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给我卡里打了五万块。
我以为打错了。半个钟头后，一个没有头像的号发来一句话：钱收到了吧。麻烦你，把一部手机烧了。烧之前别开机。
我叫陈东，二十六，干跑腿三年。接过代排队、代吵架、代扫墓、代人分手。烧东西的单也接过，最多的是烧前女友照片。烧手机的，头一回。
我给那个号回：你谁。
他说：你不用知道我是谁。十一月七号晚上十一点前，城西公墓，第七排，碑上刻着张建国。手机在碑座底下的石缝里，右边第二块。
“别开机。”他又发一句，“看了你就走不掉了。”
那天我正在给人排队买烤鸭。店门口站了四十多分钟，腿都麻了。
排在我前头的是个代购，一个人排七份，手里攥着七张单子。他说他一天能跑二十趟，一个月挣六千。
我比他强点。我一个月好的时候能挣九千，差的时候四千。
这活没有五险一金，没有底薪，平台说封号就封号。去年我有个同行，因为送单迟到被投诉三回，账号直接封了，连押金都没退。
手机屏幕亮着，那条消息在上面挂着。
我卡里有八百六十二块。房租后天到期，一千八。网贷还剩三万二，每个月还两千八。
我点进他的主页。注册三个月，零单，零评价，头像空白，昵称是一串数字。
这种号在平台上叫白号，新注册的，专门用来下不方便露脸的单。
我怕是洗钱。前年有个同行接了一单，帮人取一笔现金，结果那钱是诈骗款，他被叫去问了三回话，账号封了半年。
我给他发：这单我接，但我要先看到账。
他说：已经打了。
我打开银行APP，刷新了三遍。
五万，整。
我回了两个字：我干。
我这行叫跑腿代办。平台叫“啥都能办”，抽成百分之十五。代排队五十，代吵架两百，代扫墓三百，代人分手看情况，有时候人家哭了，我还得劝两句。
这三年里见过半夜四点排队买限量鞋的，见过让我去前夫家门口站一小时就为了让他看见的，见过让我替她去医院拿报告、结果报告上写着“建议复查”的。
我以为自己什么都见过了。
去年冬天接过一单，让我去火车站接一个老太太，送到医院。到了医院她不下车，说儿子没来接。我打她儿子的电话，是空号。我在门口陪她坐了三个钟头，最后是护士认出她，说她是三楼住院部的病人，自己跑出来的。她儿子三年前就没了。
那一单我收八十，平台抽十二。后来我把八十退给她了。
我这人不算心软。是我妈也在住院。
我妈在县医院，肺上的病，住了两个月。我姐在老家守着，我在城里挣钱。
每个月我往家打四千，剩下的还网贷、交房租、吃饭。
我妈问我在城里干什么。我说帮人跑腿。
她说跑腿能挣钱。
我说能。
她说不缺钱，别累着。
我说不缺。
我给我姐打了个电话，说我这个月能多还点。她说你哪来的钱。我说接了个大单，帮人烧东西。
她说烧什么。
我说烧个手机。
她顿了一下。
“你哪来的五万。”
“人家先打的。”
“什么人。”
“不知道。一个白号。”
“白号。”她说，“你别是让人当枪使了。”
“当什么枪。”
“我哪知道。”她说，“反正你自己小心。妈这边下个月的药费，我先垫着。”
“你别垫。”
“我不垫谁垫。”
她把电话挂了。
我站在烤鸭店门口，把手机塞回兜里。
缺什么德。烧个手机。
十一月七号，下午三点半，我坐公交去城西。
城西公墓在城西最西头，公交终点站再走一公里。那天天阴，风大，路上没什么人。我在城里三年，只回过两次家，一次是我妈住院，一次是过年。
公交车上人不多。我坐最后一排，兜里揣着那部手机，隔着裤子都能觉出它在那儿。
