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送走前夜
十一月六号晚上九点半，师父把两把钥匙放在柜台上，说，下周一我走，后间的东西你清一清，没用的扔。
店里就我一个徒弟。十七年没来过第二个。师父说不带第二个，带一个是给自己留个后，带两个是给自己留个乱。
我正给最后一个客人扫脖子上的头发，扫子停在半空。客人说，完了没有。我说，完了。
我问，走哪去。他说，回老家。我说，老家有啥。他说，有你师娘。我说，师娘都走八年了。
师娘是二〇一八年冬天走的，肺癌，从查出来到走四个月。那四个月店一天没关，他早上去医院，下午回来剪头。
他没接这话。他把钥匙往我这边推了推，说，你拿着。我说，我早有一把。他说，这是备用的，一直没给过你。
这两把是后间的门和抽屉。抽屉里是账，我从来没翻过，他也从来没锁过。
那把备用钥匙上串着一个皮带扣，铜的，磨得发亮。他说，这扣子是我第一个月工资买的，一块二。
我说，师父，你是不是嫌我。他说，我嫌你啥。我说，嫌我把价目表改了。
价目表是手写的，红纸，改了九回。最后一回是二〇二一年，剪头从十五涨到二十五，我用记号笔写的，字很难看。
他笑了一下，说，价目表该改了，二十五块，隔壁都三十了。我说，那你为啥走。
他说，手不行了。他把手伸出来，十根指头在灯下摊平，我看不出抖。他说，看不出来的，得拿东西。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把刮刀，横着举在空中，刀尖对着灯。刀尖在灯下晃，晃得很细，像风里的一根线。
这把刀我看过三十年。刀背有一块地方磨薄了，是我磨的，我磨刀的时候手重，他从来没说过。
他把刀放下，说，三月十七号，我给王老师刮脸，刮破了。王老师没说啥，我自己知道。
我心里一紧。王老师是店里三十七年的老客，从一九八八年就在这儿剪，一个月来两回。
我说，就一次。他说，一次就够了。刮脸这活，破一次人家就不来了，来的是命。
他自己说，刮脸这活，刀离喉咙两指宽，客人闭着眼睛躺着，把命交给你，你不能抖。
我没接话。我把客人的围布解下来，抖了抖，头发落了一地，扫成一小堆。
地上的头发我扫了十七年。头发的颜色从黑变灰，从灰变白，同一个人的头发，一年一年地变。
他说，你明天开始，不刮脸了，全用推子。我说，那价目表上刮脸那行。他说，划了。
他回后间去了。卷帘门拉下来一半，外面的路灯照进来一条，正好照在柜台上那两把钥匙上。
我收拾完，没走。我坐在椅子上。椅子是皮面的，扶手磨掉了一块，露出底下的海绵，黄了。
椅子底下有个木头踏脚，踏脚上有一道沟，是三十八年里客人的鞋跟磨出来的，磨得很亮。
这把椅子是一九八八年的，师父说从市里旧货市场拉回来的，八十块。那时候他一个月挣四十五。
我进店那年，这把椅子已经坐了二十一年。现在我坐了十七年，它还在，就是皮面裂了两道。
十点半我拉开后间的门。师父睡那张折叠床，床头堆着报纸，报纸上是去年的日期，压着一副老花镜。
老花镜是二〇二〇年配的，一百二。他说贵，我说不贵，钱我付的。他戴了半年就不戴了，说看不清也不碍事。
后间不到八个平方，一个柜子，一个洗脸盆，一台老收音机，收音机上搭着一块毛巾，毛巾干了。
柜子顶上堆着十几个蓝皮本子，是店里的登记簿，从一九八八年三月八号记到现在，一本压着一本。
我抽了最底下那本，封皮上写着八八到九〇。第一行是李长顺，三块，字是师父的，横平竖直。
我又抽了中间那本，翻到二〇〇九年三月。那一页的角被折起来了，折得很整齐，像折过很多回。
折角的地方磨破了，纸薄了一层。我捏着那个角，捏了很久，没敢翻过去。
折角那页最后一行写着：陈默，拜师，三百。
我拿着本子站在后间门口。师父翻了个身，没醒，嘴里嘟囔了一句，听不清，像在跟人说话。
他睡觉说梦话，说的都是人名，都是客人的名字，一个接一个，像在叫号。
我把本子合上，放回柜子顶上。放的时候位置对齐了，跟前一本的边压得一样齐。
