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撕信离家
这一年，正是炎炎夏日时，风裹挟着热气一股脑向着堂屋吹来，屋内空气变得焦躁起来。
“严大，你今天出了这个家门，就不要回来了。”
堂屋上座，中年男子脖颈通红，指着堂前提着包的严文书。
严强声音夹杂着撕裂，眼里都是对自己儿子的不争气。
严文书揉着镜框下带着血丝的眼，手紧紧捏着包，还是义无反顾踏出了家门。
院坝里的石阶被日头晒得发白，一脚踩上去，隔着塑料凉鞋都烫脚。老槐树上的蝉叫得凶，一声压着一声，像谁拿锯子来回拉铁。
母亲周素芳从灶房里追出来，围裙上还沾着半干的面粉，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又擦，把一个蓝布包往他怀里塞。
“路上吃。” 她声音很低，低得像怕惊动屋里的那个人。
布包里是两个煮鸡蛋，一双新纳的千层底，还有三百二十块钱，用手绢裹了三层。钱是她今年卖了两头猪、又跟隔壁王孃借了五十块凑的。
严文书没敢看她的眼睛。他知道，一看，那口气就散了。
他也没有回头。
门槛里头，严强还站在原地，脖颈上的红一直红到耳根。八仙桌上那碗凉了的绿豆汤，从早上放到晌午，上头浮了一层薄薄的膜。他一巴掌拍在桌面上，碗跳了一下，汤泼出来，洇湿了桌上那本翻烂的农历。
“翅膀硬了。” 他咬着牙说，“硬了。”
没人接他的话。
堂屋的香火燃到了底，三炷香只剩一截灰，直直地立着。风从门口灌进来，灰塌了。
要说严文书这个人，桐子坪上下没人说他不好。
二十七岁，高中毕业，考过一回大学，差十二分。那年夏天他也是这样站在堂屋里，父亲问他差好多，他说十二分。严强抽了半宿的烟，第二天清早只说了一句：“差十二分，也是差。”
后来托了人情，进了双河镇政府做临时工，写材料。一写四年。
他字写得好看，钢笔字一笔一画，横平竖直。镇长的讲话稿、年终总结、防汛通知，多半出自他手。镇长高兴了，拍他肩膀：“小严这娃，笔杆子硬。”
严强在村里说起这事，声音都要高半个调。“我儿在镇上做事。” 他说 “做事”，不说 “打杂”。这话他说了四年，说到全村人都晓得严家出了个吃公家饭的。
今年三月，镇里下来一个名额。农经站要一个人，正式的，带编制。
内定是他。
六月底，介绍信发下来了。红头，盖着圆圆的红章，写着七月初到镇上报到。
严强把那张纸看了七遍。他不识几个字，可那枚红章他认得。他把纸举到灯下，又举到太阳底下，说：“这章，是真的。”
他在堂屋墙上钉了个钉子，说等文书照了相，就挂上去。
那半个月，严文书每天夜里都睡不踏实。他躺在自己那间偏房里，听见父亲在院里走来走去，脚步很轻，像是怕吵着他。
他晓得父亲在想啥子。父亲想的是，严家这一支，从此有人端公家的碗了。
五月间，陈四海回来了。
陈四海是严文书的初中同学，早年跑去广州，这些年不见人影。这回开一辆白色面包车进村，车身上贴着褪了色的字，后备箱塞满健力宝，一家一箱。
他手上戴个金戒指，粗得像顶针。见了严文书就搂肩膀：“文书！还在写材料？”
严文书说：“还在写。”
陈四海笑，露出一颗金牙。“写一个月好多钱？”
“一百八。”
