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两位母亲
沈雁冰第一次听说陆铮这个名字，是在自家饭桌上。
她母亲周氏和陆铮的母亲孙氏是义结金兰的姐妹。年轻时两人同在北平女子师范读书，住上下铺，好到共用一个饭盒、一条围巾。后来周氏嫁了绸缎商沈伯衡，孙氏嫁了军官陆廷璋，两家逢年过节还走动。沈雁冰小时候见过陆铮一回，那会儿她七岁，他十六，穿着军校的制服来家里送年礼，站得笔直，话不超过三句，放下东西就走了。沈雁冰只记得他靴子很亮，能照出人影。她蹲下去看靴子，被他发现了，他往后退了一步，她差点一头栽在地上。他弯腰把她扶起来，说：“小心。”然后就走了。
那是她对他的全部印象。一个靴子很亮、说话只说两个字的人。
民国二十三年，沈雁冰在清华读三年级。她母亲来信说，孙姨的儿子陆铮现在在教导总队当营长，驻扎北平西郊，两家许久没见，要请他来家里吃顿饭。沈雁冰没当回事。她对军官没有好感，对母亲安排的“两家走动”更没有好感。她父亲沈伯衡更直接，把信往桌上一拍：“请什么请。陆家那个小子，读了军校就目中无人，去年我在商会碰见他爹，他爹跟我说‘现在时局不同了，商人要懂政治’，什么意思？嫌我不懂政治？”
周氏说：“人家没那个意思。老陆就是那个说话方式。”
沈伯衡说：“什么说话方式。他儿子更甚。上回我在街上看见他带着兵走过，我跟他打招呼，他冲我点了一下头就走了。连‘沈叔’都不叫。”
周氏说：“他在执勤。”
沈伯衡说：“执勤就不认长辈了？”
沈雁冰在旁边听着，插了一句：“爹，你去年不是说陆叔那人挺好吗，还跟他合股做了笔药材生意。”沈伯衡说：“那是生意。这是两码事。”沈雁冰说：“怎么两码事。”沈伯衡说：“你小孩子不懂。”沈雁冰说：“我二十了。”沈伯衡说：“二十也是小孩子。这事我说了算。不请。”
但周氏还是请了。先斩后奏，等沈伯衡知道的时候，陆铮已经进了门。
那天是民国二十三年腊月二十三，小年。陆铮穿便装来的，灰长衫，黑布鞋，手里提了两盒点心，一盒桂香村的蜜供，一盒稻香村的南糖。沈伯衡坐在堂屋里抽水烟，看见他进来，哼了一声，没起身。陆铮说：“沈叔，过年好。”沈伯衡说：“好什么好。日本人快打到城根底下了，过什么年。”陆铮说：“所以趁还没打过来，先把年过了。”沈伯衡看了他一眼，说：“你倒想得开。”陆铮说：“想不开也没用。我又拦不住日本人。”沈伯衡把水烟放下，说：“你拦不住？你们教导总队不是号称精锐吗？”陆铮说：“精锐也扛不住炮弹。去年长城抗战，我那个营填进去一半，上面还在催‘继续进攻’。我拿着命令，不知道该进攻谁。”沈伯衡愣了一下，没接话。
那是沈雁冰第一次听他说话超过三个字。她坐在里屋隔着门帘听，手里剥着花生，剥一颗吃一颗。她觉得这个人的声音很怪，不高不低，不冷不热，像一杯放凉了的茶。他说“不知道进攻谁”的时候，语气里没有任何情绪，好像说的是别人的事。但她听出来了——他不是目中无人。他是心里有事，说不出来。
饭桌上，沈伯衡喝了两杯酒，话多起来，开始挑刺。他说：“陆铮，你在军队里待了几年了？”陆铮说：“八年。”沈伯衡说：“八年，才混个营长？”周氏在桌底下踢他。陆铮说：“我升得慢。不会来事。”沈伯衡说：“什么叫不会来事？”陆铮说：“不会给长官送礼，不会在长官面前说好听的，不会把功劳往自己身上揽。”沈伯衡说：“那你那些兵跟你干什么。”陆铮说：“他们跟我，是因为我替他们挡子弹。”沈伯衡说：“你替他们挡子弹？你一个营长，用得着你挡？”陆铮说：“长城抗战那年，我们被围在一条山沟里，我替一个兵挡了一枪，打在腿上。那个兵后来把我从战场上背下来的。他背了我八里地，自己肩膀磨得全是血。”
