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
一百二十八万到账第四天，我妈把我叫回家。一分没进我的卡。桌上摆着一份打印好的协议：她跟我过，钱归我弟。我弟给我倒茶，说姐你签吧，你在镇上开小卖部，时间多。我拿起笔，问了一句：公证处几点下班？
协议
“回来吃饭，你弟对象家来人了。”我妈在电话里说。
我在镇上开小卖部，三十八岁。放下电话，我把卷帘门拉下来一半，又推上去。
我要的不多：我垫进去的十八万，还有一句明白话——建国也是儿子，妈的养老，他得担一半。
可我到的时候，桌上摆了八个菜，中间压着一份打印好的协议。那天是拆迁款到账第四天。二十二号建国订婚，还有七天。
这半年我一直没跟人提。今天写出来，是想把账算清楚。我记账，记了十一年。
我妈坐在主位，围裙没解。建国给我倒茶，茶是新开的，杯子是过年那套。
“姐，你先看。”他把协议推过来。
我没接。我先看桌子。红烧肉、整鸡、一条鱼，还有一盘虾。
八个菜。我们家过年也就六个。
张小敏坐在建国旁边，剥蒜。蒜皮堆在桌上，剥得干干净净。
“妈，”我说，“今天什么日子。”
“好日子。”我妈说，“钱到了。”
协议两页，A4，订书机订的。第一条：母亲王桂兰由女儿李秀云赡养。第二条：拆迁补偿款及安置房与女儿无关。
我读了两遍。第二条的字比第一条大一号。
“建国，”我说，“你念给我听。”
“姐，你不是识字吗。”他笑了一下，露出那颗虎牙。
“我识字。”我说，“我想听你念。”他端起茶杯，吹了吹，没念。
小敏把蒜放下：“姐，这事我们商量过了。妈跟着你，钱给建国。你在镇上，时间多。”
“我时间多。”我说，“我早上五点开门，晚上十点关。中间看店，做饭，理货。闺女放学在店里写作业。”
“那也比我们强。”小敏说，“我跟建国跑车，一走三四天。”
“妈吃药，谁管。”我说。
“你管。”她说得很快，“你是闺女。”
“二十二号订婚，”我妈说，“人家要看看家里什么章程。”
“什么章程。”我问。
“妈的养老谁管，钱怎么分。”小敏说，“人家问得细。”
“人家问这个干什么。”我说。
“我表姐说，丑话说前头。”小敏说。
围裙口袋里有计算器，我摸了一下，没拿出来。“妈，”我说，“这协议谁写的。”
“小敏找她表姐写的。”我妈说，“人家在县里上班，懂。”
“公证了吗。”
“正要跟你说。”建国接过去，“签完字，下周去公证处。”
我拿起笔，转了转。“公证处几点下班。”
他愣了一下。“五点。”
“那来得及。”我说。
我妈把筷子往桌上一放：“吃饭。”我拍了张照，发给大勇。他回了三个字：先别签。
我翻到第二页，第二条下面还有一行手写的小字：包括以后看病。
计算器
小敏从包里掏出一个计算器。超市那种，按键大，按一下，嘀一声。
“姐，我给你算笔账。”她说。
“你算。”
“你十六岁以前，在家吃住。一年五千，不多吧。”
“不多。”
“十六年，八万。你结婚，家里陪送两万。”她按了几下，“十万。”
她把计算器转过来。屏幕上：100000。
“这是你欠家里的。”
“我十六岁就出去了。”我说。
“出去了，也是家里的人。”
“我出去那年，一个月挣三百八，寄三百。”我说，“头三年，月月寄。”
“那是你孝顺。”小敏说，“孝顺不能抵账。”
“我寄回来的钱，有账。”我说，“蓝皮本子，在妈柜子里。十一年，十一万。”
“谁记的。”小敏问。
“我记的。每回寄钱，我记一笔，回来对一回。”
“那本子谁看见了。”
“妈看见了。”我看向我妈，“是吧，妈。”
我妈没应。她把鱼翻了个面，鱼肚子上的肉夹给了建国。“吃饭。”她说。
“妈，”我说，“你说句话。”
“说什么。”我妈放下筷子，“钱归儿子，人归女儿，这是老规矩。”
桌上静了一下。建国低头喝茶，茶碗盖碰了一下，响。
“老规矩。”我重复了一遍。
“你别阴阳怪气。”小敏说。
“我没阴阳怪气。”我说，“我学学。”
“姐，你也别多想。”建国开口，“妈跟着你过，我们也得管。这房子拆了，妈的根就没了。”
“妈的根没了，妈的房呢。”
“房是安置房。”建国说，“期房，明年交。”
“我那个店，”我说，“地皮是妈的名。”
小敏笑了一下。“姐，那地皮要是收回去，你店开哪。”
“开家里。”
“家里哪有地方。”
“院里。”
“院里要停车。”建国说，“我车大。”
我把计算器拿过来，按了一串数。“十八万。”我说。
“什么十八万。”
“房子的首付。”
“那是你给你弟的。”
“我借的。”
“有借条吗。”
小敏按了一下计算器，嘀一声。我没说话。“没有吧。”小敏说，“姐，亲兄弟明算账，你连账都没有。”
“我有转账记录。”
“转账记录能证明什么。”她说，“证明你给你弟钱。”
我把手机里的转账记录翻出来，放到她面前。她看了一眼，把脸转开。
我把计算器放下。按键上有一层油，黏手。我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油没擦掉。
“妈，”我说，“你也这么算。”
我妈没抬头。“吃饭。”她说。
“饭凉了。”
“凉了也能吃。”
小敏把计算器推到我面前：“姐，你自己算。”
药费
“协议我可以考虑。”我说。我妈抬起头。
“但得先去公证处问清楚。”我说，“问明白了，我签。”
我妈的脸就变了。她把碗往前推了一寸，筷子头磕在碗沿上。
“问什么。”建国站起来，走到门边，背靠着门。“姐，你今天出这个门，妈的药就停了。”
“药不是我停的。”我说，“药在县医院，钱在你们手里。”
“钱在妈手里。”建国说。
“妈的钱，你媳妇管着。”
“你听谁说的。”
“我不用听。”我说，“这个月拿药，我刷的卡。”
我从围裙口袋里掏出药盒。两个，一个白的，一个蓝的。
白的那个，苯磺酸氨氯地平片，5mg，一天一片，早上吃。蓝的那个，二甲双胍，0.5g，一天三次，跟着饭。药盒上有一圈橡皮筋，我解开，又套上。
“这个月我去县医院，挂号，开药，一共一千八百六。”我说。
“一千八百六。”小敏重复了一遍。
“我垫了十一个月。”我说，“两万零四百六。”
