舅舅把外婆和两只编织袋丢在我家门口时，说要去南方收一笔欠款，最多两个月。他连电梯都没出，把老人扶到墙边，转身按了下行键。
“舅舅，外婆的药呢？”
“袋子里。”他盯着手机，不看我们，“她吃得不多，你给口饭就行。回头我把生活费转你。”
外婆沈月华扶着墙，腿上还绑着护膝，问我是不是又给他添麻烦了。我弯下腰把编织袋拉进门，只找到半盒降压药、两套换洗衣服和一只掉漆的搪瓷杯。常用药没有，病历本没有，医保卡也不在。
我追到电梯口，舅舅已经下去了。
门铃摄像头拍下完整过程：下午三点十七分，他把外婆扶到门口；三点十九分，他拖来第二个袋子；三点二十一分，电梯门打开。他没有等门关上。画面里，外婆一直看着电梯数字往下跳，像还没反应过来自己被留在了哪儿。
我把视频备份了三次。第一份留在摄像头云端，第二份拷进电脑，第三份发到自己的加密邮箱。江远问我是不是太快了，像早就准备打官司。我说不是准备告谁，只是舅舅做事一向不留收据，哪天他反过来说外婆心甘情愿来住，这段画面就是唯一的“收据”。
那天晚上，我给他发消息，问地址、药名、医保卡和每个月生活费怎么安排。他回了一句：“姐，亲外甥女还跟我算这么清？”然后再没有消息。
我继续发，只写具体问题：降压药叫什么，最后一次复诊是哪天，村里谁有老屋钥匙，医保卡和身份证在不在他那里。他没有回。外婆坐在旁边听见提示音，说药以前吃两种，一种白色小片，一种粉色胶囊。我拍了药盒照片去问社区医生，又让江远去急诊药房核对了通用名。
当晚十点，我在家庭群发了一条消息：外婆从今天起暂住我家，舅舅联系不上，请大家知悉。群里一共七个人，三个人问外婆身体，两个人夸舅舅孝顺，没人回答他去了哪里。大舅公给我打电话，说母子之间不必报警，先等等。我问等到什么时候。他说等他想通。
我叫顾遥，三十四岁，母亲在我大学刚毕业那年病逝。外婆一直住在河西村的老房子里，自己做饭、种花，母亲活着时每周回去。母亲走后，她总说不用我操心，村里有邻居，舅舅也会照顾。可我这几年每次回去，屋里只有她一个人。舅舅住在城南，做装修生意，逢年过节来吃顿饭，走时带上外婆腌的咸菜。
外婆有高血压和严重膝关节炎，走路慢，但脑子清楚。她记得每一笔电费，记得埋在院子里的旧坛子，也记得舅舅十八岁那年偷拿她的钱去进货。她不是需要全天看护的老人，只是不能一个人承担突发疾病的风险。
她也不是没有脾气。第一晚我让她把降压药吃了，她说吃过。我数了药板，少一粒，便没再坚持。过半小时她主动说，刚才是在跟我赌气，怕我嫌弃她。我把水和药重新放过去，她吃完，自己把药盒摆在电视柜最显眼的位置。
第二天，她把存折和房产证交给我保管。我没有收，只帮她把证件放进一个带锁的铁盒，钥匙仍由她挂着。她问我为什么不拿。我说这是你的东西，我可以陪你去银行，但不能替你保管到连你自己都不知道在哪。她点点头，似乎比刚来时放心了一点。
当天晚上，我把客房收拾出来，换了低一点的枕头，在卫生间装了扶手。丈夫江远没有抱怨，只问舅舅有没有留下药单。我说没有。他下楼去药店，把外婆常用的几种药拍照发给社区医生确认，又预约了第二天上午的检查。
外婆坐在沙发上，一直攥着那只搪瓷杯，说不想给我们添麻烦。我把热水放在她手边，说你想住多久就住多久。她愣了一下，问：“你舅舅是不是不要我了？”
“他留你在这，我会找他要说法。”
她低下头，用杯沿贴着手心，没有再问。
第二天，我带她去医院。医生问平时吃什么药，她从衣兜里拿出几张药盒上的剪片，日期已经模糊。检查结果显示血压偏高，膝关节有积液。医生建议规律服药、复查，并提醒家属不要让老人独居。我交了检查和药费，把发票拍照存进一个新建的相册，名字叫“外婆”。
我给舅舅发去费用明细，他过了半天转来五百元，备注“先花着”。五百元只够当天医院和一周药费的一半。我问他什么时候回来，他说“再说”。问医保卡在哪，他说找不到。问外婆的身份证和存折，他直接不回了。