车过了一座桥，桥下是河，河面上有雾。
我旁边坐了个老太太，拎一兜橘子。她问我是不是去看人。我说是。她说她也去，看她老伴，走了十一年了。
她问我，你去看谁。
我说一个朋友。
她说，朋友好，朋友还记得。
下车的时候她给了我一个橘子。橘子是凉的。
公墓门口有个卖纸钱的老太太，摊子上摆着塑料花、黄纸、香。她看了我一眼，问：看人？
我说是。
她说几排。
我说七排。
她指了个方向：“往里走，过了那排柏树，往右。”
我进去的时候是四点半，天已经开始暗。公墓里没什么人，只有几个碑前放着花，花是塑料的，红得发假。
碑是一排一排的，水泥的，矮，人站在里头，视线全被挡住，只看得见一排排的顶。
风在碑林里走，声音是空的。
我沿着最东边那条道往里走，走了三排，看见有人在烧纸。一个女人，四十来岁，蹲在碑前，火盆里的火不大，她一张一张往里放。
我没敢多看，加快脚步。
第七排靠东。碑是水泥的，不高，上头的字描了金漆，掉了不少。
张建国。生于一九七一年。卒于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七日。
碑前有一束菊花，是真的，还没全干。
碑座上放着一个铁皮烟灰缸，里头有五个烟头，同一个牌子。
看得出来有人常来。
碑座底下有石缝。我蹲下去，右边第二块，手指伸进去，摸到一个硬东西。
是一部手机。红米的，旧款，屏幕碎了，贴着一张泛黄的膜。机身沾着泥。
我把它擦干净。屏幕是黑的。我按了一下侧键，屏亮了一下，显示百分之三的电。
我把手机关了，塞进兜里。
那会儿我心里想的不是“别开机”，是“五万块，烧个手机，太容易了”。
人穷的时候，胆子会变大。
我往出走，经过那排柏树，风把纸钱灰吹起来，打着旋。我下意识把手插进兜里，摸到那部手机。
它热了一下。
我以为是自己手心出汗。
晚上八点，我回到出租屋。屋里冷，我开了电暖器，把手机放在桌上，坐着看它。
屏幕碎的，边角有一道裂，从左上到右下，像谁拿钥匙划的。
我给自己倒了杯水，点了根烟。
出租屋十平米，一张床，一张桌，一个电暖器。墙上贴着一张我妹的照片，去年高考完照的，她考上了大专，学费一年八千。
五万块，够她还两年。
“别开机。”
我把这句话在心里念了两遍。
然后我把手机拿起来，按了开机键。
屏幕亮了。红米的标志，停了两秒，进去了。
桌面是一张照片。工地，夜里的，塔吊的灯很亮。几个戴安全帽的人站在楼下，很小。
相册里有十七个视频，三十多张照片。
最新的视频，日期是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七日，晚上九点四十一分。时长四分十二秒。
我点了播放。
画面在动。手机应该是在口袋里，或者被人攥在手里，角度很低，看得见地面、钢筋、一只鞋。那只鞋是解放鞋，鞋帮上全是水泥灰。
声音很杂。风声，远处的车，还有人在说话，听不清。
我把声音开到最大。听见有人在笑。笑得很短，一声。
大概四十秒的时候，画面抬起来了。
我看见两个人。一个穿西装外套、没戴安全帽，四十多岁，背着手。另一个穿工装，个子高，正往后退。
没戴安全帽的那个说了句什么，抬了抬手。
高个子往后退，退到边上，再退一步，画面就往下掉。
掉的时候有声音。不是喊，是那种很短的一声，像被人掐住了。
然后是风声。画面朝天，黑的，有塔吊的灯，一闪一闪。
视频到这里，还有两分多钟。后面全是黑的，只有声音。有人在说话，走远了。
我又看了第二遍。