沈伯衡不说话了。周氏给他夹菜，说：“老沈，吃菜。”沈伯衡闷头吃了几口，又开口：“那你以后打算怎么办。就这么混着？”陆铮说：“没打算。日本人来了就打。打完了再说。”沈伯衡说：“打完了你得有个正经出路。我认识几个商会的人，你要是不想干了，可以来帮我做买卖。”陆铮说：“谢谢沈叔。但我不会做买卖。”沈伯衡说：“不会可以学。”陆铮说：“学不会。我只会打仗。”沈伯衡把筷子往桌上一顿：“你这个人，怎么油盐不进！”陆铮说：“沈叔，我不是油盐不进。我是知道自己能干什么、不能干什么。您让我去跟日本人拼刺刀，我去了。您让我去做买卖，我去了也是赔钱，赔的还是您的钱。”
沈伯衡气得胡子翘起来。周氏赶紧打圆场。沈雁冰从里屋出来，给各人倒茶。她把茶放到陆铮面前的时候，陆铮抬头看了她一眼。他说：“你是沈雁冰。”她说：“你怎么知道。”他说：“你小时候蹲在地上看我的靴子，差点摔了。”她说：“你还记得。”他说：“记得。你当时头发很短，像个小子。”她说：“现在也短。”他说：“现在不像小子了。”她说：“那像什么。”他说：“像——”他想了一下，“像那种在街上发传单的。”沈雁冰笑了：“你才像在街上发传单的。”他说：“我发过。长城抗战那年，我在北平街上募过捐。站了一天，嗓子喊哑了，募了八十多块钱。”她说：“那不少了。”他说：“后来发现募捐箱底下有个洞，钱漏了一半。不知道是被人偷了还是我自己没钉好。”她笑得差点把茶壶打了。
沈伯衡在旁边看着，脸拉得更长了。他咳嗽了一声。沈雁冰把茶壶放下，回了里屋。陆铮站起来说：“沈叔，沈婶，我先走了。营里还有事。”沈伯衡说：“这就走？”陆铮说：“是。”沈伯衡说：“以后少来。”陆铮说：“好。”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沈雁冰一眼，说：“沈雁冰，你比小时候好看。”沈雁冰说：“你比小时候说话多。”他说：“是。我话多了。你别嫌烦。”她说：“我嫌不嫌烦，你下次来就知道了。”他说：“好。下次我再来。”沈伯衡在后面喊：“不用再来了！”陆铮已经走出门了。
沈雁冰后来跟陆铮说，那天他走后，她爹发了很大的火，说陆家这小子目中无人、油盐不进、不识抬举。她娘说人家就是那个性子。她爹说，什么性子，我看就是故意气我。沈雁冰说：“爹，我觉得他还行。”她爹说：“你懂什么。不许跟他来往。”沈雁冰说：“我又没跟他来往。”她爹说：“今天不算来往？”沈雁冰说：“今天是你请的客。”她爹被噎住了。
这就是他们的第一次见面。不欢而散。沈雁冰记住了他说的“我替他们挡子弹”，陆铮记住了她差点打翻茶壶的笑。
二、誓死不认
第二次见面是半年后，民国二十四年春天。
沈雁冰在学校组织了一个读书会，每周六下午在清华西门外一家小茶馆里，请人来讲时事。讲的人有教授、有记者、有从东北流亡来的学生。讲完之后大家讨论，讨论得很激烈，有时候会吵起来。茶馆老板是个胆小的人，怕惹事，每回都提心吊胆。
那天来的是个东北学生，讲“九一八”之后老家的事。他讲到一半哭了，底下的人也哭了。沈雁冰站起来说：“哭有什么用。哭完了日本人还在。我们得做点什么。”有人问做什么，她说：“至少让北平城的老百姓知道东北发生了什么。我们印传单，上街发。”有人说巡警会抓人。她说：“抓就抓。抓了再说。”
