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我回到分家那天。 上一世我签了字，招工名额给了堂哥，嫁妆钱给他凑了彩礼，我病死街头，耳边只剩一句：这县城，本就没你站的地方。
这一回，我按着笔，没签。 我带着一段用一次少一次的记忆，拉上被冤退伍的陆铮——我出方向，他出力气，账分三份，谁也不欠谁。 他们抢走的，我一件一件，连本带利，收回来。
第1章 分家那天，我按笔没签
后背一阵钻疼，竹席纹路死死硌着脊梁。
泥土腥气混着旱烟味钻进鼻腔，还裹着一缕薄荷膏的清香。是娘从前总点在太阳穴上的味道，我原以为早就忘干净了。
我抬起手。指腹上一层薄茧，是针线磨出来的。没有皱成干树皮的纹路，年轻得不像我的手。
煤油灯罩缺了个角，上面落着灰。梁上的裂缝从东墙爬到西墙，像一道深不可见的疤。
我撑着席子坐起来。
日历挂在对面墙上，卷了边。最上面一页印着：1983年9月17日，农历八月十一。右上角贴着我娘去年除夕剪的红纸小老虎，剪坏了半只耳朵，边角褪成了粉。
1983年。
指甲掐进掌心，疼得我眼眶一热，后颈的汗毛全竖起来。
上辈子我死在1997年的冬天。三十四岁，县城北边漏风的租屋，烧不起煤，裹着两床旧棉絮咳到天亮。隔壁有人隔着门板唠嗑，一句话飘进来，我就再没醒过来。
“苏挽啊？命硬，克完男人克自己，这县城，本就没她站的地方。”
堂屋那边，烟锅磕在桌沿上，“嗒”的一声。烟灰掉在纸上，没人擦。
“挽丫头，回过神了？”
声音顺着烟味飘过来。四十出头的男人，灰布褂子洗得发白，鬓角白了一小半。他不看我，眼睛盯着桌上的纸，纸角被他搓得起了毛。烟丝掉在他裤腿上，他也没拍。是我爹苏永坤。
钢笔在转。金属笔帽反着窗外的光，晃了一下眼。藏青的确良衬衫扎在裤腰里，手腕上一块上海牌手表，表链磨得发亮。转笔的那只手骨节分明，是我叔父苏振邦。
脚尖在我视线底下一颠一颠。新解放胶鞋，鞋帮白得扎眼，是我娘攒了三个月布票给做的。头发抹了厚厚的发蜡，翘着二郎腿——苏建业坐他爹旁边，晃得板凳吱呀响。
烟袋锅子吧嗒吧嗒抽，烟往脸上飘。靠墙的地方坐着三个老人，脸隐在烟雾里，看不清表情。
上辈子就是在这间堂屋，就是这几杆烟的味道，我哭着在分家文书上按了手印。按完我才看见，我娘的樟木箱已经抬进了苏建业的新房。那一年，我娘走了快两年。
“挽丫头。”苏振邦声音温的，像哄小孩，“你爹养你一场不容易。你娘走得早，这个家这些年都是我跟你婶子帮衬着。眼下你堂哥要娶媳妇，彩礼差着口子。你这个当妹妹的，出把手，都是一家人，分那么清做什么？”
桌上那张纸被我捏在手里。
分家文书。字是黑的，墨迹还没干透。老屋三间归苏永坤、苏建业共有；存款三百二十元归苏建业娶亲；苏挽自愿放弃县棉纺厂招工顶替名额，让与堂兄苏建业；苏挽母亲陪嫁的樟木箱、缝纫机、银饰若干，归苏建业媳妇过门后使用；苏挽已满二十，出嫁妆奁家中视情况筹办。
看到“自愿放弃”那四个字，指腹顿住了。字歪歪扭扭，墨迹洇开一点。
上辈子我没看懂这行字。等我看懂的时候，名额早归了别人，缝纫机搬进了苏建业的新房，樟木箱被人抬走，箱底的东西不知去向。我嫁了个喝酒打牌的男人，嫁妆钱填了堂哥的彩礼，最后死在那间漏风的租屋里，连个收尸的人都没有。
喉咙里涌上来一股腥甜，我咽下去。纸边割了指尖，没破，留了一道白印。
“叔父，这字，我签不了。”
屋里静了一瞬。收音机挂在墙角，正唱到热闹处，锣鼓点咚锵响，衬得堂屋里连呼吸声都轻。
苏振邦转钢笔的手停了。“签不了？”笑意还挂在脸上，眼角却冷了，“这是族里长辈议定的。你一个姑娘家，长辈说话，哪有你插嘴的份？”
“那我算几笔账。算完了，要是还觉得我该签，我就签。”
手放在膝盖上，背挺得直。小时候我娘教我认账本，就是这么坐的。
“县棉纺厂招工名额，1981年冬天下来的，登记的是我的名字。”声音平，没提嗓门，“体检表、政审表都是我填的，公社卫生院王大夫盖的合格章。名额后来怎么到了建业哥名下，档案上的字拿什么改的，我没问。档案在县劳动局，底单在，问得清。”
苏建业晃着的脚“啪”地落了地。他刚要欠身，苏振邦眼风扫过去，他又坐回去，板凳腿磨着地面，刺啦一声。
“我娘的陪嫁。樟木箱、蝴蝶牌缝纫机，两副银镯子、一对金耳环。是我娘过门时娘家给的，单子锁在樟木箱夹层里。我娘临走前，当着我爹、隔壁张婶的面点过，说是给我留的嫁妆。这些东西现在在谁手上，屋里坐着的人都清楚。”
最年长的二爷爷把烟袋锅子往桌上一放，咳了一声，挪了挪屁股。木椅吱呀响。
我停了一下。
第三笔。上辈子到死我才从张婶嘴里零碎听来——我娘攥着一张凭据。1972年，我爹拿家里的钱，入了县里机械厂新办五金配件厂的股。那笔股金后来翻了几十倍，够人吃一辈子。可它被人拿走了。
写的是哪个厂？编号多少？经手人是谁？我娘临终前攥着我手腕说的那半句话，只有气音，字是什么样，抓不住。
脑子里白茫茫的。我记得“有一张凭据”，记得它值钱，记得被人拿走了，可它长什么样、搁哪儿，糊成一片，怎么都抓不住。我试着往深里想，太阳穴突然针扎似的疼。
不对。
我又往深里碰了一下。记忆是碎的：煤油灯罩缺的那个角清清楚楚，我娘教我捏针的力道清清楚楚，可那凭据上的字，雾蒙蒙的，看不见。像有人拿橡皮，在我脑子里一块一块擦。用一点，少一点。
我咬了咬舌尖，疼压下去。
“第三笔。我爹1972年入的那张五金配件厂股金凭据，还有我娘压在箱底的所有物什，请拿出来，当堂点清。东西是我娘的。谁拿了，谁还回来。”
苏永坤的脸一下白了。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手抖得烟袋锅子都拿不稳，烟丝撒了一裤子。“那……那凭据早作废了……哪有什么凭据，你小孩子家，听谁胡说的……”
他不敢看我。
我没拆穿。苏振邦说那张纸是废纸，他就信了。这笔账记着，不必当着人算。
纸被我推回桌子正中，推到苏振邦面前。风从门槛缝里钻进来，掀动纸角，晃了晃。
“这三笔，一笔没清，我一个字都不签。三位长辈在这儿，做个见证——今天苏挽没签字，没按手印。往后谁要拿这张纸说我自愿让名额、自愿把娘的东西给人，问过三位长辈再说。”
钢笔“啪”地砸在桌上，滚了半圈，墨水滴在纸上，晕开一个黑印。
“苏挽，你可想好了。”苏振邦声音还是温的，温里裹着冰，“姑娘家早晚要出门子，你爹是个软性子，没人给你撑腰。今天把话说这么绝，往后你在这个家，在这个县城，还怎么待？”
“我掂量得清楚。”我看着他的眼睛，“我娘生我养我，不是让我被人卖了还帮着数钱的。我的日子，我自己过。”
我转身。
跨门槛的瞬间，身后“哗啦”一声，凳子踹翻了。苏建业压着嗓子吼：“疯了吧她！她不签我娶什么媳妇！”苏振邦低声骂了句“出息”，二爷爷咳着打圆场，烟袋锅子又开始吧嗒响。
我没回头。
日头晒在后脖颈上，疼。院子里的石榴树结了满树青果，压得枝子往下坠。风卷着谷壳吹过来，迷了眼。我仰起头，把那点热意憋回去。
这县城，上辈子没我站的地方。
这回，我自己站。
夜里等灯都灭了，我摸进娘住过的小屋。
樟木箱在墙角，铜锁扣锈了绿，锁扣歪着，被人撬过。我掀开箱盖，樟脑味扑了一脸。
两件旧斜襟衫，叠得齐整。抖开的时候，沾在布上的樟木碎掉下来，落在脚背上。一沓布头，碎的，都是娘平时攒下来给我做鞋面的。铁皮盒压在那摞布头最底下，盒盖上印着《红灯记》，我抠了半天抠开，顶针滚出来，顺着床板滚到床底下去了。针撒了一地，有一根扎在指尖，冒出个血珠。
没有。
我娘念叨了一辈子的那张纸，不在。连她教我绣了一半的并蒂莲帕子也不见了。那帕子是要给我做嫁妆的。
我坐在冰凉的箱盖上，指尖的血珠滴在樟木上，晕开一个小点。我想那朵莲花的针脚，想娘捏着我的手穿线的温度，脑子里一片空白——怎么起针的，针脚往哪边斜，全想不起来了。
月亮从窗棂照进来，地上一片白。窗外蛐蛐叫得响。
纸被人拿走了。可它去了哪儿？
我不敢再往深里想。那团雾一漫上来，太阳穴就疼。它进得来，也会往外漏。这回是那朵莲花的针脚，下回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摸了摸脸，干的。没哭。
樟木箱重新扣上，钥匙贴身塞在内衣口袋里，硬邦邦硌着胸口。
天快亮了。我得去城北找一个人。
第2章 我找的是那个扫铁屑的
第二天一早，我揣着攒了半年的五块钱，去了城北的机械厂。
云溪县机械厂在城北，红砖围墙有两人高。门口挂着“抓革命、促生产”的旧标语，漆掉得只剩“生产”两个字。门卫室的老头抱着个搪瓷缸子喝茶。门口的梧桐叶落了一地，踩上去沙沙响。
我蹲在对面的电线杆底下，啃着从家里带出来的半个凉红薯，等一个人。
上辈子，我只跟他打过一次交道。也是在这条街上，我揣着两毛钱买盐，被三个混混堵在巷口抢钱。他路过，一句话没说，往那儿一站，三个混混就跑了。那天下着雨，他把手里最后半包大前门塞给我，说：“躲雨去，下次别走这条巷子。”就走了。
后来我听说，他退伍回来，被厂里冤枉偷卖设备，关了三年。出来以后南下，1996年死在广州的工地上，从脚手架上摔下来。死的时候，口袋里只有半包烟、一张皱巴巴的退伍证。他爹的冤案刚有眉目，他没等到。
我回来头一个找他，倒不全为他帮过我。是他被关的那三年，不管怎么打怎么审，都没咬过任何人，没认过自己没做过的事。这县城里，能在那种时候骨头还硬着的人，不多。
等了半个钟头，铁门开了一条缝，出来一个穿劳保服的男人。
他很高，肩宽，走路的时候左脚略沉。那是在部队演习时崴的，落了病根，一到阴天就疼。劳保服洗得发灰，袖口挽到小臂，露出一截晒成铜色的皮肤。他手里拎着一个掉了漆的铝饭盒，走到墙根蹲下，从兜里摸出半包大前门，抽出一支叼在嘴里，摸了摸口袋没摸到火柴，又把烟放了回去，只把烟盒捏在手里，指节捏得发白。
就是他了。陆铮。
我把最后一口红薯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渣，走过去。
“陆铮。”
他抬头。一双很静的眼睛，看人的时候不躲不闪。
“你是？”
“苏挽，潮汐巷苏家的。”我在他旁边蹲下，地上的凉土隔着裤子渗上来，“我想跟你做笔买卖。”
他嗤了一声，把烟盒塞回兜里，声音里带着熬夜后的哑：“我一个车间扫地的，一个月十八块钱，有什么买卖好做。”
“你有辆板车，会开车床，会修柴油机，在部队当过侦察兵，手脚干净，说话算话。”我说，“我有本钱，有路子。”
他看了我一眼，眉头皱起来，没接话。一个二十出头的姑娘，蹲在机械厂门口，跟一个在车间扫铁屑的退伍兵谈买卖，换谁都得打个问号。
我没打算白说这几句话。有些东西，得从我脑子里拿出去换。换掉多少，我不知道。但这笔买卖，值。
我盯着他的眼睛，声音压得很低。风卷着梧桐叶擦着地面过去，沙啦响。
“机械厂罐头车间这个月月底要停一半工。县里调拨的马口铁被市里半路截了，原料到不了，你们车间活要断，至少半个月。”
他眉头皱得更紧：“你怎么知道？”
烟从他指缝里飘过来，呛得我咳了一声。我没答，把凉红薯掰了一半搁在台阶上，他没拿。
“下个月初，城东棉布门市部调价。蓝的确良每尺涨三分，红的跌两分。到时候抢蓝布的人能把门槛踩破。”
他把烟拿下来，弹了弹烟灰，还是没说话。我往前凑了凑，声音压得只有两个人能听见，热气蹭到他袖口：“你当年退伍的安置名额，本来分去技术科当干事，被人顶了。顶你的人在后勤科管库房和档案室，叫周茂才，是何副厂长的远房外甥。”
最后一句话出口的时候，我脑子里“嗡”地一下，像被人照着后脑勺敲了一棍子。
像一本账，从我脑子里被人撕走了一页。撕口齐齐的，只剩装订线上那点毛茬，怎么翻都接不上。
我娘的生日是哪天？
这个问题冒出来，我自己都吓了一跳。我娘走了快两年，她的生日，我每年清明都去坟前念叨。可这会儿，那个日子从脑子里溜出去了，抓都抓不回来。
太阳穴的疼还没散，我突然发现，我娘教我的那个并蒂莲的针脚，彻底想不起来了。连她捏着我的手穿线时候的温度，都淡了一点。
我攥紧了手，指甲掐进掌心，疼得我一哆嗦，面上没动半分。
陆铮没看出我的异样。他盯着我，眉头拧成一个结，指节捏得咔咔响。安置名额被顶这件事，他自己隐约查了半年，摸到过一点边，从来没人跟他说过这么准的名字。
“最后一句，”他嗓子压得很低，带着点沙哑，“你怎么知道？”
“你先别问我怎么知道。”我缓过那阵疼，“我给你十三天。十三天之内，罐头车间要是不停工，你就当我是疯子，以后我再不找你。要是停了，我们再谈合伙的事。”
他沉默了很久。风把他劳保服的衣角吹起来，他盯着我看了足足半分钟，才说：“月底还有十三天。”
“我等得起。”
我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转身要走。他忽然在后面叫住我：“等等。”
我回头。他从兜里摸出两个还热着的菜包子，用油纸包着，扔给我：“早上没吃饭吧。”
我接住包子，热乎气透过油纸传过来，烫得我手心一暖。
“算我借你的。”我说。
“嗯。”他应了一声，蹲回墙根，没再说话。
我攥着那两个热包子走在巷子里，咬了一口，白菜猪肉馅的，油香顺着嘴角往下流。我一边走一边掉眼泪，又赶紧擦掉。上辈子我饿死在租屋里的时候，那时候想的就是一口热包子。
接下来的十三天，我照常出摊、进货，没去催他。
陆铮那边我远远撞见过两回。他换了身旧便装，趁下班混进后勤科院子，蹲树后头守了两个钟头，把周茂才锁门、下班的钟点卡得准准的。隔两天他又跑了趟劳动局，托老战友翻当年的安置底单，回来时脸上青了一块，不知道是跟谁撞上了。
这些他没跟我说。他要自己亲眼看见、亲手摸到，才认。
第十三天傍晚，机械厂下班的铃刚响，罐头车间的工人就拎着饭盒出来了，一个个骂骂咧咧，说马口铁没到，明天起放半个月假，只发基本工资。
那天傍晚，陆铮来找我。他站在潮汐巷口，手里还是那个掉了漆的铝饭盒，人比十几天前瘦了一圈，眼下有青黑。
“停了两条线。”他说，“比你说的还多停了半条。调拨的料，真被市里截了。周茂才我也见过了，管着档案室的钥匙，天天跟何副厂长一起喝酒。”
我点点头：“还有两件事，再过几天就应验了。”
“不用等了。”他打断我，“我信你了。”他摸出半包烟，没点，捏在手里，才从口袋里摸出一张皱巴巴的纸，是劳动局安置存根的抄件，上面写着他的名字，被人用钢笔划掉，旁边写了周茂才三个字，“我自己查的。你说的是真的。可你得跟我说实话，你到底怎么知道这些的。”
“实话我暂时说不全。”我看着他，“我不会害你。我要的，是拿回我自己的东西。剩下的，等以后能说了，我告诉你。”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点了点头：“行。那我们约法三章。”
“你说。”
“钱要干净。”他伸出一根手指，“来路不明的不碰。账上做手脚的，散伙。”
第二根手指竖起来：“你出本钱、路子、账，我出人力、车、手艺。扣完本钱分利，你三我三，余四周转。”
第三根手指：“你的私事我不问，我的事我自己查。但有一样，谁动你，动我们的摊子，我跟他没完。哪天你觉得不行了，随时散，账当场结清。”
“行。”我伸出手。他握上来。那只手很大，掌心全是扳手磨出的硬茧，握得很有力。
握完手，他没走，蹲在我家门槛上点了支烟，抽了一半才开口，声音很轻：“还有件事。我想请你帮我查一个人。”
“谁？”
“我爸，陆怀山。”他抽烟的手顿了顿，烟灰掉在劳保裤上，他也没拍，“1980年冬天，他在厂里上夜班，说是失足从铸铁车间的平台上摔下来，当场就没了。可我退伍回来翻了他的工作笔记，那天夜里，车间根本没排他的班。他那天休息。他为什么会半夜去车间？谁叫他去的？没人跟我说。”
陆怀山。
这三个字，我好像在哪儿听过。
我试着往深里想，那团白雾又漫上来。我没敢再想。可这个名字，跟那张丢了的股金凭据，多半有关系。
“我记下了。”我说，“有了消息，我告诉你。”
“还有，”他把烟按灭在门槛上，碾了碾，“周茂才我盯了几天。他每个礼拜三晚上都去后勤科值班，喝半斤酒，喝醉了就睡在值班室。档案室的钥匙他挂在腰上。我想办法去看看台账。”
“你小心点。”我说，“别硬来，留证据最要紧。”
“我知道。”他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土，“我在部队干了四年侦察兵，这点事，还难不倒我。”
他走了，我回到屋里，躺在竹席上，翻来覆去睡不着。
我数着我那点“本钱”：哪一年什么涨、哪一年什么跌、哪个厂要倒、哪批人后来发了财。这些东西，是我这辈子最值钱的筹码。
