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这个号不能销。」柜员把身份证推回来。
「为什么，欠费了？」
「不欠。」她把屏幕转过来，「是有人一直往里交。每月八号，二十块，三十六个月，七百二。」
营业厅里排了七个人。取号机吐单子的声音一下一下，保安在门口给人指自助机。我身后一个大爷探过头来看了一眼屏幕，又站回黄线外。
我带了死亡证明、户口本、我自己的身份证，装在一个文件袋里，袋口的按扣松了，用回形针别着。材料是上周去派出所补的，跑了三趟：第一趟说要原件，第二趟说户口本上没盖变更章，第三趟才齐。
销号这事我拖了三年。头一年是办不完，医院的结算、社保的停发、殡仪馆那张发票，一样一样排着队。第二年是不想办，号码停在那儿，家里通讯录里还留着「妈」这一栏，拨不拨是另一回事。
第三年是不得不办。小区门禁系统换了，要重新登记，物业在业主群里@了我两回，说这个号绑着 3 栋 2 单元的老登记，不改就收不到开门提醒。我回了个「好」，又拖了两个月。
去之前我在网上查过流程：机主去世，家属带死亡证明、关系证明、本人身份证，先办过户再谈销号；有余额的可以退，绑定业务要自己先解绑。网页上写得很清楚，我抄在一张便签上，夹进文件袋。
那张便签后来一直在袋子里，没拿出来过。
营业厅的空调开得高，我穿了件厚外套，抱着文件袋坐了二十分钟，后背出了点汗。取号单是 B027，叫到我的时候我正低头把死亡证明的边角捋平。
小吴是 3 号窗口，二十几岁，工牌上别着一枚小小的笑脸贴纸。她把我的材料一张张翻过去，翻到死亡证明那一页，手停了半秒，没说什么。
她翻材料的顺序是先证件后证明，翻一页往左边挪一页，摞得整整齐齐。户口本那页她翻到「注销」那个章，用指腹按了一下，确认是盖过的。
窗口玻璃下面压着一张塑封的提示：现金业务请当面点清，回执请妥善保管。塑封膜起了个气泡，正好压在「妥善」两个字上。
她敲键盘的时候我看了一眼屏幕，蓝底白字，好几栏。她把光标挪到最下面一栏，停了一下，才转过来跟我说话。
后来我才明白，那一下停顿是她在想怎么说。
我妈走的那年是二〇二三年十月，肺癌，从查出来到走是七个月。手机是一部二〇一三年的红米，屏左上角有道裂，充电器后来找不着了。号码我留着，因为绑着她的医保、两个银行的短信、还有小区门禁的登记。三年里我一次都没敢拨。
七个月里我请了四十三天假。前三个月还能两头跑，后四个月我把电脑搬到医院陪护椅边上，白天在走廊改扫描件的编号，晚上在折叠床上睡。
她最后一次自己交话费是八月二十六号，回执我后来在她的钱包夹层里找到，折成四折，边角磨圆了。二十块，现金，3 号窗口。
那部红米是我在二〇一三年网上给她买的，六百九十九，她说太贵，用了十天就学会了发语音。屏上那道裂是我第二年摔的，我当时要给她换，她说不用，能亮就行。
她走以后我把号码绑着的医保短信解了，银行的两条也解了。剩下门禁那条一直没动，系统每个月发一条「登记正常」，我看了三年，一条都没删。
拨过一次，是头七那天，拨到第三声挂了。
「余额还有多少。」我问。
「四百三十二。」小吴说，「每月八块保号，扣了三年，剩这些。」
我在心里减了一下：七百二减二百八十八，四百三十二。对得上。
做档案数字化的人有个毛病：见到数先核一遍。我们验收一页扫描件，编号、页码、张数，三个数必须对上，对不上就得回扫。同事说我这习惯已经带到生活里，买菜找零都要在心里过一道。
七百二除以二十是三十六。三十六个月，从二〇二三年十一月到二〇二六年十月，一个月不落。
我算完抬头，小吴正看着我。她大概见过很多人在柜台前算数，多数是算欠费。像我这样算别人替自己交了多少的，其实不多。
「能查到是谁交的吗。」
小吴看了一眼屏幕，又看了一眼我。