他们真的印了传单。沈雁冰自己刻的蜡版，油印机是借的。印了五百份，周六下午拿到王府井去发。发到一半，巡警来了。别人都跑了，沈雁冰没跑。她抱着一摞传单站在街上，巡警过来抓她胳膊，她往后退了一步，说：“我自己会走。”巡警说：“走。”她说：“传单还没发完。”巡警说：“发什么发。跟我回局子。”她说：“回局子可以。传单得发完。”巡警说：“你是不是找不痛快。”她说：“我找痛快。我就是不痛快才发的。”
巡警上来拽她。她挣扎的时候把一摞传单往天上一扬，纸片子飞得满街都是。巡警去抓飘在空中的传单，她趁机跑了。跑出半条街，一头撞在一个人身上。那人纹丝不动，她差点弹回去。她抬头一看，是陆铮。
他穿着军装，没戴帽子，手里拿着一包烟。他低头看她，说：“沈雁冰。又发传单。”她说：“你怎么在这儿。”他说：“路过。看见有人在街上跑，跑得还挺快，我就过来看看。”她说：“你看什么看。你也是来抓我的？”他说：“我要抓你，你跑得掉？”她说：“你试试。”他说：“不试。我抓你干什么。”他回头看了一眼正在捡传单的巡警，说：“跟我走。”她说：“去哪儿。”他说：“先出这条街。”
他把她带到旁边胡同里，靠墙站着。巡警没追过来。他说：“你一个人发传单？”她说：“还有几个。跑了。”他说：“你为什么跑得这么慢。”她说：“我抱着一摞传单怎么跑快。”他说：“你不会先把传单扔了。”她说：“扔了拿什么发。”他说：“命重要还是传单重要。”她说：“都重要。传单没发完，命留着有什么用。”他说：“你这个人。”她说：“我这个怎么。”他说：“你这个太倔了。”她说：“你才倔。你刚才为什么不抓我。”他说：“我不想抓你。”她说：“你是军人，看见有人发传单不抓，你算失职。”他说：“我早就失职了。不差这一回。”
她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揉皱了的传单，塞给他。他说：“给我干什么。”她说：“你拿回去看看。看看东北发生了什么。”他说：“我看过了。东北的事我比你知道得多。去年我有个同学在热河战死了。尸体没抢回来，日本人把他喂了狼狗。”沈雁冰看着他，忽然说不出话。他把传单折好，放进口袋，说：“传单我收着。下次别一个人发。你跑得慢。”她说：“那你来帮我发。”他说：“我是军人，帮你发传单，我成什么了。”她说：“你成好人了。”他说：“我不想当好人。我想当有用的人。”她说：“那有什么区别。”他说：“好人是嘴上说的。有用的人是手上做的。你发传单有用吗？”她说：“至少比什么都不做强。”他说：“那倒是。”
她后来跟他说，那天他要是没出现，她可能就被抓进局子了。他说：“抓进去关两天就出来了。你爹肯定托人。”她说：“我爹才不会托人。他会说活该。”他说：“那我托人。”她说：“你凭什么托人。”他说：“凭我认识你。”她说：“你认识我什么了。”他说：“我认识你蹲在地上看我靴子差点摔倒。我认识你抱着一摞传单跟巡警讲道理。我认识你跑得慢。”她说：“陆铮，你这个人，说话真难听。”他说：“我说话难听。但我做事不难看。”她说：“你做什么事了。”他说：“今天没抓你。这算不算事。”她说：“算。”他说：“那你还骂我。”她说：“我骂你了吗。”他说：“你心里骂了。”她说：“你管得着吗。”他说：“管不着。但我猜得到。”
那天他在胡同里陪她站了半个钟头，等巡警散了，把她送到校门口。她说：“你走吧。”他说：“你先进去。”她说：“你看着我进去？”他说：“对。”她说：“为什么。”他说：“我怕你又跑回去发传单。”她说：“我明天再发。”他说：“明天我再来。”她说：“你来干什么。”他说：“来抓你。”她说：“你抓我干什么。”他说：“抓你去喝豆汁。”她说：“我不喝豆汁。”他说：“那你喝什么。”她说：“喝茶。”他说：“行。喝茶。”