我没问他，也没走。我在后间的地上坐了一会儿，坐到腿麻，站起来的时候扶着柜子。
窗台上放着一个铁盒，梅林的，红底白字，盖子合不严。里面是硬币和零钱，他从来不数。
铁盒盖子上有一道划痕，是我一九九九年用螺丝刀撬的，想拿钱买冰棍。挨了一顿骂，没挨打。
我摸了一下那个铁盒，里面的钱很少，能听见响。我把它盖好，盖子还是翘着一条缝。
第二天早上七点，卷帘门拉起来，门口已经站了三个人。老赵，李会计，还有一个我不认识的。
师父照常给他们剪。他给老赵剪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他的手。他的手很稳，比昨晚举刀的时候稳。
剪完老赵，他收钱，二十五，找零五块。钱放进抽屉里那个铁盒，铁盒响了一声。
中午吃饭，他自己下的面，两碗，一碗给我。面里卧了一个蛋，他把蛋夹到我碗里，夹得很准。
我说，师父，那本子上。他说，哪本。我说，二〇〇九年三月那本。他停了一下，说，你翻我东西。
我说，我清后间。他说，那也是我东西。我说，上面写着三百。
他把筷子放下，说，三百怎么了。我说，拜师费三百，我还记得。他说，记得就好。
我说，你收过我三百。他说，收过。我说，那过户那天你又收我三百。他说，也收过。
他说，这两笔，你自己对一对。他说完端起碗，把汤喝了，喝得很响，喝完把碗放下。
我没对。我心里已经对上了。
下午他去了趟城西。我问干啥去，他说找个东西。他骑一辆二八的老自行车，链子响，响得很规律。
他走的时候把后间的门带上了。门后挂着那件蓝围裙，围裙上有一块洗不掉的血，三月十七号那天溅的。
我站在门口看那件围裙，看了很久。围裙兜里鼓着一块东西，我没伸手去掏。
我心里想的是，他去找什么东西。
第二章 拜师
二〇〇九年三月十六号，我十九岁，从乡下来，背一个编织袋，里面是两件衣服和一床被子。
我爹把我送到县车站，塞给我五百块钱，说学门手艺，别回来。他说完就走了，没回头。
我爹那时候五十岁，在村里种地，一亩地一年挣八百。他给我五百，是卖了一头小猪的钱。
我在县城转了三天，问过七家店。六家不要学徒，一家要，管吃不管住，一个月给一百五。
我去看了那家，是个推头的摊子，一把椅子摆街边，下雨就收。我站了十分钟，走了。
第七家是建民理发店。门口一块旧木牌，白底红字，漆掉了一半，建字只剩下半边，看着像个人。
那块牌子后来换过三回，木头的、铁皮的、喷绘的。我认得最旧那块，因为上面有他的手印。
我进去的时候师父正在给一个人刮脸。他没抬头，说，坐。我就坐在门口那把椅子上，坐了四十分钟。
那四十分钟我把店里看了一遍：一面镜子，一个洗头池，一排瓶子，八把推子挂在墙上，一把比一把旧。
刮完脸，他洗了手，问，会啥。我说，啥也不会。他说，多大了。我说，十九。
他说，学徒三年，管吃住，睡后间，一个月四百。出师以后留下的，五五分，干满两年改六四。
这三条我一条没记住。记住的是他说的另一句：手艺是给穷人做的，别嫌人家穿得破。
我说，中。他说，还有一条，先交三百拜师费。我愣住了，站在柜台前没动。
他看着我，说，交不出来就回去。我说，我爹给了五百，坐车吃饭花了一百三，还剩三百七。
我把钱掏出来，三百放在柜台上，剩下七十我攥在手心里，攥出了汗。
我说还剩三百七的时候声音很低，怕他真让我回去。他没让我回去，他说，三百交，七十你留着吃饭。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张红纸，毛笔蘸了墨，写了几行字：今收陈默为徒，三年出师，学艺先学手稳。
这五个字我当时看不懂，我只念过初中，毛笔字认不全。他说，手稳就是吃饭的家伙。
落款是二〇〇九年三月十六，底下签了周建民三个字。字很正，最后一笔往上挑了一下。
他把红纸吹干，折了两折，递给我，说，收好。我收在编织袋最底下，压着被子。
那张红纸我留到现在。二〇一几年收拾后间翻出来过一回，纸上有了霉点，字还认得全。
那天晚上我睡后间。折叠床是新的，床垫上包着塑料布，一压哗哗响，响得人心慌。
