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接单
十一月的县城已经冷起来，早上玻璃门上挂一层白雾。我把卷帘门拉上去，风从街口灌进来，带着一股煤炉子的味。对面医院门口卖烤红薯的老赵还没支摊。
店叫喜临门，红底黄字的招牌挂了十二年，边角让太阳晒得发白。屋里三张桌子，一台旧电脑，墙上钉着一排照片，全是我主持过的婚礼，最上面那张是十几年前的，照片里的新人现在已经离了。
我叫周野，四十岁，县城婚庆这行干了十二年，主持过四百多场。有人叫我周老师，有人叫我老周，我都应。
小敏来得比我早，正蹲在地上数气球。她二十出头，去年从卫校毕业，没找到合适的活，跟着我学干这行，嘴甜手快，就是老忘事。
她抬头说，周哥，昨天下午那个单子我填完了，你签个字。她把一张粉色的单子推过来，边角还带着打印机的热。
我端起搪瓷缸子喝了一口水，才去看。日子是十一月十八，地点滨河大酒店三楼，二十桌。定金三千，尾款当天结。
新娘一栏写着两个字：沈静。新郎：陈立。
我看了有三秒。搪瓷缸子放在桌上，发出一声闷响，水溅出来一点，在单子上洇了个圆。
小敏问，怎么了。我说没事，手滑。
沈静。这个名字我在户口本上写过八年，在一张红本子上并排写着我俩的名字，也在另一张纸的签名栏里签过。
她三十八岁，比我小两岁。我们离婚三年，女儿周小满跟她，今年九岁，上三年级。我每个月给一千五，逢年过节多给点。
我把单子推回去，说这单你接的。她说前天你在外面跑场地，人家自己上门来的，一个女的，说话挺客气，问了好几遍能不能便宜点。
我问，她一个人来的。小敏说，还带个男的，四十来岁，穿件深蓝夹克，一直站门口，没进屋，也不说话，最后是她掏的钱。
我点了根烟，又掐了。店里规定不抽烟，这条是我自己定的。
小敏问，周哥，这单接不接。我说接了，定金都收了。
她说，那到时候你去还是我去。我说我去。
她愣了一下，说你不是讲十一月十八要去市里看设备。我说设备不看了。她哦了一声，低头继续数气球，数到三十七又从头数。
县城不大，婚庆这行更小，全城连我一共四家，谁家接了什么活，半个月就传遍。我这店在同行里算中等，一年接六十场上下，好的年份七十场。
一场婚礼，司仪挣八百，流程加彩排加当天，跑三趟。十二年四百多场，县城的酒店我全站过，滨河那个厅上去过二十六次。
二十六次里没有一次是我自己的。我结婚那年没请司仪，就在老家院里摆的酒，八张桌，我哥拿个喇叭喊了两句开席。省了八百块钱。
中午我骑电动车回家，路上经过实验小学。放学时间还没到，门口站着一排等孩子的家长，都缩着脖子。
我把车停在马路对面，等了一会儿。小满从校门里出来，背个蓝书包，人比书包还瘦，头发扎成一个歪辫子。
她一抬头看见我，跑过来，喊了声爸。我把她抱起来掂了掂，说你是不是又没好好吃饭。她说学校今天的菜是萝卜炖粉条。
我问，你妈最近忙不忙。她说忙，老加班。我又问，家里有没有来客人。她想了想说，有个叔叔来过两次，给家里换了个水龙头。
我说那挺好。她说爸，那个叔叔换水龙头把水池下面弄湿了，我妈骂他，他也不敢说话。她说完自己笑起来。
我把她送到小区门口，没上去。她说爸你不上去坐坐。我说店里还有事。
回去的路上风很大，电动车骑到一半没电了，我推了最后一段。推车的时候我想，这单我该不该接。
接了是体面，不接是小气。可体面和小气中间还夹着一个东西，叫难受。
这店最早不是这样。二零一四年我从市里的婚庆公司出来，回县城自己干。那时候只有一间半屋子，桌子是从旧货市场拉回来的，抽屉里还留着别人的名片。头一年接了九场，最惨的一场在镇上的祠堂，音响坏了，我站在台上干喊了四十分钟。
后来慢慢好起来。买了车，换了音响，跟摄像老吴搭了长期。县城这地方一场活挣不了大钱，可架不住跑得多，一年六十场，够养家，够还房贷，够给孩子报个班。
她那时候跟着我干过两年。记账、买物料、跟酒店砍价，一样一样学。她比我细，一场婚礼要备的东西能列三张纸。后来怀着孩子站不动了，才回家歇。
我们散，不是因为谁做了对不起谁的事。是我一天到晚在外面跑，跑得家里没人。她问过一次，你一年在家吃几顿饭。我算了算，不到五十顿。她没再说什么，我也没有。