陈四海不笑了。他从兜里摸出烟，抖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口，才慢慢说：“我在中大布匹市场看档口。一天，好点的时候，比你一年挣得多。”
那天夜里，严文书一夜没合眼。
真让他睡不着的，其实不是陈四海那句话。是半个月前他帮镇上的罗老板算过的一笔账。
罗老板从广州拉一车牛仔裤回来，本钱五千，运费三百，三天卖完，卖了一万零八百。严文书坐在罗老板的店里，拿算盘打了一遍，又拿笔算了一遍。
净赚四千二。
他一个月的工资，一百八十块。
他把算盘珠子拨回去的时候，手是抖的。
那天夜里他想了很多。他不怕穷。桐子坪的人，祖祖辈辈都穷，穷是件很平常的事，像下雨，像长草。
他怕的是看见头。
文书，副站长，站长。站长再往上就是县里，可县里也不是他的。他一眼就能看到自己五十岁的样子：坐在同一张桌子后头，写同一类的材料，喝同一种粗茶，头发一年比一年白。
六月二十八，他跟父亲说了。
严强当时正在院里劈柴。听完，斧头停在半空，半天没落下去。
“你说啥？”
“我不去了。”
斧头落下去，劈在木墩上，柴没劈开，斧柄震得他虎口发麻。
后面的话，严文书一句都没听进去。父亲骂他不知好歹，骂他读了几年书把良心读没了，骂他忘了自己姓啥子。骂到后来声音哑了，坐在门槛上，两手抱着头。
第二天，严文书当着父亲的面，把那张介绍信撕了。
撕得很碎。
严强蹲在地上一片一片地捡，捡了半个钟头，把碎纸捧在手里，像捧一把干土。他用米汤把那些碎片一片一片粘起来，粘在碗柜的玻璃底下。
纸粘好了，还是看得见裂。红章缺了一角，像被谁咬掉一块。
中巴车在镇口的土路上颠。严文书靠着车窗，看见镇政府门口那块白底红字的牌子，一闪就过去了。
他没有回头。
车上放着邓丽君的歌，音响破了，唱到高处就滋啦一声。他把蓝布包抱在怀里，鸡蛋还热着，隔一层布，烫着他的胸口。
他在心里说，严文书这辈子，不会再让人指着鼻子说没出息。
他不晓得，这句话，往后要用十八年去还。
二 衣锦还乡时
广州的夏天，是铁皮棚子里的夏天。
太阳晒在铁皮上，棚子里像蒸笼。人一进去，眼镜片上立刻糊一层白，擦都擦不赢。空气里全是化纤味、汗味，还有胶袋被撕开时那股刺鼻的甜味。
他头一个月的工作是给陈四海看仓库。一包一包的衣服垛到房梁，型号、颜色、尺码，全在包皮上写着。他拿一支铅笔一个本子，把每一包的来路去路都记下来。别人记不住，他记得住。到了月底，陈四海拿本子跟账一对，一分不差。
陈四海起初不带他见客户。后来发现他算账快，说话稳，还敢跟老板顶两句，就带他去了。
“这是我老乡，读过书的。” 陈四海这么介绍他。
“读过书” 三个字，在广州的档口里，值钱。
第一笔生意是他自己做的。
他攒下三千，加上母亲那三百二十块，又跟陈四海借了两千，凑成五千，拿了一批牛仔裤。他不敢多拿。货发到县城，他住在汽车站旁边一间三十块一天的旅馆里，白天跑批发市场，晚上蹲在床边上数钱。
钱是散的，一块两块五块，数得手指头发麻。
第三天，货卖完。
他坐在床沿，手里攥着一沓钱，数了三遍，四千二。
他忽然笑了，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砸在钱上，洇出一小块圆。
那年秋天，他给家里寄了两千块。
汇款单的附言栏里，他写了一行字：给爹买双鞋。
钱没取。
邮递员跑了两趟，第三趟是母亲去取的。严强坐在堂屋里，说：“他的钱，我不花。”
