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和林晚认识的那天晚上，长安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我正蹲在石榴花路和钟楼交叉的那个路口边上，给一辆爆胎的电动车换内胎。修车的老陈头喝喜酒去了，把摊子扔给我看着，说小林你帮叔盯一晚上，回头给你带喜糖。结果喜糖没等到，等来一个姑娘骑着电动车从我面前飞驰而过，车轮碾过一块尖石头，后胎“砰”一声炸了。
她连人带车歪出去两米多远，整个人趴在雪地里，手机从口袋里甩出来滑到我脚边，屏幕亮着，上面是一条刚编辑到一半的朋友圈，配图是长安的雪景，文字写着：今天去见了沈老师最后一面，他瘦得脱了相，我出来后在厕所哭了一场，但没让任何人看见。然后是一个没打完的括号。
我捡起手机，她挣扎着站起来，回头第一句话是：“把手机还我。”
我说：“你先看看自己胳膊。”
她低头一看，右手臂的羽绒服被划开一道口子，白色的绒钻出来，混着雪水和一点点血丝。她皱了皱眉，从我手里抢过手机，看了一眼屏幕，迅速把那条没发出去的朋友圈删掉了。然后蹲下身去看自己的电动车，后轮完全瘪了，胎壁上豁着一道大口子。
我站起来，从老陈头的工具箱里摸出一条新内胎和补胎胶，说：“别看了，这条胎废了，得换。我这儿有现成的，六十。”
她抬头看我，雪落在她睫毛上，化成了水珠。她的眼睛很大，但眼下的黑眼圈更重，像是很久没睡好觉。她说：“五十。”
“六十，手工费都没跟你算。”
“五十五，你自己说的没算手工费。”
我盯着她看了一会儿，她盯着我看了一会儿。雪越下越大，路上几乎没别的行人了。我叹了口气：“行吧，五十五，帮你换完你赶紧走，我也要收摊了。”
她说：“不行，你得帮我换到能骑走为止，万一你换的内胎是劣质的，半路又爆了，我找谁去？”
我笑了：“你这人还讲不讲理？”
她说：“我讲理的，五十五就是你换好内胎、保证我骑到家门口不出事的价钱，这叫包含售后。”
那天晚上我在雪地里蹲了二十分钟给她换内胎，她在旁边撑着我那把漏雨的破伞，伞面太小，俩人的肩膀都露在外面淋着。换完之后她掏钱，掏了半天从包里翻出一把零钱，数了五十五块钱钢镚儿递给我。我说您能不能换张整的，这叮叮当当的我兜里揣着不沉啊。她说没整的，信用卡里倒是有额度，你要能刷卡我给你刷个五千五，你找我五千四百五。
我看着她一本正经的样子，忽然就笑出了声。她自己也笑了，蹲在雪地里笑得直不起腰，然后笑着笑着就不出声了，眼泪顺着脸往下淌，和雪水混在一起根本分不清。
我蹲下来问她：“你到底怎么了？”
她擦了把脸，说：“没事儿，就是沈老师走了，我实在撑不住了。”
沈老师是她的大学老师，西安音乐学院声乐系的沈玉琴教授，教了她四年。林晚是她那一届学生里最出挑的，毕业后沈老师给她介绍了好几个演出机会，有两次是国际比赛，她都拿了奖。后来沈老师查出了胰腺癌，在西京医院住了一个多月，林晚几乎天天下了班就往医院跑，有时候在病房走廊里改论文，有时候给沈老师擦身子。沈老师走的那天晚上，她人在外地演出，赶回来时已经晚了二十分钟，沈老师没等到她。
“我连最后一面都没见着，”她说，“我赶回来的时候，殡仪馆的车已经把人拉走了。”
我没说话。我想起了我奶奶走的那天晚上，我也是没赶上。
那天晚上我送她回了家，她在小寨路那边租了一个老小区的一居室，楼道里的灯坏了三盏，我拿手机给她照着，她一边上楼一边说：“你要不要上来喝口水？”
我说：“大半夜的去一个陌生姑娘家喝水，你觉得合适吗？”
她说：“我都不怕你怕什么，我一个学音乐的，家里除了谱架和泡面什么都没有。”
我还是上去了。她的屋子确实寒酸，床垫直接铺在地上，旁边的衣柜少了一扇门，用一块蓝布帘子挡着。茶几上堆着一摞音乐杂志，杂志旁边是半盒已经发硬的饼干。唯一的装饰是墙上贴着的一张海报，上面印着一个拉大提琴的男人背影，底下写着一行英文：The most beautiful thing in life is to chase your dream with someone you love.
