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进门先看鞋
遗物整理这行有句老话：进门先看鞋。
鞋尖朝里，人是自己回来的；鞋尖朝外，是被人抬出去的。
402 门口只有一双棉拖鞋。鞋尖朝里，摆得极正，两只鞋跟并齐——不是随手一踢能摆出来的齐。是有人蹲下去，用两根手指，一只一只，摆过。
我站在门口，先用手背贴了贴门板。门板比楼道还凉。这楼没暖气，江城十二月，六度，风从楼道尽头的窗缝往里灌，灌到三楼就散不开了，淤在墙根，像水。
“沈青。”我说，“归处遗物整理。”
三下，敲在门板上。规矩是等十秒。这三下不是敲给活人听的。
十秒里，声控灯灭了。我没跺脚。灯灭着，我才看见门缝底下那截白——不是光，是纸。一张 A4 纸从里面塞出来，塞到一半，卡在门和地之间，像被人咬住的一角。
我蹲下，用指关节把纸挑出来。指关节，不是指尖。指尖会留印。
是一张电费单。户名林秀芝，去年十一月，用量四十一度。
单子背面用红笔写了一行字，笔画很用力，纸背都凸起来：
今天他来了。
我看了三秒，把单子夹进记录板，推门。
门没锁。警察走的时候没锁好，锁舌只进去一半。我一推，锁舌在门框上刮出一声很细的响，像指甲划过黑板，只划了一半就断了。
屋里的味道不是尸臭。二十三天，冬天，六度，味道早就过了最冲的时候，剩下的是一种甜，闷在墙里、闷在棉花里、闷在地板缝里的甜。像放坏了的水果；又像小时候发烧，母亲把毛巾捂在你嘴上，毛巾本身的味道。
我把口罩往上提了一格，压住鼻梁骨。
客厅六平米。
一张折叠桌，桌角垫着两张扑克牌，红桃七和黑桃七。桌上一个搪瓷杯，杯底的茶叶干了，粘在杯壁上，像一圈褐色的锈。杯子里剩两指深的水，水面浮着一层灰。
五张相框，全在。
全被剪掉了脸。
不是撕的，是剪的。裁纸刀，一刀一刀，边缘笔直，四个角都是直角，剪下来的洞比脸大一圈，露出后面的白墙纸。五张照片，五个洞。洞的样子太整齐了，整齐到你会以为这是相框本来的样式——那种卖给学生宿舍的、故意留白的相框。
但我认得这种剪法。
我姐姐的遗物里，也有一张。
“沈老师。”门口有人喊。
我回头。对门 401 的门开了半尺，一个老太太把上半身探出来，头发用黑色发卡夹得一丝不乱，脖子上围着毛线围脖，围脖底下露出秋衣领子。
“你是他们家亲戚？”
“整理遗物的。”
“哦。”她点点头，又摇摇，“这楼不干净。”
“怎么不干净。”
“五年，走了三个。”她伸出手指，一根一根数，数到第三根停住，看了看自己那根手指，又收回去，“都是女的。都一个人住。”
楼道的灯又灭了。她的脸暗下去，只剩围脖那一圈白。
“阿姨，”我说，“您贵姓。”
“吴。”
“吴阿姨，402 的房东，您见过吗。”
“见过。”她想了想，“姓韩，教书的。以前在十七中教语文。”
“他常来吗。”
“来。”她说，“一个月来一趟，收租。他来了就上楼，站门口，不进去。站着。”
“站多久。”
吴桂英没答。她把脖子往围脖里缩了缩，眼睛往楼梯口那边斜了一下，声音低了半格：
“有时候站到天黑。”
门关上了。关得很轻，锁舌是慢慢滑进去的，一点声都没有。
我回到屋里，把记录板摊在桌上，开始按流程走。
遗物整理有五条规矩，我从进这行第一天就背下来了。
一，进门敲三下，报名字，等十秒。
二，不评价死者。
三，不带走任何东西。
四，全程录像。
五，家属签字之前，人不离场。
第五条是我自己加的。前四条是周明远定的。
周明远是“归处”的老板，五十二岁，前殡仪馆整容师，做了十九年。他有个习惯动作：擦眼镜的时候不用布，用袖口，擦完把镜腿往耳朵后面一送，送得很准，从来不看。
他说过一句话：东西摆正，人就安生了。
我把这句话当行规。
我戴上手套，从客厅开始。
抽屉里是药。硝苯地平、单硝酸异山梨酯、还有一板复方丹参片，剩下四粒。都是心脏的药。药盒上贴着药店的标签，打印的日期最后一次是十二月十一号。