「现金，柜台，都是这个厅。」她说，「系统里只有渠道，没有缴款人。这个我给您看不了，有规定。」
我说，我明白。
「那您还销吗。」
我说，先不销了。
我把文件袋收进包里，问她，交钱的人留过名字吗。
她摇了摇头，没有回答。
二
那部手机在阳台纸箱的最底下。
箱子是我妈走后第三天封的，透明胶带缠了三圈，我一直没拆。里面是她的东西：老花镜、一件没织完的毛衣、半瓶降压药、一沓医院的单子、还有两个铁盒。
封箱那天是我表姐陪我来的。她问我，这些先放哪儿。我说阳台。她说阳台晒，纸会脆。我说那就先放着。
其实不是不想收好，是当时手里能用的一只箱子只有这个，鞋盒大小的装不下，衣柜里那个又太新。我拿了她装过冬被的旧纸箱，把东西一样样放进去，放完发现顺序是乱的：老花镜压在毛衣上，药盒卡在单子中间。
我本来想重摆一遍，摆到一半停了，直接封上。
胶带缠三圈是我表姐缠的，她一边缠一边说，别封太死，哪天想开了好拆。她这话我记了三年。
铁盒里是纽扣和线。她一辈子把纽扣按颜色分，白的一格，黑的一格，花的一格。
两个铁盒都是饼干的，一个印着麦穗，一个印着小猫。麦穗那个装纽扣，小猫那个装线和针，针插在一小块海绵上，一共九根，长短不齐。
纽扣不是按颜色这么简单。白的里头还分衬衫扣和被子扣，黑的里头有一格专门放备用扣——买衣服时袋子里附的那种，她用透明胶带把每一颗粘在硬纸片上，旁边写衣服的名字。
「蓝外套」「灰裤」「你爸那件夹克」。最后这张字写得最重。
线轴有十几个，颜色退化得差不多，她拿铅笔在每个轴心上写了个数字，我一直没弄明白那是色号还是价钱。
我把箱子从阳台搬进屋，搬了两次，第二次才想起来先把地上的纸箱垫平。
其实这三年我不是没想过整理。头一年是一打开就哭，第二年是不敢，第三年变成了懒——每周都跟自己说下周吧，下周就到了这个月。
头一年的哭不是大哭，是把一样东西拿在手上，忽然就放不回去。老花镜我拿起来过一次，镜片上有一道擦痕，是她自己用衣角擦出来的，擦完又戴回去看小字。我拿着站了十分钟，最后放回原处，位置摆得跟原来一样。
第二年我把阳台的窗帘换了，换完那个箱子就落在窗帘后面，不拉开看不见。有一回收衣服，衣架碰到箱角，我绕开走了。
第三年开始，我每周六早上会跟自己说一句「下周吧」。说了大概五十几次。
这回拆箱是因为营业厅那张屏幕。七百二，三十六个月，每月八号。这串数比我妈留下的任何一样东西都更像是有人还在场。
我坐在地板上，把胶带挑开一个口。胶带老化了，撕的时候连着纸箱的一层皮一起下来。
毛衣的针还插在上面，织到袖口收针的地方，线头绕了三圈。我数了数，一共四十六行。
降压药过期两年了，铝箔上有两粒没抠出来。
底下压着一沓医院的单子，按日期排的，最早是三月十一号那次 CT，最晚是九月二十八号的一次缴费。她自己的排序法：不看金额，只看日期，一张张叠好，用长尾夹夹住。
单子边上有她写的字，圆珠笔，很小：「空腹」「下午三点」「带水杯」。最后一张只写了三个字：别跑了。
我看了两遍才明白那是写给我的。那阵子我每天下班往医院赶，她大概觉得我跑得太勤。
单子里还夹着一张手写的电话，是主治医生的，号码后面画了个小括号，写着「下午在」。
手机在最底下，用一块旧绒布包着。绒布是我爸那条旧秋裤剪的，我妈裁成方块，专门包容易磕的东西。
开不了机。我翻了三个抽屉才找着一根能用的数据线，是同事借我的，头是 Type-C，我拿转接头接上，充了二十分钟，屏幕亮了一下，跳出运营商的欢迎短信，时间是当天。
屏幕还是那道裂，从左角斜下来，像一根头发丝。当年是我摔的，我妈说不用换，贴张膜就行，膜也是她自己贴的，边上起了两个小气泡，三年了还在。
膜是她在小区门口手机贴膜摊上买的，十块，摊主给贴她不肯，说自己来。回来在餐桌上铺了张报纸，用银行卡一点点往外刮，刮了二十分钟，剩下两个气泡怎么也赶不掉。