他第二天真的来了。没穿军装，穿便装。在校门口等她。她出来的时候愣了一下。他说：“走。喝茶。”她说：“你真来了。”他说：“我说了来。”她说：“我以为是玩笑。”他说：“我不说玩笑。”她说：“你这个人真没劲。”他说：“你这个人真难伺候。不来你说我不守信用，来了你说我没劲。”她说：“你来了就有劲了？”他说：“来了就有。我兜里有钱。我请你。”她说：“我不要你请。”他说：“那你请我。”她说：“我凭什么请你。”他说：“凭我昨天没抓你。”她说：“你这是挟恩图报。”他说：“对。我挟了。你请不请。”她笑了，说：“请。走吧。我请你喝最便宜的茶。”
那是他们第一次一起喝茶。喝完茶，他送她回学校。路上经过一个卖烤白薯的摊子。他站住了，买了一个，掰成两半，大的给她。她说：“你为什么给我大的。”他说：“你比我矮。吃大的长个。”她说：“我二十了。长什么个。”他说：“那就吃大的暖和。”她把白薯接过来，烫得左右手倒腾。他看着她倒腾，笑了一下。她说：“你笑什么。”他说：“我笑你连白薯都不会拿。”她说：“你会拿。”他说：“我会。你看。”他拿过她手里的白薯，用袖子垫着，递回给她。她说：“这不还是那个白薯。”他说：“对。但这样不烫手。”她说：“你早干嘛去了。”他说：“早没想起来。”她说：“你这个人。”他说：“我知道。我这个人笨。”
那是她第一次觉得，这个“笨”字从她嘴里说出来，不像骂人。
三、英勇无畏
民国二十四年冬天，“一二·九”游行那天，沈雁冰站在木箱上喊完话，跳下来捡传单，皮鞭抽在肩膀上。陆铮骑马过来，让她上马。她没上。他骑着马跟了她半条街。分别的时候他问她叫什么。她说“你管得着吗”就跑了。那是她第三次见他。前两次他都在帮她，她都没领情。她后来想起来，觉得自己挺混的。
但她没有时间想这些。游行之后，她忙得脚不沾地。组织罢课、联络各校、刻传单、写文章。她瘦了八斤，棉袍穿在身上晃荡。有一天她去西单买东西，在街角看见一群兵围着一个卖艺的老头。老头在耍猴，猴子不听话，跑了。兵们起哄，说要打死猴子。老头跪在地上求。沈雁冰走过去，站在老头和兵中间，说：“你们哪个部队的。”兵们愣了一下。她说：“你们长官是谁。”一个兵说：“关你什么事。”她说：“我是记者。你们今天打老头，明天我写文章骂你们。你们长官看见了，你们吃不了兜着走。”兵们互相看了看。她说：“还不走？”兵们走了。
她回头把老头扶起来，老头说谢谢姑娘。她说没事。一抬头，看见陆铮站在马路对面，靠着电线杆，嘴里叼着根烟，没点着。她走过去，说：“你又路过？”他说：“对。又路过。”她说：“你天天路过。”他说：“这一带是我的辖区。”她说：“那你刚才为什么不出来。”他说：“你一个人能摆平。我出来干什么。”她说：“你怎么知道我能摆平。”他说：“你能。你连巡警都敢顶，几个兵算什么。”她说：“万一他们不听呢。”他说：“那我就出来。”她说：“你出来干什么。”他说：“把你拉走。”她说：“你拉不走我。”他说：“那我跟他们打。”她说：“你跟他们打？”他说：“对。我打自己人，不是第一回了。”她说：“你打过自己人？”他说：“上回有个兵欺负老百姓，我抽了他二十鞭子。”她说：“我听说了。”他说：“你怎么听说。”她说：“北平城就这么大。好事不出门，坏事传千里。你抽自己兵的事传得挺远的。”他说：“传成什么样了。”她说：“传成你是个疯子。”他说：“那我就是疯子。”
