，我的钱，我自己做主。”
四周突然安静了。
陈大勇盯着我，像第一次认识我。
他把那张纸捡起来，狠狠撕碎。
“你有本事，就别求我。”
“这批校服要是赔了，你连哭的地方都没有。”
他带着马桂香走了。
我娘关上院门，转身就骂我。
“你说得痛快，布钱呢？”
我摸了摸衣兜里的存折。
里面只剩三百一十块。
七十六套校服，光布就要近两千块。
孙校长站在一旁，满脸愧色。
“要不算了。”
“我再去别处问。”
那个男孩拉住他的衣角。
“校长，我们不去比赛也行。”
我看着他裂开的袖口。
“不算。”
我从墙上取下钥匙。
“红英，你们看好机器。”
“我去县里找布。”
我跑遍布市，没人肯赊给一个刚开工的小厂。
天快黑时，最后一家仓库的老板把我叫住。
他指着角落里一批深蓝布料。
“这批能便宜给你。”
“但有个条件。”
他拉开盖布，露出布料上的水痕。
“今晚交钱，坏布和好布一起拿走。”
03
我蹲在仓库里，把那批布一卷卷展开。
外面几层有水痕，里面还能用。
只要裁剪时避开坏处，七十六套校服勉强够。
老板开价一千二。
我把存折和身上的钱全掏出来，也差八百多。
“先付三百，余款交货后给你。”
老板摇头。
“小本买卖，概不赊账。”
我摘下手腕上的表。
那是我结婚时买的。
“表押在这儿。”
“这表最多值一百。”
我又拿出家里瓦房的钥匙。
“再押房契。”
老板抬头看我。
“几套校服，值得吗？”
“我答应了十七天交货。”
“答应孩子的事，不能反悔。”
他沉默片刻，叫人写了欠条。
“十天内补齐。”
“晚一天，这批布按原价算。”
我按下手印，连夜找车把布拉回村。
机器从早响到晚。
我们四个人轮班干活。
我负责打版和裁剪。
红英她们踩机器。
我娘嘴上骂我，半夜却坐在灯下锁扣眼。
第三天，线用完了。
第五天，电费催缴单送来。
第八天，罗红英家里急用钱。
她男人摔伤，等钱拿药。
她站在院门口，半天没敢开口。
我从米缸底下拿出最后一百块。
“先拿去。”
“可这是大家的工资。”
“人等不起。”
她攥着钱，眼泪掉下来。
“春梅，这活没收到款，你已经垫了三个月工资。”
“我会想办法。”
我去信用社借钱，担保人不肯签字。
我去找陈大勇，他连门都没让我进。
隔着门，他只说了一句。
“回来认错，我就给你钱。”
我转身走了。
我把陪嫁的柜子卖了，又把两床新棉被送进旧货店。
钱刚够补布款和工钱。
交货前一晚，最后一台机器突然卡死。
针头断在衣领里。
离七十六套还差九套。
罗红英急得拍桌子。
“去县里修，来不及了！”
我拆开机头，把零件摆满裁床。
手上全是油，指口也破了。
我在原厂跟老师傅学过修机。
只是多年没碰，谁也不敢保证能修好。
墙上的钟走了一圈又一圈。
天快亮时，我重新踩下踏板。
机针落下，线迹压在布上。
院里几个人同时松了口气。
早上九点，七十六套校服全部装袋。
孙校长带着孩子们来了。
他们没进屋，只在厂门口排成四行。
那个试衣服的男孩站在最前面。
他换上深蓝上衣和长裤，袖口平整，纽扣扣到最上面。
“何阿姨，好看吗？”
“好看。”
他摸着衣领，笑得合不拢嘴。
孙校长让孩子们转身。
每个人背后都绣着邻村小学的名字。
字不大，针脚很齐。
我娘站在门边，悄悄擦眼睛。
我催他们上车。
“再晚就赶不上比赛了。”
孙校长却没动。
他抬起手，孩子们一起站直。
歌声在院里响起来。
他们唱的是《歌声与微笑》。
没有伴奏，有人跑调，也有人忘词。
可七十六个孩子都唱得很认真。
我背过身，低头收拾裁床。
眼泪落在布屑上，我赶紧用袖子擦掉。
这些天的借钱、熬夜和冷话，全堵在胸口。
歌声停下时，男孩跑过来，把一朵纸花放在我手里。
“何阿姨，等我们拿了奖，就把奖状送给你。”
我摸了摸他的头。
“先把歌唱好。”
车开走后，院里一下空了。
我娘把账本摆到我面前。
“校服送走了，钱还没到。”
“你欠仓库八百，欠工钱四百，还卖了柜子和棉被。”
“下一步怎么办？”
我看着空荡荡的布架，也答不上来。
下午，孙校长忽然骑车赶回来。
他满头是汗，手里攥着一张折了四折的报纸。
“孩子们得了一等奖。”
“县报把照片登出来了。”
我接过报纸。
照片上，孩子们穿着我们做的校服站在台上。
报道末尾写着一行字。
邻村小学七十六套校服，由下岗女工何春梅垫资赶制。
我还没看完，院外停下一辆黑色轿车。
两个穿干部装的人下了车。
孙校长压低声音。
“县里来人找你了。”
领头那人走进院子，把一份盖着红章的文件放到裁床上。
“何春梅，三千套校服，你敢不敢接？”
04
领头那人姓王，是县教育局的副局长。
他把文件推到我面前。
“全县十二所乡村小学，三千套校服。”
“统一样式，秋季开学前交货。”
我盯着那个数字，手心发烫。
三千套。
这比我这辈子做过的所有活加起来还多。
我娘站在旁边，嘴张了半天没出声。
罗红英几个人也围了过来，大气不敢喘。
王局长看着我。
“我们看了县报的报道。”
“你一个下岗女工，垫着工资给留守孩子做校服。”
“这份心，比合同还难得。”
我没立刻答话。
我拿起文件，一行一行看。
布料标准，尺寸要求，交货日期。
秋季开学，还有五十二天。
“局长，我有话直说。”
“您说。”
“我这厂只有四台机器，四个工人。”
“三千套，按现在的速度，五十二天做不完。”
王局长点点头。
“我喜欢你这实在劲。”
“做不完就说做不完，不夸海口。”
他把另一张纸放下。
“县里可以先拨三成预付款。”
“剩下的，交一批结一批。”
我的心跳快了起来。
预付三成，那就是启动的本钱。
有了这笔钱，我能添机器，招工人。
可我压住了激动。
“我能不能先问一句。”
“这单子，为什么给我？”
“县里有正经的服装厂。”
王局长沉默了一下。
“那几家厂，报价比你高一截。”
“而且交货拖拉，质量也时好时坏。”
“我们不想拿孩子的校服碰运气。”
他顿了顿。
“你敢押房子给孩子做衣裳，我信你不会糊弄。”
院里安静下来。
我娘在旁边拉我的袖子，声音发抖。
“春梅，接啊。”
“这是天上掉下来的。”
我却没马上签字。
我把孙校长拉到一边。
“上回那七十六套的尾款。”
孙校长脸一红。
“乡里拨款下来了。”
他从包里掏出一个布袋。
“本来今天就是来还你的。”
“布款工钱，一分不少。”
我接过布袋，心里一块石头落了地。
仓库的八百块欠款，终于能还上。
我押出去的手表和房契，也能赎回来。
我转身回到裁床前。
王局长还在等。
“局长，这单我接。”
“但我有三个条件。”
王局长挑了挑眉。
“你说。”
“第一，预付款我要用来添机器、招工人，账目我会记清，随时给县里查。”
“第二，布料我自己采购，但样品要县里先过目，合格了我才大批进。”
“第三，五十二天我尽力赶，但要是中间出了天灾人祸，耽误了货期，我提前报，咱们再商量。”
王局长听完，笑了。
“我见过的老板，接单时都拍胸脯保证。”
“你倒好，先把丑话说在前头。”
“这单，我更放心交给你了。”
他从兜里掏出钢笔，递给我。
我接过笔，在合同上签下何春梅三个字。
签完,我的手还在抖。
王局长站起身，和我握手。
“何老板，好好干。”
“这三千套做好了,全县都会记住你的名字。”
送走县里的人，院子里炸开了锅。
罗红英抱住我，又哭又笑。
“春梅，咱们真接下三千套了！”
我娘坐在门槛上，一个劲抹眼泪。
“我还骂你折腾。”
“是娘糊涂。”
我看着手里的合同，心里却没有全松下来。
三千套，五十二天。
机器要添，工人要招，布料要进。
这第一步,才刚迈出去。
当天晚上，我点了盏灯，坐到天亮。
我把三千套拆成每天的活。
算下来，至少要十台机器，十二个工人。
还要有人专门打版，有人专门验货。
天亮时，我列出一张单子。
第一件事，添机器。
第二件事，招人。
第三件事，进布。
我把单子折好，揣进兜里。
这一回，我不再是那个被人赶回村的下岗女工。
我是接下三千套校服的何春梅。
05
有了预付款，第一件事就是添机器。
我揣着钱又去了县城。
上回收旧机器的地方，老板还认得我。
“何老板，这回要几台？”
“六台。”
他愣了一下。
“你那小厂,吃得下这么多？”
我把合同的事简单说了。
他眼睛一亮，立刻给我挑好机器。
“这几台成色好，我再给你便宜些。”
“坏了随时找我，我上门修。”
六台机器拉回村，院子一下挤满了。
东屋的裁床不够用，我又搭了两张。
西屋摆不下，中间堆布那间也清了一半出来。
机器添上了，人手还缺。