那两千块，母亲用一个塑料袋包了三层，压在箱底。她谁也没告诉。
第三年，严文书寄回去两万。
严强拿这钱，把老屋推了，起了三层楼。白瓷砖，铝合金窗，门口蹲两个石狮子。桐子坪的人说，这是村里第一幢楼。
严强不肯住，说住不惯。母亲硬把他拉上去的。
后来他每天早起，站在三楼阳台上，看村口那条路。
那条路是从镇上进来的，弯弯曲曲，晴天一层土，雨天一沟泥。
他看那条路看了很多年。
第五年，严文书给家里装了电话。桐子坪第一部。
电话机是红的，摆在堂屋的八仙桌上，底下垫一块白布。母亲不会用，头一回听见铃响，吓得往后退了两步。
他打回来，母亲接的，冲着楼上喊：“强子！强子！是文书！”
严强从楼上下来，站在电话跟前，看了很久。
“喂。”
“爹，是我。”
那头静了一下。
“有事没得？”
“没事。”
“没事就挂了，费钱。”
电话挂了。
后来母亲告诉他，那天父亲在电话跟前坐了一下午。他把那个红色的听筒拿起来，放下，放下，又拿起来。
他不会拨号。
后来的事，村里人都说严文书运气好。
他的档口从一间变成两间，从两间变成四间。他不光倒货，还懂得看行情、看人心。哪年兴什么料子，哪个县城吃得下什么价，他心里有本账。他开始给下面的人放货，赊账，一趟一趟地跑，跑遍三个地区十八个县城。
到第五年，他手里有了五十万。
那五十万是他一身汗一身灰换来的。有一年夏天，他在仓库里搬货，中暑倒下去，被人抬出来的时候，手里还攥着那张货单。
李巧云等了他五年。
她在镇小学代课，教二年级语文。他刚走的那两年，她一个月给他写一封信，信封上贴八分钱的邮票，信纸上写学校的事、镇上的事、天气。她从不催他。
他回来那天是腊月，车停在镇小学门口。她站在梧桐树下，手里捏着一本作业本，看见他，没动。
他瘦了，黑了，眼镜换了一副，人也不一样了。
她说：“你回来了。”
他说：“我回来了。”
两个人都没再说话。
那年开春，他们结了婚。彩礼八万八，酒席三十桌，双河镇的书记都来了。
严强那天穿了件新的蓝布褂子，扣子扣到最上头一颗。他喝多了，拉着一个人的手说：“我儿有出息。”
第二年，小念出生。
名字是严强取的。他说，就叫小念。
“念啥子？” 母亲问。
严强抽着烟，没答。
女儿满月那天，严文书开着新买的车回村。黑色的，车身擦得能照出人影。车停在堂屋门口，全村的人都来看。
他从车上下来，一家一家地发红包。小孩的红包是五十，大人的烟是红塔山。
晚上在堂屋摆酒，坐了六桌。严文书喝到脸发红，站起来，把酒杯一举。
“我严文书这辈子，不靠铁饭碗，照样吃得比谁都饱。”
满堂的人都笑，都鼓掌。
只有严强没笑。他把手里的酒杯放下，杯底磕在桌面上，响了一声。
散席以后，父亲在院坝里拦住他。
“莫狂。” 严强说。
就两个字。
严文书当时没听进去。他站在三楼阳台上抽烟，看村口那条新铺的水泥路，路是弯的，一直弯到镇上。风从坡上下来，带着稻草烧过的味道。
他觉得自己走得对。
他三十三岁，手里有钱，有车，有老婆孩子，有全村人叫他一声 “严老板”。
那大概是他这辈子最得意的时候。
得意得连父亲那两个字，都没往心里放。
三 败光家业后
人一顺，就想更大。
严文书三十五岁那年，不再满足于倒货了。倒货是给别人做嫁衣，一车一车地跑，赚的是辛苦钱。他要做代理，做三个县的总代，坐在屋里收钱。