她给我倒了一杯白开水，然后坐在床垫上，抱着自己的膝盖问我：“你叫什么名字？”
“林风。”
她“噗嗤”一声笑了：“你爸妈是不是希望你长大后当护林员？”
我说：“我爸妈在我八岁那年就散了，各奔东西，谁也没空管我当不当护林员。”
她笑不出来了，看着我，过了一会儿说：“对不起。”
“没什么对不起的，我过得挺好的。”
“你做什么工作的？”
“婚庆策划，不过现在不做了。”
“为什么不做？”
“做不下去了，觉得帮别人办婚礼是一件挺讽刺的事情，我自己都过得一塌糊涂。”
她没再问，从床底下摸出两罐啤酒，递给我一罐。我们俩就这么隔着一个茶几面对面坐着喝啤酒，外面的雪一直没停，窗户上结了雾，她用手指在雾上画了一只歪歪扭扭的猫。画完之后她回头看着我，忽然说了一句让我愣了半天的话：“林风，你相信有些人只适合遇见，不适合拥有吗？”
我说：“你什么意思？”
她说：“没什么意思，就是觉得你这个人挺有意思的，明明是个热心肠，非要把自己弄得跟个刺猬似的，逮谁扎谁。”
我说：“你才认识我几个小时？”
她说：“有些人认识一辈子也看不透，有些人一眼就够了。你属于后者。”
然后她仰头把啤酒喝完了，站起来走到我跟前，从自己脖子上解下来一条红绳，绳子上面拴着一块很小的玉坠子，成色一般，但被磨得很光滑，一看就是戴了很多年的。她把那条红绳系在了我的手腕上，说：“送你了，沈老师当年送我的，说是能保平安。我戴着也没什么用，沈老师照样没留住。”
我说：“这么贵重的东西你随便送人？”
她说：“不随便。我觉得你比我需要它。”
我还没来得及拒绝，她就把我推出了门，关门之前对我说：“明天早上你要是没事儿，帮我去医院把沈老师留在病房的东西收拾一下吧，我一个人不敢去。”
我说：“行。”
然后门关了，我站在楼道里，听着她反锁了门，脚步从门口走到了床垫那边，然后什么都没有了。我低头看着手腕上的红绳，在黑暗里看不出什么颜色，只觉得贴着皮肤的那块玉微微发凉。外面雪还在下，我蹬上老陈头那辆破三轮往家走，一路上摔了三跤，每摔一跤我就骂她一句，骂完之后又忍不住笑。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准时到了西京医院门口。她已经在那儿等着了，换了一件白色的短款羽绒服，头发扎起来了，气色比昨晚好了不少，只是眼睛还是肿的。看见我之后她第一句话是：“你手上那根红绳呢？”
我撸起袖子给她看：“戴着呢。”
她满意地点了点头：“走吧。”
沈老师住过的病房在九楼，东西不多，柜子里有几件换洗衣物，床头放着两本乐谱和一盒没吃完的止疼片，抽屉里有一张照片，是她们毕业那天拍的，沈老师坐在中间，林晚蹲在她左边，俩人脸贴着脸笑得眼睛都眯成了一条缝。林晚把照片从相框里取出来，装进了自己的包里，然后把其他东西收进一个纸箱，交给沈老师的爱人带走。
从病房出来等电梯的时候，林晚靠在墙上，忽然说：“林风，我租的房子月底到期，你能帮我找个新房子吗？”
我说：“你自己不会找？”
她说：“我信不过别人，但信得过你。”
我看了她一眼，她正看着电梯上的数字从九跳到八、七、六，表情很平静，但攥着包带的手指关节发白。
“行，”我说，“我帮你找。”
“还有，我没钱了。沈老师住院这段时间我几乎把所有演出费都搭进去了，下个月的房租我也付不起。”
“那你打算怎么办？”
“你说呢？”
电梯到了，门打开，她先走了进去，回头看着我。我站在电梯门口，被里面那个数字和她的目光一起逼到了墙角。我说：“你不会是想让我收留你吧？”
“你那院子不是有好几间空屋子吗？”
“你怎么知道我有个院子？”
她歪了歪头，笑了笑：“你昨晚自己说的，你住石榴花路，家里有个小院，养了不少花。林风，撒谎这种事不适合你，你这种人在雪地里蹲二十分钟帮陌生人换车胎，还只收五十五块钱，说自己过得一塌糊涂，谁信？”
