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仇人公司扫了十年地
都市·延时复仇·短篇 全 12 章
一句话简介：父亲被合伙人逼死那天，我改名进了仇人的公司做保洁。十年后我才知道——我扫错了地。
1 拖把
凌晨四点二十，走廊只亮着一半的灯。
我推着水桶上楼，轮子在长毛地毯上压出两道湿印。到了十七层，我先站了一会儿，等电梯门自己合上。这层的门禁认旧牌子，别的新卡刷不开最里头那间，我这张用了十年的，一贴就亮。
十七层最里头是董事长办公室，深灰羊毛毯，听说一平米够我扫三个月。靠窗那块，比别处深一点，像谁泼过茶，擦过，没擦净。
这块印子，我擦了十年。
先喷清洁剂，等三十秒，干布压。不能搓，一搓羊毛就起球。我跪下去，膝盖底下垫一条旧毛巾，地毯比我身上的裤子贵。
门开了。
周敬山进来，六十二，头发比去年白。手里拎着保温杯，杯盖拧得死紧。
“老陈。”
“周董。”
“这块还擦不掉?”
“渗进去了。得用蒸汽机，蒸汽机在三层，钥匙在主管那儿。”
“那你天天这么擦，不是白擦?”
“白擦也是擦。”我说，“看着干净点。”
我爸最后一次来这栋楼，是2014年5月6号，下午三点。
他穿一件灰夹克，手里拿个纸杯，杯子里是水。保安说他在门口站了半个钟头，一句话没说。后来他推门进去，进去了四十分钟。出来的时候，杯子空了，地毯上多了一块深色。
保安以为他洒了水，叫保洁来擦。
擦不掉。
那天我在外地考试，晚上七点，我妈打电话，说你爸出事了。我坐夜班车回来，第二天早上到，人已经没了。
警察说是自杀，遗书没找到。
我在殡仪馆看见他，脸上很干净，像睡着。我妈说，他前一天还在算账，算到半夜，说这个月能把工资发出来。
十年了，我每次擦到这块，都能想起那个纸杯。我不确定那是不是他洒的水，也不确定他进的是不是这个屋。
可我就是擦。
擦到我死，或者擦到他承认。
他“嗯”了一声，站在我后头看。
“这地你扫了十年了。”
“十年零三个月。”
“记得这么清?”
“工牌上有入职日期。”我抬头，“零六年八月十七号。”
他没说话，走到窗边。窗外还是黑的，高架上有一排车灯，慢慢往前挪。
“三十四了吧。”
“周董记性好。”
“我三十四那年，刚把这个厂子买下来。”他拧开杯盖，热气冒出来，“那时候这楼才九层，电梯老坏，我天天爬楼。”
“现在十七层。”
“现在十七层。”他重复了一句，把杯盖拧回去。
我继续擦。清洁剂味道冲，走廊静得能听见桶里的水晃。
“你爸……”他停住，“算了。”
我没抬头。“我爸怎么了?”
“没什么。”他往门口走，走到一半回头，“老陈，往后这块地毯不用你管，让厂家来做。”
“厂家做不干净。”
“做不干净就换。”他说，“这楼要翻新了。”
“翻新?”我把布叠起来，“那我呢?”
“你留下。”他说得很快，像是早就想好了，“别人走，你留。”
电梯门合上。我把布叠成方块，站起来，膝盖响了一声。
这句话我记了十年：别人走，你留。
我爸跳楼那年，敬山集团发过一条公告：原董事长林建国，因经营不善，引咎自尽。二十七个字。我在网吧的屏幕上看了三遍，关掉，回家。
那年我二十四，会计专业还没毕业。
公告发出来那天，这条街上有七家小厂在传，说林建国不是自尽，是被人逼的。传了半个月，没人再提。
五点，各层开始有动静。老周在十八层等我，他是保洁班班长，比我大十岁，干这行二十年，脸上的皮松了，眼睛还贼。
“老陈，今天十八到二十层归你。”他把一串钥匙扔过来，“规矩你知道。”
“知道。”
“每层别超二十分钟。人家开会你就在外头等，别往里瞅。还有——”他压低声音，“别问。你一问，人家就记住你了。”
“我不问。”
“你是不问，可你老站着看。”他啧了一声，“我干二十年，见过太多扫地的被赶走，都是因为嘴，也因为眼。”
“我眼睛不好。”
“你眼睛好得很。”他盯着我，“你擦桌子的时候，看的东西比谁都多。”
我没接话，把钥匙挂腰上。
“老周。”
“啊。”
“这楼里，谁说话算数?”
“周董算数。”他说，“赵总也说话，可他说话不算数，他就是嗓门大。”
“周宁呢?”
“周总。”他想了想，“周总说话算一半。她年轻，得看她爸。”
五点四十，我推车进茶水间，倒掉昨天的咖啡，杯子一只只刷。碎纸机在最里头，昨天卡纸，维修单报了三天没人来。
我把手伸进去，抽出半张。
对折的打印纸，只剩两行：
“陈默，合同到期不续。”
底下半个红章被绞掉一半，剩“人力”两个字。
我把它抹平，折四折，塞进袖口的暗袋。那地方原先放钥匙。十年里我放过很多东西：一张便签，半张报销单，一颗从赵秉坤鞋底抠下来的图钉。
六点十分，走廊尽头有人喊我。
“师傅，这桶满了。”
新来的实习生，二十出头，管我叫师傅，叫得挺顺口。
“搁门口，我一会儿收。”
“师傅，您在这干很多年了吧?”
“十年。”
“十年啊。”他眼睛亮起来，“那您是不是啥都知道?谁跟谁不对付，谁老加班，谁上个月被扣了钱……”
“不知道。”我把拖把拎起来，“我就知道哪块地脏。”
他愣了一下，笑了。“您真逗。”
“你哪个部门的?”
“行政，实习。”他挠头，“我师傅说，让我多跟您学学，说您稳。”
“学我什么?”
“学您怎么在这儿待十年。”
我没说话，把桶推走。
六点四十，赵秉坤从电梯出来。五十五，个子不高，皮鞋擦得能照人，走路脚跟先落地，一声一声。
他手里夹着烟，走到我面前，把烟灰弹在我刚擦过的地上。
“顺手倒了。”
我低头，把烟灰扫进簸箕。
“你这手，”他忽然说，“看着不像扫地的。”
我把簸箕往身后挪了半寸。“干了十年，糙了。”
“糙是糙。”他盯着我的手，“可你这指头，没弯。”
我把手收进袖子里。
他笑，那种笑法像在看一样旧家具。“好好干。这楼里，就你们这种人最稳当。”
“赵总。”
“嗯?”
“您的烟，灭了。”
他低头看了一眼，烟头还亮着。他用鞋底碾了两下，走了。
烟灰留在地上，一小撮，还有一根没掐灭的烟头。我踩灭，捡起来，扔进桶里。
七点五十，我收工。
老赵在门岗抽烟，看见我，抬了抬下巴。
“老陈，听说要换地毯?”
“听说了。”
“换了也好。”他弹了下烟灰，“那块我看了十年，一直脏。”
“脏了十年。”
“你说那是什么东西渗的?”
“不知道。”
“你天天擦，还不知道?”
“擦得掉就知道，擦不掉就不知道。”
他笑了两声，把烟按灭在烟灰缸里。
拖把挂工具间东头第二个钩，十年都挂那儿。
老人机在裤兜里响，屏幕小，字大。
人事的短信：陈师傅，明天上午十点，来一趟人事部。
我没回。
把袖子里那张纸掏出来，对着窗户。光透过来，“不续”两个字特别清楚。
合同上写着，十一月三十号到期。
今天十一月七号。
二十三天。
2 垃圾桶
人事部的门我没进。
十点整，我在门口站了两分钟，然后转身下楼。走廊尽头那间屋子我熟，里头坐着的女人姓孙，四十七，去年她让我签过一份“安全责任书”，签完就把纸收走了，没给我副本。
我要是进去，她只会说三句话：公司调整、岗位优化、理解一下。
我不听这三句。
我回十七层，推车进赵秉坤的办公室。
副董事长室比董事长的还大。三面书柜，一张红木桌，桌角摆着一盆发财树，叶子擦得发亮——那是行政的活儿，不归我，我从来不碰。
他不在。桌上摊着半个三明治，一杯没喝完的美式，烟灰缸满了。
我先倒垃圾。
他的垃圾桶是双层的，上层套袋子，底下压着一层旧报纸。我把袋子提起来，报纸跟着滑下去，露出一个牛皮纸信封，撕开了口，空的。
信封上有字，铅笔写的，力道很轻：德昌担保。
德昌。
这两个字我在心里念了十年。
我爸那个厂子，最后半年资金链断，就是给一家叫德昌的公司做了担保。担保合同一签，三百万的债进了他的账，三个月后他从办公楼顶上下来。
我把信封压平，塞进围裙口袋。
然后擦桌子。
抹布从桌角往里走，走了一半，我看见键盘底下压着张便签，黄色，巴掌大，被键盘压住一角。
上面六个数字：073104。
字是赵秉坤的，我认得。他签报销单的时候，“坤”字最后一笔总是往上挑，像要飞出去。
我把便签按原样推回键盘底下，位置都没挪。
保险柜在书柜右边，柜门虚掩着，锁没上。
我没开。
我只是退了两步，把抹布换了面，继续擦桌角。
九点半，秘书进来。
“陈师傅，赵总说，这屋的窗台也擦一下。”
“窗台不归我。”
“他说归你。”秘书把一摞文件放在桌上，“快点，十点有客人。”
我把抹布洗了，去擦窗台。窗台上摆着三个相框，一个是他跟市里领导的合影，一个是他打高尔夫的，还有一个，是他年轻时候的照片，站在一辆货车前头。
货车侧面喷着两个字：建国。
我手停了一下。
秘书在门口催：“擦快点。”
“擦着呢。”
十点四十，我下楼倒大垃圾。垃圾房在地下一层，铁门半掩，里头三个桶，湿的、干的、可回收。
小满在那儿等我。
二十四，前台，个子不高，扎马尾，工牌挂在脖子上晃。她手里两瓶水，一瓶递给我。
“陈叔，喝水。”
“公司水，不能拿。”
“我自己买的。”她把瓶盖拧开递过来，“您手都白了，泡的。”
我接了。
她蹲下来，跟我一起分垃圾。
“陈叔，您这手上的茧，不像握拖把的。”
我停了一下。
“握拖把的茧在掌心，虎口那块。”她抬起自己的手比了比，“您这茧在食指侧面，是握笔磨的。”
我把手往袖子里收了收。“以前记账。”
“记账?”她眼睛一亮，“那您算得快吗?”
