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衡到湖州第一天，吴押司笑着递上来一个锦盒。
“通判远道辛苦，这是湖州衙门的惯例，一点见面礼，不成敬意。”他声音不大，但刚好能让厅里所有吏员都听见。
章衡没接，看了一眼那个锦盒，又看了一眼吴押司，说了一句话：“打开。”
吴押司的笑容僵了一下，把锦盒打开。里面是一对玉如意，成色极好，一看就值不少银子。
“湖州衙门一年的公使钱，多少？”章衡问。
“回通判，一千二百贯。”
“一千二百贯的公使钱，你拿多少出来买这对玉如意？”
吴押司的金牙露了出来，但没笑：“通判说笑了，这是底下人凑的，不动的公账。”
章衡把锦盒合上，推回吴押司怀里：“退回去，谁凑的，退给谁。然后你把兵部名册和粮仓账册搬到厅里来，我要看。”
吴押司愣在原地，锦盒抱在怀里，进退不得，弯着腰退下去。转身的时候，嘴角那一下没压住——极轻，极短，但章衡看见了。那是一种“又来了一个装样子的”的轻蔑。
吴押司没有就此打住，他走到厅门口，故意放慢脚步，对旁边一个年轻吏员说了一句，声音不大，但刚好能让章衡听见：“通判清廉，咱们以后可得小心伺候。”
这话表面是夸，实际是在给章衡树敌。厅里几个吏员互相看了一眼，没人说话，但气氛变了。
章衡听出来了，但没有解释，也没有叫住吴押司。他只是在当天晚上做了一件事：把通判厅所有吏员的俸禄单子调出来看了一遍。
他要弄清楚，这些人一个月到底拿多少钱。以及，吴押司嘴里那个“惯例”，底下的人到底是怎么活的。
第二天下午，章衡在通判厅翻开了第一本账册，翻到第三页，他的手指停住了，抬头问吴押司：“名册上十万人，但我刚才把各营报上来的点卯册子加了一遍，实际领饷的人头，只有七万出头，另外三万个名字，吃的是哪家的？”
吴押司的额头上开始冒汗，汗珠子从发际线往下淌，淌到眉毛那儿挂住了，他也不敢擦。
“回、回通判，这些名册都是底下报上来的……”
“那你把底下报上来的原始册子拿来，我要看。”
吴押司站着没动，喉结上下滚了两回，金牙咬着下嘴唇，咬出了一道白印子。
章衡看着他，看了三息，然后站起来，把名册往怀里一揣：“你不用拿了，我自己去问。”
他出了衙门，没有仪仗，没有轿子，带了两个随从直接进了军营。
营里的军官手忙脚乱地集合队伍，稀稀拉拉站了一片，好多人连甲都没穿全，有的光着脚，有的帽子歪着。章衡让人拿名册来，一个一个点，点到第三十七个名字，有人拔刀了。
一个满脸横肉的都头从队列里冲出来，刀还没完全出鞘，章衡身后的两个随从已经动了——一个架住周虎的胳膊，一个夺了刀。章衡自己站在原地没动，连眼皮都没抬，低头翻了一页名册，念出了周虎的名字、手下管多少人、实际来了多少个。
“周虎，名册上写你是都头，手下管五十个人，但我刚才点卯，你手下只来了十七个。剩下三十三个，人在哪儿？”
周虎被随从架着胳膊，脑门上全是汗，脸白了，白得像刚刮过腻子的墙。
“你这个都头，是花钱买的吧，”章衡把名册合上，“花了多少？”
周虎不吭声。章衡也不追问，转过身，对着营里那七万个真人说了一句话：“从今天起，点卯按手印。人在，饷银发；人不在，饷银不发。谁再敢拿死人的名字来领钱，我就把他的名字从名册上划掉，然后让他自己来跟我解释，为什么他还活着，饷银却没了。”
没有人站出来，但队列里有些人的肩膀松了下来，那是一直被克扣军饷的真兵，听懂了这话是在替他们撑腰。
章衡转身走了，走出营门的时候，后面有脚步声追上来，是个四十来岁的老兵，脸上有一道旧疤，穿着不合身的甲，跑到章衡面前，扑通一声跪下了。
“大人，我娘让我给您磕个头。”老兵说完，额头往地上一碰，碰得很响，碰完站起来，转身跑回营里，没再多说一个字。
章衡站在营门口，看了那个老兵的背影一会儿，什么也没说，走了。
当天晚上，吴押司没有回家。第二天一早，有人在通判厅门口看见他跪着，怀里抱着一摞账册，脸上青一块紫一块。章衡从他身边走过去，低头看了一眼：“账留下，人回去，把周虎叫来。”