他租了写字楼，招了二十几个人，印了名片，名片上写 “总经理”。
那年秋天他开订货会，把三个县的客户请到市里的酒店，一天开了十八桌。他站在台上讲话，讲品牌、讲渠道、讲明年的规划。底下的人举着酒杯喊 “严总”。
订出去三万件棉衣。
那年冬天不冷。
腊月二十三，街上还有人穿单衣。他的仓库里，三万件棉衣垛成一座小山，一件都没动。
他每天去仓库，站在那堆货前面抽烟。有一回他伸手摸了摸最上头一件的领口，那领口是仿毛的，摸上去干干的，像摸一条死狗。
他给上家打电话。上家姓黄，说是香港那边有背景，讲话一口广东普通话。黄老板说，撑一撑，开春就回暖，货压一压不要紧。
严文书撑了。
他撑的方式，是借钱。
先是银行，后来是典当，再后来是民间。三分利，一个月三十万。第二个月，六十万。
钱像水一样从指头缝里漏出去，怎么捂都捂不住。
开春，黄老板的电话成了空号。
八十万预付款，跟着那个空号一起，没了。
他坐在写字楼的办公室里，把手机放在桌上，一遍一遍地拨。拨到第十七遍，听筒里还是那句 “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
他把手机摔了。摔在地上，电池弹出来，滚到门边。
那天下午，陈四海来了。
陈四海这些年也发了，穿西装，头发梳得油亮，一进门就叹气，说 “兄弟，我晓得你难”。
他说他手上有个项目，稳赚，就差一百二十万的过桥，让严文书做个担保，一个月就还。
“文书，你信我。” 陈四海说，“当年是我把你带出来的。”
严文书看着他。
他想起十几年前，广州铁皮棚子底下，这个人递给他一瓶冰水，说 “慢慢来”。
他签了。
字签得很工整，一笔一画，跟他写材料的时候一样。
一个月后，陈四海跑了。
人找不着，车卖了，房子空了。银行的催款单寄到写字楼，法院的传票随后就到。
严文书这才明白，他不是被陈四海坑了。他是被自己那点 “我晓得人” 的自信坑了。
仓库封了。车抵了。城里的房子抵押出去，最后也让人收走。
他从写字楼里搬东西那天，下着雨。二十几个员工站在楼下，没人说话。他把最后一个纸箱子抱上车，回头看了一眼那块招牌。
招牌上的字是他自己写的，字很好看。
李巧云撑了两年。
先是首饰，后是嫁妆，再后来是她娘家那边借来的钱。她把能卖的都卖了，包括结婚时那对金耳环。
最后一天，她把小念的衣裳叠好，装在一个蛇皮袋里。她坐在床边，坐了很久。
“文书，” 她说，“我撑不住了。”
严文书没有说话。
他想说 “再等我一年”。这句话他说过三次，一次比一次没底气。这第四次，他自己都不信了。
巧云走的那天没哭。她把小念抱到母亲怀里，说：“娃跟奶奶。”
然后她提着一个包，走到院坝口，回头看了一眼那幢白瓷砖的楼。
她去了深圳。后来听说，改嫁了。
那年秋天，追债的人来了桐子坪。
一辆黑色的轿车，停在院坝外头。下来三个人，其中一个脸上有一道疤，从耳根拉到下巴。
“严文书在不在？”
母亲站在门口，围裙还系在身上，说：“不在。”
刀疤脸笑了一下。他从后备箱里提出来一桶红漆，一把刷子。
他把漆刷在堂屋的白墙上。
“欠”“债”“还”“钱”。
刷到 “钱” 字，桶里的漆不够了。他不耐烦，把桶一倒，一地的红。
严强从楼上下来。
他手里提着一个铁盒子，那是他装要紧东西的盒子，红双喜的饼干盒，盖子上印着两个小孩。