我把药盒底下压着的缴费单抽出来，放在桌上。单子攒了一沓，用皮筋捆着。
我把单子一张张摊开。去年五月到今年三月，十一张，每张都有医院的章。我妈的医保卡在我这儿，居民医保，一年三百八。
“你算这么清，”建国说，“还是人吗。”
“我记账。”我说，“记了十一年。”
“记账的闺女，咱家就你一个。”
“嗯。”我说，“就我一个。”
“行，我记着。”我又说了一句。
我妈坐在那儿，手放在膝盖上。她的手指头有点抖，抖得不厉害，像在数什么。
“妈，”我说，“药不能停。停了会出事。”
“你吓唬我。”我妈说。
“我不吓唬你。”我说，“医生说，血压高了，脑血管容易出问题。”
“你咒我。”
“我带你去看病。”我说，“十一个月，我带了九回。”
“你弟忙。”她说。
“我知道他忙。”我说，“我也不闲。”
“姐，”小敏说，“你今天要是走了，这协议就作废了。”
“作废就作废。”我说。
“二十二号订婚。”她说。
“订婚是喜事。”我说，“别拿喜事压人。”
“签了字，药钱谁出。”我问。
“我出。”建国说。
“一个月一千八百六。”
“我出得起。”
“那你现在出。”
建国不说话。“姐，你这不是逼人吗。”小敏说。
“我逼的是字，不是人。”我说。
小敏把协议卷起来，塞进包里。“那今天就不签了。”
“不签。”
“二十二号你也不来？”
“来。”
“来了别说这些。”
“我只吃饭。”
我把协议从她包里抽出来，卷好，塞进围裙口袋。她没拦。
建国挡在门口，不动。“让开。”我说。
“姐。”
“让开。”
他把身子侧了一点。我拉开门。
门外站着小敏她爸，手里拿一张房产证复印件。
他问我：“这房子，写的是谁的名？”
公证处
“老宅的房产证，我妈的名。”我说。
他把复印件折起来，装进兜里：“安置房呢。”
“还没交房。”
他走了。
县公证处在老法院旁边，二楼。第二天，我九点到。取号机吐出一张纸条：A017。前面还有六个人。
四排椅子，坐了一半。墙上贴着办证流程，第一行：申请、受理、审查、出证。
我带了身份证、户口本、协议，一个文件袋。户口本是我早上从妈柜子里拿的。她没问。
轮到我的时候，十点二十。窗口里是个女同志，四十来岁，戴眼镜。她把协议接过去，一页一页看。
“你母亲本人怎么没来。”她问。
“她在家。”我说，“让我先来问。”
“问什么。”
“这协议能不能公证。”
她把协议放下，抬眼看我。“安置房在谁名下。”
“购房合同是我签的。”我说。
“首付谁出的。”
“我。”
“有凭证吗。”
“有转账记录。”
她让我把身份证复印件留下，又问户口在哪。“户口在村里。”
“你妈呢。”
“也在村里。”
“那得村里开证明。”
她点点头，拿笔在纸上划了一下。“那你签这个，”她说，“等于把房送人。”
“送谁。”
“你说送谁。”她把协议推回来，手指点在第二条上。“补偿款跟安置房都跟你无关。房子在你名下，你签了字，就是放弃。”
“赡养呢。”
“赡养义务不能免除。”她说，“这协议我们办不了。”
“为什么。”
“权利义务不对等。”她说，“而且赡养是法定的，不是签个字就能定的。”
“那要是我非签呢。”
“你签了，房子的事算你自愿。”她说，“养老的事，该你管的还是你管。你弟该管的，也跑不了。”
“那他不管呢。”
“上法院。”她说，“这话我只能说到这儿。”
“我弟签字吗。”我又问。
“他签什么。”
“协议上有他名字。”
“那得本人来。”她说，“他来了，也得说清楚。他不养，这字没用。”
我把协议收起来。纸边有点卷，我用手压了压。“同志，”我说，“问事收钱吗。”
“不收。”她说，“你回去跟你妈好好说。”
出了门，我在楼梯口给建国打电话。响了两声，他挂了。我又打。关机。
我站在楼梯口，看楼下停的电动车。一辆后座上绑着儿童座椅，座椅上落了一层灰。
我把手机放回口袋，摸到药盒。硬的。回家路上，我去店里开了门。卷帘门拉上去，屋里有股酱油味。
货架第三排少了两包盐。我拿本子记上。下午有个老太太来买盐，问怎么涨了五毛。我说进价涨了。她说行吧，拿一包。
晚上，我把购房合同从柜子里拿出来。合同是去年十月签的，一式四份。我一份，开发商一份，房管局一份，银行一份。
我把合同摊在柜台上，用计算器压着角。一页一页翻。翻到附件，最后一页，是共同还款人签字页。
共同还款人那一栏，签的是李建国。
收据
我妈在院里择菜。韭菜，一把。她坐在小马扎上，围裙铺在膝盖上。烂叶子扔进脚边的铝盆。
我把合同袋放在石桌上。“妈。”
“回来了。”她没抬头。
“首付十八万，是我转给你的。”我说，“收据上怎么成了建国的名。”她择菜的手停了一下，又动起来。
“写谁的名不一样。”她说，“都是一家人。”
“那十八万还我。”
“你的钱不就是家里的钱。”
“家里的钱，怎么都成了建国的钱。”
“他是儿子。”
“我是闺女。”
“闺女出门了。”她说。
“我出门了，钱没出门。”我说，“十一年，十一万。”她把一根烂韭菜挑出来，扔进盆里。
“记账本在你柜子里。”我说，“蓝皮的，第一页是二〇一三年三月，寄回家一千。”
“你记这个干什么。”
“怕忘。”
“谁能忘。”她说，“你弟结婚，你拿了两万。”
“那是礼钱。”
“礼钱不是钱。”
“妈，”我说，“房子写我的名，是银行要求的。”
“什么银行。”
“县农商行。贷款要流水，我有店，有流水。建国没有。”
“你弟有车。”
“车是贷款买的。”我说。她把韭菜拢了拢，在石桌上磕了两下。
“那你就帮他一把。”
“我帮了。”我说，“十八万。”
“十八万，你弟记着。”
“记着，还是记在收据上。”我说，“收据上写的是他的名字。”
她不说话。铝盆里的水浑了，飘着几片烂叶。
“十八万里，八万是我攒的。”我说，“十万是我跟大勇借的。大勇到现在没问过一句。”
“妈，”我说，“二十二号订婚，人家要章程。我的章程很简单。十八万，写个借条。养老，两家轮。”
“轮不了。”她说，“你弟跑车。”
“我开店。”
“你店在镇上，安稳。”
“我安稳，就该我管。”
“你是姐姐。”
“姐姐。”我说，“姐姐十六岁出去，在服装厂踩缝纫机，一个月三百八，寄回家三百。”