县城就这么大，谁家的事都瞒不住。离婚那阵街上碰见熟人，人家都绕着说话。有人说我外面有人，有人说她脾气大。都不是。真事太平常了，平常到说出来没人信。
下午我把单子重新看了一遍。流程栏是空的，备注栏写着一行字：新娘要求仪式简单，不要闹，不要放鞭炮，不要请歌舞。
这行字我熟。当年我们结婚，她也是这么说的。她说周野，别弄那些虚的，我不喜欢人多。
我打电话给小敏，让她明天约新娘来店里对流程。她说好。我又补一句，你别说我是老板，你就说司仪姓周。
她在那头静了两秒，说周哥，是不是有什么事。我说没有，我干活的时候不爱让人知道我是老板，人家放不开。
挂了电话，我坐在店里看墙上那排照片。婚礼上的人都笑得很大，笑得像假的。可我知道那不是假的，那天他们真的高兴。
傍晚关店，我把卷帘门拉下来，铁皮响得刺耳。街上的路灯刚亮，光是黄的，照在地上的水洼里，晃晃的。
我站在门口抽完一根烟。县城的夜来得快，六点半街上就没什么人了，只有几家饭馆还亮着。
我想起她签字那天。民政局二楼，窗口里面坐个女的，问了三遍我们是不是想好了。她说想好了。我说想好了。两个人谁都没多看对方一眼。
出来的时候下小雨，她撑着伞往东走，我往西走。走到路口我回头看了一眼，她的伞是黑的，走得不快，一次也没回头。
那天晚上我把车开回店里，坐在车里抽了半包烟。后来小敏说，那天我进店眼睛是红的，她以为我没看见她。
现在她要结婚了，新郎叫陈立，我猜就是那个换水龙头的。
我把烟头摁在台阶上，回屋拿了个新笔记本。这一场，我打算自己从头写流程，一个字一个字写。
写第一行的时候笔尖断了。我在抽屉里翻了半天，找出那支用了很多年的钢笔，笔尖歪了，划出来的字粗细不均。
歪着写也行。反正这一场，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该怎么主持。
第二章 彩排
第二天下午三点，她们来了。沈静走在前面，穿一件米色外套，头发剪短了，到下巴。三年不见，她瘦了些，眼下的青比从前重。
后面跟着陈立，就是那个换水龙头的。四十出头，个子不高，肩膀厚，进门先把鞋在门口的垫子上蹭了两下，才进来。
小敏倒了两杯水，说这是我们的司仪周老师。我站起来，说你好，伸手。
沈静的手停在半空，停了一秒。那一秒里她脸上的表情变了两回，先是认出来，再是压下去。她说，你好。
她的手比从前凉。我们握了一下就松开，都很快。
陈立没看出来，主动伸手，说周老师好，我姓陈。他的手掌很硬，虎口有一层老茧，是做五金的手。
坐下以后，我把流程单摊开，一项一项往下过。迎宾、入场、证婚、敬茶、交换戒指、致辞、开席。我说按你们的要求，歌舞鞭炮闹洞房全去掉了。
沈静说对，就这些。她说话的时候看着单子，不看我。
陈立在旁边补充，说能不能加一个环节，给双方父母敬茶的时候，让他妈先说两句。他妈身体不好，来一趟不容易。
我说可以。沈静抬头看他一眼，那一眼里的东西我说不清，有点埋怨，又有点不好意思。
我低头记下，笔尖歪着，字写得歪歪扭扭。陈立看见了，说你笔坏了。我说用惯了。
流程过完，我提了一句彩排。婚礼前一天晚上，酒店舞台走一遍，主要走站位和音乐。陈立说她上班不好请假，能不能晚上七点以后。
我说行，七点半。他说那太好了，周老师你人真随和。
他不是坏话，是真心话。这种人一辈子不会说坏话，也不会看人脸色。跟这样的人过日子，累不着。
送他们出门的时候，沈静落在后面，说了一句。她说你要是不方便，可以让店里的年轻人来。
我说没什么不方便，这行我熟。她说，周野。她叫我名字，声音压得很低。
我抬头看她。她说，你别在台上乱说话。我说我只说该说的。
她点头，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说小满那天会来，当花童。我说知道了。
陈立在台阶下面等她，看她下来，先伸手扶了一把。那动作很自然，像做过很多次。
我站在门里看，看他们上一辆银灰色的面包车。车斗里堆着几捆电线，还有半箱合页。
回去的路上我在想她那句你别在台上乱说话。她的意思我懂：这一场是她翻篇的日子，谁都不许在这天提从前。我也懂另一半意思：她其实不信我能管住自己的嘴。