“他欠好多，我还。” 严强说。
刀疤脸看了他一眼，说：“你还得起？”
严强把盒子打开。
里头是八千块钱，一沓，用橡皮筋捆着。那是他和母亲攒了半辈子的棺材本。
刀疤脸接过钱，掂了掂，笑了。
“老爷子，” 他说，“这点钱，连利息都不够。”
然后他伸手推了严强一把。
严强往后退，脚后跟磕在石阶上，人仰过去，后脑勺磕在阶沿。
闷的一声。
母亲叫了一声，扑过去。
那三个人又牵走了院坝里的牛。牛不肯走，被绳子抽了两下，哞了一声，还是走了。
严强在地上躺了一会儿，自己爬起来了。他坐在地上，一只手撑着膝盖，另一只手指着村口的方向，指了很久。
他不骂人。他一句话都没说。
三天后，他倒在了堂屋里。
脑溢血。
送到县医院，抢救过来，人还在，半边身子不能动了，话也说不出来。
他躺在床上，眼睛睁着，一直盯着病房的门。
母亲守了他四十天。
弟弟严文军给他打电话。
“哥，爸不行了，你回来一趟。”
严文书在县城的旅馆里。
“我筹到钱就回。”
“你筹好多钱才够回一趟家？” 文军的声音在发抖。
严文书把电话挂了。
文军没有挂。严文书听得见弟弟在那头的呼吸，粗的，像拉风箱。
“哥，” 文军说，“你要是没钱，我给你凑。我把牛卖了。”
严文书愣住了。
“牛早让那些人牵走了。” 文军的声音低下去，“我又买了一头。”
“你回来一趟，就一趟。爸不见你，闭不上眼。”
“我明天就回。” 严文书说。
这句话他说了三遍。三遍都没做到。
那天晚上他去车站买票。窗口的玻璃上贴着一张纸，写着 “售完”。他排了四十分钟，买到一张第二天早上六点的票。
回到旅馆，他把票放在枕头边，坐着看了一夜。
天快亮的时候，他把票撕了。
第三天他又去买了一张，又退了。
他不是不想回。他是怕。他怕一进村，那些人就跟着他进村；他怕灵堂上坐着要账的；他更怕的是，父亲睁着眼睛看他。
第四天下午，他到底上了车。
车到双河镇的时候，天已经黄了。他从镇上走回桐子坪，八里路，走了两个钟头。
走到村口那棵老槐树底下，他停住了。
他看见自家屋顶上，挂着一串白幡。
风一吹，白幡慢慢地翻。
严文书蹲了下去。
他蹲在老槐树底下，抱着那个蓝布包 —— 十几年了，他一直留着 —— 蹲到天黑。
蚊子在他腿上咬了一片的包，他没有拍。
他没有进去。
他告诉自己，里头人多，他这时候进去，债主会跟着来，会给灵堂添乱。这些话他后来跟很多人说过，说得连自己都信了。
只有他自己晓得，真正的原因是另外两个字。
没脸。
出殡那天他在山坡上。
隔着半里地的竹林，他看见十六个人抬着棺材上山。他看见文军捧着遗像，看见母亲被人搀着，走两步就要往下坐。
他听见唢呐。唢呐吹得不齐，中间断了两次，又接上。
他跪在竹林里，跪到膝盖陷进泥里。
棺木落土的时候，他没敢出声。
七天后，文军来了县城。
他把那个红双喜的铁盒子放在旅馆的桌上，一句话没说，转身走了。
严文书打开盒子。
里头有几样东西。
一本他小学的作业本，封皮上是父亲的字，“严文书” 三个字写得歪歪扭扭，比他的字难看多了。
那张介绍信。用米汤粘起来的，裂痕清清楚楚，红章缺了一角。
小念两岁时的照片，两寸，边角磨得发白。
一张汇款单的存根。两千块。一直没取，后来过期了。
一双皮鞋。四十一码，鞋底还是新的，鞋膛里塞着报纸。这是他寄钱回来那年，父亲自己去镇上买的。买了，没穿。