第二遍我注意到，视频开头有十几秒，镜头对着一面墙。墙上有安全标语，红底白字，写着“安全生产，警钟长鸣”，字被雨淋得发白。
然后镜头转过去，转到楼梯口。楼梯是铁的，焊的，人踩上去会响。
我听见脚步声。两个人的。一个是皮鞋，一个是胶鞋。
我把视频倒回去，一帧一帧看。
穿西装的那个，脸看不太清，但左手手腕上有一块表，金属的，很亮。
高个子的安全帽上写着两个字：建国。
我把视频关了。手在抖。
我又把它打开，拖到那一秒。
高个子退到边上，一只手扶着栏杆，另一只手往前推了一下，像是在挡。
他没挡住。
那只手抓了个空。
我给那个号发消息：这手机里是什么。
他没回。
我又发：张建国是怎么死的。
还是没回。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屏幕朝下。
我想退钱。五万，我一分没动，可以退。
我打开转账，找到那笔钱，点了退款。系统提示：对方账户已注销。
我又点了一次。还是一样。
十点半，桌上的手机响了。
屏幕朝上，来电显示是一串数字：138xxxx0617。
0617。六月十七。
我没接。它响了四十秒，停了。
过了一分钟，又响。
我还是没接。
第三遍的时候，我接了。
那头风声很大。跟视频里的风声一样。
“你看了。”他说。
声音很轻，像隔着一层东西。
“我没看。”我说。
“你看了。”
他停了一下。
“看了就别退了。退不掉的。”
“你是谁。”
“张建国。”
我坐在床边，没动。
“手机你烧不掉的。”他说，“你试。”
我挂了电话，拿上手机下楼。楼下有个铁桶，收废品的放在那儿的。
下楼的时候老刘还没睡，在单元门口抽烟。铁桶是他的，常年放在那儿，里头烧过纸箱，烧过旧衣服。
他问我烧什么。
我说烧个旧手机。
他说手机不能烧，电池会炸。
我说我知道。
他说你知道你还烧。
我说人家给钱。
他把烟掐了，说，那你离远点。
我把报纸塞进去，倒了半瓶酒精，点了火。
火起来了。我把手机扔进去。
火苗往上蹿了一下，然后灭了。
不是慢慢灭的，是一下就没。桶里冒着白烟，一点火星都没有。
第一次灭了之后，我在那儿站了一会儿。桶里还有烟，往上走，不散，像有人在底下吹气。
我又点了第二次。报纸烧起来，这回我把酒精倒在报纸上，火苗蹿得高，我把手机放上去。火绕着手机烧了一圈，手机是凉的。
第三次，我把酒精全倒了。火蹿得半人高，邻居从窗户探头出来骂。我把手机扔进去，站在那儿看着。
火灭了。手机还在，屏幕亮着，显示一行字：
“别烧。烧了，就没人知道他是怎么死的了。”
我蹲在桶边上，看着那行字，看了大概一分多钟。
然后我把手机从桶里拿出来。
它是凉的。一点温度都没有。
那天夜里，手机亮了一下。
我醒了。桌上是那部红米，屏幕朝上，亮着。
一条短信，没有署名，号码是 0617。
“别烧。给他们看一眼。”
我看了一会儿，把手机翻过去，屏幕朝下。
它又亮了一下，光从缝里透出来。
第二天我去查张建国。
我用的办法很笨。我先在网上搜他的名字加“工地”，搜出来一条本地新闻，二〇二三年六月十八号的。
标题是：《城西一工地发生坠亡事故，系工人夜间巡查时不慎失足》。
正文很短：六月十七日晚，某建筑工地一名张姓工人从十二层坠落，经抢救无效死亡。经初步调查，系夜间巡查时不慎失足，事故原因正在进一步调查中。
下面有一句：涉事工地已停工整顿。
没有后续。没有处理结果。没有赔偿。
我不知道该查谁。我只记得视频里那个人，左手腕上一块表。
我开始搜那个工地。搜开发商，搜施工队，搜那年城西所有在建的安置房项目。