“算得不算快。”我站起来，把桶盖扣上，“算得准。”
她笑，“那您比我强，我一看见数字就头疼。”
“前台不用算数。”
“前台最要算数。”她说，“谁上个月报销多少，谁请客请了几次，谁晚了几天没打卡，我都得记。”
“记这些干什么?”
“记账啊。”她抖了抖手里的垃圾袋，“记账就是记人。”
我看了她一眼。
那天下午，赵秉坤回办公室打电话。我在走廊擦地脚线，门虚掩着。
“……表弟那边，你先别动。德昌那个壳子留着，以后还有用。”
我停了一下。
“……林建国那事，都十年了，谁还查?他儿子?他儿子要是有本事，早来了。”
我把抹布放在桶沿上，接着擦。
“……老周身体不行了，我估计撑不了几年。他一走，这公司就是我的。”
他笑了两声，把电话挂了。
我擦到门口，敲门。
“赵总，垃圾。”
“进来。”
我把桶提起来。他坐在椅子上，脚翘在桌沿。
“陈师傅，你说，人这一辈子图什么?”
“图个安稳。”
“安稳。”他重复了一遍，“安稳值几个钱?”
我没答。
“你在这儿十年了吧?”
“十年。”
“十年，一个月三千。”他说，“我给你算笔账，十年三十六万。我一块表，八十万。”
“赵总有钱。”
“我不是有钱。”他把脚放下来，“我是会算。”
他指了指我手里的桶。
“你也会算吧?我看你算得挺清楚。”
“我算垃圾。”我说，“几个桶，几层楼，一天几趟。”
“你看，”他笑了，“你这话说得，滴水不漏。”
我出门的时候，他又叫住我。
“陈师傅。”
“在。”
“刚才我打电话，你听见了?”
“没听见。”
“我门没关。”
“我在擦地脚线，机器响，听不清。”
他盯着我看了三秒。
“行。”他摆手，“去吧。”
我推着车走到走廊尽头，手心全是汗。
德昌是个壳子。
这句话我记住了。
十年里，我第一次听见有人当着我的面，把这五个字说出来。
临走她叫住我。
“陈叔，我爸以前也开厂。”
我回头。
“后来倒了。”她说，“欠了一屁股账，人家说担保，担保，最后全是他自己的。”
我没接话。
临走小满又追了一句。
“陈叔，赵总今天下午出了趟门，回来脸色不好。”
“他去了哪儿?”
“不知道。”她说，“他车上的导航，我瞄了一眼，是城西。”
“城西有什么?”
“周总家。”
电梯口有人下来，脚步声很轻。周宁，黑西装，手里拿着平板。
她走过我身边，停了一下。
“地面滑，小心点。”
“是。”
她进电梯，按了十七层。
我看着电梯数字跳到十七，停住。
那层现在只有一个人。
晚上八点，我在出租屋把袖口那张纸摊在桌上。
六个数字，一张便签，一个信封的口。
我把它们抄进一个小本子，那个本子我用了十年，前半本记的是楼层、监控、每个人的上班时间，后半本记的是别的。
抄完我把便签那行圈起来。
073104。
四个数字是日期，七月三十一号。后两位，是两位数。
保险柜密码一般六位，日期占四位，剩下两位是年份尾数——零四。
我合上本子。
明天下午三点到四点，赵秉坤在十九层开会，一年里他每个月都开这个会，一次不落。会前十分钟他抽烟，会后人走，门不锁。
我把老人机的闹钟调到两点五十。
睡前，我把草稿箱翻了一遍。
里面三百多条，全是我自己发给自己的。
最早一条是2016年8月17日，四个字：今天上班。
最新一条是今天：073104。
我一条一条往下删，删到最早那条，停了停，没删。
老周发来短信，就一句：明天赵总出差，你小心。
我回了两个字：知道。
翻到本子最后几页。
上头记着一行：2014年3月17日，德昌担保，三百万。
那是七年前我从报纸上抄的。
抄的时候手抖，字歪了。
3 半张合同
三点零五，十七层没人。
走廊的灯我关了一半，这是规矩，保洁时段只开半灯，省电。
赵秉坤的门没锁。他从不锁，锁了反而显眼。
我先擦桌，先倒垃圾，先做我该做的事。顺序不能乱，乱了就有人问。
垃圾桶最底下，压着一团纸。
烧过的。边缘焦黑，中间还剩大半张，被水洇过，字迹发灰，但还看得清。
“……借款人林建国，自愿以厂区土地及设备作为抵押，向德昌商贸有限公司提供连带责任担保，担保金额人民币叁佰万元整……”
我蹲下去，把它捡起来。
手指有点抖，我按住它，等抖停了再展开。
底下是签名栏。
“林建国”三个字。
不是我爸写的。
我爸写字有个毛病，“建”字最后一竖总爱带个钩，像钉子扎下去。他写自己名字写了五十多年，改不了。这张纸上的“林建国”，横平竖直，一撇一捺都规规矩矩，像小学生抄字帖。
我盯着那三个字，看了很久。
走廊有脚步声。
我把纸塞进围裙内袋，站起来，抓抹布。
门开了，是赵秉坤的秘书，进来拿一份文件。
“擦完了?”
“快了。”
“赵总一会儿回来拿车钥匙。”她翻抽屉，“你先出去。”
我推着车出门，走到走廊尽头，靠着墙站住。
后背全是汗。
三点二十，赵秉坤回来了。
他带着两个人。一个瘦高个，一个穿黑夹克。我在擦地毯，听见脚步声，把车推到了书柜后面。
书柜和墙之间有一道缝，半米宽，堆着纸箱。我蹲下去，膝盖顶住一个箱子。
“……这就是我表弟，德昌那边一直是他管。”
“表舅，那公司早注销了。”
“注销了才好。注销了，谁查得着?”
三个人在桌边坐下，椅子腿蹭着地板。
“林建国那个儿子，最近在哪里?”
“扫地的那个?”
“对。”
“是他。”赵秉坤说，“我早就知道。老周留他，我不管。一个扫地的，能翻出什么?”
“万一他找到合同?”
“合同在我这儿。”赵秉坤说，“真合同烧了一半，假的早没了。”
“印章呢?”
“印章我早处理了。”
“那你还留着他?”
“留着。”赵秉坤笑了一声，“留着他，老周心里有愧，才不敢动我。”
“表舅，你这算盘打得。”
“我打了十年了。”赵秉坤说，“老周那个人，心软。心软的人，成不了事。”
有人点了烟。烟味飘过来，压在书柜后面，散不开。
“周年庆的事，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瘦高个说，“市里来两个人，记者三个。宣传片我看了，挺好。”
“宣传片里，别放林建国。”
“放了也没事。人都死了十年了。”
“我说别放。”
“行，别放。”
他们又说了些别的，股票、贷款、一个叫“老许”的供应商。我蹲在那儿，膝盖麻了，不敢动。
二十分钟后，椅子响，三个人起身。
“表舅，那我先走。”
“去吧。楼下那个扫地的，看见没有?”
“看见了。”
“离他远点。那种人，眼睛里没东西。”
门关上。
我又等了五分钟才从书柜后面出来。
桌上三个杯子，烟灰缸里四个烟头。
我把杯子收了，烟头倒进垃圾袋，用抹布把桌面擦了两遍。
擦到第二个杯子，我手停了一下。
杯底有一圈水印，圆的。
我把它擦掉了。
三点四十，我在楼梯间坐下。
没有地方可以放这张纸。工具间的柜子有人查，宿舍有人翻，身上也不安全。
我只能记。
我把纸重新拿出来，一个字一个字往下背。
甲方：德昌商贸有限公司。乙方：林建国。担保金额：叁佰万元整。担保期限：2014年3月17日至2017年3月16日。
违约责任：乙方到期未清偿，甲方有权处置抵押物。
我背了七遍。
背不下来的时候，我就蹲下去，把纸铺在膝盖上，看一行，合上，背一行。
背到第四遍，我发现一个地方。
担保期限三年，落款2014年3月17日。
三年前就该解押。
可我爸的厂，到2014年9月才停。
中间那半年，是谁在拖?
合同上没写展期，事实上却展期了。
展期要签字。
签在哪儿?
然后掏出老人机，翻开短信，把内容打成一行一行的字，存进草稿箱。老人机不能拍照，一个字一个字按，按了二十六分钟。
存完我把纸烧了。
在楼梯间的垃圾桶里，用打火机，看着它卷起来，变成灰。
烧到一半我停了一下，把签名那一角撕下来，塞回口袋。
我不知道为什么要留。
大概是想留个念想。
烧完我在楼梯间坐了十分钟。
门开了，保安老赵探进头来。
“谁在这儿烧东西?”
“没烧。”
“我闻见味了。”
“打火机试了一下。”
他看了我一眼，又看了看垃圾桶里的灰。
“老陈，你别给我找事。”
“不找。”
“这楼里，火是最容易出事的东西。”他把门带上，“你要烧，去外头烧。”
我点头。
他没走，站在门口。
“你手上那是什么?”
“灰。”
“擦擦。”
我把手在裤子上擦了擦。
回到工具间，我把那片带签名的纸角塞进工牌后面，塑料壳一压，看不见。
工牌贴着胸口，纸角硌着，走路能感觉到。
四点五十，我下楼。
工具间的镜子是块旧的，边角起了斑。我站在镜子前，把围裙解下来。
镜子里那个人，头发剪得很短，脸上没什么表情，眼角有三道纹。
“不是他签的。”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很小。
“那是谁签的?”
镜子里的我没说话。
我把工牌翻过来看。
塑料壳磨得发白，照片是十年前的，那时候我还留着点肉。名字一栏：陈默。岗位：保洁。编号：0173。
这根挂绳我用了十年，绳子都换过三回，牌子没换。
去年行政统一换新工牌，说是要加芯片、刷门禁。全公司三百多人都换了，只有我没换。我去问，行政说系统里没我的信息，让等等。
等了半年，没人再提。
我就一直挂着这块旧的。
奇怪的是，旧牌子照样能刷开所有门，包括十七层那间。
我把工牌塞回衣服里，抬头又看了一眼镜子。
“谁签的?”