我在村口贴了张招工的纸。
招女工八名，会踩缝纫机优先。
管午饭，工钱月结,不拖欠。
纸贴出去，半天没人来。
村里人观望。
“上回七十六套，听说差点把房子赔进去。”
“这回三千套，更悬。”
“万一她发不出工钱呢？”
我娘急得直转。
“要不把工钱写高点？”
我摇头。
“工钱我按县里的厂开。”
“但我把尾款的事说清楚。”
我重新写了一张纸。
这回我把话讲明白。
县里预付了三成，白纸黑字,盖着红章。
工钱一月一结,干一天算一天。
就算厂子黄了,县里的预付款也先紧着发工钱。
纸贴出去第二天,来了三个人。
都是以前厂里的工友。
她们信我。
“春梅，你发得出工钱，我们就干。”
第三天，又来了四个。
第五天，凑齐了八个。
加上原来的罗红英她们，厂里一下有了十二个工人。
人齐了，我开始分工。
我把十二个人分成三组。
一组专门踩直线，速度快的放这组。
一组专门上领子、绱袖子，手巧的放这组。
一组专门锁扣眼、钉纽扣、做收尾。
我自己管打版和裁剪。
罗红英跟我最久，手也稳,我让她管验货。
“每一件出厂前,红英都要过一遍。”
“线头、针脚、尺寸,一样不合格,返工。”
罗红英有点犹豫。
“都是姐妹,我拉得下脸吗？”
我看着她。
“正因为是姐妹,才更要拉下脸。”
“这三千套,砸了就是砸了咱们所有人的饭碗。”
罗红英咬咬牙。
“行，我验。”
分工定下，第一批布也进了。
这回我学乖了。
进布前，我先拿样品请县里过目。
王局长派人看了，点头说合格。
我才敢大批进货。
布一到，机器全响了起来。
十二台机器,从早到晚不停。
院子里全是踏板声和剪刀声。
我定了个规矩。
每天收工前，把当天的产量记在黑板上。
计划多少,完成多少,差多少,一目了然。
头一个礼拜，问题就冒出来了。
新来的工人手生,次品多。
一天下来，返工的比合格的还多。
黑板上的数字远远跟不上计划。
我没发火。
我把大家叫到一起。
“头几天慢，正常。”
“手生,多做几天就熟了。”
“咱们不比谁快，先比谁做得对。”
我把罗红英验出的次品摆出来。
一件一件讲。
这个领子歪了。
这个袖口大小不一。
这个扣眼锁得毛糙。
我不骂人,只讲怎么改。
讲完,我自己坐到机器前。
“看我做一遍。”
我把一件上衣从裁片到成衣,完整做了一遍。
哪一步该慢,哪一步能快,我边做边说。
工人们围着看。
“原来领子要先这么折。”
“难怪我总做歪。”
那天以后，次品一天比一天少。
黑板上的数字，也一天比一天好看。
到第二个礼拜，日产量翻了一倍。
我娘不再骂我,改成每天给大家烧绿豆汤。
“天热,别中暑了。”
“机器不能停,人也不能垮。”
有天晚上,我收工最晚。
路过西屋,听见罗红英在跟新来的工人说话。
“春梅这人,你们放心跟着干。”
“她宁可自己押房子,也不欠咱们一分工钱。”
“这样的老板,打着灯笼难找。”
我站在门外，没进去。
心里却热乎乎的。
从被人赶回村,到今天有人愿意信我跟我干。
这条路，我总算走对了。
可我没松气。
三千套,才做了不到四百套。
离五十二天的货期,时间还紧着呢。
06
厂子刚上正轨，麻烦就找上门了。
那天晌午,陈大勇来了。
他没进院，站在门口。
“何春梅,你出来。”
我放下剪刀，走出去。
他比上回来时，气色差了些。
“听说你接了县里的大单子？”
“嗯。”
“三千套？”
“嗯。”
他搓着手，语气软了下来。
“春梅，以前是我糊涂。”
“咱们两口子,哪有隔夜仇。”
我看着他,没说话。
“你这厂,缺人手不缺？”
“我来帮你。”
“我好歹在厂里干了十几年,管管机器,看看料,都行。”
我心里冷笑。
厂子快黄的时候，他让我去洗碗。
厂子有起色了，他来要位置。
“不缺。”
我只说了两个字。
陈大勇的脸挂不住了。
“何春梅,你别不识好歹。”
“我是你男人。”
“你这厂再大,也是咱们两口子的。”
我把那张他撕碎又没用的纸的事，重新提了出来。
“陈大勇，咱们早说清了。”
“你的归你,我的归我。”
“这厂,跟你没关系。”
他盯着我，眼里的温和一下没了。
“行。”
“你有本事,就别后悔。”
他走的时候,撂下一句话。
“这单子三千套,你要是做砸了,我看你哭都没地方。”
我没理他。
可他走后，麻烦接二连三来了。
先是进布。
我常去的那家仓库,忽然说没货了。
我跑了好几家，报价都比原来高一截。
有个相熟的老板，私下跟我说了实话。
“春梅,有人放话。”
“谁给你低价供布,以后就别想在这行做了。”
我心里明白了。
是陈大勇,或者马桂香。
他们见我不肯让步，就在背后使绊子。
布价一涨,我的成本就吃紧。
预付的三成款,本就算得死死的。
我把账重新算了一遍。
按现在的布价,做完三千套，不光不赚，还要倒贴。
罗红英她们也慌了。
“春梅，这可怎么办？”
“布进不来，机器就得停。”
我没慌。
我想起县城那个押房契给我布料的仓库老板。
那回他帮了我。
我连夜去了县城,找到他。
我把事情原原本本说了。
老板听完，沉默了一会儿。
“有人在背后挤兑你。”
“嗯。”
“这人心够脏。”
他给我倒了杯水。
“春梅,实话跟你说。”
“我这仓库,布不算多,但稳定。”
“我可以长期供你,价钱按老价走。”
我心里一热。
“您不怕得罪人？”
他笑了。
“我做了半辈子布料生意。”
“最烦的就是这种背后使阴招的。”
“你押房子给孩子做校服的事,县报我看了。”
“这样的人,我帮定了。”
他顿了顿。
“再说,县里三千套的单子你接着。”
“我供你的布,等于傍上了县里的生意。”
“我不傻。”
我们俩都笑了。
布料的事,就这么定下来。
从那以后,他的布车准时来村。
价钱公道,质量也稳。
陈大勇想卡我脖子的算盘，落了空。
可他没死心。
过了几天,村里开始传闲话。
“听说何春梅那校服,布料是次品。”
“水泡过的,穿不了多久就烂。”
“县里迟早要退货。”
这话传得有鼻子有眼。
工人们心里犯嘀咕。
我知道，又是他在背后捣鬼。
这回我没去理会闲话。
我直接找到孙校长。
上回那七十六套校服,孩子们穿了快两个月。
我请孙校长帮我做个见证。
孙校长二话没说,把那批校服的情况写了下来。
洗了多次,没掉色。
踢球打闹,没开线。
领口袖口,还是平整的。
他还盖了邻村小学的章。
我把这张纸,贴在了村口。
旁边放了一件我们厂新做的校服。
谁想看,谁想摸,随便。
布料好不好，针脚实不实，一看便知。
闲话,不攻自破。
村里人反倒更信我了。
“眼见为实。”
“这衣裳,做得是真好。”
陈大勇的两次使绊子，都没能把我绊倒。
我娘看着我,又是心疼又是佩服。
“春梅,你咋突然这么能扛事了？”
我笑了笑。
“被逼的。”
“退路没了，只能往前走。”
那天夜里,我又坐到黑板前。
三千套，做了快八百套了。
布料稳了，人手齐了,次品也少了。
照这个速度,五十二天,应该赶得出来。
我在黑板上写下一个数字。
八百。
又在旁边画了个记号。
离三千,还差两千二。
路还长,但我心里,头一回有了底。
07
八百套之后，日子像上紧了发条。
天还没亮，院里的机器就响起来。
我每天第一个到，最后一个走。
打版、裁剪、验货，一样不敢松。
罗红英管得越来越稳。
她眼睛毒，一件衣裳扫一眼就知道哪儿不对。
“这袖子长了半公分，返。”
“这扣眼歪了，返。”
工人们起初有怨言。
“红英，差这么点，看不出来。”
罗红英把衣裳往桌上一拍。
“孩子穿身上，看得出来。”
“咱们做的是校服，不是抹布。”
没人再吭声。
次品一天比一天少。
黑板上的数字，一天比一天好看。
做到一千二百套那天，出了点岔子。
一批布的颜色，深浅不一样。
同样是深蓝，有的偏黑，有的发灰。
摆在一起，一眼就看出来。
我心里咯噔一下。
三千套校服，孩子们站在一起，颜色不齐，像什么样子。
我连夜把布按深浅分开。
深的一摞，浅的一摞。
一匹一匹比，一卷一卷挑。
我娘在旁边帮我理。
“春梅，不就是颜色差一点。”
“孩子又不懂。”
我摇头。
“孩子懂。”
“他们穿上新衣裳，是要在台上站成一排的。”
“哪个颜色不一样，哪个心里就不是滋味。”
我想起那个袖口磨破的男孩。
他换上校服那天，笑得合不拢嘴。
我不能让别的孩子，低着头站在台上。
我把分好的布重新规划。
深色的，做一批。
浅色的，做一批。
同一个学校的孩子，穿同一个深浅。
这样一分，活就更细了。
工人们多费了不少功夫。
我咬牙，给加班的每人多添两块钱。
“颜色这事，不能将就。”