我张了张嘴，什么都没说出来。
三天后林晚搬进了我家，住在我奶奶原来住的那间屋子。她搬来的那天带了一只行李箱、一把小提琴、一台笔记本电脑和十二箱书。我说你一个学音乐的怎么比学考古的还夸张，她说这些都是乐谱和音乐理论，随便一本都比我那辆破三轮车值钱。
她住进来的第一个晚上，我俩蹲在院子里吃泡面。她问我：“你这院子里怎么都是石榴花？”
“我种了十几年了，一开始是为了纪念我妈。她以前在纺织厂上班，厂子外面就种了一排石榴花，每年夏天开得特别好，后来厂子拆了，花也没了，我就在自己院子里种。”
“你妈后来去哪儿了？”
“不知道，走了快二十年了，去年才回来，在香港那边又成了家。”
林晚停住了筷子，过了好一会儿才说：“林风，咱俩是不是太惨了点？”
我被她这个“咱俩”说得一愣，然后笑了：“惨什么惨，有泡面吃有啤酒喝还有暖气，比多少人强多了。”
她也笑了，把她碗里的卤蛋夹到我碗里：“你多吃点，你比我需要营养。”
“为什么？”
“你比我老。”
我差点把泡面从鼻子里喷出来。
接下来的日子，林晚每天早出晚归，接各种演出和代课的活儿。她拉小提琴的水平确实高，西安音乐学院那几年不是白读的，有一次我在院子里抽烟，听见她在屋里拉帕格尼尼的《钟》，拉到高把位那段跟闹鬼似的，我烟都忘了抽。等她拉完出来倒水，我对她说：“你拉得这么好，怎么不去考交响乐团？”
她说：“考了，陕西交响乐团那边初试过了，复试没过。”
“为什么？”
“人家说我的音色太野，不够规范，不符合乐团要求。”
她说完就回屋了，走得很快，但我在她转身之前看见她眼眶红了。
过了两天我打听到，陕西交响乐团今年根本就没招小提琴，只有一个中提琴的空缺。林晚根本没去考，她骗了我。
我当晚就把她堵在院子里了。我说：“林晚，你到底在瞒我什么？”
她靠着墙，沉默了很久，然后说：“林风，你这个人怎么这么爱多管闲事？”
“你说我多管闲事，那你别住我家啊。”
她被我噎住了，咬着嘴唇看了我半天，终于蹲了下来，双手抱住自己的头，声音闷在膝盖里：“我右耳的听力越来越差了，医生说可能保不住了。”
我蹲下去，把她拉起来，让她看着我。她的眼睛里有水光在晃，但没有掉下来。
“多久了？”
“去年冬天开始的，沈老师生病那段时间就查出来了，医生说可能是长期高强度的演奏加上一次重感冒引发的神经性损伤。”
“治不好吗？”
“治不好，只能尽量维持，但结果是不会变的。”
她看着我，很平静地说出了“不会变的”这四个字。而我站在她面前，忽然觉得这个冬天比以往任何一年都要冷。
“所以你才把沈老师送你的玉坠子给我。”
“我不是那个意思，我就是觉得你比我更需要那东西。”
“林晚，你是不是觉得自己什么都留不住，所以就可以随便送人？”
她看了我一会儿，然后踮起脚，在我嘴唇上轻轻碰了一下。
“我没有随便送，”她说，“我是想送给自己一个念想。”
那天晚上之后，我开始疯了一样帮她找医生，托了所有能托的关系，最后找到了西京医院耳鼻喉科的一个专家，姓方，人很和气，给林晚做了全面检查之后，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说：“她这个情况，手术可以做，但成功率只有三成，而且即便手术成功，听力最多恢复到现在的七成。如果不做，最多半年就会彻底失聪。”
“做，”我说，“只要有希望就做。”
方主任看着我：“费用不低，手术加后续康复，大概要三十万。你们是家属吗？”
我说：“我是她朋友，我来想办法。”
我回去跟林晚说了，她坐在院子里那棵石榴树下，手里转着一根树枝，半天没说话。最后她说：“林风，我不做。”
“为什么？”
“三成概率，三十万，我拿什么赌？”
“钱的事你不用管——”
“林风，”她打断我，“你已经帮我够多了，我不能让你为了我背债。”
“我背债跟你没关系，我自己愿意。”