还是没人答。
晚上，本子上我写了一行：担保书，签名伪造。第二行：谁能拿到我爸的印章。
写完我把笔放下，手心里全是汗。
我爸那枚私章，木头刻的，红色的，一直放在他办公桌左边第二个抽屉。
他死后第三天，我去收拾东西。抽屉是空的。
钥匙还在，锁也没坏。
抽屉里只剩一层红色的印泥渣。
我那天在办公室坐了一个下午，走的时候把钥匙放在桌上，没带走。
后来我听说，那间办公室被清空了，东西全卖了。
再后来，我改了名字。
4 前台
十一月九号，一楼大厅。
前台那块地是抛光砖，一天要拖四遍。我拖到第三遍的时候，小满从台子后面探出头。
“陈叔，您歇会儿。”
“还有半层。”
“半层等会儿再拖，又没人来。”她把一杯热水放在台面上，“您坐。”
我没坐，把拖把靠在墙边。
“陈叔，我问您个事儿。”她压低声音，“您为什么在这儿干十年?”
“挣钱。”
“哪儿不能挣钱?”
“这儿离家近。”
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笑了。“您这话，跟没说一样。”
“本来就是。”
“行。”她把杯子往前推了推，“那我说我的。”
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塑料袋，塞给我。
我打开。里面是一沓送货单，边角发黄，最上面一张日期是2013年。
“许广年，是我爸。”她说，“做五金的，螺丝、垫片、卡扣，给敬山供了六年货。”
我抬头看她。
“2012年那会儿，敬山一年下三十多单，我爸的厂子就靠这个活。”她说，“他自己不开票，都是月结。他说，跟大公司做，讲的是信用。”
“后来呢?”
“2014年，我爸供了一批货，八十万。”她说话很稳，一句一句的，“货到了，验收单也签了，钱不到。赵秉坤说我爸的东西不合格，要扣全款。”
“你爸没告?”
“告了。律师说合同上有条款，验收单只能证明数量，不能证明质量，得他们出质检报告。”她冷笑了一下，“质检报告是他们自己出的。”
“法院怎么判?”
“判我爸输。”她说，“律师费花了七万。我爸不服，上诉，二审还是输。那年冬天，他把厂子关了，工人遣散，自己在家躺了半年。”
“现在呢?”
“现在在跑网约车。”她低头，手指在台面上刮了一下，“我妈不知道这事，他一直瞒着，说是投资失败。”
我把送货单翻过去。背面有我爸的签字。
“林建国”三个字，带钩的那一竖。
我手指停在那三个字上。
“这批货，最后是你爸那个厂的订单。”小满说，“我听我爸说过，敬山的单子，很多是转给林厂的。林厂倒了以后，我爸的货款就再也没人要。”
“你查了多久?”
“半年。”她说，“我在前台，一天能看见三十个人进进出出。谁跟谁吵过架，谁进谁的办公室，我都记。”
“记了有用吗?”
“没用。”她把塑料袋收回去，“我一个人，连门都进不去。”
“你来这儿，就是为了这个?”
“我本来想进财务。”她说，“财务进不去，只能干前台。”
“那你想怎么办?”我问。
“先拿到对账单。”她说，“我爸那儿还留着六年的送货单，每一单都有他们仓库的签收。只要对上合同和付款记录，就能证明货款没结。”
“对不上呢?”
“对不上就是死账。”她说，“法院判过了，没人认。”
我把抹布在桶里洗了洗。
“你为什么跟我说这些?”
“因为您听得懂。”她说，“我跟我妈说过一次，她让我算了。我跟律师说过三次，他说证据不足。”
“我听得懂，不代表我能办。”
“您能。”她看着我，“这栋楼里，只有您能进每一间屋子。”
“你凭什么这么想?”
“凭您擦桌子的顺序。”她说，“您从桌角擦到桌心，再从桌心擦到桌角。那不是干活，那是找东西。”
我没说话。
“我妈不知道我在敬山。”她又说，“我说在一家贸易公司做前台。”
“她能不知道?”
“她不管我。”她说，“我爸跑了两年网约车，腰坏了，现在在家躺着。我妈在超市理货。两个人一个月挣六千。”
“你工资多少?”
“四千五。”她说，“我每个月给他们两千。”
“陈叔，您别觉得我可怜。”她抬起头，“我不可怜。我就是不服。”
“分工。”我说。
“什么?”
“你管单据，我管屋子。”我说，“你查到什么，别写在纸上，别用公司邮箱，别在工位上打电话。”
“那我怎么告诉您?”
“楼下垃圾房。”我说，“每天十点四十，你送水给我。”
她愣了一下，笑了。“您早想好了?”
“想了十年。”
“想过找谁?”
“没想过找谁。”我说，“我本来想一个人干。”
“现在呢?”
“现在多一个人。”
她伸出手。我跟她握了一下，她的手很凉。
大厅的自动门开了。
进来的是周宁。她今天穿了件灰的，手里没拿平板，拿着一个纸袋。
她走到前台。
“小满，十七层的门禁卡，帮我补一张。”
“好的周总。”小满低头开抽屉，“要登记一下。”
周宁接过笔，写字的时候抬眼看了我一下。
“地拖得挺干净。”
“谢周总。”
她签完名，把笔放回去，往电梯走。
走到一半，她停下来。
“陈师傅。”
“在。”
“十七层西侧楼梯间的门，晚上是不是锁了?”
“锁了。钥匙在主管那儿。”
“明天让人开一下，消防要检查。”她说，“你跟着，那层的管线你熟。”
“好。”
电梯门开了。她进去，转过身，手按在开门键上。
“对了。”她看着我，“林先生，电梯到了。”
门合上。
大厅很静，只有拖把靠在墙上的声音。
电梯数字停在十七，一直没动。
“她刚才那句话，不是叫错。”小满说。
“我知道。”
“陈叔，您得小心。”
“嗯。”
“她要是想揭穿您，早就揭了。她现在不揭，是在等。”
“等什么?”
“等您动手。”她说，“她想借您的手。”
我把拖把拧干。
“你这脑子，不该在前台。”
“我就在前台。”她说，“前台看得最全。”
我想起半年前，她第一次来前台。
她站在台子前头，看了我三秒。
那时候我以为她在看地。
现在我知道，她在看人。
小满抬头，“她刚才叫您什么?”
“叫错了。”
“叫错了?”小满皱起眉，“她叫您陈师傅叫了半年，一次没叫错过。”
我没说话，把拖把拿起来。
“陈叔。”小满在背后说，“您不姓陈?”
我拖完最后半层，把水倒进桶里。
“姓什么不重要。”我说，“重要的是她没喊保安。”
小满没再问。
第二天她来上班，工牌上别了一枚新的胸针，是只猫。
“哪儿买的?”
“地摊，十块。”
“好看。”
“陈叔，您夸人真难。”
“我不夸人。”我说，“我说实话。”
“她要是想喊，早喊了。”小满说，“她刚才那句，是故意的。”
“故意的?”
“她在试您。”小满站起来，把台面上的水渍擦掉，“她想看看您什么反应。”
我把拖把拎起来，往工具间走。
“陈叔。”
“嗯。”
“我不管您是谁。”她在背后说，“您要是想动赵秉坤，带上我。”
我停住。
“你知道你在说什么?”
“知道。”她说，“我在这儿半年，看明白了。这楼里没人管我们这种人。你是扫地的，我是接电话的，我们说的话，他们连听都不听。”
“所以你找我?”
“我找您，是因为您擦了十年那块地。”她说，“正常人不会那样擦。”
5 开除
十一月十号，上午九点四十。
赵秉坤的秘书站在十七层走廊，声音很大，故意大。
“我那块表呢?”
行政、保安、还有两个部门经理都围在门口。
“昨天晚上我放桌上，今天早上就没了。”赵秉坤坐在椅子上，没起来，“这层昨天谁进来过?”
“保洁。”保安说，“陈师傅。”
“叫他上来。”
我上去的时候，手里还拿着抹布。
“陈师傅。”赵秉坤把烟按下，“我那块表，你见过?”
“没有。”
“没见过?”他笑了一下，“我桌上东西，昨天下午还在，今天没了。这层就你一个人进来。”
“我进来倒垃圾、擦桌子。”
“擦桌子擦到表不见了?”
“赵总，我擦桌子不动桌上东西。”
“那你解释一下。”他往椅背上一靠，“表怎么没的?”
我看着他。
十年了，这个人跟我说话，从来都是这个调子——先定你的罪，再让你自己证明自己没罪。
“我不知道。”
“不知道。”他重复了一遍，“行，那查监控。”
监控调出来的时候，我心里已经有数了。
画面里，我推车进门，倒垃圾，擦桌子，出门。一分四十秒。
但是，三点十二分，画面里又出现了一次我。
推着车，进工具间，出来，手里多了一个塑料袋。
三点十二分，我在十九层擦楼梯扶手。十九层的监控，能证明。
“这不是我。”
“不是你?”赵秉坤站起来，“衣服是不是你的?车是不是你的?工牌是不是你的?”
“衣服和车是公司的。”
“那这个人是谁?”
保安凑过来，“赵总，这个……看着就是陈师傅。”
“把工具间打开。”
柜门打开的时候，我看见了。
我的柜子里，一个黑色塑料袋，袋子里一只表，表盘上镶着钻，灯光一照，晃眼。
“这表不是我的。”我说。
“那是谁的?”
“赵总，您说呢。”
他走过来，站得很近，声音很小，只有我能听见。
“陈师傅，你这人太能忍了。忍了十年，我看着都难受。”他说，“我帮你个忙，让你走。”
我抬头看他。
“你信不信，我现在就能让你走?”他说，“但我给你留个面子，你自己走。”
“我不走。”
“那就走程序。”
九点五十，老周把我拉到楼梯间。
“老陈，这事儿不对。”
“哪儿不对?”
“监控我看了。”他说，“三点十二分那段，走廊灯是亮的。可那会儿灯早关了，我关的。”
“你确定?”
“我天天关灯。”他说，“三点十分，我把十七层走廊的灯关了，只留一盏应急。”
“那就是剪的。”
“肯定是剪的。”他压低声音，“老陈，你别硬顶。你一个扫地的，顶不过。”
“我不顶。”
“那你想怎么办?”
“我想让他们把话说全。”
老周看了我一会儿。
“你疯了。”
“我没疯。”我说，“老周，你干二十年，见过这种事吗?”