医保卡补办需要本人到场。我请了半天假，带外婆去服务大厅拍照、填表。她因为膝关节疼，坐下站起都要慢慢挪。排队时，她忽然问我，舅舅欠了多少钱。我说不知道。她说他年轻时赌过一次，后来做生意又总把货赊出去，可能是真遇到难处。她说这话时没有替他开脱，只是在陈述自己养大的儿子是什么样。
我没有在外婆面前骂舅舅。生气归生气，她听多了只会觉得是自己没教好。事实还是要靠材料来说。
一周后，他的手机停机。我去营业厅查不到信息，又去城南他的店。卷帘门锁着，门口贴着旺铺转让。隔壁老板说，他欠材料商的钱，半个月前就搬走了。我问他有没有提过母亲或拆迁，对方摇头，说只知道他最近在打听河西村的地。
我在店门口遇到两个来要货款的供货商。他们拿出合同，说顾建军已经拖了七个月，最后一次结款还是用他母亲老房子的照片作抵押承诺。供货商不知道老人被送到我家，一直以为他很快能拿到拆迁款。
我把自己的联系方式留给他们，请他们只通过法院或律师找舅舅，更不要把债务压力转到外婆身上。其中一个人问我，老太太是不是有很多钱。我说她的财产由她自己决定，谁也不能拿她的房子替别人还债。对方撇撇嘴，说女儿家就是会说漂亮话。我没再解释。
拆迁的传言那时已经传了两年。有人说要修快速路，有人说只是环境整治。村委会没有发正式公告，我也没有多想。外婆在村里住了一辈子，她的老房是外公留下的，房产证只有她一个人的名字。房前的小院和自建厨房没有登记面积，但每年都要缴土地使用费，票据都在她陪嫁的樟木箱里。
舅舅失联的第三周，我带外婆去社区登记临时居住信息。工作人员问她是否愿意长期跟我住，外婆想了很久，说愿意，但老房子不能给外人。我让她自己签了登记表，又在旁边写明“本人自愿暂住外孙女家”。我没有替她按指印，也没有把她的身份证收走。她虽然需要人照顾，但从头到尾知道自己在哪。
为了照顾她，我向公司申请减少外勤。领导问是不是家庭困难，我交了一张照护时间表：早上测血压，中午提醒吃药，晚上热敷膝盖；每周复诊一次；江远出差时，邻居王阿姨来陪半天。领导批准了三个月弹性工作。我算过工资损失，大约是每月两千。
第二个月，外婆夜里起床上厕所摔倒。我听见响声冲过去，她坐在地上，一边说没事，一边疼得直冒汗。医院拍片没有骨折，但需要卧床休养。我请了白班护工，买了助行器和防滑垫，所有支出都用手机记录。舅舅仍然联系不上。
我去派出所咨询，民警说外婆不属于失踪人员，她是被亲属送到我家，暂时不构成刑事案件；如果我担心后续照料或财产问题，可以保留证据、向社区和法院申请调解。我把门铃视频、微信记录、医院票据、药店票据、护工合同和转账记录分别备份到两份硬盘里。
社区网格员来家访时，外婆主动带着她看了房间、扶手和药盒。网格员做好记录，问老人对监护和居住有什么意见。外婆说，外孙女照顾她，她愿意住，但房子和存折还是她自己的。网格员把原话写下来让她签字。她签完，问我这样写会不会太不近人情。我说不会，这叫说清楚。
三个月后，舅舅仍没有出现。河西村正式张贴征收补偿公告，红线范围内第一排就是外婆家。公告写明，房屋所有权人和共同居住人可在规定期限内核对面积、选择安置方式。我拍了公告发给舅舅的旧号码，依旧没有回复。
村里开始有传言，说外婆被外孙女接走，是因为顾家准备把补偿给顾建军。还有人跑到我母亲墓前问，女儿没了，孙女凭什么管娘家的事。王阿姨把这些话学给我听，我气得手发抖。外婆却坐在沙发上，一句一句听完，说：“我活着，房子就是我的。谁管我，我记谁；谁不管，我也记谁。”