冰箱嗡嗡地响着。我拉开一条缝，冷气扑出来，带着酸。
里面七个保鲜盒，一字排开。青菜、豆腐、一小块排骨、半根玉米，还有一盒切好的苹果，苹果已经黑了，黑得像炭。
七个盒子，都长了毛。
垃圾桶在冰箱旁边，套着新的垃圾袋。袋子里只有三个外卖盒，两双一次性筷子，一个空酸奶瓶。
七个盒子的菜，只产生三个外卖盒的垃圾。
我把这条记在本子上，写了两个字：不对。
再看猫。
客厅靠墙有一只猫爬架，三层，最上面那层的绒布被抓烂了，露出底下的纸筒。地上一个猫碗，碗里是干的猫粮，堆成一个小丘，粒粒完整，没动过。旁边的水碗满的。
猫砂盆在卫生间门口，干净。铲得干净，连一粒沙都没带出来。
屋里没有猫。
我把手伸进猫碗，摸了一下最底下那层猫粮。结块了，硬得像小石子。上面那层是散的——上面这层是后来添的。
我把碗端起来。
碗底下压着一个空药瓶，白盖，瓶身上的标签撕了一半，剩下“硝苯地平”四个字。
我摇了摇。里面有东西响，很轻。
我没开。
我给周明远发消息：402 有猫，猫不在。碗里的粮分两次添的。
他回得很快，三个字：先清点。
我进了卧室。
卧室更小，一张一米五的床，床单拉得平，被角折进去，被子叠成方块。
方块。
不是卷的，不是摊的，是叠成方块，四个角对得齐，像部队。
林秀芝，三十四岁，药店店员，独居。她叠被子叠成方块。
床头柜上有一盏台灯，灯罩歪了。我伸手扶正，扶到一半停住——灯罩歪的方向，是朝床的。一个人躺着，伸手关灯，灯罩会被推歪，推的方向是朝外，朝墙。
这盏灯是朝床歪的。
有人从床这边，伸手把灯拨过去。
我把手收回来，在裤子上擦了一下。
床头柜的抽屉拉开，里面是针线盒、电池、一卷透明胶、一支笔。
还有一只牛皮纸盒。
盒子很旧，边角磨白了，是那种装茶叶的盒子。上面用铅笔写了一个字：核。
我把盒子捧出来，放在床上，掀开盖子。
六张一寸证件照，背面朝上，排成两排，一排三张。
背面都有字。铅笔写的，很小，很轻。
第一张：01，女，四十七，二〇二一年冬。
第二张：02，女，五十二，二〇二二年夏。
第三张：03，女，二十六，二〇二〇年春。
第四张：04，女，三十九，二〇二三年冬。
第五张：05，女，二十九，二〇二四年秋。
第六张：06，女，四十五，二〇二五年春。
我一张一张翻过来，看正面。
前两张是陌生的脸，眼窝深，颧骨高，不认识。第四张、第五张、第六张，也不认识。
第三张翻过来的时候，我的手停在半空，停了很久，久到手套里的汗把指尖泡软了。
照片上的人，二十六岁，齐耳短发，左边眉毛中间断了一小截——那是被自行车把手撞的，缝了三针，长出来就断了。
她在笑。笑得有点僵，因为照相馆的灯太亮，她眯着眼睛。
照片底下压着一张撕下来的日历纸，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星期五。
我姐姐死在四月十七。
我姐姐叫沈夏。
我把照片翻回去，看背面。
03 下面还有一行字，比上面的字更小，像是后来补上去的，笔画抖：
她妹妹在找她。
我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在这个五平米的房间里，很响。
楼道的声控灯亮了。亮了八秒，灭了。
门外有脚步声，从四楼往上走，一步一步，很慢，走到三楼半停了一下，又往上走。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拉开。
楼道空的。三楼半的转角处，那扇窗被木板钉死了，两块板子交叉钉着，木板上有一层新的木屑，落在窗台上，白的。
风从板缝里挤进来，吹得楼道顶上的灯泡轻轻晃。
灯泡底下，地上一小片影子，也在晃。
我低头看自己的脚。
我的影子在门里，不在门外。
2 规矩
“归处”在解放路 128 号，七楼，703。