“可我过不去我自己这一关。”
我们吵了一架，吵得很凶。她说她这辈子最怕的就是欠别人的，欠了还不上，夜里睡不着觉。我说你是不是傻，人跟人之间不是这么算的。她说那怎么算，你说怎么算？
我憋了半天，说：“算你是我的人。”
她愣住了。
过了很久，她轻声说：“林风，你别这样，我没什么能给你的，等我耳朵彻底聋了，连小提琴都拉不了，我就是一个废人，你图我什么？”
“图你长得好看。”
她气得笑了，笑着笑着又哭了，一边哭一边拿树枝打我，说你这个王八蛋，都什么时候了你还开玩笑。
我说我没开玩笑，我就图你好看，你耳朵聋了也好看。
她扔掉树枝，抱住了我，把脸埋在我胸口，闷声说：“林风，你真是我见过的最傻的人。”
“那你跟不跟傻子在一起？”
“跟。”
手术定在三月中旬。为了凑够那三十万，我把奶奶留给我的金戒指和金镯子卖了，又去找程野借了十万，剩下的七万多实在没办法了，我背着林晚去找了周丽。
那是我第一次主动去找周丽。她在香港，接到我电话的时候正在开会，听到我说“我需要借钱”，她当场中断了会议。两个小时后她的车停在了我住的德福巷外面。她走进院子，四处看了看，然后看着我说：“你要多少钱？”
“七万。”
她没多问，从包里拿出一张卡递给我：“里面有二十万，你先用着。”
我拿了七万，把剩下的退给她了。
她没收，说：“拿着吧，万一后续还需要。”
我说：“后续我再想办法。”
她看了我一会儿，把卡收了回去，然后说：“那孩子我见过，去年在一次音乐沙龙上，拉得一手好琴，长得也精神。她配你绰绰有余。”
我没说话。
她又说：“手术的时候告诉我，我去看看。”
“你去干什么？”
“我去看看我儿子的女朋友，行不行？”
我看着她，她看着我，最后我点了点头。
林晚手术那天，周丽真的来了，还带了一束花。林晚被推进手术室之前拉着我的手，说：“林风，你告诉你妈，我不一定能从手术台上下来，让她别浪费那束花。”
我说：“你别胡说八道，方主任说了，你这就是一个常规手术。”
“三成概率的常规手术？”
我握紧她的手：“不管几成，你都得给我下来。你要是敢不下来，我就去把你那十二箱书全卖了，一本不留。”
她笑了，笑得眼泪都出来了，然后被推进了手术室。
手术做了六个多小时。我和周丽坐在手术室外面，谁也没说话。期间林云打了三个电话过来问情况，我说还在做，她说她马上买高铁票从深圳过来。
林云到的时候手术刚好结束，方主任从里面出来，摘掉口罩，表情很平静。我的心提到了嗓子眼。
“手术本身是成功的，”他说，“但最终听力能恢复到什么程度，要看后续恢复情况，你们做好心理准备，可能不会太理想。”
林晚被推出来的时候还在麻醉中，脸色苍白，右耳包着厚厚的纱布。林云第一个冲上去，趴在床边看了半天，回头对我小声说：“哥，嫂子长得确实好看。”
我说：“现在别叫嫂子，人家还没答应呢。”
林云白了我一眼：“都这样了还没答应？你是打算等她聋了再求婚吗？”
林晚醒来之后的第一件事是摸自己的右耳。她摸到纱布的时候表情很平静，然后看着我说：“林风，我想听你说话。”
我凑近她左耳，说：“听什么？”
“随便，你就说，我想知道你能把我吵成什么样。”
我说：“林晚，你要是这次能好起来，我就带你去大理，去我朋友开的酒吧，让你在那边拉琴，拉给全世界听。”
她笑了一下，又皱起眉：“林风，我右耳好像能听见一点点。”
我的心猛地一跳：“真的？”
“就一点点，像隔着水听声音。”
我跑去找方主任，他过来检查了一番，脸上露出一点笑意：“不错，有恢复的迹象，比我预想的要好。”
那段时间是我这辈子过得最有盼头的日子。林晚每天做康复训练，右耳的听力一点一点在恢复，虽然离完全正常还差得很远，但至少不再是彻底失聪的局面。她开始能重新拉琴了，只是高把位的音准还需要用左耳去校正。林云隔三差五从香港跑过来看她，每次来都要带一堆营养品，把冰箱塞得跟药房似的。