“见过三次。”他说，“三次都是扫地的走人。”
“那这次呢?”
“这次我不知道。”他掏出烟，又塞回去，“你小心点。”
十点，保安队长来找我。
“陈师傅，跟我们走一趟。”
“去哪儿?”
“保卫科。”
保卫科在一楼角落，一间小屋，两张桌子。
“表在你柜子里找到的。”队长把塑料袋放在桌上，“你怎么解释?”
“不是我放的。”
“柜子是你的。”
“柜子不上锁，谁都能开。”
“谁能开?”
“有钥匙的都能开。”我说，“行政有，保安有，赵总的秘书也有。”
队长看了我一眼。
“陈师傅，我劝你认了。”他说，“认了，就是个处分。不认，就是偷。”
“我没偷。”
“那你说是谁?”
我没说话。
“说不出来吧。”他把袋子收起来，“行了，你出去吧。”
十点二十，一楼大厅。
行政把所有人叫下来，一百多号人，站成一片。孙经理拿着话筒。
“关于昨天的失窃事件，公司已经查清。保洁陈默，涉嫌私自拿取他人物品，公司决定予以停职七天处分。现在，陈默向赵总道歉。”
我走到前面。
赵秉坤站在台阶上，两只手插在裤兜里。
我弯腰。
腰弯到四十五度，停了两秒。
“赵总，对不起。”
他说：“大声点。”
“赵总，对不起。”
“再大声点。”
大厅里没人说话。有人拿手机，被旁边的人按住了。
我抬起头，站直。
“赵总。”
“嗯?”
“表是您的。”我说,“我从您工具间的柜子里拿出来的，我不该拿。”
大厅里静得能听见空调声。
赵秉坤的脸动了一下。
“你说什么?”
“我说，我不该拿。”我看着他，“我错了。”
他盯着我，看了三秒。
“行了。”他摆摆手，“回去好好想想。”
散场的时候，小满从我身边经过，手里攥着什么东西，塞进我手里。
我在厕所洗手，两个行政在里头说话。
“真是他拿的?”
“谁知道。赵总说是就是。”
“我听说那表八十多万。”
“八十多万，他一个月三千，偷了也卖不出去。”
“那就是背锅的。”
“背锅也得有人背。”
我关了水龙头，走出去。
两个人看见我，愣了一下。
“陈师傅。”
“嗯。”
“那个……您别往心里去。”
“不往心里去。”我说，“我心里东西多，放不下。”
是一张纸。
我走到楼梯间才打开。
上面一行铅笔字：表在他自己抽屉里，我看见他早上拿出去的。监控是剪过的，三点十二分那段，走廊灯是亮的，可那会儿灯早就关了。
我把纸折好，塞进袜子里。
停职七天，从今天算。
回家那天下午，我把工服泡在盆里，泡了两个钟头。
水是黑的。
我坐在小凳子上看着，想起十年里洗过多少次。
第一次洗的时候，领子上有股新布的味道。
后来就没了。
我妈打电话来。
“吃饭了吗?”
“吃了。”
“工作顺不顺?”
“顺。”
“你别老熬夜。”
“我不熬夜。”
挂了电话，我看着墙上的日历。
十一月十号。还有二十天。
回工具间收东西，老周在门口等我。
“老陈。”
“嗯。”
“你刚才那话，不该说。”
“哪句?”
“'我不该拿'。”他说，“你这么一说，全公司都当是你拿的。”
“他们本来就这么当。”
“那不一样。”他压低声音，“你认了，就是真认了。”
我把工服脱下来，叠好，放进包里。
“老周，我问你个事。”
“你说。”
“监控是谁管的?”
“保安队。”他顿了一下，“保安队归行政，行政听赵总的。”
“知道了。”
“你要干什么?”
“我什么也不干。”我把包背起来，“我歇七天。”
老周追出来，塞给我一包烟。
“拿着。”
“我不抽。”
“不抽也拿着。”他说，“你这几天别乱跑。”
“我不乱跑。”
“老陈。”他压低声音，“表的事，我信你。”
“就你一个?”
“就我一个。”他说，“整个公司，三百多号人，只有我一个。”
“够了。”
走出大楼的时候，天还没黑。
我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十七层。
窗户亮着，能看到一个人影在走动。
我掏出工牌，捏在手里。
还有二十天。
6 地毯
停职第三天，我在出租屋躺着。
老人机响。是主管。
“老陈，你能不能来一趟?厂家今天来做地毯，人不够。”
“我停职。”
“停职是停职，活儿是活儿。”他压低声音，“厂家的人不懂这楼的管线，十七层那块地毯底下有根线，踩坏了要赔的。”
我坐起来。
“几点?”
“下午两点。”
“我去。”
“还有个事。”他停了一下，“赵总今天不在，出差。你干活就行，别想别的。”
一点二十，我提前到了。
在楼下便利店买了双手套，一副口罩，一瓶水。
手套是那种薄的，乳胶的，一块钱一双。我买了五双。
“师傅，干活用的?”店员问。
“嗯。”
“五双够吗?”
“够了。”
我把手套塞进包里，坐在大厅的椅子上等。
一点四十，主管下来。
“老陈，来了?”
“来了。”
“上去吧。厂家的人在十七层等着。”
“主管。”
“啊?”
“这地毯，为什么今天洗?”
“周董说的。”他说，“他说这块地毯十年了，该换。”
“换地毯，为什么要洗?”
“洗完了撤下来，给楼下会议室用。”他说，“周董说，这块毯子好，别扔。”
我看着他。
“周董还说什么了?”
“没说什么。”他顿了一下，“他就说，让老陈跟着。”
“让我跟着?”
“他说你懂管线。”主管说完，转身走了。
一点五十，我到了。
厂家来了三个人，带着蒸汽机和抽洗机。董事长室的地毯要整块掀起来洗，底下的胶合板要晾。
我换上工服，戴口罩。
“师傅，这块怎么起?”厂家的年轻人问。
“从东南角。”我说，“边上压条先撬，别硬拉。”
“这地毯多厚?”
“一公分二。羊毛的，反面有胶。”
“您懂这个?”
“擦了十年。”
我们四个人把地毯一点一点卷起来。卷到靠窗那块，那股印子的地方，我停了半秒。
地毯底下是胶合板，板缝里塞着灰。
“这儿有东西。”我说。
胶合板靠近窗台的边上，贴着一块胶带，胶带老化发黄，底下压着一个牛皮纸文件袋。
我伸手把它揭下来。
袋子很薄，里面只有几张纸。
我背过身，把纸抽出来。
第一张，合同。
“担保合同”四个字。借款人林建国，担保金额三百万，落款2014年3月17日。
第二张，附件，土地与设备的清单。
第三张，签字页。
“林建国”三个字，带钩那一竖。
我认得这个笔迹。这次是真的。
我把纸翻过去。
背面有字，钢笔写的，写得很轻，像是写的人不想让纸记住。
“担保人：周敬山。”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本人知情，自愿作保。
窗外有阳光进来，照在那行字上。
我把合同从头到尾又看了一遍。
甲方：德昌商贸有限公司。法定代表人：赵德海。
赵德海。
赵秉坤的表弟。这个名字我在本子上记过。
乙方：林建国。担保金额叁佰万元整。担保期限三年。
落款处两个签字：林建国，周敬山。
我爸的签字是真迹，竖笔带钩。周敬山的签字在旁边，小一号，写得很轻。
背面那行“本人知情，自愿作保”，墨色比正面的签字淡。
我用手指蹭了一下。
钢笔水渗进纸里，蹭不掉。
这是十年前写的。
我把三张纸按原样叠好，塞回文件袋，又抽出来。
不能放回去。放回去，就是给周敬山留把柄。
也不能带走太多。少一张，他们就会查。
我数了三遍，一共三张，一张不多，一张不少。
五分钟后，主管下来看进度。
“怎么样?”
“快完了。”
“底下那根线，没碰着?”
“没碰着。”我说，“我看了三遍。”
“行。”他围着地毯走了两圈，“老陈，你这人，干活是真细。”
“拿钱干活。”
“周董跟我说，让你多干两年。”
“我合同快到期了。”
“到期就续。”他说，“周董说了，你这人靠得住。”
我没接话。
他走了以后，我蹲下来，把地毯边上的一根线头按回去。
手指在抖。
我站在那儿，手里拿着三张纸，背上全是汗。
十年。
我在这个楼里擦了十年地，跪了十年，弯了十年腰。我以为我找的是一份伪造的合同，一个偷签的名字。
结果签真名的，是我一直以为是仇人的那个人。
“师傅?”厂家的年轻人喊我，“这地毯还洗不洗?”
“洗。”我把纸折好，塞进袜筒里，用裤脚盖住，“先洗这块，这块脏。”
“这块看着不脏啊。”
“你看不出来。”我说，“我看了十年。”
我把抽洗机推过去，对着那块印子。
蒸汽喷上去，地毯冒白气，那股深色慢慢散开、变浅，最后淡得像没存在过。
“这块真脏啊。”年轻人凑过来看，“啥东西渗的?”
“茶。”
我没告诉他，那不是茶。
那是我爸最后一次从这个门出去之前，手抖着倒的一杯水。
六点，地毯洗完，卷起来立在墙边。
主管过来验收，围着走了两圈。
“行，比厂家自己干得干净。”
“线没碰着。”我说。
“没碰着就好。”他递给我一个信封，“这是这天的工钱。”
我接了。
“老陈。”
“嗯。”
“你还有四天假。”他说，“别提前回来。”
“我不提前。”
他看了我一眼，想说什么，没说，走了。
我站在十七层走廊，手里捏着那个信封。
阳光从窗户斜进来，照在刚洗完的地毯上，一块浅，一块深。
我把信封塞进兜里，摸了摸袜筒里的纸。
下楼的时候，老周在地下车库等我。
“听说你今天下十七层了?”
“厂家缺人。”
“缺人叫你?”他盯着我，“老陈，你在找什么?”
“我找地。”
“地有什么好找的?”
“脏的地方，就有东西。”
他没说话，掏出烟，点了一根。
“我干二十年，见过两个人像你这样。”
“哪两个?”
“一个是你。”他说，“另一个，十年前，姓林。”
我抬头。
“你认识他?”