孙德利的名字是在一个招标公告里搜到的。二〇二二年，城西一个安置房项目，施工单位那一栏写着“德利建筑劳务有限公司”，法人孙德利。
我搜了这家公司。二〇二三年七月，它被处罚过一次，原因是“未按规定为从业人员缴纳工伤保险”，罚款三万。
就这一条。以后再没有。
我又搜“城西 工地 坠亡 瞒报”，出来一堆别的新闻。我把本地几个论坛翻了半夜，翻到一个帖子，二〇二三年七月发的，标题是《城西那个坠楼的，我听说不是意外》，帖子只有三行字，底下一个回复：“别说了，人家家属都签了。”
发帖的号，三个月后注销了。
第三天，我去了那个工地。
工地还在，换了个围挡，上头的开发商名字换了。门口保安不让进，我说我找张建国的家属。
保安四十来岁，姓李。他听我说完，把电视关了。
“张建国我知道。”他说，“我来得晚，来的时候人已经没了。但工地上都传。”
“传什么。”
“传那天晚上，是孙德利叫他上去的。”他压低声音，“十二层，晚上九点多，叫他去查钢筋。那种活白天干，哪有晚上叫人上去查钢筋的。”
“后来呢。”
“后来就掉下来了。”他说，“第二天停工，来了几个人，把十二层的东西全清了。监控硬盘也换了。”
他看了我一眼。
“你是记者？”
我说不是。
他说那你找他家属干什么。
我说他欠我钱。
他给我指了个地方：城西菜市场，卖鱼的那家，姓张。
菜市场在城西老街，早上五点开。我去的时候是上午十点，人不多了。卖鱼的有三家，我找姓张的，最里头那家。
摊主四十五岁上下，剃平头，穿着防水的围裙，手上有冻疮。
“张建军？”
“我。”
“你哥是张建国？”
他把刀停了一下。
“你是谁。”
“跑腿的。”我说，“有人托我来看看他。”
他摊子上摆着三条草鱼，还在盆里游。他一边说话一边刮鱼鳞，刮得用力，鱼鳞飞到我裤腿上。
“我哥那人老实。”他说，“老实到傻。工地上让他加班，他从不说不。有一回过年，人家都回家了，他一个人在工地看场子，看了七天。”
“图什么。”
“图钱。”他说，“他闺女要结婚，他答应给十万彩礼。”
我心里动了一下。
“他闺女。”
“在南方，嫁了个开厂的。”他说，“我哥死的时候，她没回来。”
“她叫什么。”
“张小雨。”
“你有她电话吗。”
“没有。”他说，“她换了号。我嫂子有，我嫂子不说。”
他把刮好的鱼扔进盆里，水花溅起来。
“我哥这人，一辈子就想着两件事。”他说，“一件事是把老娘送走，一件事是把闺女嫁出去。”
他停了一下。
“老娘还没送走，闺女也没嫁。”
“闺女怎么没回来。”
“她不知道。”他说，“我们没告诉她。”
他把手里的刀放下了。
“你到底是谁派来的。”
“一个没有头像的号。”我盯着他，“他给了我五万。”
他把围裙解下来，往案板上一扔。
“你跟我出来。”
我们站在菜市场后门的巷子里。他点了根烟，抽了两口。
“手机呢。”
“在我这儿。”
“烧了没有。”
“烧不掉。”
他抬头看我。
“什么叫烧不掉。”
“点了三次，点不着。”我说，“它还亮了一下，说别烧。”
他把烟扔在地上，用脚碾了。
“你开机了。”
“开了。”
他闭了一下眼睛。
“我跟你说过别开机。”
“你没说。”我说，“你只说了别开机，你没说过为什么。”
他不说话了。
“视频里那个人是谁。”我问。
“我不知道。”
“你哥从十二楼掉下去，你不知道是谁推的。”
“我说了我不知道。”
“手机是你放到碑底下的。”
他猛地抬头。
“你怎么知道。”
“石缝里的手机上有泥，是新的。”我说，“碑前的菊花是真的，还没干。你每个礼拜都去。”