「不碍事。」她说，「又不是看不清。」
手机壳是那种透明的软壳，用了十年，边角发黄，内侧有一道浅浅的圆印，是她常年用拇指托着的地方。
充上电以后桌面亮起来，还是那张出厂自带的壁纸，一片浅蓝的天。她从来没换过。解锁是九宫格，我试了三次都没想起来，第四次没敢再试，怕锁死。
信号是满的。三年没停过机。
我把手机放在地板上，屏幕朝上。通讯录里二十几个号码，大半我认得，有几个只有姓，像「陈师傅」「李姐」。
二十三个号码。我一个个看过去：表姐、楼下药店、社区医院、我爸生前单位的旧同事、两个已经停机的、还有一个只写了「张」的。
有几个存得很怪。「李姐」后面没写姓什么，「卖鱼」是一条，「三楼」是一条。她记人不记全名，记的是在哪儿见的、做什么的。
我拿手机把这些抄在一张纸上，抄到第十九个停了笔。抄下来也没用，这些人多半已经不在原来的地方了，可我还是抄了。
「陈师傅」排在第十一位，夹在「卖鱼」和「三楼」中间。
「陈师傅」下面没有备注，只有一个座机号，六位，是老式的小区内部号。
我拨了一下，提示空号。
其实我先发了一条短信，问「您好，请问是哪位」。发出去半小时没回，我又拨，才听见那句空号。
老式内部号是六位，前几年小区总机撤了，号段整批作废。这事物业在群里发过通知，我当时扫了一眼，没往通讯录上想。
我又翻了通话记录，最近十条里有六条是「陈师傅」，时间都在二〇二三年上半年，最长的一次四分十七秒。通话记录不显示内容，只显示打过。
那四分十七秒我一点印象都没有。她那半年跟我讲过很多事，讲菜价、讲楼上装修、讲谁的孙子考上了，我都当闲话听。
我不知道自己为什么没销那个号。
三
第二个八号是周三。
我请了半天假，八点四十到营业厅，坐在靠门的等候区。取号机上贴着一张纸：现金业务请到 3 号窗口。
一上午来了二十几个人。有改套餐的，有补卡的，有个老太太拿着两部手机来问哪部是自己的。九点十七分，一个穿蓝色工装的中年男人到 3 号窗口，递了张二十的，说了句什么，柜员敲了两下键盘，打印回执，撕给他。
我数过，八点四十到九点十七，3 号窗口一共办了六笔。头三笔是扫码，第四笔是个学生补卡，第五笔现金交五十，那人把钱数了两遍。
现金业务比扫码慢。柜员要手工点、要输渠道、要打回执，回执打出来还得撕、递、让人签收。一整套下来快则两分钟，慢的四分。
我坐在靠门那排椅子上，手里捏着号单，没取号。保安过来问过一次要不要帮忙，我说等人，他就没再问。
那个穿蓝工装的进来时我没注意，是听见「二十」两个字才抬头的。他说得很轻，像说了三十六个月的一句家常话。
我站起来的时候他已经走到门口了。
我追出去，只看见背影进了对面小区的门。蓝色工装，右肩有一块洗不掉的印子，走路右脚有点拖。
推门的时候我碰到了门口的黄线桩，金属响了一声，前面几个人回头看我。等我走到街上，他已经过了马路。
对面小区是老小区，没门禁，门口一个岗亭，保安在里头低头看手机。我没跟进去，站在公交站牌底下，看那扇单元门合上。
右肩那块印子像是机油或者油漆，边缘发暗，洗过很多次的样子。右脚拖得不明显，走路快的人看不出来，是他过马路刻意抬了一下脚我才注意到的。
我回营业厅的时候，小吴正在给下一个人办业务。她抬头看了我一眼，没问。
回到窗口，我问小吴，刚才那人交的是哪个号。
「姐，这个真不能说。」她说。
「我不问名字。」我说，「我就想知道，是不是那个号。」
她看了我两秒，把键盘往前推了推，没敲。
「您要是想找人，」她说，「每月八号上午，这个厅就我一个班。」
我说了声谢谢。
其实她那句话已经把能说的都说了：每月八号，上午，这个厅，她一个班。剩下的部分属于系统里的东西，她说不了，我也不该让她说。