四月初的一个傍晚，我坐在院子里抽烟，林晚从屋里出来，手里拿着那把沈老师留给她的乐谱，翻到其中一页，指着上面手写的批注对我说：“林风，沈老师在上面写了一句话——林晚的音色里有风，有雨，有不肯低头的倔强，可惜这个世界听不懂。”
我接过乐谱看了看，那几行字用蓝色圆珠笔写的，字迹娟秀，落款是“玉琴老师”。
“所以我不去交响乐团不是因为考不过，是因为他们想要的是一个能融进弦乐组的音色，而我做不到。沈老师说我这种音色在独奏的时候最动人，但到了乐团里就是灾难。”
“那你就独奏。”
“独奏要有独奏的命。我现在的耳朵，独奏也是半吊子。”
“半吊子就半吊子，你拉给我听就行。”
她看着我，忽然说：“林风，我想在院子里办一场演出。”
“什么演出？”
“就一场独奏，请几个朋友来，你给我当观众，我拉一小时，拉完我就彻底放下这件事了。”
我说行，我来张罗。
四月十八号晚上，林晚在院子里拉了一场独奏。来的人不多，就十几个，程野和苏苗、陆鸣和何静、林云，还有几个她以前西安音乐学院的同学。我搬了一把椅子坐在最前面，她站在那棵石榴树下面，拉了三首曲子，第一首是巴赫的《恰空》，第二首是帕格尼尼的《钟》，第三首是她自己写的一段旋律，没有名字。
拉到第三首的时候，她的右耳明显在找音准，有几个音偏了，但她没有停下来，一直拉到最后一个音符结束，然后鞠了一躬，说：“谢谢大家来听，这应该是我最后一次独奏了。”
我站起来鼓掌，所有人都站起来鼓掌，林云哭得比林晚还厉害。
那天晚上客人走了之后，林晚坐在院子里，靠在我肩膀上，说：“林风，我觉得差不多了。”
“什么差不多了？”
“能给的我都给了，能留的我也留过了，沈老师那句‘音色里有风有雨’我算是替她拉出来了。剩下的日子我想干点别的。”
“干什么？”
“跟你学婚庆策划。我虽然耳朵不行了，但我懂音乐，知道什么样的现场配什么样的曲子，以后你接婚礼的活儿，我给你配乐。”
我搂住她，说：“好。”
那天晚上我以为一切都过去了，最坏的事情已经发生了，接下来只会越来越好。
我错了。
五月初，林晚去西京医院复查，方主任把我单独叫到办公室，说右耳的恢复停滞了，而且左耳也出现了退化的迹象，可能是当初右耳发病的时候就已经波及到了左耳，只是当时不明显。
“最多再有一年，左耳也会开始持续下降。”
我站在医院的走廊里，感觉走廊在往两头拉长，所有的光都在往远处退，只剩下“一年”这个词钉在我脑子里，拔不出来。
林晚从检查室出来，看了我一眼，说：“方主任跟你说了？”
“说了。”
“林风，我早就知道了，上次手术的时候他就跟我说了，左耳迟早的事。”
“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告诉你又能怎样？你还能把全世界的医生都找来给我看病？”
她拉着我的手往外走，在医院门口拦了一辆出租车，上车之后她说：“林风，咱们去趟大理吧。”
“现在？”
“就现在。”
第二天我们就飞了大理。我那个开酒吧的朋友方远在大理有间客栈，我们住在他那儿。林晚在大理待了四天，每天下午去酒吧里拉琴，她拉琴的时候客人们都不喝酒了，端着杯子站在那儿听，有一个从成都来的姑娘听完之后哭得稀里哗啦的，非要给她塞钱，林晚没收。
第四天晚上，她拉着我在古城里逛，走到四方街的时候，她忽然说：“林风，我们回去吧。”
“再玩两天？”
“不玩了，该回去了。”
回去的飞机上，她靠在我肩膀上睡了一路。我看着她睡着的样子，忽然想起第一次见她的那个雪夜，她骑电动车从我面前飞过去，摔得满身是雪，然后跟我说“把手机还我”。
到家之后，林晚跟我说了一句我这辈子都忘不了的话。
“林风，你把我送走吧。”
“什么意思？”
“把我送到一个我看不见你、你也看不见我的地方。我左耳还能撑一年，这一年我不想在你面前一点点变聋，太难看了。”
“林晚，你——”