可我也数得清我丢了什么。我娘的生日，想不起来了。并蒂莲的针脚，也想不起来了。早上出门的时候，我在门槛上愣了一下——那道门槛有几级台阶，我数了半天没数明白。
用一点，少一点。
我对着黑漆漆的屋顶，慢慢笑了。
没关系。用得值，就不亏。
窗外月亮很亮。我把那五块钱和一张油纸摸了摸，塞回怀里。那是陆铮包包子用的油纸，我留了一张。
院子里的老鼠在啃什么，窸窸窣窣的，啃了半宿。
第3章 第三次去，执照才盖了章
1983年的秋天，“个体户”三个字还不是什么好词。街上的老太太看见摆摊的，都要啐一口，说那是“投机倒把”“不务正业”。摆摊得去工商所填表、照相、按手印，领一张巴掌大的执照。有了照才算合法。没有照，哪天被人举报，东西充公，人进学习班，还得罚钱。
我跑了三趟工商所。
头一趟去，办事的老王同志翘着二郎腿，端着粗瓷碗上下打量我，翻了个白眼：“姑娘家摆什么摊？回去找个好人家嫁了不好吗？”户口本“啪”地被推回来。
隔两天再去，我揣着户口本、大队开的无业证明，还有陆铮按了手印的合伙文书。老王翻了翻纸，弹了弹页边：“你跟那个机械厂的陆铮合伙？他爹那事还没说清呢，小心受牵连。这事得研究，回去等消息。”
第三次跨进工商所的门槛，我手里没空着。纸包里是自己烤的红薯干，还有一张写得工工整整的纸——卖什么、布从哪儿进、一个月卖多少尺、交多少税、雇几个人、能交多少管理费，一笔一笔算得明明白白。
老王本来耷拉着眼皮，翻着翻着，坐直了。
“这账是你算的？”他指着纸上的数字。
“是我算的。”我说，“王同志，我不偷不抢，卖布做衣裳，凭手艺吃饭。办了执照，每个月按规定交税，给市场交管理费。头一个月我就能给所里交三块钱的税，往后生意好了，还能多交。您要是不信，头一个月的税我预交。”
他盯着那张纸看了半天，又抬头看了看我，手指在桌上敲了敲，从抽屉里摸出公章，“啪”地盖在了表上。
“行啊你个小丫头，账算得比我还清楚。”他把执照递给我，“记住你说的话，好好交税，别搞歪门邪道。不然我第一个收你的摊子。”
那张执照是“云溪县个体工商户营业执照”第零七二号，经营范围写着“布匹零售、服装缝制”，红章盖得端端正正。
拿到执照那天，我揣在贴身的口袋里，一直走到城外的河堤上，才敢拿出来再看一眼。风把纸边吹得哗哗响，河面上有船来来往往。这张纸上写着我苏挽的名字，盖着红章。这是我的。
摊子摆在城东小商品市场的最东头。一张旧门板架在两只条凳上，门板是陆铮从机械厂废木料堆里找的，打磨得光溜溜，四条腿拿木块垫得平平整整，晃都晃不动。他还在摊子后面给我钉了个放布的架子，比别人的高一截，布挂上去一目了然。
布是从镇上批发点批的：蓝的确良十尺、白棉布十尺、花布五尺，都是镇上姑娘媳妇爱要的颜色。摊子后头支起裁缝案，剪子搁在案头，刃口磨得发亮，尺子压在布边，画粉是白的，一蹭就留印。剪子咔嚓响的时候，我娘教的那点手艺就顺着指尖上来了。
开张没几天，柳红找来了。
柳红是我同村的姐妹，比我小一岁，圆脸，眼睛大，说话细声细气，手特别巧，绣的花比别人绣的都好看。上辈子，她十七岁被家里许给邻村一个瘸腿的鳏夫，大她二十岁，换了八百块彩礼给她弟弟娶媳妇。她不愿意，半夜跳了村头的河。捞上来的时候，人已经硬了，兜里还装着半块没吃完的糖。
这辈子，她活生生站在我面前，脸圆圆的，扎着两条麻花辫，眼睛红红的，像刚哭过。
“挽姐。”她攥着衣角，手指都绞白了，“我娘说下个月就让我过门……我不想去。我跑出来了，他们要是抓我回去，我就死给他们看。”
我放下手里的剪刀，拉住她的手。她的手冰凉。
“想不想跟我干？”
“干啥？”她眼睛亮了一下，又马上暗下去，“我什么都不会……”
“会识数吗？”
“……扫盲班学了三年，会算账，会写名字。”
我把硬皮账册推到她跟前，铅笔搁在账页上。“从今天起账归你记。进多少、卖多少、收多少钱、剩多少布头，一天一页。”我指尖点了点纸面，“一笔都不许错。记错一笔，扣五分工钱。”
算盘珠子在她手下噼里啪啦响，没出半个月，进出账就记得门儿清。
柳红捧着账册，手都在抖，眼泪吧嗒吧嗒掉在封皮上。
“我不要工钱。”她哭着说，“挽姐，你肯收留我，有口饭吃就行。”
“要。”我把一块手帕塞给她，“干活就得给钱。第一个月给你五块，管饭，往后生意好了再涨。你是我雇的账房，是我的合伙人，不是来讨饭的。谁要是敢来这儿拉你回去，你就让他来找我。”
柳红捂着嘴哭，说不出话，只是拼命点头。
没出三天她娘就闹到市场上，坐在摊子门口拍着大腿哭，说我拐带她家姑娘，说柳红要是不回去嫁人，她家儿子就娶不上媳妇。柳红吓得躲在我身后，浑身发抖。
我没跟她吵。我把大队开的证明、柳红自己签的雇工合同拿出来，又把市场办的同志请过来，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柳红已经成年了，她自己愿意留在这儿干活。每个月我给她发工资，她自己的钱自己存着。你们再闹，我就去公社告你们干涉婚姻自由、买卖人口。到时候你儿子不光娶不上媳妇，你还得去学习班。”
她娘看着我手里的证明，又看了看市场办的人，骂骂咧咧地走了，临走撂下一句：“你个死丫头，以后别后悔。”
柳红从那天起，把铺盖卷搬到了摊子后面的小储物间。白天管账，晚上睡在摊子后头看货。她算账特别仔细，一分钱都不会错。
有一天下雨，生意少。她坐在摊子后面绣帕子，我看着她穿针引线的样子，忽然想起我娘教我的那朵并蒂莲。我试着想了想，还是想不起来怎么起针。心里空了一下。我没说什么，帮她把歪了的线头理好。
忘了就忘了。
摊子开到第十天，苏建业来了。
他身后跟着两个人，一个是市场管理的临时工小赵，他酒桌上认识的朋友，一个是苏振邦以前的司机。他手里拎着个印着“为人民服务”的搪瓷缸，慢悠悠踱过来，皮鞋踩在泥地上吧唧响，往摊前头一站，挡住了大半个铺面。
“妹妹，出来摆摊了？”他咂咂嘴，斜着眼看我，“也不跟家里说一声，翅膀硬了是吧？”
我没抬头，手里的针线不停，正在给一个顾客改裤脚。
“这摊子，”他伸出脚，踢了踢我垫门板的木块，把一块踢出去老远，门板晃了晃，上面堆的布差点掉下来，“占的道儿不对。市场办说了，东头这一排归我们棉纺厂的门市部。你挪挪，挪到西头厕所旁边去，那儿空着。”
我放下针，抬眼看他。柳红吓得紧紧抓着账册，脸都白了。
“三厂门市部在东头第二排，中间隔着一条三尺宽的走道，你自己去看墙上划的线。”我声音不大，每个字都清楚，“建业哥，你脚下这块地，工商所划给我的，是第七十二号摊位。执照在我这儿，盖着红章。要是我占了三厂的地，我立马就挪；要是你说错了，你把我这块木块垫回去，再给我赔个不是。”
苏建业脸上的笑僵了僵。他没想到我会这么硬，还把执照拿出来说事。
“你——”他脸涨得通红，“你个丫头片子别给脸不要脸！我告诉你，在这个市场，我说你占道你就是占道！”
“是吗？”我站起身，把执照往摊上一拍，“那我们现在就去市场办公室，找马主任说说理，看看七十二号摊位到底是谁的。你要是不敢去，就把木块给我垫回去，别在这儿挡我做生意。”
围观的人渐渐多起来，都是市场里的摊主和买东西的客人，大家指指点点，都在看苏建业的笑话。跟着他来的临时工小赵一看我把执照都拿出来了，知道理亏，赶紧拉了拉苏建业的袖子，低声说：“建业哥，算了，她执照真是七十二号，我看过……”
“还有。”我擦了擦手上的粉笔灰，“去年分家的时候，你跟我爹说你要娶媳妇缺彩礼。你手上收的我娘的缝纫机、银镯子，抵那笔彩礼还有富余。这些我都记在账上，迟早要算。”
苏建业脸色变了又变。他没敢真动手。市场里人来人往，摊主们都看着，闹大了对他没好处。他那个棉纺厂的临时工差事，前阵子借调到供销系统帮忙，真闹起来两边都吃挂落，他兜不住。
“你等着。”他咬着牙撂下这句话，狠狠瞪了我一眼，踢开脚边的木块，带着人灰溜溜地走了。
周围的人哄地笑了。有人说“这苏家丫头真厉害”，有人说“苏建业这是欺负人欺负到硬茬子了”。柳红抓着我的手：“挽姐，他是你堂哥，他会不会报复我们啊？”
“会。”我把木块捡回来，重新垫好，“所以才更得算清楚。他来软的，我跟他讲理；来硬的，我有的是法子。”
那天快收摊的时候，下了点小雨，路滑。陆铮来了，手里拎着一包刚从镇上批来的布，肩膀都淋湿了。他把布往摊后一放，蹲下来，从兜里摸出几颗钉子，拿个小锤子，“咚咚咚”几下，把我那块松了的门板腿钉得牢牢的，又在旁边加了一块斜着撑的木板。这下门板晃都晃不动了。
“听说你堂哥来闹了，踢了你门板。”他把锤子收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木屑。
“没闹起来。”我给他递了一块干毛巾。
“他今天带的那个人，是市场办的临时工，姓赵。”他擦着头发，声音很平，“我跟市场的马主任打过招呼了。他再来闹，马主任会过来管。”
“你什么时候去说的？”
“下午送货路过。”他把毛巾还给我，从怀里掏出两个纸包着的热包子，放在摊上，“荠菜馅的，巷口张婶家刚蒸的。你跟柳红吃。”
说完他转身走了，骑上那辆除了铃不响哪儿都响的旧自行车，消失在雨里。
柳红凑过来，戳了戳我胳膊，挤眉弄眼地笑：“挽姐，陆铮哥人真好。”
我拿起一个包子咬了一口，荠菜的热香在嘴里散开。
雨越下越大，打在布棚上噼里啪啦响。我跟柳红坐在摊子后面吃包子。她把最后一口咽下去，说这荠菜真鲜。
隔天晌午，天刚放晴，地上还湿着，一个四十来岁的女人来了我的摊子。
她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对襟衫，头发梳得一丝不乱，鬓角有几根白头发，手上沾着洗不掉的机油印子，手里拎着一个洗得干干净净的布包。她站在摊前，把我从上到下看了一遍，看得我背上发凉。
“你就是苏挽？”
我认得她。陈玉莲，陆铮的娘。机械厂的女工，在车间干了二十年，车、铣、刨、磨样样都会，厂里人都叫她“莲姐”，出了名的硬脾气。上辈子我没跟她打过交道，只远远看过一眼。那时候陆铮已经被关进去了，她一个人拎着饭盒从厂门口出来，背驼着，头发白了大半，怀里抱着个蓝布包，谁跟她说话都不理。
“嫂子。”我站起身，给她搬了个凳子，“您坐，我给您倒杯水。”
“不坐。”她没接我的水，站在那儿盯着我，声音压得低，可每个字都硬邦邦的，“我来问你一句话。”
“您问。”
“我们家阿铮，好好的退伍兵，虽说现在在车间干杂活，好歹是正经国营厂的工人。怎么就跟一个姑娘家搅和在一起摆摊了？”她声音有点抖，我能听出她压着火，“姑娘，我知道你不容易，家里那些事我也听说了。可我就这一个儿子，他爹走得早，我一个人把他拉扯大。你图他什么？图他有力气？图他能帮你打架？你要是敢利用他、害他，我跟你没完。”
摊子上几个挑布的客人都静了，转头看我们。柳红攥着我的衣角。
一个守寡快十年的女人，好不容易把儿子拉扯大，眼看着儿子有了正经工作，又被人顶了名额，发配去扫铁屑。这会儿儿子又跟一个摆地摊的姑娘搅在一起。她站在那儿，手一直没松开那个布包。
“嫂子，”我给她倒了一杯热水，塞到她手里，“我不跟您说虚的。我图他两样：一样是手艺好，车、铣、刨、磨样样都会，人实在，说话算话；一样是骨头硬，不欺负人，也不被人欺负。这两样，都是能一起做事的。我跟他合伙办执照、交税，不做歪门邪道的事。各出本钱，各分各的利，谁也不占谁便宜，谁也不害谁。”
她捧着热水杯，看着我，没说话。
“至于别的，”我看着她的眼睛，“我说话算话。我跟陆铮是合伙人，是朋友。我不会拖他下水。哪天他觉得跟我合伙不合适，随时可以走，账我当场跟他结清，一分不少他的。”
她看了我很久，眼神慢慢软下来，把水杯放在摊上，叹了口气。
“我不是不信你。”她声音低了点，“我是信不过这个世道。阿铮他爹走得不明不白。阿铮这孩子认死理，别人对他一分好，他能掏十分心给人家。我就怕他被人骗了，最后落得跟他爹一样的下场。”
“嫂子，您放心。”我说，“我不会让他出事的。”
她没再说什么，把手里那个蓝布包往摊上一放：“这里面是我自己缝的两幅套袖，还有一块我自己织的粗布，你们摆摊用得上。我先回去了，厂里还有活。”
说完她转身走了，背影还是绷得笔直，只是脚步比来的时候慢了点。我看着她的背影，想起上辈子她抱着布包在厂门口坐的样子。那个布包，她今天带来的这个，是不是就是当年那个？
柳红凑过来，小声问：“挽姐，这位是陆铮哥的娘啊？她刚才好凶，我都吓坏了。”
“她不凶。”我把蓝布包打开，里面是两幅洗得干干净净的蓝布套袖，针脚又密又结实，还有一块厚粗布，正好铺在裁缝案上，“一个人把儿子拉扯大，男人死得又不明不白。不是她不信我，是这年头，她谁都不敢信。”
柳红似懂非懂地点点头。
我把两幅套袖收起来，一副给自己，一副给柳红。
从那天起，陈玉莲有时候下班早，会绕路到我摊子这儿转一圈。有时候带两个她自己蒸的馒头，有时候带一把自家种的青菜，放下就走，不多说话。她在看我，看我到底是不是她说的那种人。我不着急，我做给她看。
我还知道她在家里跟陆铮吵过一次。这是后来听张婶说的。陈玉莲让陆铮别跟我一起摆摊，怕丢了厂里的工作。陆铮跟她说：“妈，苏挽不是那种人。”陈玉莲气得一天没给他做饭。
我听了没说什么。第二天让陆铮带回去两尺我新进的灯芯绒布，给他娘做条新裤子。陆铮一开始不肯拿，我塞给他：“这是我给嫂子的，不是给你的。她上次给的套袖和粗布，我总不能白拿。”
他这才收下。后来陈玉莲没拦着他跟我合伙，偶尔见了我，也会点个头，说一句“出摊注意安全”。
第4章 一本账，掀了他的铁饭碗
苏建业那句“你等着”，后头果然没闲着。
三天后，市场办的临时工小赵又来了一趟，说我的摊位“超出划线两寸”，占道经营，罚了五块钱。那钱我知道，最后多半进了苏建业的口袋。又过了五天，我进货的那家批发点的郑老板找到我，搓着手：“大侄女，不是我不卖给你，是有人跟我打了招呼，说要是给你供大宗货，以后我的布就别想在这个市场卖了。对不住啊。”
再后来，市场里开始传闲话，说潮汐巷那个苏家丫头“路子野”“不正经”“一个姑娘家跟退伍兵混在一起摆摊，指不定是什么关系”，还有人说我“克死了娘，又克家里人”。有几个本来要做衣裳的客人，听了闲话，绕着我摊子走。
最过分的一天早上，我来开摊，发现摊后面挂着的布被人剪了个大口子，碎布扔了一地，门板上用粉笔写着“滚出市场”四个字。柳红看见，当场就哭了。
陆铮那天早上来送货，看见地上的碎布和门板上的字，脸一下子沉了，转身就要去找苏建业。我拉住他。
“别去。”我说，“你现在去打他一顿，正好遂了他的意。他倒打一耙，说你打架斗殴，你厂里的工作都保不住。”
“那就这么算了？”他咬着牙，手攥得紧紧的。
“不算。”我蹲下来，把地上的碎布捡起来，拍了拍上面的土，“他蹦跶不了几天了。我等的就是他这一手。”
柳红急得直搓手，眼泪还挂在脸上：“挽姐，这可怎么办啊？布被剪了，客人也不来了，这个摊还怎么开？”
“不急。”我翻开账册，把铅笔递给她，“你把这个月进货的单子，还有之前苏建业来闹的时间、说的话，全给我抄一份，写清楚。再去打听打听，苏建业这半年都跟谁一起喝酒，倒腾过什么东西，也记下来。”
他以为躲在暗处，我就拿他没办法。他不知道，我等的是他跳出来。
我娘的针线里，最要紧的一课不是怎么缝衣服，是怎么“留一手”。她教我记账：明面上的账要记得清，给别人看；有些账，得记在自己心里，一笔一笔，等时机到了算。
苏建业在供销系统里做临时工，仗着他爹苏振邦的关系，这两年偷偷摸摸倒腾紧俏货。白糖、肥皂拿过，慢慢连的确良布票、化肥票都敢碰。他做得不算大，每次赚个十块二十块的，可架不住爱显摆，喝了二两酒就开始吹牛，什么“我上个月倒布票赚了这个数”，什么“我叔一句话，整个县的货都得听我的”。一吹就露馅。他喝醉了说的那些话，市场里的摊主、批发点的老板，都听见了。
我花了半个月，让柳红装作买东西，跟各个摊主唠嗑，把他经手的几笔买卖、进出货的数目、找谁牵的线、什么时候在哪家饭馆喝的酒，顺着听来的话对完了。他每次倒腾布票，都是从下面公社收上来，再加价卖给县里门市部的熟人，中间过钱过票，没有一笔是干净的。
我回去写了份东西。不是举报信，是一本账。
空口无凭的举报信，在这个年头，能把告的人一起带进去。这个道理我懂。
做这件事，我用了另外一个人。一个我上辈子就知道迟早会翻车的人。
云溪县供销社的采购员钱满仓，四十来岁，好酒，好占小便宜，胆子小。苏建业上次倒腾一批布票，本来是钱满仓牵的线，结果苏建业黑了他八块钱的好处费，还跟别人说钱满仓“胆子小，成不了事”。钱满仓早就憋了一肚子气。上辈子，他1987年因为私分物资被查，进去第一天就把所有跟他有牵连的人全供出来了，一个都没漏。
这辈子他还没到翻车的时候，可这口气憋得更久了。苏建业倒腾布票的事要是发了，头一个被牵出来的就是他。他不等人来查，就得把自己摘干净。