“多的工钱，我来贴。”
那批布,硬是让我们理得整整齐齐。
交到学校时，没一个人看出毛病。
布料的事刚顺，供货又出了状况。
那家仓库老板来了个电话。
“春梅，不好了。”
“我这批新到的布，码头压了货。”
“怕要晚十天半月。”
我握着电话，手心冒汗。
十天。
机器一停十天，三千套就赶不出来了。
“老板，还有别的法子吗？”
他在那头叹气。
“我帮你再想想。”
挂了电话，我在院里来回走。
罗红英几个围过来。
“春梅，布断了，咱们歇几天？”
我摇头。
“不能歇。”
“机器一停，人心就散了。”
我翻出手里剩的布。
精打细算,还够做三四天。
我做了个决定。
这三四天，先把能做的全做出来。
同时，我亲自去别的地方找布。
我把厂里交给罗红英。
“你盯着，按计划走。”
“我去找布，三天准回。”
我坐长途车，跑了邻县。
一家一家布市问过去。
脚底磨出了泡。
第二天傍晚，总算找到一家。
布的成色对得上，价钱也公道。
老板肯先发一批救急。
我连夜押车，把布拉了回来。
机器,一天没停。
回到村里，罗红英冲出来。
“春梅，你可回来了。”
“布接上了，咱们稳了。”
我瘫坐在门槛上，腿都软了。
我娘端来一碗面。
“趁热吃。”
“你这几天，瘦了一圈。”
我埋头吃面，眼眶发热。
这碗面，是我娘头一回没一边骂我一边端来的。
吃完面，我又坐到黑板前。
一千五百套。
过半了。
我在数字旁边,画了个记号。
离三千,还差一半。
可这一半，我心里有底。
布料的路，我趟出来了。
工人的手，练出来了。
哪怕再有人使绊子，我也不怕了。
那天夜里，院里静悄悄的。
我一个人，坐到很晚。
我想起下岗那天，攥着六百八十块的信封。
想起陈大勇那句认命。
那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
有一天，我能坐在自己的厂里。
守着十二台机器，算着三千套的活。
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我吹灭灯，回屋睡下。
明天天一亮，机器又要响了。
08
做到一千八百套，天气热得邪乎。
西屋里，机器一转，热气往上冒。
工人们汗湿了后背。
我把两台电扇搬进去，还是不顶用。
有个新来的工人，中暑晕了。
我吓得不轻，赶紧掐她人中。
灌了绿豆汤，又让她躺到阴凉处。
缓过来后，她要爬起来干活。
“我没事，耽误不得。”
我按住她。
“歇着。”
“身子要紧。”
那天，我改了规矩。
晌午最热的两个钟头，停工歇晌。
工人们心疼工时。
“春梅，这两个钟头不干，货期咋办？”
我把黑板上的数字指给她们看。
“早晚凉快时多干。”
“中午歇好了，下午手不抖，次品还少。”
“人垮了，才真误事。”
她们听我的，歇了晌。
说来也怪，这么一调，日产量反倒上去了。
工人们不累了，手就稳。
红英验货，返工的越来越少。
我娘天天熬绿豆汤、煮酸梅水。
一大锅一大锅，管够。
“机器不能停，人更不能停。”
她嘴上还是硬。
“我这是心疼电费，机器坏了得花钱修。”
可谁都看得出，她是心疼人。
歇晌那两个钟头，院里反倒热闹。
工人们凑在树荫下。
有人纳鞋底，有人唠家常。
罗红英的男人，伤好了。
她脸上的愁没了，话也多了。
“等这三千套做完，我家那口子也来帮工。”
“他力气大，搬布正好。”
大家你一言我一语，说着往后的打算。
有人说想给娃攒学费。
有人说想翻修屋顶。
我坐在一旁听着，心里暖。
这些话，三个月前，谁也不敢说。
那时她们跟着我，是赌一口气。
如今，她们是真信这厂能长久。
歇晌结束，机器又响。
踏板声里，我听出了不一样。
从前是慌，是急。
如今是稳，是准。
做到两千套那天，我给大家放了半天假。
“辛苦这么久，歇半天。”
工人们不肯走。
“春梅，货期紧，我们不累。”
我笑了。
“我说了算。”
“今天下午，谁也不许碰机器。”
我娘杀了只鸡，炖了一锅。
又烙了一摞饼。
十二个工人，加上我娘和我，围坐一桌。
这是开工以来，头一回正经吃顿饭。
罗红英端起碗。
“春梅，我说句话。”
“这半年，你押房子，卖柜子，垫工钱。”
“我们看在眼里。”
“这饭，我敬你。”
我端起碗，喉咙发紧。
“该我敬你们。”
“没有你们，我一个人，啥也做不成。”
一桌人，碗碰碗。
有人笑，有人抹泪。
吃到一半，院门口来了个人。
是孙校长。
他手里拎着一网兜鸡蛋。
“听说你们今天歇晌，我来看看。”
我拉他入座。
“校长，正好，一起吃。”
他摆手，眼睛却红了。
“我是来谢你们的。”
“上回那七十六套，孩子们穿着得了一等奖。”
“这几个月，学校里都在传。”
“说邻村有个何老板，是个实在人。”
他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
是那个男孩画的画。
画上，一排孩子穿着深蓝校服。
旁边歪歪扭扭写着几个字。
谢谢何阿姨。
我接过画，眼泪没忍住。
这半年，再苦再难，为的就是这个。
孙校长走后，我把画贴在裁床上方。
“往后，谁偷懒，就看看这画。”
工人们都笑了。
歇完半天，机器重新转起来。
两千套，离三千，还差一千。
日子虽苦，心里却亮堂。
我知道，这最后一千套，我们啃得下来。
那天夜里，我做了个梦。
梦见三千个孩子，穿着新校服。
站在大操场上，齐声唱歌。
歌声很亮，一直飘到很远。
我笑着醒来，天刚蒙蒙亮。
机器，又该响了。
09
就在一切顺风顺水时，陈大勇又来了。
这回，他没一个人。
他身后跟着马桂香，还有个穿西装的男人。
那男人提着公文包，一看就不是村里人。
陈大勇站在院门口，笑得古怪。
“何春梅，出来说话。”
我放下手里的活，走出去。
“这位是县里的律师。”
陈大勇指着那男人。
“我请他来，是跟你讲讲法。”
我心里一紧，面上不动。
“讲什么法？”
那律师清了清嗓子。
“这位女士，我受陈先生委托。”
“你们二人尚在婚姻关系存续期间。”
“这期间的财产，属于夫妻共同财产。”
“包括这个厂子。”
院里的机器声，一下停了。
工人们都围了过来。
马桂香阴阳怪气。
“我就说嘛。”
“这厂有大勇一半。”
“她一个人吃独食，哪有这道理。”
陈大勇接过话。
“春梅，我也不多要。”
“这厂,分我一半。”
“或者，你拿钱把我那份买下来。”
我看着他，心里全明白了。
厂子眼看要成了，他来摘桃子。
那张分家的纸，他撕了。
如今，倒拿婚姻说事。
我没慌。
这些日子，我早不是从前的我。
“律师，我问你。”
“这厂的机器，是我用安置费买的。”
“收据在我手里，写的是我的名字。”
“这算不算共同财产？”
律师推了推眼镜。
“安置费若是婚内所得，也属共同财产。”
我点头。
“好。”
我转身进屋，抱出那个旧木箱。
当着所有人的面，我打开。
我拿出那个账本。
“这是我结婚七年的账。”
“交给陈大勇的工资，一万三千四百二十。”
“村会计算过，签字画押。”
我又拿出几张纸。
“这是这半年，我垫付的工钱。”
“这是我卖柜子、卖棉被的凭证。”
“这是我押房子借布款的欠条。”
我把东西一样样摆在桌上。
“律师，你既然讲法。”
“那咱们把账算清。”
“这厂要分，行。”
“先把我垫进去的，还有陈大勇这些年花我的，一笔笔算明白。”
律师的脸色变了。
他翻看那些凭证，眉头越皱越紧。
陈大勇在旁边催。
“你算这些干什么？”
“厂子就是厂子，跟老账有什么关系。”
我冷笑。
“怎么没关系。”
“你说这厂有你一半。”
“那这厂的债，你也得担一半。”
“如今厂子还欠着布款,欠着工钱。”
“你那一半,先把债还了。”
陈大勇愣住了。
“什么债？”
“厂子不是挣钱吗？”
我把账本翻到最后一页。
“三千套校服，县里的钱交一批结一批。”
“眼下只到了三成预付。”
“这些钱，全填进了机器、布料、工钱。”
“账上,一分不剩。”
“你要分一半，先拿钱来填一半的窟窿。”
陈大勇张着嘴，说不出话。
那律师合上公文包。
“陈先生，这事……”
“跟你说的不太一样。”
马桂香急了。
“你这律师怎么回事？”
“不是说分一半厂子吗？”
律师苦笑。
“分财产，也要分债务。”
“这厂眼下是负债的。”
“真要分，陈先生得先掏钱还债。”
马桂香的脸，一下白了。
院里的工人，忍不住笑出声。
罗红英站出来。
“陈大勇,你也不嫌臊。”
“厂子快黄时,你让春梅去洗碗。”
“如今要成了，你来分一半。”
