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草根时代
一
二零一五年深秋，北京西三环外一栋老旧的居民楼里，暖气还没来，窗户缝里灌进来的风把复印纸吹得哗哗响。陈建国蹲在地上修打印机，嘴里叼着半截烟，烟灰快掉到地毯上了。那张地毯是从他家里搬来的，米黄色已经变成了灰褐色，上面还有他儿子三岁时撒的果汁印子，当时没人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因为根本没人会低头看地毯——所有人的眼睛都盯着电脑屏幕，或者盯着陈建国。
“老陈，又卡纸了。”张薇薇从工位上站起来，她穿着件灰色的加绒卫衣，头发随便扎了个揪，脸上的黑眼圈浓得像被人揍了两拳。这是她连续加班的第三周，桌上堆着三个外卖盒，最底下那个已经长毛了，但没人顾得上扔。
“我知道我知道，你拍一下右边那个角。”陈建国头也不抬地说。他四十二岁，前二十年在一家事业单位做政策研究，辞职下海的时候老婆差点跟他离婚。他没解释太多，只说了一句话：“我想试试自己能不能做点事。”
打印机发出一声闷响，好了。张薇薇把一叠刚打出来的标书抱起来，小跑着送到隔壁那间屋。隔壁屋是他们的会议室，其实是一间卧室改的，里面摆了张从二手市场淘来的椭圆桌，桌腿底下垫着两张折叠的A4纸，不然就晃。桌上摊着各种文件，红头文件、项目申报书、财务报表，还有一盒吃了一半的稻香村点心和几只沾着茶渍的杯子。
牛志强正对着笔记本电脑跟人打电话，声音不大但语气很稳：“对，这个方向是对的，我们去年做过一个类似的项目，当时是在朝阳区做的，效果很好，市里的领导也去调研过……是是是，您说得对，我们肯定全力配合。”他三十一岁，之前在一家国企做行政，话不多，但跟人打交道的时候有种天然的钝感力，就是那种别人急了半天他还能笑着说“您别急”的本事。陈建国拉他入伙的时候说得很直白：“我负责想，你负责跟人聊。”牛志强想了想说行，反正国企那点工资也养不活他刚出生的闺女。
角落里坐着赵小雨，二十六岁，刚毕业一年，是他们招的第一个正经员工。说是正经员工，其实干的是所有杂活——写报告、做PPT、订外卖、给客户发邮件，有时候还要帮陈建国接他儿子放学。她坐在那把从物业那捡来的转椅上，椅背上的皮已经裂开了，一靠就掉渣。她一边对着电脑敲数据，一边听牛志强打电话，心里默默算着这单要是拿下来，年底能不能发点奖金。
这就是他们全部的阵容。三四个人，加一台打印机，一屋子旧家具，还有窗外那棵掉光了叶子的槐树。陈建国管这个叫“公司”，实际上注册地址是他在昌平那套房子的客厅，税务登记的时候人家问他办公面积，他说“八十平米”，其实他把厨房也算进去了。
但就是这么个草台班子，居然做出了点名堂。
二
事情的转折发生在二零一六年春天。牛志强通过以前国企的关系，搭上了一个区级部门的活儿——做基层社会治理的调研和方案设计。项目不大，三十万，但对这几个没见过世面的草根来说已经是天文数字了。陈建国带着赵小雨熬了三个通宵写方案，张薇薇负责排版和装订，牛志强负责去汇报。汇报那天陈建国专门买了件新衬衫，蓝色的，打领带的时候对着手机屏幕照了半天，问赵小雨：“看着像正经人吗？”赵小雨咬着笔杆子说：“像，就是领带有点歪。”
那天的汇报很顺利。陈建国讲政策背景，牛志强讲落地路径，两个人配合得像说相声，一个捧一个逗。台下的处长听完点了点头，说了句“小牛啊，你们这个团队很接地气”。牛志强笑着点头，陈建国心里一哆嗦，因为“接地气”这三个字翻译过来就是“你们没什么高大上的背景”。
但没关系，钱到账了。
第一个项目做完之后，口碑传出去了。基层的活儿其实没那么难，关键是肯跑腿、肯熬夜、肯把那些别人不愿意干的琐碎事干好。陈建国带着赵小雨跑了十几个街道，每个街道的书记主任都混了个脸熟。赵小雨从一个见人就紧张的小姑娘练成了能跟街道办事处副主任讨价还价的老手，她学会的第一句话是“领导您看这样行不行”，第二句话是“那我们回去再商量商量”。
到了二零一七年，他们从居民楼搬到了旁边一栋写字楼的六层，三间办公室，玻璃门，前台放了个鱼缸。鱼缸是张薇薇去买的，她说公司得有点活物，显得有生气。陈建国觉得鱼缸太贵，张薇薇说“我出钱”，陈建国就不说话了。他其实知道张薇薇出不起这个钱，但张薇薇这么说是因为她想让这个公司看起来像个正经公司——她那时候已经开始焦虑了，因为客户越来越多，他们的人手明显不够。她跟陈建国说了三次要招人，陈建国每次都说“再等等，等这个项目回款了就招”。
结果项目回款了，他先给自己换了台电脑。张薇薇气得三天没跟他说话。后来牛志强在中间和稀泥，说“老陈你请薇薇吃顿饭”，陈建国就带他们去了楼下的呷哺呷哺，四个人吃了两百多块钱，张薇薇一边涮肉一边说：“老陈你这个人就是抠。”陈建国嘿嘿笑，说“创业嘛，能省则省”。赵小雨在旁边小声说了句“老板你那个新电脑八千多”，陈建国瞪了她一眼，赵小雨缩了缩脖子，不吭声了。
那是他们最舒服的一段日子。活儿干得顺手，客户关系维护得不错，账上虽然没多少钱，但每个月的流水都在涨。陈建国开始觉得自己行，真的行。他跟牛志强喝酒的时候说：“老牛，咱是不是可以搞大一点？”牛志强举着啤酒杯想了想，说：“可以试试，但得先把人配上。”陈建国说“没问题”，第二天就贴了招聘启事。
招人的时候陈建国亲自面试，标准就一条：能干、不矫情、接受加班。他招了两个人，一个是刚毕业的男生，叫刘洋，脑子快但毛躁，写东西错别字连篇；另一个是有两年经验的女生，叫孙倩，做事细致但慢，一份报告能改八遍。赵小雨成了“老员工”，开始带新人，虽然她也就比刘洋早来一年。她学陈建国的样子跟刘洋说“你先干着，有问题问我”，其实她自己心里也没底。