还有一张农历纸，背面用铅笔写了两个字：七月。
划掉了。
又写：八月。
也划掉了。
严文书把那双皮鞋抱在怀里。
鞋很硬，牛皮，抱在怀里硌得胸口疼。
他坐在旅馆的床上，从黑坐到亮，一句话没说。
天亮的时候，他把鞋放回盒子里，把盒子扣上。
扣的时候，手抖得厉害，扣了三次才扣上。
四 谷底翻身记
谷底这个东西，是有底的。
他四十岁那年，在东莞一个仓库里做管理员。
一个月八百块，管住不管吃。住的是仓库后头一间小屋，六平米，没有窗，晚上老鼠在纸箱上跑。
他的眼镜框断过一次，用胶布缠着，缠了一个多月才换。
有一回阿彬问他，叔，你以前是做啥子的？
严文书说，做生意。
做的啥子生意？
他想了想，说，做赔本的生意。
阿彬笑了，以为他讲笑话。
严文书也笑了笑，低头接着贴单。贴到一半，手上停了一下。
他想起很多年前，自己站在订货会的台上，底下的人举着杯子喊他 “严总”。那时候他讲一句话，一屋子人都要静下来听。
现在他讲一句话，二十来岁的小伙子当笑话听。
他倒不觉得难受。他只是觉得，人这一辈子，从台上走到台下，原来只要两三年。
有一回他在工业区门口吃炒粉，三块钱一份。旁边一桌坐着几个二十来岁的年轻人，讲的是他听不懂的话 —— 不是粤语，是电商、流量、转化率、退货率。
其中一个瘦高个接了个电话，冲着电话喊：“哥，那批货不行就退，别压着！”
严文书抬头看了他一眼。
那个瘦高个姓梁，叫阿彬，江西人，在淘宝上开个小店，卖女装。
严文书帮他打过几回包。
阿彬忙不过来的时候，就喊：“叔，帮我贴单！”
严文书贴单贴得又快又正，地址、电话、单号，一个不错。他还会算 —— 一单的快递费、包装费、退货的成本，他扫一眼就知道这单赚不赚。
阿彬后来干脆把账本丢给他：“叔，你帮我算算，我这个月到底赚没赚。”
严文书拿个计算器，算了半个钟头。
“赚了。” 他说，“赚了四千七。不过你退货率太高，一百单退三十八单，退回来的货有一半不能二次销售。”
阿彬愣住了。
“叔，你咋个懂这些？”
严文书没答。
他懂的东西比这个多。他懂货，懂人，懂怎么跟供货商砍价，懂怎么把一个东西的成本压到骨头里，也懂一个人是怎么一步一步把自己的家败光的。
他只是不晓得，这些东西还能再用一次。
四十二岁那年，阿彬的店做到了类目前十。严文书帮他选品、控货、谈供应链。
有一天，阿彬接了个单子，是卖家乡的笋干。
那批笋干是阿彬婶娘自己晒的，卖相不好，黑黢黢的，可是泡开了，香。
严文书拿了一把，闻了很久。
桐子坪的笋干就是这个味道。
他那天晚上没睡着。
第二天，他跟阿彬说：“我要回去收笋干。”
阿彬说：“叔，这玩意儿能卖？”
“能卖。”
他回了一趟县里。
他没进村。他在县城租了个门面，租了个冷库，找了两个人，开始收山货 —— 笋干、茶油、腊肉、干辣椒、脐橙。
他不懂什么直播，就自己学。一部手机，一个三脚架，站在冷库门口，一拍两个小时。
他讲话慢，不喊 “家人们”，也不喊 “上链接”。他就拿着一把笋干，说这个笋是清明前后挖的，这个笋是怎么煮的，怎么晒的，晒了几个太阳。
第一次直播，七个人看。
第二次，十一个。
第五个月，一场卖了两千单。
那年年底，他把 “桐子坪” 三个字注册成了商标。
第三年，他的店做到了三千万。
村里人一开始不晓得。后来有人在外头打工，刷手机刷到 “桐子坪笋干”，看见那个讲话慢吞吞的男人，愣了半天。
