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五点五十
五点四十分，周德贵摸黑进了小屋。
门轴叫一声。他不拉灯，先摸桌子，摸到桌沿，再摸到那台机器的铁壳，手掌在上面停一下——凉的。夏天不该这么凉，是夜里下了雨，屋里潮。他这才拉灯。
灯是六十瓦的白炽灯，吊在梁上，晃两下才定住。屋子两米八宽，四米长，一张桌占了一半。桌上的东西摆得像是二十年没动过：左边是功放，一个铁壳子，面板上一排旋钮，旋钮上的字早磨没了，剩几个模糊的刻度；右边是话筒，话筒上包着一块红布。
红布是他老婆一九八三年缝的。那年他跟她说，讲话的时候嘴里出气，怕唾沫星子溅进去，机器要坏。她就找了块做被面的红布，剪了方方一块，边上用缝纫机轧了一道。轧得歪，一边宽一边窄。他用了十八年。布洗过七八回，红褪成粉的，靠话筒头那一圈已经发黑。
墙上挂着一本《广播稿登记簿》，硬皮，封面写着“雾溪镇广播站 一九八一年”。簿子用麻绳捆着，捆了三道——纸页太满，不捆要散。他每天进门第一件事不是开机器，是翻簿子。翻到最后一页，昨天的记录：七月二十五日，晴。上午播“关于收缴今年农业税的通知”三遍。中午播“杨光荣家娶媳妇，定于明日晌午开席”两遍。晚间断电，未播。底下是他的字，钢笔，一横一竖很用力，像刻的。
他坐下，把话筒往前推半寸。
五点五十，推闸。
闸刀在桌下，铜的。一推上去，屋里“嗡”一声，功放面板上那盏小灯亮了，黄的一点。电压表指针从零弹起来，抖一抖，停在二百二。他不看表，他听。
后窗外，镇政府楼顶那只喇叭“咳”了一声。很短，像有人清了清嗓子。接着是中学教学楼顶那只，也“咳”。再接着是老街口电线杆上那只，声音最远，从两条街外传过来，闷闷的，“咳”。
三只喇叭都活着。他这才把手从闸刀上拿开。
这个“咳”是电容充电，喇叭的纸盆先动一下。他不懂原理，只知道这声音代表线路通着。二十一年，他每天早上等这一声，像等一个人回话。
五点五十五，他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磁带转起来，沙沙一阵，喇叭里响起《东方红》。磁带是一九七八年县广播站发的，盒上他用圆珠笔写着“东方红 七十八年买”，字迹被时间泡开了。这首歌放了二十一年，喇叭里的“东方红”已经不太像歌，像一条被磨细的绳子，你听得见它快断了。
他趁着这四分钟把登记簿翻到空白页，写上日期。今天要播的东西，昨天晚上他已经写在手心里了。
六点整，《东方红》完。他按下话筒键，喉咙里先聚一口气。
“雾溪镇广播站，现在开始播音。”
他的声音从三只喇叭里出去，同时落在镇上的屋顶、树梢、河面上，有点回声。
“今天，七月二十六，农历六月初六。天气：多云转阴，午后有阵雨，偏南风二到三级。最高气温二十九度。”
他停了一下。
“晒谷子的，抓紧。”
这句不在稿子上。镇气象站只报“多云转阴，午后有阵雨”，后头那半句是他自己加的，加了大概有六七年。他不觉得自己在改天气，他觉得天气是给人听的，不是给纸听的。
六点十分，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的新闻。他把音量拧小，起身到门口抽烟。
门开着，晨雾从河上漫过来，贴着街面走，走到镇政府的水泥台阶上就散了。他站在门槛里，看着雾。雾溪镇的雾有名，一年有两百天。镇名就是这么来的。老人说，早年这地方叫“雾起”，后来叫白了。
街上开始有声音了。杨屠户的案板“咚、咚”，他在剁骨头。哑巴豆腐摊的车轱辘碾过石板，“咯噔咯噔”，走到桥头就停。中学的门卫在拉铁门，铁门蹭地，“吱——”，拖得很长。这些声音他都熟，闭着眼能说出现在是几点，靠的不是表。
七点，播音结束。他推下闸刀，功放还温着。屋里安静下来，只有电流的余响在耳朵里嗡嗡，像一群蚊子飞远了。
他把今天的稿子抄进登记簿，一行一行，抄完在末尾画个句号。然后他抬头，看见门后墙上贴着的那张纸。
纸是县广播电视局发的，白纸黑字，右下角一个红章。《关于做好乡镇广播电视站撤并工作的通知》。通知说，全县乡镇广播站于本年八月三十一日前完成撤并，设备清点造册，线路拆除，人员由县局统一分流安置。