三
二零一八年，他们做了八百多万的流水。对于这么个小公司来说，这已经是很不错的数字了。陈建国膨胀了，至少表面上是膨胀了。他换了辆车，从开了七年的福克斯换成了一辆二手的奥迪A6，提车那天他发了个朋友圈，配文是“新的起点”。张薇薇在底下评论了一个微笑的表情，那个表情在网上被年轻人解读为“呵呵”，但张薇薇说她就是单纯觉得应该笑一下。
实际上张薇薇那时候已经笑不出来了。因为活儿太多，人手不够，质量开始往下掉。孙倩因为一份方案里的数据错了两个小数点，被客户当着面退回来重做，回来趴在桌上哭了一下午。张薇薇找陈建国谈了一次，说“老陈，咱不能这么接了，再接下去要出事”。陈建国坐在新买的老板椅上转了一圈，说：“薇薇，你知道现在外头什么形势吗？政府购买服务的口子越开越大，咱不接，有的是人接。咱不接，明年人家就不找咱了。”
“那也不能拿命换钱啊。”
“没那么严重。”陈建国挥了挥手，“这样，我给你配个助理。”
张薇薇说：“我要的不是助理，我要的是节奏放慢一点。”
陈建国没接这个话。他那时候听不进去“放慢”这两个字。他脑子里全是“做大做强”。他参加了几个行业协会的活动，加了几个微信群，群里的同行天天晒中标公告、晒项目现场照片、晒跟领导的合影。陈建国越看越急，觉得别人都在跑，自己走都算慢的。他跟牛志强说：“老牛，咱得扩。不能光做基层的了，得往上升一升，做区级、市级的，甚至部委的。”牛志强问他：“咱有那个能力吗？”陈建国说：“能力是干出来的，不是等出来的。”
牛志强没再说什么。他这个人最大的特点就是不硬顶，他觉得陈建国既然这么有热情，那就试试，不行再说。但他心里隐隐觉得不对劲，因为陈建国说的那个“能力”，跟他们过去四年积累的那个“能力”，好像不是一回事。
转折点出现在二零一九年初。他们中标了一个市级部门的项目，标的额三百多万。这是他们第一次拿这么大的单子，整个公司像过年一样。陈建国当天晚上就请大家去吃了海底捞，席间他喝了半斤白酒，红着脸说：“兄弟们，咱们要起飞了。”刘洋和孙倩跟着起哄，赵小雨在旁边笑，张薇薇坐在角落里剥虾，表情淡淡的。
那个项目他们做得很吃力。客户的要求跟过去完全不一样，要理论框架、要对标国际经验、要指标体系设计，这些东西他们以前没做过。陈建国亲自操刀写方案，写到第三版的时候自己都觉得心虚，因为里面很多东西是他从网上查的，根本经不起推敲。但牛志强去汇报的时候居然讲过去了，因为客户其实也没那么懂，他们更看重的是态度和配合度。陈建国松了一口气，心想“原来也没那么难”。
这口气松得早了。
那个项目做完之后，投诉来了。客户内部的评估会上，有个专家把他们的报告批得体无完肤，说“数据陈旧、逻辑断裂、建议不可操作”。消息传回公司那天，陈建国坐在办公室里抽了半包烟，谁都不敢进去跟他说话。最后是张薇薇推门进去，把投诉函放在他桌上，说了句“老陈，这次我是真觉得咱们该停一停了”。
陈建国把烟掐了，说：“停不了。”
四
停不了的原因很简单——摊子铺大了，钱花出去了，人招进来了，办公室也换了。二零一九年下半年，他们搬到了东四环边上的一个文创园，三层独栋小楼，装修花了八十多万。陈建国说这是“门面”，客户来了得看着像样。张薇薇反对过，说“咱一年到头也没几个客户上门”，陈建国说“你懂什么，这叫品牌溢价”。
搬进新办公室那天，所有人都去参观了一遍。刘洋站在落地窗前拍了张照片发朋友圈，配文是“新家”。孙倩小声跟赵小雨说：“这地方房租得多少钱啊。”赵小雨算了算，说“一个月得七八万吧”。孙倩吐了吐舌头。
张薇薇那天没怎么说话。她站在茶水间里洗杯子，看着外面那排崭新的工位，心里直发慌。她管着公司的账，她比谁都清楚，账上那点钱不够撑三个月的。她晚上回家跟老公说：“我觉得老陈有点飘了。”她老公说：“那你劝劝他啊。”张薇薇说：“劝不住，他现在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
陈建国确实觉得自己是天选之子。尤其是那年冬天，他们跟政府部门的合作越来越多，区里的、市里的，甚至还有两个跨省的项目。陈建国开始频繁出现在各种饭局上，跟这个处长碰杯，跟那个主任聊合作，回来就跟团队说“这个关系拿下了，明年至少能翻一番”。他说这些话的时候眼睛是亮的，声音也比平时高，手里比划着，像在下一盘大棋。
但张薇薇看到的另一面是：项目越接越多，利润越来越薄；人越招越多，能干活的还是那几个；客户的要求越来越精细，他们的交付质量越来越糙。有一天晚上十一点多，她加班改一份方案，改到第三遍的时候突然把鼠标摔了，声音特别响，整个办公室都听见了。牛志强从隔壁跑过来问怎么了，张薇薇红着眼睛说：“这个数据我昨天就让他们核对过了，今天打开一看还是错的。刘洋说他以为赵小雨会核，赵小雨说她以为刘洋核了。两个人互相以为，最后谁都没核。”
牛志强沉默了一会儿，说：“我来改吧。”
张薇薇说：“这不是你改不改的问题。老牛你心里清楚，咱们现在这个状态，再多接一个项目就要崩。”
牛志强点了点头。他知道。他比张薇薇还清楚。因为他天天在外面跑客户，他知道那些客户为什么找他们——便宜、听话、肯干。但便宜是有代价的，代价就是他们永远在赶工，永远在救火，永远没有时间停下来想想质量。