“我给他擦过办公室。”他说，“他那人，爱在地毯上倒水。”
三张纸，一个签名。
十年了，我第一次觉得这栋楼不那么大。
晚上，我把三张纸摊在桌上，用老人机一个字一个字打，打进草稿箱。
打完一共四百多字。
我把纸折起来，塞进一个铁盒，铁盒放在床底下的鞋盒里，鞋盒上头压着一摞旧报纸。
然后我坐在床边，抽了半根烟。
我这人不抽烟，抽屉里那包，是十年前买的，一直没抽完。
半夜我起来一次，把袜子翻过来看。
纸还在。
我又躺下。
第二天早上，主管打电话。
“老陈，地毯的事，别往外说。”
“说什么?”
“就说厂家洗的。”
“本来就是厂家洗的。”
“对。”他停了停，“你聪明。”
7 药
十一月十七号，复职。
我照常四点二十到，照常推车上楼。工具间东头第二个钩，拖把还在。
柜子里空了一半，停职那天我拿走的东西，没人动过。表的事，公司通报了一句“已处理”，再没提。
十七号早上，小满在垃圾房等我。
“陈叔。”
“嗯。”
“对账单我拿到了。”
她从口袋里抽出一张折了四折的纸。
“这是2014年3月到6月的付款记录，我托以前的会计查的。德昌那笔三百万，进的是敬山的账。”
“进敬山的账?”
“汇款人是德昌，收款人写的是'敬山集团-往来款'。”她说，“钱到了敬山，三天后又转出去，转给一家叫海通建材的。”
“海通建材。”
“法人赵德海。”
我把那张纸看了一遍。
“这个，你从哪儿弄的?”
“会计是我爸的老同事。”她说，“她还在敬山做。”
“她知道你在查?”
“不知道。”我说，“我跟她说，我爸要办低保，得开收入证明。”
她看了我一眼。
“陈叔，这话是我说的。”
“我知道。”我说，“我在学你。”
她把纸收回去，又递过来。
“您留着。”
“你留着。”我把纸推回去，“我记性比纸牢。”
上午九点，赵秉坤从我身边过，脚步没停。
“回来了?”
“回来了。”
“表的事，就这样吧。”他说，“我不追究，你也别记着。”
“记着。”我说。
他停下来，转头看我。
“你说什么?”
“我记性好。”我把抹布拧干，“赵总，您那块表，什么牌子的?”
他盯了我两秒，笑了。“陈师傅，你这人，真有意思。”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他把手插进兜里，“你这人，要么是真傻，要么是真能忍。我看不出来是哪个。”
“您看错了。”
“是吗?”他往前走，走了两步回头，“扫地的手里，不该有那种眼神。”
我把抹布摊开，继续擦。
十点四十，十七层走廊。
周敬山从会议室出来，走了七八步，手扶住墙。
我看见他的肩膀往下沉，杯子从手里滑下去，砸在地毯上，没碎，滚了两圈。
“周董。”
我过去，扶住他的胳膊。他人已经往下坠，我半蹲，把他架到墙边。
“药……”他说，气不匀，“抽屉……左手第二个。”
我跑进办公室，拉开抽屉。降压药，白色小瓶，还有一瓶硝酸甘油。我倒了两粒，接了半杯温水，跑回去。
他靠墙坐着，脸色发青，手一直抖。
我把药递到他嘴边。
“含着。”
他含了。过了一分多钟，喘气慢慢匀了。
“叫救护车?”我问。
“不用。”他摆手，“老毛病。”
“您这样，得有人跟着。”
“跟着谁?跟着我的是秘书，秘书今天请假。”他笑了一下，笑得很勉强，“你倒是比秘书强。”
“我扶您回办公室。”
“不回。”他说，“就在这儿坐会儿。”
我们俩在走廊坐了十分钟。地毯上还有他杯子洒出来的水，慢慢洇开。
“老陈。”
“在。”
“这楼里，你觉得谁最靠得住?”
“不知道。”
“我知道。”他说，“最靠得住的是不敢说话的人。”
我没接话。
“你爸那厂子，我去过。”他忽然说。
我没动。
“九几年，厂子刚起来，他请我吃饭，喝多了，拉着我的手说，老周，以后咱俩一起干。”他看着对面的墙，“他那人，实。”
“周董，您歇着。”
“我歇了十年了。”他说。
那天下午，他让我去他家一趟，取一份医保的材料，说管家请假了，钥匙在前台。
“您让秘书去不行?”
“秘书嘴多。”他说，“你去，我不怕你看。”
我看着他。
“您不怕我看?”
“你在我这儿扫了十年。”他说，“你该看的，早看完了。”
小满把钥匙给我，多看了我一眼。
“陈叔，周总家……”
“取个东西，十分钟。”
“我不是那个意思。”她压低声音，“我是说，您进去以后，看见什么，别吭声。”
我没问她什么意思。
周敬山住在城西，独栋，三层。
管家不在，灯是暗的。我按他说的，进书房，找书桌右边第二个抽屉。
推开门的时候，我先站在门口看了一圈。
书房不大，一张书桌，两把椅子，一个书柜，墙上挂着几张照片。
抽屉里没有医保材料。
抽屉里是一沓回单。
银行的转账回单，一张一张，用夹子夹着，厚得像一本册子。
收款人：林默。
开户行：老家那边的支行。
金额：三千元。
备注：补偿。
我一张一张往下翻。2016年1月，2016年2月，2016年3月……一直到上个月。
一个月没断。
最上面一张，日期是十年前。
我站在那儿，手里拿着那沓纸，脚有点发麻。
书房墙上挂着几张照片。
最左边那张，黑白的，两个年轻人站在一个厂房门口，一个穿背心，一个穿衬衫。厂房门口挂着块牌子：建国五金厂。
穿背心的那个是我爸。
穿衬衫的那个，是年轻时的周敬山。
两个人都在笑，笑得露出牙。
第二张是彩色的，2010年，一群人站在一栋楼前头，横幅上写着“敬山大厦封顶”。
我在里头找了一遍，没找到我爸。
我把回单按原样夹好，放回抽屉，关上。
“材料在哪儿?”我自言自语。
书桌最下层，一个牛皮纸袋，写着“医保，2026”。我拿起来。
出门的时候，管家回来了，站在门口看我。
“你是新来的?”
“公司保洁。”
“周先生让你来的?”
“取材料。”
他点点头，让我走。
“等等。”
“您说。”
“书房里，你没乱翻吧?”
“没有。”我把纸袋抱在怀里，“我扫了十年地，知道什么该翻，什么不该翻。”
他看了我一会儿，把门关上。
我把纸袋抱在怀里，走到院门口，回头看了一眼那栋楼。
二楼书房的灯亮着。
我上车，坐在最后一排，把纸袋放在腿上。
袋子很轻。我用手捏了捏，里头除了材料，还有别的东西，硬硬的，四四方方。
我没拆。
出小区的时候，周宁的车停在路边。
她摇下车窗。
“见着了?”
“见着了。”
“他跟你说了什么?”
“他说对不起。”
“还有呢?”
“还有，他说他等着我。”
她点点头。
“陈师傅，我妈走得早。”她说，“他一个人把我带大。他做过错事，我知道。可他这些年，没睡过一个整觉。”
“我知道。”
“你怎么知道?”
“他办公室的灯，凌晨四点还亮着。”我说，“我扫了十年，天天看见。”
她沉默了一会儿，把车窗往上摇。
“明天公司有事，你别来。”
“为什么?”
“赵秉坤要开会。”她说，“有些话，你最好别听见。”
她走了以后，我在楼下站了一会儿。
回屋前，我翻了翻那个纸袋。
里头除了医保材料，还有一张折叠的纸。
展开了，是一份证明，盖着公司的章：
“兹证明陈默同志，自2016年8月至2026年11月，在我公司从事保洁工作，工作认真，特此证明。”
落款日期是昨天。
我拿着那张纸，在门口站了很久。
这十年，他给我开过工资，交过社保，就是没给过一句正经话。
现在他给了一句。
8 遗嘱
十一月二十四号，周敬山住院。
心梗，送得及时，做了支架。消息是公司群发的，行政发了一张他在病床上的照片，笑得很客气。
我在十七层擦桌子，擦到他的位子，停了一下。
椅子还是那把椅子，靠背的皮磨掉了一块。
十年里，我擦过这把椅子几千次，从来没坐过。
下午三点，周宁来找我。
“陈师傅，我爸想见你。”
“见我?”
“他说，让扫地的那个来。”
“公司那么多人，他为什么见我?”
“他没说。”她看着我，“你去不去?”
“去。”
车上，周宁开车，我坐后排。
“陈师傅。”
“嗯。”
“我爸这半年，一直在整理东西。”她说，“公司的账，他重新核了一遍。有几笔，他打算自己补上。”
“补多少?”
“三百万。”她说，“他要把德昌那笔钱，退给公司。”
“公司是他的。”
“公司有别的股东。”她说，“退回去，账才干净。他退了，赵秉坤就没话说。”
“他退了，就等于承认自己拿过。”
“他承认。”她说，“他跟我说，他这辈子最怕的不是坐牢，是死的时候账还是乱的。”
车过了一个红灯。
“陈师傅，我问您一句。”
“您问。”
“您要的是钱，还是人?”
我想了一会儿。
“我要一句道歉。”
“道歉不值钱。”
“我知道。”我说，“可我爸死的时候，连一句道歉都没有。”
医院在城东，单人间。
周敬山躺在床上，鼻子里插着管，人瘦了一圈。周宁站在门口，没进来，把门带上了。
“老陈。”他声音很轻。
我走过去。
“坐。”
我拉了把椅子，坐下。
他伸出手，我扶了一下。他的手很凉，握力不大，但抓得很紧。
“你恨我吗?”
我没答。
“你得恨。”他说，“你不恨，我这十年就白熬了。”
“我恨。”我说。
他闭上眼，像是松了口气。
“老林。”他说。
我没纠正。
“我对不起你。”
我看着他，没说话。
“合同，是我签的字。”他说，“背面那行，是我写的。我知道会出事。”
“您知道，还签?”
“我不签，厂子当天就得停。”他眼睛闭了一下，“德昌那边，是秉坤牵的线。他跟我说，只是走个手续，三天就解押。”
“您信了?”
“我信了。”他说，“我也愿意信。那年我要上市，账不能有窟窿。”
“德昌是赵德海的公司。”他说。
“我知道。”
“你知道?”
“我查了。”
“那你也知道，钱最后回到敬山的关联户头。”
“知道。”
“那你还恨我?”