这十二年我在台上说过不少话。有的词是套话，念顺了就行；有的是临场加的，往往那几句最有人记住。老吴拍过我两百多场，他说我这人话少，可一开口都是实话。实话在婚礼上是危险的，偏偏我这张嘴没出过事。
当天夜里我把流程单铺在地上，跪着改。改流程是件笨活：哪一项配哪一首歌，哪个环节灯该暗，哪句话说完台下该笑，全是算好的。干久了成了肌肉记忆，闭着眼都顺。可那天我算不下去，写两笔就停。
第二天上午我去酒店量舞台。新换了背景布，红布比原来薄，风一吹会动。我拿卷尺量了台宽，三米六，比原来窄了二十公分，两个人并排站刚好。量完我站在台上抽了根烟，抽完把烟头揣兜里带下楼。
下午小敏问这单的流程写完没，我说写完了。她要看，我没给。她说周哥你今天话特别少。我说我本来话就少。她说不一样，你平时话少但还会回答，今天你是敷衍。
晚上我在笔记本第一页写了七个字：今天只做分内事。写完盯着看了半天，又划掉，划得很重，纸都透了。
那天晚上我在店里把流程改了四遍。第一遍写得太满，第二遍又太空，第三遍加了一段父亲牵女儿入场，第四遍删掉。
删到第四遍的时候我停住，想起我们这边的风俗：新娘进门，要由娘家人牵着送到台上。
她父亲走的时候是去年腊月。我在朋友圈看见的，是她妹妹发的。我买了个花圈让人送到殡仪馆，落款没写名字，只写了一个周字。
后来流程单上，我把那一项改成了：由母亲陪新娘入场。
第二天晚上七点半，滨河大酒店三楼。厅很大，二十桌摆开，空着的时候显得冷。舞台背景是红布，中间一个金双喜。
我到的时候灯只开了一半，服务员在摆碗。沈静和陈立已经在台上站着，脚下踩着一卷没铺平的红地毯。
我从侧面上台，先试话筒。喂了两声，声音从厅后面返回来，有点空。
我说，先走入场。音乐起，你从这头走，走到这儿停下，转身。陈立你站这个位置，别太靠边，靠边灯光打不到。
走了两遍。第二遍的时候沈静高跟鞋踩在地毯边上，差点崴了。陈立一把扶住她，扶得很快。
我在台上说，这个位置地毯有个接缝，到时候找块胶带压上。陈立说我去找。
他跑下去找胶带，厅里就剩我和沈静。她在台上站着，我在台下，中间隔三级台阶。
她说，周野，这三年你过得怎么样。我说就那样，开店，接活。
她问，还抽烟吗。我说抽，一天一包。她说你这人，一辈子改不了。我说改不了。她说我也改不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没看我，看着台上那个金双喜。
陈立回来了，蹲在地上压胶带。压完了抬头问，这样行不行。我说行。
彩排结束，他们要走。我在门口给陈立递了根烟，他摆手说不抽。他从兜里掏出两颗糖，给我一颗，说他妈爱买这个，他跟着吃上了。
糖是橘子味的，很甜。
他们下楼以后我没走，在舞台上坐了会儿。厅里的灯关到只剩一排，光是黄的，照着空桌子。
我干这行十二年，头一回坐在别人的婚礼舞台上，什么都不用做。
楼下传来面包车发动的声音。我掏出手机，翻到相册最底下。有一张照片，是我们结婚那天在老家院里拍的，八张桌，她穿一件红毛衣，我穿西装，西装有点大。
照片里她笑得不大，眼睛是弯的。那天她也说不喜欢人多。
我把照片放大，看见我自己的手搭在她肩上，手指僵得像根木头。
我把手机收起来，关了厅里的灯。锁门的时候我想，十一月十八，还有十二天。
第三章 台上
十一月十八，天阴，没下雨。早上六点我就起了，在店里把西装熨了一遍。那件西装是十一年前买的，深灰，只在干活的时候穿，一年穿二十来次。
小敏七点到店，看我熨衣服，说周哥你今天怎么穿这件。我说那件黑的太旧。
她说你今天不太一样。我问哪儿不一样。她说不上来，就是看着不像平时。
九点我们去酒店。厅里已经坐了一半人，红桌布，塑料椅，每张桌上摆两瓶汽水，一盘瓜子。音响在放一首很老的歌。
我去后台，沈静在化妆。她穿白纱，坐在镜子前，化妆师在给她描眉毛。我从镜子里看见她的脸，也看见我自己站在她后面。
她没回头，从镜子里说，你来了。我说来了。她说，小满在隔壁，你去看看。
小满穿一件粉色小裙子，头上别着一圈花，坐在椅子上晃腿。看见我就跳下来，说爸，你看我这个花。
我说好看。她说老师给我扎的，扎了半小时。她又小声说，爸，你今天要说话吗。我说要。她说那你别说错。
我说我尽量。她笑了，露出缺了一颗的门牙。
