沈砚的生日在十一月七号。
那天我提前三个小时从医院出来。透析做到一半我就让护士拔了管子，穿刺点还在渗血，我用棉球摁着，在洗手间换了条裙子。裙子是去年他给我买的，吊牌还没拆，米白色，领口有一圈很细的蕾丝。他说过喜欢我穿浅色。
我拎着蛋糕推开别墅门的时候，客厅里已经摆了一只更大的。三层，翻糖，顶上立着一个穿芭蕾舞裙的小人。沈砚站在旁边，袖口挽到小臂，正低头跟人发语音，语气是我从没听过的耐心：“到了？我出来接你。”
他经过我身边时顿了一下，视线扫过我手里的蛋糕盒，没伸手接，只说了一句：“放冰箱吧。”
那天晚上我见到了宋晚。
她从一辆网约车上下来，穿一件雾霾蓝的大衣，头发剪得很短，耳垂上什么都没有。沈砚迎出去，很自然地接过她手里的行李箱，另一只手虚虚地护在她后腰。宋晚抬头看了我一眼，笑了一下，说：“这就是林荞吧？比照片瘦。”
照片。我不知道沈砚手机里存着我什么照片，也不知道他什么时候给宋晚看过。
那顿晚饭吃得很安静。宋晚讲她在国外的乐团，讲巡演到维也纳的时候下了很大的雪，沈砚听得很认真，偶尔插一句“你手伤后来还犯吗”。我坐在宋晚对面，面前那碗汤从热放到凉，汤面结了一层薄薄的油膜。沈砚给她夹菜，用的是公筷，夹的是宋晚面前那盘清蒸鲈鱼最嫩的月牙肉。他做这件事的时候没有犹豫，没有停顿，像做过一千次。
我忽然想起上个月我出院，医生打电话让他来接，他说在开会。我自己坐地铁回去，在小区门口买了一碗粥，粥撒了一半在塑料袋里，我蹲在路边把没撒的那半碗喝完了。
饭吃到一半，宋晚的手机响了。她看了一眼屏幕，没接，直接按掉了。沈砚问是谁。宋晚说：“不重要。”然后她看了我一眼，补了一句：“以前乐团的一个朋友。”
那个眼神我认得。我在镜子里见过很多次。是一个人知道自己被偏爱时才会有的、漫不经心的坦然。
饭后沈砚送宋晚去酒店。我在厨房洗碗，听见他在玄关拿车钥匙，宋晚说“不用送，我打车”，他说“这个点不好打车”。门关上的声音很轻。
我洗完碗，把蛋糕从冰箱里拿出来，拆开盒子，切了一块放在盘子里。蛋糕是我排了四十分钟队买的，栗子蓉的，沈砚以前说过他不爱吃太甜的东西，但栗子可以。我把那块蛋糕放在餐桌上，旁边摆了一只叉子，然后坐在对面等。
等到凌晨一点，蛋糕上的奶油开始塌了。我把它收进冰箱，洗了叉子，上楼。
主卧的灯亮着。沈砚已经回来了，靠在床头看手机。他听见我进来，头都没抬，说了一句：“宋晚要在国内待一段时间，她乐团那边出了点事。我先帮她安顿一下。”
“嗯。”
“她住酒店不方便，我让她先住家里客房。”
我站在衣柜前面，手搭在柜门上，停了两秒。“好。”
他终于抬起头看了我一眼。那一眼很短，像在确认一件家具还在原位。然后他说：“你脸色不太好，早点睡。”
我笑了一下。我说：“沈砚，我今天去透析了。”
他皱了皱眉：“你什么时候开始透析的？”
“上个月。”
“怎么没跟我说。”
“你上个月在忙宋晚的事。她乐团出事，你飞了两趟柏林。”
他不说话了。手机屏幕的光映在他脸上，把他眉间那道竖纹照得很清楚。过了一会儿他说：“林荞，你以前不这样。”
以前。以前我不会在饭桌上沉默，不会在他晚归的时候不问去了哪里，不会用这种语气跟他说话。以前我像一个拧紧了发条的娃娃，他说什么我都说好。他半夜说饿，我爬起来煮馄饨，馄饨皮煮破了三个，我重新包。他衬衫扣子掉了，我缝到凌晨两点，第二天他穿走的时候没看一眼。他有一回发烧，我请了三天假守着他，他退烧那天跟朋友打电话，笑着说“没事，小感冒”。
以前我以为那叫爱。
宋晚搬进来那天是十一月九号。沈砚亲自去酒店接的她，我留在家里收拾客房。床单是新换的，我在商场挑的，浅灰色，宋晚应该会喜欢。我把衣柜腾出一半，把抽屉擦了一遍，在床头放了一瓶矿泉水和一个新的充电器。