我请村委会出具居住和照护情况说明。村主任起初不愿掺和家务事，只让我和舅舅协商。我问他，如果舅舅已经向征收办提交了我外婆的全权委托，村委是否应当核实本人意愿。他看了那份复印件，沉默一会儿，在情况说明上盖了章：沈月华近三个月未在村内独居，日常由外孙女顾遥照护，期间未见顾建军探望。
补偿初算出来那天，村委给我打电话，说有人在征收办以“权利人委托代理人”的身份提交了材料，要求房子选货币补偿，全部款项打到他账户。我问是谁。对方念出一个名字：顾建军。
外婆当时正在阳台晒被子。我把电话内容原原本本告诉她，没有把“全部打到他账户”换成更委婉的词。她扶着晾衣杆站了一会儿，问补偿大概多少。我说按照面积和区位，初步测算大约二百六十万元，另可选择一套安置房。她点点头，说难怪。
“不是难怪。”我说，“他应该问你，而不是用一张纸把你抬开。”
她没有接话，只让我把房产证、身份证和土地使用费票据都收进袋子。下午去村委时，她坚持自己拿着房产证，只在需要核对时交出去。
我说权利人是我外婆，她本人没有委托任何人。
村委让我带上房产证和外婆身份证去核对。征收办工作人员调出那份材料：一份《授权委托书》，一份《赡养及房屋处置协议》，还有外婆的身份证复印件。委托书写着外婆自愿委托舅舅办理全部征收手续，签约、选房、领款、注销产权均由其代为办理。赡养协议则写明，外婆把全部补偿权益赠给儿子顾建军，他负责其生养死葬，并已一次性支付二十万元赡养保证金。
委托书日期是三个月前，也就是舅舅把外婆丢在我家的第十天。签名处有外婆的名字和红指印。
这个日期让我彻底冷下来。他离开时说去收欠款，第十天已经在准备代领补偿。也就是说，把外婆送到我家之前，他很可能就知道征收快要启动。后来我调取他和村委工作人员的通话记录，公告张贴前一周，他三次打电话询问“什么时候签字”“能不能全权代办”。村委明确答复必须权利人本人到场，除非有合法委托。他是在得到这个答复以后，才把外婆带到我家的。
母亲去世后，老屋一直登记在外婆名下。舅舅没有任何产权份额，也没有经公证的监护资格。他唯一能拿出来的，是一份纸面上看起来很完整的授权和他自己的解释。
工作人员说，他们发现问题才暂缓办理，因为系统里权利人本人没有到场，身份证原件也未核验。舅舅的解释是外婆腿脚不便，在家卧床，所以委托。他还提交了一段视频，视频里的外婆坐在旧屋床边，只说了“让建军办”，其余全是舅舅在旁边提示。
我要求看原件。工作人员给我复印了一份。签名很像，却把外婆名字里的“月”写成了“悦”。外婆用了七十多年的名字，从没写错过。指印没有见证人签名，委托书上的见证人一栏空着。更荒唐的是，赡养协议称他自二〇一五年起与我外婆共同居住，而同年他正在城南开店，居委会居住证明、水电缴费记录和孩子学校登记都能证明。
我把情况告诉外婆。她戴上老花镜，一页页看，看到“自愿赠给儿子”几个字时，手开始抖。我问她有没有签过。她很清楚地说：“没有。我要是把房子给他，还住哪？”
她让我把那张视频再看一遍。视频里，她身后的床单是旧的，窗帘却换了颜色。外婆对旧屋每一件物品都熟，她说那窗帘是去年我给她买的，拍摄时间不可能在更早。舅舅在镜头外反复问她“是不是让我办”，她只跟着重复，没有说过“把钱全给你”。
我向录音图像鉴定人员咨询。视频没有明显剪辑，但只有一小段，旁边对话不完整；外婆没有明确提及补偿金额、安置方式和赠与后果。即便视频是真的，也不能等同于书面全权委托。舅舅把一句授权办事，扩写成了一份拿走全部财产的文件。
“这段视频呢？”
“那天他来家里，说村里统计老人意愿，让我说让你建军办。我不知道是分房子。”
我没有责怪她。对熟悉的人和摄像头说一句“让他办”，对老人来说只是相信儿子。真正把一句话扩写成全权委托和财产赠送的人，才是问题。
我请陈律师帮我申请财产保全和证据保全，同时向征收办递交书面异议。陈律师先问我，外婆是否愿意自己表达意愿。我说愿意。她提醒我，不能因为老人年纪大就替她做主，也不能因为舅舅是儿子就默认他有代理权。我们要保护的是她的决定能力，而不是接管她。