十点零八分，仪式开始。我上台，灯光打过来，眼前一片白，台下的人脸都糊成一块一块。
我说，各位亲朋好友，今天是十一月十八，农历十月初八，是个好日子。
台下鼓掌。这开场白我说过四百多遍，一个字都没改过。
音乐起，母亲陪新娘入场。沈静挽着她妈的手从厅后面走过来，走得很慢。她妈六十多了，腿不好，走两步停一下。
走到台阶前，我下台扶了一把。她妈抬头看我，眼神停住，认出来了。她没说话，把手交给我，我把她扶上台阶。
上了台，我把话筒递过去，按流程该是母亲说两句。她妈摆摆手说不会说。我说那就说一句，今天高兴不高兴。她说高兴。声音很小，台下笑了一下，是善意的笑。
接下来是证婚。证婚人是陈立厂里的老会计，念了一段话，念得磕磕巴巴，念完自己先鼓掌。
然后是交换戒指。陈立的手在抖，戒指戴了两次才戴上。沈静低着头，我看见她肩膀动了一下，是在忍笑还是忍别的，我看不准。
九点二十，宾客差不多坐齐了。我在通道口站着，手里捏着流程单。有人认出来喊我，周老师，今天你亲自上啊。我说徒弟拉肚子。他笑，说你这老板当得苦。
厅里坐的人我一半眼熟：开五金店的、跑货运的、镇上教书的，还有几个是她娘家的亲戚。她二舅坐在第三张桌，看见我，脸上的肉抖了一下，把头扭开。
十点前我去后台最后一趟。她在补口红，看见我进来，说你手上拿的什么。我说流程单。她说给我看看。我递过去，她一行一行看，看到誓词那里停住。
她说这一项删了吧。我说删了流程短三分钟。她说短就短。我把单子拿回来，说这一项是我自己加的，不是酒店的套流程。她抬头看我，看了两秒，没再说话。
我退到门口，说十分钟后上台。走到门边她叫住我，说周野。我回头。她说，你那件西装，肩上有线头。我低头看，真有，一根黑的线头翘在肩缝上。我说没事，远看不见。
上台前我在洗手间里站了两分钟。镜子里的人头发梳得整齐，领口勒得紧。这身行头穿了三年，四百多场里大概两百场是它。它记得我在台上说过的所有话，也记得我在台下没说过的那些。
这几年我慢慢发现，主持人这活最难的不是说，是不说。台上一半时间要留白：让音乐响，让灯亮，让人自己哭一会儿。我在别人的婚礼上学会了闭嘴，却在自己家里闭得太彻底，闭到最后连一句该说的话都省了。
十点整，音响师把音量调起来。我在侧幕后面站着，听见厅里嗡嗡的人声，闻到热菜和香水混在一起的味。那一刻我想，要是别人的婚礼，我闭着眼都能走完；偏偏是自己的，得一句一句想。
再往下是誓词。这一项是我自己加的，流程里本来没有。我在笔记本上写了两行，写在昨天晚上。
我拿起话筒，说下面请新人对着各位亲友，说一句自己的话。厅里一下安静了，我能听见后面有人在剥瓜子。
陈立先说。他说，沈静，我不会说好听的，我这人笨。以后家里的活我干，你上班累，回来就歇着。
台下鼓掌，有人喊好。
轮到沈静。她拿着话筒站了几秒。她说，陈立，我这个人脾气不好，你多让着我。
就这两句。她把话筒递回来，手在抖。
该我说下一项了。我低头看笔记本，上面写着四个字：无论贫富。
这四个字是老词，我念过四百多遍。可这次我念到一半停住了。
因为我突然想不起来，我自己结婚那天有没有人跟我说过这四个字。没有。那天我哥拿喇叭喊了两句开席，就完了。
厅里的静有点长了，我听见后面有人小声问怎么了。我把话筒换到左手，右手把笔记本合上。
我说，这句词我念了很多年，今天想换个说法。
台下有人笑，以为我要抖包袱。
我说，我在这行干了十二年，见过很多对新人。有的过了三年就散了，有的过得挺好。散的那些，当年在台上也笑得一样大。
我说，日子不是台上这三十分钟。日子是台下那些没人看见的时候，谁洗碗，谁半夜起来给孩子喂药，谁把最后一颗糖留给谁。
我说，今天这两位，我知道他们能过。因为刚才戴戒指的时候，新郎的手在抖，新娘没笑话他，还往前递了一下。
我说完，把话筒举起来，说，我提议，大家再鼓一次掌。
掌声比刚才响。我看见小满在第一排站着鼓掌，鼓得脸都红了。
后面是敬茶，开席。我退到台侧，站着看服务员端菜。厅里一下子热闹起来，说话声、勺子碰碗的声，混成一片。
陈立过来，说周老师，刚才那段说得好。我说随口说的。
他说不是随口，你刚才停了一下，我以为你忘词了，后来才知道你是故意的。