她把叼在他嘴里的烟拿下来，说：“别在街上叼烟。难看。”他说：“我又没点。”她说：“没点也难看。”他说：“那你给我扔了。”她把烟折成两截，扔进垃圾桶。他说：“你手劲挺大。”她说：“我还会打人呢。你要不要试试。”他说：“不试。你打过我。”她说：“什么时候。”他说：“梦里。”她说：“你梦我打你？”他说：“对。打完我你还骂我。”她说：“我骂你什么。”他说：“你骂我蠢。”她说：“那我骂得没错。”他说：“你骂得对。我确实蠢。”
那天他请她去吃了碗馄饨。吃完馄饨，他说：“沈雁冰，你以后遇到这种事，先看看周围有没有我。有我就叫我。”她说：“叫你干什么。”他说：“我来打。”她说：“你不是说我能摆平吗。”他说：“你能摆平，但我不想让你摆平。我想让你在旁边站着，我来摆。”她说：“你这个人。”他说：“我知道。我这个人有毛病。”她说：“你不是有毛病。你是想当英雄。”他说：“我不是想当英雄。我是想当你的英雄。”她说：“你说什么？”他说：“我没说什么。馄饨凉了。快吃。”
她低头吃馄饨，耳朵根红了。他看着她红了的耳朵根，把碗里的一个馄饨夹给她，说：“多吃一个。你太瘦了。”她说：“你管我瘦不瘦。”他说：“管不着。但我看着不舒服。”她说：“你去年也说过这句话。”他说：“哪句。”她说：“‘我看着不舒服’。去年在王府井，你让我上马的时候说的。”他说：“你还记得。”她说：“我记性好。”他说：“那你还记得什么。”她说：“我记得你靴子上有一道划痕。”他说：“那道划痕是我在长城抗战的时候被弹片划的。靴子差点废了。我拿胶粘的。”她说：“你还会粘靴子。”他说：“会。我还缝过扣子。”她说：“你缝扣子？”他说：“缝得不好。线头在外面露着。”她说：“那你以后扣子掉了怎么办。”他说：“找你。”她说：“我不会缝。”他说：“你学。”她说：“我凭什么学。”他说：“凭我请你吃馄饨。”她说：“一碗馄饨就想让我学缝扣子？”他说：“那两碗。”她说：“你这个人做买卖肯定赔钱。”他说：“我说了我不会做买卖。”
那天晚上她回宿舍，室友问她干什么去了。她说跟人吃馄饨。室友问谁。她说一个当兵的。室友说你跟他好上了？她说没有。室友说那你怎么脸红。她说馄饨辣的。室友说馄饨哪来的辣。她把被子蒙在头上，不说话。
四、浴血奋战
民国二十六年八月，南口战役。
陆铮的营奉命防守一处高地。日军飞机大炮轮番轰炸，阵地白天丢了晚上夺回来，夺回来白天又丢。打了七天七夜，全营五百多人剩下不到两百。陆铮左臂被弹片削掉一块肉，自己拿绷带缠了，继续打。打到第七天，弹药快没了，他给上面打电话要补给，上面说“正在调拨”。他说：“调拨几天了？”上面说：“你再坚持一下。”他把电话摔了。
那天夜里，他带着剩下的兵摸到日军阵地前沿，用刺刀和手榴弹打了一场夜袭。抢回来十几箱子弹，还抓了个俘虏。回来的时候天刚亮，他往战壕里一躺，睡着了。睡了不到两个钟头，日军反扑，他又起来打。打到中午，上面来命令：撤退。他说：“撤？我们死了三百多人，现在撤？”上面说：“不撤就全没了。”他说：“全没了也比撤强。”上面说：“这是命令。”他把命令纸揉成团，扔在地上，然后捡起来，展平了，揣进口袋。他对兵们说：“撤。”
他带着残部撤下来的时候，路过一个被炸塌的村子。村口有个老太太坐在废墟上，怀里抱着一个死孩子。陆铮站住了。他蹲下去，说：“大娘，跟我们走。”老太太不说话。他说：“大娘，鬼子快来了。”老太太还是不說話。他把老太太背起来，老太太在他背上又踢又打，喊：“把我孙子还给我！”他背着老太太走了三里地，把她交给收容队。收容队的人说：“这个老太太路上已经咬伤三个兵了。”陆铮说：“咬就咬吧。总比留给鬼子强。”