楼是九十年代的老写字楼，电梯里贴着三张不同年代的广告，最上面那张是装修公司，中间那张是贷款，最下面那张被人撕了一半，剩下“殡”一个字。
我们公司的招牌是周明远自己打印的，A4 纸，过塑，用双面胶粘在门上，粘了四年，四个角都翘起来了。他每年换一次，换的时候不撕旧的，直接贴在上面。现在门上有四层。
我推门进去，他正坐在窗边给一个相框换玻璃。
那相框是客户不要的，玻璃碎了，他把碎片一片一片捡出来，用报纸包好，扔进一个专门的纸箱。那个纸箱上写着“碎”。
“回来了。”他没抬头。
“回来了。”
“死因。”
“心脏。警方结论是心脏骤停，先天性的，法医说没有外伤。”
“几天。”
“二十三天。”
“一个人。”
“一个人。”
周明远把新玻璃嵌进去，四个卡扣一个一个按下去，按到最后一个，停住。
“一个人死在家里二十三天，没人找。”他说，“她手机呢。”
“在床头，还有电。最后一次拨出是十二月十三号晚上八点四十，打给药店店长，没接通。后面没有记录。”
“没报警，没打 120，没给亲戚打。”
“通讯录里一共十一个联系人，九个是同事，两个是送水、送快递。”
他把最后一个卡扣按下去，咔的一声。
“名单我列了，”我把记录板递过去，“家具、电器、证件、现金三百二十、银行卡两张、手机一部、猫一只——猫不在。”
周明远翻记录板，翻得很慢，一页一页。他看东西有个习惯，看到一半会用食指在纸边上敲两下，像在给这一页盖个章。
翻到第三页，他停了。
那一页贴着六张证件照的照片——我拍了照，打印出来，按 01 到 06 贴好。
他把记录板放下，伸手把六张照片的位置理了理。其实不歪。他理完，又理了一遍，第二遍只动了第三张，往左推了半毫米。
“沈青。”
“嗯。”
“这单不计费。”
我抬起头。
“街道买的单，一单两千二，含清运。”他说，“这单不走街道。委托人自己付，付了四千四，双倍。”
“为什么双倍。”
“他要求清单复印一份给他。”
我做这行四年，接过一百三十七单。家属要清单的多，要复印件的少，要“原件”的一个都没有。
“谁。”
周明远从抽屉里拿出一个牛皮纸袋，放在桌上，推过来。
“委托人姓韩。”
纸袋没封口，我打开。
里面是一副手套。
劳保棉手套，白色的，新的，线头还没剪，缝线是那种很粗的白线，一行一行，像小学作业本上的格子。女式的，小号。
手套下面压着一张便签，从便签本上撕的，边缘是锯齿。
上面一行字，钢笔写的，字很好看，横平竖直，起笔有顿，是练过的字：
天冷，戴着干活。
我盯着那六个字，看了很久。
不是“辛苦了”，不是“麻烦您”，是“戴着干活”。
写字的人知道我什么时候干活。知道我干活的时候手冷。
“电话呢。”我问。
周明远翻登记表，指甲在纸上划过一行。
“韩守义。138xxxx2917。”他念完，抬眼看我，“你手怎么了。”
我低头。我的右手正捏着那张便签的一角，捏得指节发白，纸角已经被汗洇软了。
我把便签放回纸袋里，把手插进外套口袋。
“没事。”我说，“冷。”
“冷你不戴手套。”
“戴了不灵活。”
周明远看了我三秒，把眼镜摘下来，用袖口擦，擦完往耳朵后面一送。
“沈青，”他说，“这单你要是不想接，我让小陆去。”
“我接。”
“为什么。”
“我接的单，我清完。”
他点点头，没再问。
小陆从里屋出来，抱着一箱矿泉水，看见我，喊了声“青姐”。他今年大二，学殡葬，一米八五，瘦，说话的时候总要先笑一下，笑完才说话，像要先给自己壮个胆。
“青姐，402 那单，网上有帖子。”他把手机递过来，“贴吧，城南吧。有人发了一张图，说纺织新村又死一个。”
我看了一眼。图是从楼下往上拍的，四楼一扇窗，窗帘拉着，窗台上摆着一排空花盆。
底下三十七条回复。
最新一条，两小时前：
“这楼我住过，晚上别走楼梯。”
我把手机还给他。
“小陆。”
“哎。”
“以后别在网上看这些。”
“为啥。”
“看了会记。”我说，“记住的东西，晚上会自己回来。”