通知在他门后贴了十九天。他每天进门出门都看见。
他走过去，伸手把纸揭下来，对着光看了很久。看完了，又贴回去，从抽屉里拿出一卷胶布，把翘起来的那个角压平。
压了两遍。
2 一九八一年的那声“喂”
一九八一年春天，公社改乡，乡里要办广播站。他从公社文艺宣传队转过来。
宣传队在河对岸的粮管所排练，唱《东方红》《大海航行靠舵手》，也唱山歌。他嗓子好，唱山歌能压过一条河。队里十二个人，他最年轻，也最野，唱到兴头上会自己加词。
广播站分了一间屋，在公社后院，原来是放农具的，墙上有铁锹印。设备是从区里拉来的：一台扩音机，三只喇叭，一卷电线，一盒磁带。县里来了个技术员，教他接线，教了三天。技术员走的时候说，这东西简单，红的接红的，黑的接黑的，你别把线接反了，接反了要烧。
他记住了。二十年没烧过。
第一次试音是四月的一个下午。他把线接好，闸刀推上去，功放热起来。他对着话筒，不知道该说什么。技术员说过，先“喂”一声，试试。
他就“喂”了一声。
三只喇叭同时“喂”了出来。声音比他大得多，从镇政府楼顶砸下来，从中学的院墙翻过去，从老街口的电线杆上滚到河面上。他吓得往后一退，后腰撞在凳子上，凳子翻倒，他一屁股坐在地上。
外头有人跑到后院来看，以为出了事。他坐在地上，手还扶着桌沿，脸红到耳根。那人问：“周德贵，你喊啥？”
他说：“我试机器。”
那人说：“你这机器，嗓门比你还大。”
那天下午，全镇都听见他“喂”了一声。这件事被人笑了好几年。有人说，周德贵进广播站，第一句话是个“喂”。
第二年夏天，秀兰从河对岸嫁过来。
她是下坝村的，家里种水田。那年插秧，她在田里弯着腰，听见河这边喇叭响。每天傍晚六点半，喇叭里放歌，放《社员都是向阳花》，也放他唱的山歌。他唱的时候不报名字，镇上人听得出是他的嗓子。
她后来跟他说，她嫁给的是那个声音。说这话的时候她在灶台前，头也没回。他当时笑，说声音能当饭吃？她说，声音不能当饭吃，可是听着心里踏实。
这话他记了二十年。后来她不再说了。
他在广播站干的事，说穿了就三样：念通知，放歌，替人喊话。
念通知是公家的。开会、交粮、打疫苗、防山火、计划生育、修水利，一年到头念不完。念的时候用普通话，一句一句，念三遍。他练出了一副念公文的嗓子，平，稳，不带感情。县里来检查，说雾溪镇的广播最规范。
放歌是半公半私。八十年代，镇上谁家娶媳妇、上梁、做寿，都要来点歌。五块钱一首，钱交财政，他在登记簿上记一笔：某年某月某日，某某点《在希望的田野上》，一遍。他不收钱，也不许人塞烟。有一回杨屠户塞给他一块腊肉，他挂到后院墙上，挂了半个月，最后让秀兰拿回去还了。
替人喊话是私的，也是最要紧的。
镇上死了人，家属来站上，眼睛红着，说“周同志，帮我喊一声”。他就问清楚：名字，岁数，什么时候走的，什么时候出殡，哪条路走。问完了，写在纸上，念三遍。念的时候声音放低一点，慢一点。他为此专门调过功放的音量，比念通知低一格。
一九八四年冬天，他念错过一次。
杨家的老人过世，七十三岁。家属说的是“七十三”，他写在纸上，不知怎么写成了“三十七”。念出去的时候，喇叭里说：“杨门张氏，因病去世，享年三十七岁。”
街上先是一静，接着有人笑。老人的儿子正在灵堂里跪着，听见了，脸一下子涨红，跑到广播站，堵着门骂了半个钟头。骂的话难听，他没还嘴，站在门口，让骂。
骂完了，那人蹲在地上哭。他也蹲下去。两个人蹲在后院的水泥地上，谁也不说话。后来他把那张纸找出来，划掉，重新写，重新念。念的时候他声音抖。
这件事他没跟秀兰说过。秀兰是听街上人说的。她回家问他：“你咋能念错？”他说：“我写错了。”她说：“你写错了，人家哭错了一场。”他说：“我知道。”
从那以后，他念丧事，一律让家属自己把岁数写在纸上，写完他看着人念一遍，念对了，他才念。
找孩子的事，他做过不止一回。
一九八九年秋天，杨家坳一个女人跑到站上，鞋都跑掉一只，说五岁的娃不见了，中午还在门口玩，下午就没了。她说话说不成句，一直重复“穿蓝褂子，穿蓝褂子”。
他问清了娃的名字、样貌、几点丢的，然后开机。