宋晚进门的时候拎着一个纸袋，里面是给我的礼物。一条丝巾，深蓝色的，标签没剪，上面贴着一家买手店的价格贴。我扫了一眼，那个数字够我做两次透析。
“谢谢。”
“别客气，”宋晚笑了笑，“沈砚说你身体不太好，辛苦你了。”
她说“沈砚说你身体不太好”的时候，语气很平，像在说一件她已经知道很久的事。我不知道沈砚跟她说了多少。我的病，我们的婚姻，我这个人。也许他都说了，也许他只说了“她身体不太好”这六个字，像概括一件旧家具的折旧情况。
那之后的日子像一锅温水。
宋晚住进来，家里多了一双拖鞋、一只马克杯、一个习惯在早晨七点用厨房的人。她煮咖啡，满屋子都是味道。沈砚以前不喝咖啡，现在每天出门前会带一杯。宋晚在的时候他回来得早，三个人坐在客厅里看电视，宋晚挑片子，沈砚坐她旁边的单人沙发，我坐另一头。遥控器在宋晚手里，沈砚偶尔凑过去看一眼她选的片子，两个人的头挨得很近。
我开始频繁地恶心。透析的间期从三天拉长到四天，因为有一天宋晚说想去郊区的艺术区看看，沈砚让我开车送她。那天我本来要去医院。我把预约改到了第二天，开车带宋晚去了郊区，她在画廊里逛了三个小时，我在车里坐着，腰又酸又胀，小腹坠得厉害。
回来的路上宋晚坐在副驾驶，忽然说：“林荞，你跟沈砚结婚之前，知道我的事吗？”
我看着前面的路。“知道一点。”
“他没跟我说你们怎么在一起的。”宋晚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风灌进来，吹得她短发乱飞，“不过我猜得到。沈砚这个人，他需要一个人在他身边。谁都可以，只要那个人不烦他。”
她转过头看我，表情很淡：“你别多想，我不是来跟你抢什么。我在国外有男朋友，沈砚知道。我们就是老朋友。”
我笑了一下。“你不用跟我解释。”
“我不是解释，”宋晚说，“我是觉得你挺不容易的。沈砚这个人，你对他好一百倍，他只觉得应该。你哪天不好了，他才会想起来找。”
她说得很准。但我没告诉她，我已经没有“哪天”了。
真正的那天是十一月十七号。
那天沈砚回来的很早。宋晚在厨房做饭，做了一个红烧肉、一个清炒时蔬，还开了一瓶沈砚酒柜里放了很久的红酒。沈砚进门看见那一桌子菜，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那个笑很松，牙露出来，眼角有纹。我已经很久没见过他这样笑了。
吃饭的时候宋晚给他倒酒，他说“够了够了”，宋晚说“今天什么日子你忘了”，他端着杯子想了想，摇头。宋晚说：“你去年今天在柏林，跟我听了一场音乐会。你说那是你近三年过得最舒服的一个晚上。”
沈砚端着酒杯的手停了一下。然后他说：“是吗。”
“是。”宋晚看了我一眼，“林荞，你不介意吧？我们就是叙叙旧。”
我说不介意。
那顿饭吃到后半程，沈砚喝得有点多。他平时酒量很好，但那天喝得急，脸和脖子都红了。宋晚去阳台接电话，他靠在椅背上闭着眼，我起身收碗，经过他旁边的时候，他忽然伸手拉住了我的手腕。
“晚晚，”他说，“别走。”
三个字。
很轻，像一句梦话。他眼睛没睁开，手指扣在我腕骨上，力道不大，但很确定。他叫的是晚晚。他拉着我的手，叫的是宋晚的名字。
我站在那儿，手里端着一摞盘子，腕骨上他手指的温度透过皮肤一点一点渗进来。那一刻我想了很多事。我想起他第一次牵我的手，在商场的人群里，他忽然攥住我手指，我心跳快得以为他也一样。我想起我们领证那天，他在民政局门口说“以后我照顾你”，太阳很大，他眯着眼睛笑。我想起他半夜发烧那次，他烧得迷糊，攥着我的手说“别走”，我以为他在跟我说话。那些时候他叫的是谁的名字，他拉的是谁的手，他以为自己在跟谁过一生。
我把盘子放下，一根一根掰开他的手指，说：“沈砚，我是林荞。”
他睁开眼，眼神涣散了一瞬，然后聚焦，看清我的脸。他松开手，揉了揉眉心，说：“喝多了。”
没有解释，没有道歉。三个字，把“晚晚”盖过去了。