他站在那儿，手在抖。
“我哥死的时候，我在外地。”他说，“我回来，人已经烧了。他们说是意外，赔了三十万，让我签字。我不签，他们就找我嫂子。我嫂子签了。”
“三十万。”
“三十万。”他说，“一条命，三十万。”
“你哥一个月挣多少。”
“一万二。”
“一年。”
“十四万。”
他不说话了。风从巷子口灌进来，吹得塑料袋在地上跑。
“那个穿西装的。”我说，“左手有块表。”
他抬头看我，眼睛里有点东西亮了。
“你看见表了。”
“看见了。”
“金属的，很亮。”
“对。”
“那是孙德利。”他说，“包工头。我哥给他干了六年。”
“人呢。”
“还在干。”他说，“换了个工地，还在干。”
“你没报警。”
“报了。”他说，“我报了。警察来问了两回。我说我哥不是意外。他们问我有什么证据。我说没有。”
他抬头看我。
“现在有了。”
我把手机掏出来，放在他面前。
他伸手要拿，我按住了。
“你为什么给我五万，让我烧了它。”
他把手收回去。
“因为我不敢留。”他说，“放在家里，我怕。放在我哥坟前，我每个礼拜去看看，踏实。”
“那为什么烧。”
“因为孙德利找到我了。”他说，“上个月，他给我打电话。”
“他怎么有你电话。”
“我哥的电话本在他手里。”他说，“我哥死了，他的东西都留在工地。手机、工具、一个本子。孙德利收着。”
“他怎么说。”
“他说，你哥的事过去了，你别再翻。”张建军说，“他说他愿意再加二十万，让我把东西处理掉。”
“你收了。”
“我没收。”他说，“我说东西没了。”
“他想看。”
“他想看。”他说，“我就想，烧了最干净，一了百了。我哥已经死了三年，我不想再折腾。”
“那五万。”
“我卖鱼攒的。”他说，“我不想白拿你的。”
我看着他。
“你想让我烧，是因为你怕。”
“我怕。”他说，“我哥死了，我嫂子拿了三十万，改嫁了。我还有个老娘，八十二，不知道我哥死了，我们跟她说他在外地干活。”
“你要瞒到什么时候。”
“瞒到她死。”他说，“她要是知道了，也活不成。”
风又灌进来。他的围裙上还沾着鱼鳞，亮亮的。
“手机我不烧了。”我说。
他抬起头。
“你要干什么。”
“我要把它交出去。”
“你交出去，我怎么办。”他的声音大了，“我收过孙德利的钱！我收过！他给我打过三万，让我别闹！”
“三万。”
“三万。”他说，“他给我打了三万，让我别闹。钱是二〇二三年八月打的，从我哥的卡上转的。”
“我哥的卡。”
“我哥死后，卡在我嫂子手里。”他说，“她给了我三万，说这是你哥留下的。”
“孙德利给的钱，怎么成了你哥留下的。”
“我不知道。”他说，“那时候我什么都不知道。我拿那三万给我哥办了后事，买了碑，交了寄存费。”
他抬起头。
“后来我才想明白，那三万是封口的。”
“那你也是共犯。”
他靠在墙上，慢慢蹲下去。
“我知道。”他说，“我知道我是。”
十一月七号夜里，我把视频拷了三份。一份存在我自己的云盘，一份拷到U盘，一份留在手机里。
拷的时候我发现，视频的最后两分钟，有一句话。
是被压住的声音，很轻，在风声里。
“德利……你说过给我买保险的……”
我把音量开到最大，听了很多遍。
那句话下面，还有一句，更轻。
“我闺女……下个月结婚……”
我坐在那儿，很久没动。
十一月八号，我一夜没睡。
我坐在桌前，把那个视频又看了三遍。看到那个高个子往后退的时候，我把屏幕扣下去，抽了半根烟，再翻过来接着看。
我知道我要是把东西交出去，这五万就没了。可能还得出庭，还得罪人。