那晚我一夜没睡踏实。听见外面有人推车，有人咳嗽，有狗叫，都是陌生的。
他说，塑料布别撕，撕了床就脏了。我撕了，太响，睡不着。第二天他看见了，没说啥。
他拿针线把床垫缝了一个套，蓝布的，缝了半个钟头。针脚很密，是他自己缝的。
那个蓝布套用了十七年，洗过几十回，现在还在床上，边磨破了，他用胶布粘过两回。
头一个月我只会扫地、洗毛巾、烧热水。热水是用一口铝锅在煤炉上烧的，一锅要烧十二分钟。
我扫地扫得不干净，他让我重扫三遍。第三遍他蹲下来，用手在地上一抹，说，还有。
我那时候恼。我说，一根头发也算。他说，一根头发客人就看见了。
第二个月他教我拿推子。推子是手推的，不是电的，一个铁疙瘩，握着沉，握久了虎口疼。
他说，推子要贴着走，不贴就夹头发，贴狠了就推破皮。他让我在他自己头上练。
我在他头上练了半个月，推坏了他两回，一回推到耳朵边，一回推到后脑勺。
第二回推到他后脑勺，少了一块头发，指甲那么大。他照镜子看了半天，说，就当是理发。
他摸了摸，说，还行，没流血。我说，师父你疼不疼。他说，不疼，就是不齐。
第三个月他教我刮脸。刮脸是店里最贵的一项，那时候八块，剪头三块，一天能刮七八个。
他说，刮脸先热毛巾敷三遍，毛巾要烫手，不烫不行，毛孔不开，刀就下不去。
他让我在他脸上练。第一刀下去，他眼睛闭着，喉结动了一下，动得很轻。
我手抖。他说，抖就慢，慢就不破。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很平，像在说别人的事。
那个月月底，他给我一个信封，说，工资。我打开，七百。
我说，不是说四百。他说，四百是工资，三百是退你的。我说，拜师费不是不退吗。
他说，我这儿退。我说，为啥。他说，你爹给你五百，你剩三百七，你当我没看见。
我拿着那个信封站在店里，站了很久。信封是牛皮纸的，上面盖着建民理发店五个字，是他自己刻的章。
那个信封我也留着，压在后间柜子里，跟那张红纸放在一起。牛皮纸黄了，字还清楚。
他说，别站着了，去烧水。我去了。煤炉那天的火特别旺，铝锅烧开了他也没听见。
头一年我没回过家。过年店里照常开门，年初一到初三最忙，都是来剪新年头的。
除夕晚上他煮了一锅饺子，猪肉白菜，我们两个人吃，吃到十一点。
他喝了二两酒，脸红，说，我十九岁进这行，今年五十一，剪了三十三年头。
我说，师父你剪了多少个头。他说，没数过，本子上有。我说，那本子上有多少行。
他说，两万多行吧。他说完笑了，说，一个人一辈子剪两万个头，也算个数。
二〇一二年我出师。出师那天他没办酒，给我一把刮刀，就是他现在用的那把。
他说，这刀我用了二十四年，给你。我说，你用什么。他说，我再买一把。
后来他没买。他用的还是那把，我用的也是那把，两个人轮着用，磨刀石磨出一个凹。
那把刀是上海双箭牌的，一九八八年买的，十五块。刀柄上缠了三层布，缠了三十年，布都硬了。
现在我想，他那年说再买一把，其实是没钱买。那年他刚给女儿交了学费，一千八。
这些事我当时都不知道。我只知道他退了我三百，我拿了七百，我觉得这个师父不错。
二〇〇九年到二〇一二年，我一共拿了他三十七个月工资。头一年每月七百，后来八百五，再后来一千一。
第三章 手抖
三月十七号是星期二，下小雨。店里上午来了六个人，王老师是第四个。
王老师七十三，退休教师，从一九八八年就在这儿剪，一个月来两回，一回剪头，一回刮脸。
他每回来的日子都记在登记簿上。师父给他留了个位置，第二排第三个，刮脸那一栏画个记号。
他刮脸的时候喜欢说话，说学校的事，说他的学生，有一个当了县长，有一个坐了牢。
那天他躺在椅子上，毛巾敷在脸上，还在说。师父的刀在他下巴上走，走到喉结旁边，停了一下。
我在旁边给人洗头，听见嘶的一声，很轻。我抬头，看见师父的手停在半空，没往下走。
毛巾拿下来，王老师下巴上有一道口子，两厘米，血慢慢地渗出来，渗成一条红线。