那天晚上牛志强找陈建国谈了一次，两个人在楼下便利店门口的塑料椅上坐着，一人一罐啤酒。牛志强说：“老陈，咱得收一收了。”陈建国说：“收什么收，你没看见现在形势多好吗？”牛志强说：“形势好不代表咱接得住。你想想，去年那个市级项目，咱做砸了，要不是人家给面子，尾款都收不回来。再来这么一次，咱就完了。”
陈建国沉默了一会儿，说：“老牛，你是不是太悲观了？”
牛志强说：“我不是悲观，我是觉得咱得先把内功练好再出去打。”
陈建国没说话，把啤酒罐捏扁了扔进垃圾桶，说了句“再说吧”就上楼了。
那是他们之间第一次真正意义上的分歧。以前陈建国说什么牛志强都说“行”或者“试试”，但这次牛志强觉得不能再试了。他看出来了，陈建国根本不知道问题出在哪。陈建国觉得问题出在“人不够”，牛志强觉得问题出在“事太多”。两个人说的是一件事，但方向完全相反。
第二章 膨胀年代
一
二零二零年春天，疫情来了。很多同行歇了，但陈建国反而觉得这是机会。因为政府的钱在往基层下沉，各种治理项目、服务项目像雪片一样往下落。他咬着牙没裁员，反而又招了四个人。张薇薇急得嘴上起了一圈火泡，跟陈建国说：“账上只剩四十万了，你还要招人？”陈建国说：“就是因为只剩四十万了，才得招人接活啊，不接活这四十万一个月就没了。”
这话听着有道理，其实是个死循环。张薇薇心里明白，但她拦不住。陈建国那时候已经听不进去任何人的话了，尤其是关于“花钱”和“扩张”的事。他觉得自己看准了方向——政府购买服务的大潮来了，谁先占住位置谁就赢。他跟牛志强说：“老牛，你想想，这一波过去之后，市场格局就定了，咱现在不冲，以后就没机会了。”
牛志强说：“冲可以，但得有个章法。你不能胡子眉毛一把抓，什么活儿都接。”
陈建国说：“先活下来再说章法。”
两个人谁也说服不了谁。最后是陈建国拍板：招人、接活、扩规模。牛志强叹了口气，去执行了。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不认同但也不撂挑子，他觉得公司是大家的，陈建国是老大，老大定了的事他就去干，大不了干不好再说。
于是他们开始了一轮疯狂的扩张。二零二零年下半年到二零二一年上半年，公司从八个人变成了二十三个人。办公室从一层变成了两层，陈建国的头衔从“总经理”变成了“创始人兼CEO”，名片上印了一堆社会职务，什么协会理事、创业导师、青年委员，其实大部分是花钱买的或者朋友介绍的。他开始穿定制西装，袖子上的扣子是真的能解开的，赵小雨帮他整理衣服的时候偷偷翻过价签，一万二一套，她咂了咂舌，没敢跟别人说。
人多了之后，管理确实成了问题。二十多个人，有人忙死，有人闲死。刘洋因为连着加了两个月班，有天早上直接在工位上流鼻血，把键盘都滴红了，孙倩吓得尖叫，以为他怎么了。结果刘洋擦了擦鼻子说“没事，上火了”，然后接着改方案。赵小雨看不下去了，去找陈建国说“老板你得给刘洋放个假”，陈建国说“放什么假，项目不等人”，赵小雨说“他都流鼻血了”，陈建国说“年轻人流点鼻血怕什么”。
赵小雨出了办公室就哭了。张薇薇看见了，把她拉到楼道里问怎么了，赵小雨说“我觉得咱们这样不对”。张薇薇说“我知道不对”，赵小雨说“那为什么没人管”，张薇薇说“管不了”。
二
就在这个时候，陈建国做了一个后来被证明是灾难性决定的决定——请外企高管来做管理培训。
事情的起因是这样的：陈建国参加了一个企业家沙龙，席间有个做人力资源的朋友跟他说：“老陈，你们公司现在这个规模，不能再靠人治了，得靠制度。你找个外企高管来给你做做管理咨询，把流程捋顺了。”陈建国一听觉得特别有道理，回去就跟牛志强说：“老牛，咱得正规化。”牛志强问怎么正规化，陈建国说：“请高人。”
高人叫周明远，五十二岁，在某跨国咨询公司干了十八年，做到大中华区副总裁，退休了没事干，出来接点私活。陈建国是通过朋友介绍认识的，第一次见面在国贸三期的一家咖啡厅，周明远穿着深蓝色西装，袖扣是银色的，说话慢条斯理，每句话都带着“我们以前在××公司的时候”这样的前缀。陈建国听得一愣一愣的，回来就跟张薇薇说：“这人厉害，见过大世面。”
张薇薇问：“多钱？”
陈建国说：“一个月八万。”
张薇薇差点把嘴里的水喷出来：“八万？老陈你疯了吧？咱一个月利润才多少？”
陈建国说：“这叫投资。你想想，他要是能把咱们的管理水平提上去，八万算什么。”
张薇薇说：“咱现在的问题是管理不行吗？咱的问题是活太多人太少流程太乱，你找个外企的来给咱讲什么战略解码、人才盘点、OKR，有什么用？”
陈建国说：“你不懂。”
张薇薇说：“我确实不懂。我不懂你花八万块钱请个人来教我们怎么开会，而我们连下个月的工资都快发不出来了。”
这话说得有点重。陈建国脸色变了，说：“薇薇你最近情绪不对啊。”
张薇薇说：“我情绪一直不对，你什么时候关心过？”
两个人不欢而散。但陈建国还是签了合同，周明远每周来两天，在会议室里给管理层讲PPT，讲“组织能力杨三角”，讲“战略地图”，讲“关键绩效指标分解”。陈建国听得认真，还让赵小雨做笔记。赵小雨在笔记本上画了一只歪脖子猫，旁边写了三个字：听不懂。
听不懂的不止赵小雨一个。刘洋听了两次就溜了，说“我去写方案了”。孙倩老老实实坐着听，但脑子里全是手头那个项目的截止日期。只有陈建国一个人如获至宝，每次培训结束都拉着周明远问“周总您看我们这个组织架构是不是得调一调”，周明远说“建议设个COO”，陈建国说“好”。
COO的人选陈建国想了一圈，觉得牛志强最合适。牛志强说我干不了，我只会跑客户。陈建国说“你行，你就挂个名，具体活让别人干”。牛志强说“那不就是多盖一个章吗”，陈建国说“你先干着”。于是牛志强成了COO，但他干的活跟以前一模一样，就是名片上多了一行字。他后来跟张薇薇吐槽说“我这个COO唯一的作用就是去投标的时候显得咱公司正规一点”。