我没自己去送。一个跟苏建业有仇的堂妹，送上去的东西，别人会说我挟私报复。我托张婶家的儿子，把这本抄好的账用信封封好，匿名送到县供销社纪检的桌上，又转了一份到工商所。账上没署名，只一条一条写着苏建业倒腾布票的时间、数目、卖给了谁、牵线的人是谁，连他哪天在哪个饭馆跟人谈的价，都写得清清楚楚，一条一条都能对得上。
钱满仓当天就看到了这本账，翻了两页，汗就下来了。他知道这事捂不住。当天下午，他主动去找了供销社领导，把苏建业倒腾布票的事全交代了，还把自己手里留的苏建业收条交上去，争取宽大处理。
苏振邦听到消息的时候，已经晚了。他托了关系，想给苏建业擦屁股。最后给苏建业定了个“利用职务之便倒卖紧俏票证，情节较轻”：扣三个月工资，撤销棉纺厂临时工身份、清出借调岗位，记大过一次，布票和非法所得全部没收。他本来想把事彻底压下去，可钱满仓已经把材料递到了县里，压不住了。他还想查是谁递的账，查了半天也没查到我头上。我没露面，送账的人跟我没半点关系。
没过几天，工商所和供销社的人来了市场，不是查我的，是核对那本账上的细节。问了几个平时跟苏建业一起喝酒的摊主，大家你一言我一语，把知道的都说了。
苏建业被停职反省那天，从供销社大门出来，脸是青的，走路都打晃。他爹苏振邦就在门口等着，当着好多人的面，狠狠扇了他一个耳光，骂他“成事不足败事有余”，打得他半边脸都肿了。那响声，半条街都能听见。
他远远看见我站在市场口，捂着脸，喘着粗气，一步一步走过来，眼睛里都是血丝。
“是你。”他咬着牙，唾沫星子喷出来，“是不是你告的密？苏挽，我跟你没完！”
“建业哥，”我看着他肿起来的半边脸，“你倒腾布票赚黑钱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你带人来剪我布、砸我摊子的时候，怎么没想到会有今天？”
“你——”他抬起手，举得高高的。
我没躲，往前站了一步，把脸凑过去。
“你打。”我说，“这儿人多，派出所的同志还没走。你这一巴掌下去，正好再请你喝一回茶。到时候就不是记过扣工资这么简单了。”
他的手僵在半空，抖了半天，愣是没敢落下来。围观的人哄地笑了。有人说“平时不是挺横的吗，怎么不敢打了”，有人说“苏建业这下栽了，工作都没了”。指指点点的声音，像巴掌一样抽在他脸上。
他脸涨得发紫，放下手，声音都在抖：“苏挽，你等着。我爹不会放过你的。”
“我等着。”我说，“随时恭候。”
他灰溜溜地走了，背影歪歪扭扭的。围观的人散了，柳红高兴得跳起来，抓着我的手：“挽姐！他真的被停职了！太解气了！”
我心口那口气，出了一大半。上辈子他抢走的名额、拿走的嫁妆、逼死的柳红，我一样一样讨回来了。这才是头一笔。
陆铮站在不远处看着我，嘴角难得露出一点笑。他走过来，递给我一瓶橘子汽水，刚从供销社买的，冰过，瓶身上挂着水珠。
“干得漂亮。”他说。
我接过汽水，咬开瓶盖喝了一口。气泡在嘴里炸开，甜丝丝的，凉到心里。
苏建业在厂里吃了挂落，苏振邦压下了大半的事，没敢把气撒到明面上。我手里那点账，他忌惮。他不敢把我逼急，就把手伸向了陆铮。
这半个月，陆铮一直在查他爹的事。礼拜三晚上，他趁周茂才喝醉睡在值班室，翻窗进了后勤科的档案室，找到1980年冬天的车间排班表，还有他爹出事那天的出入登记。排班表上，那天陆怀山休息；登记本上，却有他进车间的签字。笔迹不是他的。
他刚把台账揣进怀里，就被起夜回来的周茂才撞见了。两个人在走廊里撞了个正着。周茂才喊人，陆铮翻围墙跑了，胳膊被墙头的玻璃划了好长一道口子。
第二天他去找厂里管人事和生产的何副厂长要说法。那位副厂长叫何有德，五十来岁，胖，戴一副玳瑁框眼镜，说话慢条斯理，脸上总带着笑，见谁都递烟，是厂里出了名的“老好人”。
那天，我正在给陆铮包扎胳膊上的伤口。他蹲在摊子后头，咬着牙，抽了半支烟，才开口，声音哑得厉害：“查不动。”
“怎么说？”我缠绷带的手停了一下。
“何有德说，我爹那事当年就结过案了，是工伤，补偿都给过了。”他把烟按灭在地上，烟蒂捏得粉碎，“我拿排班表给他看，说那天我爹根本不值班。他说排班表后来改了，是临时安排的值班，我爹自己同意的。我要签字的底单，他说去年整理档案的时候弄丢了。”
“他还说什么了？”
“他说，”陆铮冷笑了一声，“阿铮啊，你刚退伍回来，年轻人不要心浮气躁。好好在车间干，以后有的是机会。那些陈谷子烂芝麻的事，翻出来对你没好处。”他弹了弹烟灰，“下个月可以把我调回技术科。以前的事，就当没发生过。”
我盯着他胳膊上那片洇开的红。
“你信吗？”
他沉默了一下，摇了摇头，从口袋里摸出半张皱巴巴的纸，是昨晚从档案室带出来的排班表一角，上面有他爹的名字，被红笔划了一道。
“档案室的钥匙一直在周茂才腰上挂着。”他说，“他是何有德的远房外甥。他顶了我的安置名额，何有德压着我爹的事不让查。这两件事，是连在一起的。”
他胳膊上的纱布已经洇红了一小片。
姓周的顶了陆铮的名额，何有德压下他爹的事，苏振邦在供销口子上给他们打掩护，苏建业不过是摆在明面上的小喽啰。这几个人拴在一根绳上，绳头攥在谁手里，我还没摸着。我只记住了一个名字：何有德。
那天夜里我躺在铺子里，翻来覆去地想这个名字。
厂里人人都说他是老好人，见谁都递烟，说话慢条斯理，从不跟人红脸。可老好人不会自己下场。他只管让旁人替他出手——让周茂才顶名额，让苏振邦跑供销的口子，让苏建业在明面上蹦。
这种人最不好碰。你抓不到他的手，只看得见他的影子。
我合上账册，在心里把这三个字念了一遍。
迟早要碰上他。
第5章 我押上了全部家当
开春那阵子，“投机倒把”这四个字，街上忽然没人提了。
正月里大队的喇叭天天念文件，念的都是我听不大懂的词。有一句我听懂了：个体户也是社会主义的。念到这一句，底下蹲着听的一圈摊主你看我我看你，谁也没敢笑。过了半晌，卖炒货的老葛头往地上啐了口瓜子皮，嘟囔一句：“早说啊。”
早说两年，我娘那点手艺，也不至于捂在箱子底。
这一句松下来，就再不会收紧了。我认这个理。
城东市场最东头，挨着供销社门市部，有三间空铺子。铁皮的卷闸门锈得发红，玻璃上糊着灰，门楣上挂块木牌写“招租”，木头都晒裂了。
这块地挂出去三年，没人敢要。
不是不好，是太好。位置好，价钱又压得住，傻子都知道是块肥肉。三年没人动，就一个缘故：前两年抓投机倒把抓得紧，摆个摊都要提心吊胆，谁敢一下子租三间铺子竖牌子。枪打出头鸟。
我去了趟房管所，问清楚：一间一年三百二，三间九百六，押一付半，签三年。
那天晚上我把这事跟陆铮说了。
他没马上答话，蹲在铺子后头的台阶上，抽了半宿。烟头一个接一个，摁灭了码在脚边。
“三间。”他终于开口，把最后一支烟在鞋底按熄，“一千块。加上盘货、翻本、办照、雇人，你手里那点钱，得全押进去。”
“押进去，才有铺子。”
“政策再紧回去呢。”他抬眼看我，下颌线绷着，“文件是文件，底下怎么办是底下的事。这个你比我清楚。脚底下这一步踩空了，摔的不只是你一个人。”
我清楚。
我比谁都清楚。前年冬天就有过一回，文件上说要搞活，底下有人转脸就查摊子，一夜之间收了多少家。那年腊月，我眼看着斜对门卖袜子的两口子，货被拉走，人在市场口跪着，求了半天没人应。
可我还是想签。
我怕。怕归怕，我知道往后个体户会一天比一天多。眼下这条街就我一个摊子。再过两年，这条街会挤得连下脚的地方都没有。今天不签，明年这个价，我连一间都租不到。
我们那天说了很久，从收摊说到后半夜。
他说的话我一句都驳不倒。他看的是“会不会赔本”，我看的是“什么时候该抢”。两个人都对，说的不是一件事。
“你看的是脚下这一步。”我说，“我看的是再往后两步。”
“往后两步是沟是坎，谁也说不准。”他说，“我只知道，真摔下去，得有人接着。”
“我摔得起。”我看着他，“我什么都没有过。再摔回什么都没有，我也不亏。”
他不说话了。
第二天晌午我收摊回屋，他从后头追上来，把一张纸拍在我手上。指节上沾着洗不掉的机油印，是刚从车间出来的。
“要签，我有条件。”
纸上是他写的字，歪歪扭扭，一笔一划很用力，像是怕我看不清：营业执照、税务登记、合伙协议，三样一件不能少；头一笔税交足；账册做两本。
“两本？”
“一本记明，给工商给税务，随时能查。一本记暗。”他把纸往下按了按，“暗账不藏东西，只记一笔，随时能跟你各走各的、当场结清的钱。”
“退路钱。”
“对。”
我看着他写的那行“随时能跟你各走各的”，看了半天。
“这是留一手。”他说，“你教我的。”
我盯着他。
我娘教我记账那天，说的也是这么一句：明面上的账要清，给别人看；有些账记在心里，等时机到了算。我没跟他提过这句。我说的是别的。可他就这么摸着了。
“行。”我伸出手。
他握上来。他的手大，掌心全是扳手磨的硬茧，握得实在。
铺面是三月末签的。
签合同那天我把那张纸带给柳红看。她捧着一页一页地看，看到“承租人：苏挽”那行，指腹在那两个字上蹭了蹭，问我：“挽姐，这几个字，是咱俩的？”
“是咱的。”
她转身就哭，哭完又笑，袖子擦了把脸，抓块湿抹布把三间铺子的玻璃一块一块擦干净。擦到天黑，手冻裂了口子，渗着点血印子也没停。
我让她歇歇。她说不累，说从来没想过，自己有一天能站在一间自己的铺子里擦玻璃。
货架是陆铮打的。他下了班来，干到半夜，锯、凿、刨，末了拿砂纸把每块木板磨得溜光，怕客人挑布的时候扎手。
那几天他来得晚，我就在铺子后头支个小炉子，煮两碗面。面里卧个蛋，一人一碗。他吃面不出声，呼噜呼噜的，吃完把碗一推，碗边磕在桌沿上轻响一声，拎起锯子去后院锯木头。有天我递给他半碗腌萝卜，他接过去就面吃了，没说谢。
有天夜里我问他：“你请假扣工钱，亏不亏？”
“亏。”他头也没抬，“你这铺子要是开垮了，我亏得更多。”
“那我要是开垮了呢？”
“再开。”他说，“你不是那种垮一回就趴下的人。”
我低头把碗里的面吃完了。
牌子也是他刻的，三合板，拿漆描的字：云溪布庄。底下小字一行，布匹零售，服装缝制。
我让他把牌子挂高一点。
“挂哪儿？”他举着牌子仰头比划。
“挂正中间。”我指着门楣最高处，“正对着供销社的门市部。”
他手上一停，笑了：“你是故意的。”
“我是故意的。”
开张那天，天刚亮柳红就把鞭炮挂上了。街上人还不多，稀稀拉拉来了几个看热闹的。陆铮去镇上拉货，说晌午回来。
头一个钟头，铺子里就挤满了人。有来看热闹的，有真要买布的。一个穿工装的媳妇挑了半天，说要六尺灯芯绒，给男人做条裤子，还得我亲手裁。我拿尺子量了，画粉在布上划出线，一剪子下去，直溜溜的。她盯着看，说：“你这手艺，比供销社的强。”
“供销社的布比我全。”我说，“可他们不管裁。”
她笑了，说以后都来我这儿。
我站在柜台后头，量布、裁料、收钱、找零。
头一样卖出去的，是半尺蓝布。一个老太太要给孙子做书包。她把布捏在手里摩挲了好半天，说这布结实，说这价钱实在。
我听着，喉咙里有点发堵。
上辈子我死的时候，身上盖的两床旧棉絮，也是这么摩挲惯了的东西。那时候，没人肯卖给我半尺布。
晌午，我一抬头，看见街对面站着一个人。
苏振邦。
还穿那件藏青的确良衬衫，手插在裤兜里，正对着我那块牌子看。看了很久，久到旁边卖炒货的老葛头都朝他那边瞟了两眼。
他没过来。他转身，拐进了供销社的后门。
我手里的算盘珠子，停了一下。
后来我才知道，东头这三间铺子，他早想了两年。他没拿到手，不是拿不到，是嫌贵。他想等房东撑不住，压价拿。
他没算到我。
铺子开张的头一个星期，我犯了一回病。
那病不在身上，在脑子里。
春耕一过，化肥就要紧。紧到什么时候、紧到什么价，我心里本该有个数。我把眼睛闭上，往后头那几年里找，找出来一个日子。
就这一下，像有人从我脑子里挖走一块，凉飕飕的。
我坐在铺子后头的小屋里，半天没动弹。
我想起我娘教我剪鞋样，剪小孩虎头鞋那虎头的圆，教了我三回我才学会。她捏着我的手画，手腕子上戴着那只银镯子，蹭着我手背凉丝丝的。
那天我回过神，发现虎头圆该怎么画，我记不清了。剪子拿在手里，画粉落下去，画了三回，都不是她教的那个弧度。
我把画粉扔在案上，坐了很久，手脚发凉，后背靠着的墙也是凉的。
我这才明白过来一件事。
我脑子里存的那些东西，是钱，也是命。每花一次就少一块。少的哪一块我不知道，有可能是哪年化肥紧，也有可能是我娘教我的一针一线。
那些针脚里，说不定就搁着那张凭据的着落。
我越想越冷。
那天晚上陆铮来送布，蓑衣上滴着水，是半路淋了雨。我没跟他提这茬，给他递了块干布擦脸，他接过去胡乱抹了两把，把布卸在货堆上就走了。
等人都走了，我把账册翻到最后一页。
我想把还记得的那点针法写下来。起针往哪边斜，走线走几针，扎哪儿收针——写下来，就丢不了了。
笔尖落在纸上，我写不下去。
那点法子，已经跟我隔了一层雾。抬手之间，我自己都说不全。
我把写下的那几个字涂了，橡皮在纸面上蹭过，留下一道毛痕，看不真切。
写不下来，就真的留不住了。
收摊的时候柳红凑过来，压着嗓门跟我说：“挽姐，街对面布告栏底下，有个男的看了三天报纸了。”
我抬眼往那边瞟了一眼。报纸翻在同一版，边角卷着，人靠在电线杆上，眼睛往这边飘。
“我知道。”我说，“别理他。”
第6章 跟了我七天的人
连着下了四天雨，巷口的泥泡得能踩出半指深的时候，那个人还在。我数着，七天了。
头天他站在街对面布告栏底下看报纸，报纸拿反了都没察觉。隔一天他进铺子问白棉布价，问了半天一样没买。后来他在巷口面馆坐下，点一碗阳春面，吃到一半眼睛总往这边瞟，面坨了也没动几口。
到第五天，我看出来了。
我没声张。
陆铮教过我怎么看人：真买东西的，眼睛盯着货；盯梢的，眼睛盯着你，还盯着你身后。走路的时候他要找个“合理”的姿势，站得太直，或者靠得太松，都不对。
那个人站得就不对。他看报纸看了七天，一张报纸翻来覆去，边角都卷了，他还盯着。
我原以为，他是苏振邦派来查我账的。
苏建业栽了以后，苏振邦一直没露面。他不是不记仇的人，他是在等。我以为他等的是我露出破绽。
我做了个试探。
柜台下面的抽屉我特意没上锁，搁着本假账，几笔进货数目写得唬人，纸面上看着吓人。真账早缝进里屋棉被夹层里，针脚压得平，摸都摸不出来。
那本假账搁了三天。那个人进来两回，第二次他趁柳红去后头倒水的工夫，往柜台下面瞟了一眼。
他没动那本账。
账是假的，他看不上。他要的东西，比账要紧。
我开始留意他盯着的地方。
他不看我，也不看柜台。他看的是我铺子后头那间小屋。那小屋里搁着的东西，我自己都快忘了，是我从家里搬来的一口旧木柜。柜子里锁着我爹1972年记的一本旧账本，还有几张发黄的单据。那年我娘让我把这些收起来，说家里这些纸啊本啊，别弄丢了。我那时候不懂，就收着了。搬家的时候顺过手来，一起搬了。
那个人往那间小屋看过三回。
我心里就有数了。
那本旧账本我翻过。翻的时候没看出名堂，记的都是我爹那年帮人代购代销的零碎账，柴米油盐。我娘让我收好，我就收好了。
那天下午我故意绕路去工商所交报表，绕了两条街，走得不快不慢。走到工商所门口的时候，我余光瞟见那人停在巷口，脚顿住了，转身就往回走，报纸夹在胳膊底下，步频比刚才快了一倍。
我没回头，交完报表慢慢走回铺子。柳红看见我笑，问我什么事这么高兴，我说没什么，踩了一脚泥。
那天夜里油灯挑得亮，我把旧账本取出来摊在桌上，纸页黄得发脆，指腹蹭过去沾一手细毛。
翻到后头十几页，我停住了。
那一页不是账。是我爹写的字，比前头潦草，像是喝了酒写的：
“五金配件厂，入股，苏永坤，代：何。经手：何。”
后头跟着个日期，1972年11月。
“代：何。经手：何。”
我盯着这两个“何”字，盯了很久。
我想起来了。这张纸上写的东西，跟那张丢了的股金凭据，是一回事。
原来凭据上记的那个人，姓何。
我翻遍了脑子里关于这张凭据的每个角落，翻出来的只有白雾。脑子里又开始隐隐发胀。这回我没敢往深里探。我要是硬探，丢的那一块，说不定就是我这辈子最舍不得的。
我合上账本，拿块干布把封皮上的灰擦了，重新锁回木柜。锁好，又把钥匙取出来，揣进贴身的衣兜，贴着胸口的位置，硌得慌。
这地方，我得自己盯着了。
柳红其实早看出不对了。
我没跟她说。是她自己跟我说的。
那天收摊，她端着账册过来，凑到我耳边，压着嗓门：“挽姐，对面看报纸那个男的，今天没来。”
“你怎么知道他没来？”
“他天天来。”她把账册翻开，“我记着呢。他来一回，我就在账册后头的空白页上画一道杠。今天没画上新的一道。”
我看着她。账册后头那页我已经翻了，上头画着七道杠，一横一竖，画得很匀。
我没教过她这个。
“你怎么想到要记这个的？”