周虎被叫来的时候，已经换了一副嘴脸。昨天拔刀的横肉都头，今天跪在地上磕头如捣蒜，脑门上那个包还没消，红红肿肿地鼓着。章衡没让他起来，也没让他跪着，指了指旁边的凳子：“坐。”
周虎不敢坐。
“坐。”章衡又说了一遍，声音不高，但周虎的屁股已经挨上凳子了，还是半个屁股，随时准备再站起来。
章衡从桌上拿起一摞纸，扔在他面前：“这是湖州驻军三年的粮饷拨付记录，你所在的营，每年报领的饷银比实发多出三成。三成，一年就是两千多两银子。这钱进了谁的口袋，你给我写清楚，写不清楚，我送你到提刑司。”
周虎的脸从白变青，从青变灰，跪下来把额头贴在地上：“通判，我说。”
“写。”
周虎写了一个上午，写错了一个字，拿指头沾着唾沫去擦，把纸擦出一个洞，抬头看章衡的脸色。章衡头都没抬：“换张纸，重写。”
写到第三遍，周虎写完了。章衡拿过来看了一遍，又让吴押司过来对质，两个人对着账册一笔一笔地核。核到下午，章衡把笔往桌上一拍：“四十三个军官，三年，吃了八千多两银子的空饷。”
他站起来，把那张供词折好揣进怀里，对着门外喊了一声：“来人。把供词上这四十三个人的名字，一个一个给我叫来。叫来一个，问一个；问清楚一个，放一个；问不清楚的，接着关。”
他又看了一眼吴押司：“这四十三个人的名单，你抄一份，贴在通判厅门口。底下加一行字——‘以上人等，限三日内到通判厅自首。逾期不至者，革职查办，家产充公。’”
三天后，四十三个名字里，有三十一个自己来了。剩下十二个没来的，章衡派人去家里找，找到之后直接革职，家产充公。其中一个不服，跑到提刑司告状，说章衡“滥用职权”。章衡把周虎的供词和粮饷账册往提刑司一送，那个军官当天就被押了回去。
湖州驻军的空饷，从此再也没人敢吃。
空饷案结案的当天晚上，吴押司被人从家里叫走，第二天他没有来衙门，第三天也没有来。章衡没有问，衙门里也没有人敢提。
第四天一早，章衡的书桌上多了一封信，信上只有四个字：
“到此为止。”
第一章 那篇策论，写的是“别偏”
章衡把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然后折好，收进袖子里，继续看他的水文记录。
他没有查这封信是谁送的，查了也没用，送信的人只是跑腿的。他要找的是那个让吴押司“别再回来”的人，而那个人，迟早会自己找上门来。
他放下信，想起了很多年前殿试那天的情景。
那天他坐在崇政殿的廊下，面前一张矮案，砚台里的墨刚研好。他用手掌把纸抹平，指腹在纸面上来回蹭了两遍，才把笔拿起来。周围的考生都在埋头写，笔尖沙沙响，像蚕啃桑叶。章衡没有急着动笔，他把考题看了三遍，然后把笔搁回砚台上，两只手交叉着搁在案上，盯着面前的纸发了半天呆。
巡铺的宦官从廊下走过，脚步很轻，经过章衡身边时停了一下，看了他一眼，见他只是发呆，没作弊，便又走了，章衡也没理他。
他在想小时候的事，有一回翻父亲的账册，发现某州报上来的粮价比去年高了四成，但那个州没遭灾。他跑去问父亲，父亲坐在书房的暗处，半天没说话，最后把账册合上：“因为报账的人知道，没有人会去查。”
章衡当时没说话，但记住了。
他拿起笔，开篇写“运启元圣，天临兆民”，把皇帝捧了一句，然后笔锋一转，开始拆台。
他写：自古危亡之衅，非出于巨恶，根于一意之偏执。
尚峻法的人，用苛政捆百姓；崇宽仁的人，松弛法度放纵乱象；管钱的人，竭泽而渔充盈国库；讲道学的人，轻视实务空谈道义。四类人各执一端，中正之道就被埋了。
然后他写了一句让读卷官停住笔的话：
“万物无纯利，百法无全善。 ”
治国不是选边站，是看哪一端偏了，就往回掰一点。就像老农施肥，猛肥能救急，但用久了烧地；缓肥养地，但救不了荒。两者不能只用一样。
仁宗皇帝读完，嘴上说“此祖宗之事，朕何足以当之”，手里已经把名字圈了第一。
放榜之后，章衡穿着状元服跨马游街。他骑在马上，腰板挺得笔直，但手不知道往哪儿放，一会儿扶着马鞍，一会儿扯一下缰绳。同榜的进士们挤在街边看，有人指着他议论：“就是这个福建人，把苏轼都压了一头。”