“这不是严文书么？”
消息传回村里的时候，严文书正在县城的办公室里对着单子发货。
他没有回村。
他给母亲寄钱。母亲不收，一分不收。钱退回来，他又寄，又被退回来。
他托人给文军送钱，文军把信封丢在门外的石阶上，说：“我哥的钱，我们花不起。”
有一年清明，他回去过一次。
他把车停在村口，走到院坝外头，隔着一道竹篱笆，看见母亲坐在门槛上择菜。
母亲的头发全白了，背也驼了，择菜的手一直在抖。
他站了二十分钟，没敢进去。
后来他走了。
回县城的路上，他把车停在路边，趴在方向盘上哭了很久。
他哭的时候想起父亲说的那两个字。
莫狂。
那两个字他说了半辈子，只有这两个字，父亲说对了。
五 年归乡
小念来找他，是那年九月。
前台说，外头有个小姑娘找他，说是桐子坪的。
他出去，看见一个女孩子站在走廊里，穿校服，背着书包，头发扎成一把，脸晒得有点黑。
她手里捏着一个塑料袋。
“你是严老板？” 她问。
严文书站在那儿，说不出话。
十二年了。他上一次见这个孩子，她还不会走路。
“我叫严小念。” 她说，“我在县一中读初一。”
“你奶奶让我给你带点东西。”
她把塑料袋递过来。里头是几个煮鸡蛋，还热着。
“奶奶说，你爱吃煮鸡蛋。”
严文书的手抖了一下。
他把那袋鸡蛋接过来，鸡蛋的热透过塑料袋，烫着他的手心，跟十八年前那个蓝布包一样。
他带她去楼下的小馆子吃饭。她吃得很少，一直低着头。
他问她学习怎么样，她说还行。他问奶奶身体怎么样，她说还行。
后来她抬起头，说：“奶奶上个月住院了。”
“啥子病？”
“心脏。医生说要搭桥，要好多钱。”
严文书当天下午就开车回去了。
车过双河镇，镇政府门口那块牌子换了新的，还是白底红字。
八里土路修成了柏油路。路两边种了行道树，树还小。
车开到村口，他停下来。
老槐树还在，比从前粗了一圈，树底下那块青石板也还在。
他走进去。
院坝的白瓷砖旧了，缝里长了青苔。墙上那四个红漆字还在，“欠债还钱”，褪成了粉的，“欠” 字被雨水冲掉了一半，看上去像 “次”。
母亲坐在门槛上。
她在择菜。跟他在篱笆外头看见的那一次一模一样。
她抬起头，看见他，手停了一下，又低下去，继续择。
“妈。”
母亲没应。
他把手里那袋鸡蛋放在她脚边。
“小念给我的。” 他说。
母亲择完最后一把菜，站起来，进屋去了。过了一会儿，灶房里传出锅盖响。
她端出来两个荷包蛋，放在他面前。
“吃。”
严文书坐在那条矮凳上，看着那两个荷包蛋。油还滚着，蛋黄是溏心的。
他吃了一口，眼泪掉进碗里。
母亲坐在对面，看着他吃。
“你爹走的那天，” 她说，“眼睛没闭上。”
“我给他抹了三次，才抹上。”
严文书把碗放下。
“妈，我……”
“你莫说。” 母亲打断他，“你说了我也不听。”
“你回来做啥子？”
“我给爹磕头。”
母亲看着他，看了很久。
“你爹在山坡上。” 她说，“你自己去。”
严文军是在院坝口遇见他的。
弟弟比从前矮了一点，也黑了一点。他手里提着一把锄头，刚从地里回来。
两个人站着。
文军把锄头靠在墙上，走过来，一拳打在他胸口上。
不重，可是很实。
“你晓得爹等你等到啥时候？” 文军说。
严文书没有还手。
“他天天看门。” 文军说，“后来不能说话了，还是看门。他手指头一直往门口指。我问他指啥子，他指不出来。”