“天底下哪有这么便宜的事。”
工人们七嘴八舌。
“就是,想摘桃子，没门。”
“这厂是春梅一手拉扯起来的。”
陈大勇的脸，红一阵白一阵。
他拉了拉律师。
“咱们先走。”
那律师巴不得脱身，转身就上了车。
马桂香不甘心，还想闹。
我娘抄起扫帚。
“再不走，我可不客气了。”
马桂香骂骂咧咧，跟着上了车。
车开走，院里静了一瞬。
随即，爆发出一阵笑。
罗红英拍着我肩膀。
“春梅，你这账，算得真绝。”
我却没笑。
我看着车远去的方向。
我知道，陈大勇不会就这么罢休。
他今天讨了没趣。
往后，还会生出别的事。
但我不怕了。
我有账本，有凭证，有一起干活的姐妹。
更重要的是，我有了底气。
我转身回院。
“都别看了。”
“机器响起来。”
“两千套,离三千,还差一千。”
踏板声,重新响成一片。
我坐回裁床前，拿起剪刀。
陈大勇的算盘,又落了空。
而我的三千套，一步步,正往前走。
10
两千套之后，厂里的活越来越顺。
机器声从早响到晚，没一天停过。
工人们的手越练越巧，次品几乎绝了迹。
罗红英验货，一天挑不出几件返工的。
我心里刚踏实些，县里又来人了。
还是上回那辆黑色轿车。
下来的还是王局长。
他这回没进屋，先在院里转了一圈。
看看机器，看看黑板上的数字，又摸了摸挂着的成衣。
“何老板，做了多少了？”
“两千一百套。”
他点点头，脸上有笑。
“比我预想的快。”
“质量也稳。”
我给他倒了碗绿豆汤。
“局长，您今天来，是有别的事？”
王局长喝了口汤，放下碗。
“你眼睛真尖。”
“是有个事，想跟你商量。”
他从包里拿出一份文件。
“省里要搞一个乡镇企业的评比。”
“我们想把你的厂报上去。”
我愣了一下。
“我这小厂，能评上？”
“你一个下岗女工，白手起家。”
“押着房子给孩子做校服，这故事就动人。”
“再加上三千套的单子做得漂亮。”
王局长顿了顿。
“评上了，县里能给你批一笔扶持款。”
“往后你添设备，扩厂子，都有底气。”
我心里一动。
有了扶持款，这厂能走得更远。
可我没马上应。
“局长，我有句话得说在前头。”
“您说。”
“这三千套还没做完。”
“评比的事，我想等交完货再说。”
“万一后头出了岔子，货没交好，这评比不是砸您的招牌？”
王局长看着我，笑了。
“你这人，做事真稳。”
“换别人，早一口答应了。”
“行，就依你。”
“等三千套交齐，咱们再报。”
他起身要走，又回过头。
“何老板，有件事提醒你。”
“你这厂做大了，眼红的人就多了。”
“往后，怕是不太平。”
我心里明白，他说的是陈大勇那样的人。
“多谢局长提醒。”
“我有数。”
送走王局长，我站在院里想了很久。
扩厂，评比，扶持款。
这些从前想都不敢想的词，如今摆在了眼前。
可我知道，越往上走，脚下越得稳。
那天晚上，我又坐到黑板前。
两千一百套。
离三千，还差九百。
我在数字旁边画了个圈。
这九百套，是最后一程。
只要稳稳当当做完，这厂才算真正立住了。
我正想着，罗红英进来了。
她手里拿着一件刚验完的校服。
“春梅，你看这个。”
我接过来，仔细瞧。
领口、袖口、扣眼，都没毛病。
“挺好的，怎么了？”
罗红英指着衣服内里。
“你看这商标。”
我凑近一看。
内衬上，缝着一小块白布。
上面绣着几个字。
春梅服装厂。
针脚很细，是罗红英的手艺。
“我琢磨着，咱们做了这么多衣裳。”
“总得有个名号。”
“往后孩子们穿着，也知道是咱们厂做的。”
我摸着那块小小的商标，心里热乎乎的。
从一个被赶回村的下岗女工。
到如今，有了自己名字的厂。
这条路，走得不容易。
“红英，这个好。”
“往后每一件，都缝上。”
罗红英笑了。
“我就知道你会喜欢。”
那天夜里，我把那件缝了商标的校服，挂在裁床上方。
旁边，是那个男孩画的画。
一件衣裳，一张画。
这就是我这半年，拼了命守住的东西。
机器明天还要响。
九百套，我一定做完。
11
最后九百套，眼看就要收尾。
出岔子的，偏偏是电。
那阵子，村里老是停电。
一停就是半天，机器全趴窝。
我急得嘴上起泡。
货期就剩二十来天，一天都耽误不起。
我去大队问，说是线路老化，一时修不好。
我又去供电所，人家说得排队等。
我在供电所门口，站了整整一上午。
管事的被我缠得没法。
“大姐，不是我不帮你。”
“这线路改造，得立项，得拨款。”
“你一个村，等着吧。”
我没走。
我把三千套校服的事，一五一十说了。
“这是县里交下来的活。”
“十二所乡村小学的孩子等着穿。”
“误了货期，耽误的是孩子开学。”
管事的愣了一下。
“县里的单子？”
“你是报上登的那个何老板？”
我点头。
他挠了挠头。
“这事……我做不了主。”
“你等等。”
他进屋打了个电话。
出来时，脸色不一样了。
“大姐，你这单子，还真有来头。”
“我们所长说了，优先给你村改线路。”
原来，王局长早跟供电所打过招呼。
说这厂的电，不能断。
我心里一暖。
这位局长，是真把我的厂当回事。
线路改造，三天就动了工。
工人们爬杆架线，忙活了小半月。
新线一通，电稳了。
机器再没趴过窝。
电的事刚了，又出了桩急事。
罗红英的娘，突然病倒了。
人送到县医院，要动手术。
手术费，一下子拿不出来。
罗红英守在医院，急得团团转。
她没跟我开口。
还是别的工人悄悄告诉我的。
我二话没说，揣上钱就往县里赶。
到医院时，罗红英正蹲在走廊哭。
我把钱塞到她手里。
“先交上，救人要紧。”
罗红英攥着钱，直摇头。
“春梅，这钱我不能要。”
“厂里正是用钱的时候。”
我按住她的手。
“你跟我这么久。”
“我押房子时，你没走。”
“我卖柜子时，你没走。”
“如今你娘病了，我能不管？”
罗红英的眼泪，哗哗地流。
“春梅……”
“别说了。”
“快去交钱。”
手术很顺利，她娘转危为安。
罗红英回厂那天，给我跪下了。
我赶紧扶她。
“这是干什么。”
“咱们是姐妹。”
她抹着泪。
“春梅，这辈子，我跟定你了。”
“这厂，我当自己家。”
那以后，罗红英干得更拼了。
验货更严，带新人更用心。
厂里的事，她操的心，不比我少。
我这才明白。
人心都是换来的。
你拿真心待人，人就拿命跟你。
那阵子，我一个人撑着这么大的摊子。
说不累，是假的。
可身边有这么一群人。
再累，心里也甜。
做到两千六百套那天，我病倒了。
连日操劳，又赶上着凉。
我发起高烧，躺了两天。
我娘守在床边，急得掉泪。
“我早说你悠着点。”
“这身子是铁打的？”
迷迷糊糊中，我听见院里的机器声。
一声没停。
我挣扎着要起来。
“不能停……货期……”
罗红英按住我。
“春梅，你放心。”
“有我们呢。”
“你交代的活，一件没落下。”
我躺回去，眼泪顺着脸淌。
烧退那天，我下床第一件事，就是去看黑板。
数字又涨了。
两千七百套。
这两天，我病着，厂子照样转。
工人们没一个偷懒。
该干的活，一件不差。
我站在黑板前，心里五味杂陈。
这厂，早不是我一个人的厂了。
它是我们所有人的。
我摸了摸还有些发虚的身子。
离三千，还差三百。
这最后三百套，我得跟姐妹们，一起做完。
12
最后三百套，我们铆足了劲。
我病刚好，就扑回了机器前。
工人们不让我累着，抢着干活。
“春梅，你歇着，这儿有我们。”
我摇头。
“一起干。”
“这最后一程，我得跟你们走到头。”
就在这节骨眼上，陈大勇又生了事。
这回，他动的是歪脑筋。
他不知从哪听说，县里要搞评比。
评上了，有扶持款。
他眼红了。
他跑到县里，到处告状。
说我这厂，是夫妻共同财产。
说我一个人独吞，容不下他。
还说我克扣工人工钱，账目不清。
这些话，传到王局长耳朵里。
王局长没轻信。
他亲自带人，来厂里查账。
我把账本，一本本摆出来。
每一笔进项，每一笔开销，清清楚楚。
工人的工钱，按月结，有签字。
布料的采购，有发票。
我垫付的款项，有凭证。
王局长翻了半天，一个错处没挑出来。
“何老板，你这账。”
“比有些正经厂还规整。”
他合上账本。
“有人告你克扣工钱。”
“我问问你的工人。”
他把工人们叫到一起。
“春梅有没有欠过你们工钱？”
罗红英第一个开口。
“没有。”
“一个月一结，一分不少。”
“我娘病了，是春梅垫钱救的命。”
别的工人也七嘴八舌。
“春梅押房子，也没欠过我们。”
“这样的老板，打着灯笼难找。”
“谁告她克扣工钱，谁昧良心。”
王局长听完，脸色沉下来。
“看来，是有人存心使坏。”
他看着我。