这件事他不知道怎么传到了北平。传到沈雁冰耳朵里的时候，已经变成了“陆铮背着一个老太太走了十里地，老太太把他胳膊咬得全是血”。沈雁冰听完愣了半天，然后说：“他胳膊本来就伤了。”传话的人说：“你怎么知道。”她说：“我猜的。”
那时候她已经从清华结业，在北平做救亡工作。她给他写了一封信，托人带到前线。信上只有三行字：
“陆铮：
听说你背了个老太太。胳膊别废了。
沈雁冰”
他回信，写在半张香烟盒的背面：
“沈雁冰：
胳膊废不了。老太太挺沉的。
你少发传单。跑得慢。
陆铮”
她把那张香烟盒翻来覆去看了很多遍。背面有他写的字，正面是“大前门”三个字，被她拿剪子剪下来，压在枕头底下。室友说你把香烟盒当宝贝？她说你管得着吗。
南京撤退的时候，他在下关码头拦住了她。他让她上船，她给了他一巴掌。他站在码头上看她走。她走出几步回头说：“陆铮，你那个‘我是在’，等你想好了怎么说完，再告诉我。”他站在那儿一直看到船变成一个小点。副官问他营长你看什么呢。他说：“看一个骂我的人。”
后来他给她写信。那时候他已经决定要走另一条路了，信写得很隐晦。他说：“沈雁冰，我想好了。我是在想，人这一辈子总得干一件值得的事。我干了八年，不知道值不值得。现在知道了。你等着。我去找你。”
她收到信的时候已经在延安了。她回信说：“你来。我等你。你要是找不到我，就问抗大女生队的沈雁冰。全延安都知道我，因为我骂人骂得最凶。”
他收到回信的时候在武汉。他把信看了三遍，然后揣进怀里。旁边的兵问谁写的。他说：“骂我的人。”兵说又骂你。他说：“对。但我爱听。”
五、相熟致死
1941年，重庆，化龙桥阁楼。
他们成了“假夫妻”。布帘拉了三个月。他每天晚上给她递甘草片，她每天晚上骂他蠢。他擦枪，她写稿。他煮面，她嫌难吃但吃完了。他缝扣子，线头在外面露着，她说你缝得真难看。他说你嫌难看你来缝。她说我不会。他说你学。她说我凭什么学。他说凭我请你吃馄饨。她说馄饨是民国二十四年的事了，你现在才还？他说：“连本带利。你缝不缝。”她把针线拿过来，笨手笨脚地缝了一颗，缝得歪歪扭扭。他说：“你缝得比我难看。”她把针往桌上一拍：“我不缝了。”他把那颗扣子扯下来，重新自己缝，缝完了给她看：“看。这样缝。”她看着那颗扣子，忽然说：“陆铮，你这个人，除了打仗和缝扣子，还会什么。”他说：“还会擦枪。还会煮面。还会给你暖脖子。”她说：“你还会耍贫嘴。”他说：“跟你学的。”
布帘拉开的那个雨夜，她说：“陆铮，我以前以为我喜欢你，是因为你穿那身衣服好看。”他说：“后来呢。”她说：“后来觉得，你脱下那身衣服更好看。”他说：“现在呢。”她说：“现在觉得，你穿不穿都好看。你不穿也行。”他说：“沈雁冰，你说话注意点。”她说：“怎么了。我说错了？”他说：“没错。但你再这么说，我这辈子就栽你手里了。”她说：“你已经栽了。”他说：“对。我认了。”
民国三十二年，他们拍了那张照片。照片上他穿灰长衫，她穿蓝竹布褂子，两个人都绷着脸。联络员说笑一笑。陆铮扯了一下嘴角。沈雁冰噗地笑出来。快门就在这时候按下了。照片洗出来，陆铮看着自己那个半笑不笑的怪表情，说：“重拍。”沈雁冰把照片抢过去，说：“不重拍。这张好。这张像你。”她把照片翻到背面，写了一行字：“民国三十二年，重庆。陆铮第一次照相。表情像被枪逼着。”写完把笔递给他：“你也写一句。”他想了半天，在下面写了一行：“沈雁冰第一次骂我。表情像要枪毙我。我喜欢。”
她把照片揣在身上，一直揣到民国三十八年。