他愣了一下，笑容在脸上散了一半，剩下的一半挂着，有点尴尬。他挠了挠后脑勺，头发被挠得立起来一撮。
“青姐你说话怎么跟我奶一样。”
我笑了一下。我不知道自己笑得像不像。我做这行之后，很少照镜子。
里屋的墙上有一块白板，白板上贴着一百三十七张小纸条，每一张是一单。纸条上写着地址、日期、人数，右上角用红笔打勾。
打了勾的，是清完的。
没打勾的，只有两三张，最边上那一张已经泛黄，边角翘起来，上面写着：
纺织新村 5 号楼 302。
二〇二〇年四月。
这一张是我贴的。
我来公司的第一个月，用马克笔写的，写得很用力，笔尖把纸戳了一个洞。周明远问我这是哪一单，我说，是我姐的。他没再问。
他没打勾。我也没打。
白板底下有一张折叠床，床上一件军大衣，大衣袖口磨破了。周明远有时候不回家，就在这儿睡。他说他不怕，他整了十九年容，什么场面都见过。
他唯一怕的是安静。
所以办公室里永远开着收音机，调在一个老歌频道，声音很小。白天听不清，晚上听得清。
我进里屋洗手。
洗手是这行的隐形规矩，没人写下来。洗三遍。第一遍洗手套外面的灰，第二遍洗手套本身，第三遍不摘手套，冲水，冲三十秒。
水是冷水。周明远说，热水洗手，手会软，手一软，就不敢用力。
我冲水的时候，看着水从手套上流下来，在洗手池里打一圈，转进下水口。
下水口有一根头发，很长，黑的。
这栋楼里没人留长发。我和周明远都是短的，小陆是寸头。
我用指关节把那根头发挑起来，扔进垃圾桶。
然后我站了一会儿，把手套摘下来，看自己的手。手指头被水泡白了，指甲盖底下有一圈青。
我把手套重新戴上。
下班是六点半。
天已经黑透了。江城的冬天，五点四十就开始暗，六点天就没了，剩下路灯一层一层的黄，把人的影子拉得很长，长得不像自己的。
我坐 21 路公交回家。车上六个人，都靠窗，都看手机。玻璃上全是雾，我用手指在雾上划了一道，划到一半停住，把那一整片擦干净了——擦干净之后，玻璃上映出我自己的脸，还有我身后的车厢。
身后第三排，坐着一个穿深灰棉袄的男人，低着头，帽檐压得很低，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很规矩。
我看了两秒，把视线收回来。
到站，我下车。他也下车。
我走了三十米，进了一家便利店，买了一瓶水，站在货架后面，从货架的缝里往门外看。
他在门口的公交站牌底下站着，没抽烟，没看手机，就是站着。站了大概四分钟，一辆 21 路来了，他上车走了。
我把水放回货架，跟店员说了声不好意思，出门。
回到家，我锁上门，挂上链子，坐在玄关的矮凳上，坐了很久，鞋都没脱。
然后我从柜子最底下，把那个铁盒子拉出来。
盒子里是我六年前从派出所复印的东西。
现场勘验记录，一共十一页。
我一页一页翻，翻到最后一页。
最后一页是《房屋出租人情况》。
出租人姓名：韩守义。
性别：男。年龄：五十六。职业：教师。工作单位：市第十七中学。
联系电话：138xxxx2917。
我把手机拿出来，打开短信，找到下午周明远发我的那条。
韩守义。138xxxx2917。
一个数字都不差。
六年。
六年前他在十七中教书，五十六岁。今年他六十二。
六年前我姐姐租他的房，死在 302。
六年后林秀芝租他的房，死在 402。
我坐在玄关的矮凳上，铁盒子摊在膝盖上，纸边被我捏得卷起来。
外面有人在楼道里走，走到我家门口，停了。
停了两秒。
然后继续往上走。
我把手伸到门边，摸了摸门锁。锁着。链子挂着。
我又把手收回来，塞进嘴里，咬住手背上那块皮。
我不是咬嘴唇。咬嘴唇会肿，第二天上班别人看得出来。
咬手背，戴手套就看不见了。
桌上的手机亮了一下。
屏幕朝上，光把天花板照出一小块白。
一条短信，陌生号码。
只有六个字：
“天冷。别熬夜。”
号码是 138xxxx2917。
我把手机扣在桌上，扣得很重。
三秒以后，它又亮了。
还是那个号码。
“窗帘拉上。”