“何老板，你知道是谁告的吗？”
我没说陈大勇的名字。
“局长，清者自清。”
“我只管把活干好。”
“闲话，我不理会。”
王局长点点头。
“你这心胸，难得。”
他临走前，撂下一句。
“这告状的人，我会去查。”
“想靠造谣抹黑，没那么容易。”
王局长走后，我把工人们叫到一起。
“今天的事，谢谢你们。”
“你们肯替我说话，我记在心里。”
罗红英摆手。
“说的都是实话。”
“春梅，你对我们怎么样，我们心里有秤。”
我心里，又热又酸。
陈大勇一次次使绊子。
想卡我布料，想分我厂子，想告我黑状。
可他忘了。
人心，是算不过来的。
我拿真心待工人。
工人就拿真心护着我。
这道理，他一辈子不懂。
查账的事过去，我们憋着一股劲。
机器日夜转。
最后三百套，一天天往下减。
两百套。
一百套。
五十套。
交货前三天，还剩最后二十套。
那天夜里，工人们谁也不肯走。
“春梅，今晚做完它。”
“做完，咱们这三千套就齐了。”
我没拦。
我知道，这是大家心里的一口气。
熬了半年，就为这一刻。
灯火通明，机器轰鸣。
我打版，裁剪。
罗红英她们踩机器，上领子，锁扣眼。
我娘坐在灯下，钉最后的纽扣。
后半夜，最后一件校服，下了机器。
罗红英验完货，把它叠得整整齐齐。
“春梅，三千套，齐了。”
那一刻，院里静了一瞬。
随即，爆发出一阵欢呼。
有人笑，有人哭。
有人抱在一起，又蹦又跳。
我站在那堆校服前，腿一软，坐到了地上。
半年了。
从六百八十块的安置费。
到如今三千套校服。
这条路，一步一步，我们走到了头。
我娘扶起我，眼泪糊了一脸。
“春梅，成了。”
“咱们成了。”
我靠在我娘肩上，再也忍不住。
这半年的苦，这半年的难。
这半年的冷言冷语，这半年的日夜操劳。
全化成了眼泪，淌了下来。
天蒙蒙亮时，我们把三千套校服，一袋袋码好。
整整齐齐，摆满了院子。
深蓝的校服，在晨光里，透着光。
我知道，这不只是三千套衣裳。
这是我们十二个人，拼了半年的命。
这是我何春梅，重新站起来的本钱。
交货那天，就要到了。
13
交货那天，天刚亮，院里就热闹起来。
县里派了三辆卡车来拉货。
王局长也亲自来了。
他看着满院码齐的校服，连连点头。
“何老板，三千套，一套不差。”
“你办到了。”
工人们把一袋袋校服，往车上搬。
罗红英的男人，伤好了，也来帮工。
他力气大，扛起布袋，健步如飞。
院里一片忙碌，人人脸上带笑。
王局长让人当场验货。
随机抽查，一百套。
领口、袖口、扣眼、尺寸，一样样过。
验货的人，挑不出毛病。
“局长，这质量，没的说。”
“比正经厂做的还细。”
王局长很满意。
他当场拍板，结清了尾款。
一沓沓钱，交到我手里。
我数都没细数，心里却亮堂。
这些钱，够还所有的债。
够给工人们，发一笔厚厚的奖金。
够让这厂，往后走得更稳。
验完货，装完车。
王局长把我拉到一边。
“何老板，上回说的评比。”
“现在，可以报了吧？”
我笑着点头。
“报。”
“这回，我有底气了。”
王局长也笑。
“你这厂，评上是板上钉钉。”
“我看好你。”
卡车要开了。
就在这时，院门口来了一群人。
是孙校长，带着邻村小学的孩子们。
还有那个袖口磨破的男孩。
他如今，穿着我们做的新校服。
精精神神，个子也高了些。
“何阿姨！”
他跑过来，一头扎进我怀里。
“我们又得奖了！”
孙校长走过来，满脸是笑。
“这回是全县合唱比赛。”
“孩子们穿着你做的校服，拿了特等奖。”
他从包里，掏出一张奖状。
“孩子们说，这奖状，得送给你。”
我接过奖状，手有些抖。
红底金字，沉甸甸的。
那男孩仰着脸。
“何阿姨，我说过的。”
“拿了奖，就把奖状送给你。”
“我没骗你吧。”
我蹲下身，摸了摸他的头。
“没骗我。”
“你是个守信的好孩子。”
孩子们排成四行，站在院里。
孙校长抬起手。
熟悉的歌声，又一次响起。
是那首《歌声与微笑》。
这回，没有人跑调，没有人忘词。
三千套校服做下来，孩子们也长大了些。
歌声嘹亮，一句句，唱进人心里。
我站在那里，听着听着，眼眶就热了。
王局长站在一旁，也红了眼。
“何老板。”
“你做的，不只是三千套衣裳。”
“你给这些孩子，撑起了腰杆。”
歌声里，我想起半年前。
那个站在门边，缩着手的男孩。
那时他说，阿姨，我不做也行。
把名额给别的同学吧。
如今，他站在最前排，唱得最响。
一件齐整的校服，能给一个孩子多少底气。
我这半年的苦，值了。
歌声停了。
孩子们齐刷刷地，给我鞠了一躬。
“谢谢何阿姨！”
那一声，整整齐齐，震得人心头发颤。
我别过脸，用袖子抹了把眼睛。
卡车开动，拉着三千套校服，驶出了村。
孩子们追着车，挥着手。
“何阿姨，再见！”
“等开学，我们都穿新校服！”
车远了，孩子们的身影，也小了。
我站在院门口，望了很久。
我娘走过来，递给我一条毛巾。
“擦擦吧。”
“这回，是高兴的泪。”
我接过毛巾，笑了。
这半年，我哭过太多回。
被人赶回村时，我哭过。
借不到钱时，我哭过。
机器卡死时，我哭过。
可这一回的泪，是甜的。
送走孩子们，工人们也要回家了。
我把奖金，一份份发到他们手里。
比约定的工钱，多了一倍。
罗红英捧着钱，不敢信。
“春梅，这么多？”
“你们应得的。”
“这半年，苦了你们。”
工人们拿着钱，脸上笑开了花。
“跟着春梅干，没错。”
“往后，这厂，我们接着干。”
院里的笑声，传出去很远。
我知道，这三千套，是个结束。
更是一个开始。
春梅服装厂的路，才刚刚铺开。
而我何春梅，再也不是那个认命的女人。
我站稳了。
往后的路，我要自己，一步步，走下去。
14
三千套交货后，厂里空了几天。
机器难得停了下来，院子里安安静静。
可我没歇。
王局长说的评比，像一块石头，压在我心上。
不是怕评不上。
是怕评上了，陈大勇又生出新的事。
那几天，我把厂里里外外拾掇了一遍。
机器擦得锃亮，布料码得整齐。
罗红英帮我把这半年的账，重新誊了一遍。
一笔一笔，清清楚楚。
“春梅，县里真要来人验厂？”
“嗯。”
“评比不光看故事，还要看厂子正不正规。”
罗红英咋舌。
“咱们一个村里的小厂，也能算正规？”
我笑了。
“只要账清，活好，人齐，就算正规。”
正说着，村支书来了。
他平时不大登我的门。
这回，脸上堆着笑。
“春梅啊，出息了。”
“县里都点名表扬你。”
我给他倒了碗水。
“支书，有事？”
他搓着手。
“是这么个事。”
“县里要评乡镇企业。”
“这是咱们村头一回有厂子能报上去。”
“村里，也想沾沾光。”
我听出了意思。
“支书想怎么沾？”
他压低声音。
“村里想在厂名上，挂个集体的名头。”
“就说这厂，是村集体办的。”
“评上了，大家脸上都有光。”
我端着碗的手，停住了。
这厂，是我用安置费起的家。
是我押了房子，卖了柜子撑起来的。
是我和十二个姐妹，拼了半年的命。
如今要评比了，村里想来摘果子。
跟陈大勇，是一个路数。
我没动气。
“支书，这厂叫春梅服装厂。”
“机器是我买的，债是我背的。”
“工人工钱，是我一分一分发的。”
“这名头，不能改。”
支书的脸，有些挂不住。
“春梅，话不能这么说。”
“你用的地，是村里的。”
“你招的工，是村里的人。”
“没有村里，你这厂办得起来？”
我放下碗。
“瓦房是我家的祖产，有房契。”
“工人是我请的，工钱我开。”
“至于村里，我每年照章交税，一分不少。”
“支书要是觉得我占了村里便宜，咱们可以到县里说清。”
支书被我噎住了。
他没想到，我会这么硬。
从前那个任人拿捏的何春梅，不见了。
他讪讪地笑。
“看你，急什么。”
“我就是随口一提。”
“厂是你的，那肯定是你的。”
他坐不住了，起身要走。
我把他送到门口。
“支书，厂子的事，我自己能做主。”
“往后村里有难处，我也不会袖手。”
“修路，建校，我能帮的，一定帮。”
“但这厂的名头，不能动。”
支书点点头，灰溜溜走了。
罗红英在旁边，听得直咋舌。
“春梅，你连支书的面子都敢驳。”
我摇头。
“不是驳面子。”
“是这厂，我守了半年。”
“谁想不费力气来分一杯羹，我都不答应。”
那天夜里，我又睡不着。
这厂做大了，盯着的人就多了。
陈大勇盯着，村里盯着。
往后，怕是还有更多人盯着。
我得让这厂，站得更稳。
稳到谁也动不了。
第二天一早，我进了县城。
我去找了一个人。
是上回帮我验货的王局长。
我把村里想挂集体名头的事，跟他说了。