“杨家坳的乡亲注意，杨家坳杨光学家的娃娃杨小勇，五岁，穿蓝褂子，今天晌午在门口走失，请各户人家看看自家院子、猪圈、草垛，看见了送到广播站。”
念一遍，停两分钟，再念。念了七遍，四十分钟。他念到第五遍的时候嗓子开始破，还是念。
天黑前，下游碾坊的老汉来了，说娃在他那儿。娃追一只鸡，追到河边，爬上了碾盘，在碾盘上睡着了，睡得很沉，老汉推碾子推了半个时辰才发现。
女人抱着娃来站上，要给他跪下。他扶住，说别，别。女人从兜里掏出五块钱，他推回去。女人又掏，他还是推。最后女人把五块钱塞进话筒底下那块红布里，跑了。
那五块钱在红布里夹了半年，他才发现。
也念错过地名。一九八六年，河上游一个寨子着了火，他接到电话，急，把“打鱼寨”念成了“打铁寨”。两个寨子隔着一道梁，跑错的人扛着水桶翻错了山，等赶到，火烧掉了三间房。后来查清是那家自己灶膛里的火。
这件事没人怪他。他自己怪了自己很多年。
八十年代末是广播站最好的时候。全镇八百多户，家家听喇叭。早上喇叭一响，鸡叫得都晚。镇上开会，不用挨家通知，他念一遍，人到齐。有一年发大水，他连播了一夜，把河堤边的三十几户人喊上了山。那年县里给他发了个搪瓷缸，白底红字，“防汛有功”。缸子现在还在，磕掉了一块瓷。
九十年代不一样了。
一九九三年，镇上第一台彩电，在供销社。一九九六年，有线电视进了街，一年交六十块，能看十几个台。一九九八年，BP机挂在人的腰上，嘀嘀地叫。二〇〇〇年，何副镇长有了镇上第一部手机，黑壳的，像块砖，打电话的时候要把天线拉出来。
喇叭还在响，可是听的人少了。
他的通知越来越像自言自语。有一回他念“明天上午九点，各户到村委会签退耕还林合同”，念完三遍，第二天来了七个人。全镇八百户。
他把这件事写在登记簿上，只写了一行：“应到八百，实到七。”
那一行字底下，他空了两行，没再写别的。
3 没用的东西
七月三号，何副镇长带人上房量喇叭。
何副镇长三十四岁，从县里下来两年，人瘦，说话快，办事也快。他在镇政府楼顶支了梯子，两个工人爬上去，拿卷尺量喇叭的口径，量线路的长度，在本子上记。
周德贵站在底下，仰着头看。太阳很毒，他把手搭在额头上。
何副镇长走过来，递烟。他接了。
“周叔，这喇叭多少年了？”
“八一年的。”
“比我岁数大。”何副镇长笑了一下，“周叔，这是政策。县里统一部署，村村通广播电视，年底光纤到村，电视能看三十多个台，还能看县里的新闻。喇叭这东西，线路老化，一刮风就断，维修一年要花两千多。”
周德贵说：“嗯。”
“您这边，县局给了两个去处。一个是县机房，看设备，三班倒，比这儿轻省。一个是就地内退，按工龄算，一个月二百四。”
周德贵抽了一口烟，烟灰长了他也没弹。
“我看不清那些灯。”他说。
何副镇长愣了一下：“什么灯？”
“机房的灯。红的绿的，一闪一闪。我这眼睛，进了黑屋子要缓半天。”
何副镇长没接话。过了一会儿他说：“周叔，您再想想。八月三十一号以前要清完。”
工人从梯子上下来，说量好了。三个人往中学那边去了。周德贵站在原地，烟烧到了手指，他才扔。
女儿是七月十二回来的。
周小满二十四岁，在东莞一家电子厂做质检，做了三年。她拖着一个行李箱从班车上下来，箱子里一半是给人带的东西：给妈的降压药，给爸的一双胶鞋，一台VCD机，还有一箱方便面。
她进院的时候，周德贵正在后院摇发电机。那台手摇发电机是防汛备用的，一年摇两回，怕锈住。他一手扶机身，一手摇柄，摇得慢，脸上出汗。
“爸，你还摇这个？”
“不摇要锈。”
“锈了就锈了，谁还用。”
他没说话，接着摇。摇了五十下，停下，拿袖子擦汗。
晚上吃饭，秀兰炒了腊肉。小满说她这次回来不走了，县里有个做电商的公司招人，她在网上卖茶叶，一个月能挣八百，比在厂里强。秀兰高兴，说回来好。
吃完饭，小满说：“爸，你也别在这儿耗着了。我们厂里看大门的，六十岁都要，一个月六百，管住。”
“我这耳朵。”
“看大门不用耳朵。”小满说，“你就在那儿坐着，有人来了你抬抬手。”
周德贵把碗放下。“我在这儿坐着，也有人来。”
小满没听懂。秀兰听懂了，抬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去收碗。