我也知道我要是不交，那部手机我就永远烧不掉。它在我兜里，每天晚上亮一下，我睡觉都得侧着身。
凌晨四点，我给我姐发了条消息：妈那边你先垫着，我这个月还不上。
她没回。她那个点应该睡了。
十一月九号下午，我去了派出所。
值班室里有暖气，很热。墙上贴着一张表，写着值班安排。一个年轻警察坐在电脑前录东西，二十多岁，头发很短。
我把U盘放在桌上，说了事情的经过。
他听了一半，站起来，出去了。
回来的时候后头跟着一个人，四十来岁，穿便服，手里拿着个本子。他姓徐，叫徐志国，坐下的时候把本子摊开，压在桌上。
他把U盘插上电脑，看了视频。
看完，他把电脑合上。
“这个视频，你从哪儿拿的。”
“一部手机里。”
“手机呢。”
“在我这儿。”
“你怎么拿到的。”
“有人让我烧了它。”
他盯着我看了几秒。
“你把事情从头说一遍。”
我说了一个半钟头。
从五万块，到公墓，到石缝，到开机，到烧不着，到菜市场。
徐志国一直在记。记完，他抬起头。
“你知道这个案子为什么三年没结吗。”
“不知道。”
“因为没有人证。”他说，“工地那天晚上十二层只有两个人。一个掉下去了，一个没掉。监控那天坏了。孙德利第二天就换了个工地。我们找过他三回，他每次都说，人掉下去的时候他在楼下。”
“视频里他在楼上。”
“视频里他在楼上。”徐志国说，“但你得证明视频没被剪过。”
“手机是原机。”我说，“我没动过。”
“那就好。”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
“张建军收钱的事，你知道吗。”
“知道。”
“他跟你说了。”
“说了。”
徐志国没再问。他让我把手机留下，做了封存。
出门的时候，天在下雨。
十二月，孙德利被抓了。抓的时候他在另一个工地，正在跟人喝酒。
同一个月，张建军被叫去问话。他去了，自己走进去的，没让人带。
第二年三月，案子结了。
开庭那天我去了。坐在最后一排。
孙德利穿了件蓝马甲，头发白了，比照片上老。法官问他，二〇二三年六月十七日晚上，你在哪里。
他说在楼下。
法官把视频放了一遍。
他看着屏幕，没说话。
法官又问了一遍。
他说，我记错了。
张建军坐在旁边，一直低着头。法官问他收钱的事，他说，我收了，我认。
旁听席上有个人哭了。是张建国的嫂子，坐在第三排，戴着口罩。
判决下来：孙德利十二年，故意杀人。张建军两年，缓刑三年，包庇罪。
民事赔偿判了八十六万。
我出来的时候，天在下雨。
判下来那天，张建军给我打了个电话。
“我娘上个月走了。”他说。
“知道。”
“她走之前问我，你哥怎么不回来。”
“你怎么说的。”
“我说他在外面忙。”
他在电话那头没说话。
过了一会儿，他说：“我娘走的时候，手里攥着个红包，是给我哥的。她让我捎过去。”
“你捎了吗。”
“我烧了。”他说，“烧给我哥了。”
“你哥收到了吗。”
他没答。
“我哥的手机，能不能给我。”
“已经封存了。”
“我知道。”他说，“我就是想，能不能给我看看。”
“不能。”
他哦了一声，挂了。
判决之后，张建军给过我一个地址。
“我闺女的。”他说，“南方，一个工业区边上，她男人开的厂。”
我把视频拷了一份，装在一个U盘里，用快递寄过去。没留名字。
包裹里塞了张纸条，我写的：你爸最后说的话，你听听。他说你下个月结婚。他不知道你结没结。
二十天后，一个陌生号加我微信，备注写着：张小雨。
我通过了。
她发了三个字：收到了。
我没回。
过了两天，她又发一条：我爸的碑在哪儿。