她捏着衣角，有点不好意思：“你不是说过，账上的事一笔都不许错吗。我想着，他天天来，也算一笔。”
我伸手揉了一把她的头发。
“柳红。”
“嗯？”
“明天你去趟供销社，给柜台的老李送两块布料边角。他前天跟我说，他闺女要做件小褂。”我顿了顿，“顺路，你多站一会儿，听听里头的人说什么。别问，听着就成。”
她眼睛一亮，把账册往怀里一抱：“我这就去！”
“急什么，明天去。”我看着她跑出去，没松气。
她不再是那个躲在摊子后头发抖的姑娘了。
陆铮那边，动手比我早。
铺子对面那个看报纸的人，他第二天就注意到了。他没声张，只在收工的时候多留意了一眼。
退伍两年，那双眼睛还是部队里练出来的。盯梢的人有个毛病，走路的步幅太匀。平常人上街，一会儿快一会儿慢，一会儿贴墙根，一会儿绕个弯。那人不是。他从巷口走到面馆，八十七步；第二天，还是八十七步。
陆铮跟了半条街，跟了两天。第二天傍晚，那人拐进纺织厂后头的职工宿舍，上的是对门那幢楼的二楼。
二楼那扇门，他认识。主人姓黄，以前给苏振邦开车，后来调去了纺织厂。
他在楼下站了半个钟头，看那扇窗户的灯亮起来，又灭下去，才转身往回走。裤脚沾了泥，他也没拍。
这天晚上，陆铮来了。
他进门没说话，绕到后头把那间小屋看了一遍，伸手摇了摇门窗的插销。他从怀里掏出个纸包放在桌上，打开，里头是一张画得乱七八糟的图，是他画的，那条巷子，哪家哪户，哪个门口，他都拿铅笔画了记号。铅笔头断过一回，接的茬都在图上。
“那人姓罗，二十来岁，跟了七天。”他指着图上画圈的地方，“他不住这条街。他每天从西边过来，绕一圈，晚上回西边去。”
“西边什么地方？”
“纺织厂后头的职工宿舍。”他的手指在图上点了点，“我昨天跟着他走了一趟。他进的不是自己家的屋子，是对门那幢楼。那幢楼二楼，住的是苏振邦以前的司机。”
我盯着他画的图。图上那个圈，正落在苏振邦司机家的对门。
“他给人看门。”陆铮说，“他盯着你，是替别人盯的。”
“替谁？”
“现在还说不准。但有一件事我想明白了。”
“什么？”
“他在看的那间小屋。”他抬眼，“里面搁着的东西，比你这个铺子值钱。”
我没接话。
我把那本旧账本取出来，翻到那一页，摊在他面前。
“你看这个。”
他凑过来看。灯光暗，他把身子压低了些，一个字一个字地念：“五金配件厂，入股，苏永坤，代：何。经手：何。”
念完他抬起头，眉头拧起来：“姓何？”
“我现在还说不准。”
“你爹的字，为什么写两个何？”
“我不知道。”我说，“这本账搁了十二年。我娘临走前让我收着，我一直没看懂。”
他没再问，只把那一页翻来覆去地看。过了半天，他从兜里摸出半张纸，还是那张从档案室带出来的排班表一角，边角被玻璃划破了，沾着点干了的血迹。
两张纸并排放在桌上。
一张是十二年前的旧账，一张是四年前的事故排班表。
中间隔着七年，隔着一条人命，隔着一间小屋落了灰的旧木柜。
“苏挽。”他把两张纸叠起来压好，“你说的那个‘何’，是不是就是厂里的何有德？”
我没答。
屋外的风刮着招牌，牌子是块木头，在风里吱呀吱呀地响。
灯芯跳了一下。
我关铺子门的时候，看见街对面供销社后门的阴影里，苏振邦站着，跟我爹说了句什么。我爹佝偻着背，点了点头，手揣在袖子里，慢慢往家走。
我插门栓的手停在半空。
该来的，要来了。
第7章 他抢着要的那张废纸
哈气能在玻璃上哈出白雾的时候，我爹来了。
那天晌午我正裁布。门口进来个人，站在那儿不动。我抬头，是我爹，苏永坤。
他比先前更瘦了，灰布褂子领口磨破，头发里白的那半边，已经白到了根。手里拎个布袋子，一脚在门里一脚在门外，解放鞋上沾的泥干成块，走一步掉一块。
“挽……”他嗓子眼里滚了一下，“挽丫头。”
“爹。”我放下剪子，“进来坐。”
他这才挪进来，在门口那张板凳上坐下，屁股只坐了一小半，布袋子搁在腿上，两只手来回搓。
我给他倒水。他接过去没喝，捧着，搪瓷缸子上印的“为人民服务”磨掉了半边。
“铺子……开得挺好。”他四下看了一圈。
“托您的福。”
他嗫嚅半天，才把布袋子里的东西掏出来：一包红糖，两斤挂面，还有一双他自己纳的布鞋。
“添……添点东西。”
我看着那双布鞋，针脚纳得很密。我娘走了以后，家里就没女人了。这鞋是他自己纳的。
“爹，您说吧，什么事。”
他手一抖，红糖包差点掉在地上。
“你叔……你叔父，让我来问你一句话。”他不看我，眼睛盯着自己鞋尖，“你娘留下的那些东西里，有一张纸。说是……说是没用的废纸。他让我来问问你，那纸还在不在。要是在，就……就给他。”
来了。
我把剪子搁回案上，擦了擦手。剪子刃口磕在案板上，轻响一声。
“哪张纸？”
“就……就那年你娘收着的那些。”他越说越乱，“年头久了，我记不清了。反正是没用的，你叔说留着也是个麻烦，不如……”
“爹。”我打断他，“您知道那是一张什么纸吗？”
他不说话。
“那是1972年，您拿家里的钱，入五金配件厂的股。那厂的股金收据。您亲手按的手印。”
我爹的脸白了一下。
“您知道那厂的股现在值多少钱吗？”
他还是不说话。手在抖，红糖包上的纸被他攥出了褶子，红糖末从缝里漏出来，撒在他裤腿上。
“您不知道。”我说，“因为您从来没想过要知道。叔父跟您说那纸没用，您就信了。他说什么您都信。”
“那纸是没用的……”他还在念，“你叔说了，那厂早并进大厂了，票子早废了……”
“废纸他急着要？”我看着他，“爹，分家那天，三位长辈都在堂屋里坐着。二爷爷把烟袋锅子搁在桌上，咳了一声。那天我没签字，没按手印，他们做了见证。您要那张纸，您先问问，叔父是替谁要的。”
他腾地站起来，搪瓷缸子在板凳上晃了晃，水洒出来半口。
“你个不孝的丫头！”他声音突然拔高，脖子上的筋都绷起来了，“我养你这么大，要你一张破纸你都不给？你开了铺子就不认你爹了？街坊邻居都来评评理啊——”
他这一嗓子，门口已经聚了两个路过的。柳红本来在里屋理货，听见动静冲出来，看见他拍大腿要哭，转身就往巷口跑，边跑边喊：“张婶！葛叔！你们快来看啊！苏大伯来闺女铺子闹事啦！”
她声音有点抖，喊得却响。没半分钟，铺子门口围了七八个街坊，都探着头往里头看。
我爹没想到柳红会喊人，脸涨得通红，指着我半天说不出话。张婶挤进来，叉着腰问：“永坤啊，闺女开铺子挣点钱不容易，你这是闹哪样？”
“我……我拿我自己家的东西！”他梗着脖子，“她娘留下的纸，我当爹的还不能要了？”
“您当爹的，当年把挽姐的招工名额给建业的时候，怎么没想过她是您闺女？”柳红站在我旁边，声音还抖，腰却挺直了，“挽姐的嫁妆您都拿去给建业娶媳妇了，现在还要抢她娘留下的东西？您当爹的，就这么当的？”
街坊嗡的一声就议论开了，有人点头，有人叹气，有人对着我爹指指点点。
我爹脸上挂不住，把布袋子往肩上一甩，手指着我：“你……你行！你等着！”
他挤开人群往外走，走到门口又回头，斜了一眼街对面供销社的方向。我顺着他的眼光看过去，苏振邦站在供销社门后，撩着半片布帘子，正往这边看。看见我看他，他把帘子放下了。
我爹佝偻着背，一步一步走了。围观的街坊慢慢散了，张婶拍了拍我的肩膀，没说话，叹了口气走了。
柳红站在我旁边，手还攥着衣角，指节都白了。
“挽姐，我刚才……是不是喊太大声了？”
“没有。”我揉了一把她的头发，“喊得正好。”
我看着我爹的背影一点点缩成个小点，没什么感觉。
小时候他背过我。有一年发大水，他背着我蹚村口那条河，水漫到腰上，他一手托着我，一手抓着绳子。那时候他还有力气。可那点力气，这些年全给了苏振邦，给了苏建业，没剩下几分给我。
我站在铺子门口，直到柳红喊我，说有人来扯布了。
当天晚上陆铮来了。他说的是另一件事。
这半个月，他顺着排班表那条线往底下挖，找到了厂里一个退了休的老会计。老会计姓柴，八十岁，耳朵背，脑子还清楚。陆铮陪他喝了三个晚上的散酒，才套出几句话。
1972年，县机械厂下面确实办过一个五金配件厂，小厂不大，十来号人。管这个厂账的，就是陆怀山。
这个厂办了没两年，并进了机械厂本厂。并厂的时候账目“移交”，移交的人，是何有德。
1980年冬天，陆怀山上的那个夜班，不是排班表上的班。他是自己去的。他没排班，可那天夜里，铸铁车间出了事。他是去查账的。
“老会计的原话是，”陆铮说，“那天出事以前，他爹来找过他，问他并厂的时候那本老账交给谁了。老会计说，交给何有德了。何有德还让他把账上几笔对不上的数，重新抄了一遍。”
“抄一遍？”
“对。”他声音低下去，烟蒂在他指头上捏扁了，烟丝掉在裤腿上他也没拍，“抄成对得上的。”
我明白了。陆怀山查账，查的就是那批“数字对了”的账。他查的是谁把账做平的。
答案就在何有德身上。
而何有德，偏偏就是这个姓“何”的人。
那些断掉的线在这一刻连上了。我爹写下“代：何。经手：何”的那张旧账，陆怀山查过的那本五金配件厂的账，那张丢了十二年的股金凭据，它们是同一样东西上的几块碎片。
而那几块碎片，全都通到何有德手上。
那天夜里下起雨来。
我把旧账本取出来，把陆铮带来的那张排班表一角摊开。两个人蹲在柜台后头，就着一盏煤油灯的光，把两张纸摊平了看。
我没提我脑子里那点越来越薄的东西。他也没提他胳膊上那道还没好利索的口子。
“苏挽。”他忽然开口。
“嗯？”
“你信我吗？”
我抬头看他。
他没看我，看着那张纸，声音很平：“我查我爹这事，早晚要撞上何有德。撞上他，就撞上你叔那一条线。到时候，你爹也跑不了。你为了你娘的东西护着这本书，图的是你自己的账。为了我这件事你把手伸进来，图什么？”
“你跟我说这些，”我把灯芯挑亮了些，“是怕连累我？”
“是。”
“那你听着。”我看着他，“你要的东西，跟我要的东西，是一样东西。你爹查的是何有德，我要找的凭据也在何有德手上。我要是现在抽手，我娘剪虎头鞋的样子我都记不清了，我拿什么去跟她交代？”
他愣了一下，没接话。
我把两张纸折好，收进衣襟里，钥匙在贴胸口的地方硌了一下。
“你的事，就是我的事。”我说，“从今天起，拼一块。”
雨下得大了些，打在铺子的卷闸门上，噼里啪啦。
陆铮起身要走，到门口又停下，从怀里掏出个用油纸包着的东西递过来。是两个热乎的荠菜包子，还温着。
“我娘蒸的。”他说完，撑开一把旧伞，走进雨里，背影很快被雨幕吞掉。
我坐在漆黑里没点灯，咬了一口包子，荠菜的鲜气混着油香。我想起我娘的模样。眉眼我还记着，她左眼底下那颗小痣的位置，有点模糊了。
我尽力去想，越急越糊。
第8章 他有权，我有价
街面上的梧桐叶长到巴掌大的时候，同一样东西，有了两个价。
计划内的一个价，计划外的一个价。前者低，后者高，中间差着好几成。报纸上管这叫价格双轨制。
我头一回在报纸上看见这几个字，就明白了。这几个字底下藏着一条道，从计划到市场，从低到高，谁走在上头，谁就能捡钱。
苏振邦走的就是这条道。
他在供销社物流口子上有批条子的权。同样一吨水泥，计划内的价他拿得到，转手按计划外的价卖出去，中间的差价就进了他自己兜里。他做了好几年，做得稳，没出过事。那年头，能拿到条子的人本来就不多。
他做梦都想不到，这上头会有人跟他抢。
跟他抢的，是我。
我不去拿条子。我拿不到，也不去拿，那东西沾上就是块疤。
我走的是另一条道。
哪样东西什么时候紧、哪个厂要断料、开春什么货涨，我心里门儿清。入夏算布和化肥的差价时，我闭了闭眼，往记忆深处压了压。
压完，我在小板凳上坐了半天。陆铮头一回来找我那天，脚上那双解放胶鞋是几号的，我想不起来了。鞋底沾着铁屑，踩在我院子的泥地上，留下一串印子。印子多深，我还记得，鞋号没了。
我不倒那两个价，我提前把什么货铺到位，等它涨。
他赚的是“权”里的钱。我赚的是“价”里的钱。他那条路，总有一天要断；我这条路走得慢，走得稳。
这年春天梧桐抽芽，摊子扩成三间铺面。缝纫机踩得哒哒响，四个女工手脚麻利，柳红一个人管不过来账，我让她带了个小徒弟。
陆铮那边也动了。他从厂里请了长假，买了一辆旧三轮，链条哗啦哗啦响，他自己捣鼓了两天就修好了，跑起了短途运输。厂里的手艺他没丢，闲下来就捣鼓机器。他说光靠卖布不行，得有自己的东西。
入夏那天，天闷得像要下雨，苏振邦来了。
他没带别人，自己一个人，穿那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衬衫，手里摇着把蒲扇，进了铺子就笑，像走亲戚似的。
“挽丫头，生意不错啊。”他四处看了看，手指在柜台上敲了敲，“你爹年纪大了，说话没个轻重，你别往心里去。”
“叔父说的哪里话。”我给他倒了杯茶，“他是我爹，我能跟他计较。”
他笑着接过茶，茶碗盖在碗沿上轻轻磕了一下，声音很轻，脸上的笑一点没变。
“那张纸的事，是你叔我考虑不周。”他抿了口茶，“二百块是少了点。你说个数，叔给你加。”
“叔父说笑了。”我把桌上一叠外省的供货单推到他面前，“我一个小丫头，哪来什么纸不纸的。倒是我最近进了批货，想问问叔父，您在供销口子上熟，这个价，您拿得到吗？”
他放下茶碗，拿起供货单扫了一眼。我看见他捏着纸的手指尖，白了一下。
那是我托陆铮从邻省拉回来的化肥和白布的供货价，比他手里批条子拿的计划价还低两厘。
他把供货单放回桌上，拿起蒲扇扇了两下，还是笑：“丫头年纪轻，路子倒是广。”
“混口饭吃。”我给他添了点茶，“叔父要是觉得这个价合适，以后咱也能合作。”
“合作好说。”他站起身，拍了拍衣襟上的褶子，走到门口又回头，笑着说，“就是丫头账算得这么细，小心别算到自己扛不住的地方。年纪轻，摔几个跟头，可是要疼的。”
他说完，摇着蒲扇走了。蒲扇扇得慢悠悠的，背影看着挺和气。
柳红在旁边看得手心全是汗，等他走远了才凑过来：“挽姐，他这是威胁咱们呢？”
“他是提醒我。”我把那叠供货单收起来，“提醒我，他要动手了。”
他动手的方式很阴。
一周以后，他让供销社的门市部，把库里的蓝布、白棉布压低价钱卖。低到什么地步？比我进货的价还低一分。
他是要拿这个价，把我的铺子挤死。他赔得起，因为他的布是从计划内走的，成本本来就低。我按他的价卖，一天赔一天；我不按他的价卖，客人扭头就进他的门。
柳红急得嘴唇发白，跑到里屋来跟我算账：“挽姐，他这么卖，咱顶不住啊。他卖一个礼拜，咱就得关张。”
我让她把账放下。
“他卖，让他卖。”我说，“你把咱库里的布全挪到后头去，锁上。”
“锁上？那咱卖什么？”
“咱不卖布了。”
柳红张着口，半天没出声。
我早知道他会来这一手。他以为布是我的命门，其实不是。
他压价那批布，是从县纺织厂调的计划内货。计划内的货走计划内的量。他为了压我，把量一下子放大了，放大的那部分就不是计划内了。那部分得按市场价进货，可他还当成计划内在卖。
这个窟窿，他自己捂住就没事，一有人捅破——
“你去趟供销社。”我跟柳红说，“找老李，就说咱们想打听打听，最近布价怎么跌成这样，是不是要出什么事。你什么都别多说，让他自己去琢磨。”
柳红眼睛转了转。这丫头，学得快。
“我明白了。”
我没去告他。告状这种事，我上辈子吃过亏，一次就够了。
我把原来卖布的铺面腾了一半，改成衣。剪子从早响到晚，灯芯绒裤子裤线压得直，的确良衬衫领口绣个小梅花，比供销社卖的合身，还便宜两毛。年轻姑娘路过，脚就挪不动了。苏振邦压布料价，压不到成衣上。
一周以后，我铺子里的布料卖不动了，成衣却卖断了货。四个女工踩缝纫机踩得脚都肿了，还是赶不上卖。
而苏振邦那边，出了岔子。
老李把话往外一递，供销社里几个明白人一算账，就发现他放量那批布来路不清。有人往上递了封没署名的信。没几天上头下来查，查到供销社库存和进货单对不上。他压价的把戏被人叫停。那批低价布卖出去的，一件件补差价；没卖出去的压在库房里，压了整整一个夏天。
一个夏天的货压着不动，本钱全死在那批布里，账面周转不动，连他给儿子办婚事那点钱，都挪了东墙补西墙。
他没栽跟头，他比谁都会看风向。可这一回，他头一次没算准。
他还没弄明白，那封没署名的信是谁捅出去的。
那阵子陈玉莲来得勤了。
她下班早的时候会绕到铺子后头来，看我裁衣裳。她做了一辈子机加工，手比我还稳，看我拿剪子的架势，会点一句：“这儿留三分。”我照她说的改，果然服帖。她每次来都带点东西，有时是食堂蒸的枣糕，有时是半罐腌萝卜，放下就走，不多话。
有一回她带来一包枣糕，往柜台上一放，坐在旁边看女工干活，坐了半天没说话。
“你别嫌我多嘴。”她忽然开口，眼睛看着缝纫机哒哒哒跑的针脚，“阿铮他爹……当年也是这么较真的人。见不得账上有半点对不上的。”
我剪布的手停了一下。
“嫂子。”
“我就是随口说说。”她站起来，拍了拍围裙上的面，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扔给我一副套袖，蓝布的，针脚很密，“裁布磨袖子，戴上。”