秀兰算过账。夜里躺在床上，没点灯，她算给他听。
“你一个月三百二。内退二百四。一年少九百六。”
“嗯。”
“我这摊子，一天挣四十，好的时候五十。你少的那九百六，我得卖两个月米粉。”
“嗯。”
“你在这个屋子里待了二十年。二十年，就值二百四。”
他没答。屋里黑，他睁着眼看房梁。房梁上有一道水渍，像一只张开手的人。
七月中旬，他去县医院查耳朵。
县医院在县城东头，三层楼。他在耳鼻喉科门口排了一个钟头，进去，医生拿一个东西塞进他耳朵，让他听“嘀”。
“左耳还好，右耳差。”医生说，“神经性耳聋，年纪大了都有。右耳这个程度，早几年就该来查。”
“能治不？”
“治不好。别熬夜，别在吵的地方待。”医生抬头看他，“你做什么工作的？”
“广播。”
医生笑了：“那你这耳朵，是让喇叭吵坏的。”
“不是。”他说，“喇叭在外头，我在里头。”
医生没再说别的，开了一盒药，二十一块。
从医院出来，他在县城街上走。街上有一家卖音响的店，门口摆着一对大音箱，放着流行歌。他站了一会儿，觉得那声音又亮又硬，不像喇叭。喇叭的声音是软的，像从很远的地方来的。
回镇上那天，正午十二点，他播通知。
“下午三点，在镇政府开会，各户带户口本，办退耕还林的补助。”
念三遍。念完他关掉话筒，站在门口看街上。
杨屠户在剁肉。哑巴推着豆腐车。两个中学生骑车过去。一条黄狗趴在电线杆底下，太阳晒着，它把头抬起来，看了一眼电线杆上的喇叭，又把头放下。
没有人抬头。
他站在那儿，一直到喇叭里的余音散尽。
七月十八，他去了一趟县广播电视局。
局里在四楼，机房在走廊尽头，玻璃门。他隔着玻璃往里看。里面很凉，空调开着。一排铁柜，柜上一格一格的小灯，红的绿的，一闪一闪。两个年轻人坐在椅子上，一个盯着屏幕，一个戴耳机。
他在门口站了很久，没进去。他看了看自己的鞋。早上从镇上走，路上有泥，鞋帮上还留着一圈黄。他用脚在门口的地垫上蹭了两下，蹭不掉。
后来有个女同志出来，问他找谁。他说不找谁，随便看看。女同志说，参观要登记。他说不看了，转身走了。
班车回镇上要一个钟头。他坐在靠窗的位置。车过猫猫坡的时候慢下来，路窄，一边是山，一边是河。
他往山上看。坡上有一道裂缝，从半山腰一直裂到路边的排水沟，像一条黑线。裂缝两边长着蕨，蕨叶焦了。
他想起老人说过的话：猫猫坡上有一条缝，年年裂一点，裂了三十年。老人还说，那坡是靠着一块大石头撑着的。
他没当回事。这些年，镇上的事他都不太当回事了。
班车过了坡，他回头看。裂缝在后面，越来越细，最后看不见了。
4 雨
七月二十六，白天热得反常。
早上他播完天气，天就阴下来了，可是雨一直不下。云压在猫猫坡顶上，灰的，像一块湿布。蝉在树上叫，一声接一声，中间没有缝。河面上起雾，雾不动，贴着水走。
镇上的人都说，这种天最难受，雨憋在云里，憋一天。
傍晚六点半，他播晚间。播的是“关于禁止在河滩上倒建筑垃圾的通知”。念完，他关掉机器，把登记簿合上。
老吴来了。
老吴六十二，管线路维修，管了三十年。他耳背，跟他说话要凑到耳朵边，喊。他自己说话也大声，像跟全世界吵。
“德贵，猫猫坡上落石头了。”
“啥？”
“石头！”老吴把两只手一捧，比了个碗口，“这么大，滚到路边来了。我上去修线，看见的。”
周德贵把手里的钥匙放下。“你看清了？”
“我看了三十年线路。”老吴说，“石头滚不滚，我看得清。”
“多大一块？”
“碗口大。上头还有碎的，一路撒下来。”
周德贵沉默了一下。他想起班车窗外那道裂缝。“跟何镇长说了没有？”
“说了。他说县里预报是大雨，不是暴雨，各村已经通知了。”
“通知了啥？”
“注意防汛。”
两个人站在后院。天还没黑透，蝉忽然一起停了。停得很齐，像有人拉了闸。
“你回去歇着。”周德贵说，“我夜里在这儿。”
老吴想说什么，嘴张了张，最后说：“你也歇着。”
老吴走了以后，周德贵没回家。他给秀兰打了个电话，说今晚住站上。秀兰在电话那头说：“又住站上？家里的床不好睡？”他说：“要下雨。”她说：“下雨你就得住站上？”他没答。
十点钟，雨来了。
先是几滴，砸在瓦上，“啪”。接着就连成一片，像有人把一簸箕豆子倒下来。风也起来了，后窗的插销没插好，哐当哐当。