张薇薇说：“你这算好的。周明远还让我搞什么‘人力资源三支柱’，我问他我手下就一个半人，怎么搞三支柱，他说‘先搭架构再补人’。我说架构搭起来没人干有什么用，他说‘你要有前瞻性’。”
张薇薇说完翻了个白眼，牛志强笑得直咳嗽。
三
周明远的培训进行到第三个月的时候，公司里开始出现一种奇怪的气氛。一方面，陈建国在各种会上大谈“战略”“赋能”“闭环”“颗粒度”，说得眉飞色舞；另一方面，基层员工根本不知道他在说什么，该干的活还得干，该加的班还得加，而且因为要配合“正规化”，多了一堆莫名其妙的流程——报销要找三个人签字，请假要填两张表，周报要按模板写，模板还是英文的，刘洋说他第一次填的时候把“achievement”理解成了“学习成绩”，写了“本月学习成绩良好”，被孙倩笑了半个月。
最离谱的是周明远搞了个“人才盘点”，把所有人拉到郊区一个度假村开了两天会，每个人都要上台讲“我的职业发展规划”。刘洋上去说“我想涨工资”，底下一片掌声，周明远微笑着纠正说“你要说‘我的职业价值提升路径’”，刘洋说“那就是涨工资嘛”，周明远说“你可以表述为‘我希望承担更大的责任’，这样显得更专业”。刘洋说“行吧，我希望承担更大的责任”，然后下台就跟赵小雨说“我就是想涨工资”。
赵小雨说：“谁不想。”
孙倩上去说“我希望能在专业上精进”，周明远说“很好，请具体一点”，孙倩说“我希望少改几遍方案”，底下又是一片掌声。周明远有点尴尬，说“这个可以转化为流程优化的问题”，孙倩说“对，就是流程优化”。
陈建国在台下坐着，一边听一边点头，觉得大家都在进步。只有张薇薇从头到尾没上台，她说“我没什么可规划的，我就想把账做平”。陈建国私下跟她说“薇薇你要配合一下”，张薇薇说“我配合了，我配合着看你们演”。
这话把陈建国噎得够呛。
其实张薇薇说的是实话。那段时间公司表面上看着热闹——搬了新办公室，挂了新牌子，名片上印了新头衔，周会上大家用着新词汇——但底下的问题一个都没解决。项目还是赶，质量还是糙，客户还是投诉，员工还是累。而且因为多了那些流程和会议，干活的时间反而更少了。刘洋有次加班到凌晨两点，发了个朋友圈说“白天开会晚上干活，这日子没法过了”，第二天被陈建国叫去谈话，让他把朋友圈删了，说“影响不好”。刘洋删了，但心里窝火，跟孙倩说“我又没说错”。
孙倩说：“你少说两句吧，老板最近心情不好。”
刘洋说：“他心情不好？我心情还不好呢。”
两个人都不说话了。办公室里只剩下键盘声和打印机嗡嗡响的声音。
四
周明远的合同签了半年，花了将近五十万。到第四个月的时候，连陈建国自己都有点觉得不对劲了。因为周明远讲的那些东西，听起来都很对，但就是落不了地。比如他建议设一个“战略客户部”，专门对接政府大客户，陈建国觉得有道理，就设了，让牛志强兼管。但牛志强手头已经有三个项目在跑，根本顾不过来，战略客户部成立两个月，一个客户都没开发出来，倒是多印了一盒名片。
又比如他建议搞“项目核算制”，每个项目单独算成本算利润。这个想法很好，但财务就张薇薇一个人，她连日常报销都忙不过来，哪有时间搞项目核算。她跟陈建国说“你得给我配个会计”，陈建国说“你招啊”，张薇薇说“我招了三个月了，来面试的都要一万五起，咱给得起吗”。陈建国就不说话了。
最讽刺的是周明远自己。他来了四个月，公司里大部分人跟他说话的次数不超过三次。因为他永远在会议室里讲PPT，讲完就走，从来不跟基层员工聊天。有一次刘洋在电梯里碰见他，鼓起勇气问了句“周总您觉得我们这个项目应该怎么做”，周明远看了他一眼说“这个你应该问你们项目经理”，然后电梯门开了，他就走了。刘洋回来跟赵小雨说“这老头一个月八万，连电梯里都不愿意多聊两句”。
赵小雨说：“人家是来给老板上课的，又不是来给你上课的。”
刘洋说：“那他上的课谁听了有用啊？老板听完了还是天天催我们交活。”
这话后来传到陈建国耳朵里，陈建国有点不高兴，但也没说什么。他心里其实也开始犯嘀咕了——周明远讲的那些东西，他自己消化都费劲，更别说让底下人执行了。但他不愿意承认这个事，因为承认了就等于承认自己花五十万买了个教训。他不甘心。
第五个月的时候，牛志强忍不住了。他找了个机会跟陈建国说：“老陈，周总那个合同到期就别续了吧。”陈建国说“为什么”，牛志强说“没用啊，他讲的那些东西咱现在用不上。咱现在最缺的是能把项目干好的人，不是能把PPT讲好的人”。陈建国说“你这话不对，管理是慢功夫，得长期看”。牛志强说“长期看咱也得先活到长期”。
两个人又是不欢而散。
但牛志强说的是实话。那时候公司的现金流已经开始紧了。表面上看着业务很多——二十多个项目同时在做，合同额加起来有小两千万——但回款特别慢。政府项目的钱不是说给就给的，立项、招标、签合同、干活、验收、走付款流程，一圈下来半年算快的。有的项目干完了，尾款拖了快一年。陈建国天天在外面跑关系催款，但催款这个事不是他强项，他强项是喝酒聊天谈合作。牛志强替他跑了几趟，回来跟张薇薇说“人家财务说没钱，让等着”。张薇薇问“等到什么时候”，牛志强说“不知道”。
到了二零二一年年底，账上没钱了。张薇薇把陈建国堵在办公室里，把财务报表拍在他桌上，说：“你自己看，再不回款，下个月工资发不出来。”陈建国盯着那张纸看了半天，说了句“我知道了”。张薇薇说：“你每次都说知道了，然后呢？”陈建国说：“我想办法。”