我接过套袖，还带着她揣在怀里的体温。她这是把话递到我手里了。
那年秋天，梧桐叶开始落的时候，陆铮从城里回来，带回一个消息，也带回一身土。
他去了县档案馆，把并厂那批旧账翻了个底朝天。纸都发脆了，他一张一张看，记了三大本笔记，指腹上沾的全是旧纸的黄印子。
回来那天，他坐在我铺子后头，抽了一支烟，才开口：
“查出个头。”他说，“并厂那批账，1981年做过一次整理。整理的时间是秋天。转过年来开春，何有德就升了副厂长。”
“你是说——”
“我是说，”他把烟按灭在台阶上，用脚碾了碾，“你爹那张股金收据上的钱，那些年不是没了。是被人并进厂里的账，拿走了。拿走它的人，后来当了副厂长。”
我手里正理着一匹新进的灯芯绒，手指在布面上一寸一寸滑过去。
还有一件。他喘了口气，声音低下去。
“我从档案馆出来，后头有人跟着。跟了三条街。”
我把手里的布放下。
“甩掉了吗？”
“甩掉了。”他说，“可我回头看的时候，看见那人上了一辆车。车牌是三厂的。三厂的车，归何有德管。”
铺子里静下来。缝纫机在里屋哒哒哒地响，女工们在赶活，没人知道外头的事。
我们两个站在柜台后头，谁都没出声。
过了两天，柳红从供销社回来，脸色不对。
“挽姐。”她把门带上，压着嗓子，“老李说，厂里后勤科这两天烧了不少旧本子，是周茂才看着烧的。”
我拨算盘的手停了一下。
烧本子。他动了。
那天夜里我铺子后头那盏灯亮到很晚。陆铮来对账，我把这话跟他说了。他抽了半支烟，没出声，末了把烟头按进缸子。
“他也动我了。”他说，“这两天车间给我派的活，都往重里派。”
“清旧账，加你的活。”我说，“一样的路数：他要把手底下那点尾巴扫干净。”
里屋的缝纫机还在响。我数了数，三台，一台没停。
第9章 半夜来敲门的女人
腊月的头一场雪，把铺子门口那条巷子铺得发白。夜里没什么人，屋檐下的冰棱隔一会儿掉一根，砸在青石板上，碎成几瓣。
那天陆铮出车去了邻县，一车灯芯绒，说好第二天晌午才能回来。
我睡得浅。门板被敲了三下，很轻，敲的人像是怕惊动谁。我披上棉袄去开门，门缝里挤进一股冷气，跟着挤进一个人。
陈玉莲。她头上落着一层雪，蓝布头巾的边上结了冰碴，没打伞。她脸上绷着，还是平时那副谁都信不过的模样，可今天绷得不一样，嘴角抿得太紧。
“嫂子？”我赶紧侧身让她进来，“这么大的雪，您这是……”
“阿铮在不在？”
“出车了，明儿晌午回。”
她“哦”了一声，像是松了半口气，又像是更慌了。她在炉子边的小板凳上坐下，两只手在膝盖上搓了半天，才开口。
“我今晚不值夜班。本来想在家歇着，躺下睡不着。后半夜，我往厂里绕了一趟。”
我给她倒了碗热水。她没接，眼睛盯着炉膛里那点红。
“我在车间干了二十年。什么响动是干活，什么响动不是，我闭着眼都分得出。”她声音压得很低，“今晚那声音不对。有人往三号车间搬东西，走的是后门那条道，半夜。”
“搬什么？”
“我远远看了一眼。”她说，“铁件，装箱的，一块一块码得齐。搬的人里头，有一个我认得。”
“谁？”
“周茂才。”她抬眼看我，“管档案室那个。”
我端着碗的手，停了一下。
“还有生人。”她接着说，“穿的不是厂里的工装，有两个人，口音不是本地的。我躲在废料堆后头，没敢出声。”
她这才把碗接过去，喝了一口，烫得嘴唇缩了缩。
“这种事，我见得多了。”她说，“我在厂里二十年，有人往外倒腾点铁疙瘩，我睁眼闭眼，不管。可我今晚站在那儿，忽然想起一件事来。”
“什么事？”
“阿铮他爹出事那年，也是冬天，也是半夜。”她攥着碗，指节发白，“那天夜里，我起来给他送夜宵。走到半路，看见有人往车间里抬东西。我当时没多想，只当是加班赶活。”
她停了一下。
“第二天早上，他人就没了。铸铁车间的平台上摔下来的。人家说，是他自己失足。”
屋里静下来。炉子里一块煤爆了一声，火星子从炉盖缝里蹦出来，又灭了。
我懂了。她今晚看见的这一出，跟四年前那个晚上，是一个唱本上的词。
“嫂子。”我说，“您把这些告诉我，是……”
“我儿子的脾气，我知道。”她打断我，“他查他爹的事，查了快一年，我拦过，没拦住。我原先想，他查就让他查，查不出名堂，早晚认命。可我今晚看见那车铁，我改主意了。”
她把碗往桌上一放，从怀里掏出个东西，油纸包着，拍在桌上。
“搬东西的人掉的。我捡的。”
我把纸剥开。里头是半张纸，撕口毛糙，一角没了。纸上是铅印的字，油墨没干透的地方蹭糊了一小片。我凑到灯下看——
一张出库单。收货单位那一栏，写着外省一家机械厂的名字。下面盖着章，红章只留下小半个角，认不全。日期看得清：1984年12月。
“这东西，”她盯着我，“你说有没有用。”
我没答。我在看那个半截红章。章上有个字，只露出小半边，笔画很粗，收尾处拖着一条游丝似的尾。
我见过这个尾。何有德批文件，落款那两笔的收尾，就是这个走法。我不敢咬定，可那口凉气，顺着脊梁往上爬。
更让我冷的是另一桩。
我心里还压着另一件事。往后几年，机械厂要出一场大事故，铸铁车间的行车掉下来，砸死一个人。那事故之后，厂子一天不如一天，没几年被人承包，一批设备和图纸被当作废料处置了。
眼下有人从1984年的冬天起，就一件一件往外套了。等出事那天，东西早空了。
“嫂子，”我把那张纸折好，收进衣襟，“这张纸我留着。今晚您来这儿的事，先别跟人讲。阿铮那边，他回来我跟他说。”
“我不懂这些账上的弯弯绕。”她站起身，把棉袄的扣子一颗颗扣严实，“我来，就是……”
话说到一半，她停住了。
“我男人死的那天夜里，我瞧见的东西，我瞒了四年。”她背对着我，声音平平的，“这四年，我跟谁都没提，跟阿铮也没提。今天说出来，心里松快了些。”
她拉开门走了。雪还在下，风卷着雪沫子往屋里灌，我站在门口看她。她的背影在雪里一点点变小，手插在袖筒里，走得很快，肩背绷得直。跟四年前从厂门口出来的样子，一模一样。
我关上门，把出库单摊在灯下，看了很久。
看着看着，我起了个念头，想看看那张股金凭据本来的样子。纸是什么颜色，编号是多少，右下角有没有一枚红章。这么些年，有时候像是摸到个边了，一伸手，又散了。
这一回我把力气使足了。
那处隐隐地胀，一阵一阵。眼前那点模糊的影子，散得干干净净。
散完我就觉出来，脑子里空了一块。
腊月十六，我娘走的日子，我还记得。可她走那年腊月，年饭桌上摆了几个菜，我想不起来了。只留着一样霉干菜扣肉，她牙口不好，炖得很烂。桌子是圆的还是方的，也模糊了。
我撑着桌沿坐了一阵。
这不意外。想看那张凭据，就得拿别的东西去换。
疼在我不知道，我最后会不会连那张凭据长什么样，都换得一干二净。
第二天晌午陆铮回来，车停在巷口。他一进门，肩上的雪还没拍净，眼睛就落在桌上那半张出库单上。
“哪来的。”
“你娘昨晚送来的。”
他把单子拿起来，凑到窗边的亮处看。看得很慢，一个字一个字过。看到那半个红章的时候，他手指在纸上顿住了。
“这是三厂的出库单。”
“你怎么认得是三厂的？”
“纸。”他说，“三厂的出库单，纸边是拿刀裁的，别家都是机器切的，齐整。他们那沓纸，裁的时候底下垫不齐，总有一头毛。”
他看东西的眼睛毒，这是部队里练出来的。
“我跑车这半年，碰见过几回怪事。”他坐下，把碗里的凉水一口喝了，“三厂有趟夜车，一礼拜出去两回，都是后半夜。空车出去，回来装得满满当当。”
“你跟着看过？”
“看过一回。”他说，“城外那个废窑厂，那片地我熟。那车开进去卸货，卸的都是成箱的零件。底下压着几个木箱。”
“木箱里装的什么？”
“不知道。箱子钉得死，我没敢近。”他声音低下去，“可箱子外头贴了条，白底红字，是印的，不是手写的。”
“什么条？”
“看着像图号。”
图号。
我胸口那一下，沉了。
我脑子里漏出过一点影子：机械厂的图纸，后来落到南边，成了别人家厂的底子。哪家、哪一年，我看不清。可“图纸”这两个字，我认得。
“这批东西，就是他的命门。”我说，“别的都能藏，图纸藏不住。印出来的图，有号，有底档。”
“藏不住，他就得往远里送。”陆铮把单子放下，“越远，道上的手脚越多。手脚越多，掉的东西就越多。”
他说完，从怀里摸出那段排班表的一角，把两张纸并排压在桌上。一张是四年前的，一张是昨晚刚捡的。中间隔着一条人命，隔着四年的雪。
外头的雪停了，天却更阴。檐下化了一根冰棱，水珠滴在门槛上，一下，一下。
那天夜里，我又进了我娘住过的那间小屋。
那口箱子还在墙角。我把里面的东西又翻了一遍，针线盒、布头、两件旧衫。手摸到箱底那块衬布的时候，指头底下有点硬。那层衬布我这些年翻过几回箱子，从来只当是垫箱底的。这回我把衬布掀起一角，底下压着一层旧报纸，铺得平平整整，像是特意垫的。我把报纸抽出来，展开。
日期是1972年11月。头版上有一条消息，说县里新办的那个五金配件厂投产了。边角上，我爹用钢笔圈了个小圈，圈着一个名字。
何有德。
名字底下，还有一行歪歪扭扭的小字——
“经手人。”
我盯着那几个字看了很久，窗外的风刮着窗纸，扑扑地响。
这箱子在我家墙角搁了十多年，这层报纸贴着箱底垫了十多年。我娘让我把箱子收好那天，她知不知道，箱底压着的是这么一张纸。
我宁愿她知道。
第10章 这块地，写的是我的名字
铺子门口那棵梧桐抽出第三回新芽的时候，我把隔壁两间铺面也盘了下来。
那两年日子过得快。缝纫机从三台添到十六台，女工从四个雇到二十几个。三间铺子挤不下，打通了左右隔壁，前头卖布，后头做衣。柳红的账从一本添到四本，她自己带了两个帮手，一个管入库，一个管工钱。
陆铮那边，三轮换成了六辆，雇了五个司机。他在城西租了个院子，摆两台旧车床，接零碎的机械活。
分工还是老规矩。他管车、管人、管手艺；我管钱、管路子、管账。账还是两本。
“云溪布庄”那块木头牌子摘下来，换上“云溪服装厂”。换牌子那天，陆铮踩着梯子把新牌子挂正，挂的还是门楣最高处，正对着供销社的门市部。他从梯子上下来，拍了拍手上的灰，仰头看了半天。
“字比原先大。”
“厂子大了，字也得大。”
他笑了一下，没接话。
牌子挂上去没几天，街道上的人来了。
来的是街道办的孙主任，五十来岁，头发梳得油亮，进门把铺子夸了一遍，又夸女工手脚麻利，末了坐下，端起来茶，话才拐到正道上。
“小苏啊。”他说，“你这个摊子，眼下规模不小了。按政策，可以挂靠到我们街道集体底下。挂了靠，你就是集体企业，戴顶红帽子。往后进料、贷款、接活，都顺当。招工指标也能匀你两个。”
“什么条件？”
“不多。”他笑呵呵的，“一年管理费，按你营业额提一成。厂子名义上算街道的。你厂里的工人，算集体职工，退休有劳保。”
我拨了拨算盘。营业额的一成，不是小数。一年下来，够再添两台缝纫机。
“孙主任，”我说，“劳保是好事。可这一成提上去，我这厂子，是给谁开的？”
他脸上的笑收了收。
“这话说的。”他把茶杯往桌上一搁，“挂靠是政策允许的，多少个体户想挂还挂不上。你不挂，别人挂。你一个姑娘家，摊子铺这么大，上头真要查你，你拿什么挡？”
“我拿执照挡。”我说，“税我交足，工商备案齐全，每一笔进出账都对得上。谁来查，我经得起查。”
他盯着我看了半晌，把茶杯又端起来，没喝，放下，站起身。
“你再想想。想通了，随时来找我。”
他走了，柳红凑过来，小声问：“挽姐，挂靠是不是稳当些？我听人说，现在做大生意的都挂靠。”
“挂靠，是把厂子的一半白送人。”我说，“送出去容易，收回来难。”
柳红似懂非懂，抱着账册走了。
那天下午我跑了工商所，又跑税务所。两本账抱在怀里沉得很，缴税的单子理成一册，纸边都磨毛了。管事的同志翻着看，问我做什么。我说来备案，往后税按月交、报表按季送，随时来查都行。
他抬头看了看我，说，你这厂子，是头一家主动上门备案的。
我说，账做得明白，我才踏实。
这话是说给我自己听的。挂靠那条路瞧着宽，走上去，脚底下踩的是别人的地。我要的是自己的地。
话说得硬，夜里我却睡不着。
往后呢。一个姑娘家的厂子，摊子越大，越扎眼。苏振邦那边没死心，何有德那边压着陆铮的事。上头真要动我，一顶帽子扣下来，我拿什么接。
那天夜里我躺了半宿没睡，往后头看清楚一条路：红帽子戴得起来的人不少，可戴到后来大多摘不干净，一茬一茬被清出去。站得住的，是把账做明白、把税交足的那些人。
看清这点，是要付钱的。
第二天我裁一件小褂，要算袖长。我记得我娘教过我一个土办法，拿人的手臂去量，量三回能出一个准数。我拿着布比了半天，那个比法，想不起来了。
我记得她教过我。我甚至记得她那天穿的是那件蓝布衫，领口洗得发白。就是那个法子本身，没了。
我把布搁下，坐了一阵。
丢东西，我不是头一回。丢一件，疼一阵，日子还得过。可这回不一样。我丢的，一次比一次离我娘近。针脚丢了，鞋样丢了，如今是她的法子。
我怕有一天，我想不起她的脸。
那阵子陈玉莲来得更勤了。她下了班，绕到铺子后头，看我裁料，看女工踩机器。有一回她站在十六台缝纫机跟前，站了很久，忽然说，你这儿，比我们车间还齐整。
我说，嫂子您坐。
她没坐，看着那些女工的手，一个一个看过去。末了说，阿铮他爹要是在，准爱看这个。他这辈子，就喜欢账目清爽、活儿利索的地方。
她说完就走了，还是那副不动声色的样子。
过了两天她又来，这回给我捎了句话。她说，厂里最近调料的单子对不上。铸铁车间进的生铁，出库单多出来一摞，她瞄了一眼，数不对。她没细说，临走撂下一句，那单子是周茂才经的手。
我把这话记下了。
何有德动手，动的是陆铮的机械线。
城西那院子接的活，大半是给国营厂做外协件。陆铮手艺好，出的东西比大厂自产的还齐整，一传十十传百，找上门的厂有了三四家。
开春那阵，一家厂忽然停了给陆铮的活，也没说缘故。陆铮去找，人家搓着手，话绕着弯：“陆师傅，你这活做得是好。可上头递了话，说你们的料来路不清，让停停。”
来路不清。他用的料，全是从正经渠道进的。
“谁递的话。”
对方不肯说。陆铮在人家门口蹲了两天，才从相熟的车间老师傅那儿问出一句：是机械厂那边递的话，说陆铮“这个人有问题”。
“何有德。”回来那天，他把烟按灭在窗台沿上，“他动不了我的车，动不了我的人，就在这上头卡我。”
“卡得住？”
“卡得住这一家。”他说，“外协件就这几家，他一句话，能断我一半的活。”
我没急着说话。我算了一笔账。
这半年，成衣线上的钱是活的。镇上、县里、邻县，摊子越铺越开，一件件衣裳出去，钱一天天进来。陆铮那条线重，投进去的是车床、是料、是院子，出来的是慢钱。
两条腿走路。他这条腿被卡住，我这条还能顶一阵。
“料，我这边帮你周转。”我说，“活，你换个路子接。”
“什么路子。”
“机械厂不给的活，别人给。”我看着他，“你这半年接的都是给人家做配件。配件这东西，你别等着别人来派活。你把手艺攒着，将来自己做，不用看谁的脸色。”
他抬眼看我。
“自己做，得有厂。”
“那就办一个。”
他捏烟的手停在半空。
“办厂？”
“办。”我说，“布庄能做，机械厂也能做。你的手艺比厂里的老师傅还稳，凭什么给人做外协。咱自己立块牌子。”
“钱呢。地呢。”
“钱我出。”我说，“地我算过了。城东那片空地上有块旧仓库，房管所要往外处置，价钱压得住。买下来改一改，就是厂房。”
他盯着我看了半天。
“你想了多久了。”
“从我娘教我记账那天起。”
他笑了。这是我第二次见他笑。
办厂的手续跑了小半年。执照、地契、登记、税务，一样一样办。陆铮把两台旧车床搬进新厂房那天，是夏天，日头毒，两个人一身汗。他把车床摆正，拿水平尺校了半天，校平了，直起腰，回头看那片空荡荡的厂房。
“空。”他说。
“会满的。”
他走到门口台阶上，点了支烟。抽了一半，又回头问我：“这厂，起个什么名。”
我想了想。
“云溪机械。”我说，“你的活。”
他捏着烟，没说话。烟灰落在地上，一阵风过来，散了。
新厂牌挂出去没几天，三厂那边的人来门口转了两回。不进来，站在墙根底下抽烟，拿眼睛量那块牌子，量完了就走。
我没理他们。厂房空着的那半边，迟早要填满。
街面上的梧桐叶落了两回。个体户的铺子一家挨着一家，从街这头排到那头。
第11章 全城都在抢，我锁了仓库
厂子办起来，两个年头一晃就过去了。到了1988年，夏天的蝉，叫得比往年早。
六月的日头毒，柏油路晒软了，自行车碾过去，车胎上粘起一层黑。女工踩缝纫机，汗顺着脖子往下淌，电扇吹出来的全是热风。
八月头上，报上登了消息，说要过价格关、理顺物价。
这几个字印在报上，轻飘飘的。落进县城的街上，就成了一块石头。
盐抢起来了。一毛二一包的盐，两天涨到三毛，有人成筐往家搬。肥皂、火柴、白糖、煤油跟着疯，八月十号那天，供销社柜台上的确良衬衫被人一摞一摞抱走，柜台挤塌了半边。
到八月中旬，连我铺子斜对门那家卖棺材的，都有人在门口打听价钱。