“那时候家里难。”
“难的时候我寄。”我说，“现在不难了，我成了外人。”
她把韭菜放进盆里，站起来，围裙上沾了泥。她扶着石桌，站了一会儿。
“你弟媳说了。”她说，“房子不写建国名，这婚不结。”
“那就不结。”
“你说得轻巧。”
“行，我记着。”我说。
我打开合同袋，把里面的东西都倒在石桌上。购房合同，补充协议，共同还款人签字页，一张收据，还有几张宣传单。
收据是开发商开的，白联。上面写着：今收到购房款十八万元。交款人：李建国。
我把收据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字，是妈的字：秀云垫。
“妈，你看看。”我说，“这行字是你写的。”
“我写的。”
“那收据上为什么是建国。”
“人家问写谁，我就说建国。”
“为什么。”
“他是儿子。”她说，“写他名，好看。”
“好看。”
“借个名，又不是真给他。”她说。
我把收据放下。纸角洇了一点。
合同袋里还有东西。我把袋口朝下，抖了抖，最后一张纸掉出来。
我从合同袋里倒出最后一张纸——一张放弃产权声明，签名栏空着，日期填的是今天。
经办人
县农商行在十字路口。第二天，我九点到的，排第三个。门口的地垫印着“欢迎光临”，边角卷起来。
“打流水。”我把卡递进去。
“本人的？”
“我妈的。”我说，“她腿脚不好，让我来打。”
我妈坐在大厅第三排，手里攥着号。她的身份证在我这儿，去年住院放的，一直没拿回去。
“密码。”
我按了六个键。她的生日。
柜员是个小姑娘，二十多岁，指甲修得尖。她刷卡，敲键盘。
“本人不来，得有委托。”她说。
“来了。”我往大厅指了一下。
我妈站起来，扶着椅子背，朝这边点了点头。柜员隔着玻璃看了她一会儿，把身份证刷了。
打印机响起来。
“打几个月。”
“三月到现在。”
“三月一号到今天？”
“中。”我说。
“那得一页一页打。”她看了我一眼，“你打这个干什么。”
“对账。”
两页纸出来，边上盖着业务章。我把两张纸对着看。第一张是转入，第二张是转出。
我先看第一行。三月十二日，转入，一百二十八万。摘要：拆迁补偿。
三月十五日，转出，一百万。收款人：张小敏。经办人：王桂兰。
我看了两遍。经办人那一栏，是我妈的名字。
“同志，”我说，“这笔，我妈本人来的？”
“本人。”她抬头，“带身份证，还按了指纹。”
“按指纹。”
“十万以上要授权。”她说，“本人签字，按指纹。”
“她一个人来的。”
“柜面只记经办人。”她说，“旁边有没有人，我看不到。”
我把纸往下看。三月十五，转出八千；三月十六，取现五千；三月十六，转出两万。后面还有十几笔，最大的一笔二十万，最小的三十。
我拿出计算器，按了一遍。一百二十八万，减一百万，剩二十八万。二十八万，减后面的，剩四毛二。
“能盖章吗。”我问。
“原件就有章。”
“再盖一个。”
她盖了。红章，压在最后一页的角上。
柜台上的笔用绳子拴着。我拿起来，在流水单背面写了一行：三月十五，一百万，张小敏。
三月十五号那天，我妈跟我说，她去县里看牙。回来的时候，她给我带了一斤桃酥。桃酥是县城那家老店的，纸绳捆着。我当时还想，看牙还能想着我。
钱不在建国手里。
在张小敏名下。
转钱的是我妈。
“同志，”我说，“这张卡，以前每月十五号有养老金。”
“现在也有。”她说，“两千一百八。”
“这个月取了吗。”
“取了。”
“什么时候。”
“十六号。”她说，“ATM。”
我把流水折好，放进围裙口袋。药盒在另一个口袋，硬的。
我走出银行，在台阶上站了一会儿。台阶烫，隔着鞋底也能觉出来。
手机响了。是大勇。
“问了吗。”他问。
“问了。”
“怎么样。”
“钱没了。”我说。
他没说话。我听见他那边有车喇叭，长长的一声。
“你先回来。”他说。
“我回店里。”
“秀云。”
“嗯。”
“别签。”
“我知道。”
我挂了电话，把手机放进围裙口袋。口袋里有计算器、药盒、流水单。我站在台阶上，把流水单又掏出来。翻到最后一页。
流水单最后一行是余额：0.42 元。
分家单
“底册在楼上。”老会计说。
村委会在村东头，原来是小学。走廊墙上留着旧标语，红漆掉得只剩半边。老会计姓周，七十三，管了三十多年账，退下来又被叫回去。
我跟在他后头上楼。楼梯窄，铁扶手，绿漆起了皮。
“查底册干什么。”他在前头走，钥匙串在腰上响。
“看人头。”
他停住，回头。“人头在镇拆迁办。村里只有丈量的。”
二楼一间小屋，两张桌子，一台复印机，罩着蓝布。他开铁皮柜，柜子里一股樟脑味。
“哪一年的。”
“去年的。”
他抽出一个牛皮纸盒，盒脊上写着“李家庄丈量底册”。里头一沓表，手填的，蓝黑墨水，格子里的字挤得满。
“王桂兰。”他念，“砖木。正房四间，厢房两间，院墙二十八米。”
“多少平。”
“一百三十七点六。”
“这一院补了多少。”
“一百零四万。”他说，“人口另算。”
“人口问谁。”
“问镇里。”
他把表放回盒子，又摸出个保温杯，拧开，喝了一口。
“周叔，”我说，“十二年前，我爸走的那年，村里给我们家写过一张分家单。”
他拧杯盖的手停了。
“分家单。”
“三方同意，按了手印的。”
“你见过。”
“没见过。”我说，“我妈提过一句。房子归建国，地皮归我，养老一家一半。”
他没接话。他从裤兜里摸出眼镜，架上鼻梁，去开墙角那个小柜子。小柜子是挂锁，钥匙串上拴着个铜钱，他捻了半天，挑出一把。
里面是档案袋，一个压一个。他按年份抽，抽出最底下那个，袋口缠着白线。
“正月里。”他说。
他把线解开，抽出一张纸。毛边纸，比A4长一截，折了三折，折痕发黑。
“我写的。”他说，“那年我刚退。”
他把纸在桌上抹平。钢笔字，蓝黑，写得正。
头一行：李家庄李长庚宅。父丧之后，母王氏、子建国、女秀云，三方议定如左。
一、老宅正房四间、厢房两间，归子李建国。
二、小卖部地皮一分八厘，归女李秀云。
三、母王桂兰养老，子、女各担一半。医药吃住，两下均摊。
我一行一行看下去。