他的办法是借钱。找朋友借，找银行贷，把房子抵押了。张薇薇听说他把房子抵押了，差点当场哭出来，说“老陈你疯了”。陈建国说“不抵押怎么办，看着公司死？”张薇薇说“那你也不能把家底押上啊”。陈建国说“我心里有数”。
他其实没数。他要是真有数，就不会走到这一步。但他这个人有个毛病——越到关键时候越不愿意承认自己错了。他总觉得再撑一撑就过去了，再挺一挺就好了。他脑子里全是那些成功企业家的故事，什么“最难的时候账上只剩两个月工资”，什么“咬牙挺过去就是春天”。他把自己代入进去了，觉得自己也是那种能挺过去的人。
但他忘了一件事——人家挺过去是因为有挺过去的底子，他手里什么都没有，就剩一屋子人和一屁股账。
第三章 撕裂年代
一
二零二二年是陈建国最难的一年。疫情反反复复，政府项目延期、缩减、甚至取消，回款更是遥遥无期。公司账上常年趴着不到十万块钱，张薇薇把每一笔支出都卡到了极致，连打印纸都要求双面用，快递费超过二十块要她签字。刘洋有次寄了个加急件花了二十三，被张薇薇说了两句，刘洋嘟囔说“二十三块钱至于吗”，张薇薇把账本翻给他看：“这个月快递费超了四百，你说至于吗？”
但省钱救不了命，因为收入在断崖式下跌。二零二一年他们做了两千多万的流水，二零二二年上半年只做了不到五百万。陈建国天天在外面跑，但跑回来的消息一个比一个坏：“这个项目暂停了”“那个项目重新招标”“这个客户换领导了，关系得重新做”。他每天晚上回来都黑着脸，谁跟他说话他都爱答不理。
与此同时，人还在。二十三个人，每个月工资加社保加房租加各种杂费，固定支出四十多万。张薇薇算过一笔账，按当时的账上余额，如果不回款，撑不过三个月。她把这个数报给陈建国，陈建国沉默了半天，说了句“我知道了”。
张薇薇说：“你知道什么了？你每次就知道，然后什么都不做。”
陈建国突然火了：“那你说我做什么？裁员？你让我裁谁？那些人都跟了咱两三年了，你让我怎么开口？”
张薇薇也火了：“那你就等着大家一起死呗。”
这是他们认识以来吵得最凶的一次。赵小雨在外面听见了，吓得不敢进去。牛志强在楼道里抽烟，听见里面吵，叹了口气，把烟掐了推门进去，说：“别吵了，想想办法。”
陈建国说：“想什么办法？你说。”
牛志强说：“该砍的砍，该合的合。先把不赚钱的业务停了，再把合并同类项，能一个人干的别两个人干。然后裁人，分批裁，先裁试用期的和绩效差的。”
陈建国说：“你说得轻巧。”
牛志强说：“我说得不轻巧，但你让我说我就说了。”
陈建国又不说话了。他坐在那把一万二的椅子上，低着头，两只手搓着脸。过了好一会儿才说：“让我想想。”
他想了三天。三天里他没怎么出办公室，烟灰缸里堆满了烟头。第四天早上他把牛志强和张薇薇叫进去，说：“按老牛说的办。”
二
裁员是最难的一步。第一个被叫进去的是刘洋。刘洋其实早就感觉到了，因为那段时间项目少了，他没那么多活干，天天在工位上刷手机。陈建国跟他说：“刘洋，公司现在困难，得减员，你这边……”刘洋没等他说完就说：“行，我知道了，补偿按劳动法来吧。”陈建国说：“按。”刘洋说：“那我今天就收拾东西？”陈建国说：“你不用急，这周都行。”刘洋说：“没什么急不急的，早走早利索。”
他出去的时候跟孙倩打了个招呼，说“我先撤了”，孙倩愣了一下，然后眼圈就红了。刘洋笑着说“哭什么，又不是见不着了”，孙倩说“你走了谁跟我吵架”，刘洋说“你找个新对手呗”。他收拾东西的时候，赵小雨过来帮他装纸箱，两个人谁都没说话。最后刘洋抱着箱子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说了句“这破地方，我还挺舍不得的”，然后就走了。
孙倩那天下午一直戴着口罩，但赵小雨看见她口罩上面露出来的眼睛是肿的。
第二批裁的是几个试用期的和绩效靠后的，一共走了五个人。办公室里一下子空了一大片，工位上光秃秃的，只剩几个显示器支架和没扔的杯子。陈建国每次路过那些空工位都低着头快步走过去，不敢多看。
最让他难受的是老员工走。孙倩是第三批。孙倩跟了他三年多，干活细致但确实慢，陈建国以前觉得慢点没关系，反正活多，慢慢干呗。但现在不行了，现在要的是一个人干三个人的活，孙倩那种节奏跟不上。陈建国跟她谈的时候支支吾吾了半天，孙倩自己先说了：“陈总你别为难了，我走。”陈建国说：“孙倩我对不住你。”孙倩说：“没什么对不住的，公司有公司的难处。我就是想问一句，我走了之后那个项目的收尾谁接？”陈建国说：“赵小雨接。”孙倩说：“那行，我跟她交接一下。”
孙倩走的那天，赵小雨请她吃了顿饭，两个人喝了点酒，孙倩说：“小雨你好好干，你比我有冲劲。”赵小雨说：“倩姐你别说了，我心里难受。”孙倩说：“难受什么，我正好歇歇，这几年累死了。”她说着说着自己先哭了。
赵小雨回来跟张薇薇说：“薇薇姐，我觉得咱们像在逃难。”张薇薇说：“就是逃难。能不能活下来看命。”
三
人少了之后，事反而好办了。因为不用再开那些乱七八糟的会，不用再填那些没人看的表，不用再搞什么人才盘点。剩下的人一个人顶三个用，但至少知道自己在干什么。赵小雨从“什么都干”变成了“项目主管”，手底下管着两个新人，虽然她自己也才二十七八。牛志强从“COO”变回了“跑客户的”，天天在外面跑，但跑得比以前踏实，因为不用再琢磨怎么跟客户解释“我们公司管理很正规”了。
陈建国也变了。他不再穿那套一万二的西装了，换回了优衣库的格子衬衫。他把奥迪卖了，换了辆电动车，天天骑着来上班。周明远的合同早就没续了，那些PPT还在会议室的硬盘里存着，没人打开过。陈建国偶尔想起来，会自嘲地笑一下，说“五十万买了个教训”。