“我不恨您。”我说，“我恨我自己。”
“恨自己什么?”
“恨我信了那条公告。”我说，“公告上说，我爸经营不善。”
他闭上眼。
“公告是我让人写的。”
“我知道。”
“我改了三个字。”他说，“原来写的是'因债务纠纷'，我改成'经营不善'。”
“为什么?”
“债务纠纷，记者会查。经营不善，没人查。”
房间里静了一会儿。
“老陈。”
“在。”
“你爸要是知道，我把他儿子留在楼里扫地，他会怎么想?”
“他会说，老周，你缺德。”
周敬山笑了一声，笑到一半咳嗽起来。
房间里有仪器的声音，一下一下。
房间里有仪器的声音，一下一下。
“后来呢?”
“后来，钱没回来，德昌注销了。你爸打电话给我，打了十七个，我一个没接。”他睁开眼，“我在开会。开完会，人家告诉我，他从楼上下来了。”
我手指扣在椅子边上。
“你爸的丧事，我没去。”他说，“我让人送了花圈，写了三个字，一路走好。”
“为什么不来?”
“我怕。”他说，“我一进那个门，就得承认是我签的字。”
我把手松开。
“这十年，你在我楼里扫地。”他说，“第二天我就知道了。人事把名单给我，我看见'陈默'，看见身份证号，看见你老家的地址。”
“那您为什么留我?”
“我想看看，你要干什么。”他说，“后来我知道了，你在找东西。你找得那么细，每一层都擦，每个桶都翻。”
“您不怕我找到?”
“我怕。”他说，“我也等着。”
“等什么?”
“等你找到。”他咳嗽了两声，“我这种人，自己下不了手。我等着有人替我下手。”
门口有人敲门。律师进来，四十多岁，戴眼镜，手里拿着一个牛皮纸信封。
律师递给我一张名片。
“林先生，有事可以找我。”
“我没事。”
“以后会有。”
“周先生。”
“给他。”周敬山抬了抬下巴。
律师把信封递给我。
“周先生，这份东西，我建议您再考虑一下。”律师说。
“考虑什么?”
“这封信一旦交出去，性质就变了。”律师看了我一眼，“它是证据。”
“什么证据?”
“证明林建国生前就知道担保的事，并且没有报案。”律师说，“对林先生来说，这封信不一定是好事。”
我看着那个信封。
“什么意思?”
“意思是，”律师说，“这封信能证明赵秉坤有罪，也能证明林建国自愿。”
“我爸自愿?”
“信里写着，'我信他'。”律师说，“法官会看见。”
房间里静了。
“给我。”我说。
律师看了周敬山一眼。周敬山点头。
信封很旧，边上磨毛了。上面一行字，钢笔写的：
“周敬山 亲启”
那三个字，竖笔带钩。
我爸的字。
“这封信，他跳之前寄到我公司的。”周敬山说，“我收了十年，没敢拆。”
“为什么现在给我?”
“因为我要死了。”
“您死不了。”
“死不了也得还。”他说，“你拆吧。当着我面。”
我把信封放在腿上，手指压在封口上。
没拆。
“我回去拆。”
他看了我一会儿，笑了一下。“你这脾气，跟你爸一样。”
“我爸什么脾气?”
“该狠的时候不狠，该软的时候不软。”他说，“他要是当年把我告了，我早进去了。”
“他为什么不告?”
“因为他信我。”周敬山说，“他信我能还上。”
我把信封收进衣服里。
“周董，我问您最后一个事。”
“你问。”
“我妈那三千块，您为什么写'补偿'?”
他愣了一下。
“因为我不知道该写什么。”他说，“写'对不起'，她不会收。写'补偿'，她会当是赔偿。”
“她收了十年。”
“她收了十年。”他说，“她一次没问过是谁打的。”
我站起来。
“您好好养。”
“老陈。”
“嗯。”
“周年庆，你来吗?”
“我扫地，当然来。”
出门的时候，周宁站在走廊。
“他跟你说什么了?”
“他说他签了字。”
“还有呢?”
“他说他等了我十年。”
她低下头，手指在包带上绕了一圈。
“陈师傅，我不求您原谅他。”她说，“我只求您，别在他还活着的时候，把这事捅出去。”
“为什么?”
“他心脏不行。”她说，“捅出去，他撑不过这个月。”
“那赵秉坤呢?”
“赵秉坤跑不了。”她说，“我等了三年，不差这一个月。”
9 周年庆
十一月二十七号晚上，小满在垃圾房等我。
“陈叔，明天您真要在台上弄?”
“嗯。”
“您想过后果吗?”
“想过。”
“什么后果?”
“我干不下去。”我说，“可能还得进去。”
她把一个塑料袋递给我。
“这是什么?”
“我爸的送货单，复印的。”她说，“您要是出事，我拿着这个去报案。”
“你报案，赵秉坤会找你。”
“我知道。”
“你不怕?”
“我怕。”她说，“可我爸等了十年，也没等到一句公道。”
我把袋子推回去。
“你留着。”
“为什么?”
“因为我不会出事。”
“您凭什么这么有把握?”
“凭我扫了十年地。”我说，“这楼里，没人比我更知道哪儿有摄像头。”
十一月二十八号，敬山集团十周年。
一楼大厅铺了红毯，摆了四十桌。门口一块大背板，写着“十年同行”。来了记者，架着两台摄像机，市里的商会的也来了。
我负责会场保洁。
开场前，我站在角落看人。
来的都是熟脸。有财务的，有人事的，有当年跟我一起扫楼的。
他们从我面前过，没人看我。
有个经理差点撞到我，说了句“借过”，眼睛没抬。
十年了，一直是这样。
我把拖把往墙边挪了挪。
六点开始，我推着车在场子边上转，捡地上的纸杯、烟头、彩带。
音控台在舞台左侧，一台笔记本，一个调音台，一个年轻的音控师。
七点，音控师去厕所。我推车过去，把台边的空瓶收进袋子。
笔记本开着，屏幕亮着，播放器停在“敬山十周年宣传片.mp4”。
我口袋里有张卡。
卡是三个月前办的，里面存了一段音频，文件名叫“敬山十周年宣传片-终版.mp4”。
我把卡插进读卡器。
读卡器是音控台的，插在笔记本上。
我把文件拖进播放列表，排在第一位。
原来的宣传片，我改了名，排到第二位。
前后用了四十秒。
音控师回来的时候，我正在擦台子的边角。
“师傅，这儿不用擦。”
“周总说要干净。”
“行吧。”他坐回去，戴上耳机。
我推着车走开，手在裤子上擦了两下。
七点二十，主持人上台。
“各位来宾，各位同仁，敬山集团十周年庆典，现在开始。”
第一项，周宁讲话。她今天穿了件白衬衫，头发扎起来，讲得不长。
“我爸今天不在。”她说，“他让我带一句话：这十年，谢谢大家。”
掌声。
第二项，老员工表彰。赵秉坤上台颁奖，笑得很好看。
“我在敬山十七年。”他拿着话筒，“从一个小部门做到今天，靠的是什么?靠的是信任。”
台下鼓掌。
我推着车从他脚边过，把台边一个空瓶捡起来。
周宁回到座位，经过我身边。
“陈师傅。”
“周总。”
“今天人多，看好台子边上，别让人挤上来。”
“好。”
“还有，”她压低声音，“一会儿大屏要是出问题，你别管。”
我抬头看她。
“什么意思?”
“没什么意思。”她说，“我就是提前说一声。”
她走了。
我站在台边，手里的抹布捏成一团。
第三项，宣传片。
音控师点了一下鼠标。
大屏亮了。
画面不是宣传片。
是一段录音的波形，黑色的，一条一条往上跳。
然后是声音。
“……德昌那边，我跟林建国说好了，就是走个手续，三天解押。他那个人，实，好骗。”
场子里先是没人说话。
然后有人站起来。
画面切到第二段。
“……章在他抽屉里，我让人拿的。签个字，谁看得出来。”
第三段。
“……他跳了，那是他自己想不开。合同是真的，字是他签的，告到哪儿都没用。”
赵秉坤站在台边，手里的奖杯还没放下。
“关掉!”他喊，“关掉!”
音控师手忙脚乱，鼠标点了几下，画面没动。
第四段。
“……老周那边，不用管。他签了字，他比我还怕。”
大厅里开始有人说话，声音一层一层往上叠。记者把摄像机架到了台前。
第五段。
“……那个扫地的，叫陈默，我早就觉得他不对劲。一个扫地的，天天往董事长室跑，你说他想干什么?”
第六段，是合同的照片。担保合同，签字页，“林建国”三个字，带钩那一竖。
第七段，是转账回单，一张一张往下翻，备注“补偿”。
第八段，是我爸的身份证照片，还有一条新闻截图：
“原董事长林建国因经营不善，引咎自尽。”
有记者挤到台前。
“赵总，录音里的人是谁?”
赵秉坤没答。
“赵总，德昌和敬山是什么关系?”
“让开!”
话筒掉在地上，被人踩了一脚。
我把拖把拎起来，走到台前。
红毯上有一摊洒了的红酒，我蹲下去，擦。
赵秉坤看着我。
“是你。”
“是我。”
“你他妈一个扫地的——”
“扫地的。”我说，“这楼里每个屋我都进得去，每个桶我都翻得着。你们当着我的面打电话，因为我不算人。”
“你以为放几段录音就能扳倒我?”他往前走了两步，被保安拦住，“合同是真的!签字是真的!你能证明什么?”
“我能证明章是我爸盖的，字是别人写的。”我说，“我还能证明，德昌的老板是你表弟。”
大厅里安静了一下，又炸开。
大厅里安静了一下，又炸开。
有人在拍照。有人往门口走。
赵秉坤的秘书站在桌边，手里拿着手机，一动不动。
周宁从第一排站起来，走到台侧，跟保安说了句什么。
保安没动。
“叫警察。”她说。
保安还是没动。
“我让你叫警察。”
保安这才掏出对讲机。
八点十分，警车到了楼下。
两个人进来，出示证件，把赵秉坤带走。
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停下来。
“陈师傅。”
“赵总。”
他笑了一下，那种笑我看不懂。
“你爸是自己跳的。”他说，“没人推他。”
警车门关上。
周宁站在台上，拿着话筒，一直没说话。
等人散得差不多了，她走过来。
“陈师傅。”
“周总。”
“明天，你去人事部，把合同续了。”她说，“十年太长了，续十年。”
我看着她。
“我爸知道你是谁。”她说，“是他让我别拦你的。”
我把拖把靠在墙边，没说话。
“你早就知道?”我问。
“我三年前知道的。”她说，“那天他在书房里哭，我从来没见过他哭。”
“他哭什么?”