王老师摸了一下，说，哟。师父说，我看看。他拿棉球按住，按了两分钟，血止住了。
师父说，今天不收钱。王老师说，收，怎么不收。师父说不收，说了三遍。
他把二十五块钱塞回王老师兜里，塞了三次，最后一次塞进外套内兜，按了一下，按得很实。
王老师走的时候还笑，说老周你手生了，该歇歇了。师父站在门口，说，是生了。
那道口子后来结了痂，王老师一个月后还来，下巴上留了一条白线，很浅。他一次没提这事。
那天他没吃饭。晚上我下了面，他吃了半碗，剩下的倒进煤炉旁边的盆里，说要喂猫，店里没有猫。
那天下午他把刮刀磨了一遍，磨了很久，磨刀石上的水换了三回，磨到天黑。
那天他磨了两个钟头。磨完把刀放在窗台上，刀口对着门，一夜没收。
我问他，师父，是不是刀不快了。他说，刀快。我说，那是啥。
他说，是我。他说这两个字的时候，没抬头，还在磨，手在石头上推得很慢。
从那天起，店里的刮脸都归我做。他没说，是我自己接的。客人问老周呢，我说师父歇手。
有一个客人不干，说老周刮了二十年，换了人不习惯。他坐下，我刮，刮完他说，还行，就是慢。
那天我一共刮了四个。刮到第三个，手心里全是汗，刀柄差点滑。我把刀在裤子上擦了一下，接着刮。
刮完第四个，我手抖得厉害。不是紧张，是手腕酸。我坐在凳子上歇了十分钟。
歇的时候他在旁边磨刀，磨得很慢。我看着他的手，看了一分钟，没看出抖。
四月的一个下午，我去县医院给我娘拿降压药，在门诊楼二楼的走廊上看见他。
他坐在走廊尽头的塑料椅上，手里拿一张单子，头低着。他没看见我。
我没过去。我站在拐角看了一会儿，看见他把单子折起来，放进外套内兜，站起来走了。
他走到门口，回头看了一眼走廊，像在找什么，又转回去了。
他走的时候扶着墙，走了两步又把手放下，走得很慢。
我回家查了那张单子的科室，神经内科。我在手机上搜手抖三个字，搜出来的病名我不认识几个。
有一个词叫特发性震颤，我看不懂。我只记住两个字，震颤。问了人，才知道是抖。
五月他生日，我买了一个蛋糕，六十八块，水果的。他说，这么贵，吃不起。
他吃了一块，说甜。剩下的让我拿回去给我娘。我说你留着，他说，一个人吃不完。第二天早上，那半块蛋糕放在铁盒旁边，他当早饭吃了。
那天他跟我说了一件往事。他说，一九八八年他开店，第一年赔了三百，第二年开始赚。
他说，那时候剪一个头三块，一天剪二十个，六十块，一个月一千八，一年能存一万二。
他说，他存了六年，存了七万，本来想买房，后来女儿要念书，钱就没了。
他说，这辈子就这一间店，一间店够了。
六月的一个晚上，我在后间收拾，从磨刀石底下摸出一个药盒，白色的，上面印着盐酸普萘洛尔片。
药盒是空的，说明书折得整整齐齐，压在盒底。我看了说明书，上面写用于特发性震颤。
说明书上写一天三次，一次一片。盒子里只剩一格铝箔没撕，其他全空了，空得很干净。
我把药盒放回原处，位置差了一点，我又挪正了，挪到跟磨刀石的边齐。
磨刀石下面还有一把小刷子，一个旧刀鞘。刀鞘是他自己用硬纸做的，外面缠了一层胶带。
那天晚上我没睡好。我想起他三月说是我，说得很轻松，像在说别人的一只手。
我想起他举刀的那个晚上，刀尖晃的幅度很小，小到只有他自己知道，小到我看了半天才看出来。
第二天我问他，师父，你那药吃完了没。他说，啥药。我说，磨刀石下面那个。
他没说话，把围裙解下来，挂在门后，说，你别管这个。
我说，我带你去看。他说，看过了。我说，医生咋说。他说，说这病不致命，就是抖。
我说，抖了就不能剪了。他说，能剪。剪头不要紧，刮脸要紧。
他说，剪头是横着走，刮脸是顺着走，顺着的活儿最怕抖。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把手背在身后。我看见了，装作没看见。
我说，那你就别刮了。他说，我不刮了，从三月起就不刮了。
我说，那你还走。他说，我不走，人家还以为我能刮。
这句话把我顶住了。我站在柜台后面，手里拿着那把刮刀，刀柄上的布硬得像一块木头。