征收办安排当面核验。我和外婆一起到了会议室。舅舅也来了，比三个月前瘦了一些，身边跟着一个自称律师的男人。他一见外婆就红眼睛，说自己在外面处理债务，手机丢了，不是故意不联系。外婆没说话，只把搪瓷杯放在桌上。
舅舅带了一袋药和一盒糕点，进门就往外婆手里塞。外婆接了药，看了一下生产日期，已经过期半年。她没有发火，只把药放回桌上。舅舅说可能拿错了，回头重买。我看着他疲惫的脸，知道他在外面确实过得不好，但穷和急不能自动变成代领母亲全部补偿的理由。
工作人员先问外婆：“您是否委托顾建军办理征收补偿？”
“没有。”
“您是否签过这份协议，同意把全部补偿给他？”
“没有。”
“您知道今天来做什么吗？”
“知道。我的房子要拆，我不让他一个人拿。”
她说话慢，但每一句都清楚。工作人员逐页做笔录，并让她确认签字。她写“沈月华”三个字时特意把“月”写得很清楚，像在回应那份写错的委托书。
舅舅突然说，外婆有老年痴呆，最近被我们洗脑。他向工作人员提交几张医院记录，说她记性差，曾经忘关煤气。医院只写“轻度认知功能减退”，同时注明“日常判断能力基本保留”。更重要的是，外婆一直自己管理存折和房租，直到三个月前还能独立核对电费。忘关煤气是风险，不等于丧失所有决定能力。
陈律师建议法院委托专业机构作民事行为能力评估。舅舅同意，我也同意。评估那天，医生问外婆今天是星期几、住在哪里、外孙女是谁、是否理解房屋征收。她全部答对，还反问医生，签全权委托书会不会让儿子把她的钱拿走。医生记录：“能识别行为后果，表达意愿明确。”
在等待评估结果期间，舅舅开始频繁来我家。他不再大吼，带水果、换灯泡、修阳台门，甚至主动给外婆洗脚。外婆让他不用忙，他蹲在地上说，自己知道错了，想把妈接回去住。江远问我信不信。我说他想修复关系可以，但征收授权和过去三个月的生活费必须先说清楚。
一天傍晚，我回家时发现门锁打不开。物业说舅舅以“直系亲属照顾老人”为由找人开锁，已经进屋。我赶回去时，他正收拾外婆的身份证和存折。我让他放下，他说这是妈的东西，他替她保管。我报警，民警到场后，他称只是担心母亲被我们控制。
民警问他为什么不提前打电话。他说手机丢了。我当场拨他的号码，客厅里响起铃声。他从裤兜里掏出手机，说是刚补办的。外婆坐在沙发上，一直没说话。等民警问她想跟谁住，她才抬头说：“我住遥遥家，东西也放遥遥家。”
舅舅脸色一下白了。他可能以为老人只是被我“借走”三个月，只要哭一场、认个错，她就会跟他回去。母亲以前总让我们让着他，因为他是最小的儿子。外婆也偏过他。可偏心不等于愿意被拿走一切。
民警让他把身份证和存折放回桌上。他照做了，临走前把带来的水果留在门口。我追出去让他拿走，他说给妈的。我说你给妈的东西可以留，开锁和拿证件的责任也要留。他没回，电梯门关上时，他靠着轿厢，像一下老了很多。
外婆从卧室出来，明确说让舅舅把东西放下，她想留在我们家。舅舅没想到她会当面拒绝，愣在客厅。民警做了询问记录，检查后没有财物丢失，但开锁记录、物业登记和报警回执都留下了。我把门锁换掉，申请临时限制无关人员进入。
这件事之后，外婆主动提出去公证处办一份意定监护和财产说明。她说自己不想等到糊涂了再让儿女争。公证员先进行单独询问，确认她理解监护安排、医疗决定和财产处分。她把日常医疗联系人写我，把老屋补偿款的领取方式写为本人账户，任何人不得代领。
她还想写遗嘱，把剩余财产留给我。公证员提醒她，儿子有继承权，遗嘱只能处分自己的财产，而且可以随时修改。外婆点头，说她知道。我问她要不要再考虑，她看着我说：“谁照顾我，我知道。但我也不能让你因为我，把你舅舅告成仇人。”