王局长听完，眉头皱起。
“这厂是你一手办的，有据可查。”
“村里想挂名，没这道理。”
他沉吟片刻。
“这样，你去把营业执照办了。”
“把厂子正正规规注册下来。”
“法人是你，谁也动不了。”
我眼睛一亮。
“执照？我这小厂，也能办？”
“怎么不能。”
“如今政策鼓励乡镇企业。”
“你这厂，正该有个正经身份。”
王局长给我指了路。
“工商局那边，我帮你打声招呼。”
“手续齐全，很快就能批下来。”
我心里，一下子亮堂了。
有了执照，这厂就是我的。
白纸黑字，盖着国家的章。
谁想来摘果子，都得掂量掂量。
从县里回来，我就张罗办执照。
跑工商，跑税务，填表盖章。
半个月后，一张营业执照，捧到了我手里。
春梅服装厂。
法定代表人，何春梅。
我摸着那张纸，眼眶热了。
从一个被赶回村的下岗女工。
到如今，有了国家认的厂。
这条路，我一步一个脚印，走到了今天。
15
营业执照办下来那天，我把它裱了起来。
端端正正，挂在厂里最显眼的墙上。
工人们都围过来看。
“春梅，这下咱们厂，是正经厂了。”
“有国家盖的章，谁也不能欺负咱们。”
罗红英摸着那张执照，眼圈红了。
“春梅，还记得半年前吗。”
“村里人说你瞎折腾，迟早把瓦房赔进去。”
“如今，你把厂办成了正经企业。”
我笑了笑，没说话。
心里却像翻江倒海。
半年前的冷言冷语，还在耳边。
如今，都成了过眼云烟。
执照一办，底气更足。
我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把工人们的事，定下来。
从前，工钱是一月一结。
如今厂子稳了，我想让大家更安心。
我把十二个工人叫到一起。
“往后，咱们立个规矩。”
“工钱照旧一月一结。”
“除了工钱，年底还有分红。”
“厂子挣了钱，大家一起分。”
工人们愣住了。
“春梅，还有分红？”
“这厂是你的，凭啥分给我们？”
我摇头。
“这厂，是咱们一起撑起来的。”
“没有你们，我一个人，啥也做不成。”
“厂子好了，大家都得好。”
罗红英第一个红了眼。
“春梅，你这人……”
“让我说啥好。”
别的工人也都激动。
“跟着春梅干，这辈子值了。”
“往后，谁也别想挖我走。”
定了分红，我又张罗添置东西。
有了三千套的尾款，手里宽裕了。
我给厂里添了两台新机器。
还搭了个遮阳的棚子，夏天干活不晒。
西屋太热，我又装了两台吊扇。
工人们干活，比从前舒坦多了。
我娘也不再骂我瞎花钱。
她如今，成了厂里的大厨。
一天三顿，变着花样给大家做。
“机器不能停，人更不能亏了嘴。”
她嘴上硬，心里却比谁都高兴。
厂子的事顺了，评比也有了信儿。
王局长派人来，正式验了厂。
账目、执照、工人、设备，一样样看过。
验厂的人很满意。
“这厂，麻雀虽小，五脏俱全。”
“账目清楚，工人齐心。”
“难得。”
过了些日子，县里来了通知。
春梅服装厂，评上了县里的优秀乡镇企业。
还要报到市里，参加更大的评比。
通知送来那天，厂里炸开了锅。
工人们又笑又跳。
“咱们厂，评上了！”
“还要去市里！”
罗红英抱着通知，不肯撒手。
“春梅，咱们出名了。”
我却没太张扬。
我知道，名气是好事，也是招人眼红的事。
果然，没过几天，陈大勇又冒了出来。
这回，他换了个法子。
他不敢再提分厂子了。
上回查账，他讨了个大没趣。
这回，他打起了别的主意。
他托人给我带话。
说他想通了，愿意跟我和好。
只要我肯回头，往日的事，一笔勾销。
我听了，只觉得好笑。
厂子快黄时，他让我去洗碗。
厂子有起色，他来分一半。
分不成，他去告状。
告状不成，如今又来说和好。
他翻来覆去，为的不过是我这厂。
我让带话的人，给他回了一句。
“我和陈大勇，早就各过各的。”
“那张分家的纸，是他亲手撕的。”
“如今，没什么好说的。”
带话的人走了。
罗红英在旁边，气不打一处来。
“这陈大勇，脸皮也太厚了。”
“一计不成，又生一计。”
我摇头。
“随他去。”
“他翻不起什么浪了。”
我如今有执照，有工人，有县里的支持。
他那点小算盘，再也卡不住我。
可我心里清楚。
陈大勇这个人，不会轻易死心。
他今天来说和好，是试探。
见我不松口，往后，还会有别的招。
我得时时留个心眼。
那天晚上，我把执照取下来，又看了一遍。
春梅服装厂，法定代表人，何春梅。
这几个字，是我的底气。
有了它，我就不怕。
任他陈大勇耍什么花样，我都接得住。
我把执照重新挂好，心里安定下来。
路还长。
可我已经不是从前那个，攥着信封发抖的女人了。
我站稳了，就不会再倒下。
16
评上县里的优秀企业后，厂里的活，多了起来。
先是邻县的几所学校，找上门来。
他们听说了三千套校服的事。
想让我们厂，也给他们做校服。
我接了两所学校的单子。
加起来，又是一千多套。
厂里的十二台机器，重新转了起来。
工人们干劲十足。
“春梅，这回咱们是接私单了。”
“挣的钱，可都是咱们自己的。”
我笑着点头。
心里却盘算着，厂子怕是要扩了。
十二台机器，十二个工人。
接三千套，已经是拼了命。
如今单子一个接一个。
再不扩，就接不下了。
我把扩厂的想法，跟罗红英她们说了。
大家都赞成。
“早该扩了。”
“咱们厂的名声，如今响当当。”
“多招点人，多添点机器，准没错。”
可扩厂，要钱。
添机器，招工人，还要盖新厂房。
手里那点尾款，不够。
我想起王局长说过的扶持款。
评上了优秀企业，县里有扶持。
我去了一趟县里，找王局长。
王局长一听我要扩厂，很高兴。
“好啊。”
“你这厂，就该做大。”
他帮我申请了扶持款。
“这笔钱，是县里鼓励乡镇企业的。”
“你拿去扩厂，正合适。”
有了扶持款，我胆子也大了。
我在村东头，批了一块地。
盖起了一排新厂房。
比原来的三间瓦房，宽敞多了。
机器，一口气添到了三十台。
工人，也招到了三十个。
招工那天，村口贴出告示。
来报名的人，排起了长队。
这回，没人再观望。
“春梅的厂，工钱高，还有分红。”
“跟着她干，踏实。”
“能进春梅服装厂，是咱们的福气。”
我看着那长长的队伍，心里感慨。
半年前，我招八个工人，贴了纸，半天没人来。
如今，三十个名额，挤破了头。
人心，就是这么一点点换来的。
新厂房盖起，新机器装上，新工人招齐。
春梅服装厂，气象一新。
原来的十二个老工人，我都提了组长。
一人带几个新人。
罗红英，成了厂里的副手。
验货、排产、带人，样样拿得起。
“春梅，你就放心。”
“厂里的事，有我盯着。”
有了罗红英，我轻省了不少。
我能腾出手，去跑更多的单子。
那阵子，我常往县里、邻县跑。
一所学校一所学校地谈。
我做的校服，质量过硬，价钱公道。
谈一个，成一个。
不出三个月，厂里的订单，排到了半年后。
三十台机器，日夜不停。
春梅服装厂的名声，越传越远。
厂子大了，我却没忘本。
工人的工钱，按时发，从不拖欠。
年底的分红，一分不少。
老工人们，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罗红英翻修了屋顶。
有人给娃娶了媳妇。
有人把老人接到身边，安享晚年。
她们逢人就说。
“这都是托了春梅的福。”
我听了，心里暖，却不敢居功。
“是大家一起干出来的。”
“我一个人，撑不起这么大的厂。”
厂子红火，我也没忘了那些孩子。
邻村小学，我每年都去。
孩子们的校服，我做主，给他们打折。
遇上实在困难的，我就免了。
孙校长过意不去。
“春梅，你这样，厂子要亏的。”
我摇头。
“不亏。”
“当年我最难的时候，是这些孩子，给了我盼头。”
“这份情，我得还。”
那个袖口磨破的男孩，如今上了初中。
个子窜得老高，学习也好。
他逢年过节，总来厂里看我。
“何阿姨，我长大了，要像你一样。”
“办个厂，让更多人有工开。”
我摸着他的头，笑了。
“好。”
“阿姨等着那一天。”
厂子蒸蒸日上，我以为，日子就这么顺下去了。
可陈大勇，又不安分了。
这回，他动的心思，比从前更狠。
他见我厂子越做越大。
分不成，告不倒，说和好也不成。
他竟动了歪念头。
一天夜里，厂里的新厂房，差点走了水。
要不是看门的老张发现得早，后果不堪设想。
老张说，他半夜听见响动。
出去看，见一个人影，翻墙跑了。
墙根下，还留着一个煤油桶。
我蹲下身，看着那个煤油桶。
心，一点点沉了下去。
这把火，是冲着我厂子来的。