走到门口我又折回去，在自助机上交了自己手机的一百块话费，拿了一张回执。打印机吐纸的时候卡顿了一下，纸出来是斜的。
我把那张回执夹进文件袋，跟死亡证明放在一起。不为别的，就是想知道这样一张纸拿在手上是什么分量。
薄，有点温，上面印着日期、金额、渠道，没有名字。
那天下午我回公司，把一摞二〇〇六年的街道档案扫了三小时。我们做档案数字化，一页一页过，扫描仪的光条走过去要四秒，一天能走八百多页。纸是那种发黄的薄纸，边上脆，翻页得用指腹托着。
我们组长说，这活最怕的是扫着扫着走神，一走神就漏页，漏了得整本重来。我那天漏了两回。
我们组四个人，一间屋子，两台高速扫描仪加一台平的。老档案不能拆装订，得用平的那台一页页压着扫，压的时候手不能抖，抖了字就虚。
我手上这摞是二〇〇六年街道办移交的，一共十一卷，卷皮上用毛笔写着「市场管理」。前年就开始扫了，一直排不上，今年才轮到。
组长姓刘，五十来岁，教过我一件事：纸上的字看不清别猜，先记页码，回头拿放大镜看。他说猜错一个字，后面检索的人能白跑一天。
那天下午我记了两个页码，一个是漏扫的，一个不是。
有一页是老菜市场的摊位登记表，手写，蓝黑墨水，一格一格填得歪。第 14 号摊，修鞋，陈守义，后面跟着一个六位的内部电话，跟手机通讯录里那个一模一样。
那页是整卷里保存得最差的一张，右下角缺了一小块，正好缺在盖章的位置。表头写着「二〇〇六年度摊位登记」，下面十四行，每行四格：编号、经营者、经营项目、联系电话。
第 9 号摊是卖鱼，姓周；第 14 号摊修鞋，陈守义。第 14 行的字比别处用力，笔尖把纸戳出一点毛。
六位号我盯了大概十秒。这串数我在地板上那部手机的通讯录里刚看过，隔了不到十二个小时。
扫描仪的光条走过去要四秒。那四秒里我没动，等它走完，才把那页翻过来确认背面是不是空白。背面是空白。
其实我只是扫到那一页，手多按了一下。
我把那页存了两遍，第二遍存到自己的手机相册里。
存第二遍的时候手有点抖，文件名带了个多余的空格，我没改。
下班前我做了件不太合规矩的事：把那十一卷的目录页拍了照，带回家翻。目录里「摊位登记表」在第三卷，同卷还有摊位费收缴表、卫生检查记录、两份纠纷调解的存档。
我一份份看过去，2006 年 3 月有一栏写着「14 号摊，减免两个月」，原因那一格是空的。
我没再往下查。不是不想，是忽然觉得，自己正在用工作的方便去翻一个不相干的人的旧账。这件事我妈要是知道，大概会说一句：人家过得好好的，你翻它干什么。
晚上回家，我把阳台的箱子推回床底下，没有点开那部手机。
四
小区门口往东五十米有个修鞋摊，挨着报刊亭。
摊子很小，一把遮阳伞，伞骨断了一根，用铁丝绑着。地上摆着两台机器，一台手摇的补鞋机，一台抛光的小砂轮。旁边铁盒里是鞋钉、鞋掌、几卷不同颜色的线。
伞是那种早年的户外遮阳伞，蓝白条，褪成灰白。绑伞骨的铁丝绕了三圈，端头往里折，怕刮到人。
补鞋机的手摇柄磨得发亮，铸铁底座用四颗螺丝压在一块木板上，木板下面垫着两块砖，找平用的。砂轮换过砂纸，边上贴着一小条胶布写日期。
铁盒也是饼干的，跟我妈那两个差不多，只是印的是另一种牌子。里面鞋钉分三格，长短各一格，第三格是几颗铜的，颜色发暗。
摊子后面靠着墙根立着一块硬纸板，用马克笔写着「修鞋 配钥匙 换拉链」，「配钥匙」三个字被人用笔划掉了，划得很随意。
陈守义六十二，坐在一张矮凳上，膝盖上搭着一块帆布。我过去的时候他正在给一只女式短靴换跟，锥子扎进去，手一转，很稳。
矮凳是四条的木凳，一条腿短，底下垫着叠起来的硬纸。他坐着的时候身体往前倾，左膝顶住帆布，右手使锥子，左手扶鞋，两只手从不换位置。
指甲缝里是黑的，洗不掉的那种。右手中指第一个关节有一层厚茧，是常年顶锥子顶出来的。
我在旁边站了大概两分钟，他一直没抬头。等的人倒先开口，说师傅你慢点，不着急。