我没有劝她多给或少给。她能决定自己的钱怎么花，也能决定和谁住。
评估结果出来，外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舅舅不服，申请重新鉴定，被法院驳回。他转而起诉我和外婆，说我们侵占其母亲财产、妨碍亲子关系，要求确认赡养协议有效。我们在答辩中提出反诉，要求确认授权委托书无效，并按实际支出结算三个月的照护费用。
亲戚们开始分头来说和。大舅公劝外婆给儿子一个台阶，说家丑不可外扬；表姨劝我别把关系断死，毕竟以后老人还要靠舅舅撑门面。我问她，过去三个月舅舅在哪。她说男人在外面有难处。我说外婆发烧到三十九度那晚，是我和江远送急诊；舅舅连一条短信都没有。
外婆听见这些话，主动给大舅公打电话。她说自己还活着，愿意给儿子台阶，但要先把协议撤了，把拿走的东西还回来。大舅公沉默半天，说顾建军可能拉不下面子。外婆说，那就让法院给台阶。
开庭那天，外婆坚持亲自出庭。法官考虑到她行动不便，安排在上午第一个案件。她穿了件干净的蓝外套，把药盒放在包里。舅舅坐在对面，几次想过去扶她，都被法警阻止。
原告律师先出示《赡养及房屋处置协议》，说这是家庭内部协商，母亲愿意把补偿给儿子，儿子承诺养老。我们要求核对签名原件和签署过程。协议没有见证人，没有录音，没有公证书。签名与我方提供的同期银行签名、医疗授权书差异明显，尤其是“华”字最后一横收得太急。
舅舅坚持说母亲手抖，签名不稳定。我们提交外婆连续五年在银行领取养老金的签字笔迹。她写自己名字一直很稳，即使膝关节疼，笔顺也没有变。鉴定人员当庭解释“摹写”和“自然书写”的起笔压力差异。旁听席上，大舅公一直低着头。
司法鉴定意见认定，协议上的签名存在描摹可能，不能确认是外婆本人签署；委托书上的签名与样本差异更大。舅舅解释说他怕母亲手抖，代她签了名字，指印是她自己按的。法官问：“你代签为何不注明？”
他说村里办事都这样。
“那二十万元保证金付给谁了？”
他拿出一张收条，写着外婆收到现金二十万元。我们提交外婆所有银行流水，没有相应存款；她的生活开支也没有突然增加。收条日期当天，舅舅在外省高速有ETC通行记录，不可能当面交现金。
舅舅说钱放在家里。我们问他具体放在哪。他说旧房子衣柜。征收前房屋已经封存，我们申请法院现场查看，衣柜里只有旧棉被和老鼠咬坏的塑料袋。没有现金，也没有任何存放痕迹。
至于“共同居住六年”，居委会和供水公司出具证明：外婆的老屋每月用水量一直很低，舅舅城南家的物业费从二〇一五年起连续缴纳。邻居也作证，舅舅一般春节来半天，外婆生病时是我母亲或我送医。舅舅反驳说赡养不只住在一起，他给过钱。我们让他提供转账记录，他只拿出一笔五百元和去年买电视的两千元。
外婆补充说，儿子不是没管过她。她住院时他送过两箱牛奶，屋顶漏了也找人修过。她愿意承认这些。可这些零散的帮助，不是把全部征收补偿拿走的理由。
她又说，自己不是要把儿子从家里赶出去。只要他肯按判决承担赡养、不再碰她的证件和补偿，她愿意让他来吃饭。她的话没有留情面，也没有把门彻底关死。
她还要舅舅当面把《赡养及房屋处置协议》的来路说清楚。她要的不是一句“记错了”，而是谁打印的、谁写的日期、谁拿来的印泥。舅舅低着头，说文件是朋友帮他做的，具体名字记不清。法官让他限期提交朋友身份和聊天记录。
她说自己年轻时也想过把房子留给儿子。村里都是这么传，儿子结婚、盖房、养老，女儿嫁出去就是别人家的人。可后来她老了，真正半夜送她去医院的是女儿，女儿走了以后又是外孙女。她说这不是谁比谁亲，而是谁在实际做事。她的声音很平静，没有刻意煽情，法庭里却有人摘下眼镜擦眼睛。