我把地址发过去。
她回了一个字：谢。
四月，我去了一趟城西公墓。
第七排，张建国的碑还在。碑前的菊花换了新的，还有一包烟，拆开的，少了两根。
旁边那块碑是个老太太的，碑前放着一小盆塑料花，红的。再过去一块，是个年轻人，碑上贴着一张照片，照片被雨淋得发白。
碑林一排一排往东去，看不到头。风从墓地里穿过去，纸灰在地上打转，转两圈，贴在碑上，又落下来。
我蹲在张建国的碑前，把兜里那部手机放在碑座上。
是我买的。红米的，新的，一百九十九。
我在手机上贴了张纸条，写了四个字：给你换个新的。
刚放下，后头有脚步声。
我站起来，回头看。
是个女的，三十来岁，穿黑外套，手里拎着一袋纸钱。
她看见我，站住了。
“你是陈东？”
我愣了一下。
“你怎么知道。”
“我猜的。”她说，“除了你，没人会来。”
她走过来，把纸钱放在碑前，蹲下去，一张一张往火里放。
“视频我看了七遍。”她说，“第七遍才听清他最后说的话。”
“他说什么了。”
“他说我下个月结婚。”她说，“他不知道我那年十月就结了。”
火起来了。她没哭。
“我嫂子跟我说，我爸是意外。”她说，“我信了三年。”
“你嫂子还说过什么。”
“她说我爸走的时候不痛苦。”她说，“她说从十二楼下来，人一下子就没了。”
她往火里又放了一张。
“我后来问过医生。”她说，“医生说，不一定。”
我没接话。
“我叫张小雨。”她说。
“我知道。”
她抬头看我。
“我弟跟我说了。”她说，“你为了这个事，把五万退了。”
“没退成。”我说，“他账号注销了。”
她笑了一下，很轻。
她从兜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碑座上，压在那部手机旁边。
“这里头是五万。”她说，“我弟把鱼摊盘了，凑的。”
“这太多了。”
“他说你要是不收，他就一直送。”
“线上那五万，我退不回去。”
“那笔他不要了。”她说，“他让我一起给你。”
我想了想，把信封收了。
“不多。”她说，“我爸一条命，才三十万。”
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灰。
“谢谢。”
我说不用。
“你不该谢我。”我说，“我要是不开机，这手机早烧了。”
“那你为什么开。”
我想了想。
“因为它们都说别开。”
她看着我，点了点头。
“我走了。”她说，“我下午的火车。”
她拎起空了的袋子，走出第七排，拐上那条道，一直走到看不见。
我站在那儿，看着她的背影没了，才蹲下去，把信封收进包里。
火还在烧。
我把碑座上那部新手机拿起来，放进火盆里。
手机在火里，屏亮了一下，黑了。
火烧了大概十分钟。塑料壳的味道很冲，黑烟往上走，被风吹散。
我蹲在旁边，等火灭。
风把灰吹起来，往东走。
我把那包烟留在碑前，抽出一根，点上，放在碑座上。
烟烧到一半，灭了。
出公墓大门的时候，我又碰见那个卖纸钱的老太太。她还坐在那儿，摊子上的塑料花被风吹倒了两枝。
她问我，看完了。
我说看完了。
她说，烧点纸吧。
我说烧了。
她说，烧什么。
我说，烧了个手机。
她愣了一下，笑了，说，现在人都兴这个了。
我也笑了一下。
坐公交回城的时候，风从领口灌进去。包里揣着五万块现金，沉。
我想起那天公交车上那个老太太给我的橘子。她说，朋友好，朋友还记得。
我不是他朋友。
可我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