1949年春天，策反工作快要成功的时候，他被保安团内部的人告了密。那天夜里特务突袭阁楼。他把她推到后窗，她说一起走。他说你先走。她说陆铮你每次都这样。他说这次真的不一样。她说你每次都说是真的。他看着她，说：“沈雁冰，民国二十四年你问我是谁。我现在回答你。我是陆铮。我是你丈夫。我是共产党。我是在宣武门看见你站在木箱上就想跟你过一辈子的人。”她说：“你民国二十四年就想跟我过一辈子了？”他说：“对。从你蹲在地上看我靴子的时候就想。”她说：“那时候我才七岁。”他说：“那时候没想。后来想的。想了好多年。”她说：“你为什么不早说。”他说：“不敢说。你太凶了。”她说：“我凶？”他说：“凶。但我喜欢。”
特务冲上来了。他把最后一颗子弹打出去，然后把她扑倒在地，用身体盖住她。她被他压在下面，挣不出来。她说：“陆铮你重死了。”他说：“忍一忍。一会儿就不重了。”她说：“你混蛋。”他说：“我混蛋。扣子还你。”他把那颗黄铜扣子塞进她手里。她说：“你什么时候拿走的。”他说：“民国二十四年你从我袖口上抠的。我看见了。没拦你。你抠得那么费劲，我舍不得。”她说：“你这个人。”他说：“我这个人蠢。你骂得对。”她哭了。他说：“别哭。照片在口袋里。别弄丢了。”她说：“你自己拿着。”他说：“我拿不住了。”枪声很密。他说：“沈雁冰，下辈子我还你一件新大衣。你穿蓝的。好看。”她说：“你自己还。我不替你还。”他没有再说话。
联络员赶到的时候，两个人都倒在阁楼地板上。陆铮把沈雁冰挡在身后，身上中了数弹。沈雁冰手里攥着那颗黄铜扣子，身下压着油纸包。她还有一口气，看见联络员，说了一句：“照片。口袋。别弄丢了。”然后也没了。
几天后，上海解放。入城的部队从那条街经过。没有人知道，阁楼地板上那摊干涸的血迹，属于两个约好要去拍一张照片的人。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的礼炮在北京响起。他们留在了民国三十八年的春天，留在一道没有来得及拉开的城门里面，留在一张永远没有拍成的照片里。
联络员整理遗物的时候，从沈雁冰口袋里摸出那张民国三十二年的照片。照片背面，她写的“陆铮第一次照相。表情像被枪逼着”下面，多了一行字，是陆铮的笔迹：“沈雁冰第一次骂我。表情像要枪毙我。我喜欢。”
照片旁边还有一封信，是沈雁冰写给陆铮的，没有寄出去。信上只有一行字：“陆铮，民国二十四年那天，我其实想上马。但我怕你嫌我沉。你那么瘦，马也瘦。”
陆铮的遗物里有一本《步兵操典》，翻到某一页，夹着一张揉皱了又展平的纸。纸上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木箱，箱子上站着一个火柴人，肩膀旁边画了几根飞出去的线。纸的背面，写着一行字：“民国二十四年十二月九日。王府井。沈雁冰。她骂我，我踏实。”
联络员把照片、信、扣子、操典里的纸，一起收进档案袋。他在袋子上写了一行字：“沈雁冰、陆铮。民国二十三年相识于北平。民国三十八年牺牲于上海。未拍成照片。未举行婚礼。未看到开国。”
档案袋封口的时候，联络员想了想，又拆开，把那张照片放进去，放在最上面。照片上两个人站得笔直，一个穿灰长衫，一个穿蓝竹布褂子，表情都很严肃。但如果你仔细看，陆铮的嘴角是往上翘的。沈雁冰的眼睛是弯的。
他们没有等到礼炮。但他们等到了彼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