法官转向外婆，问她现在想怎么安排补偿。外婆握着话筒，说自己有三个想法：老房子拆了以后，她要留一笔钱看病和租住；剩下的钱，活着时由她自己支配；如果以后走了，再按遗嘱处理。她不想把全部钱交给任何人，包括我。
舅舅听到这里，低下头用手背擦眼睛。他问：“妈，你连我都不信了？”
外婆看着他，说：“你把我送到遥遥家门口那天，连药都没留下。我怎么信你替我领几百万？”
旁听席很安静。窗外有人推着清扫车经过，滚轮声一直响到走廊尽头。
法院最终判决，授权委托书和赡养协议均不能确认系外婆真实意思表示，不发生效力；征收补偿权益归外婆本人，任何款项不得由顾建军代领；顾建军应支付外婆在我家居住期间的实际医疗、护理和生活费用中应承担的部分。至于外婆的财产以后如何继承，应由她依法通过遗嘱或遗赠处分，法院不在本案中提前分配。
判决没有说我照顾老人就一定该得到房子，也没有说舅舅是儿子就一定没有资格。它只把两件事分开：外婆的财产由外婆自己决定，舅舅伪造授权不能代她决定；赡养义务由子女承担，不能因为把老人送到外孙女家就自动消失。
读完判决，陈律师问我是否满意。我说，至少以后征收办再收到“全权委托”，会先给权利人本人打电话。她笑了一下，说这不是判决能做到的，是我用证据让工作人员记住了这个案子。
判决书里还写明了几个事实：顾建军将母亲送至外孙女家后长期失联；未提供常用药物及医保材料；所谓二十万元现金交付没有取款和交付证据；外婆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明确表示未签署涉案协议。每一条都有对应材料，没有一句靠推测。
法官还提醒，舅舅如需探望外婆，应事先联系，不得强行开锁或拿走证件。他当庭表示会履行判决。
判决后，征收办与外婆重新签署协议。补偿分为两个部分：一套小面积安置房登记在外婆名下，剩余货币补偿进入她自己的新账户。她不会用手机银行，工作人员教她设密码。她把密码本带回家，放进原来的针线盒，又让我把手机号设为银行提醒联系人，但取款仍需她本人到场。
舅舅按判决把生活费转了过来，还附了一张手写账单，列出自己在外面欠的钱和每月能还的数额。我没有替外婆回复。她把账单折起来，放进抽屉，说等他下次来吃饭再谈。
我陪她去银行激活账户。柜员问是否授权亲属代取。外婆摇头，说自己还能走，什么时候走不动了再办手续。柜员把银行卡装进信封递给她。她捏着信封看了一会儿，转头对我说，等安置房装修好，要自己住一间，留一间给我女儿做书桌。
从银行出来，她把信封放进贴身口袋，又检查了两次拉链。我问她要不要把银行卡绑在我的手机上，她想了想，说只绑提醒，不绑支付。我帮她操作完，她把手机还给我，说这钱不是防你们的，是防我自己哪天心软。
舅舅在银行门口等我们。他递来一张银行卡，说里面是法院判的生活费，密码已经改成外婆生日。外婆收下，告诉他，下周六可以来家里吃饭，但不要带协议。舅舅点点头，想扶她下台阶。她把手伸给了我。
我们没有当街和解，也没有把过去三个月一笔勾销。舅舅以后是否按时给生活费、是否真的来吃饭，要靠时间。外婆愿意给他一次机会，但银行卡、手机提醒和法院判决都在。她原谅一部分，不等于把所有防线拆掉。
回家路上，她坐在后座，把房产材料抱在怀里，没再提过去三个月。到家后，她先去厨房看腌菜坛子，埋怨我盐放多了。我拧开坛盖，酸味冲出来。她叫我拿小碗，晚上煮面多放两勺。
我从橱柜里拿出两只碗，一只给她，一只给女儿。窗外推土机还没进场，院墙那头的槐树被风吹得沙沙响。外婆坐在餐桌边挑面里的葱花，说明天想自己去趟老屋。我说陪她去。她说可以，但钥匙要由她拿。
我应了声好，把钥匙放回她手边。她收进衣兜，坐下来吃面。那只搪瓷杯依旧放在桌角，杯口缺了一小块，里面的热气慢慢散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