苏轼站在人群里，仰头看着马上的章衡。章衡比他大十来岁，骑着马走在一群白面书生中间，看着有点不一样。街边有个卖纸画的小贩正把摊子往路边挪，嘴里念叨着“新科状元的像，十文一张”，苏轼听见了，忽然笑了。
“这人看着就像个查账的。”
旁边曾巩没听懂：“什么？”
“没什么。”苏轼摆了摆手，“我就是觉得，他策论里写的那些东西，他真干得出来。”
章衡中了状元，同榜有苏轼、曾巩、程颢、张载。他的族叔章惇也中了进士，但名次在章衡之下。
章惇比他小十岁，却是他的族叔。小时候一起在族学里念书，章惇总跟人强调“我是他叔”，章衡就回一句“你先把《论语》背全了再说”。两个人从小到大，没少较劲，这次放榜，章惇看到名次，脸色铁青，拒不受敕，把朝廷发下来的敕诰往地上一扔，回家复读去了。
那天晚上章惇来找章衡，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份被他扔了又捡回来的敕诰：“你那篇策论，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会算账吗？”
章衡正在收拾行李，头也没抬：“不是会算账，是知道账算错了会死人。”
章惇愣了一下，把敕诰往地上一扔，转身走了。
章惇走之后，章衡把那卷被扔在地上的敕诰捡起来，想还给他，却发现敕诰背面写了一行小字，字写得急，笔画都飞起来了，一看就是随手写的。他看了那行字的内容，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把敕诰折好，收进了自己的箱子里。
他没有告诉任何人那行字写的是什么。
两年后，章惇重新参加科举，考中了一甲第五名，虽然还是没赶上章衡的状元，但总算给自己争回了一口气。
第二章 章公堤：泥里站出来的堤，和铜兽的眼睛
章衡到湖州第一年，发现太湖涨水，农田被淹，百姓颗粒无收。他调了湖州十年的水文记录，又沿着太湖走了整整一个月，鞋走烂了两双。他不走官道，专走河边的小路，遇到老农就蹲下来问：哪年水最大，水淹到哪儿，哪段堤先决口。问完了，他把听到的记在本子上，回头跟水文记录对，对不上的地方，他再去问一遍。
最后他定了一个规矩：以工代赈，灾民修堤，管饭，给工钱。
有人骂他疯了，灾民都快饿死了，还让他们干活？章衡没解释，带着人划定了堤线，每段堤由一个当地的老河工带队，谁修的堤，堤上刻谁的名字，将来决了口，就找谁。
堤修到一半，出了事。有一段地基全是烂泥，打不下去，几个老河工蹲在泥里抽旱烟，说没法修，得绕道。
章衡到了，脱了鞋，自己踩进烂泥里，泥没到小腿肚，蹲下去用手捻了捻泥，又闻了闻，站起来说了一句话：“绕道？绕了道，水就从另一边淹过来，不绕。”
他让人在烂泥里打下一排排松木桩，桩子打进去两丈深，再填上石块，最后夯土。这一段修得最慢，也最结实，后来洪水来的时候，别处都渗水，就这一段干干净净。
堤成那天，章衡没有搞庆典，他做了一件所有人都没想到的事：用自己的俸禄铸了三尊铜兽，安在堤上。
铜兽不是摆着看的，章衡把它们设计成了水位标志，水淹到铜兽的脚，是警戒；淹到腰，要上堤巡查；淹到脖子，全城撤。老百姓看不懂水尺，但看得懂铜兽，哪天河神“摸”到了铜兽的脖子，不用官差敲锣，自己就知道该跑了。
第二年夏天，洪水来了。
水涨到铜兽的腰，没有停；涨到脖子，没有停。全城的百姓都上了堤，男人扛沙袋，女人送饭，老人跪在堤上烧香。章衡站在堤上，三天三夜没下堤，穿着一件短褐，裤腿卷到膝盖，脚上全是泥，嗓子喊哑了，就用哨子，哨子吹不动了，就用手比划。
水离堤顶只剩一尺的时候，停了。
堤没有决，一段都没有。
洪水退下去之后，老百姓围着那三尊铜兽看了很久，有人跪下来磕头，有人抱着铜兽哭。一个老汉跑到章衡面前：“大人，这堤叫什么名字？”
章衡正蹲在地上啃一张冷饼，腮帮子鼓着，嘴里含糊不清地说：“堤就是堤，要什么名字。 ”
老汉不依：“没名字，后人不知道是谁修的。”
章衡把饼咽下去，看了老汉一眼：“后人要知道是谁修的干什么？堤在，水不淹地，就行了。 ”
他没有再说下去，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走了。