“哭你爸。”她说，“也哭他自己。”
10 认错人
十一月三十号，合同到期。
人事把续签的合同放在我面前，一式两份，期限十年。
孙经理笑得比上次和气。“陈师傅，签这儿。”
我没签。
“我先想想。”
“想什么?工资还涨了两百。”
“想我配不配。”
她愣了一下，把笔收回去。
“那你快点。合同不签，明天就断。”
“我知道。”
下午，经侦那边让我去补一份笔录。
走廊里我碰见赵秉坤。
他穿着看守所发的外套，手腕上有印子。两个人押着他，从另一头过来。
看见我，他停住。
“陈师傅。”
“赵总。”
“你爸是自己跳的。”他说，“没人推他。合同是真的，字是他签的，章是他盖的。我一个字没造假。”
“录音里你说，章是你让人拿的。”
“拿章，是为了盖章。”他笑，“不拿章，合同怎么生效?你爸签了字，我帮他盖个章，这叫帮忙。”
“你表弟的公司，也是帮忙?”
“德昌是我表弟的，没错。”他说，“可德昌是正规公司，有执照，有账。你爸愿意签，因为他不签，厂子当天就停。”
押他的人推了他一下。
他往前走，走两步又回头。
“你查了十年，查出来什么?查出来是你爸自己要签的。”他说，“你恨错人了。”
“我恨谁?”
“你恨老周。”他说，“你恨了十年。可老周对你爸，比你爸对他还客气。”
“你倒是清楚。”
“我当然清楚。”他笑，“这楼里，我比谁都清楚。”
“赵总。”
“嗯。”
“你表弟叫什么?”
他愣了一下。
“赵德海。”
“他现在在哪儿?”
“跑了。”他说，“上个月跑了，去了南边。”
“钱呢?”
“钱早分了。”他笑，“陈师傅，你以为你抓着我，钱就能回来?”
“我不要钱。”
“那你要什么?”
“我要你站在台上，把话说完。”
他看着我，脸上的笑慢慢没了。
“你狠。”他说，“你比我狠。”
“我不狠。”我说，“我就是记性好。”
那天晚上，我回了出租屋。
信封放在桌上，压了六天，我一直没拆。
我用小刀把封口划开。
里面三张纸，信纸，格子那种，边角软了。
字是我爸的。竖笔带钩。
“老周：
写这封信的时候，厂里已经停工了。工人的工资我发到上个月，剩下的，我实在拿不出来。
合同是我签的，章是我盖的。秉坤说三天就解押，我信他。他是我兄弟，从九几年就跟着我跑货，我信他。
你别怪他。他不知道会走到这一步。他要是知道，不会让我签。
我知道你难。你要上市，账上不能有窟窿。这事到这儿，我不怪你。
我这一辈子，就会做一件事，把铁拧成螺丝。厂子没了，我也没什么用了。
工人老李的儿子还在上大学，我欠他三个月工资。你要是方便，替我还了。不方便就算了。
林建国
2014年5月6日“
我坐在桌前，把信看了三遍。
信纸是格子的，边缘有一道折痕，折了很多年。
第二段末尾有个墨点，像是写到那儿，笔停了很久。
我把它举起来，对着灯照。
纸背透过光，能看见一点隐约的字迹，是上一页压下去的。
看不清。
第三遍的时候，我看清了一件事。
我爸到死都管赵秉坤叫兄弟。
他不知道，德昌的老板是赵秉坤的表弟。
他不知道，那三百万根本没进过他的账，钱从银行出来，转了三道，最后回到敬山的一个关联户头。
他不知道，他的私章不是被偷的，是他亲手交出去的——赵秉坤跟他说，盖个章，走个流程，三天就还。
他什么都不知道。
他只知道，他信的那个人，是他兄弟。
我在桌前坐了很久。
后来我站起来，去厨房烧了壶水，泡了碗面。
面泡好了，我没吃。
我把信折起来，放回信封，信封放进铁盒，铁盒塞回床底。
然后我躺下，睁着眼到天亮。
窗外的天一点点亮起来，楼下有人开始扫地，扫帚刮着水泥地，一下一下。
那声音我听了十年。
我把信放下，手在抖。
十年。
我在这个楼里跪了十年，跪那块地毯，跪那些垃圾桶，跪那些当我是空气的人。
我以为我在找一个人。
其实我找的是两个人：一个我以为的仇人，一个我从来没怀疑过的兄弟。
我给小满打了个电话。
“陈叔?”
“信我拿到了。”
“什么信?”
“我爸写的。”我说，“他护着赵秉坤，护到最后。”
那边静了一会儿。
“陈叔。”
“嗯。”
“您别难受。”
“我不难受。”我说，“我就是觉得，我爸这辈子，太实了。”
“实不好吗?”
“实好。”我说，“实的人，活得短。”
我拿起手机，给周宁发短信。我不会打字，一个字一个字按。
“信我看了。”
她回得很快。
“你在哪儿?我过来。”
半小时后，她的车停在楼下。
她没上来，我下去，坐进副驾。
“我爸看了那封信?”我问。
“他看了。”她说，“三年前，他把信给我看，说，这个人要是找上门，你别拦。”
“三年前?”
“三年前他查出来心脏有问题。”她说，“他开始写东西，写了一份东西，放在律师那儿。”
“什么东西?”
“遗书。”她说，“也不算。他在里头写，他欠林建国一条命，欠林默十年。他让我把公司该清的东西清干净，把赵秉坤送进去。”
车里很静。
“他为什么不自己举报?”
“因为他签了字。”她说，“他举报赵秉坤，赵秉坤就会把他一起咬出来。他是担保人，背书上写着'自愿作保'。”
“所以让我来。”
“不是让你来。”她转过头看我，“是等你自己来。”
“你们等了十年。”
“他等了十年。”她说，“他每个月给你打三千块，你一次没退。他知道你在。”
我没说话。
“陈师傅，”她说，“我爸不是好人。他也不是坏人。他就是个想把公司做成的人。”
“那我呢?”
“你是他欠的债。”
她把我送到楼下。
“陈师傅。”
“嗯。”
“明天您还来扫地吗?”
“来。”
“为什么?”
“合同还没到期。”我说，“我到三十号。”
她笑了。
“您这人，真怪。”
“我不怪。”我说，“我就是守规矩。”
她说完这句，把车熄了火。
“还有件事，我该告诉你。”
“你说。”
“赵秉坤的案子，我压了三个月。”她说，“录音早就拿到了，在周年庆之前。我没交。”
“为什么?”
“因为我在等我爸点头。”她说，“他点了，我才放。”
“他什么时候点的?”
“他进手术室之前。”她说，“他跟我说，放了。让我别管他了。”
11 十年
十二月三号，我请了半天假。
我把那个本子翻出来，从头看。
第一页，2016年，十七层，灯开关在门后左边，监控在电梯口，盲区在茶水间那面墙。
第二页，2017年，赵秉坤每周二下午三点开会，会前十分钟抽一支烟。
一页一页，写了十年。
翻到中间，我看见三处，用红笔圈过。
第一处：保险柜密码。
那张便签，压在键盘底下。
我想起那天的情形。我擦桌子，抹布从桌角往里走，走到键盘那儿，便签露出来。
我以为是运气。
现在我明白了。赵秉坤那个人，桌子从来不许别人动。便签压在键盘底下，谁擦桌子都看不见——除非擦的人，弯着腰，从桌子那一头一路擦过来。
整栋楼里，只有我一个人这么擦桌子。
第二处：烧剩的担保书。
烧了一半，剩下半张，签名栏还在。
烧纸的人要是真想烧，会烧干净。半张，签名的位置还留着，那不是失手。
那天我还在想，是谁烧的，为什么烧一半。
第三处：地毯下的文件袋。
胶带老化发黄，压在胶合板缝边上。那位置，掀地毯的人要是不趴下去看，绝对看不见。
而那天，厂家的人来了三个，我一个扫地的，凭什么知道“东南角”、“压条先撬”?
是主管打的电话。主管说，厂家的人不懂管线，让我去。
主管是周敬山的人。
我把本子合上。
十年里，我拿到三样硬东西：一个密码，半张合同，一个文件袋。
三样都来得太容易了。
容易到我一直以为，是我自己找得细。
不是。
是有人一件一件，放在我脚边上。
我想起2016年，我刚来那会儿。
那时候我不知道周敬山认出了我。我把工牌挂在脖子上，第一天就上了十七层。
他坐在桌子后面，抬头看了一眼。
“新来的?”
“是。”
“叫什么?”
“陈默。”
“陈默。”他重复了一遍，低下头，“好好干。”
那天他一句话没多说。
现在我知道了。他听见“陈默”两个字的时候，手里那支笔停了一下。
我看见了，当时以为他在想别的事。
十年里，这样的停一下，有无数次。
他知道我每天几点到，知道我每层停多久，知道我弯腰的角度，知道我翻垃圾桶的顺序。
他把我放在这个楼里，放了十年，然后一件一件，把刀递给我。
我不是猎人。
我是刀。
中午，小满来找我。
“陈叔，赵德海抓到了。”
“在哪儿?”
“机场。”她说，“他买了去南边的机票，安检的时候被拦下的。”
“钱呢?”
“冻结了三个账户。”她说，“剩下的，还在查。”
我坐在台阶上，没说话。
“陈叔，您不高兴?”
“高兴。”我说，“就是有点空。”
“空?”
“十年了。”我说，“我每天早上四点二十起来，想着今天要看哪一层，翻哪个桶，记哪句话。现在不用了。”
“那您明天干什么?”
“不知道。”
她坐在我旁边。
“陈叔，我爸的货款到了。”
“嗯?”
“到了。”她说，“他昨天给我打电话，哭了。他说，十年了，总算有人认这个账。”
“哭什么。”
“哭他自己傻。”她说。
下午，我去了公司。
十七层还是那样，灯亮一半。我推着车，把走廊从东头擦到西头。
走到董事长室门口，我停了一下。
门开着。周敬山坐在里头，刚出院，脸色还白。
“进来。”
我进去。
“坐。”
我没坐。
“都看明白了?”他问。
“看明白了。”
“那你恨我吗?”