我抬头看窗户。
窗帘是拉着的。灯是关着的。
那他怎么知道我醒着？
3 三层半
第二天早上八点，我又去了纺织新村。
天没亮透，雾压得很低，压在楼顶上，把六层楼压成五层。小区门口的早点摊刚支起来，蒸笼掀开，白气往上冲，冲到一半被雾吃掉了。
纺织新村是八五年的楼，六层，砖混，外墙刷过三次颜色，最外面那层是米黄，剥落的地方露出底下的粉，再底下是红砖。五号楼在最里面，靠围墙，围墙外面是铁道，一天过四趟货车，过的时候整栋楼的玻璃都响。
我先去了物业。
物业在地下室，一间十二平米的屋子，两张桌子，一台老式显示器，一个穿羽绒服的年轻人趴在桌上刷短视频。手机声音开得很大，是一个女人在喊“家人们”。
“师傅。”我敲了敲门框。
他把手机往下扣了扣，头抬起来一半，眼睛还没聚焦。
“找谁。”
“五号楼 402 的业主信息，我这边要做遗物清点，需要核对产权人。”
“你是他们家谁。”
“遗物整理公司。”我把工作证递过去，“街道备案过的。”
他接过去看了两眼，把证还给我，手指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屏幕上的光把他的脸照成蓝的。
“402，产权人韩守义。”他说，“这楼他还有一套，302。”
“还有别的吗。”
“我这儿只能查这个小区。”
“那您帮我看看，五号楼还有哪几户是他的。”
他敲了一会儿，眉头动了一下，那种“有点意思”的动。
“五号楼一共四套在他名下。302、402、501、604。”
“501 和 604 有人住吗。”
“501 空着，挂了半年了。604 租出去了，一个女的，上个月刚搬进来。”
“多大。”
“那我哪知道。”他笑了一下，露出一颗金牙，“登记表上写着一个人。”
我没说话。
他把椅子往后一靠，椅背“嘎”了一声。
“你要说这老头怪吧，他也不怪。房租收得比别家低两百，修东西也快，上回 604 水管漏了，他自己拿工具上来修。”他挠了挠下巴，“就一个事儿，他租房子有个条件。”
“什么条件。”
“一个人住。”他说，“他不要合租的，不要带小孩的，不要养狗的。就要一个人。”
“为什么。”
“他说，人多了吵。”
地下室的暖气管在响，咕噜咕噜，像有人在管子里咽口水。
“他多久来一次。”
“一个月吧，收租。”
“来了待多久。”
年轻人想了想，把手机拿起来又放下。
“这就怪了。”他说，“他每回上来，签完字，我说韩老师您慢走，他答应了，人却不上车。他就站楼下，站五号楼底下，抬头看。”
“看什么。”
“看窗户。”
我在物业待了二十分钟，抄了四套房的登记信息，又让他把去年 402 换锁的记录调出来。
记录在一个硬皮本子上，蓝黑墨水写的。
二〇二五年十一月三日，402 换锁芯，一把，业主自理，签字：韩守义。
字很好看，横平竖直。
十一月三号。林秀芝死在十二月十四号。
换锁在她死前四十一天。
从物业出来，我在五号楼底下站了一会儿。
楼底下有个修车棚，铁皮的，棚顶压着三块砖。一个五十多岁的男人蹲在地上补胎，手上的黑洗不掉，指甲缝里都是。
“师傅。”我说，“打听个事儿。”
“说。”他没抬头。
“402 那个女的，您认识吗。”
“认识。”他把内胎按进水里，水里冒出一串泡，“姓林，在药店上班，晚上十点回来，回来会给我带瓶水。”
“她人怎么样。”
“不爱说话。”他抬起手背擦了一下鼻子，在手背上留下一条黑印，“说话的时候不看你，看你肩膀。”
“您最后一次见她是什么时候。”
“十二月十三。”他说得很快，很快，说明他记得清，“那天她下班回来，走到楼底下，站住了。”
“站住干嘛。”
“抬头。”他说，“她抬头看四楼。看了有半分钟。”
“然后呢。”
“然后她低头，从包里掏钥匙，掏了半天，钥匙掉地上，她也没捡。”
老赵把内胎从水里提起来，水顺着他的手腕往下淌。
“我喊她，小林，钥匙掉了。她没听见。”他说，“她上楼了。上去以后，四楼那盏灯亮了，亮了大概两分钟，灭了。”