“你听我说完。你这个人什么都好，就是太善良了，善良到会为了别人把自己弄得乱七八糟。我要是留在你身边，你会把自己熬干了来照顾我，然后把所有想做的事情都扔掉。我不能让你为了我变成一个没有自己的人。”
我张了张嘴，说不出话。
“而且，”她笑了一下，“我这个人有很强的自尊心，不想让你看到我越来越聋的样子。你就当我矫情，当我作，当我不识好歹。”
我说：“你能不能不要替我做决定？”
她走过来抱住我，在我耳边说：“林风，这大概是我最后一次用右耳听你说话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来的时候，林晚已经不在了。她的行李箱、小提琴、十二箱书全都不在了，只有床头柜上留着一封信和那张沈老师留给她的乐谱。
信上写着——
林风：
我走了。别找我，你也找不到我。
沈老师当年说我的音色里有风有雨，还说可惜这个世界听不懂。我觉得这个世界不是听不懂，是听懂了也装听不懂。你不一样，你听懂了，你只是不知道自己也应该被听懂。
你这个人太苦了，从小苦到大，好不容易日子有点盼头了，又遇到我这么个麻烦。我有时候想，如果我耳朵好好的，我们俩是不是就能安安生生过日子了。但后来又一想，也不一定。我这个人太倔，你这个人也太倔，咱俩在一起大概就是互相较劲儿，然后你让我三分我让你三分，最后大家都累得够呛。
所以我走了。我把沈老师那句话留给你了，你替我听这个世界吧。
别找我了。你要是实在想我，就去院子里浇浇那些石榴花，春天到了它们会开得很好，你替我看看它们。
林晚。
我把那封信翻来覆去看了十几遍，然后给她打电话，关机。给她发微信，已删除。问林云，林云说她不知道。问西安音乐学院的同学，没人知道。
我在院子里坐了一整天，抽完了两包烟。最后我把那根红绳从手腕上解下来，系在了石榴树的枝桠上，然后把她的乐谱收进了奶奶留下的那个樟木箱子里。
后来的日子我就这么过了。梦想树的生意越来越好，宋知画做了婚庆公司的总经理，我在长安和上海之间两头跑，偶尔去大理陈方远那儿喝一顿酒。程野和苏苗的孩子快五岁了，陆鸣和何静也结了婚，林云从上戏毕业之后签了公司拍了第一部电视剧，虽然不是主角，但也算小有名气。
林云每次见到我都会问：“哥，嫂子有消息吗？”
我说：“没有。”
她说：“你还在等她？”
我说：“不等了。”
她说：“那你为什么不找别人？”
我说：“懒得找。”
去年冬天，我又去了一趟大理。方远的酒吧里新来了一个拉小提琴的姑娘，听说是从长安过来的，在丽江常住，给客栈和酒吧配乐，偶尔自己也拉几场。
我坐在角落里听她拉了一首曲子，没听过，有点像林晚当年写的那段没有名字的旋律。
拉完之后她站起来鞠躬，说：“这首曲子是我一个朋友写的，她叫林晚，耳朵不太好，现在不拉琴了，在乡下开了个音乐教室，教小孩拉琴。我把这首曲子带来丽江，就是想让她写的旋律被更多人听到。”
我站起来，从酒吧里走出去了。外面下着小雨，我在四方街的石板路上走了很久，走到脚底发麻，然后蹲在路边，和第一次见林晚的那个雪夜一样，蹲在雪地里给她换内胎，她在旁边撑着破伞，肩膀淋着雪。
我哭完了，站起来，买了张回长安的机票。
石榴花路上那些石榴花又开了，有人替我去看了。
我再也没找过她，她也再没找过我。
后来每次路过护城河，我都觉得水面上浮着的全是她当年删掉的那条朋友圈——今天去见了沈老师最后一面，他瘦得脱了相，我出来后在厕所哭了一场，但没让任何人看见。
括号后面那半句，我到现在也不知道她想写什么。
也许她想写：后来遇见了一个在雪地里帮我换车胎的傻子。
也许她想写：那个傻子最后还是没能留住我。
反正都无所谓了。我连“林晚”这个名字都不敢多念，怕念多了，那个冬天就真的过去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