「慢不了。」他说，「胶还没干，快了歪。」
那句「慢不了」我后来又听过一次，是三月里我拿鞋去修的时候。
「修鞋？」他没抬头。
我说，配把钥匙。
「配钥匙往里走，超市门口。」他指了指，「我这儿只修鞋。」
我在旁边站着，看他把旧跟撬下来，用砂轮把新跟磨平，磨一下比一下。铁屑落在帆布上，他抖了抖。
报刊亭的老太太探出头来喊：「老陈，你那二十块我给你留着呢，八号别忘了。」
他应了一声，说，忘不了。
我心跳了一下，面上没动。
「师傅，」我说，「您这摊子摆多少年了。」
「二十多年。」他说，「原来在菜市场里头，拆了以后挪出来的。」
「菜市场哪年拆的。」
他手停了一下。
「二〇〇九吧。」他说，「记不清了，纸上的东西我记不住。」
他把靴子翻过来，用布擦了擦鞋面，递给旁边等着的人，收了十五块。
我买了一瓶水，在报刊亭站了一会儿。老太太说，老陈人好，就是有个毛病，每月八号雷打不动要去趟营业厅，谁问他都不说。
「他摊子一撂就是半个钟头。」老太太说，「我这儿替他看着，有人来修鞋就喊一声。」
我问，冬天也去？
「下刀子也去。」她说，「去年腊月八号，地上结冰，他一瘸一拐走过去，回来鞋湿透了，坐我这儿烤了会儿电暖器。」
「就不说去干什么？」
「头两年我还问。」她把一沓报纸用夹子夹上，「问了三回，一回说交费，一回说办事，一回没吭声。后来我就不问了。」
我说，那他自己手机呢。
「老年机，」她指了指摊子边上，「一百块能用半年，充一回还得我帮他按。」
风把报刊亭挂着的塑料袋吹得哗啦响。她伸手把袋子摘下来，叠成小方块，塞进抽屉。
「交话费？」我问。
「谁知道呢。」她说，「他自个儿用的是老年机，一百块能用半年。」
我回营业厅的时候快五点了，小吴在收台。她把一沓回执按日期理齐，用长尾夹夹住，塞进抽屉最右边那一格。
「今天没交话费的了？」我随口问。
「现金的少了。」她说，「现在都扫码。愿意跑一趟交二十块的，一个月碰不上几个。」
我说，那还记得住吗。
「记得住。」她说，「因为都得打回执，比扫码多两步。」
「上个月有几个。」我问。
「一个。」
「这个月呢。」
她把回执又理了一遍，没抬头。
「姐，」她说，「您别考我。」
我说，我不是那个意思。
「我知道。」她说，「我在这儿坐了两年，见过好几回来找人的。有找欠钱的，有找家里人的，还有拿着照片来的。系统里没有名字，我总不能凭一张脸给人指。」
她把长尾夹夹紧，抽屉推上。
「不过，」她说，「每月八号上午，来交二十的，就那一个。」
厅里的灯关了一半，自助机的屏还亮着，蓝光照到地上一小块。
我把包带往肩上提了提，问她：「你们这儿，八号那天是谁的班？」
五
「我啊。」小吴说，「怎么了。」
「没什么。」
我没说修鞋摊的事。说了她也不能给我看系统，反而让人为难。
那阵子我随身带着一个本子，巴掌大，封面是单位发的。第一页写「八号」，第二页抄了那六位内部号，第三页写了「14 号摊」。
第四页是空的，我一直没想好该往上写什么。写「为什么」，太像质问；写「是谁」，我大概猜到了，但没证实。
有天下班我在公交站把本子翻到第四页，站了三分钟，最后合上放进包里。车来了，我上车，坐到终点前一站才想起来自己该在哪儿下。
那两个八号我都没等着人。
十月八号下雨，我在营业厅坐到十一点半，3 号窗口来交现金的有四个人，没有蓝工装。十一月八号我加班，赶到的时候厅里已经关了半边灯，小吴在数钱箱。
十月那天下的是那种不大不小的雨，伞收进来滴水，门口垫子湿了一片。保安拖了三回地。
四笔现金里，一笔是交五十，两笔交一百，还有一笔是给上高中的孩子交二十。那个母亲交完把回执折好塞进钱包，跟我一样。
我坐的位置能看见门口，也能看见 3 号窗口的侧脸。一上午我起身四次，两次去接水，两次去门口看天。第五次没起，坐到十一点半，保安过来问要不要取号。