“灭了。”
“灭了。”他终于抬头看我，眼睛上面两道很深的褶子，“我们这楼的声控灯，你跺脚就亮，亮八秒。两分钟，得跺十五回。”
他把内胎挂到架子上，手在裤子上擦。
“姑娘，你是她什么人。”
“整理遗物的。”
“哦。”他点点头，“那你上去的时候，帮我看一眼她窗台。”
“看什么。”
“她那窗台上摆了六个花盆，空的。”他说，“她跟我说过，等攒够七个，就搬家。”
我上楼。
这次我没坐电梯。这楼没电梯。
一层到二层，十七级。二层到三层，十七级。三层到三层半，九级。
三层半的转角有个平台，平台上一扇窗，窗被两块木板钉死了，交叉成 X，木头是新的，颜色比楼道的墙浅，钉子上没有锈。
我把脸凑近板缝。
缝有半指宽，外面的光从缝里切进来，切成一条一条。风也是从这儿进来的。
缝底下，窗台上，落着一层薄薄的东西。
不是灰。是木屑。
新鲜的木屑，颜色发白，堆在窗台靠里的那一侧——如果是风吹进来的，应该堆在外侧。
我伸手，用指关节在木板上敲了一下。
空的。
不是墙，是空的。木板后面不是玻璃，是空的。
我又敲了一下，往旁边移了半寸。
“这窗原来没钉。”
我回头。
吴桂英站在三层半的台阶上，手里拎着一个红色的塑料桶，桶里是拖把。她不知道什么时候上来的，一点声音都没有。
“您吓我一跳。”
“我住四楼。”她说，“我下来倒水。”
“这窗，”我说，“什么时候钉的。”
“去年。”她想了想，“不对，前年也钉过一回。”
“谁钉的。”
“房东。”她说，“韩老师。他说怕小孩掉下去。”
“这楼有小孩吗。”
吴桂英看着我，眼睛在镜片后面眨了两下。
“没有。”她说，“这楼一共住了十一户，最年轻的是 604 那个姑娘，二十九。剩下都是我这个岁数的。”
她把桶放在台阶上，桶底磕在水泥上，“咚”的一声，在楼道里荡开。
“姑娘。”她压低声音，“你别在这儿站。”
“为什么。”
“这窗户钉了以后，”她说，“三层半就没人走了。可我这耳朵背，晚上睡不着，我听得见。”
“听见什么。”
“有人在这儿站着。”
她伸出一根手指，指了指平台那块地方，指得很稳。
“不咳嗽，不走动，不跺脚。就站着。”她说，“灯灭了也不跺脚。灯灭着，他也能站。”
我的后背贴着墙。墙是凉的，凉气一层一层往衣服里面渗。
“您怎么知道是男的。”
“他擤鼻涕。”吴桂英说，“擤完，往窗台上一抹。我第二天早上扫地，窗台上有。”
她低头看了看我脚边的地面。
“你现在站的这个地方，”她说，“就是。”
我低头。
水泥地上有一小块颜色不一样，比周围深，形状是不规则的，像被水泼过又干了。我用鞋尖蹭了一下，蹭不掉。
“阿姨。”我说，“402 的钥匙，您有吗。”
“我哪能有。”
“302 呢。”
“302 现在住人了。”她说，“去年秋天搬来的，一对小夫妻。”
“302 以前呢。”
“以前空了好几年。”她说，“空了有……五年吧。一直没租出去。”
“为什么空着。”
吴桂英把桶提起来，往楼上走。
走到四楼门口，她停下，没回头。
“死过人。”她说。
我上到四楼，进了 402。
这次我把门窗全打开了。风从楼道灌进来，把窗帘吹起来，窗帘是浅蓝色的，洗得发白，边上有一个洞，是烟头烫的——林秀芝不抽烟。
我搬了张凳子，站上去，把厨房抽油烟机的管道口拆开。
管道口塞着一团报纸，报纸已经黄了。我把报纸抽出来，手往里探。
里面有一个铁皮盒子。饼干盒，蓝色的，印着“康元”。
我把盒子掏出来，放在灶台上。
盒子里三样东西。
一把铜钥匙，比门钥匙短，齿是花的，不是这栋楼的。
一张对折的纸。
还有一根头发，很长，绕成一个圈，用透明胶粘在盒盖内侧。
我先看那张纸。
纸是从作业本上撕的，格子纸。上面六行字，六行，每行一个名字、一个地址、一个日期。