那天晚上我回到房间，坐在床边，坐了很久。然后我拉开床头柜，里面放着我的病历。透析记录，血肌酐的数值，医生的手写意见，一张肾源等待排队的回执单。我把那些纸翻了一遍，最后翻到一张超声报告。上面写着，双肾萎缩，皮质变薄，血流信号稀疏。我看了很久，其实看不懂，但知道那是我的肾，它们正在变成两个没有用的东西。
我把报告塞回去，拿出手机挂了第二天一早的号。
第二天我去医院，跟医生说我想停掉透析。医生看了我一眼，那种眼神我见过很多次，是医生看不想活的病人的眼神。他说你现在的指标不透析撑不了多久，我说我知道。他说你有家属吗，让他来一趟。我说没有家属。
我从医院出来，在路边坐了一会儿。然后我去了一趟银行，把工资卡里剩下的钱转了一半到我妈的账户上。我妈在老家，身体也不好，但她有退休金。我给她发了条消息，说最近忙，下个月回去看她。她回了一个笑脸。
我开始收拾东西。我的东西不多，一个行李箱装得下。衣服，几本书，一个旧手机，一条沈砚送我的围巾。那条围巾我戴了三年，起球了，但很暖和。我把它叠好，放在箱子最上面。
然后我坐在客厅等沈砚回来。
他回来的时候宋晚也在，两个人一起进的门，宋晚手里提着一个购物袋，沈砚帮她拿着外套。看见我坐在客厅，沈砚愣了一下，问：“你坐这干什么？”
“沈砚，”我说，“我们离婚吧。”
客厅里安静了几秒。宋晚先反应过来，她说“我先进去”，提着袋子上了楼。沈砚站在玄关，手里还拿着她的外套，看着我。他的表情从困惑变成一种我不太懂的东西，像不耐烦，又像松了一口气。
“你认真的？”
“认真的。”
他把外套挂在衣架上，走过来坐在我对面。他揉了揉眉心，那个动作跟昨晚一模一样。“林荞，我跟宋晚没什么。她住几天就走了。你别多想。”
“我没多想。”
“那你闹什么？”
“我没闹。”我看着他的眼睛，“沈砚，你昨晚拉着我的手叫宋晚的名字。”
他沉默了。这次他没有说“喝多了”。他只是沉默，沉默到我以为他不会再开口。然后他说：“林荞，当初结婚的时候我就跟你说过，我心里有别人。你说你不介意。”
我说过吗？也许说过。三年前他求婚的那个晚上，他在阳台上抽了半包烟，说“我不是一个很好的对象”。我以为那是谦虚。我说没关系，我可以等。我等了三年。
“我改主意了。”我说。
他看着我，眼神冷下来。“你想好了？”
“想好了。”
“行。”他站起来，“房子给你，车你开走，卡里的钱你留着。”
“不用。房子是你的，车是你的，卡里的钱我自己有。”我站起来，拉过行李箱，“我只要我自己的东西。”
他看了一眼那个行李箱，好像这时候才意识到我不是在闹。他的嘴唇动了一下，说：“林荞，你别这样。”
我没理他，拉着箱子往门口走。经过他身边的时候，他抓住了我的胳膊。很用力，比昨晚用力得多。“你身体不好，出去怎么过？”
他终于想起来我身体不好了。
“不劳你操心。”
我甩开他的手，开了门。外面在下雨，十一月的雨很冷，打在脸上像细针。我拖着箱子走到小区门口，打了一辆车去火车站。在车上我订了一张回老家的票，然后关机。
我妈看见我拖着箱子回来的时候，没问太多。她给我煮了一碗面，卧了一个荷包蛋。我吃了两口，吃不下了。她坐在对面看我，过了一会儿说：“瘦了。”
我在老家待了三天。第四天开始发烧，烧到三十九度，我妈打了120。在县医院的急诊室里，医生看了我之前的病历，脸色很难看。他说你怎么能把透析停了。我说我自己的事。他说你家属呢，我说我妈在外面，你别跟她说太多。
我被转到了市里的医院。重新插管，重新开始透析。管子插进脖子的时候很疼，我咬着牙没出声。护士问我有没有家属陪护，我说没有。她说你这个情况最好有人陪着，我说不用。
从那天起我开始数日子。医生说我的情况不稳定，随时可能出问题。我没有告诉沈砚，也没有告诉任何人。我妈以为我只是普通的肾病，需要定期去医院。她每天给我炖汤，我喝一半倒一半，倒的时候心里难受，但实在喝不下了。