我说，师父，店我不接手。他说，你早接手了，二〇二一年就过户了。
我说，那不一样。他说，哪不一样。
我说，过户是过户，你还在，你就是这家店。你走了，店就剩个壳。
他没答这句话。他从柜台底下拿出一瓶酒，倒了两杯，一杯推给我，推得很靠边。
他说，喝。我喝了。酒是散装的，五块一斤，辣，辣得我眼睛红了。
他说，你师娘走那年，我在这个店里坐了三天，一个人没剪。第四天开门，来了七个人，我就好了。
他说完这句，又倒了一杯，没喝，放在桌上，看着它，看了很久。
第四章 过户
二〇二一年四月十二号，星期一，上午十点，店里没客人，师父说，今天去趟所里。
我说干啥。他说，过户。我说，过啥户。他说，这店。
我那时候三十四，进店十二年。我一直以为这店是他的，到我死都是他的。
我说，师父，店是你的。他说，店是我的，人是你的。他说完把外套穿上，外套是灰的，肩上一块补丁。
那件外套他穿了九年，袖口磨白了。补丁是他自己用缝纫机打的，线是蓝的，布是灰的。
我们走到街上，走了四百米，到市场监督管理所。他在门口停了一下，说，进去别多话。
他说这话的时候看了我一眼。我知道他的意思，别问价。
柜台后面是个年轻人，看了我们一眼，说，办啥。师父说，变更经营者。
这五个字他练过，说得一字不差，像背过好几遍。
年轻人给了三张表，让填。师父的字写得慢，一笔一笔，写到转让价格那一栏停住了。
他停了一分多钟。我以为他在想数字，后来才知道他在想别的。
他抬头问我，写多少。我说，你定。他说，三百。
我说，三百太少，人家要核。他说，就三百。
他说这话的时候笔已经落下去，先写叁，后写佰，写得比平时慢。
叁佰两个字他写了半分钟。我看见他手腕在抖，抖得很轻，笔尖在纸上顿了一下。
他写完把笔放下，手指在桌上按了两下，像要把手按稳。
他写了叁佰元整。年轻人看了一眼，说，这么少。师父说，师徒之间。
年轻人抬头看了我们俩一眼，没再问，把章盖下去，盖得很正，压着半个字。
盖章的声音很轻，一下。我听见了，心里跟着响了一下。
从所里出来，太阳很大。他把外套的领子翻下来，说，热。
年轻人没再说，盖章，让我们签。师父签周建民，我签陈默。两个名字挨着，他的字比我的大。
签完，师父从兜里掏出一个烟盒，红塔山的，已经拆开，里面没烟。他把烟盒拆平，用圆珠笔在背面写了几行。
那个烟盒是他早上特意留下的。他平时抽七块的红河，红塔山是别人送的，一直没舍得抽。
写的是：今将建民理发店转让于陈默，转让费叁佰元，房内所有器具一并交付，不另计价。
底下写日期，签名，还按了个手印。手印是用柜台的印泥按的，按得有点歪，偏左边。
手印是右手大拇指，指肚上有老茧，印出来中间一块浅，边上深。
他把烟盒递给我，说，这个你收着，比那张表管用。
那张烟盒纸我放在钱包里五年，折痕断了，我用透明胶粘过一次，粘完更厚了。
我说，为啥。他说，表是给上面看的，这个是给咱俩看的。
那天中午他请我吃了一碗面，八块，加了个蛋，一共十块。他付的钱，掏的是那个铁盒里的零钱。
面馆在街对面，八块一碗，加蛋两块。他把零钱一张一张摊在桌上数，数得很慢，数完推给我一半。
我说不用。他说，吃你的面，我请的。他把钱推过来，压在我的碗底下。
那碗面他吃得比我快。吃完把碗推远，说，以后这店的钱你自己记，别记我名下。
吃面的时候我说，师父，这店值多少钱。他说，值不了多少，一间门面，一台椅子，两面镜子。
我说，那房子呢。他说，房子是租的，一个月一千二。
我说，那你收我三百，等于白给。他说，不是白给，是卖。
我说，三百块买一间店，谁信。他说，你信就行。
他说，你不信，人家信。人家看的是表，咱看的是这张纸。
我说，那你以后靠啥。他说，我有退休金，一个月一千九。我说，一千九够啥。
他说，够吃面。
我没再问。我心里算了一笔账：这间店一年能挣十二万，三百块买下来，等于他送我十二年。
我那时候想的是，他老了，撑不住了，把店给我，我给他养老。后来我才知道不是这样。