十一月那次我到的时候是五点四十，卷帘门拉下一半。小吴把钱箱里的一沓二十块按方向理齐，用皮筋捆上，捆完在台账上写了个数字。
我隔着半扇门跟她说了句话，自己都听不清说的什么。
「今天没来。」她说。
我说，哦。
「姐，」她把钱箱锁上，「我说句不该说的。您别等了，人家要是想让您知道，早留名字了。」
我走出门，雨停了，地上有积水。路口那家药店把灯箱调亮了一档，玻璃上映着我自己的影子，抱着包，站得笔直。
我忽然想起来，我妈化疗那阵子，有一次让我去交话费，我嫌麻烦，说网上交不就行了。她说，网上交她看不见回执。
那天她坐在沙发上，膝盖上盖着薄毯，手里捏着二十块，已经折成两折。我说我手机点两下就好，她说你点两下我看不见。
我有点不耐烦，说妈，这都什么年代了。
她哦了一声，把钱放在茶几上，没再让我去。第二天她自己下楼了一趟，回来把回执压在电视柜的玻璃板底下。
那张回执后来我见过，跟钱包里那张是同一年，日期差四个月。她把它们收在两个不同的地方，谁也没告诉。
我那时候以为她是不会用手机。三年后坐在营业厅的塑料椅上，才明白她要的不是缴费成功，是有人把这件事办完，交回一张能拿在手上的东西。
那时我不懂什么叫看得见回执。现在懂了：有些人得攥着一张纸，才肯信这件事办成了。
十二月八号我没去。
结果那天下午小吴给我发了条消息，就四个字：今天来了。
我盯着屏幕看了很久，回了个「谢谢」。
打完那两个字，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去厨房烧水。水壶响的时候我回来，屏幕还亮着，对话框里没有下文。
我点开小吴的头像看过一眼，是系统默认的那种，没有照片。
那天晚上我把本子第四页写了字，只写了一句：他今天来了，我没在。
写完我又觉得这句话没头没尾，谁看都不明白。可我就是想把它记下来。这个毛病是跟我妈学的，只是那时候我还不知道。
我不知道还要等几个八号。
六
一月八号，我七点五十就到了。
厅里刚开门，暖气还没上来，保安在擦自助机的屏。我坐在最靠里的位置，把文件袋放在膝盖上。
前一晚我没睡好，闹钟定在六点二十，五点四十就醒了。躺着把要说的话在心里过了两遍，两遍都不一样的开头。
七点五十出门，楼下早点摊刚支起来，蒸笼冒着白气。我买了一杯豆浆，没喝，一路拎到营业厅，进门时还是温的。
最靠里那排椅子背对窗口，能看见玻璃门的反光。我把文件袋横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压着，压得纸角有点卷。
保安擦完自助机，过来把「现金业务」那张纸重新贴正了一点。他说，今天八号，早起的人多。
我抬头看了他一眼，没接话。
八点零六分，蓝工装进来了。这回没穿工装，是件深灰的棉袄，右脚还是有点拖。他到 3 号窗口，从内袋摸出一张折过的二十块，捋平了递进去。
小吴敲键盘，打印回执，撕下来。
他接过回执，没看，对折，塞进上衣口袋，转身往外走。
那张二十块是从内袋摸出来的，折过，他递进去之前在膝盖上捋了一下。小吴接的时候没数，直接放进钱格。
从进门到转身，一共不到三分钟。我坐在最里头，把这三分里的每一步都看完了：推门、走到黄线、摸钱、捋平、递、敲键盘、打印、撕、对折、塞口袋。
我本来准备的是「请问您认识我妈吗」。这句话在心里放了两个月，站起来的时候忽然说不出口——太像审人了。
我站起来，叫了一声：「陈师傅。」
他停住了，回头看我。看了大概三秒，眼睛从我脸上移到我抱着的那个文件袋，又移回来。
营业厅门口有人推着婴儿车进来，轮子压过地垫，咯噔一声。
「你是不是，」他问我，「她闺女？」
七
我们在报刊亭旁边站了一会儿。老太太给我们搬了两个塑料凳，自己进屋去了，把门帘放下了一半。