他坐在桌前，点了一支烟。屋里没开灯，他借着窗外偶尔的闪光看墙。
十一点二十，停电了。
全镇一下子黑透。镇变电所在河那边，一停就是一片。
他摸黑找到抽屉，摸出火柴，点了桌上的蜡烛。烛光很小，把他的影子推到墙上，很大。
然后他蹲下去，摸到桌底那两块蓄电池。
电池是二十四伏，两块十二伏的串起来，去年防汛检查换的新的。他摸到开关，推上去。功放面板上那盏小灯亮了，黄的一点。电压表指针起来，二十四点六。
他松了一口气。
这口气还没松完，外头响了。
不是雷。雷是脆的。这个声音闷，很深，从上游来，从地里来，像有人在天上推一张大桌子，推不动，硬推，木头在石头上磨。
声音过去了。屋子还在抖。
他站起来，把蜡烛吹了。
他知道那是什么。
他伸手去摸话筒。手在半空停住了。
播，还是不播？
这不是一句话就能过去的事。
一九八六年他念错了一个寨名，两队人扛着水桶翻错了山，三间房烧没了。那年没人告他，他自己在登记簿上写了一行：“错。打鱼寨，念成打铁寨。”
现在他要念的是“猫猫坡塌了”。他看清了吗？他没有看见。他听见了一个声音。他不在坡上。他要是念错了，几百人半夜从床上爬起来，往山上跑，黑灯瞎火，老人、娃娃、孕妇，路滑，摔一个，算谁的？
他手放在开关上，听见自己的心跳。心跳很响，比雨响。
烛灭了，屋里全黑。他忽然想起门后墙上那张纸。
他摸过去，手在门后墙上摸，摸到两张。上面一张是撤并通知，纸硬。下面一张软，黄了，边角卷起来。他不用看也知道上面写的什么——
一九九〇年，县防汛抗旱指挥部发的《山洪灾害应急广播规程》。他一字一句抄过一遍，抄了四页，用浆糊贴在门后。第七条他背得出：遇突发性山洪、滑坡、泥石流等紧急情况，乡（镇）广播站可先播报，后报告；播报内容应明确险情位置、影响范围、转移路线。
他站在门后，手掌按在那张黄纸上。纸是凉的。
三分钟。他后来估计是三分钟，也可能更短。
他回到桌前，按下话筒键。喉咙里那口气，他咽了一下，又聚起来。
“雾溪镇广播站，紧急通知。”
声音在黑屋子里出来，从三只喇叭里出去。雨很大，可是喇叭更大。
“猫猫坡塌了。上坝以上已经堵水，河水在涨。下坝村、打鱼寨、老街靠河的住户，马上走，往小学后山走。不要走河边，不要过桥，不要回去拿东西。”
停两秒。
“再说一遍。猫猫坡塌了……”
第二遍念完，他停下来听。
外头除了雨，没有别的声音。没有开门声，没有喊声。
他扑到后窗，把窗推开，雨打进来。他抬头看镇政府楼顶那只喇叭——黑的，看不见。可是雨声里，他听见了一点别的东西，很弱，从街那头来的，是铁门在响。中学的铁门。有人在拉门。
他回到桌前，念第三遍。
这一遍他换了话。普通话念完，他用本地话再喊一遍。本地话快，糙，有些字普通话里没有：
“下坝的、打鱼寨的、河边的，搞快走！往小学后山走！坡垮了，水要来了！莫回去拿东西，命要紧！”
喊完，他喘。
电压表指针在往下掉。二十四点一，二十三点八，二十三点五。他盯着那根针，针每掉一格，他心里就沉一下。
他跑出去摇发电机。
发电机在后院墙角，用一块塑料布盖着。他把塑料布扯开。雨浇在机器上，浇在他身上。他一手扶机身，一手抓摇柄，摇。
一圈，两圈，三圈。皮带打滑，他手上使力，肩也跟着转。摇了大概五十圈，他听见屋里的功放“嗡”了一声，声音高了一点。他不敢停，接着摇。汗和雨混在一起，从下巴往下淌。
他摇一阵，跑回屋看表，二十三点九。再跑出去摇。来回跑了三趟。
第四趟出来的时候，中学那只喇叭哑了。他是听出来的——本来那个方向有声音，忽然没了，剩下两只，一近一远，声音不平衡，像一个人掉了颗牙。
他没时间管。他只能让剩下两只响。
十一点五十几，何副镇长的车到了。车停在镇政府门口，车灯照着雨，雨在灯光里像一根一根的线。何副镇长从车上下来，裤腿全是泥，鞋陷在泥里，拔出来的时候“噗”一声。
“周叔！”
“我播了。”周德贵说。
何副镇长站在门口，抹了一把脸上的水。
“播得好。”他说。
“上游啥情况？”
“猫猫坡塌了半边，堵住了。县里电话刚通，上游水库也要泄洪，凌晨两点开闸。”
周德贵看了一眼墙上的钟。钟停了，停电停摆，指针停在十一点二十一。
“几点？”
何副镇长看了看手机：“一点四十。”