我说我真是忘词了，后来才想起来的。他笑了，说他这个人就是这样，什么都当真。
敬酒到第七桌的时候，我站在通道边上，看见沈静端着杯子挨桌走。她走路还是那个样子，脚跟先落地。
她走到我旁边停了一下，说，刚才那四个字，你为什么不说。
我说，说了没意思。
她说，你当年要是会说这些，我们也不至于。
我说，我当年不会。
她点点头，端着杯子走了。
第四章 台下
敬酒到第七桌的时候，后厨已经上了第三道热菜。厅里的声音大起来，说话得贴着耳朵。这种热闹我在台上看了十二年，每次都觉得跟自己没什么关系。
摄像老吴过来拍我肩膀，说周老师，给我留两句。我说留什么。他说给新人的祝福，剪进片子里。
我对着镜头说了四句：日子长，慢慢过；吵架别过夜；钱要攒，人要让；有空带孩子出去看看。老吴说太实在了，不像祝福。我说祝福本来就该实在。
他收了机器，跟我一起靠在墙边。老吴五十多，全县城的婚礼他拍了一半，拍过我两百多场，也拍过一场很出名的：新人当天闹翻了，新郎把花摔在地上，他一路拍到散场。
他说，这单你怎么自己上。我说徒弟病了。他说你徒弟上周还跟我一块吃饭。我说他病得快。
老吴笑，笑完不笑了。他说，周野，我干这行二十六年，什么事都见过。你这算什么事，谁还没个从前。
我没接话。厅那头有人在喊新郎喝酒，陈立被几个同乡围着，脸已经红了，还在说我没醉。
酒店经理过来递烟。他说周老师，明年我们这儿要改成宴会中心，二楼全拆了重装，以后你这个厅就没有了。
我问他什么时候拆。他说开春。我抬头看了看头顶的灯，二十六次，我在这盏灯下面说过二十六遍开场白。
十一点半，已经有人开始走。桌上剩的菜被塑料袋打包带走，服务员一趟一趟地收盘子，瓷器碰瓷器的声很脆。
我坐在靠门那桌的边上，喝了半杯茶。茶是凉的，杯壁上有一层薄薄的水汽。
这时候我想起一件事，一件我三年里没怎么敢想起来的事。
县城的婚宴有个规律：前半场看新人，后半场看人情。谁家来了几桌，谁送的礼厚，谁家的长辈坐主桌，全在这一个钟头里排明白。我在台上报名字的时候，其实是在替一村人排次序，排错了没人怪我，排对了也没人谢我。
这种活干久了，人的脸就分得清：笑得最响的往往不是最亲的，哭得最早的往往是最舍不得的。我能一眼看出谁跟谁有过节，谁在替谁撑场面。可我看了十几年别人的家，一直没学会看自己家里那几张脸。
厅里的灯是暖白的，照得人脸色都好。我靠在墙边看了一圈，二十桌坐满了人，有几个这辈子只会因为红白事聚在一处。今天是红事，大家都愿意笑，放着音乐，孩子在通道里跑，服务员端着一盘盘菜侧着身子让人。
沈静挨桌敬酒，走到第三桌有人拉着她说个不停。她一直点头，杯子举着没放下。她以前最怕这种场面，喝一口酒脸就红，说不上三句话就想走。现在她能举着杯子站很久，还知道在别人说话的时候点头。
十一点多，有个小孩在通道里跑，撞翻了一盘凉菜。服务员蹲下去收，孩子的妈一直道歉。我看着那摊汤汁在红地毯上洇开，被人来回踩着，一会儿就看不出痕迹了。这场婚礼也会这样，热闹三个钟头，然后什么都不留。
四年前的秋天，她住过一次院。
那天我在三十公里外的镇上，一场婚宴，六十桌，是我那年接的最大的活。上台前她给我发过一条消息，说肚子疼得厉害，可能要去看看。
我回了两个字：等我。
台上正说到无论贫富。手机在裤兜里震，一震一震，隔着布都能感觉到。我把它调成静音，接着念下一句。
那场婚礼很顺，新人高兴，家长高兴，红包里包了双份。我下台的时候是下午两点半，掏手机，七个未接，三个是我妈，四个是她。
我赶到医院的时候她已经从手术室出来了。阑尾，切了，不算大事。她躺在病床上，被子盖到胸口，脸白得像纸。
我站在床边，说对不起。她说没事，我一个人签的字，护士说家属不在也能做。
她说这话的时候很平静，平静到我以为她真的不生气。后来才明白，那种平静是一层一层凉下来的。
那年冬天我们话就少了。她还是做饭，还是接送孩子，只是不再问我明天去哪儿，几点回，跟谁。
第二年三月离的。手续办得很快，财产也没什么可分的，一套房归她，车归我，孩子跟她，我按月给钱。
我一直以为我们散是因为穷，或者因为忙。后来才想明白，是因为那七个未接的电话。有些事不在于你做错了什么，在于那一刻你不在。