我想了一下。
“恨。”我说，“也谢谢您。”
他抬起头。
“谢什么?”
“谢您让我把地扫干净了。”
他看着我，眼睛慢慢红了。
“老陈。”
“嗯。”
“那三样东西，是我放的。”他说，“便签是我让人从赵的抽屉里拿出来，压在键盘底下的。那张合同，是我让秘书烧的，我看着火，说火小了，就烧一半。文件袋，是我2014年藏的。”
“您藏了十年。”
“我怕。”他说，“我怕这东西在我手里，我活不长。”
“现在呢?”
“现在我不怕了。”
“老陈，我给你看样东西。”
他从抽屉里拿出一个本子。
本子很旧，封皮掉了。
“这是什么?”
“账。”他说，“十年，我记的账。”
我翻开。
第一页：2016年，三千。
第二页：2017年，三千，另加五百，老李工资。
一页一页，写到最后。
“每个月我都记。”他说，“一共一百二十页。”
“您记这个干什么?”
“我怕我忘了。”他说，“人老了，会忘。忘了我欠谁，忘了我做过什么。”
我把本子合上。
“周董。”
“嗯。”
“您这本子，比我的细。”
本子最后一页，是空的。
十年前买这个本子的时候，我在第一页写了三个字：找证据。
现在我把那三个字划掉了。
划得很轻。
旁边写了一行新的：地扫完了。
写完我把笔盖上，把本子放进包里。
口袋里有样东西硌着我。
是老周给的那包烟。
我拿出来，抽了一根。
十年了，第一次抽完一根。
晚上，老周请我吃了碗面。
“老陈，你要走了?”
“嗯。”
“去哪儿?”
“不知道。”
他吃了两口，放下筷子。
“我干二十年，就学会一件事。”他说，“看得见的东西，别装看不见。”
“什么意思?”
“你在十七层看见的，我都看见过。”他说，“我没说，是因为我有一家老小。”
“我不怪你。”
“我怪我自己。”他说，“这些年，我每天晚上都睡不好。”
“那你现在睡得好吗?”
“好点了。”他说，“因为有人替我说了。”
晚上，小满来找我，带了两瓶水，还是那种最便宜的。
“陈叔，判决下来了。”
“什么时候?”
“昨天。”她把手机递过来，“七年。罚金八十万。”
我看着屏幕上那张照片，赵秉坤低着头，头发白了。
“还有，”她说，“我爸的货款，周总签字了，月底到账。”
“多少?”
“八十万，一分不少。”
她把手机收回去，坐在台阶上。
“陈叔，您以后还在这儿干吗?”
“不知道。”
“周总说要续您十年。”
“我知道。”
她拧开一瓶水，递给我。
“陈叔。”
“嗯。”
“那您还恨吗?”
我接过水，喝了一口。
楼下的车一辆一辆过去，灯照在墙上，一道一道。
“不知道。”我说，“恨了十年，忽然没人可恨了。”
第二天，周宁打电话来。
“陈师傅，公司这边，我清了七个人。”
“都是谁?”
“赵秉坤的人。”她说，“财务一个，行政两个，保安三个，还有一个副总。”
“清干净了?”
“没有。”她说，“有些账，清不干净，只能摊开。”
“那就摊开。”
她笑了一声。
“您说话，越来越像我爸。”
“我不像。”我说，“我像我爸。”
12 最后一桶水
十二月二十号，周敬山出院。
那天他没回公司，直接回了家。周宁打电话，说他想见我一面。
我去的时候，他坐在书房，身上披着一件旧毛衣。
墙上那张照片还在，两个年轻人，一个穿背心，一个穿衬衫。
“老陈。”
“周董。”
“坐。”
我坐下。
他把一个文件袋推过来。
“这是什么?”
“公司的股份，百分之三。”他说，“不多，够你过日子。”
我没动。
“这不是补偿。”他说，“补偿是钱，钱补不了人。这是我欠你爸的。”
“您欠我爸的，我爸说他不怪您。”
“他怪我。”周敬山说，“他信里写不怪我，那是他客气。他这辈子，最恨别人拿他当傻子。”
我没接话。
“赵秉坤判了七年。”他说，“我该高兴。我高兴不起来。”
“为什么?”
“因为我也该坐在那儿。”他说，“我签了字，我收了钱，我十年没报案。”
房间里静了很久。
“周董，我问您个事。”
“你问。”
“十年前，您为什么留我?”
他抬起头，看着我。
“因为你爸临死前，给我寄了这封信。”他说，“信里有一句：老周，我儿子学会计，人实，你要是能帮，帮一把。”
我手指收紧了。
“我帮不了。”他说，“我把你留在楼里扫地，一个月三千。我知道这不是帮，这是让你看着我，让你恨我。”
“您知道我恨您?”
“我知道。”他说，“你每天擦我的桌子，从来不看我。十年，一次没看。”
我站起来。
“股份我不要。”
“为什么?”
“我不是来要钱的。”
“那你来干什么?”
我想了想。
“我来扫地的。”
他笑了。这一次笑得像是真的。
“行。”他说，“那你扫吧。”
我走到门口，又回头。
“周董。”
“嗯。”
“那三十七万，我收了。”
“什么三十七万?”
“十年，三千。”我说，“我妈收了十年，一共三十六万。我算过，差三个月，三十七万。”
他愣住了。
“那钱，我拿来还我爸欠老李的工资。”我说，“老李的儿子，前年毕业了。”
他坐在那儿，手撑着桌子，慢慢把脸埋下去。
十二月二十六号，周宁来找我。
“陈师傅，合同的事，您想好了吗?”
“想好了。”
“签不签?”
“不签。”
她看着我。
“为什么?”
“我在这儿干了十年。”我说，“十年里，我没请过一天假，没迟到过一次。”
“我知道。”
“我不是不想干。”我说，“我是干不下去了。”
“因为地方?”
“因为人。”我说，“这楼里每个人都认识我，可没人知道我叫什么。”
她沉默了一会儿。
“我爸知道。”
“他知道的，是林默。”
“那你叫什么?”
我想了想。
“我叫林默。”我说，“陈默是我妈的姓。”
十二月二十八号，我回了趟老家。
我爸的墓在城外的山坡上，一块青石碑，字是新刻的。
我把一束菊花放在碑前。
“爸。”
风很大，纸灰刮起来。
“地扫干净了。”
我在碑前坐了半个钟头。
“那个姓赵的，判了七年。”
“老周也快了。”
“你托我办的事，办了。老李的儿子，毕业了。”
说完这些，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
“我以后不扫地了。”
“我想开个小店，就在楼下。”
“卖什么还没想好。”
风把菊花吹倒了一枝，我扶起来，压了块石头。
回城那天，我去了我妈那儿。
她正在阳台上晒被子。
“回来了?”
“回来了。”
“吃饭没?”
“没。”
她下楼给我煮了碗面，卧了两个鸡蛋。
“工作怎么样?”
“辞了。”
她手里的筷子停了一下。
“辞了也好。”她说，“你这些年，没睡过好觉。”
“妈。”
“嗯。”
“那三千块钱，你知道是谁打的吗?”
她低头，把面推到我面前。
“知道。”
“你怎么知道的?”
“第一笔到账那年，我去银行查过。”她说，“汇款人姓周。”
“你为什么不问?”
“问了，你就不干活了。”她说，“你得自己找。”
十二月三十一号，最后一天。
我四点二十到，推车上楼。
十七层，董事长办公室，地毯已经换了新的，浅灰。靠窗那块干干净净，没有印子。
我擦了一遍桌子，倒了垃圾，把杯子刷了。
五点，老周来找我。
“老陈，听说你不干了?”
“不干了。”
“可惜。”他叹口气，“你这活儿，干得比谁都细。”
“细什么。”我说，“就是弯得下腰。”
“下家找好了?”
“还没。”
“我给你问了一个，隔壁写字楼，活儿轻，一个月四千二。”
“不用。”我说，“我先歇着。”
老周掏出烟，点上，抽了一口。
“老陈，我干二十年，见过不少人走。”他说，“走的人，大多是被赶走的。像你这样自己走的，少。”
“我也不想走。”
“那你还走?”
我看着窗外。
“地扫干净了，人就该走。”
七点五十，我下楼，把工服脱了，叠好，放在工具间的架子上。
走之前，我把工具间收拾了一遍。
抹布叠成方块，按大小排好。
清洁剂三瓶，标签朝外。
拖把头洗了，晾在架子上。
老周站在门口看。
“你这是要走，还是要来?”
“要走。”
“走还收拾这么干净?”
“习惯了。”我说，“脏东西留给别人，不合适。”
拖把挂回东头第二个钩。
我想了想，又把它取下来。
拎着拖把，走出工具间。
一楼大厅，天刚亮，玻璃门上映着外面的车灯。
我把拖把靠在门边的墙上。
保安室里有人喊：“陈师傅，走了?”
“走了。”
“以后还来吗?”
“不来了。”
“可惜。”他说，“你扫得干净。”
“干净不了。”我说，“这楼里，脏东西太多。”
他笑了。
“你这人，走了还骂人。”
“我不骂人。”我说，“我说实话。”
七点五十五，老周下来送我。
“老陈。”
“嗯。”
“这个给你。”他递过来一个塑料袋。
我打开，里面是一双新的劳保手套，还有一包烟。
“手套我不用了。”
“拿着。”他说，“万一以后还用得上。”
我把手套塞进包里。
“老周。”
“啊。”
“十七层那块新地毯，别用湿布擦，要用干的。”
“我记住了。”
“茶水间的碎纸机一直卡纸，让他们换。”
“我记住了。”
他看着我，眼睛有点红。
“老陈，你干得比我好。”
“我干得比谁都慢。”
“慢才好。”他说，“慢的人，才看得见东西。”
十年了，这根拖把比我陪我爸的时间还长。
我推开玻璃门。
门上的倒影里，站着两个人。
一个是穿工服的我，一个是我爸，还穿着那件背心，手里拿着一把扳手。
“爸。”我说。
“地扫干净了。”
我走出大门，天已经亮了。
街上有卖早点的，蒸汽从锅里冒出来。
我买了一个包子，站在路边吃。
吃完，我在裤子上擦了擦手。
手上没有茧了。十年，茧磨掉了，皮也磨薄了。
我抬头看了一眼十七层。
窗户关着，看不到里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