柳红那几天嘴上起了泡。
“挽姐。”她抱着账册来找我，“咱库里的布，快被抢空了。昨天一天卖的布，顶得上平常半个月。要不要再进？进多少？我看再这么下去，布价还得涨。”
“不进。”
“啊？”
“库房里那批布，全锁上。”
她愣住了。
我等的就是这几天。
七月里我就把库房填满了。我让陆铮从邻省拉回来三车布，两车的确良，一车灯芯绒，全是压着价进的货。填满那天，柳红还问我，说进这么多压着钱做什么。我说，放着。
眼下这批布，到了该出手的时候。
可我不急。
抢购这东西，跟赶集一个理。人多的时候挤，散起来也快。满城都在抢，这价是虚的，撑不了几天。我要等价钱冲到顶的那一阵。
“锁上。”我又说了一遍，“谁来买布，你就说无货。卖成衣。”
“成衣？”
“成衣涨价。”我说，“一件衬衫加五毛，一条裤子加一块。就说料子涨了。”
她半信半疑地去了。第二天来报账，说成衣卖疯了，门口排起了队。
“挽姐，你可真神。”她眼睛发亮，“布压着不卖，成衣涨价，反倒越卖越好。”
“不是神。”我说，“布是料子，料子涨价，衣裳自然跟着涨。可布得等人慢慢挑，抢的时候谁有工夫挑料子，拿了就走。成衣最省事。”
她似懂非懂，抱着账册跑了。
陆铮那边，忙得脚不沾地。
抢购潮一起，什么都紧，什么都得上路。他六辆车连轴转，白天黑夜地跑。别人的货压在站台上运不出去，他的车一趟一趟往外拉。县城里的、邻县的、过路的，都找上门。车费涨了三成，他照跑。
“钱是好赚。”他半夜回来，把自己往凳子上一扔，鞋都没脱，“可我不踏实。”
“哪不踏实。”
“这一阵的货，来路杂。”他说，“有人拉一整车的棉纱来找我，要我连夜送省城，钱给得不正常。我看着不像正经货。”
“送了吗。”
“没。”他说，“我说车坏了。”
我点点头。
“钱赚不完。”我说，“这种时候送错一趟货，够我们赔半辈子。”
他“嗯”了一声，靠着墙就睡着了。肩膀一耸一耸的，是真累。
抢购一来，县城像是被人从底下掀了个翻。
供销社门口天天排队。有人天不亮就去，拎着麻袋、竹篮，攥着票证，往柜台前挤。自行车、缝纫机这些大件得凭条子，有门路的人托关系也要抢一台。菜场里的腌菜、咸鱼，一上午就见了底。有人连棺材板都去问价，说这东西往后也得涨。
厂里的女工也坐不住。有个姑娘来请假，说要去给她娘家抢两袋化肥。我准了，让她快去快回。
满街的人都急，攥在手里的钱，都想换成实货。
跟我隔两个摊子的老赵，慌了神。他把库里的布按原价抛了出去，一车布转手就出清，换回一沓钱。过三天，布价翻了一倍，他站在自家门口，脸绿了。
有人来劝我，说趁价高赶紧出。我没出。
价这东西，越往上冲，离顶就越近。
抢得最凶的那三天，我没出门。
我坐在铺子后头，把账册摊开，逐笔对。库房里那批布，我心里有一本账：哪天出、出多少、什么价出，都排好了。
价钱冲到第三天，我开了库房。
那天早上，我让柳红把布匹价往上提了两成，挂牌。门口的人挤得水泄不通，头一个钟头就出掉了一车。三天铺出去的货，两天出清了。
数钱那天晚上，柳红算盘珠子拨得噼啪响，末了抬起头，眼睛瞪得溜圆。
“挽姐，这三车布，赚了……”她比了个手势，自己先咽了口唾沫，“顶咱厂子小半年的利。”
我把账合上。
“把利的一半，拿去买料。”我说，“剩下的，压着，不动。”
“压着做什么？”
“等着。”我指尖敲了敲账本，算盘珠子在旁边滚了一下，“价涨够了自然要落。别人慌着抛的时候，咱们进。”
苏振邦那边，动静比谁都大。
他手里有批条子的权，看着这一波行情，能动的钱全压在了货上。白糖、肥皂、的确良、自行车，什么紧俏囤什么。他手底下的人往公社、往邻县一批一批收，收回来堆在供销社的库房里。
他的算盘响：眼下什么都缺，手里有货，就等着涨。
可这行情，没按他想的走。
九月底，一纸通知下来，物价回落。盐稳了，布跟着掉，一样一样往下跌，比涨的时候还快。
苏振邦囤的那批货，砸在了手里。
他那批货的本钱，是挪来的。有供销社的周转金，有跟私人拆借的高息钱。货压着出不了手，利钱一天天往里填。
有一个礼拜，供销社门口天天有人要账。他躲了几天，躲不过去，只好把家里那只上海牌的手表也抵出去了。
什么时候起，什么时候冲到顶，什么时候该撒手，我脑子里都有。真到了要出那三车布的头一天晚上，我心里把日子再掂了一遍。
这一回掏出去的东西，比先前哪一回都沉。
我记不清我娘那口箱子上，铜锁扣长什么样了。锁锈着，歪在一边，这个我还记得。可那扣子本来的样子——圆的方的，上头有没有花纹——没了。
那箱子是我娘留给我的，箱盖内侧还刻着她的名字。我取出钥匙，把箱子打开，坐在跟前看了半天。
我丢的那些东西，一件一件，都跟我娘沾着边。
我隐隐明白过来：那些跟凭据有关的记忆，和那些跟我娘有关的记忆，在我脑子里是搁在一处的。动了一边，另一边就跟着散。
要真是这样，那我越往下查，就越得拿我娘去换。
他抵出去的那块上海牌手表，我认得。分家那天，就在他手腕上，表链磨得发亮。
那年秋天，我在铺子里见过他一回。他从供销社后门出来，没打伞，在雨里走了半条街，站了一会儿，才拐进巷子。他背还是绷着的，只是肩膀塌下去一块，人瘦了一圈。
我没喊他。
亏了这么一回，他不会认。他这人，掉了底也要撑着面子。撑着撑着，就得寻人接济。
能接济他的人，只有一个。
何有德等的，就是他这一回头。
第12章 一张纸，跑一趟省城，多出一倍
抢购那阵过去，街上的风慢慢平了。货架重新码满，价钱一天天落回原处，人们攥紧的手，也一点点松开。
也就是那年秋天，报纸中缝里登了一条小消息。
说的是国库券可以转让了。这东西往年买了，得锁在抽屉里，等到期才兑。眼下开了口子，几个城市先试，准许买卖。
那行字不大，我看了很久。
别人看这条消息，看完就翻过去了。国库券，一张纸，花花绿绿的，利钱比存银行高一点，可得等好几年。谁耐烦等。有人急着用钱，干脆六折七折就换给别人。
可这纸，在我眼里是一条道。
同一张券，各地方出的、各地区收的，价钱不一样。有的地方一张一百的，只肯出八十六；隔两个省，同一张券，能卖到九十四。中间差的这八块，就是有人肯跑腿、肯压几个月时间。
别人嫌麻烦，嫌慢。我不嫌。
这价差，我不是算出来的，是我想起来的。
哪一年开的转让口子，哪个地方收得高，我心里有数。为着把这条道踩实，我又往里摸了一回底。
丢的东西，是当天夜里才发觉的。
我想不起我爹那年腊月手上戴的那副棉手套是什么颜色了。我记得他冬天手裂口子，抹蛤蜊油。就那副手套的样子，没了。
我丢的东西，头一回不是跟我娘有关的。
我坐在灯下想了很久。我爹这个人，我恨过，也怨过。可他那双手我认得，那是小时候背过我的手。如今连他手套的颜色都想不起，说不上是什么滋味。
我把这事压在心底。
我摸价。
陆铮的车跑省城、跑邻县，路上听得见各地的风声。我让他跑车的时候，顺路去当地的储蓄所问一句：一百的券，你们这儿收多少，出多少。问回来的数，我记在账册最末一页，画成一张表。
跑了两个月，那张表上的差，看出来了。
省城收得高。县城收得低。一百的券，在县城八十六吃进来，到省城九十四出手，净落八块。一趟车拉一箱，好几百张，就是几千块。
头一回出手，我用的是自己的钱。
成衣线上盘出来的两万块，我分成三股撒去三个县。我不露面，让柳红带两个靠得住的伙计跑，哪天在哪家、收了多少、什么价，回来一五一十报给我。券收回来我一张张摸，纸是糙的还是滑的、水印清不清，摸完锁进保险柜，钥匙贴身挂着。
走的头一趟省城，我跟陆铮一起去。
一辆拉货的解放车，后车厢垫着棉被，棉被里裹着券。半夜出发，走的都是大路。过检查站，陆铮下车递烟，说是拉的一车旧絮，赶早市。
天亮的时候到了省城。那家办转让的门口排起了队，都是些抱着布包、提着蛇皮袋的人。
我进去问价。柜台里的人报了个数，跟我表上记的，对得上。
一张一百的券，九十四。
我站在柜台前，把布袋往台面上一放。
“先点一半。”
那人抬眼看了看我，又看了看布袋，没多问，低头点起来。
点完一算，一小袋券，净落一千八百多。顶我娘当年一年挣的。
出来的时候，日头刚出。陆铮把车停在街对面，靠在车门上抽烟。我走过去，把回单拍了拍，塞进贴身的衣兜。
“成了。”我说。
他把烟头摁灭，扔进路边的水沟。烟头在水里“嗤”地一声，冒了股白气。
“下回别一个人进去。”他说。
“我没一个人进去，柳红在里头呢。”
“我是说，往后这种事，我跟你一块儿进去。”
他拉开车门，先坐了上去。发动的时候，车头抖了两下。他把着方向盘，眼睛看着前头，说了句：
“这钱来得慢，也来得险。你经手，我不放心。”
我坐在副驾上，看着前头的路。路两边的梧桐往后退，叶子落了一地，车轮碾过去，沙沙响。
“那以后就一块儿。”我说。
头几趟都是小数目，几十张券，两三千块。跑到第三次去，数目大了，才觉出这里头的分量。
有一回在边界上被拦下来。检查站的人掀开棉被，看见一沓沓券，问这是什么。我说，国库券，拉去城里兑换。他翻了翻，看了单据，又看了看陆铮的车牌，没多问，摆手放行。
出了检查站，陆铮把车停在路边，点了支烟。
“往后走大路。”他说，“小路省不了几个钱。”
我点头。他把烟抽完，烟头摁在车门上，又上了路。
这一跑，从秋里跑到开春。
我没把券堆在一处，也没把货压在某一家。哪个县收、哪个市出，我一笔一笔分开走，单据一张一张收齐。每一趟回来，账册上添一行，旁边注明日子和车号。柳红问过我，说挽姐收这么细做什么。我说，这东西来路要正，去向要明。往后查起来，一张纸都能对上台。
我不怕查，我怕的是不清。
成衣、运输、券上这三条线，各转各的。账我分着记，利分开走，谁也不掺和谁。
数目一天天大起来。到开春盘账那天夜里，柳红拨完最后一颗算盘珠子，半天没出声，抬头看我，眼圈红了。
“挽姐。”她声音有点抖，“我小时候，我娘说我这一辈子，能有一床新棉被就算有福气了。今天这个数，我算着算着，手都发软。”
我把账册合上，摸了摸她的头。
“收好。”我说，“别声张。”
开春以后，县里开了个会，说是要整顿市场秩序，查票据、查来源、查偷漏税。会开了三天，风声一天比一天紧。
有人来打听我的底细，问我那些券从哪儿来、卖到哪儿去、走了几趟。
我把账册、单据、完税凭证，一摞一摞理齐，用布包了三层，搁在柜子里。谁来问，我就摊开给谁看。
一天晚上，陆铮来送账。他把东西搁下，站在柜台后头，没走。
“风声不对。”他说。
“我知道。”
“何有德跟这事没关系。”他顿了顿，“可他要是借着这阵风……”
“他想动我们，早晚要动。”我说，“这一回，他不会自己露脸。他会递话。让上头的风，往我这边刮。”
陆铮没再说话。他走到门口，看了看街上。
街面上空，路灯照着一地的梧桐叶。远处有人骑着车过去，链条哗啦响了一声，很快又静了。
他回过头，从怀里掏出个油纸包，搁在柜台上。
“我娘蒸的。”他说，“萝卜丝馅，还热着。”
我解开油纸，热气冒出来。我把一个掰成两半，递给他一半。
他接过去，站着咬了一口，没说话。两个人就着柜台那盏灯，把包子吃完了。
那天夜里，我躺在床上，翻来覆去。
我丢的那些东西，一件一件，都跟我娘有关。由着它们在脑子里排过去，越排越长，排到后头就看不清了。
排到最后，我忽然想起一件我还没舍得动的记忆。
那是我娘临终前，攥着我的手腕，气若游丝吐出的几个音。她说到一半就没了气。那几个模糊的音我搁在心里这么多年，后头连着什么字，我始终没猜透。它跟那张凭据的着落，多半有关系。
我伸手，在黑暗里摸了摸贴胸口那只钥匙。
不动它。再等一等。
窗外的风停在檐角，屋里的炉子早熄了，只剩下一点余温。
我睁着眼，等到后半夜，才睡过去。
第13章 我给他喂的那块肉
雪化干净以后，风反倒硬起来。县里那个会开过，街上做买卖的都压着嗓子说话。工商所在巷口贴了张红纸告示，说要查票据、查货源、查税，头一批查粮油和布匹。
告示贴出来，巷子里做买卖的都来抄。有人抄完，站在纸底下嘀咕两句，声音压得低，眼睛往两边瞟。柳红也抄了一份回来，纸捏得皱巴巴的。
“挽姐，这是冲咱来的。”
“上头写着冲谁。”我接过纸看了一遍，“咱的账，经得起翻。”
话说得稳，心里在过事。
何有德要动我，不会自己露脸。他搅混水，让上头顺着风来查。查得出，他捡现成；查不出，也够我这边乱一阵，他那边安稳。
等他动手，就晚了。
要动他，得叫他箱子底下那点东西自己爬出来。
动他之前，我把自家后院拾掇干净。我把四本账从头到尾对了三遍，誊出一份底子，用油布裹好，塞进厂墙根那几块空心的砖里头。货从哪儿来，钱往哪儿去，谁经的手，都有出处。
自己脚下干净，才好去踩别人的脚。
陆铮盯三厂那趟夜车，盯了小半年。
秋里他跟过一回，看着车出城往南，拐进那片废窑厂。卸的是成箱的零件，底下压着几只木箱。木箱钉得死，箱耳朵上贴着白底红字的条，印的，不是手写的。他说那几个字看着像图号。
图纸是机械厂的命根子。印出来的图有底档，有编号，藏不住。藏不住，就得往外送。往外送，就得挑黑天。
两年前那个冬天，铸铁车间的行车出了事，砸死一个工人。厂子停了小半年，往后一年不如一年。机器闲着，图纸封进库房——封着的东西，才最容易往外流。
我跟陆铮说过，何有德手里那批图是死物，他迟早要寻买主。买主不好寻，寻着了也得捂着。他越压，越烫手。
他自己比谁都急着出手。
我给他喂的那块肉，是从邻县一家旅社里来的。
前阵子我去邻县进料，晚上住店，同屋是个跑机械的，姓方，早年在省外机械厂待过，后来自己出来跑单帮。那晚他喝多了，红着脸说，南边有人办厂，图纸、模具、旧机器，什么都收，价开得高。
我给他续了半缸热水，把这话记下。
回来路上我想了三天。
这话要是真的，何有德早晚自己也听得着。我要做的，是让这话传得比风快，叫他比谁都先听见，也叫他觉得，这买主转眼就得让别人截走。
货压在手里的人，怕的不是没买主，是买主从他眼皮子底下过去。
我没自己去散这话。自己露面，话里就带了做局的味。我请姓方的喝了顿酒，说南边要是真收，你多问几家，问得越响越好，回头我给你牵线。
他这人见钱眼开。第二天，这事就在旅社的饭桌上说了。第三天，县里跑机械的圈子里都听见了。
那边散话，这边陆铮盯着。
他盯出个章程来。三厂的夜车逢双日出去，走后门那条道，出城南拐废窑厂。卸货的人里，回回有周茂才。抬木箱的两个一组，走得慢，脚底下不敢碰出声。
他跟我讲过跟车那一夜。出了城，他把车停在坡下，自己爬上坡，趴在一丛枯蒿里，趴到后半夜。风从窑口灌出来，带着一股焦土味。他看着车灯灭了，人一箱一箱往下卸，又看着车倒出去。来回四趟，十一只木箱。回来的时候，他棉裤的膝盖冻得发硬，进屋蹲在炉子边烤了半天，才觉出腿是自己的。
“抬箱子的那两个，”他说，“不是厂里的工人。手生，腰弯得不地道，一看就没干过体力活。”
“什么人。”
“穿皮鞋。”
他把日子、车号、装卸的人，记在一张纸上，压在抽屉里。
“他们这阵子跑得勤。”他说，“原先一礼拜两回，这一个礼拜跑了五回。”
“听见风了。”我说，“急着出货。”
出得急，护得就松。
这阵查账的风什么时候刮到我门口，我得知道个大概。
知道是知道了——这风得刮，可何有德不会叫它落在他自己门上。它总要绕个弯，折过来，压在我这边。
换出去的东西，第二天一早就见着了。
我翻箱子找一件旧衣裳，想不起我娘家院子里那口井台砌的是几块砖了。井绳我记得，井栏上一道被磨出来的槽我也记得，就是那份样数，没了。
我把箱盖合上。这些年丢出去的，丢过娘的东西，牵上我爹，如今连院子里一口井也开始松。
那天夜里落雨。女工都散了，办公室剩一盏灯。我跟陆铮对账，四本账册摊开，一页一页过。雨点打在铁皮屋顶上，噼噼啪啪，说话得提高些嗓子。
对到一半，他停了。
我抬头。他靠着柜子站着，眼睛看窗外，手里捏着半截烟，没点。
“我爹出事那晚，也是这么个天。”
我把笔搁下。
这段日子他查的事，零碎跟我提过。排班表、值班记录、档案室的钥匙在谁手上。他父亲的安置名额本该是他的，被人顶了；顶名额的周茂才，是何有德的外甥。这些线头他攥着，一根一根往回捋。
“捋到哪一步了。”
“我爹出事前半个月，车间里丢过两回料。”他走到桌边，把烟点上，“值班本上记的是‘清点差错’，字是周茂才写的。”
“再往前。”
“再往前，档案缺了一页。”他说，“我爹那个班次的值班本，八零年冬那一页，撕了。撕口齐，拿刀裁的。”
雨下了一阵，灯芯跳了一下，又稳住。
“陆铮。”我说，“有件事，我得跟你讲。”
他转过头。
“我脑子里有些东西。”我斟酌着字，“往后才出的事，我眼下就知道。哪里要涨价，哪个厂要倒，哪一年有人从平台上摔下来。我说不清它们打哪儿来，可一件一件，都应了。”
他没说话，看着我。烟在指头间慢慢烧。
“抢购那阵，我让你提前仨月把仓库填满，你信我。”我说，“化肥涨价，外省布的进价，也都是这么来的。”