厅里有人在我旁边坐下。是她二舅。他掏出烟递我一根，我接了没点。
他说，小周，你别往心里去。我说我没往心里去。他说她这回找的这个，人是老实，就是没本事。我说老实就够了。
他叹了口气，说当年你们俩我看着挺好的。我说是挺好的。他说那怎么就到了那一步。我说是我不好。
他把烟点着，抽了两口，说你这个人，嘴上什么都能认，就是不肯多跑一趟。
这句话说得比刀子准。我没接。
十二点，厅里剩不到十桌。陈立的妈坐在角落，面前那碗汤没动过，她一直在擦眼睛。她身体确实不好，手背上贴着胶布，是刚输过液的样子。
沈静在给她夹菜，夹得很小心，先在自己碗边试一下烫不烫。
我看着她做这个动作，才想起来她从前是不是也这样。可能一直是，只是我没看见。
十二点半，我开始收设备。线要一根一根缠，缠不好下次打结。这种事平时小敏干，今天我自己干，一根一根，很慢。
老吴收了机器过来帮我。他说周野，你这人有个毛病。我说什么毛病。他说你什么活都自己干，什么话都自己咽。
我说自己干踏实。他说踏实是给活干的，不是给人活的。
我把最后一根线缠好装进箱子，扣上扣。扣子有点卡，我按了两下才扣上。
他提着箱子下楼，我跟在后面。走到楼梯口回头看了一眼厅里：灯还亮着一半，红布在风里轻轻动，舞台中间那个金双喜有点歪。
楼下大厅的玻璃门外站着几个抽烟的人。风把烟吹得横着走，火头一亮一亮。
我在门口站着，等老吴把设备装上车。装完他问，要不要一起吃个饭。我说不了，回店里。
他说那你自己注意。我说我一直注意。他笑了一声，上车走了。
我一个人在酒店门口站了会儿。县城的正午太阳薄，照在身上不暖。街对面是个修车铺，师傅躺在躺椅上睡着了，收音机在响。
三年了，我以为自己早就过去了。今天才发现，过去的是日子，不是人。
我把手插进兜里，摸到那半包烟，抽了一根点上。抽到一半想起来，这是人家婚礼的日子，不该在门口抽烟招人嫌。
我把烟掐了，扔进旁边的垃圾桶。
转身要走的时候，玻璃门里还有一个人没走。她坐在最里面那张桌，白纱已经换成一件米色外套，正低头收拾东西。
那背影我看了很多年，认得出来。
我没推门进去。
身后有人喊：周老师，等一下。
第五章 红包
陈立跑出来的时候没穿外套，衬衫袖子挽到肘上，脸还红着。
他说，周老师，尾款我转你店里那个小姑娘了，她说明天对账。我说知道了。
他从口袋里摸出一个红包，红色的，有点旧，边角磨白了。他说这个你收着。
我说尾款之外的钱我不收。他说这不是钱，是小满让我给你的，她说一定要交到你手上。
我接过来捏了一下。不厚，里头不像钱，像纸。
我说她人呢。他说跟她姥姥先走了，走之前非让我把这个给你，还说不能让别人看见。
这种红包我见过很多。有新人图吉利塞给司仪的，里头一般装一百两百，我从来不当场看，回家扔进抽屉。可这个红包掂在手里就不一样，轻，虚，不像钱，像塞了两张纸。
红包正面的金字印得有点歪，是那种批发市场论斤卖的货。小满大概是从家里哪个抽屉翻出来的，翻的时候可能还问过一句这个能不能用。她妈大概说了能。
我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站着，风从街那头过来，把红包的封口吹得开了一点。我把它捏紧，捏得纸边都有了折痕，还是没舍得马上拆。
拆之前我想了两件事，想得很快。头一件是里头千万别是钱，钱我不好收，收了就是欠。第二件是里头要真是钱，我也得收，那是她给我的，不是给我的工钱。
我干这行收过不少这样的红包，都是主家客气。有一年冬天在镇上，主家给了一个，回去打开是五十块，还有一张纸条，写着司仪辛苦了。那张纸条我留到现在，在铁盒里。
台阶下面的地砖缝里长着草，被人踩得扁扁的。我小时候在这种台阶上蹲着捡过鞭炮皮，捡满一兜拿回家，我奶奶给我煮了两个鸡蛋，说这是喜气。那时候喜气是能捡的。
我站在那儿，才想起自己有很多年没蹲下来捡过东西了。人过了三十，手就不往地上伸了，什么都要别人递到手上。
我把纸摊开的时候手有点抖，抖得纸边一直在颤。这种感觉我很久没有过，上一次是她递给我离婚协议，我也是这样抖。
我把红包拆开。里面是一张纸，从作业本上撕下来的，边上还有撕歪的齿。
上面是小满的字，一行一行歪着：爸爸，我看见你哭了。
下面还有：你站在台上说话的时候眼睛红了，你是不是不舒服。