“你莫在我面前哭。” 文军说完，转身进屋了。
他上了三楼。
楼梯的水泥缝里长了草。阳台的栏杆锈了，一摸一手黄。
他站在父亲站过的位置上，往下看。
村口那条路，柏油路，直的，两边栽着新树，树还小，风一吹就摇。
父亲当年站在这里，看的是那条土路。土路上走过来的，先是他的儿子，后来是要账的。
他现在站在这里，看的是同一条路。路上什么都没有，只有一只黄狗慢慢地走过去。
他在阳台上站了很久，站到太阳偏西。
山坡上的路是他小时候放牛走的。草长了，路窄了。
坟在半坡，一块石碑，碑上刻着 “严公讳强之墓”。
下面一行小字：孝男 文军 立。
严文书在碑前站了很久。
“该写两个名字。” 他说。
他从怀里掏出那个蓝布包。十八年了，布褪了色，边角磨破了，他一直带着。
里头是那张介绍信。
米汤粘的，纸已经脆了，一碰就掉渣。红章缺了一角。
他蹲下去，划了根火柴。
纸烧起来的时候，火苗是黄的，很软。烧到 “严文书” 三个字，那三个字先黑，后白，最后卷起来。
灰往上飘，风一接，撒在黄土上。
“爹。” 他说。
“这张纸，你粘了半辈子。我今天给你烧了。”
“你在那边，莫再粘了。”
他跪下去。
膝盖压在土上，土是干的，硬的。
“你那天说，出了这个家门，就不要回来。”
“我今天回来了。”
“我走了十八年，走得太远了。”
“我不是不想回来。我是没脸回来。”
他把额头抵在碑上。石碑让太阳晒了一天，还是温的。
“你说莫狂。” 他说，“你说得对。”
“我这辈子，就听错了你这一句话。”
坡底下，村子安安静静的。炊烟起来了，细细的，一直往上，到半空就散了。
蝉还在叫，一声压着一声，跟十八年前那个夏天一模一样。
风从堂屋那边吹过来，裹着热气，吹到坡上。
有人在坡下喊他。
是小念。她站在竹林边上，两只手拢在嘴边。
“奶奶叫你回去吃饭。”
严文书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
他走两步，回头看了一眼那块碑。
他忽然想起，那年他出门的时候，父亲站在门槛里头，脖颈通红，一句话把他赶出了家门。
他那天要是回一下头，会看见什么？
会看见父亲的手，还举在半空，没有放下来。
小念在坡下等他。等他走近了，她低下头，很小声地叫了一声。
“爸。”
严文书站住了。
风把她的头发吹到脸上，她伸手拨了一下。
他 “嗯” 了一声。
就这一声，他等了十二年。
回去的路上，他走在女儿后头。她背着书包，走得快，走两步就回头看他一眼，怕他没跟上。
他走得很慢。
他在想一件事。
后来有人问他，后不后悔。
他说不后悔。下海那条路是他自己要走的，赚了是他自己的，赔了也是他自己的。人这一辈子，总要做一回自己认准的事，哪怕做错了。
他只后悔一件事。
那天走出家门的时候，他连头都没有回一下。
要是再来一回，他还是会走。路还是那条路，钱还是那些钱，坑还是那些坑。
他只是在门槛上停一停。
回头，看一眼那个脖颈通红的人。
喊一声：爹，我走了。
人这一辈子，最怕的不是选错。选错了还能改，改不了还能熬。
最怕的是你选的那条路，一路往上走，走得风风光光。
走到最后才发现，身后那条回家的路，早让你自己走没了。
坡上的黄土，一捧就是一捧。
风一吹，就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