“村里留一份。”他说，“你们家两份。”
“我那份呢。”
“问你妈。”
“过户了吗。”
“过什么户。”他把眼镜摘了，“房产证还是你妈的名。地皮证也是。十二年了，没人来办。”
“不办，算不算数。”
“分家单是分家单，证是证。”他说，“房子写谁名，是谁的。”
“那我这半张纸，有什么用。”
“有用。”他说，“打官司有用。不打官司，没用。”
“现在还能过吗。”
“能。”他说，“你妈本人来，带证，带你弟。契税各半。她不来，过不了。”
我把纸接过来。第三条底下空着一截。
他在复印机上掀开蓝布，按了个键，机器嗡一声，绿灯亮。
“复印一张。”他说。
“多少钱。”
“五毛。”
我掏一块，他没找。复印件出来，纸是热的。
“签字那天，”他说，“你妈来了，你弟也来了。你不在。”
“我在服装厂。”
“嗯。”他说，“你妈说你在外头。”
我把复印件夹进户口本，下楼。院子里晒着一地玉米，黄的。风一吹，玉米皮响。
老会计跟下来，站在门口。
“秀云。”他叫我。
“嗯。”
“你妈这个人。”他说了半句，没往下说。
“我知道。”我说。
他摆了摆手，回屋了。
我站在台阶底下，把复印件抽出来，对着太阳看。
李秀云三个字，写得比别的字小一号。名字后头，按着一个红手印。印泥洇开了一点，指肚上的圈还看得见。
我伸出右手，看了看自己的大拇指。
分家单末尾“三方同意”下面，我的名字后面按着一个红手印。我这辈子没按过那个手印。
核定表
“户口本带了吗。”窗口里的人问。
镇政府在街西头，拆迁指挥部在后院一排平房。门口钉着块牌子，白底红字。窗台上摆着个搪瓷缸，缸沿缺了一块。
我把户口本和分家单复印件递进去。
他三十来岁，穿灰夹克，袖口磨白。他先翻户口本，翻到户主页，又翻我那页。
“李秀云。”
“我。”
“户主是你妈。”
“是。”
“你户口没迁。”
“没迁。”
他把分家单拿起来，看两眼，放下了。“这个我们不认。”
“为什么不认。”
“我们认产权证，认户口。”他说，“分家单是你们家的事。”
“那我这份人头费呢。”我说，“户口在村里。”
他端起搪瓷缸喝了口水，缸子放回去，底在桌面上响一声。
“你等会儿。”
他起身，从后头柜子里抱出一本表册。表册是横的，A3，硬壳，线装的。他翻到其中一页，压在玻璃板下。
“李家庄，王桂兰户。”他念。
表上是四行。第一行王桂兰，户主。第二行李建国，子。第三行张小敏，儿媳。第四行李秀云，女。
“四个人。”他说。
“张小敏还没过门。”
“表上写的是儿媳。”
“去年十月报上来的。”我说，“去年十月他们还没订婚。”
“表是户主报的。”他把表册转了半圈，“我们按表算。”
“按表算，钱怎么算。”
他指了指表底下那一栏。
房屋及附属物，一百零四万。人口安置，每人六万。四口，二十四万。合计一百二十八万。
我掏出计算器，按了一遍。一百零四，加二十四，一百二十八。
“二十四万里，有我的六万。”我说。
“有你的名。”他说。
“钱呢。”
“钱打户主卡上。”他说，“我们只对户主。”
“有的地方按人打个人卡。”我说。
“有的地方是。”他说，“我们这儿按户。”
“那我这六万，怎么到我手上。”
“你们家自己分。”
“我妈不分呢。”
他把表册合上。“那我们不管。”
“你们不管，谁管。”
“法院管。”他说，“这话我只能说到这儿。”
“户主签过字吗。”
“签过。”他翻到最后一页，指给我看，“去年十月十七。签字，按手印。”
那页上有手印，红印泥。户主那一栏，王桂兰三个字，写得大。
“钱什么时候打的。”
“三月十二。一次打清。”
“我签过字吗。”
“你签什么。”
“表上有我的名。”
“表上有名，不等于签字。”他把表册合上，“签字的是户主。”
我把计算器收进围裙口袋。窗外有人推车过，铁轱辘压着水泥地，一直响到院门口。
“同志，”我说，“我想拍张照。”
“拍什么。”
“这张表。”
他看了我一眼，把表册又翻开，转过来，往我这边推了半尺。
“拍吧。”他说，“别拍我。”
我拍了三张。第一张拍歪了，第二张反光，第三张才看清。
“明天还来吗。”我问。
“明天上午在。”他说，“原始表在档案室，管档案的下乡了。你要看底表，明天来。”
第二天上午，我九点到。他已经在窗口，桌上放着一张打印的A3。
“调出来了。”他说。
纸是新的，还带着打印机的热。他把纸摊平，四个角用两个铁夹子夹住。
“你看。”
四行，和昨天一样。王桂兰，李建国，张小敏，李秀云。最后一栏是备注。
他的手指按在第三行，停了一下，挪开。
张小敏那行，备注是空的。李建国那行，备注写着一个字：户。
我那行，备注栏里有字。手写的，蓝黑墨水，笔画有点抖。
“这表谁填的。”
“村里填，户主签字。”
“备注呢。”
“也是村里填。”他说，“照户主说的填。”
“能改吗。”
“钱都发完了。”他说，“改不了。”
我把脸凑近了一点。那五个字写得很小，挤在格子里。最后一个“分”字，一撇短，一捺拖得长，拖到格外。
我妈写“分”，一直这么写。
我名字后面那栏备注写着五个字：长期外出，不分。字是我妈的字。
贴条
“王桂兰在不。”
两个男人站在柜台外。一个高，一个矮，都穿黑夹克。门外停着一辆白车，车头冲里，没熄火。
“不在。”我说。
“你是她闺女。”
“嗯。”
高的那个往门框上扫了一眼，从腋下夹的牛皮纸袋里抽出一张纸。
“我们不进店。”他说，“贴门上。”
“贴什么。”
他没答。矮的从兜里摸出一卷透明胶，用牙咬开，在纸的四个角上各按了一下。纸贴在卷帘门右半边，齐着我胸口高。
“让她打这个电话。”高的指了指纸上的号码。
“她不住这儿。”
“地址是这儿。”他说，“我们按地址来。”
“地址谁给的。”
“单子上有。”
“单子谁填的。”
“你问她。”
他们上车走了。白车倒出去，轮胎在土路上碾出两道印。
我走到门口。
纸上印着：催收函。借款人李建国。车牌号一串。逾期三期，每期两千三百六，加罚息，合计七千四百八。
联系人一栏：王桂兰。联系电话：我店里的座机号。联系地址：镇前街十七号，一个字不差。
六点二十，来了个老太太买盐。走到门口，看了一眼，脚没停，过去了。