“还有两个钟头。”周德贵说，“人撤不完。”
“我去街上。”何副镇长说，“你接着播。”
他跑出去了。周德贵又坐下，按下话筒。
“再说一遍，往小学后山走。老人背不动就抬，娃娃抱紧。不要过桥，桥下的水已经上坎了。”
夜里一点多，街上开始有人了。他听见板车的声音，听见有人喊娃的名字，听见哑巴在敲盆——她不能喊，她就拿一根木棍敲搪瓷盆，敲一下，走两步，再敲一下。这个声音在雨里很清楚，比人喊清楚。
老吴也来了。他从河那边过来，水已经到膝盖。他摔了一跤，膝盖磕在石头上，裤腿撕开，血混着泥，看不清。他进了屋子，浑身滴水，站在门口，不说话，只是看着周德贵。
“线路呢？”周德贵问。
“老街口那只还在。”老吴说，“中学那只我明天修。”
“明天。”
“嗯。”
两点，水位到了老街口。周德贵从后窗往外看，看不见水，只听见水。水的声音变了，不再是雨打水面，是水推东西，推墙，推门，推一个铁皮桶。桶在石头上滚，“咣当咣当”，滚过去就没了。
两点十分，何副镇长跑回来，说人上去了。下坝和打鱼寨的人都上了后山，老街这边也上去了，还差两户：一户是哑巴的妈，一户是杨屠户的老娘，都背出来了。
“清点。”周德贵说。
“什么？”
“清点人数。”他把话筒往前推，“你来念。”
何副镇长愣了一下。“我念？”
“我嗓子不行了。”
何副镇长坐下，抓起话筒，念得磕磕巴巴：“下坝村……下坝村的，报个数。”
喇叭把他的声音送出去。那边山上有人喊回来，隔着雨，隔着水，听不清。何副镇长又念一遍。周德贵在旁边给他递纸条，纸条上写着村名，一个村一个村地念。
三点，雨小了。
四点，天边有一点灰。
周德贵坐在椅子上，两只手放在膝盖上。他的嗓子已经发不出声了。他试着咳了一下，咳出来的声音像砂纸磨木头。
老吴坐在门槛上，抱着膝盖。膝盖上的血干了，黑的一片。
何副镇长靠着墙，手机贴在耳朵上，一直没放下。
天亮的时候，水退了一尺。
统计出来：下坝村一百七十六人，打鱼寨八十三人，老街四十一人，全部撤出。没有人死。
河滩上死了三头猪，一头牛。牛是杨屠户的，冲走的时候还站着。
5 纸上的声音
天亮以后，镇上一片泥。
泥是黄褐色的，糊在墙上、门上、台阶上，一指厚。水退下去的地方留一条线，线以上的墙是干的，线以下是湿的，两种颜色，像一条分界。
人们从后山下来，踩着泥回家。开门，屋里进了水，鞋子漂在门槛边，米缸倒了，米泡成糊。有人站在门口不动，有人开始往外搬东西，搬一件，洗一件。杨屠户在河滩上找他的牛，找了半天，牛在下面一片芦苇里，四脚朝天。
周德贵走不出屋子。
他一站起来就晃。秀兰是早上七点来的，蹚着水过来，裤腿卷到大腿。她进门看见他坐在椅子上，脸白得像纸，嘴唇干裂。
她没说话。她把带来的一个搪瓷碗放在桌上，碗里是姜汤，还热。她伸手摸了摸他的额头，摸完，坐在门槛上。
过了很久，她说：“你这个喇叭，还算有点用。”
他张了张嘴，没出声。他指了指自己的喉咙，摆了摆手。
秀兰看了他一眼，转过头去。她坐在门槛上，肩膀动了两下。他看不清她是不是在哭。他没敢看。
上午九点，县电视台来了。
两个人，一个扛摄像机，一个拿话筒。他们先拍喇叭，拍后院那台手摇发电机，拍桌上那块红布，拍墙上那本登记簿。然后他们要拍周德贵。
记者把话筒伸到他面前：“周师傅，您昨晚播了两个多小时，能说说当时的想法吗？”
他张了张嘴。喉咙里出来的声音像风吹过纸。
记者等了一会儿，又说：“您随便说两句。”
他摆手。
何副镇长在旁边说：“他嗓子坏了。昨晚从头到尾是他一个人播的，电池是他自己摇的，摇了三个钟头。十一点四十播的第一遍，播到三点。”
记者把话筒转向何副镇长。周德贵低下头，看见自己手上的泥。指甲缝里全是黑的。
中午，门口开始有人放东西。
一碗米粉，两个鸡蛋，一把干菜，一包白糖。有人放下就走，不说一句话。到下午，门口摆了七八样。秀兰出来收，收了一半，说够了够了，剩下的让人拿回去。
小满从东莞打来电话。镇上电话通了，秀兰接的。小满在电话里哭，说妈，我在网上看到雾溪了，山塌了。秀兰说人都没事，你爸嗓子哑了。小满说，我明天回来。
第二天小满回来了。她进门看见她爸，第一句话是：“爸，你咋不早说你这儿有这么个东西。”