而放火的人，我心里，有了数。
17
那把火没烧起来，可我的心，一直没落回原处。
天一亮，我就报了警。
派出所来了两个民警。
他们蹲在墙根，看那个煤油桶。
又问了老张半夜的情形。
“看清人脸没有？”
老张摇头。
“天黑，只看见个背影。”
“往村西头跑的。”
民警记下来，又在厂里转了一圈。
走的时候，留下一句话。
“这事我们查。”
“你这厂，最近小心着点。”
“有仇家没有？”
我没提陈大勇的名字。
没凭没据，我不能乱指人。
可我心里，像明镜一样。
能这么狠的，除了他，没别人。
民警走后，工人们都慌了。
“春梅，这是要命的事。”
“万一那天老张没发现……”
罗红英攥着拳头。
“我就知道是陈大勇。”
“这人，心太毒了。”
我没接话。
我蹲下身，把那个煤油桶，仔细看了一遍。
桶底，有个修补过的焊点。
这桶，我认得。
是陈大勇家灶房里的那个。
当年我在陈家时，天天用它打煤油。
桶漏了，还是我拿去焊的。
这个焊点，是我亲眼看着焊的。
我心里，一下子有了底。
可我没声张。
我把这事，先压在心里。
“大家别慌。”
“白天黑夜，轮班看厂。”
“有我在，这厂塌不了。”
我重新排了班。
晚上,两个人一班,守着厂房。
又在院里,添了几盏灯。
一到天黑，厂里亮得像白天。
那几天,我睡得很少。
半夜总要起来,去厂房转一圈。
机器,布料,成衣,一样样看过。
生怕再出什么岔子。
陈大勇见放火没成,消停了几天。
可我知道,他不会就此罢手。
这人,输红了眼。
从前那点体面,他早不要了。
果然,没过几天,他又出了新招。
这回,他去了税务局。
告我偷税漏税,账目做假。
税务局来人查账。
我把账本,一本本摆出来。
每一笔收入,每一笔支出,清清楚楚。
每一张发票,每一份完税凭证,齐齐整整。
查账的人,翻了整整一天。
一个错处,没挑出来。
“何老板,你这账。”
“做得比我们见过的不少厂,都规整。”
“谁告你偷税,是昧着良心。”
我笑了笑。
“我这厂,一分钱的税,没少交过。”
“经得起查。”
查账的人走了。
临走,留下一句。
“往后谁再告你,让他拿证据来。”
“空口白牙,我们不受理。”
陈大勇这一招,又落了空。
他告我偷税,反倒让税务局,替我证了清白。
工人们都松了口气。
“春梅,你这账做得,真顶用。”
“任他怎么告,都告不倒。”
我心里却清楚。
陈大勇放火不成,告状不成。
他的手段,一次比一次狠。
下一回,他会出什么招,我猜不到。
可我不能一直这么被动。
我得让他,彻底歇了这份心。
那天夜里,我把那个煤油桶,用布包好。
我决定,拿着它,去县里一趟。
放火,是大事。
这不是分家,也不是告状。
这是要命的罪。
我不能,再由着他胡来。
我若今天忍了。
明天,他的火,就可能真烧起来。
烧的不只是厂房。
还有厂里,三十个工人的命。
还有我娘,还有我自己的命。
这个险,我冒不起。
天亮前,我把罗红英叫到跟前。
“厂里,交给你。”
“我去趟县里,办点事。”
罗红英看我脸色凝重。
“春梅,出什么事了?”
我摇头。
“没事。”
“你把厂看好。”
“晚上的班,一个都不能少。”
我把那个包好的煤油桶,提在手里。
走出厂门时,天刚蒙蒙亮。
东边的天,泛起一点白。
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排新厂房。
这是我拼了命,才挣下的家业。
我绝不能,让它毁在陈大勇手里。
我提着煤油桶,往村外走。
这一趟,我不是去告状。
我是去,给陈大勇,也给我自己。
讨一个了断。
18
到了县城,我没先去派出所。
我去了王局长那里。
这些日子,王局长帮了我太多。
这么大的事,我想先跟他,通个气。
王局长听完,脸色沉了下来。
“放火?”
“这人,怎么能干出这种事。”
我把那个煤油桶,摆在他桌上。
又把桶底的焊点,指给他看。
“这桶,是陈大勇家的。”
“这焊点,是我当年焊的。”
“我认得。”
王局长看着那个焊点,久久没说话。
“光凭这个,还不够。”
“得有真凭实据,才能定他的罪。”
我点头。
“我知道。”
“所以我没乱指人。”
“我想请您,帮我拿个主意。”
王局长沉吟片刻。
“这事,得走正道。”
“你报了警,就让警察去查。”
“你手里这桶,是个线索,交给他们。”
“别自己一个人,去找陈大勇对质。”
“那人既然能放火,什么都做得出。”
“你一个人去,太危险。”
我心里一暖。
王局长这是,真为我着想。
“我听您的。”
王局长又道。
“我陪你,去一趟派出所。”
“这案子,我盯着。”
有了王局长出面,派出所重视起来。
他们把那个煤油桶,收作证物。
又派人,去陈大勇家,做了调查。
这一查,真查出了名堂。
陈大勇家的灶房里,那个煤油桶,不见了。
邻居说,出事那天夜里。
看见陈大勇,后半夜才回的家。
魂不守舍,像是干了什么亏心事。
人证物证,渐渐凑齐。
陈大勇,被带去了派出所。
一开始,他死不承认。
“我没放火。”
“你们血口喷人。”
可民警把那个煤油桶,摆到他面前。
又把桶底的焊点,指给他看。
“这桶,是你家的吧。”
陈大勇的脸,一下白了。
他没想到,这桶,会成了铁证。
他嘴硬了一阵,终究扛不住。
把放火的事,一五一十,招了。
他说,他见我厂子越做越大。
分不成,告不倒。
心里的火,压不住。
就想,一把火,烧了我的厂。
让我,也尝尝一无所有的滋味。
民警问他。
“你知不知道,厂里有人看夜。”
“这火要是烧起来,是要出人命的。”
陈大勇,瘫在椅子上,说不出话。
他糊涂了这么久。
到这时,才像是,明白过来。
放火,是要坐牢的大罪。
他为了那点贪心,把自己,送进了牢房。
消息传回村里,炸开了锅。
“陈大勇,竟敢放火。”
“这人,心也太黑了。”
“春梅,一个妇道人家,招他惹他了。”
“他三番五次,使这种阴招。”
“坐牢,是活该。”
村里人,从前还有劝我回头的。
这回,没一个,再说那样的话。
马桂香,倒是来厂里闹过一回。
她哭天抢地。
“你把我儿子,送进了牢房。”
“你心肠,怎么这么狠。”
我看着她,心里，说不出的疲惫。
“婶子。”
“放火的,是他。”
“报警的,是我。”
“把他送进去的,是他自己。”
“他要烧的,是我三十个工人的命。”
“这事,换了谁,都不能忍。”
马桂香,还想撒泼。
我娘抄起扫帚,把她赶了出去。
“再来闹,把你也送进去。”
马桂香,骂骂咧咧,走了。
打那以后,陈家,再没人,敢来厂里。
陈大勇,判了刑。
那张,他亲手撕掉的分家纸。
如今,我重新拟了一份。
托人,送进了牢里。
这一回,他签了字。
我和陈大勇,算是,彻底了断了。
从下岗那天,他让我认命。
到今天,他为贪心,锒铛入狱。
这条路,是他自己,一步步,走绝的。
我没有恨他。
我只是,替他,觉得不值。
那天夜里,我站在厂房前。
看着那排,差点被火烧掉的新厂房。
心里,百感交集。
这厂,我守住了。
工人们的命,我护住了。
我自己,也站稳了。
往后,再没有人,能卡我的脖子。
再没有人,能让我,回头认命。
我吹灭了院里的灯。
这一夜,我睡得很沉。
从没有过的,安稳。
19
陈大勇进了牢,厂里,彻底太平了。
再没人,敢来使绊子。
我把全部的心思,都放回了厂子上。
那一年,春梅服装厂,去市里评比。
拿了个,优秀乡镇企业的名头。
市报,也登了我的事。
标题,是我一辈子忘不了的一句话。
下岗女工押房做校服,留守娃娃唱响致富歌。
报道登出来,找我做衣裳的,更多了。
不光是学校的校服。
还有工厂的工装,单位的制服。
订单,像雪片一样飞来。
三十台机器,又不够用了。
我又一次,扩了厂。
这回,盖了两层的新厂房。
机器,添到了五十台。
工人,招到了六十个。
春梅服装厂,成了十里八乡,最大的厂子。
村里的妇女,以能进我的厂,为荣。
“在春梅厂里干活,工钱高,还体面。”
“年底,还有分红。”
“这样的厂,打着灯笼,难找。”
我没忘了,那些,跟我最早的姐妹。
罗红英,如今,是厂里的副厂长。
当年那三个,下岗的工友。
个个,都成了车间的主管。
她们的日子,一天比一天好。
逢人,就念我的好。
我总说。
“是咱们,一起干出来的。”
“我一个人,成不了事。”
厂子大了,我又添了件事。
我在厂里,办了个夜校。
请了老师,教工人们,认字,算账。
“光会踩机器,不够。”
“多学点,往后,路更宽。”
工人们,起初不解。
“春梅,我们这把年纪,还学认字?”