六点四十，一个骑电动车的男人要买烟。车停在门口，人下来，抬头，又跨上去，走了。
七点半，我数钱。微信收款两百一，现金一百五。三百六。
平时这个点，八百出头。
大勇的货车停在门口，熄了火。他下车，先看门，再看我。
“这什么。”
“催收的。”
“谁的。”
“建国的。”
他把纸往上掀了掀，又按回去。“地址怎么是这儿。”
“妈报的。”
“她报的。”
“嗯。”
他从口袋摸烟，摸出来，捏了捏，又塞回去。
“今天卖了多少。”
“三百六。”
“平时呢。”
“八百。”
“差一半。”他说，“明天呢。”
“明天他们再来。”
“再来你报警。”
“报警说什么。欠钱的是建国。”
“说他们贴你的门。”
“贴一张纸，警察管不了。”
他不说话。院里的灯管有一根不亮，另一根嗡嗡响。
柜台上的座机响了。号码是市里的，我没见过。
“接。”他说。
我接了。对面问，王桂兰家属吗。我说不是。对面说，地址是镇前街十七号。我把电话挂了。
“你看。”他说。
“我看什么。”
“人家按着地址打。”
“地址是我妈报的。”
“你妈报的，人家就打你的。”
“那我不接。”
“你不接，人家来。”
“来就来。”我说。
“秀云。”他叫我名字。
“嗯。”
“那十八万，别想了。”
“我得要。”
“你要不回来。”
“要不回来，也得要。”
“你拿什么要。”
“拿账。”
“账在谁手里。”
“在我手里。”
“人家认吗。”
我没答。他把手插进裤兜，往后退了一步，脚跟碰到门槛。
“店里进货的钱，卡里还有四千。”他说，“够这个月。”
“够。”
“下个月呢。”
“下个月再说。”
“闺女开学，资料费三百二。”
“我知道。”
“你知道。”他重复了一遍，“你什么都知道。”
“大勇。”
“嗯。”
“那十万，我记着。”
“我没催你。”
“我知道你没催。”
“我不是催你。”他说，“我是说，那十万，你别记着了。你记门上这张。”
他抬下巴，指了一下卷帘门。
“店保不住，我拿什么供闺女。”我说。
“店保不住，你更得保。”
“我保不住。”
“你保得住。”他说，“把这张撕了，明天照常开门。人家来，你就说不知道。你妈欠的，你妈还。”
“那十八万呢。”
“不要了。”
“我妈还欠我十一万。”
他愣了一下。
“十一年，寄回去的。”我说，“本子上记着。”
他低头，看着脚底下那块水泥。水泥裂了一道缝，缝里长着草。
“你这脾气。”他说。
“我嫁你的时候就有。”
他笑了一下，很短，像咳。
“后天订婚，你去不去。”他问。
“去。”
“去了别说话。”
“我只吃饭。”
他上车，发动，倒出去。车灯扫过卷帘门，纸上那行字亮了一下，又暗了。
我关了店里的灯，拉下卷帘门一半，蹲下来撕纸。
胶带粘得紧。我用指甲抠住一个角，一点一点揭。纸揭到一半，底下是硬的。
我捏着纸边，停了停。巷子口有风过来，卷帘门响了一下。
我撕那张纸的时候，底下还压着一张。第二张上的借款人不是建国。是我妈。
停药
“药呢。”我站在院门口问。
我妈在院里晒被子。被子搭在晾衣绳上，她踮着脚，拿笤帚把拍。灰在太阳底下飞。
“什么药。”
“医院开的。”
“在屋里。”
我提着一袋药进院。袋里两盒，三月初开的，四盒我分两回送，头一回送了两盒。
石桌上摊着一块塑料布，上头放着个白瓶。瓶子没有盒，标签上印着：苯磺酸氨氯地平片，10mg，一百片。药店的白价签还贴着，九块八。
我把袋里那两盒拿出来，搁在塑料布上。
我拿起瓶子，摇了摇。里头的药片撞着瓶壁，响。
“这个哪来的。”
“集上买的。”
“医院的呢。”
“在抽屉里。”
我拉开五斗柜最上头那个抽屉。里头两盒，医院的，塑封没拆，压在一沓单据上。
“怎么不吃。”
“贵。”
“贵也不花你的钱。”
“花谁的。”
“我的。”
“你的钱也是钱。”她说。
她走过来，把被子角抻平。手背上有块淤青，紫的，不知道在哪碰的。
灶台上摆着一碗咸菜，半个馒头，馒头皮干了。
“妈，”我说，“量个血压。”
“不量。”
“量。”
血压计在电视柜第二个抽屉，前年买的，一百六十八。我把袖带给她缠上，粘扣按紧，捏气球。袖带鼓起来，她的手放在膝盖上，手指头动了一下。
机器嘀一声。屏幕上：180/110。
我解开粘扣，隔了两分钟，又量一遍。178/108。
“一百八。”我说。
“没事。”
“头晕就晚了。”
“你又咒我。”
我把血压计收起来，线绕好。她坐到小马扎上，把瓶子往自己那边挪了挪。
“一天吃几回。”
“一回。”
“几片。”
“半片。”
“十毫克的半片，是五毫克。”我说，“五毫克，一天一回，对的。”
她不说话。
“二甲双胍呢。”
“苦。”
“一天三回，你吃几回。”
“想起来就吃。”
“想起来是几回。”
“一回。”
我把抽屉里那两盒拿出来，看了看日期。三月的，还没到期。
“这个月的药，一千八百六。”我说，“我刷的卡。”
“我知道。”
“你知道，你还去集上买九块八的。”
“九块八的也是药。”
“妈，”我说，“你卡里还有多少钱。”
她抿了一下嘴。“四毛二。”
三月十六取的那五千，她说给建国还车贷了。
我把药盒放回抽屉。抽屉里有股樟脑味，木头滑轨上沾着药粉。
“妈，”我说，“你在鑫源借了三万。”
她的手停在膝盖上。
“贴我门上了。”我说。
“我知道。”
“什么时候借的。”
“去年十一月。”
“钱呢。”
“给你弟交车的首付。”
“车是他的。”
“他跑车挣钱。”
“挣的钱呢。”
“还贷。”
“你的三万呢。”
“我还。”
“拿什么还。”
“养老金。”
“两千一百八。”我说，“一期两千七百二。”
“我省点。”
“省药钱。”
她不说话。院里晒的被子被风掀起一个角，又落下去。
“妈，”我说，“这药我买了十一个月。你吃了十一个月。”
“今年不用你买了。”她说。
“那谁买。”
“我买。”
“九块八的。”
“一样吃。”
“不一样。”我说，“二甲双胍你停了。”
她把嘴抿上，不看我。
“明天订婚。”我说。
“你别去。”
“为什么。”
“你去了，人家要问章程。”
“我只吃饭。”
“吃饭也问。”她说，“问房子，问钱，问我跟谁过。”