下午回到店里，他把营业执照从墙上摘下来，换成新的，新的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他把旧的那个卷起来，塞进柜子顶上，跟那些登记簿放在一起，塞得很靠里。
旧执照上是他的名字，一九九三年发的。照片上他三十四，头发黑，眼睛亮。
他说，旧的别扔，那上面有我的名字。
那天晚上他把钥匙给我一把，是卷帘门的。原来那把，他说，你留着开导。
我问他，你为啥不收钱。他说，我收过你三百，一次就够了。
我当时没听懂。我以为他说的是拜师费那三百不该收。
我说，那都十二年了。他说，十二年是十二年，钱是钱。
他把这句话说完就去烧水了，铝锅放在煤炉上，水开了他也没听见，是我关的火。
水开了溢出来，浇在煤上，嗞的一声，一股白汽，他才回头。
过户第二天，客人都知道了。老赵进来第一句话是，老周把店给你了。
我说，是。老赵说，他住哪。我说，住后间。老赵说，那他还是这店的人。
这话我当时记住了。二〇二六年他走的时候，我又想起这句话，想起得很清楚。
那年五月，牌子上还是建民理发店。我说师父，牌子该换了。他说，不换。
我说，都过户了。他说，过户是过户，牌子是牌子。
我说，那我这店叫啥。他说，你叫陈默理发店，写在门里面。
他真的写了。用毛笔写在一张红纸上，贴在镜子旁边，四个字，横平竖直，最后一笔往上挑。
那张红纸贴了五年，边角翘起来，我用胶带粘过两回，粘的地方黄了。
二〇二一年底，他把那三百块钱从铁盒里拿出来，装进一个信封，信封是白色的。
我看见他装，问他干啥。他说，办点事。
那三百块，我五年没见着。
第五章 招牌
十一月七号下午，他骑车去城西，说的是找个东西。我跟在后面，隔了二十米。
我跟得不近，也不敢太远。他的自行车慢，我的车挂二挡，三公里走了二十分钟。
城里车多。他走边上，我走他后面第二辆，中间隔着一辆面包车。
过红绿灯的时候他没过去，等了一轮。他骑车过路口一向小心，三十八年没出过事。
城西那条街是卖建材的，五金、玻璃、广告牌。他在一家门口停下，招牌上写老孙广告。
这家店在城西开了二十六年，招牌也是蓝底的，跟我们的新牌子一个颜色。
老板姓孙，五十多岁，一见他就喊，老周，你可来了。
孙老板说这四个字的时候声音很大，像等了很久。他手里还拿着一把卷尺。
我把车停在对面，坐在车上等。他们说了七八分钟，然后两个人一起进了店里。
我坐在车上，看见店里的灯亮着，师父的影子投在墙上，一高一低。
过了十分钟，师父出来，手里卷着一块东西，蓝布包着，有一米八长。
那块布是店里包镜子的布，蓝的，边上缝过，缝的线是白的，线头还在。
他解布的时候先把角掀开，再慢慢放，怕蹭到字。
我问，这字是谁写的。他说，你师父写的。我说，我师父字不好看。他说，字不好看，话好。
他把那卷东西绑在自行车后座上，绑得很紧，用了两根绳。他骑得很慢，一路没停。
他绑绳子的时候绕了四圈，每一圈都拉一下，拉得手背上筋都突出来。
我跟到店门口。他把卷放开，是一块喷绘招牌，蓝底白字，字是建民陈默理发，中间一个点。
我看了半天。两个名字是一样的字号，一样的粗细，连两个字之间的间距都一样。
字做得很好，两个名字一般大，谁也不压谁。
我站在门口，没进去。他回头看见我，说，你来干啥。我说，我跟你来的。
他说，跟得挺远。我说，师父，这是啥时候做的。
他说，二〇二一年。
我说，那咋没挂。他说，没到时候。
他说这三个字的时候，把布重新盖上，盖得很平，四个角都掖了。
那天晚上我把孙老板的电话打过去了。我说，我是陈默。他说，哦，老周那个徒弟。
我说，那块牌子，我师父啥时候做的。他说，二一年五月，来做了两回。
孙老板说，第一回他拿了一张纸，纸上是他自己写的字，写了三遍，挑了一遍。
第一回他把字给我，我排出来给他看，他说不行，说两个名字要一般大。
我说，一般大就一般大。他说，还得把你放前面。
孙老板说，我问他为啥。他说，他年轻，我怕他撑不住这个店。名字放前面，他就撑得住了。
我说，为啥。他说，他年轻，他干得久。
孙老板说，我当时还笑他，说一个招牌还分前后。他说，分。