凳子是那种红的，一高一矮，她把矮的那个推给我。门帘是棉的，放下来一半，还能看见报刊亭里那盏小灯。
陈守义没坐，站着把棉袄的拉链往下拉了两寸，又拉回去。他把塑料袋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压着，压了一会儿才开口。
「我见过你。」他说，「在营业厅，前几个月，你坐在靠门那排。」
我说，嗯。
「我就想，」他说，「这姑娘怎么老来。」
风从巷口过来，伞骨上绑的那截铁丝嗡了一声。
「二〇〇六年，」他说，「我老婆住院，押金差八百。你妈那天来菜场买鱼，听我跟人借，回头就垫了。她不让我写借条，我没听，写了一张，塞给她。」
「那天鱼我给她留了一条。」他说，「她不要，说家里有。」
我问，后来我妈常去您摊上吗。
「修过两回鞋。」他说，「一回是你爸的皮鞋，换掌；一回是你上学的书包带，换了根拉链。她每回都要给钱，我每回都不收。第三回她就带孩子来了，说让我看看这鞋还能不能穿。」
我说，那是我吗。
「不是。」他说，「是你表姐家的。」
我愣了一下，自己也笑了。原来我记不住的那些下午，别人记得比我清楚。
「你妈有个毛病，」他说，「找钱一定要当面数。数完还要说一句『正好』。市场里的人都学她这句。」
「后来呢。」
「后来第二年还了。」他说，「八百块，用报纸包着，送到你们家。你妈收了，当场把借条撕了，撕完又捡起来，说撕了不好看，找胶带给粘上，塞回我兜里。」
「我不记得这事。」
「你那时候上初中。」他说，「放学回来在门口换鞋，没进屋。」
他从棉袄内袋摸出个塑料袋，里面是一张纸，对折过很多次，折痕发白，中间那道用透明胶带粘着。
塑料袋是那种装早点的，透明，薄，口子上打了个结，解开又系回去，反复到塑料发白。
纸是横格信纸，撕下来的，边缘不齐。蓝黑墨水，字很大，一笔一画，写「今借到」三个字占了半行。中间那道折痕被胶带粘过两回，第二回贴得歪，压住了「百」字的一角。
我展开的时候用两只手托着，怕从折痕那里断。风吹过来，纸角翘了一下，他伸手帮我按住，按完又缩回去。
「别弄坏了。」他说，「就这一张。」
我说，好。
我接过来，没敢一下子展开。
「我留着不是怕她要。」他说，「是那张纸我一直没弄明白，撕了又粘回来，算还了还是没还。」
我说，算还了。
「我也这么想。」他说，「可三年前听说人走了，我又想不明白。」
八号那天他去了营业厅，本来只想问一句这个号还在不在。柜员说在，余额两块三。他就交了二十，拿了回执。下个月八号又去了一趟。
「交着交着，」他说，「就成了个日子。那个号不停机，我就当那事儿还没完。」
我问，那您怎么不早来找我。
「找过。」他说，「三年前在楼道里碰见过你一回，你抱着一摞纸，走得很快。我张了张嘴，没喊。」
我一点都不记得。
「那时候说了也不合适。」他说，「人家刚办事回来，你跟人说八百块钱的事，像什么话。」
风把伞布吹得响了一下。他把塑料袋从我手里拿回去，重新折好，收回内袋。折的时候他先把胶带那一面朝里，怕磨着。
「你别嫌我。」他说。
我说，不嫌。
回家我把阳台那个箱子重新搬出来，翻到最底下那两个铁盒。花纽扣那一格下面压着一张纸，是很薄的便签，蓝黑墨水，写着：11 月 3 日，陈师傅还 800，收讫。
我是把纽扣一格格倒出来才看见的。白的倒在报纸上，黑的倒在小碟子里，花的那格底下有张纸，跟盒底一个颜色，不仔细看会当成垫的。
便签很薄，是从那种一本一本的小本子上撕的，上沿还有一排没撕干净的孔。字比铁盒硬纸片上的小，收笔往回带一下，跟信封右上角写月份的字是同一只手。
「收讫」两个字写得比前面重。
我把盒子里的东西一样样放回去，放到最后才发现自己没敢把那张纸翻过来。坐了一会儿，翻过来之前，先拿手指在纸边上摸了一下，怕撕。
背面还有一行，字更小：不用告诉他我记了。