但五十万的教训只是冰山一角。二零二二年年底盘账的时候，张薇薇算了总账：过去三年，公司总共做了不到五千万的流水，但利润不到三百万；人员成本翻了三倍，房租翻了两倍，管理成本翻了四倍；最要命的是，有一千多万的应收账款收不回来，其中有三百万已经确认是坏账。也就是说，他们忙了三年，不但没赚钱，还亏了。
陈建国看到这个数的时候手抖了一下。他问张薇薇：“你确定？”张薇薇说：“我确定。你每次说‘先干着再说’的时候，我就知道迟早有这么一天。”
陈建国没说话。他那天晚上一个人在办公室里坐到凌晨两点，把过去四年的项目清单翻了一遍，发现有一半的项目是“做了但没做好”，还有三分之一是“做了但没赚钱”。真正给他带来利润的，还是最早那两年做的基层项目——那些他后来觉得“太小了”“不值得做”的项目。
他给牛志强发了条微信：“老牛，我错了。”
牛志强第二天早上才看见，回了句：“错哪了？”
陈建国说：“哪都错了。”
牛志强说：“别矫情了，想想接下来怎么办吧。”
四
接下来怎么办？答案其实很简单——砍。
把不赚钱的业务砍掉，把不靠谱的客户砍掉，把用不上的流程砍掉，把不该留的人砍掉。说简单，做起来难。因为每砍一样东西，都有人反对。客户说“你们怎么不接这个活了”，员工说“这个业务砍了我干什么”，张薇薇说“这个流程砍了万一出事怎么办”。陈建国一个一个解释，解释不通的就硬扛，扛不住的就再解释。
最难受的是砍客户。有个合作了两年的客户，每年给的单子不大，但稳定，一年能有个百来万。问题是这个客户要求特别多，改方案能改十遍，付款还慢。以前陈建国觉得“有总比没有强”，现在算明白了，这种客户就是鸡肋，吃着没肉，扔了可惜，实际上消耗的人力成本比赚的钱还多。他跟牛志强商量要不要断，牛志强说“断了吧，留着也是拖累”。陈建国去跟对方谈的时候，对方还挺不高兴，说“你们这是过河拆桥”。陈建国没解释，说了句“对不住”就走了。
回来的路上牛志强问他：“心疼不？”陈建国说：“心疼。但总比死了强。”
还有一类业务是“为了面子接的”。比如各种论坛、峰会、培训，看着热闹，实际上不赚钱，有时候还倒贴。陈建国以前觉得这些活动能“拓展人脉”“提升品牌”，后来发现人脉是拓展了，但都是酒肉朋友，真到要回款的时候一个都指望不上。他把这块业务全停了，跟团队说“以后只做给钱的活”。
最狠的一刀是砍办公室。两层楼退了一层，工位从二十多个减到十个，会议室从三间变成一间。搬家那天陈建国自己在墙上钉了个钉子挂营业执照，锤子砸到了手，指甲盖青了半个月。赵小雨说“老板我来吧”，陈建国说“不用，我自己来”。他一边砸一边嘟囔：“自己砸的钉子，挂上去的牌子，踏实。”
张薇薇在旁边听见了，没说话，但嘴角翘了一下。
五
二零二三年的春天，公司只剩九个人。陈建国、牛志强、张薇薇、赵小雨，加两个项目经理、两个助理、一个财务。办公室只有一层，但够用了。人少了之后，沟通成本大幅下降，有什么事喊一嗓子就解决了，不用再拉群、发邮件、约会议。赵小雨说“现在干活效率比以前高多了”，陈建国说“那是因为以前人太多了”，赵小雨说“那你以前为什么招那么多人”，陈建国说“你别哪壶不开提哪壶”。
业务也简单了，只做两块：一块是基层治理咨询，就是他们最早起家的那个方向；一块是政策评估，算是老本行的延伸。其他的统统不做了。陈建国跟团队说：“咱以后就吃这碗饭，别的再香也不伸筷子。”
钱还是紧。二零二三年上半年，他们只做了四百多万的流水，利润薄得像纸。但至少不亏了，至少工资能按时发了，至少不用再借钱了。张薇薇说“我现在的要求就是账上永远趴着三个月的工资，别的都不敢想”。陈建国说“会好的”，张薇薇说“你少说这种话，我听怕了”。
陈建国就不说了。
六
那年夏天，他们接了一个街道的项目，不大，二十多万。陈建国亲自带着赵小雨去谈的。街道的副主任是个四十多岁的女的，说话很直接，问陈建国：“你们公司现在什么情况？我听人说你们前两年摊子铺得挺大，现在缩了？”陈建国说：“缩了，以前贪多嚼不烂，现在老老实实做自己能做的。”副主任看了他一眼，说：“行，实话实说就好。我们就喜欢实话实说的。”
回来路上赵小雨问陈建国：“老板你以前不是最烦别人问公司情况吗？”陈建国说：“以前是以前。以前我觉得说自己不行丢人，现在觉得打肿脸充胖子才丢人。”
赵小雨说：“那你现在觉得丢人不？”
陈建国想了想，说：“丢人。但丢人比丢命强。”
赵小雨笑了，说：“老板你终于想明白了。”
陈建国说：“想明白得有点晚。”
赵小雨说：“不晚，至少还活着。”
第四章 活下去
一
二零二三年秋天，陈建国把公司的名字改了。以前叫“××国际咨询”，现在叫“××咨询”，把“国际”俩字去掉了。张薇薇说“本来也不国际，去掉挺好”，陈建国说“你少说两句”。
改名那天他发了个朋友圈，配了张新门头的照片，写了句话：“从头再来。”底下有人评论“陈总加油”，有人评论“早该这样了”，还有人评论“你们还活着呢”。陈建国看到最后那条，笑了笑，回了句“活着”。
活着这两个字，在二零二三年对陈建国来说有特别的意义。因为那年他见了太多同行倒下——有的跑路了，有的转行了，有的老板去开滴滴了。他有一次在一个饭局上碰见以前的一个竞争对手，那人以前公司比他大两倍，现在只剩三个人，老板自己在跑客户。两个人碰了杯酒，那人说“老陈你还撑着呐”，陈建国说“撑着呗”，那人说“撑着就好”。
那顿饭吃完回去的路上，陈建国跟牛志强说：“咱能活下来，靠的是运气。”牛志强说：“不全是运气，你砍得够狠。”陈建国说：“砍得狠是因为没别的路了。”牛志强说：“那也比不砍强。”
二