“你怎么说。”
“我说我跟你过。”
“那正好。”
“不好。”她说，“人家要笑话建国。”
“笑话他什么。”
“笑话他拿了钱，不养娘。”
“那他养吗。”
“他跑车。”
“我也看店。”
她不说话，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你弟那个人，靠不住。”她说，“你靠得住。钱要给靠不住的那个，人要给靠得住的那个。”
“你靠我。”我说，“你还把我的钱给他。”
“那是他的。”
“哪一分是他的。”
“你弟是儿子。”
“我是闺女。”
“闺女出门了。”
“出门了，户口还在这。”我说，“表上有我的名。”
她的眼睛抬了一下，又落下去。
“表上那五个字，是你写的。”
她把瓶子拿起来，拧开盖，倒出半片，放在手心，又倒回去。
“明天你别去。”她说。
“我去。”
她站起来，走到五斗柜前，把瓶子塞进抽屉。桌上那两盒，她也一并推回去。抽屉卡了一下，她用手掌根磕了磕柜面。
她把抽屉关上，钥匙拧了一圈，揣进围裙口袋。那抽屉里，除了药，还有那个蓝皮本子。
章程
“姐，这边。”建国站在福满楼门口招手。
福满楼在十字路口往南，两层。门口立着红拱门，拱门上贴着四个字：李张联姻。我把电动车停在化肥店门口，锁了两道。
十一点半，八桌坐满。靠门那桌最边上有个位，是我的。桌布是红的，塑料的，转盘是玻璃的，底下垫一圈钢珠，一转就响。
八桌，他们家六桌，我们家两桌。我们这两桌坐的是我姑、我姨、村里几个本家。
账桌摆在门里，红纸摊开，写礼的戴老花镜。我随了六百，名字写在最后一行。账桌上念了一声：张家那边，六千。
建国穿了身西装，袖子短，露出手腕。小敏穿红裙子，站门口收红包。红包当场拆，钱抽出来点，红封套码在窗台上，压着半块砖。
我妈坐主桌，围裙没解，外面套了件新褂子。小敏她爸坐她右手边。小敏她表姐也在，从县里来的，穿灰西装，面前放着一个牛皮纸袋。
冷盘先上，四个：酱牛肉、拌木耳、炸花生、皮蛋。我把筷子摆正，倒了半杯茶。
我姑坐在我旁边，拽了一下我的袖子。“秀云，别在这儿说。”
“姑，”我说，“我不说，字就签了。”
小敏她妈隔着两桌喊我：“秀云，你那店，一个月挣多少。”
“够吃。”我说。
“够吃就行。”她说，“女人家，够吃就行。”
十二点，小敏她爸站起来，端酒杯，先咳一声。
“今天请大家来，就是看个章程。”他说，“头一件，彩礼十八万八，收了。”
有人拍手。建国笑，露出虎牙。
“第二件，安置房下来，加小敏的名。”
我妈点头：“加。”
“加名要交税。”我说。
“交就交。”她说。
“第三件，”他把酒杯换了只手，“老太太以后跟谁过，养老怎么摊，当着大家的面，写进协议，说清楚。”
“写。”我妈说，“跟我闺女过。协议都写好了。”
底下有人问：“闺女同意不？”
我妈端起茶杯：“她姐同意。”
我姑的手从我袖子上松开了。
我把筷子放下。筷子头磕在碟沿上，响了一声。
靠门这桌的人转过脸。主桌那边也静了。
“房是我的名。”我说。
“贷款是我还。”我说，“合同我签的，共同还款人是我弟。首付十八万，我出的。”
小敏她爸笑了一下，把酒杯放下。他没看我，看他闺女。
我妈说：“秀云，先吃饭。字的事，回头说。”
“回头是哪天。”我说。
“姐，”小敏说，“妈都说了。”
“妈说的是妈的意思。”我说。
“妈的意思，就是我们家的意思。”
“你们家。”我说。
“一家人。”她说。
“一家人，账要算清。”我说。
小敏她表姐把牛皮纸袋解开，抽出几张纸，一张一张摆在桌上。
“协议是我写的。”她说，“条款清楚，没有歧义。”
“有歧义。”我说，“第二条底下那行小字，谁加的。”
“妈让加的。”
“妈让加，妈签吗。”
“妈签。”
小敏她爸走过来，站在我们这桌边上。“你手里那份，带了没有。”
“带了。”
“那正好。”
小敏她爸把一张纸推到我面前，说：“那你今天把这个签了。”纸上是我那份声明，签名栏空着，旁边多了一行字，是我妈写的：我替秀云同意。
念账
“不签。”我说。
我把那张纸推回去，站起来。
建国把酒杯放下。“姐，别念了。”
“你念，我就不念。”我说。
他没念。
主桌的转盘停着，玻璃上照着吊灯，一圈白点。
我走过去，站在我妈旁边，从围裙口袋里把流水单拿出来。两页，边上盖着业务章，折了三折。我一张一张抹平，铺在转盘上。
“妈，”我说，“你看这个。”
“我不看。”
“你不看，我念。”
我把转盘转了半圈。玻璃响，流水单转到我妈面前，停住。
“三月十二，转入一百二十八万。摘要，拆迁补偿。”
“三月十五，转出，一百万。收款人，张小敏。经办人，王桂兰。”
主桌那边有人放下筷子。小敏她妈探过头来，看了两眼，坐回去。
“一百万。”有人重复了一句。
小敏她妈把筷子一放。“今天是喜日子。”
“喜日子，账也得念。”我说。
“那是彩礼。”小敏说。
“彩礼十八万八。”我说，“剩的八十一万二呢。”
小敏不说话。她看我弟。我弟低着头，手指头转着酒杯。
小敏她爸把餐巾叠了一下，压在碟子底下。
“债我们替他还。”他说。
“多少。”
“二十三万。”
“八十一万二，减二十三万。”我说，“五十八万二。房的首付。”
“秀云，”他说，“钱都花了，你说这些，有什么用。”
“花了，账还在。”我说。
小敏她表姐把牛皮纸袋往自己那边挪了挪，压在手底下。
“那是给我们家在县城买房的首付。”他说，“房写小敏的名。”
“我弟出的？”
“一家人出的。”
“一家人。”我说。
我看向我妈。她坐着，手放在桌沿上，手指头没动。
“妈，”我说，“为什么。”
她抿了一下嘴。嘴唇干，起了一层白皮。
“你弟住他们家。”她说，“以后我不管了。”
“不管了。”
“他在人家家里，说不上话。”我妈说，“人家要房，要钱。他没有，人家不要他。我把钱给了，他能站住。”
“那我呢。”
“你靠得住。”
“你靠我，你还把我的钱给他。”
“我跟你过。”她说，“我吃得少。”
“药呢。”
她不说话。
“钱给靠不住的那个，人要给靠得住的那个。”我说，“你昨天说的。”
“我说了。”