我不知道这张纸她留了多久。
八
一月十二号，我去了营业厅，办了过户。
死亡证明、户口本、我自己的身份证，材料还是那个文件袋，回形针换了个新的。小吴把号过到我名下，套餐没改，还是八块保号。
过户比销号快。她核了三样证件，让我在两张表上签字，签完拍了张手持身份证的照片，全程十二分钟。
「继承类的办得少。」小吴一边敲键盘一边说，「上个月有一单，家属跑了四趟，少一份关系证明。」
我说，我这回齐了。
「齐了。」她把新卡单推过来，「号码不变，套餐不变，绑定的东西您自己再解一遍。」
我拿着那张单子看了一眼，「客户姓名」那一栏从三个字变成了三个字，笔画数都差不多。
出门前我把文件袋里那张抄着流程的便签抽出来，扔进门口的垃圾桶。扔完又觉得不该扔，站了两秒，没去捡。
「还销吗。」她问。
我说，不销了。
「那里面还有四百三十二。」
「留着吧。」我说，「慢慢扣。」
出来的时候我给陈守义发了条消息，是那天在报刊亭互相留的号。我写：陈师傅，往后八号不用去了，那个号我接了。
他隔了四十分钟回，只有两个字：好嘞。
二月八号，我在家等了一天，没等到小吴的消息。九号早上她发来一张截图，是系统里当月的账：只有套餐扣费八块，没有现金缴款。
八号那天我把手机放在餐桌上，音量调到最大。上午十点没动静，中午十二点没动静，下午三点我把手机拿起来看了一眼，电量还有百分之七十几，信号满格。
其实没消息才是该有的结果。可我一天里还是开了六七次屏幕，每次都先点开对话框。
晚上我给自己下了碗面，卧了个蛋。吃完把碗洗了，手机还在桌上。
九号早上那张截图发来的时候我正在刷牙，含着一嘴泡沫看完的。截图上那行「套餐及固定费 8.00」下面空着，往常那行「现金缴款 20.00」没有了。
我漱完口，回了个「好」。
我看着那张图，把手机扣在桌上。
那部红米我充了电，放在书架上，屏幕朝外。通讯录我还是没删，「陈师傅」那一栏我改了，改成「陈守义」，后面补了新手机号。旧座机号我没删，留在备注里。
铁盒里的纽扣我按颜色重新分了一遍，白的、黑的、花的。四十六行没织完的毛衣，我拆了两行，又停住了，还是照原样卷起来放回箱子。
拆之前我找过她的针。九根里有一根还穿着线，线尾打了个结，是收到一半停下的那种结。
我照着原来的针脚拆了两行，拆到第三行发现密度不对——我手紧，织出来比她那一截窄了半指。拆容易，接不回去。
于是把线重新绕回针上，卷好，放回小猫那个铁盒，针还是插在海绵上，位置没动。
纽扣分完我多加了两个小格，一个放备用扣，一个空着。空着那格没写名字。
箱子我没再封。胶带撕下来扔了，箱盖就那么虚虚地搭着，阳台的窗帘也不再拉到底。
三月里我拿了两双旧鞋去修。他给其中一双换了底，收了二十五，另一双说不用换，帮我把开胶的地方粘了，没要钱。
换底那双是我妈的，黑布鞋，三十六码，鞋帮还好的，底磨偏了右边。我拿去的时候没说是谁的。
他把鞋翻过来看了看，用手指按了按鞋跟那块，说，走路偏右的人穿的。
我说，嗯。
「底别换太硬的，」他说，「老人穿着硌脚。」
我说，您看着办。
最后换的是软底，二十五。粘那双他抹了胶，用夹子夹住，让我放一晚上再穿。夹子是他自己做的，木片加一颗螺丝。
我付钱的时候他找了五块，硬币，放在我手心里。找完把夹子旋紧，没抬头，说了一句：「慢不了，胶得干透。」
这句话我在第一次来这个摊子时听过。
我说，那不行。
「那你就下回再来。」他说。
我说，好。
回家路上经过营业厅，玻璃门里 3 号窗口亮着灯，小吴在低头敲键盘。我没进去。
到家我把那张粘过的借条拍了照，存进手机相册，跟二〇〇六年那页摊位登记表放在一起。
八号那天，我没有去营业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