她说的“这个东西”，是那台功放。
周德贵在卫生院看了嗓子。医生说是声带急性充血，还有水肿，禁声七天，不能抽烟，不能喝酒，不能吃辣的。医生写了一张纸给他：少说话。
他拿那张纸回家，贴在门后，跟撤并通知并排。三张纸了。
不能说话的日子，他用黑板。
后院有一块小黑板，是他平时写通知草稿用的。他把黑板搬到桌上，用粉笔写字。秀兰问他吃什么，他写：“米粉。”小满问他要不要再去医院，他写：“不用。”何副镇长来问他还缺什么，他写：“中学那只喇叭，要修。”
何副镇长看了看那行字，说：“周叔，八月三十一号要撤了。修了也用不了几天。”
他拿起粉笔，在黑板上写：“用一天算一天。”
何副镇长没说话。过了一会儿，他说：“我让老吴去修。”
八月十号，老吴去修中学那只喇叭。他爬梯子，膝盖还没好，爬得慢。修好了，试音，喇叭“咳”了一声。
八月十二，县广播电视局来了三个人，清点设备。
他们把功放的型号抄下来，把话筒的编号抄下来，把蓄电池称了重，把三只喇叭的口径量了一遍。一个年轻人问周德贵：“这台功放还能用吗？”
周德贵嗓子好了些，能低声说话。他说：“能用。”
“多少年了？”
“二十年。”
年轻人在本子上写：“设备老旧，建议报废。”
八月十五，县里评防汛先进个人，名单上有周德贵。通知他八月二十去县里开会，上台领奖，要穿白衬衫。
他没去。
秀兰说：“你去一趟，来回车费公家报。”
他说：“我不去。”
“为啥不去？”
“我去了，站在台上，人家让我讲两句。我讲啥？”
秀兰不说话了。
奖状是九月让人捎回来的。红纸，金字，“防汛先进个人”。他把奖状打开，看了很久，然后夹进那本登记簿，夹在最后一页的后面，压平。
八月二十，老吴住院了。膝盖里的伤发了炎，肿得像馒头。周德贵去看他，提了两斤白糖。
病房里很静。老吴躺在床上，看着窗外。窗外是县城的楼，楼上有块广告牌。
两个人坐着，谁也没说话。坐了一个钟头，周德贵站起来，要走。老吴忽然说：“德贵，那只中学的喇叭，我修的时候，里头的纸盆破了。我用胶布粘的。”
周德贵点点头。
“粘的不管用。”老吴说，“下场雨还得破。”
“嗯。”
“可是那天晚上，它响了。”老吴说，“响了大半夜。”
周德贵站在床边，手扶着床栏。
“响了就行。”他说。
八月三十号，最后一次播音。
前一天夜里，他把要说的话写在一张纸上，写了三遍，改了两遍。最后剩下这几句：
“雾溪镇广播站，现在开始最后一次播音。”
“根据县广播电视局的安排，从明天起，雾溪镇广播站停止播音。有线电视已经通到各村，以后的通知由各村村委会张贴、通知。有线广播线路将于近日拆除。”
“感谢全镇乡亲二十年来对广播站的支持。”
念到这里，他停了。
纸上还有一行，是他自己加的，不是通知：
“以后有事，还是可以来找我。我住在河对岸，三楼，靠东头那间。”
他念了这一行。
念完，他按下录音机的播放键。
磁带转起来，沙沙一阵。然后喇叭里响起一个年轻人的声音——那是他自己，一九七八年录的，二十来岁，嗓子亮得像新铁皮。
那盘带子里有六首山歌。第一首是《薅秧歌》：
“大田薅秧水又深，薅了一行又一行……”
声音从三只喇叭里出去。两只好的，一只粘着胶布的。声音有点破，可是还听得清。
他坐在话筒前，两只手放在桌上，听着自己年轻时候的嗓子，从镇子的屋顶上、树梢上、河面上滚过去。
他没有关机器。一直放到带子走完，磁带“咔”一声，自动停了。
然后他推下闸刀。
屋里黑了。功放还温着，有一股热铁的味道。
他坐着没动。
后院的蝉叫起来。他这才听见——蝉叫声这么大，这么近，二十年，他从来没听见过。
6 拆
拆喇叭是九月三号。
何副镇长带了两个工人，还有一辆三轮车。梯子架在镇政府后墙，工人爬上去，先卸楼顶那只。螺丝锈了，拧不动，用钢锯锯。锯的时候“吱嘎吱嘎”，声音很难听。
周德贵站在下面看。老吴出院了，也来了，坐在三轮车的车斗里，膝盖伸得直。
第一只喇叭卸下来，递到地上。
铁的，圆口，口径大概一尺半。铁皮上积着一层灰，边上有个鸟窝，用草和羽毛搭的，搭得很结实，卸的时候掉了半个。喇叭背面有一层锈，暗红。锈里面有几个字，是他一九八一年用红漆写的：
“雾溪公社广播站 一九八一年制”