十二月三号，沈砚给我打了一个电话。手机响的时候我正在医院做透析，看着屏幕上他的名字跳了很久。我没接。他又打了一次，我关了静音。他发了一条消息：你妈说你回来了。你在哪。
我没回。
他又发了一条：林荞，离婚协议我签好了，你回来拿。
我还是没回。
那天晚上我躺在病床上，盯着天花板，想他现在在干什么。可能在陪宋晚吃饭，可能在书房看文件，可能已经把我的东西收进了一个纸箱，放在储物间的角落里。他会想起我吗？大概不会经常想起。偶尔想起来的时候，大概会觉得我这个人不知好歹。他给了我房子车子钱，我什么都不要，非要走。
他不知道我快死了。
其实我在走之前想过告诉他。我甚至把病历放在了客厅茶几的下面一层，只要他低头就能看见。但他没有低头。他忙着给宋晚接风，忙着陪她吃饭，忙着在酒后拉着我的手叫她的名字。他哪有时间低头。
十二月十九号，我最后一次清醒地过了完整的一天。那天精神特别好，不烧了，也不怎么恶心。我妈推着轮椅带我在医院的小花园里转了一圈。她跟我说老家隔壁的谁谁结婚了，谁谁生了孩子。我听着，觉得这些都跟我没什么关系了。
那天晚上我跟护士要了纸和笔。我想写一封信，写了三次都撕了。给沈砚写什么呢？写“我快死了你后悔吗”，太像赌气。写“祝你跟宋晚幸福”，太假。写“谢谢你那三年”，太矫情。最后我什么都没写。我把纸叠好压在枕头底下，跟护士说如果我有什么事，这个不用交给任何人。
十二月二十一号凌晨，我开始意识模糊。我妈被叫进来的时候我已经认不清人了。后来她跟我说，那天我一直喊一个人的名字。她以为我在叫她，凑近了才听清，我喊的是沈砚。
真没出息。快死了喊的还是他。
我死的时候是凌晨四点十七分。护士记录的。我妈说那个时候天还没亮，走廊里很安静，只有暖气管里的水声。
沈砚知道这件事，是三天之后。
他那天不知道为什么，翻了一遍我们卧室的储物间。他说他本来在找一份旧合同，翻着翻着翻到一个纸箱，上面用马克笔写着“林荞的东西”。他打开，里面是我的几件衣服、那本我看了好几遍的小说、一条旧围巾，还有那个装病历的透明文件袋。袋子没封口。他抽出来看了。
后来的事是我妈告诉我的。沈砚当天开了五个小时的车到老家，敲开我妈的门。我妈说他站在门口，手里攥着那个文件袋，眼睛红得吓人。他问林荞在哪。我妈说在殡仪馆。他的腿一下就软了，扶着门框才没倒下去。
他去了殡仪馆。工作人员把他领到冷藏柜前面，拉开其中一个格子。他站在那儿看了很久，然后伸出手，很轻地碰了一下我的脸。我妈说他的手一直在抖。他问工作人员，她什么时候走的。工作人员翻了记录，说十二月二十一号凌晨。
他站在那儿算了算日子。十二月二十一号。往前推一个月，十一月十七号，他拉着我的手叫宋晚的名字，我说我们离婚吧。往前推十三天，十一月九号，宋晚搬进家里。往前推十一天，十一月七号，他生日，我拎着蛋糕进门，他让我放冰箱。
他在殡仪馆的走廊里蹲了下去。我妈说她没见过一个男人哭成那样，肩膀一抽一抽的，喉咙里发出那种压着的声音。他蹲了大概有十分钟，然后站起来，眼睛肿着，跟我妈说了一句话。他说：“阿姨，对不起。”
我妈没理他。我妈说她把门关上了。
沈砚回了家。宋晚还在。她看见他的样子，问他怎么了。他说林荞死了。宋晚愣在那儿，过了一会儿说：“我不知道她病得这么重。”沈砚看了她一眼，没说话。那天晚上宋晚搬走了。走之前她跟沈砚说，你从来没问过她。
沈砚开始翻我的东西。他把那个纸箱里的每一件东西都看了一遍。衣服，书，围巾，病历。他看我的透析记录，一张一张地看，看我从一周三次变成一周两次，从肌酐四百变成八百，从“建议继续规律透析”变成“建议尽快寻找肾源”。他看那张肾源等待回执单，上面写着登记日期是今年三月。三月。那时候他还在家，还跟我睡在同一张床上。我三月就登记了，他没发现。