张兰芝，3 号楼 201，二〇二一年十二月九日。 李慧，7 号楼 104，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沈夏，5 号楼 302，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 周红，3 号楼 501，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许静，7 号楼 302，二〇二四年九月三日。 陈小满，5 号楼 604，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第六行后面，用铅笔加了一行，字很小：
（下一个是我）
纸的背面，还有一行字，笔迹不一样，更轻，更飘，像是躺着写的：
别一个人去。
4 四十一天
我父母住在城北，团结路，七层楼，没电梯，他们住六层。
我妈开门的时候手上都是面，白的一层，指甲缝里也是白的。她看见我，先笑，笑到一半停住。
“你怎么这个点来。”
“路过。”
“路过。”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侧身让我进，“你从城南路过到城北，你路过得可真远。”
屋里在煮饺子，锅盖被顶起来，噗噗地响。电视开着，声音很大，一个男的在讲养生，说晚上不能吃姜。
我爸在阳台抽烟，背对着屋里，肩膀一高一低。
“妈。”我说，“我姐那个箱子，还在吗。”
锅盖响了一声，又落下去。
我妈没回头。
“在。”
“我想看看。”
“看什么。”她伸手把火关小，动作很慢，“都六年了。”
“我接了个单。”我说，“死者住 302。”
她的手停在灶台上。
“哪个 302。”
“纺织新村，五号楼。”
我妈转过身来。
她的脸在抽油烟机的灯底下，白得很不正常，眼角的褶子一下子深了，像被人从两边往里推。
“沈青。”她说，“你别去了。”
“我已经去了。”
“你别去了。”她又说了一遍，声音比刚才低，低到几乎是气的，“那房子……那房子不干净。”
“妈，你信这个？”
“我不信。”她说，“可我不敢想。”
她低下头，看自己的手。手上有面，面干了，裂成一小块一小块，翘起来。
“你姐那年，”她说，“警察来家里，说她是自己走的。我不信。我养的女儿我知道，她怕疼，她连打针都要抓着我手。”
“后来呢。”
“后来房东来了。”她说，“姓韩，教书的，戴个眼镜，说话很客气。他坐在这儿，就坐你那个位置，坐了一下午。”
“他说什么。”
“他说，他对不起我们。”我妈的声音开始抖，“他说他要是早两天上去看看，也许就……他说他愿意赔，拿了三万块钱，用一个信封，放在桌上。”
“你收了？”
“我没收。”她说，“你爸收了。”
阳台上传来一声很长的呼气。烟头的红光在玻璃上亮了一下，暗了。
“你爸说，人都没了，钱不要白不要。”我妈说，“那天晚上他一个人在阳台坐到三点。第二天早上，他把那三万块钱，全买了纸钱，在楼下烧了。”
“烧了多久。”
“烧到天亮。”她说。
阳台的玻璃门被拉开一条缝。
我爸进来了。
他今年六十二，背驼了，走路的时候两只手往后兜着，像还揣在袖子里。他看了我一眼，没说话，走到桌边坐下，把烟盒放在桌上，烟盒里只剩两根。
“吃饺子。”我妈说。
“不吃。”
“你不吃我吃。”她说着，去揭锅盖，掀开，白气冲上来，扑在她脸上。她的眼睛在白气后面，看不清。
我爸把烟盒打开，又合上。他看着我。
“你要查。”
“我接了个单。”我说，“她的房客，死了。”
“第几个。”
我抬起头。
他的手在桌上，食指一下一下地敲，敲得没有节奏，像在数什么东西。
“你知道。”我说。
“我知道他租房。”我爸说，“我不知道别的。”
他把烟盒推到桌子中间。
“那年他来，坐在这儿，”他说，“他坐的那个位置，椅背上有一道划痕，是你姐小时候用圆规划的。他坐下，手指摸到了那道划痕，摸了很久。”
“他说什么了。”
“他说，这椅子结实。”我爸说，“他说，好木头，能用三十年。”