“你再说一遍。”
“我说的，我认。”
“你算得真准。”
我妈的脸白了。白得很慢，从腮帮子往上走，走到眼睛底下。
我弟把酒杯放下，杯底磕在转盘上，响了一声。他没说话。
她的手从桌沿上拿下去，放在膝盖上。手指头抖，跟那天量血压一样。
我用筷子头点了点流水单下半截。
“剩下二十八万。”我说，“最大一笔，二十万。最小一笔，三十。三月十六取现五千，给我弟还车贷。”
“最后一行，余额四毛二。”
我把流水单叠起来，叠成一条，放回口袋。口袋里还有收据，还有协议，硬邦邦的。
“十八万是我的。”我说，“我攒了八万，跟大勇借了十万。”
“十一万是我寄回来的。十一年，蓝皮本子上记着。”
“药费，一个月一千八百六，十一个月，两万零四百六。”
“三样加起来，三十一万零四百六。”
桌上没人说话。隔壁桌有人划拳，喊了一声，又停了。
小敏她爸把碗往前推了推，碗底在转盘上磨了一声。
我妈把筷子放下了。她说：“秀云，你要我怎么样。”我说：“我要一句明白话。”她说：“没有。”
后门
“这婚不定了。”小敏她爸说。
他把餐巾往桌上一扔。餐巾落在转盘边上，滑下去，掉在地上。
小敏哭了。她哭的时候不出声，肩膀一抽一抽，口红蹭在手背上。她拿手背擦脸，擦了两下，口红抹到腮上。
“钱是给我家的。”她说，“债我们不管。”
小敏她妈站起来拉她。“走。”
“妈，”小敏说，“我怎么办。”
“回家。”
小敏她妈把椅子往后一推，椅子腿在地上划了一道。
亲家一家人开始穿外套。椅子腿刮着地，一声一声。
有人把烟按在碟子里，按灭了。
我妈站起来。“亲家，”她说，“孩子的事，孩子的事。坐下，坐下说。”
她站得急，手扶了一下桌子。转盘晃了晃，那盘鱼滑到边上，汤汁淌出来，在红桌布上洇开一块。
我伸手扶她。她甩开我的手。
“你今天来，是来拆你弟的。”她说。
她没骂人，声音也不高。这是她今天说得最重的一句。
她的手还扶着桌子。桌布上那块汤印，越洇越大。
饭店老板从灶房出来，围裙上别着笔。“各位，菜还上不上。”
“上。”我妈说。
老板看了我一眼，回灶房了。
“我不是来拆的。”我说，“我是来把账念完的。”
“账念完了，人也散了。”小敏她妈说。
我把三样东西从口袋里拿出来，在桌上摆成一排：流水单，收据，协议。
转盘上的汤印还没干，我把协议压在干的那块桌布上。
流水单两页，边上红章。收据白联，背面有铅笔字。协议两页，订书机订的，纸边卷了。
“字我一个不签。”我说。
“钱我一分不要。”
“人我接回去。”
我把三样收进围裙口袋。收据的角刮了一下手。
“协议上写的是自愿。”小敏她表姐说，“自愿不自愿，字说了算。”
“字还没签。”我说。
“我妈替我按过一回。”我又说，“十二年前，分家单上。”
“那不一样。”
“哪儿不一样。”
“那是分家。”她说，“这是放弃。”
小敏她爸站在门口，回过头。“老太太，”他说，“账都摆桌上了，还怎么办。”
“她不懂事。”我妈说。
“她懂。”他说，“她比谁都懂。”
“我们把闺女养到二十四。”他又说，“没要过你们家一分。”
“彩礼十八万八。”我说。
“彩礼是彩礼。”
“彩礼不是钱？”
小敏她表姐把牛皮纸袋收好，站起来。“协议有效没效，法院说。”她说，“我今天只是来做个见证。”
“见证什么。”我问。
“见证你们家自己商量。”
她走的时候，把椅子推回桌子底下，推得很轻。
主桌那边空了半边。建国坐着，没动。他手里端着酒杯。杯里的酒没少。他给自己倒过一回，倒满了，没喝。除了那一句，他没开口。
窗台上的红封套还在，砖压着。服务员端着一盘菜站在通道口，进也不是，退也不是。
后门在灶房边上，挂着棉门帘，帘子下摆沾了油。帘子一掀一落，有人端菜进出。
通道上铺着红地毯，边角翘着，踩过的地方褶子没平。
靠门这桌的人陆续站起来，站在边上看。
门口进来两个人，站在上菜的通道上，没往里走。其中一个高的，昨天在我门上贴过条。
签字
高的那个走过来，把催收函拍在桌上。
纸跟贴在我门上那张一样，大了两号。纸上有车牌号，逾期三期，公司的红章。他的手掌按在纸上，压着“李建国”三个字。他手腕上戴一串木珠，抬手的时候，珠子滑到胳膊上。
“二十三万。”他说，“今天不还，我们跟老太太回家。”
亲家一家人从另一边绕出去。小敏她妈拉着小敏，小敏回头看了一眼。小敏她爸走到门口，也回头看了一眼账桌。红纸上的名字写到一半，笔搁在纸上。
桌上的菜没动，四喜丸子、整鸡、鱼，都凉了。
建国站起来。他绕过桌子，往后门走。棉门帘一掀，落下来。
巷子里车响了。发动，倒了一下，走了。
小敏追出去。高跟鞋在水泥地上响，响到巷口，停了。
债主问：“你是他姐。”
“是。”
“钱呢。”
“没有。”
“那这老太太的店，这房——”
“店的地皮是她的名。”我说，“房的贷款是我的名。你们要，去法院。”
高的那个笑了一下，很短。“法院我们不爱去。”他说，“去了也是判，判了也是拖。”
“那你们来。”我说。
“我们来，是看老太太。”
“出去说。”矮的那个说。
我们出了后门。后院窄，堆着空啤酒箱，一股泔水味。地上是水泥的，扫过，没扫干净。
我妈跟出来，走到院子中间，腿一软，坐在地上。地上有一摊水，她的裤腿湿了一片。
她抓我的手腕。她的手凉，指甲掐进肉里。
“你先替他还。”她说，“你店卖了。”
“妈，店卖了我闺女喝西北风。”
“你弟会还你。”
“他跑了。”
“他会回来。”
“妈。”我说。
“你弟从小没吃过苦。”
“我吃过。”
我蹲下来，跟她脸对脸。她的头发散了，一根白的搭在眼角。
“钱给靠不住的，人给靠得住的。你算对了。”
“你是我闺女。”她说。
“我也是个人。”我说。
高的那个站在旁边，看着。他把催收函折起来，塞进我围裙口袋。
“明天我们再来。”他说。
两个人从院门出去。白车在门口等着，倒出去，轮胎压过土路。
我妈还坐在地上。我把她胳膊架起来，她站不住，半边身子往我这边倒。
我给大勇打电话。响了一声，他接了。
“来福满楼后头。”
“怎么了。”
“妈倒了。”
十分钟，车到了。我们把妈抬上后座。她左边的手垂着，抓不住东西。