现在的公司很小，九个人，一年做七八百万的流水，利润百来万。跟高峰期比，规模缩了一大半，但陈建国觉得舒服多了。因为不用再天天琢磨怎么管二十多个人，不用再开那些没用的会，不用再写那些没人看的周报。他每天早上八点半到公司，泡杯茶，看看邮件，然后跟牛志强碰一下当天的安排。有时候活儿多，他也自己上手写方案，写到中午跟赵小雨他们一起点外卖，吃完了在沙发上眯二十分钟。下午要么见客户，要么改报告，六点多下班，回家还能赶上跟儿子吃晚饭。
他儿子今年上初中了，有一天问他：“爸你公司现在怎么样？”陈建国说：“还行，活着。”他儿子说：“活着是什么意思？”陈建国说：“就是没死。”他儿子说：“那你们以前是快死了？”陈建国想了想，说：“差不多。”他儿子说：“那你现在开心吗？”陈建国愣了一下，说：“还行。”
他确实还行。虽然赚得比以前少多了，但睡得比以前踏实。以前他半夜经常惊醒，脑子里全是账上的钱、客户的投诉、员工的工资。现在偶尔也醒，但翻个身就能接着睡，因为知道明天的事明天能处理，不用慌。
张薇薇说他“终于像个正常人了”。陈建国说“我以前不正常吗”，张薇薇说“你以前像个赌徒”。陈建国说“你说话真难听”，张薇薇说“实话都难听”。
三
但难听的话也得听。因为公司小，容错率更低，一步走错就是万丈深渊。所以陈建国现在做任何决定都要先问三个人：牛志强、张薇薇、赵小雨。牛志强管客户，张薇薇管钱，赵小雨管干活。三个人都点头的事才做，有一个人摇头就再商量。陈建国说这叫“民主集中制”，牛志强说这叫“被吓怕了”，陈建国说“你说得对”。
他们现在的业务很聚焦，就做基层治理咨询和政策评估。基层治理是他们的老本行，干了七八年，街道乡镇那点事门儿清；政策评估是这两年新做的，但跟老本行沾边，算是延伸。陈建国说“咱就吃这两碗饭，别的再香也不伸筷子”。赵小雨说“老板你这话说过好几遍了”，陈建国说“重要的事说三遍”。
客户也集中了，就做区级以下的，市级以上的基本不碰。因为市级以上的项目要求高、周期长、回款慢，他们现在这点人手扛不住。陈建国跟牛志强说：“咱现在就是个小舢板，别老想着去远洋，在近海扑腾扑腾就得了。”牛志强说“你早这么想早好了”，陈建国说“早这么想就没这么多事了”。
四
二零二三年冬天，他们接了一个老旧小区改造的评估项目，甲方是区住建委，标的额不大，四十多万，但要求特别细，要入户调查、要数据建模、要出评估报告。陈建国带着赵小雨和两个项目经理干了两个月，每个周末都泡在小区里，跟居民聊天、填问卷、拍照片。有一天下大雪，赵小雨在小区里摔了一跤，膝盖磕青了，回来跟陈建国说“老板这活太苦了”，陈建国说“苦是苦，但踏实”。赵小雨说“踏实能当饭吃？”陈建国说“能，你看咱现在吃的就是踏实饭”。
赵小雨后来跟孙倩打电话说起这事，孙倩说“陈建国变了”，赵小雨说“变了，以前是画饼，现在是烙饼”。孙倩在电话那头笑了半天。
那个项目做完之后，住建委的人说“你们做得细”，又给他们介绍了一个街道的项目。陈建国说“你看，踏实干活就有回头客”。赵小雨说“老板你现在说话像个老太太”，陈建国说“老太太就老太太，能赚钱就行”。
五
二零二四年春天，公司账上第一次有了超过一百万的可支配现金。张薇薇把这个数报给陈建国的时候，陈建国愣了半天，说“真的？”张薇薇说“真的，你终于不用抵押房子了”。陈建国说“房子早就解押了”，张薇薇说“那你也别嘚瑟”。
陈建国没嘚瑟。他拿着那张报表看了半天，然后跟张薇薇说：“薇薇，这几年辛苦你了。”张薇薇说“你少来这套，是不是又想让我干什么活？”陈建国说“没有，就是想说句实话”。张薇薇看了他一眼，说“你以前从来不说这种话”，陈建国说“以前不懂事”。
张薇薇那天回家跟她老公说“陈建国居然跟我说辛苦了”，她老公说“太阳从西边出来了”，张薇薇说“可能是真穷怕了”。
六
但穷怕了也有好处。陈建国现在对钱特别敏感，每一笔支出都要问三遍“有必要吗”。赵小雨要买个新投影仪，陈建国说“旧的还能用”，赵小雨说“旧的灯泡暗了，汇报看不清”，陈建国说“那你把灯关一半”，赵小雨说“客户来了关灯像什么样子”，陈建国想了想说“那买吧，买个便宜的”。赵小雨说“便宜的用不住”，陈建国说“用不住再换”。
牛志强说“你现在怎么这么抠”，陈建国说“不抠行吗，你知道我以前多大方吗？五十万请个人讲PPT，我傻不傻？”牛志强说“傻”，陈建国说“那不就得了”。
他现在跟人谈合作，第一句话问“预算多少”，第二句话问“什么时候付款”。有时候客户觉得他太直接，他说“直接点好，大家都省事”。牛志强说“你以前不是这样的”，陈建国说“以前是以前，以前我不好意思问钱，结果钱就不好意思来”。
七
二零二四年年中，陈建国请几个老员工吃了顿饭。刘洋来了，孙倩也来了，还有两个早先离职的。刘洋现在在一家互联网公司做运营，工资比以前高，但天天加班到十点。孙倩在一家国企做行政，工资不高但稳定。刘洋说“陈总你现在公司怎么样”，陈建国说“还行，活着”。刘洋说“听说你砍了不少业务”，陈建国说“砍了，不砍活不到现在”。刘洋说“那你现在后悔不”，陈建国说“后悔没早砍”。
孙倩说“陈总你以前要是这么想就好了”，陈建国说“以前不是傻嘛”。孙倩说“你现在不傻了？”陈建国说“现在也傻，但傻得轻点了”。
那顿饭吃了两个多小时，喝了两瓶白酒。最后刘洋有点多了，拍着陈建国的肩膀说“陈总，那几年虽然累，但我学到的东西都是那时候学的”，陈建国说“那你恨我不”，刘洋说“恨过，现在不恨了”。陈建国说“为啥”，刘洋说“因为你也不容易”。