孙老板说，我笑他，他不笑。他说，你不懂。
孙老板说，做完了他付了三百，一分不少。我说给你便宜点，他说不用。
孙老板说，做完他没拿走，说先放你这儿，等我不干了再来取。
我说，他给了三百。他说，给了三百，我记得清楚，因为正好三百，一张五十的都没有。
孙老板说，他数了三遍，数完把钱压柜台上，说，做完了我再来取。
我挂了电话才想起来，我没问他，我师父那天为什么没把牌子拿走，也没问他，那五年他路过那块牌子几回。
我挂了电话，坐在店里，坐了很久。柜台上那两把钥匙还在，一把卷帘门，一把后间。
我把两把钥匙拿起来。一把重，一把轻。重的那把齿磨圆了，轻的那把还新。
三百块。拜师费三百，转让费三百，招牌三百。
三笔钱，三个日子，隔了十七年，串成一条线。
我算了一下：二〇〇九年他收我三百，当月退我三百；二〇二一年他收我三百，当年花在这块牌子上。
他等于一分钱没要，还倒贴一块牌子，还替我等了五年。
我坐在那把皮椅子上，扶手那块海绵又掉了一点。我想起他说的话，过户是过户，牌子是牌子。
原来牌子早就是给我的，只是没挂。
十一月八号上午，我请了两个人，把旧牌子摘下来。旧牌子是木的，白底红字，重十七斤。
摘的时候从墙里掉出三颗钉子，钉子锈了，还有一张一九九三年的营业执照复印件，纸都黄透了。
我把新牌子挂上去。蓝底白字，一米八，正好盖住墙上那块跟墙一个色的印子。
那块印子是木牌子挂了三十八年留下的，长方一块，颜色比墙深，边上还有钉子眼。
挂完我退到街对面看。两个名字一般大，中间那个点很小。
路过的人抬头看一眼。有一个人说，哟，换牌子了。我说，换了。
他说，老周呢。我说，还在。他说，那咋把你名字也写上了。我说，他写的。
他哦了一声就走了。
我站在街对面，想起一九九二年的事。那年我还没来，是师父后来跟我说的。
他说，那年他挂第一块牌子，请人写了三个字，花了十五块。挂上去那天，他在街对面站了半个钟头。
我那天也站了半个钟头，站到腿有点麻。
有一个骑三轮的从我面前过，抬头看了一眼牌子，没停，走了。
晚上回店，师父坐在椅子上，看着门外。他说，挂了。我说，挂了。
他说，歪了没有。我说，没歪。他说，我看看。
他站起来，走到门口，抬头看了三分钟，说，正。
他回身的时候，我看见他眼睛里有水，他没让它掉下来。
他转身进屋，走到镜子前面，用手在镜子上抹了一下，抹掉一块灰。
镜子上有一块污，擦了三十年没擦掉，在右下角，是他手常按的地方。
第六章 送走
十一月九号是周一，早上六点二十，天还黑着。师父的行李是一个编织袋，跟十七年前我那个一样。
编织袋是红蓝条的，拉链坏了一半。他用铁丝缠了个扣，缠得很紧，怕路上开。
袋子里还有一样东西我看不见，摸着像纸，硬的。我问了一句，他说，几张纸。
我摸了一下袋子的那个位置，他没有拦我。我摸到一张纸的边，没抽出来。
那几张纸是什么，我后来才知道。是房子的租赁合同，还有一张他写给我的字条。
袋子里是三件衣服，一双鞋，一个搪瓷缸，还有那台收音机。他把收音机的电池取出来，又装回去。
收音机是熊猫牌的。他听了三十年评书，最爱单田芳，说那个人一开口就能把人拽进去。
他关收音机的时候，把天线拔下来，卷了卷，塞进袋子侧面的口袋。
收音机上还有一层灰，他用袖子擦了，擦完看了一眼，放下了。
我说，师父，这把椅子你带走。他说，带不走。
他说，这椅子我坐了三十八年，坐习惯了。换了椅子睡不着。
我说，那刮刀。他说，刮刀留店里。我说，你留着。他说，我留着没用。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把刀往我这边推了一寸，推得很轻。
他把刮刀放在柜台上，跟两把钥匙放在一起。刀柄上的布，他自己换了一层新的，是昨晚换的。
他把布条剪成三条，一条一条缠，缠完用胶水粘住头。胶水是他从抽屉最里面翻出来的。
我说，你昨晚干嘛了。他说，缠布。我说，缠了一夜。他说，缠了两回，第一回没缠好。