“我疑过。”他开口，声音很平，“疑了不止一天。”
“那你没问。”
“你没说，就是不能说。”他把烟灰弹在窗台上，“我问了，你也得编个说法糊弄我。”
我笑了一下。这是我头一回听他把话讲到这份上。
“那你还信。”
“信。”他说，“你拿这个，换了什么。”
这话我没法接。
他看出来了。这些日子我有几回走神，账对到一半停住，问他一句刚说过的话。他不问，是攒着。
“忘了些事。”我说，“每用一回，丢一段。”
“丢的什么。”
“我娘的针脚。她教我量袖长那个法子。她箱子上一把锁扣的样子。”我顿了顿，“前些日子，又丢了我爹一副手套的颜色。今儿丢的是娘家院里那口井。”
他捏着烟，半天没动。烟烧到指根，他甩了下手，把烟头按进缸子。
“往后再要换，”他说，“跟我讲一声。”
“讲了能怎样。”
“讲了，我替你记着。”他顿了顿，“我记性不差。”
窗外雨小了些，屋檐还滴着。灯下的账册摊着，墨迹被潮气润得发亮。
又对了一阵账，谁都没再提这话。送他出门，雨停了，巷子里一股湿泥味。他走到巷口，回头看了眼我们厂那块牌子，才走。
我关了门，站在柜台后头。
这阵风要刮到我门口，我得知道它什么时候来、从哪个方向来。风是上头放的，可风往哪儿刮，放风的人心里有数。
何有德要动我，不会自己露脸。
他等风，我等他。
第14章 封条贴到我门口的那天
风果然就吹来了。
告示贴出来的头两天，我没等谁上门。账的底子早誊好藏严实了，这会儿我把摊上的单据又理了一遍，哪笔对着哪本，谁经的手，都在心里过了一遭。
柳红看我把单据理得齐整，问我这是做什么。
“防人。”我说，“万一账册被人抱走，我手里得还有一份。他们翻他们的，我记我的。”
告示贴出去第九天，来了人。那天早上刚开门，柳红还没把算盘摆正，门口停下两辆自行车，后头跟着一辆三轮车，车斗里搁着封条和一只木箱。
来的是三个。打头的一个姓崔，工商所的，四十出头，脸绷着。跟在后头一个戴眼镜的，税务上的。第三个我认得。
苏建业。
他穿了件新做的中山装，领子硬邦邦的，站在崔干事身后半步，下巴抬着。他被清出去以后，托苏振邦的关系，进了市场管理所当临时工，跑腿打杂。这回整顿，是他抢着来带路的。
崔干事把一张纸摊在柜台上，是查账的通知。
“苏老板，接群众反映，你这摊子有投机倒把、偷漏税的嫌疑。今天我们来核一核。账、单据、货物，先都封上，查完再议。”
“行。”我说，“该核核。”
“账册都在哪儿。”
“柜里。”
我把柜子打开，四本账、一沓单据、一册完税凭证，都拿出来，顺着柜台摆开。柳红在旁边站着，脸有点白，我朝她使了个眼色，叫她别慌。
苏建业绕到柜台后头，伸手把账册抽过去，一页一页翻。他翻得快，指头在纸上划拉，像是急着找出个窟窿。
“这本。”他忽然说，把一本摊开，“上个月进的这批棉花，供货的是邻县那家采购站。这家站听说不太干净。”
崔干事凑过去看。
“单子呢。”我说。
柳红把进货单找出来，我指着上头的章和货号。
“这批棉花，九月十八进的，走的正式渠道，票、章、货号都在，钱从银行走的。”我说，“崔干事，您对着上头那张完税凭证，日期、金额，都能对上。”
崔干事把单子对着凭证看了一遍，拿笔在本上记。
我不催他，任他看。
这些年我做账，就守一条：不给谁留空子，也不给自己省事。布从哪儿来，货往哪儿去，谁经的手，什么时候走的钱，一本一笔都记着。真要有人来翻，翻出来的每一张纸，都得站得住。
三个人在柜台后头翻了半天。日头从东窗爬到头顶，又往西斜。柳红给他们倒了三回水。中间苏建业翻到我进棉花那笔，想挑刺，把单子举到窗边照，照了半天，没照出什么。我站在柜台外头，该说的时候说，该递东西的时候递，没让柳红往前凑。
到后半晌，崔干事把那支笔搁下，揉了揉眼睛。
“账做得倒是清楚。”
苏建业脸上挂不住。
“崔干事，账面上的东西，谁不会做。”他说，“我看她这货也来路可疑。库房那批布，一道查了才是。”
“账上没对上，货不用动。”崔干事说。
“那……”
“这样办。”崔干事想了想，“这几本账册先带回去细查。查完要没问题，给你送回来。”
柳红急了，刚要开口，我拦住她。
“崔干事，”我说，“带回去看，我不拦。就是有一条，您让建业给我写个收条，写明白今天带走了哪几本，几月几日，谁经的手。”
崔干事点头：“该写。”
苏建业的脸这才有点变。他站在柜台前，捏着笔，半天没落。
“写啊。”我说，“你不是来查账的么。带走东西打个条，这是规矩。”
他写了。字迹潦草，把四本账册的封皮颜色、册数、日期，一条条列了，末了签名按印。我把条子折好，收进贴身的衣兜。
他写完条还不走，站在库房门口，背着手，看工人把两车布一匹一匹搬上车。搬完，他绕着库房转了一圈，拿脚踢了踢墙根那几个空木架。
“这几架也搬走。”
“架子留下。”我说，“单子上写的是布。”
他撇了撇嘴，没搬。那两车布装上车，车斗上的帆布盖不严，露着一角的确良的蓝。
三轮车拐出巷子，苏建业坐在车斗里，没回头。
柳红这才把憋着的一口气吐出来。
“挽姐，他们凭什么说咱投机倒把。”
“凭他们想这么说的。”我把柜台上的单据一张张理齐，“账在他们手里，嘴长在他们身上。慌没用。咱手里有一样，他们手里未必有。”
“什么。”
“底子。”我说，“每笔账的底子，咱这儿都留着副的。”
抄铺的事，第二天就在街上传开了。有人说苏家那丫头要倒，有人说她摊子铺得太大，该有人收了。来打布的人少了两成，头两天铺子里冷清，能听见算盘珠子响。
柳红急得嘴上又起了泡。
“挽姐，外头都说咱要倒。”
“让他们说。”我说，“嘴里的闲话倒不了人。他们查完了，我照样开门。”
第三天，铺子照常开。价没涨，货没缺。来打布的照旧来，说闲话的人，慢慢也就没了声。
账册抱走三天，上头的话下来了。
查无实据。
来送账册的还是那个戴眼镜的，把账册搁在柜台上，一册一册点清楚，跟收条上写的册数颜色对得上，才让我签字。他临走多说了一句，说苏老板这账，是他这些年见过最齐的。
苏建业没来。那阵子他也没空来。
事情出在他自己身上。
抄我铺子那天，他不光带走了账册，还扣下我库房里两车布。理由写得明白：来源待核。我当场就让他把这话写进清单，品名、匹数、日期，一条一条。
结果三天后账查清了，布也该还了。可布没了。
崔干事带了人来问。库房里空着，只剩几个空木架。
苏建业当面说的：那批布放库里受了潮，怕烂在里头，拉出去折价处理了。他还掏出一张折价的条子，说是走的集体账。
崔干事把他的折价条要去，跟供销社的进出账一对，对不上。
布是卖了，钱没进账。
我在门口听见的。苏建业站在院子里，脸涨得通红，跟崔干事扯嗓子，说那点布值几个钱，我还能贪你那点。崔干事没跟他扯，只说了一句：清单上写的是“待核”，不是“没收”。你没权处理。
那天苏建业从供销社出去，头埋得低。巷口几个老头蹲着下棋，看见他，都把头转过来，不吭声地看。他走过去，脚步快得像是后头有人追。
过了两天，供销社那边传出来的话更难听。说他这半年经手的好几笔料，账上都有窟窿。眼下撞在整顿的风头上，县里要他把这半年的账都摊出来，一条条说。
他哪说得出。
最后是按挪用处理的。市场管理所那份临时工撤了，钱退了，记了大过。苏建业从市场办的院子里出来那天，一个人，低着脑袋，走得很快。
听说他去找过苏振邦两回。第二回，连门都没进去。
消息传到机械厂，是几天以后的事。厂里人都在说，苏建业这个人算是废了。
我听着，没接话。
一个苏建业，算不得什么。他不过是根线头。我真正要拽的，是攥着线头的那只手。
天一天天暖起来。风也该动了。
第15章 她箱底压着的那包东西
陈玉莲把那包东西拿出来，是在开春以后的一个歇班天。
后来她跟我讲，那天歇班她在家翻棉袄，翻出陆怀山那年冬天穿的旧夹袄。袄子压在箱底，樟脑味混着霉味冲眼，手摸到夹层硬邦邦的，拆开线，是个油纸包。
她坐在床沿一层一层剥开。里头几张纸是陆怀山的字，横平竖直一手仿宋，纸角磨得起毛。她看了几行，手就开始抖。
这包纸她藏了九年。出事前几天夜里，陆怀山回得晚，进门闩上门又顶了条凳子，把睡着的阿铮叫起来看了两眼，才就着油灯把纸一张一张讲给她听——哪张要紧，哪张别丢。巷子里狗叫一声，他一口吹灭灯坐半天再点上。第三天人就从铸铁车间平台上摔下来了。
九年里她几回要拿，又几回压回去。一个女人家拖着半大儿子惹不起人，把纸缝回夹层压箱底，等阿铮站住脚再说。她跟我讲，她下这个决心，是前阵子阿铮回家吃饭，她看见他手上那道旧疤，盯着看了一顿饭，碗里的饭拨来拨去一口没吃。她说，不能让儿子白挨这一下。这回阿铮站住脚了。
我见到那包东西，是当天晚上。
陆铮回厂的时候天已经黑了。他把门关上，从怀里掏出那个油纸包，放在桌上，没说话。
我问他是什么。
他说，你打开看。
我拆开那层纸。里头四张纸，纸角发黄，边上压着一道折痕。
第一张写着日期和物名：十二月十五，铸铁件两箱，夜出，经手周。下面一条一条，记了七天。货名、件数、时辰、经手人，写得比厂里的台账还细。
另一张是一份名单，人名七八个。我一眼看见最上头那个：何有德。底下是周茂才，底下两个不认得的，还有一个。苏。
苏振邦。
我把纸放平，一个字一个字看过去。
第三张是半页没写完的字，像是一封信。开头写着“县工业局的同志”，中间断了，最后一句话只写了一半：以上情况，我愿。
第四张是巴掌大的纸片，像是从哪儿剪下来的，上头抄着一行编号。我把它跟我收着的那张半截出库单并排放，编号的头几个字，对得上。
屋里静了半天。
“我爹出事前半个月，就发现东西往外流了。”陆铮坐在对面，声音低，“他想往上头报。信没写完，人就没了。”
“这四张纸，你娘藏了九年。”
“她今晚才给我。”他说，“她说，我爹当年的话是，等阿铮站住脚。她怕是等我站不稳，先把我搭进去。”
我把那四张纸摊在桌上，又把那张半截出库单、那张1972年的旧报纸，一并摆开。
出库单是1984年腊月的，收货的是外省一家机械厂。四张纸的头一张，是1980年腊月，铸铁件夜出，经手周。中间隔着四年，两茬人，往外套的东西是一样的。
报纸上那条消息，是1972年11月，县里五金配件厂投产。我爹用钢笔圈了三个字：何有德。旁边一行小字，经手人。
1972年到1980年，1980年到1984年。这条线，拉了十二年。
我这才慢慢想通一桩旧事。我爹当年为什么把那张入股收据押给厂里，后来又一直不赎。1972年那家配件厂，经手的人是何有德。我爹那笔股金，八成是被人做成了账外的钱，转了出去。那张收据，是唯一还留着字据的一头。
何有德要找它，是怕它。苏振邦替他找，是替他怕。
这个人在厂里坐得稳。厂长换过两任，书记换过一任，他不动。谁站到他跟前，都觉得他是个好说话的老同志。
“周茂才顶过我的名额。”陆铮忽然说。
“我知道。”
“我原先想，这事跟我爹的死，是一码。”他看着那四张纸，“现在看，是两码。名额是名额，我爹的死，是另一桩。他是个跑腿的。”
“你爹当年要报的，本身就是何有德。”
我盯着名单看了一阵，拿指头点住苏振邦那两个字。
“他写在最后。”我说，“前头那几个，一个压一个。他排在最末。”
“最末的是什么人。”
“运货的。”
陆铮没吭声。他把那四张纸收拢，叠好，捏在手里。指节绷着，手上那道旧疤，颜色比平时深。
“所以这些年，”他慢慢说，“我一直拿苏振邦当我爹的对头。”
“他不是。”我说，“他给何有德跑了半辈子腿。当年你爹出事那晚，运货的人里，说不定就有他。”
陈玉莲一直在门外等着。我把她让进来，她站在门口，没往桌前走。
“你们看明白了。”她说。
“看明白了。”
“我男人死那年，查的人来了三回。”她说，“头一回问我，他死前是不是跟人吵过架。第二回问我，他有没有跟谁讲过要举报的话。第三回，就没问了。”
“第三回来的是谁。”
“一个姓何的，厂里的。”她说，“很和气，坐在我这屋里，喝了半缸水。他说，人没了，你也别多想，厂里会照应你们娘俩。”
说到这儿，她停了一下。
“他临走，还帮我把门口那张晃腿的凳子钉了一下。”
屋里没人说话。灶上那壶水开了，壶盖被顶得哒哒响，陈玉莲过去把壶挪到一边，火却没关。
她要走的时候，天擦黑了。她在门口站住，回头看了一眼桌上那几张纸。
“这些东西，”她说，“你们收好。别叫我白拿出来。”
“收好。”
她扣好头巾，走进巷子。巷子里的风把她的衣角掀起来，她没回头。
陆铮送她到门口，回来把门带上。
“你打算怎么办。”我问。
“按我爹当年没写完的那条路走。”他坐回桌前，“往上头报。”
“报给谁。”
“县里，市里，一级一级报。”他说，“他不倒，我就一直报。”
他说这话，声音跟平时一样平。桌上的灯照着那四张纸，纸角翘起一点，他伸手把纸压平。
陆铮走后，我一个人在办公室坐了很久。
我把那四张纸在灯下又看了一遍，把上面的人名记在心里。纸上有两处墨迹洇开，像是写的时候手抖过一下，或是滴了水。我猜他当年就是就着一盏油灯，一行一行往下写的。这些字是他留给儿子的，他自己大概没想过，最后是别人替他拿到手里。
看着看着，我又动了那个念头：何有德这个人，后来是怎么倒的？
看不清。只有一点模糊的感觉——他没倒在眼前这几年，是往后，从别的事上被牵出来的。具体什么事，看不见。
脑子里那处又胀起来。等我回过神，屋里静得吓人。
我张了张嘴。我娘说话是什么声音，我想不起来了。
我坐在那儿，把她的名字念了一遍，又把那半句话在心里过了一遍。我娘临终攥着我的手腕，说的那半句。我怕它哪天也散了。
念完，我摸出钥匙，把柜子打开，把那四张纸跟那张出库单、那张报纸，一起锁进去。
箱盖扣上的时候，咔嗒一声。屋外头，起了风。
第16章 三车货，半夜出的城
何有德动得比我想的还快。
三月里最后一场冷雨下完的那个下午，他自己来了。
门口停下那辆半旧的自行车。他摘下帽子，掸了掸上头的雨珠，才进门。五十来岁的人，穿一件半旧的灰呢子外套，脸上还是那副见谁都递烟的好脾气。他先跟柳红说话，问她多大了，家里几口人，把柳红问得退到柜台后头去。
“苏老板。”他在我对面坐下，自己拉过一张凳子，“早就该来看看你。”
我给他倒了杯茶。
他端着，没喝，眼睛把铺子里外扫了一圈。“这几年，你一个姑娘家，摊子铺得不小。”他说，“不容易。”
“托厂长您的福。”
“机械厂那边，阿铮那孩子，也是我看着长大的。”他叹了口气，“他爹走得早，他心里那口气，我一直惦记着。前两年是我说话不周到，伤了他。”
他把茶搁下，从外套内袋里摸出个信封，搁在桌上，往我这边推了推。
“这是厂里给阿铮他爹补的一笔钱。当年的事，厂里有人办得不细。这钱你先收着，往后……”
我没接那个信封。
“厂长，”我看着他，“当年的事，办得不细的，是哪一件？”
他脸上的笑没动，眼睛却在我脸上停了一下。
“小苏啊。”他把信封又往前推了半寸，“有些陈年旧账，翻出来，灰大，迷眼。你是聪明人。”
“我眼睛好。”我说，“不怕灰。”
他看着我，看了好一会儿。屋外的雨小了些，檐角还滴着水，一滴一滴，落在台阶上。
他慢慢把信封收回去，拍了拍上头并不存在的灰，站起身。
“那就算了。”他说，还是笑着的，“年轻人，脾气大。”
走到门口，他又回头添了一句：“对了，厂里新到一批料，走的是外省的路子。听说你这边也用得上。要是想接，让阿铮来找我。”
他没等我答话，撑开伞走了。
我站在门口看他的背影。他走得不快，肩膀很平，鞋跟敲在湿青石上，一声，一声，很稳。
他来这一趟，一个字没提陆怀山，也没提那张凭据。可他临走那句话，是说给我听的——他知道我们盯着那趟夜车。
他是来探路的。
三天后，南边来的人按着我们散出去的风，摸进了县城。街两边的梧桐刚抽新叶。
跑来告诉我的是柳红。她那天去河边洗衣裳，回来把木盆往地上一放，说城西旅馆门口停着一辆灰扑扑的伏尔加，车牌是外省的，车上下来两个人，一个高颧骨，左手小指缺了半截。
我心里那根线绷紧了。
“姓方那条线，鱼咬钩了。”我跟陆铮说。
他正在擦一把扳手，听完把布往肩上一甩。
“我今晚去蹲。他们一接头，就动。”
他在三厂后墙那个坡上趴了两宿。
头一宿月亮好，坡下过个人，他能看清脸。第二宿起雾，他把棉袄脱下来垫在砖上，人贴着土，一有脚步就屏住气。天亮回来的时候，眉毛上结着霜，手冻得捏不住笔。
他在纸上画了三辆卡车的车牌号，画了那个高颧骨、缺半截小指的侧脸。
“后天晚上出货。”他把纸摊在桌上，指头按着车牌号，“三车。图纸装木箱，上头盖一层废铁，走江边土路，绕开检查站。”
我点头。柳红在旁边记，笔尖在白纸上划得快。
这半个月，她天天绕到三厂后门去，装作洗衣裳，眼睛盯着后门进出的车。鞋尖磨破了两双，她自己拿针线缝了缝，接着穿。
“车一出来，我就去喊人。”她把笔一搁，“工商所、派出所哪个点值班，我都摸清了。张婶家儿子在派出所，认得路，嘴严。”
我看她一眼。她脸有点红，腰挺得直，说话的时候没看我。