老汉站在原地，看着章衡的背影，没再追问。
但老百姓自己把名字叫出来了，先是陈老汉在自家门口那块石头上刻了“章公堤”三个字，后来全村的人都学着刻，堤上堤下，到处都是这三个字。章衡看见了，让人去说：“别刻了，石头留着垒猪圈。”陈老汉不听，照刻。
章衡自己从来没有叫过这个名字，这个名字是老百姓给他的，不是他自己要的。
“章公堤，洪水见了把头低。”民谣就是这么来的。
第三章 城门上贴了一张纸
到了京城，章衡才发现盐铁判官的椅子不好坐。
三司的账册堆了三间屋子，灰有几寸厚，账册页脚被老鼠啃了，啃下来的碎纸在墙角积成一堆。他上任第一天翻完账册，发现了两个问题：第一，没有预算，各部门用钱，写个条子就来领，领多少、花在哪儿，事前没人知道；第二，征收没有定数，今天加一笔，明天摊一笔，老百姓不知道今年到底要交多少，只知道官差上门的时候口袋里剩多少就给多少。
他把这两个问题写成了一道奏疏，递给仁宗皇帝，奏疏里只有八个字：“簿正其数，先期下之。”
皇帝批了。
章衡开始推行：各州县每年年末编制下一年收支计划，一项一项报，报上来他核对，对不上的回去重报。有人嫌麻烦，说“以前没这么多事”，章衡回了一句：“以前没这么多事，是因为没人算过这笔账。”
然后他把征税的数额贴在城门上，他亲自盯着贴，贴歪了要重贴，字小了要重写。贴完之后他站在告示前，让一个不识字的兵丁过来念，兵丁念得磕磕巴巴，他说：“行，能听懂就行。”
贪官炸了锅，有人骂他“断人财路”，有人在朝堂上说他“书生不知大体”。章衡听见了没理，继续贴他的城门告示。
但真正让章衡停下来想了一想的，是三司衙门里一个姓孙的老吏。
那天章衡在衙门口核对账册，孙老吏走过来，没有阴阳怪气，也没有低眉顺眼。他站在章衡面前，说了一句话：“大人，您这规矩立得好。可您想过没有，底下这些小吏，一个月俸禄几文？您让他们多干这么多活，不给他们加钱，他们不贪，家里老小喝西北风去？”
章衡抬起头，看了孙老吏一会儿。
他没有当场反驳，发现自己没有算过这笔账。他一直在查贪官，但没有想过，有些小吏贪，是因为俸禄根本不够活。
章衡沉默了，旁边几个路过的吏员也停下来看，没人说话，但都在等章衡怎么接。
章衡把账册合上，问了一句：“三司书吏，一个月俸禄多少？”
孙老吏报了个数，章衡听完，没说话，走了。
他回去算了一笔账，第二天，他做了一件事：把各州县报上来的“公使钱”砍了一半，砍下来的钱转成了“书吏补贴”，按月发到每个小吏手里，数额不大，但够吃饭。
孙老吏拿到第一笔补贴的时候，没有说谢谢。他站在衙门口，看了那张补贴发放的单子很久，然后把单子折好，揣进怀里，给章衡鞠了一躬，转身走了。
补贴发下去之后，三司衙门的风气变了一点。没人再在账册上动手脚了，因为多贪一笔，就可能丢了这份新加的补贴。孙老吏后来主动帮章衡核账，核出三个县的虚报，一个都没漏。
有一个知州不信邪，虚报了一笔税，被章衡查出来。那个知州姓刘，在地方上干了十几年，关系网很深，被查之后托了好几个人来找章衡说情，章衡谁的面子都没给，直接把虚报的账册和城门告示的对比图摆到了朝堂上。
那天朝会，章衡把两份东西摊在皇帝面前，左边是刘知州报上来的税册，右边是城门上贴的告示，两相对照，刘知州报上去的数额比告示上多了四成。
“陛下，”章衡说，“这四成，百姓交了，但没进国库。进了谁的口袋，刘知州自己清楚。”
刘知州当场被革职。消息传出去之后，各州县的城门告示前，多了不少站在那儿一个字一个字看的百姓。有一个老汉看完告示，发现自家交的税比告示上多了两斗，当场跑到衙门去问，衙门的吏员支支吾吾说不清楚，老汉一状告到了章衡那里。章衡派人一查，那个县的县令多收了三百多户的税，全部退了回去。
从那以后，城门上的纸，没人敢不当回事。
但三司使的脸色也越来越难看。章衡的预算和公示制度一推下去，三司各部再想随便领钱就难了，以前写个条子就能支银子，现在得先报计划、再等核对、最后公示。三司使在背后跟人说了一句话：“这个章衡，是来砸饭碗的。”