漆掉了大半，“雾溪”两个字只剩一个“溪”。
他伸手摸那个字。铁皮凉，锈糙，摸上去像摸一块旧伤疤。
第二只，中学那只，就是粘着胶布的那只。卸下来的时候，纸盆从里面翻出来，胶布翘着，破的那个洞有拇指大。
第三只，老街口的。工人爬电线杆，绑了安全带，卸了半个钟头。
三只喇叭堆在三轮车的车斗里，堆成一座小山。老吴坐在旁边，看着，一句话没说。
周德贵问何副镇长：“这个，能不能给我一只？”
何副镇长说：“周叔，报废资产要上交，要过账的。”
“嗯。”
“不过——”何副镇长看了看车斗，“那只坏的，破了纸盆的，不值钱，账上记不了几个钱。你拿去。”
周德贵把那只坏的抱下来。
不重，十来斤。他抱着它走回家，走得很慢。街上有人看见，问他抱的啥。他说：“喇叭。”那人说：“要这个干啥？”他说：“放着。”
他把它放在床底下。秀兰扫地的时候看见，说：“你放个破喇叭在床底下，晚上不嫌硌？”他说：“不硌。”
九月，老街开始拆。
要修桥。老的是一座石拱桥，一九六几年修的，桥面窄，只能过一辆三轮车。新桥修在下游一百米，水泥的，能过卡车。老街靠河那一排房子要推掉，包括广播站那间小屋。
周德贵分到安置房，在河对岸，三楼，两室一厅。白墙，水泥地，窗子朝河。站在窗前能看见老街的屋顶，一片青瓦。
搬家那天，他把登记簿、红布、奖状、那盒磁带，装在一个纸箱里。纸箱是装方便面的，小满带回来的那箱。他把箱子抱在怀里，从桥上走过去。
秀兰在前面走，拿着锅。她回头说：“你走快点。”
他说：“嗯。”
安置房太静。夜里他睡不着，起来站在窗前。街上没有声音。镇政府已经搬了，中学还在，可是离得远，听不见。他站了很久，回床上躺着，睁着眼。
秀兰说：“你这人，就是听惯了吵。”
他说：“嗯。”
“现在清净了。”
“嗯。”
冬天，他把那只破喇叭从床底下拿出来，擦了一遍。纸盆破了个洞，他从里面看，能看见窗外的光。他用手指捅了一下，纸盆“噗”地响了一声，闷闷的。
他忽然想，这声音跟一九八一年那个“喂”是一样的。只不过小了很多。
二〇〇二年三月，新桥通车。
通车那天有锣鼓，有红绸，县里来了人，剪彩。何副镇长现在是何镇长了，站在桥上讲话。镇上都去了，秀兰也去了，回来说人多得很。
周德贵没去。
三月十六，清早。
天刚亮，雾从河上起来，贴着水面走。他过了桥，走进老街。老街的房子已经空了一半，门窗都拆了，剩下框。广播站那间小屋还在，门没了，里头空空的，桌上落了一层灰，墙上还留着挂登记簿的钉子。
他找到一把梯子，是拆房的人留下的。他把梯子架在后墙，爬上去。
房顶是青瓦，踩上去“咯吱”。瓦缝里长了草，草是干的。屋脊上有一根铁杆，是当年挂喇叭的，杆上还缠着一截铁丝。铁丝锈成红褐色，风一吹，蹭着瓦，“沙”。
他坐在屋脊上，两只脚踩在两边的瓦上。
河在下面。河面上有雾，雾里有一点白，是天亮。
他清了清嗓子。
嗓子好了，可是不如从前。他试了一个音，低了，暗了，像一件旧棉袄。
他还是唱了。
“太阳出来照白岩，照见河边柳树歪。柳树歪了还能正，人走远了——”
他停了。后半句他忘了。这歌他唱了五十年，这时候忘了。他坐在屋脊上，想着后半句，想不起来。
河对岸有人接了一句：
“人走远了就走回来！”
声音是个娃，嗓门尖，跑调跑得厉害。
周德贵抬头看。河对岸的坡上，一个娃牵着一头牛，牛在吃草，娃站在一块石头上，朝他这边喊。
“石头？”他喊。
“哎！”娃说，“周爷爷，你唱错了！”
“我唱错了？”
“我爷说，后头是‘人走远了就走回来’。”
周德贵坐在屋脊上，笑了。
“你爷说得对。”他说。
娃在那边也笑，笑得没道理。牛抬起头，看他一眼，又低下头去吃草。
雾散了一点。河面上露出水，水是绿的。新桥在下游，水泥的，白的。老街的屋顶在他脚下，一片青瓦，瓦上有露水，太阳一出来，露水就亮。
他又唱了一遍，从头唱。
“太阳出来照白岩，照见河边柳树歪。柳树歪了还能正，人走远了就走回来。”
唱完，他坐在屋脊上，没有动。
镇上的高音喇叭已经没有了。可是那声音在河面上走，走得很远，走到对面坡上，撞在石头上，又回来一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