我没多说，给她倒了杯热水。她接过去喝了一口，手有点抖，水没洒出来。
动何有德之前那两天，我把女工的活都排好，账理清，谁来找，柳红都有话说。账的底子早誊好藏着，我心里踏实。
出货那天是农历十六，月亮圆，照得江边土路发白。
我们分了三处。陆铮带三个兄弟守坡后，都是被何有德挤出厂的，手里空着。柳红在路口老槐树下等信，自行车靠在树边，链子上了油。我跟张婶守在派出所后巷，等人回来。
临出门前，我跟柳红交代了一句。
“要是不对，你别往前冲。”
“我知道。”她把围巾往上拉了拉，“我腿快。”
半夜十二点，三厂后门吱呀开了一条缝。
三辆卡车一辆接一辆出来，车斗上盖着帆布，压得轮胎发扁。头一辆刚拐上土路，柳红把自行车推出去，一跨，蹬得飞快。链子哗啦响，她一只手把着车把，一只手攥着棉袄角，辫子甩得快，黑暗里一道影子往镇口冲。
没到半个钟头，工商所和派出所的人到了。前头路口堵死，后头拦住，三辆车夹在路当中，门都开不了。
帆布掀开。上头一层废铁，底下整整齐齐码着木箱。
陆铮拿撬棍撬开第一个。里头都是图纸，卷得齐整，外面裹着牛皮纸，纸角上压着机械厂的公章，还有何有德的私人签章。第二箱是模具，第三箱还是图。数下来，十一箱。
跟车的是周茂才。
他从驾驶室被人拽下来的时候，西装裤腿沾了泥，人还硬着嘴，说自己是押车的，货是谁的不清楚。
陆铮没跟他绕，把一张出库单递到他鼻子底下。
那是1984年腊月的一张单子，我从厂里的旧纸堆里翻出来的。物名、件数、时辰、经手人，经手那栏写着一个“周”。
“1984年腊月，”陆铮说，“你头一回押货，走的就是这条道。单子上写铸铁件，箱子里装的什么，你自己清楚。”
周茂才盯着那张单子看了半天，又抬头看了看那些撬开的木箱，腿一软，坐在了泥地里。
这一坐，就什么都留不住了。图纸卖给了谁，一共走了几批，陆铮的安置名额是怎么顶的，一样一样往外倒。
倒到陆怀山那天夜里，他顿了一下。
那天他也在。半夜往铸铁车间运东西，撞见陆怀山在里头翻账本。陆怀山拦着不让走，说要往上头报。他吓得腿软，跑去叫人，何有德来了。何有德站定，跟陆怀山说了几句话。话没说完，陆怀山往平台边上退，一失脚，掉了下去。
谁的手推了他，周茂才说不清。他只记得何有德站在平台边上往下看了一阵，回头让他把出事那页值班记录撕了。
倒到最后，连何有德让他烧老账本、他舍不得烧、偷埋在自家院角的事，也说了。
天快亮的时候，工商所和派出所的人把人和货一起拉走了。陆铮把那张出库单的抄件留了一份给我。
“案子往上报了。”他说，“等吧。”
第17章 账念完了，我转身就走
何有德是在家里被带走的。
那天后半夜，家属楼二楼的灯亮了一阵，又灭了。第二天一早，家属院里就传开了：有人半夜敲门，他开门的时候穿着睡衣，头发睡得翘了一边，见了门口的人，脸上那点笑还挂着，手却在门框上扶了一把。带走的时候，他一句话没说。
这话传到我耳朵里，是第二天晌午。柳红一边说，一边搓手。
我没说话。
这个人坐在办公室里喝了半辈子茶，从不肯自己伸手。前头替他伸手的人，一个接一个先栽了。到最后，他不得不自己出来探一趟路，赔上一张笑脸。可绕来绕去，手还是别人替他伸的，罪也是他自己一个人的。
苏振邦是第二天早上被带走的。
供销社的人后来讲，他正戴着套袖打算盘，看见人进来，把钢笔帽拧上，搁在算盘边上，又把账本合上按平。跟着走的时候，他回头跟邻座交代了一句：下午来领货的人，让他明天来。声音很平，脚底下没乱。
苏建业是下午自己跑到派出所去的。一进门就跪下了，把苏振邦怎么叫他倒票证、怎么叫他去要凭据、怎么教他往陆铮身上栽赃，一桩一桩全说了。他自己贪的那点钱，也报得清楚。
他想把自己摘出去。
做笔录做到一半，他被人带出来，路过我坐的那张椅子跟前，站住了。嘴唇哆嗦着，要说什么。
我没抬头。
他嘴唇动了两下，一个字没说出来，低着脑袋，被人押走了。
周茂才埋在自家院角的那本老账也被刨了出来，是他当年没舍得烧的，上头记着替何有德走的账外钱，一笔一笔跟厂里的账对不上。
钉死这一串，还差最后一样东西。
1972年那笔股金。光凭周茂才的口供、厂里的旧账，话说得到，纸对不上。要把何有德钉在1972年，得有一张他自己经过手、留过字的纸。
那张纸，在我娘手里丢过一回。它现在在哪儿，我脑子里没有。
我脑子里有的，是我娘临终攥着我手腕说的那半句话。那几个音，我搁了这么多年，一直没敢动。
那天夜里，我把它动了。
我把那半句话在脑子里翻过来，一遍，又一遍。太阳穴那处鼓起来，一跳一跳的。我咬着牙，没松手。
那几个音，慢慢连成了字——
井台……西头……第三块砖……
连成字的那一刻，别的东西也跟着塌了。
我想不起上辈子是怎么死的了。那间租屋朝哪、床摆在哪儿、炉子灭没灭，全没了。只剩下一个冷。隔壁那句飘进来的话，调子还在，字散了。
我把灯吹了，坐了一夜。
第二天一早，我回了苏家老院。
院门锁着，我从后墙翻进去。井还在，井栏上那道被磨出来的槽，我认得。我蹲下，数到西头第三块砖，把砖撬起来。
底下是个油纸裹着的铁盒。
我把它抠出来，抖开油纸。铁盒锈了，盒盖一掀就开。里头躺着一张纸，边角泛黄，盖着一枚私章。
1972年，县五金配件厂，股金收据。股金二百元。经手人一栏，三个字：何有德。
这张纸最后不是拿来兑钱的。是钉他的最后一颗钉子。
图纸、模具、人证、周茂才的供词、苏建业的供词、院角那本账外老账，还有这张1972年的股金收据，一样一样摆齐了。
我把那张纸交上去的那天，天很好。办事的人一张一张翻，翻到最后，抬头看了我一眼。
我没多说什么。
往回走的时候，我想起上辈子的一桩事。
陆铮被厂里冤枉偷卖设备，关了三年。那时候我只当他命不好。
原来偷卖设备的，是何有德。他们把他关进去，是怕他走他爹那条路，查到他们头上。
这一辈子，他不用关那三年了。
苏永坤是五月初来的。
那天晌午刚过，日头斜斜照进铺子，柜台上那沓账单晒得发软。我低头对账，算盘珠子拨到一半，听见门口有人站住了，没进来。
抬头一看，是他。
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领口磨起了毛边，胡子白了一半，背比从前驼下去一块。手里捏着个皱巴巴的纸团，脚在门槛外头抬了抬，又放下了。街对面纳鞋底的两个婆娘，停了手里的活，往这边看。
柳红看见他，眉头皱起来，压低嗓子问我要不要赶人。
我摇头，把笔搁下，起身走出去。
他看见我，嘴唇动了动，半天憋出一句。
“挽丫头，你叔……进去了。”
“我知道。”我站在门槛上，没让他进来。
“建业也进去了。”他嗓子哑得像砂纸在石头上磨，“家里就剩我一个了。”
我没接话，等他往下说。
他手里那个纸团捏了又捏，捏了半天，才展开。是当年那张分家书。纸边磨得起毛，几道折痕快磨穿了，字倒还清楚：苏挽自愿让出招工名额；母亲陪嫁的樟木箱、缝纫机、银饰若干，归苏建业媳妇过门后使用；老屋三间归苏永坤、苏建业共有。
“爹错了。”他声音发颤，眼泪顺着脸上的沟往下淌，“当年是爹糊涂，你能不能……”
“你把账听完。”我打断他，声音压得平。
他愣住了。
“第一笔，1981年的招工名额。”我说，“你签了字，给了苏建业。那是我娘临走前替我争来的，值两百块，还有我一辈子的城里饭碗。”
“第二笔，我娘留下的。樟木箱、蝴蝶牌缝纫机、两副银镯子、一对金耳环，还有一方绣了一半的并蒂莲帕子。你全给苏建业当了彩礼，值二百六十块。那帕子，我后来在建业哥家的枕头上见过。”
“第三笔，家里那点存款，三百二十块。分家书上写着归苏建业娶亲。那钱里有一半，是我娘一分一分攒下的。”
“第四笔，老屋三间。你按着我的手，想把我娘那半间也划到苏建业名下。分家那天，三位长辈都在堂屋里坐着，二爷爷把烟袋锅子搁在桌上。我一个字没签。”
我一笔一笔报，声音不高。每一笔我都记得，比这张纸上的字记得还清楚。
他站在门槛外头，脸一点一点白下去，嘴唇哆嗦着，一句话也接不上。那只手在抖，抖得分家书也跟着抖，纸角一上一下。
“我……”他张了张嘴。
“你别说，”我说，“等我说完。”
我从兜里掏出两百块钱，递过去，放在他手里。
“这是十八岁以前，你养我吃饭的钱。”我看着他的眼睛，“算清了。往后你过你的，我过我的。我不找你，你也别再来了。”
他捏着那钱，手抖得厉害，眼泪掉在钞票上，晕开一小片湿痕。他张了张嘴，喉咙里滚了一声，像要喊我。
我转身进了铺子，把门带上。
门板一合，外头那点动静就隔开了。
柳红站在柜台后头看着我，没说话，给我倒了杯热水。杯子有点烫，我握在手里，看窗外。
我没哭，也没什么好难过的。账清了，就是清了。
他在门外还站了一阵。隔着门板，能听见鞋底在台阶上蹭了两下，又蹭了两下。后来，脚步声慢慢远了。
街对面那两个纳鞋底的，重新动起了手。
过后是张婶来跟我说的。苏永坤把老院子卖了，卖得急，价钱压得低。走那天，就带了一个旧包袱，还有那张皱巴巴的分家书。他把院门锁上，钥匙交给买主，回头看了一眼那口井，走了。
我没问他在乡下过得怎么样。
第18章 这县城，如今我站得住
判决是六月初下来的。
那天陆铮来厂里，把一张报纸摊在我桌上。半页，豆腐块大的一块地方，列着一串名字。
“苏振邦八年。”他说，“何有德十五年，周茂才三年。苏建业主动揭发有功，判一年，缓两年。”
我把报纸看了一遍，折起来，压在账单底下。
“苏建业托人带了话。”他顿了顿，“说想见你一面。”
“不见。”我说。
他没劝。
平反的通知，是同一天贴出来的。不是贴在别处，就贴在机械厂大门口。白纸黑字：陆怀山为保护厂里资产被谋害，恢复名誉，厂里给陈玉莲补发抚恤金。
陈玉莲去看了一上午。她站在那张纸跟前，从头看到尾，又从尾看到头，手一直捏着那个布包。她没哭。
到最后，她从布包里拿出陆怀山当年用的那个搪瓷缸，放在传达室的窗台上。缸子口掉了一块漆，露出底下的铁色。
那天太阳好，照得缸子发亮。
传达室的老头认得那缸子，认得缸沿上磕的那个豁口。他张了张嘴，看了看陈玉莲的脸，又把话咽了回去。
陆铮站在他娘旁边，没说话，伸手扶了一把。她拍了拍儿子的手，腰挺得很直。
柳红站在我旁边。鞋尖还是磨破的那双。她看着那张通知，吸了吸鼻子。
“姐，回吧。”她说，“厂里还有一批货要赶。”
我点头。往回走，风把路边梧桐叶吹得哗啦响，阳光落在地上，一块明一块暗。
走出去没多远，我回头看了一眼。
陆铮扶着他娘，慢慢往家走。他的背挺得很直。
1989年夏天来的时候，抢购那阵风彻底过去了，物价一天一天稳下来。街上那些当年囤了一屋子货的人，见面就摇头。国营商店柜台前不挤了，个体户的铺子反倒一家挨一家开起来，卖衣裳的、卖吃食的、修自行车的，一街两边，热热闹闹。
我们的服装厂招了二十个工人，多半是原先厂里下岗的女工。陈玉莲没事就过来，给工人搭把手，教新来的姑娘踩缝纫机。她手巧，走出来的线又直又匀。
有一回，一个姑娘把袖口踩歪了，急得要哭。陈玉莲把活接过去，把线一根一根拆了，一针一针教她重来，教到那姑娘手顺了才走开。姑娘叫她“陈师傅”，她应得脆。
我站在车间的窗户底下看了会儿，没过去。
1990年的春天来得早，三月里江边的柳树就抽了条，风一过，柳条软软地晃。
厂子又扩了一次规模。“云溪服装厂”的牌子摘下来，换成了“云溪制衣”。字是我自己写的，黑墨描了三道。
陆铮的机械厂也稳住了，就在我们旁边，招了十几个老师傅，做农机配件。质量实，价钱实在，周边几个县的供销社都来订货，人忙得脚不沾地。
柳红管着制衣厂的账，管得清清楚楚，一分钱错不了。有时候厂家来送货，她一个人就能跟人谈价、签合同，一句一句都落在地上。
她娘来过一趟。那天站在厂门口往里张望了半天，才认出来哪个是她闺女。看见柳红拿着账本，管着二十多号人，她娘没提嫁人的话。提来的一篮子鸡蛋搁在门房，坐了一阵，就走了。
柳红把鸡蛋一个一个分给了工人，自己留了两个。
放鞭炮那天，天没亮柳红就来了，抱着一卷红绸。
她踩着凳子往厂牌上系，系了三道，跳下来退后两步看了看，又上去把左边那一角扯正。陈玉莲来得最早，把车间的窗一扇一扇推开，桌上的搪瓷缸摆齐，凉好的茶水一壶一壶搁在门口。
来道贺的人不少。供销社的、隔壁几个厂的、早先从我们这儿进过货的铺子老板，陆陆续续来了一院子。柳红站在门口发糖，红纸包的水果糖一把一把往人手里塞，笑得眼睛弯起来。七年前她还挤在我摊子后头发抖，这会儿谁也看不出来了。
人堆里有个熟脸，东街开布店的王胖子。我抄铺那阵，他站在人堆里说过一句，这丫头撑不过年关。今天他来了，背着手在车间里转了一圈，转完凑到柳红跟前，说要订三百件衬衫，走他的铺子。柳红把价报给他，他一分没还，掏定金的时候手倒挺快。
陈玉莲换上件藏青色的新衣裳，在车间门口递茶水，头发梳得整齐，鬓角别了根银簪子。
陆铮穿着洗得干净的工作服，手上还沾着没洗掉的机油，跟来订货的人握手。话不多，一句一句都实在。
有个从邻县来的采购员，抱着胳膊在车间里转了半圈，回头问陆铮，这批配件的公差能保多少。陆铮没多话，从墙上取下一件样品递过去，让他自己拿卡尺量。那人量完，把样件在手里掂了掂，当场报了个数，要订一整年的货。
鞭炮是晌午放的。红纸屑炸开，落了一地，孩子们在门口抢没响的炮仗。我站得远一点，看红绸上“云溪制衣”四个黑字在太阳底下亮着。旁边机械厂的牌子是陆铮自己写的，字硬，一笔一划都稳。
我没跟着人群进车间。里头那四十五台缝纫机摆成四排，靠窗一排的光最好。以前只有一台机的时候，是我跟柳红两个人轮流踩，踩到后半夜，油灯芯结着灯花。现在这些姑娘一人守一台，脚底下踩着，手上过着料，头都不抬。
靠门那台机器后头坐着个从纺织厂下岗的女工，姓吴，四十来岁。她男人常年吃药，家里两个孩子。进厂头一个月，她不跟人说话，手上也慢。陈玉莲带了半个月，如今她一个人能顶一台机。上个月发工钱，她数完，在门口站了半天，后来把钱折得方方正正，揣进贴身的口袋里。
放完炮，人都进车间看去了。陆铮走过来，递给我一杯热茶，白汽往上冒。
“想什么呢。”他问。
我接过茶，喝了一口。热的，从喉咙一直暖到胃里。
刚才在门口站着的时候，我忽然想问自己一句：上辈子那个冬天，到底是怎么过的。
想不起来。
那间租屋朝哪、床摆在哪儿、炉子灭没灭，全没了。只剩下一个冷。隔壁那句飘进来的话，调子还在，字散了。
丢就丢了吧。使过的，才算数。
我那时候躺在那儿，觉得自己这辈子就这么过去了。像一片被风吹起来的叶子，落进泥里，烂掉，没人记得。
可我现在站在这里。脚下这块地，是去年秋里买下来的，地契锁在柜子里，上面写着我的名字。
“没什么。”我抬头笑了笑，看江面上有条船鸣着汽笛开过去，水浪拍着岸，“就是觉得，风好。”
他顺着我的目光往江上看，没说话。站了会儿，肩膀挨着我的肩膀。
“下个月，”他忽然开口，“县里要在东街批一块地，建小商品市场。”
“我知道。”
“我在想，”他说，“机械厂那边，是不是再上一条线。农机配件往后几年，能走量。”
“能。”我说，“南边几个县的农机站，今年都要换新机子。”
他点头，没往下问。
“再上一条线，钱够。”我说，“一年一条，稳着来，别贪多。”
“嗯。”
我们就这么站着，一句话说半句，谁都听得懂。
风从江面过来，带着水的腥气和岸边樟树的味。我头发被吹散了几缕，抬手往耳后捋，指尖碰到兜里的铜钥匙，温温的。
那天下午，他从隔壁过来，手上沾着机油，递给我一个粗布包。
打开，是两把铜钥匙，磨得发亮。
“机械厂和制衣厂的。”他把其中一把放进我手里，“我一把，你一把。”
钥匙是温的，在他怀里揣热了。
“账还是照原先说的。”他看着我，“各分各的，谁不占谁的。”
我笑了笑，把钥匙揣进兜里。
“当初说好三份，你怎么只给两把。”我随口说。
“第三把，”他说，“等你把机械厂那本账也接过去的时候再配。”
我没接这话。
不远处，柳红在跟客户算订单价，算盘打得脆。陈玉莲在车间门口跟老师傅说话，笑着，眼角的皱纹舒开。车间里工人踩着缝纫机，哒哒哒连成一片。
我站着，看这一院子的人，这一院子的灯。
1983年秋天，我在苏家堂屋里醒过来的时候，笔尖就在我手底下。一屋子人等着我签字，等着我像上辈子那样，把属于自己的东西交出去，等着我被他们踩在泥里，一辈子翻不了身。
我没签。
这本账，我算了六年多。脚下的地是自己挣的，身边的人是一起扛过来的。再没人能把我赶出去，也没人能替我决定该过什么日子。
日头往西斜，把影子拉长，落在厂门口，稳稳的。
江面上那条船又鸣了一声笛。风从厂牌的红绸上过去，掠过车间的窗，掠过江边的柳，往县城更远的地方去。
车间里的缝纫机还在响着，一直响到暮色漫上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