再下面一行写得更小：我没跟妈妈说。
我把纸翻过来看背面，背面是空白的，只有几个被橡皮擦过的痕。
我在原地站了很久，风把纸边吹得翘起来。我把它折回原样，塞回红包，放进西装内袋。
陈立还在旁边站着，他不知道该说什么，就站着。过了一会儿他说，周老师，我问你个事。
我说你问。他说，你跟她是不是认识。
我说认识，很多年了。
他点点头，说我就猜到了。头一回去你店里，我就觉得她说话的样子不对。
我说是她自己找的店。他说我知道，她说这家便宜，活干得好。
我说那你怎么猜到的。他说，她交定金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我没说话。这个细节我没看见，小敏也没跟我说。
他说周老师，我跟你说句实话。我这人没什么本事，就是踏实。她跟我在一起，也是因为我踏实。
我说踏实挺好。
他说她有时候半夜不睡，坐在客厅。我问她，她说没事。我不懂她，我也知道我不懂。
他把手里的烟盒捏扁扔进垃圾桶，说我不在乎。她愿意跟我过，我就好好过。
十二年主持，我见过各种各样的人。像他这样说话的，不多。
我说陈立，你这个人可以。他说我哪儿可以。我说你肯说自己不懂。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笑得有点憨。
他从兜里掏出两颗糖，给我一颗。橘子味的，很甜。
他说我妈爱买这个，我跟着吃上了。我说你妈身体要紧不。他说不要紧，就是老毛病，一年住两回院。
我说那以后有事找个人搭把手。他说有，邻居都肯帮。
我们俩站在酒店门口的台阶上，谁也没再说话。风把台阶上的红纸屑吹得满地跑。
过了有一分钟，他说周老师我上去了。我说你去吧。
他走两步又回头，说还有一件事。她从没跟我说过你们的事，是我自己猜的。你也别怪她。
我说我不怪她。
他点点头进去了。玻璃门开的时候，里面的热气一下子涌出来，又关上。
我在台阶上站着，把那颗糖吃了。糖化得很慢。
上车以后我没走，在驾驶座上坐着，把红包又拿出来看了一遍。
那三行字我读了很多遍。第一遍读的时候手是抖的，第五遍就不抖了。
小满九岁，认字认得不多，写字一笔一笔很用力。她写没跟妈妈说，这五个字比前面三行都重。
她知道这件事不能跟妈妈说。她不知道这件事为什么不能说，她只知道不能说。
我把红包放在副驾驶座上，发动车子。出停车场的时候收费的把闸抬起来，说二十九块。
我掏钱找了半天没找到零钱，最后给了一张五十。他说找我二十一行不行。我说行。
回店里要经过实验小学那条街。中午学生放学，路两边全是自行车，骑得歪歪扭扭。
有个孩子骑得太快，从我车头前面横过去，我踩了刹车。后面的车按喇叭，按了很长一声。
我把车停到路边，等了半分钟才重新起步。
那一刻我想的不是刚才那个孩子。我想的是，我开这辆车，她坐过多少次副驾驶。
很少。她坐后排，因为后排能放孩子的安全座椅。
到店里小敏已经把账记完了。她说周哥你今天辛苦了，我给你泡了茶。
我说谢谢。她说刚才有个电话找你，市里那个设备商，说十一月十八约好的看货你没去。我说我知道。
她又问还去看吗。我说不看了，今年不换设备。
第六章 内袋
四点钟，小敏下班走了。店里就剩我一个人，灯开着一半，另一半没开。
我把西装从身上脱下来。这衣服穿着不透气，一天下来后背全是汗，领口一圈发黄。
我拿衣架把它挂起来，挂的时候顺手拍了拍后背的灰。
拍第三下的时候摸到内袋里有东西，硬硬的，是那个红包。
我把红包拿出来放在桌上，想着明天给小满送回去，或者干脆留着，等她长大了再给她。
挂好西装我退后一步看，右边肩膀有点塌，这几年人瘦了，衣服就显得空。
我又伸手把肩缝那根线头剪了。剪的时候看见内衬磨出了一道亮痕。
内衬里侧有个内袋，我平时不放东西，怕丢。
我随手摸了一下，指尖碰到一张纸。
抽出来是半张，从中间折过，折痕磨得发白。
摊开，是复印件。两份红本子并排着，我们的结婚证。
照片上两个人挨得很近，都笑得不太自然。我那年瘦，头发比现在多。
下面的空白处有一行字，蓝黑的钢笔写的，字很秀气，是她写的。
日期是二零一五年三月，我们结婚那天。
那行字我看了很久才看清。