弹劾的折子开始往皇帝案头飞，有说他“越权”的，有说他“扰民”的，有说他“不通人情”的。其中有一份折子，是章惇递的。
章惇那时候已经在朝里做了官，跟章衡政见不合，递折子说“章衡刚愎自用，不恤人情”。章衡看到那份折子，沉默了一会儿，把折子放在一边，没有反驳。
那天晚上，章衡把箱子里那份章惇当年扔在地上的敕诰翻了出来，敕诰背面那行小字还在，字还是那么难看。他看了很久，然后把敕诰重新折好，放回箱子里。
后来有人问章惇为什么弹劾自己的族侄，章惇说了一句：“我弹劾的是章衡，不是章子平。”
皇帝压了几道折子，但压不住，最后一道旨意下来：章衡出知汝州。
表面上是外放，实际上是把他从中央踢了出去。章衡接到调令那天，三司的吏员们没人来送，他自己把账册收好，锁进柜子里，钥匙交给副手：“这些账我还没查完，等我回来接着查。”
然后他做了一件事：把三司所有“挂空籍”的账目整理成一本册子，留在柜子里，又把册子的目录抄了一份，贴在了三司衙门的门口。目录上写着：某州某县，虚报多少，查实多少，待查多少。所有进三司办事的人都能看见。
那些心里有鬼的人，每天进进出出都要看见自己的名字挂在目录上。他们不能撕，撕了就是心虚。
章衡人走了，但他的账册还在三司的柜子里，目录还在门口贴着。
他走之后，城门上的告示没人撕，各州县的收支计划册子也没人收回去，这些东西留了下来，一直用到他回来。
几年后，章衡又被调回京城，继续做盐铁判官。他回来第一件事，是把各州县报上来的收支计划册子重新翻出来一本一本看，看到一半，发现有三个县报上来的数字对不上，让人去查，果然有虚报。
他把这三个县的县令叫到京城当面问话，其中一个姓赵的县令不服：“大人，这都是底下的人干的，下官不知情。”
章衡看了他一眼：“你不知情？那你这几年在干什么？”
赵县令不说话了。
章衡把三县的账册往他面前一摆：“这三个县，虚报的数额加起来是一万两千石粮食，够一个县吃半年。你回去把这一万两千石粮食的下落查清楚，查不清楚，你这个县令就别当了。”
赵县令回去查了一个月，查出来是县丞和主簿联手做的假账，两个人都被革职，赵县令自己也因为失察被降了一级。
这件事传出去之后，各州县再报收支计划的时候，没人敢随便填数字了。有一个老吏对章衡说：“大人，您这规矩立得太细了，底下的人要是全照着做，得累死。”
章衡看了他一眼：“累死比贪死好，底下的人累一点，百姓就少掏一点。这笔账，你算不过来？”
老吏不敢再说话，但章衡说完之后，停了一下，又补了一句：“不过补贴的事，我记着了。”
他让人把各州县报上来的收支计划和实际执行情况编成一本册子，每季度更新一次，送到三司存档。这本册子后来被其他衙门借去当模板，一直用了几十年，有人管它叫“章氏账册”，也有人叫它“明白册”。
他还在城门告示之外加了一样东西：每季度把各州县的实际征收数额和年初计划数额的对比贴在告示旁边，计划收多少、实际收了多少、差在哪儿，一目了然。有一个县的县令看到自己县里的对比之后，主动跑到衙门来补交了两百石粮食，说“看告示看的心慌，怕哪天被查出来”。
章衡听完，笑了一下。他很少笑，但那天他笑了一下：“知道心慌就好。”
第四章 四千二百顷地，养了三百只狐狸
章衡从汝州调到郑州那年，遇到了另一件事。
原武县有一片监牧地，四千二百顷，名义上养军马。章衡到任之后去走了一圈，马没几匹，狐狸兔子不少，地界上的界碑立得整整齐齐，每一块都刻着“监牧”二字。
他蹲下去看了看地里的土，用手捻了捻，站起来问随行的县尉：“这片地撂荒多少年了？”
县尉搓着手说：“回通判，小人到任的时候就已经是监牧地了，听说好几十年了。”
“几十年，”章衡拍了拍手上的土，“马呢？”
县尉答不上来。
章衡又走了一圈，看见离地界不远的地方有几间破草棚，一个老汉正蹲在门口编筐。他走过去问：“老人家，这片地种过东西吗？”
老汉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看了看他身后跟着的县尉，低下头继续编筐：“不敢种，这是官地，种了要挨板子的。”
“种了会怎样？”