最后他翻到围巾下面压着的一张纸。是我从医院拿的，那种自助打印机打出来的报告，最上面一行是“肾功能不全终末期”。他在报告背面看到一行字，是我的笔迹。我忘了什么时候写的了，可能是某个等透析的下午，随手写在口袋里的纸上，回家塞进了箱子里。那行字写的是：沈砚今天给我买了杯奶茶，三分糖，他说太甜了。他买错糖度了。但奶茶是热的。
他把那张纸翻过来，又翻过去。背面什么都没有。那行字是随手写的，连日期都没署。但他认得那是我的字。他拿着那张纸坐在储物间的地上，坐了一整夜。
第二天他去了一趟我的医院。他找到我的主治医生，说要调病历。医生说你不是家属吗，怎么现在才来。他没回答。他把我的病历从头到尾翻了一遍，从第一次确诊，到第一次透析，到最后一次来开药。他在最后一页看到医生的备注：患者拒绝住院治疗，已告知风险，患者表示知晓并坚持。
他问医生，她什么时候知道自己不行了。医生想了想，说大概十一月。十一月。他过生日那个月。
沈砚从医院出来，在车里坐了很长时间。然后他给我妈打了一个电话，问我葬在哪里。我妈说还没葬，在殡仪馆存着。他说他想把我接回去。我妈说林荞走之前说了，不想回你那儿。
我妈撒谎了。我没说过这话。但我妈了解我，她知道我要是还有一口气，大概也不会想回去。
沈砚没有坚持。他给我妈转了一笔钱，我妈没收。他逢年过节给我妈发消息，我妈不回。他去老家看过我妈两次，第一次我妈没开门，第二次我妈让他进来了，给他倒了杯水，跟他说：“林荞那孩子，从小就不爱麻烦别人。她跟你结婚三年，回来看了我四次，每次都一个人。我问她你怎么没来，她说你忙。我不知道你是真忙还是假忙。现在知道了，你是真忙。”
沈砚端着那杯水，没喝。
后来他把房子卖了。宋晚搬走之后，他一个人住在那里。有一天他在厨房的冰箱最里面翻到一盒栗子蓉蛋糕，冻得硬邦邦的，上面贴着标签，写着日期：十一月七号。他生日那天。他把蛋糕拿出来化了，切了一块放在盘子里，坐在餐桌对面，一个人吃完了。蛋糕冻过再化，口感很差，奶油渣渣的。他吃完了整块。
那间储物间他后来收拾了一遍。我的东西他装了两个箱子，一个放在自己卧室的衣柜最上层，一个寄到了我妈家。我妈收到箱子的时候打开看了一眼，里面是我的衣服、书、围巾，还有一张银行卡。卡背面贴着一张便签，是沈砚的字：密码是你生日。
我妈把卡收下了。她跟我说，她不是要他的钱，她是想留着，万一有一天她想起来要还给他，有个由头再见一面，当面骂他一顿。
但我妈一直没去骂他。她说人死了，骂活人没意思。
去年冬天我妈去给我上坟，在墓园门口碰见沈砚。他瘦了很多，穿一件黑色羽绒服，手里拿着一束白色的花。我妈没跟他说话，他也没跟我妈说话。两个人隔着几步远，各自往里面走。我跟我妈说，你让他先把花放下吧，他站那儿挺冷的。
我妈没听见。我妈把花放在我碑前，站了一会儿就走了。沈砚等我妈走了才过来，把白花放在旁边，蹲下来，伸手擦了擦碑上的照片。照片是我二十三岁那年拍的，笑得挺傻的。他擦了很久，然后说了一句话，风太大，我没听清。
后来我妈跟我说，他那天在墓园待到天黑才走。走之前在碑前放了一样东西。我妈第二天去看，是一张皱巴巴的纸。就是我从医院拿的那张报告单，背面写着“沈砚今天给我买了杯奶茶”的那张。他在那行字下面补了一行，字迹很潦草，像是手抖着写的。
他写的是：“林荞，我买错了。你再给我一次机会，我去学。”
纸被雨打湿过，字迹洇开了一点。我妈把它带回家，用熨斗隔着一层布熨平了，夹在一本书里。那本书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看的，讲一只狐狸等一个永远不会回来的人。我妈说，你从小就爱看这种没出息的故事。
我说是啊，随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