县医院急诊在楼东头。挂号窗口排着队，我插到前头，说急诊。里头的人抬头看了我一眼，把单子递出来。
交押金，推去做CT。推车轱辘不圆，走起来咯噔。
CT室门口的塑料椅是蓝的，坐上去凉。椅子上有一道口子，用透明胶粘着，胶发黄了。我坐着，手里攥着妈的医保卡。
片子出来，医生叫家属。灯箱上夹着片子，黑的，中间有一小块白的。
“摔着了吗。”医生问。
“没摔。”
“血压多高。”
“一百八。”
“腔隙性脑梗。”他说。
“严重吗。”
“先住院。”他说，“左边的手，后面要练。”
妈躺在推车上，眼睛睁着。她左手一直垂着，抓不住推车边。她说话含糊，一个字一个字往外挤。
“回……家。”
“先住下。”我说。
护士问家属谁签字。我说我。她问：儿子呢。我说：跑了。
不记账
出院那天，我把妈从车上背下来。
她住到我家了。她的五斗柜也搬来了，放在东屋，抽屉还是那把锁。
她左边那条胳膊垂着，搂不住我的脖子。我一手托她腿，一手扶门框，侧着身子进院。她比住院前轻了，轻了不止十斤。
住院十九天。医生交代三件事：血压天天量，药不能停，左边的手天天练。
妈能认人。我闺女放学进来，她眼睛跟着走。她说话慢，三个字要停一下。
“放学了。”
“放了。”闺女说。
“饿不饿。”
“不饿。”
闺女把书包放下，给她倒了半杯水。妈用右手接，接住了。
闺女又从书包里摸出梳子。梳子是我的，塑料的，缺了两个齿。
“姥姥，我给你梳头。”
“梳……吧。”
她站在妈身后，梳得很慢。妈的头发白了一半，稀，能看见头皮。
“疼不疼。”
“不疼。”
“姥姥，你头发比我的软。”
“软的……不好看。”
“好看。”
每天早上，我给妈量血压。袖带缠上，捏气球，机器嘀一声。数记在病历本上，一天一行，不记在蓝皮本上。
“今天……多少。”她问。
“一百四，九十。”
“高不高。”
“不高。”
“那就好。”
她点头，右手在膝盖上拍两下。
每天晚上，我给她揉左胳膊。从肩膀往下，揉到手指头。她的手凉，手指头蜷着，我一根一根掰开。
“疼不疼。”
“不疼。”
“疼就说。”
“说了……你就不揉。”
“说。”
她不说。我接着揉。
药我去县医院开，一个月一千八百六。她吃，我看着。
“药贵不贵。”她问。
“不贵。”
“多少钱。”
“你别管。”
“我问，多少钱。”
“一千八百六。”
她抿了一下嘴，没说话。
建国走了四十天，没消息。电话关机，微信不回。第四十一天，来了一条短信。
“姐，我在外面打工，妈你先管。”
没留地址。我看了两遍，没回。
我把短信念给她听。她听完，点了点头。
“他有活干。”她说。
“嗯。”
“有活干就好。”
“嗯。”
她把手放在被子上，拍了两下。
五月初，小敏她妈来店里，提着一个布袋子，袋口扎着。
“退婚了。”她说。
“嗯。”
“彩礼退回六万。”她把袋子放柜台上，“剩下的，算损失。”
我解开袋口。六沓，一沓一万，皮筋捆着。我数了一遍，又数一遍。
“一百万呢。”我问。
“什么一百万。”
“三月十五，转小敏卡上的。”
“那是给我们家的。”她说，“房定了，酒席退了。损失不止这些。”
“我妈卡上四毛二。”
“那是她愿意给的。”
我从柜台底下抽出一张收据，写：收到彩礼退款六万元整。签了名，推给她。
“你签个字。”
“签什么。”
“我记账。”
她签了。字歪，出了格。
“小敏呢。”我问。
“在家。”她说，“哭了两天。”
“嗯。”
“她不怨你。”她说，“怨她爸。”
“怨谁都一样。”
走到门口，她站住。“秀云，”她说，“你妈那个病，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我说。
她走了。布袋子空了，我叠起来，塞进柜台底下。那一百万，一分没回到我妈卡上。
催收的后来又来了两回。头一回，我把医院的诊断书递出去。第二回，他们没进门。高的那个站在柜台外，往东屋方向看了一眼，说这钱要不成了，人跑了，老太太瘫了。他把烟头在门外踩灭，上车走了。
六月底，店搬到镇东头。原来那间门面，我妈收回去了。她说建国回来要停车。地皮是她的名，我没争。新门面小一半，货架摆不下，酱油和醋挪到门口，一箱一箱码着。租金每月多三百。
大勇来帮忙，用三轮车拉货架。
大勇把旧货车卖了，卖七万。换了辆二手的，三万。差价四万，还了他弟。
“你弟的钱，还了。”我说。
“还了。”
“我那十万呢。”
“哪十万。”
“我跟你借的。”
“哦。”他说，“那个不说了。”
“我记着。”
“你别记。”他说，“你把妈管好。”
“闺女开学，资料费三百二。”
那十八万，我没再提。我妈没提，我弟没提。
头一天，卖了三百八。第二天，四百二。第三天，五百一。
“回来了。”大勇说。
“回来一半。”我说。
“慢慢来。”
“慢慢来。”
新店开了账。新本子，第一页写：六月二十八，进盐二十箱，进酱油四箱。
妈的账，我没记。
三个多月，就这么过来了。
放暑假，闺女在店里写作业。柜台一头摆她的本子，一头摆盐。
“妈，这道题。”
“我不会。”
“你小学都没毕业。”
“初中也没。”
“那我问谁。”
“问老师。”
“放假了。”
“开学问。”
协议还在围裙口袋里。纸边磨毛了，第二条那行小字还在：包括以后看病。
我在那行字底下，用铅笔添了一行：药费我出。
没签名，没日期。
复查那天，我推着妈去县医院。路过老法院，二楼那个窗口开着，窗帘是蓝的。A017那个号，我还记得。
医生让她抬左手。她抬到胸口，抬不上去了。
“到这儿。”医生说。
“下回……到这儿。”我妈说，拿右手指了指下巴。
医生看了她一眼，在本子上写了两行。
“练。”他说。
“练。”我妈说。
计算器在柜台抽屉里。这三个月，我没再拿出来。
傍晚，我拉卷帘门。新的，蓝的，拉到底，锁上。
我把蓝皮本子从妈那个抽屉里拿出来。本子皮磨白了，边角卷着。
钱归儿子，人归女儿。她算得没错，人真归我了。
我把蓝皮本子放进抽屉，锁上。钥匙揣进围裙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