“去年有人在边上偷偷开了两垄，种了点豆子，被巡地的看见了，把豆苗全拔了，还罚了钱。”
章衡没有再问，回到衙门，把监牧地的档案翻了一遍。档案上写得很清楚：这片地每年要交一定数量的马匹给兵部，但实际上已经二十年没有交过一匹马了。牧监的官职早就名存实亡，但地还在“监牧”名下，谁也不能动。
章衡没有写奏折等批复，第二天，他带着人扛着铁锹去了地界。
“通判，碑是朝廷立的，拆不得。”县尉跟在后面，声音发虚。
章衡没回头，自己撬了第一块碑，碑倒下去，他拍了拍手上的土：“朝廷立碑是为了养马，马没了，狐狸兔子倒养肥了，碑留着干什么？给狐狸当枕头？”
县尉不吭声了。
章衡蹲下来，把倒了的碑翻了个面，对着围过来的百姓说：“这片地，四千二百顷，从今天起，分给附近没有地的农户，每户五十亩。种什么自己定，粮食种出来，先交够朝廷的税，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人群里没人动，过了好一会儿，一个老汉从后面挤过来，就是刚才编筐的那个。他盯着章衡看了半天：“大人，真的？”
“真的，明天来衙门领契，带上户帖。”
第二天，衙门门口排了三百多人的队，章衡坐在厅里一个一个发契，发到太阳下山。有个老妇人领完契不走，站在厅门口抹眼泪，章衡问她怎么了，她说：“我家三代没地，今天头一回有地。”
章衡没接话，低头把她的契又看了一遍，确认没错，递给她：“收好，别丢了。”
三天后，四千二百顷地全部分完，当年秋天，多收了三万石粮食。
弹劾的折子到了汴京，说他“擅动官产”。章衡的回复很简单：地是朝廷的，粮食是百姓种的，谁觉得不对，来郑州看看，看看那四千二百顷地里长的是草还是粮。
弹劾的折子留中不发。但朝中有个姓王的御史不服气，在朝堂上当面质问章衡：“你一个通判，管管钱粮也就罢了，谁给你的胆子动朝廷的牧地？你眼里还有没有朝廷？”
章衡没有立刻反驳。他等王御史说完，等朝堂安静下来，才开口问了一句：“王御史，你知道那片地每年交多少匹马吗？”
王御史愣了一下。
“一匹都没有，二十年，一匹都没交过。地在那里荒着，百姓在旁边饿着。你问我有什么权力，我问你，荒着不种，就是朝廷的权力？”
王御史的嘴唇动了动，没发出声音。旁边有官员低头翻手里的笏板，假装什么都没听见。
章衡又说了一句：“你要是觉得我拆错了，咱俩现在就去郑州，你站在地头看看，看看那地里长的是草还是庄稼。如果有一亩地荒着，我跟你回来认罪。”
王御史没有接话，朝堂上没有人再提这件事。
章衡在郑州的三年里，章惇每年都让人往郑州送一趟福建的茶叶。不写信，不署名，就一包茶叶。章衡收到茶叶，也不回信，只是把茶叶收好，该干什么干什么。有人问章惇为什么送茶叶，章惇说：“我送的是茶，不是话。”
那年秋天，那个编筐的老汉背了一袋米到通判厅门口，说要送给章衡。章衡没收：“这是你种的，你留着，明年接着种。”
老汉站在门口，背着一袋米，站了很久。后来他把米背回去了，逢人就说：“新来的通判，让我们把地种上了。”
章衡离开郑州半年后，那块碑被人砸了。县尉查了几天，有人看见刘家一个仆从那天晚上在碑附近出现过。但没有实证，县尉也没法抓人。
他写信给章衡，说了碑被砸的事，信末提了一句“疑似刘氏族人所为”。
章衡的回信只有两个字：“知道了。”
县尉把碑重新立了起来，碑文和原来一样，还是那四个字：“有田可耕。”他没有刻任何关于刘氏的字，但在碑旁边立了一块小木牌，写了县衙的告示：“毁碑者，按律治罪。”
不点名，不挑衅，但意思到了。
后来再也没人砸过那块碑。
后来有个过路的书生看见了这块碑，问当地的老汉：“这碑是谁立的？”
老汉说：“一个让我们把地种上的人。”
书生又问：“那人叫什么？”
老汉想了半天：“姓章，叫什么不知道。反正他让我们把地种上了。”
第五章 滹沱河：赤脚站在烂泥里的知府
章衡后来被派到了真定府。滹沱河在这里年年泛滥，两岸的庄稼十年里有七年被淹，朝廷拨过几次款，修过几次堤，每次都口。