我笑。
“学。”
“学会了,就是自己的本事。”
“谁也,拿不走。”
夜校办起来,工人们,慢慢尝到了甜头。
从前,只会踩机器的。
如今,能看图样,能算料账。
有几个,脑子活的。
我把她们,提成了管理。
厂子的事,越来越顺。
我这才明白。
一个厂,能不能长久。
不光看机器,看订单。
更要看,人。
你把人,当人待。
人,就把厂,当家护。
那一年,厂里,头一回,分了大红。
六十个工人,人人,有份。
多的,分了上千。
少的,也有好几百。
发红那天,厂里,比过年还热闹。
工人们,捧着钱,又哭又笑。
“活了半辈子,头一回,拿这么多钱。”
“跟着春梅干,值了。”
我站在,那堆笑脸里。
心里,想起了半年前。
不,是几年前。
我攥着,那个,六百八十块的信封。
站在厂门口,陈大勇,让我认命。
那时的我,怎么也想不到。
有一天,我能,站在这里。
给六十个工人,发红。
路,是一步一步,走出来的。
苦,也是一口一口,咽下去的。
可只要,不认命。
只要,往前走。
再难的路,也有,走通的一天。
那天夜里,发完红,工人们,散了。
我一个人,留在厂里。
我走过,一台台机器。
机器,静静地立着。
像一个个,沉默的伙伴。
这些机器,从四台,到五十台。
陪我,走过了,最难的路。
我走到,那块,裱起来的营业执照前。
春梅服装厂,法定代表人,何春梅。
我摸着,那几个字。
眼眶,又热了。
这几个字,是我的命。
是我,用半辈子的苦，换来的,底气。
我把厂里的灯,一盏盏,熄了。
只留下,门口那一盏。
那盏灯,夜夜亮着。
照着,我回家的路。
也照着,这厂,往后的路。
20
日子,像厂里的机器,一刻不停,往前转。
春梅服装厂,一年比一年红火。
我的名字,也越传越远。
可我,始终没忘,自己是从哪里来的。
那个,袖口磨破的男孩。
如今,考上了县里的高中。
他来厂里,看我。
个子,比我还高了。
“何阿姨。”
“我考上高中了。”
我拉着他的手,高兴得不行。
“好,好孩子。”
“往后,要好好念。”
他点头。
“何阿姨,我记着你的话。”
“我要考大学,学本事。”
“将来,也办个厂。”
“让村里人,都有活干。”
我看着他,眼眶发热。
当年,那个,缩着手,说不做也行的孩子。
如今,有了这样的志气。
我这半辈子的苦，值了。
送走孩子,我做了个决定。
我想,替村里的孩子,做点事。
我拿出,厂里的一笔钱。
在邻村小学,设了个助学金。
谁家孩子,念书有困难。
厂里，帮着出学费。
我还跟孙校长,商量好了。
每年,厂里,免费给全校的孩子,做校服。
孙校长,握着我的手,直掉泪。
“春梅,你这是,积大德。”
我摇头。
“是这些孩子,当年,拉了我一把。”
“这份情,我得还。”
助学金设起来,村里,轰动了。
“春梅,出息了,还不忘本。”
“这样的人,才该，发大财。”
我听了,只是笑。
发不发大财,我不在意。
我在意的是。
那些,像我当年一样,难的人。
能不能,过得好一点。
那年冬天,我娘,病了一场。
人老了,熬不住。
我把厂里的事,交给罗红英。
守在娘床边,伺候了一个月。
娘,拉着我的手。
“春梅,娘，对不住你。”
“当年,你回村,娘还骂你。”
“说你,瞎折腾。”
我给她掖被子。
“娘,别说这些。”
“那时,你是心疼我。”
娘,摇头。
“是娘,眼皮子浅。”
“没你,有本事。”
“娘这辈子,最骄傲的,就是你。”
我趴在,娘的床边。
眼泪,止不住地流。
这些年的苦,这些年的难。
娘,都看在眼里。
她嘴上,骂我,硬气。
心里,比谁,都疼我。
娘的病,慢慢好了。
开春,能下床了。
她闲不住,又要去厂里,帮厨。
“机器,不能停。”
“人,更不能亏了嘴。”
这句话,她说了好几年。
成了厂里,雷打不动的规矩。
工人们,都爱吃她做的饭。
“何大娘的手艺,比饭馆,还香。”
娘听了,嘴上,不说。
心里,乐开了花。
那年,厂里,又添了喜事。
罗红英的儿子,娶了媳妇。
办喜事那天,厂里,放了一天假。
工人们,都去,喝喜酒。
罗红英,拉着我,不撒手。
“春梅,这好日子。”
“都是你,给的。”
我摇头。
“是你自己,挣的。”
“当年,你跟着我,押房子,熬夜。”
“没走。”
“这福,是你,应得的。”
那一天,厂里的姐妹,聚在一起。
说起这些年,一起走过的路。
有人哭,有人笑。
从四台,锈了的旧机器。
到如今,五十台,崭新的设备。
从三个,下岗的工友。
到如今,六十个,齐心的姐妹。
这条路,我们,一起,走了过来。
酒桌上,罗红英,举起杯。
“春梅,我说句话。”
“这辈子,能跟着你干。”
“是我们,几辈子,修来的福。”
我端起杯,喉咙,发紧。
“该,我,谢你们。”
“没有你们。”
“就没有,今天的,春梅服装厂。”
一桌人,碗碰碗，杯碰杯。
笑声,泪水,混在一起。
窗外,是春天的太阳。
暖洋洋的,照在,每个人的脸上。
我知道,这好日子。
是我们,拼了命,挣来的。
往后,还会,更好。
21
又是一年秋天。
邻村小学，开学了。
全校的孩子，穿着春梅服装厂做的新校服。
站在操场上，举行开学典礼。
孙校长，特意来请我。
“春梅，你一定要来。”
“孩子们，都盼着你。”
典礼那天，我去了。
一到操场，我就愣住了。
几百个孩子，穿着深蓝的校服。
整整齐齐，站成一片。
那一片深蓝，在秋日的阳光下，透着光。
像一片，望不到边的海。
孙校长，站在台上。
“孩子们。”
“你们身上这身校服，是谁做的？”
孩子们，齐声回答。
“春梅服装厂！”
“是谁，这些年，一直帮着我们？”
“何阿姨！”
那一声，整整齐齐。
震得，我心头，直发颤。
孙校长，把我，请上了台。
“春梅，你跟孩子们，说几句吧。”
我站在台上，看着那一片深蓝。
一时间，竟说不出话。
我想起，好些年前。
那个，站在我厂门口。
袖口磨破，缩着手的男孩。
他说，阿姨，我不做也行。
把名额，给别的同学吧。
那时的我，咬着牙，说了一个字。
做。
就为了那一个字。
我垫了三个月工资。
押了房子，卖了柜子。
走到了，今天。
我定了定神，开了口。
“孩子们。”
“阿姨，没念过多少书。”
“说不出，什么大道理。”
“阿姨，只想跟你们说一句。”
“人这辈子，会遇上，很多难。”
“有人，会让你，认命。”
“可阿姨，想告诉你们。”
“只要，不认命。”
“只要，肯往前走。”
“再难的路，也能，走出来。”
台下，静悄悄的。
几百个孩子，望着我。
眼睛里，亮晶晶的。
我接着说。
“你们，要好好念书。”
“学本事。”
“将来，做个，有用的人。”
“帮，更多的人。”
说完，台下，响起了掌声。
一片片，像潮水一样。
孙校长，抬起手。
熟悉的歌声，又一次，响了起来。
是那首，《歌声与微笑》。
几百个孩子，一起唱。
歌声嘹亮，响彻云霄。
这一回，没有人跑调。
没有人，忘词。
那歌声，一句句，唱进我心里。
我站在台上，望着那一片深蓝。
听着那，嘹亮的歌声。
眼泪，终于，忍不住。
顺着脸，淌了下来。
这一次，我没有，背过身去。
我就那样，站在阳光下。
任由，眼泪，流淌。
这泪，是甜的。
是我，这些年，所有的苦。
所有的难，所有的累。
换来的，最甜的，回报。
歌声里，我仿佛，又看见了。
那个，攥着六百八十块信封的，自己。
站在厂门口，听着，认命两个字。
那时的她，怎么也想不到。
有一天，会有，几百个孩子。
穿着，她做的校服。
为她，唱一首歌。
人这一辈子。
不认命，三个字。
说起来，轻飘飘。
做起来，却要，拼上，半条命。
可只要，走过来了。
回头看。
那些苦，那些难。
都成了，脚下的路。
一步一步，踏踏实实。
通向，一个，更亮堂的，明天。
典礼散了。
孩子们，围着我，不肯走。
那个，当年，袖口磨破的男孩。
如今，已是，高高的少年。
他挤到我跟前。
“何阿姨。”
“我，没让你失望吧。”
我摸了摸，他的头。
像好些年前，那样。
“没有。”
“你是，阿姨，见过的。”
“最有出息的，孩子。”
他笑了。
笑得，像那年。
第一次，穿上新校服时，那样。
合不拢嘴。
我牵着他的手，走下操场。
秋天的太阳，暖暖地，照着。
照着，这一片，深蓝的校服。
照着，孩子们，一张张，笑脸。
也照着，我，这条，走了很远的路。
路的尽头，是什么。
我不知道。
但我知道。
这条路，我会，一直，走下去。
一步一步。
踏踏实实。
走到，再也走不动的，那一天。
而我，何春梅。
从一个，被赶回村的，下岗女工。
到今天。
我，守住了，我的厂。
守住了，我的姐妹。
守住了，这一片，孩子们的，深蓝。
更守住了，我自己。
那个，打死也，不肯认命的，自己。
风，吹过操场。
歌声的余音，还在，耳边。
我抬起头，望向，远方。
天，很蓝。
路，很长。
而我，不再害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