我没看见他缠。我早上推后间的门，刀已经放在柜台上了，布是新的，颜色比原来深。
六点四十我们去车站。他坐的那趟车是七点十分，到邻县两个钟头四十分。
候车室里人不多，一个卖早点的摊子，蒸汽从锅里冒出来，把玻璃糊住了。
我们要了两碗豆腐脑，一碗甜的，一碗咸的。他说甜的，我从小吃咸的，那天也吃了甜的。
他买了两根油条，一人一根。他吃得很快，吃完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一根油条他三口吃完，剩下半根用纸包起来，塞进袋子里，说路上吃。
他说，陈默。我说，嗯。他说，店里那台热水器，二〇一九年买的，还能用三年。
热水器是二〇一九年换的，八百八，他掏的钱，说这算店里的东西，不算他的。
我说，知道。他说，镜子后面有个插座，别拿水冲。我说，知道。
他说，价目表我划了刮脸那行，你别自己又加上。
他说，客人要刮，你就说没有这项。我说，人家要不高兴。他说，不高兴就不高兴。
我说，不上。他说，客人要刮，你就说没有这项。
我说，那我去。他说，不去。他说，你要去，我就白走了。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比刚才低。我听见了，没接，捏着手里那半根油条。
我没说话。广播开始报站，说的是他那趟车。
他站起来，把编织袋扛在肩上。袋子不重，他扛得有点吃力。
他扛袋子上肩的时候，左肩塌了一下，又撑起来。他年轻的时候能扛两袋面。
我说，师父。他说，啥。我说，那三百块。
他停了一下，说，哪三百。我说，三笔。
他说，你数清了。我说，数清了。他说，数清了就别说了。
我把嘴闭上了。广播又说了一遍，说的是另一趟车，去市里的。
我说，为啥不说。他说，说了就成账了，账算清了，人就算了。
他说完这句，把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擦的是汗，不是油。
我说，那不算清。他说，不算清好。
他把袋子往上颠了颠，说，我走了。我说，我送你到车上。
他说，不用。他走了两步，回头说，招牌挂歪了。
我说，你说正。他说，我看是歪的，你自己再看。
我知道没歪。我前一天用水平尺量过，横竖都对。
他进了检票口，没回头。他一直走到车门口，上车的时候扶了一下车门，扶得有点久。
车门是铁的，凉的。他扶着车门站了两秒，才抬脚，抬得很高。
车开出去的时候，我在候车室门口站着，站到看不见车。
回去的路上我骑他的自行车，链子响。骑到店门口，我把车锁上，锁了三圈。
卷帘门拉起来，店里是空的。椅子上还留着他昨晚坐的痕，皮面凹下去一块，还没弹回来。
我用手按了一下那个凹，按下去又弹起来，弹得很慢，像皮子累了。
我把刮刀拿出来，在灯下横着举了一下。刀尖很稳，一点不晃。
我把刀放下，从柜子顶上拿下一本新的登记簿。蓝皮，跟上本一样的，塑料膜还没撕。
本子是他上个月买的，买了三本，放在柜子顶上。他说够我用六年。
第一页第一行，我写了三个字：周建民。
后面写日期，十一月九号。价格那一栏，我写了一个零。
备注那一栏，我写了两个字：送走。
写完我把本子合上，放在柜台下面。抬头看见镜子里贴的那张红纸，边角又翘起来了。
我找了块胶带，重新粘了一下，粘在原来的痕上。
九点半，卷帘门外面站了两个人。我拉开门，说，进来。
第一个是李会计。他坐下，说，老周真走了。我说，走了。
他说，那以后谁给我刮脸。我说，不刮了，这项没了。
他说，那我这把老脸。我说，用推子，也能干净。
他说，行吧，你剪。
我拿起推子。推子是手推的，那个铁疙瘩，握在手里沉。我把它贴着他的后颈推过去，一下，一下。
推子走得很稳。我心里想，师父，这活儿我干得下去。
推子推到他耳后的时候，他闭了闭眼。我知道他想起老周了，我没说话，接着推。
推完我给他扫脖子。他说，你比以前稳。我说，师父教的。他说，是老周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