章衡到任之后没有急着动工，沿着河岸走了三天，鞋走烂了一双，然后蹲在河边，用手捻了捻河底的泥沙，站起来说了一句话：“以前的堤都修错了，治水不是堵，是导。”
他提出一个方案：束水攻沙。不跟洪水硬碰硬，把河道收窄，让水流加快，用水自己的力气把泥沙冲走，同时在堤上设溢流口，洪水太大的时候从溢流口泄出去，保住主堤。
方案提出来，没人信。老河工说：“河窄了，水不是更猛了吗？堤撑不住。”
章衡没跟他们吵，让人在堤内侧加筑了一道防冲棱体，又选了一段旧堤做试验，试验了三个月，那段河道果然刷深了。
动工那天，章衡脱了鞋，赤脚踩进烂泥里，跟民夫一起搬石头。一个知府，光着脚在泥里泡了一整天，民夫们看着他，没人再抱怨了。
工程进行到一半，钱不够了。章衡做了一件事：把自己的俸银三百两拿出来，填进了工程款里。
堤修成了，二十多丈，石砌的，底下打了一丈深的黏土夯基。当年夏天，滹沱河发了三次大水，三次洪峰，堤一段都没决。水退之后，百姓挑着清明的新笋路过堤坝，总要往石墙上洒一杯黄酒。
章衡站在堤上，看着那些洒酒的人，什么也没说，把剩下的钱算了一遍，发现还够再修一座小水闸，他又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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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百步之外的靶心
1070年，辽国点名要章衡出使。
辽人听说宋朝派了一个文状元来，心里看不起。设宴的时候，辽道宗耶律洪基指着百步外的靶心，笑着对章衡说：“听闻南朝士子只会挥毫，不知能否挽此强弓？”
席间的契丹贵族都笑了。
章衡放下酒杯，看了一眼那把铁胎弓，没有推辞，也没有客套，站起来接过弓，试了试拉力，一石五斗，寻常武将都未必拉得开。他深吸一口气，左手托弓，右手拉弦，第一箭出去，钉在靶心红圈，第二箭、第三箭，一箭接一箭，没有一支偏出靶心。
帐中的笑声停了，契丹武士们面面相觑。辽道宗脸上的笑容变得勉强起来，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句：“南朝状元，果然文武兼备。”
章衡把弓还给辽兵，回到座位上，端起酒杯喝了一口。
但事情没完，席间有个契丹贵族站起来，举着酒杯说：“状元箭射得好，不知道酒量如何？我们契丹人喝酒，不用小杯，用碗。”
章衡看了看他面前那只粗陶碗，没有推辞，让人把碗倒满，端起来一口喝完。那个贵族愣了一下，也倒了一碗喝了，章衡又倒了一碗又喝了，喝了三碗之后，那个贵族坐下了。
章衡这次来不只是为了射箭和喝酒。他在辽国境内走了一圈，把沿途的山川走向、关隘分布、粮草囤积的位置全记在脑子里，每到一处就找当地的汉人商贩聊天，问他们这条路平时走多少车、冬天什么时候封路、附近驻了多少兵。有一次他在边境上画图，被辽兵的巡逻队撞见了，辽兵问他干什么的，他把使节凭证一亮：“宋朝使臣，看看你们的路修得怎么样。”辽兵不敢拦，放他走了。
回来之后，他连夜画了一张《燕云山川图》，上书神宗皇帝，说了一句话：“辽境无备，因此时可复山后八州。”
奏折被留中了，朝中重臣认为边境初宁，不宜轻动，章衡的建议被束之高阁。
朝堂上有人私下议论，说章衡“一个文官，画什么地图，多什么事”。这话传到他耳朵里，他没反驳，只说了一句：“等辽军打过来的时候，这张图能救几万人。你们现在觉得我多事，到时候别来找我借。”
没有人来找他借，但那张图留了下来。后来的人翻开那张图，能看到每一处关隘旁边都用蝇头小楷写着注释：此处可伏兵，此处可屯粮，此处水浅可涉。
南宋的时候，有个将领翻出了这张图，在边上批了四个字。那四个字，章衡没有看到。
“惜哉，未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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尾声
章衡死在元符年间，七十五岁，官至宝文阁待制。他没当过宰相，没进过枢密院，没在澶渊签过盟书。