陈建国那天回家吐了，第二天头疼了一天，但心里挺高兴。他跟我说这事的时候说：“你看，人走了还能回来吃顿饭，说明咱当年虽然操蛋，但没操蛋到家。”
八
现在陈建国每天还在琢磨怎么活下去。他跟我说：“以前觉得活下去是底线，现在觉得活下去是目标。”我问他：“那你觉得能活下去吗？”他说：“能。只要不瞎折腾。”我又问：“那你以后还折腾吗？”他想了想，说：“折腾肯定还得折腾，但不能瞎折腾了。得看着兜里的钱折腾，不能看着天上的饼折腾。”
他说这话的时候坐在他那间小办公室里，窗外是东四环的车流，屋里是一张旧桌子、两把椅子、一个书架。书架上摆着他这些年做过的项目报告，最上面那本是他二零一六年做的第一个项目，封面都有点发黄了。他把那本拿下来翻了翻，说：“你看，那时候做的报告多糙，但那时候客户还挺满意。”我说：“那时候你人少。”他说：“对，人少，心也少。后来人多，心也多了。”
他把那本报告放回去，又说了句：“现在人又少了，心也少了。挺好。”
九
二零二四年秋天，公司接了一个新的项目，是给一个街道做“社区治理三年规划”。项目不大，但陈建国挺重视，因为这是他们最擅长的活儿。他带着赵小雨和两个项目经理干了三周，出了个初稿，拿去给街道书记看。书记看完说“挺实”，陈建国说“实就好，我们就怕虚”。
回来的路上赵小雨问他：“老板你觉得这个项目能赚钱吗？”陈建国说：“能，但赚不多。”赵小雨说：“那为什么接？”陈建国说：“因为这个活咱干得好，干得好就有回头客，有回头客就有下一个活。这叫滚雪球，不叫摊大饼。”
赵小雨说：“你以前不是最喜欢摊大饼吗？”陈建国说：“以前是以前，以前我觉得摊大饼显得大，现在觉得滚雪球才活得长。”
赵小雨说：“那你现在觉得什么最重要？”
陈建国想了想，说：“现金流。”
赵小雨说：“除了现金流呢？”
陈建国又想了一会儿，说：“能睡觉。”
赵小雨笑了，说：“老板你真是变了。”
陈建国说：“没变，就是想明白了。”
十
想明白了的陈建国现在有个习惯——每个月最后一天，他会把公司所有人叫到一起，开个半小时的会，说说这个月的账、下个月的活，然后让大家提意见。赵小雨说“老板你现在怎么这么民主”，陈建国说“不民主不行，我一个人想不明白”。牛志强说“你早这样早好了”，陈建国说“你少翻旧账”。
二零二四年十月三十一号那天，开完会陈建国请大家喝了奶茶。九个人坐在那间不大的办公室里，一边喝一边聊，有人说“这个月活儿太多了”，有人说“下个月能不能少接点”，陈建国说“行，下个月少接点，把手里这几个干好”。
赵小雨说：“老板你现在居然同意少接活？”
陈建国说：“少接活才能多睡觉。”
大家都笑了。陈建国也笑了。他笑起来的时候眼角皱纹比以前多了，但眼神比以前稳了。
那天晚上他最后一个走，关灯的时候回头看了一眼办公室，九张桌子，九把椅子，一个鱼缸。鱼缸是张薇薇二零一七年买的，里面的鱼换了好几茬，现在养的是几条小锦鲤，活得挺好。
陈建国给鱼喂了点食，关了灯，锁上门，骑着电动车回家了。
路上他给我发了条语音，说：“我今天算了算，今年到现在做了六百多万，利润一百出头，账上趴着一百五十万。不多，但够活。”
我回他：“恭喜。”
他又发了条语音，说：“恭喜什么，离死还远着呢。但至少今天没死。”
我说：“那明天呢？”
他说：“明天再说。”
语音那头传来电动车颠簸的声音，还有风声。然后他又补了一句：“明天还得早起，有个客户要见。”
这就是陈建国现在的状态——不展望未来，不回顾过去，就盯着眼前这点事，一件一件干。他说这叫“活在当下”，我说这叫“被吓老实了”。他说：“对，就是被吓老实了。”
尾声
二零二五年春节前，我又去了他们公司一趟。九个人在会议室里吃火锅，桌子不够大，菜摆了两层。陈建国在涮毛肚，牛志强在开啤酒，张薇薇在算这个月的报销，赵小雨在跟两个新人讲明年要做的项目。
我坐在角落里看着他们，突然觉得这个场景跟二零一五年那间居民楼里的场景有点像——都是小屋子、都是几个人、都是吃吃喝喝说说笑笑。但仔细看又不一样了：二零一五年那会儿他们眼里有光，是那种“我们要干大事”的光；现在他们眼里也有光，是那种“我们还能干下去”的光。
陈建国端着酒杯过来跟我碰了一下，说：“你又来采访我？我都这样了有什么好采访的。”
我说：“想写写你们怎么活下来的。”
他说：“活下来没什么秘诀，就是该砍的砍，该留的留，该认怂的时候认怂。”
我说：“那你觉得你们以后能做大吗？”
他说：“不知道。但我知道做不大也能活。以前觉得做不大就是死，现在觉得做不大也能活，就是活得小点。”
我说：“那你甘心吗？”
他想了想，说：“甘心不甘心的，先活着再说。活着才有资格谈甘心不甘心。”
他说完把酒干了，转身去抢毛肚了。赵小雨在旁边喊“老板你给我留点”，陈建国说“我抢的就是我的”。
我坐在那儿看着他们闹，心里想：这可能就是最真实的创业故事——没有什么逆袭，没有什么传奇，就是一群人折腾了半天，栽了跟头，爬起来，拍拍土，接着走。走得比以前慢了，但比以前稳了。
陈建国后来跟我说了一句话，我记到现在。他说：“现金流是企业的命，但现金流不是目的。目的是什么？目的是你能一直干下去。只要你一直干下去，就有机会。”
他说这话的时候正在修打印机，跟二零一五年那会儿一模一样。只不过这次打印机是他从二手平台花三百块钱买的，他说“能省则省”。
我问他：“你后悔创业吗？”
他说：“不后悔。”
我问：“为什么？”
他说：“因为我现在能自己决定修不修打印机。”
我笑了。他也笑了。
（全文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