写的是：周野，等你哪天不开这个店了，我们去爬一次泰山。
我把复印件举起来对着灯看。纸是那种老式复印纸，边缘发黄，手指按上去留下指痕。红本子的颜色淡了，淡成一种旧砖的色，两个人的照片也糊，只能看出轮廓。
我结婚前一个月去县城商场买这件西装，三百八，是我那几年买过最贵的衣服。她那天穿的红毛衣是自己织的，织了两个月，袖口有一颗珠子。
我记不起她什么时候把这张纸放进去的。可能是结婚那天，可能是某天收拾衣服，也可能是我出差回来那晚，她把衣服挂好，顺手塞进去，等着我发现。
等一个人发现一张纸，能等很多年。她等到最后也没等来。我那时候每天回家都很晚，衣服一脱就扔在椅子上，第二天她拿去洗，洗完挂好，再放回衣柜。她有很多机会把那张纸拿出来，可她没有。
我坐在椅子上，把纸放在腿上，看着它看了很久。外面有车过去，灯从卷帘门的缝扫进来，扫过桌子又扫出去。
我不记得这张纸。
也不记得她写过这句话，更不记得她什么时候把它塞进衣服里。
这件衣服买了十一年。十一年里我穿它主持了三百多场，头三年几乎场场都穿。
内袋我从来没翻过。放钱放烟都在外侧兜，内袋深，手伸进去摸不到底，我一直以为那里头是空的。
我又看了一遍照片底下的日期。二零一五年三月，我们结婚。这件衣服是我们结婚前一个月买的。
那就说得通了：她是在那阵子把复印件塞进去的，塞完没跟我说。她大概想等我哪天穿衣服的时候自己摸到。
想到这儿我坐下了。有些东西你以为丢了，它其实一直在，只是换了个地方藏。
我把纸平铺在桌上，用手压平四个角。
泰山。我们说过要去。说过不止一次。
头一回是刚结婚那年，她说等忙完这阵。后来忙完那阵，孩子来了。
再后来孩子大了一点，她说等孩子上学。孩子上学了，店里的活更多了。
二零一七年我在县里开了第二间店，亏了，半年关掉，欠了七万。那年她一句怨言都没有，就是把自己的金镯子卖了。
我记得那只镯子，是她妈给的。她卖的时候没跟我说，我问起来，她说丢了。
后来我在她抽屉最里面看见当票，才知道。我没提，她也没提。
我们俩就这样，能忍的都忍了，能省的话都省了。忍到最后连一句我们出去走走都省了。
我们离婚前那半年，其实有过一次机会。那年五一她放了三天假，说想去趟市里，看看商场，吃个火锅。我说五一接了三场活，走不开。她说那算了。后来那三天她在家洗了一堆东西，晒了一院子。
我那天在三场婚礼上说了一整天的话。晚上回家嗓子哑，倒在沙发上就睡。她给我端了杯水，放在茶几边上，我第二天早上才看见，已经凉了。凉茶我喝了，没说什么，她也没问。
现在想起来，她要的不是市里，也不是火锅，是我能陪她走一天。可我那时候脑子里全是场次、报价、尾款、物料单。我以为把店做稳了，日子就稳了；其实店是稳了，日子散了。
人总以为自己在为家里挣钱，其实是在拿家里的时间换钱，换完了也不觉得亏。等到哪天发现换错了，账已经不认了。
我把纸再折起来的时候，想起她那只金镯子。卖的时候多少钱我不知道，当票上写着一千八。一千八，我一场婚礼八百，也就是两场多一点。
我把手按在那行字上，按了很久。纸是凉的。
外面天黑了。街上的路灯亮起来，光从卷帘门的缝里透进来一条。
我起身开灯，把整个店照亮。墙上那排照片被照得发黄。
我从抽屉里翻出一个旧铁盒，里头装着这些年攒下的东西：第一场婚礼的流程单、她当年写的物料清单、小满掉的第一颗牙。
我把这张纸放进去，放在最上面。
盖上盒盖，又打开，把它拿出来，重新折成原来的样子。
折的时候我照着原来的折痕折，一次折不对，拆开重折，第二次才对齐。
我把它塞回西装内袋，位置摆正，跟原来一样。
然后拿出手机，翻到通讯录。她的名字还在，排在很后面，三年没删。
我点开，输入框里打字：泰山我去了，一个人去的。
打了删，删了打。第三次打的是：今天很好，你嫁得不错。
最后我什么都没发，把手机扣在桌上。
第二天早上我在黑板上给日程加了新的一行：明年开春，歇十天。
小敏看见了问，周哥你要去哪儿。我说还没定。
她说你歇十天店里怎么办。我说关十天门，天塌不下来。
她说那这十天你干嘛去。我说去爬个山。
她说爬山有什么好爬的，累得要死。我说答应了人，得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