他这辈子，查空饷被调走过，推预算被外放过，拆碑还田被弹劾过。朝廷给他的褒奖，一只手数得过来，更多的是“坐事免”“出知某州”“改知某州”这样的字眼。他像一块砖，哪里需要就往哪里搬，搬完之后，没人记得这块砖曾经垫过哪面墙。
他死前几年，苏轼来找过他。
苏轼那时候刚从杭州回来，修西湖缺四百条船，写信向章衡求救，章衡调了船，还把自己治太湖的经验一条一条写给他。苏轼拿到信之后专程跑了一趟，当面道谢。
两个人坐在章衡家的院子里喝了一壶茶。苏轼说了很多话，说他修西湖的事，说他跟王安石吵架的事，说他又被贬了的事。章衡听得多，说得少。苏轼说累了，停下来看着章衡，忽然问了一句：“子平，你干的这些事，我干不了。你亏不亏？”
章衡端着茶杯想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你写诗，我查账。你让后人记住这个朝代，我让这个朝代的人吃饱饭，不亏。”
苏轼走的时候，回头看了他一眼。章衡站在门口，穿着那件洗得发白的旧袍子，腰板挺得笔直。巷子口有个穿官服的人站了一会儿，是章惇。章惇没有走过来，远远看了一眼，转身走了。章衡也没有喊他。两个人隔了大半条巷子，谁也没跟谁说话。
那天晚上，章衡把箱子里那份敕诰翻了出来，章惇当年扔在地上的那份，背面写着那行小字，字还是那么难看。他看了很久，然后把敕诰收好，放回箱子里。
章衡临终前，把儿子叫到床边。
“把箱子里的敕诰拿来。”
儿子把敕诰拿来，递给他。章衡把敕诰翻到背面，看着那行小字，看了很久。
“你惇叔公，”他说，“字还是这么难看。”
儿子没听懂，但章衡没有再解释。他把敕诰放回枕头底下，闭上了眼睛。
过了一会儿，他又睁开眼，说了一句：“这个，将来还给章家。”
儿子问：“还给谁？”
“你惇叔公。”
“爹，惇叔公在京城做官，路远，来不了。”
章衡沉默了一会儿，说了一个字：“哦。”
然后把敕诰放回枕头底下，再没说话。
他这辈子，那行字看了一辈子，没有告诉任何人。
两个人都知道那行字是什么，两个人都不说。
苏轼后来在给朋友的信里写：“子平之才，百年无人望其项背。”
章惇在给朋友的信里也提了一句章衡，说：“我那族侄，这辈子没给我丢人。”
章惇后来做了宰相，在新旧党争里几起几落，最终被贬到雷州。走之前，他让人把当年章衡在郑州分地时写过的一本账册带上。那本账册没什么用，但章惇带了。有人问他为什么带这个，他说：“我那个族侄算了一辈子账，我替他看着。”
但百姓记得。
湖州的堤，叫“章公堤”，民谣里唱：“章公堤，洪水见了把头低。”堤上的三尊铜兽还在，水淹到腰的时候，湖州人就知道该上堤了。那个编筐的陈老汉，每年清明都往堤上洒一杯黄酒，一直洒到他走不动为止。他走不动了，他儿子接着洒。郑州的地，分完之后百姓凑钱立了块碑，碑上刻着“有田可耕”——后来被人砸了，县尉又立了一块，比原来更大。真定府的滹沱河堤，堤上还留着当年章衡赤脚踩过的烂泥印子，当然，烂泥早就干了，但洒黄酒的人还在洒。城门上的告示，有些州县一直贴到北宋末年，纸换了无数茬，规矩没换。
但章衡自己大概不在乎这些。他这辈子做的事，大部分是查账、修堤、拆碑、贴告示，不是每一件都能写进列传，不是每一件都能让后人记住他的名字。
可那些被他查出来的空饷，那些分下去的田地，那些贴在城门上的数字，那些射穿的红圈，那些被铜兽的眼睛盯着的河水，都在。
一个状元，压过苏轼、曾巩、程颢、张载拿了第一，但他证明自己配得上那个第一的方式，不是写诗，是让名册上的鬼消失，让地里的庄稼长出来，让城门上的纸变成规矩，让百步外的靶心一箭一箭地碎，让烂泥里站出一个不绕道的人。
他那篇《民监赋》里写，“万物无纯利，百法无全善”。治国就是不断找偏、不断掰正，他这辈子，就是这句话的注脚。
朝廷没有给他一个配得上他功绩的官位，但湖州那条堤，郑州那块碑，城门上那些纸，比任何一道褒奖诏书都活得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