我妈把饺子端上来，一盘，二十六七个，挤在一起，有三个破了，馅漏出来，汤里飘着。
她坐下，拿起筷子，夹了一个，放在我碗里。
“吃。”她说，“吃完再说。”
我吃了半个。
白菜猪肉的，葱放多了。
我妈一直看着我吃，看得很专注，眼睛一眨不眨。她的手放在桌上，左手压着右手，压得指节发白。
“箱子在你姐屋里。”她说，“床底下。我没动过。”
姐姐的房间一直留着。
床单是新的，蓝格子，铺得没有一点褶。书桌上摆着一个笔筒，笔筒里三支笔，笔尖都朝上。窗台上一个玻璃罐，罐子里是折好的纸星星，折了一半，剩下一半是长条纸，压在罐子底下。
六年了，罐子上一层灰。灰上有一个指印。
有人擦过。
我把床底下的纸箱拖出来。
箱子是搬家用的那种，五层瓦楞，四个角被胶带缠过，胶带黄了，脆了，一碰就裂。箱盖上用马克笔写着“夏 东西”。
我撕开胶带。
里面有一件毛衣，米色的，起球了。一只耳钉，银的，小贝壳的形状，另一只不见了。一张公交卡，卡里应该还有钱。一个铁皮文具盒，装着三颗润喉糖，糖纸粘在一起。
还有一本笔记本。
黑色硬壳，A5，封面印着“工作笔记”。翻开第一页，是记账。
“三月二号，菜 12，公交 4，房租 800。” “三月三号，洗衣粉 9.9，袜子 15。”
字很小，很挤，一行挨一行，像怕浪费纸。
翻到四月，字开始乱。
四月一号以后，账目不记了。改成天数。
“第 3 天。他今天上来了，说查水表。水表在门外。” “第 5 天。他站在门口没走。我从猫眼里看，他对着猫眼。” “第 9 天。我把垃圾袋打了个死结，里面放了一片橘子皮。第二天早上，结开了，橘子皮没了。垃圾袋是新的。” “第 13 天。我数了，他一共上过七次楼。有三次没敲门。” “第 17 天。我跟他说我要搬。他说合同还有八个月。他说，小沈，你一个姑娘，搬来搬去不安全。” “第 21 天。我换了锁。今天回来，钥匙插不进去。锁是新的。他站在楼梯口，手里拿着一串钥匙，跟我说，锁坏了，我给你换了一个。他把新钥匙给我，说，只有这一把。” “第 24 天。我报警了。警察来了两个，很年轻。他们看了门锁，看了窗户，问我有没有丢东西。我说没有。他们问我有没有证据。我说垃圾袋。他们笑了，说，姑娘，垃圾袋不能当证据。” “第 27 天。他们在楼下跟他说了十分钟话。他一直在笑。警察走了以后，他抬头看我的窗户，看了很久。他抬手，跟我摆了一下。” “第 31 天。我把窗帘拉上了。他还在楼下。” “第 33 天。今天他没来。我一整天没敢动。晚上我听见楼道里有脚步声，上来，停在我门口，又下去。来回三趟。” “第 36 天。我把窗户打开，想喊。楼下没有人。我不敢喊。喊了以后呢。” “第 39 天。我把所有照片的脸都剪了。我不想让他看见我。他看见我，我就觉得自己是活的；他一走，我又不知道自己是不是还活着。” “第 41 天。”
第 41 天后面，没有字。
空了三行。
第四行开始，重新写，字很大，很用力，笔尖把纸戳破了：
“如果我不写，就没人知道我来过。”
我坐在姐姐的床上，笔记本摊在膝盖上。
窗外有人在放鞭炮，很远，闷闷的，一声一声。
我不知道自己坐了多久。我妈站在门口，没进来。
“看完了？”她问。
“妈。”我说，“当年那封遗书呢。”
她的身体晃了一下，手扶住门框。
“什么遗书。”
“警察给你们的那个。”
“烧了。”她说。
“妈。”
“烧了。”
我抬起头，看她。
她的嘴唇在动，动了两下，没出声。
“在柜子顶上。”她说。
信封在柜子顶上，压在一摞旧毛巾底下，牛皮纸的，已经软了，边上磨毛。
里面一张 A4 纸，对折两次。
我展开。
钢笔字，横平竖直，起笔有顿。
“爸妈，对不起。我太累了。别找我，也别怪任何人。女儿沈夏。”
落款是四月十六。
我看了两遍，又看了第三遍。
我妈在旁边站着，两只手绞在一起，指关节都白了。
“你姐的字，”她说，“我看着像，又看着不像。我不识几个字，我不敢说。”
“不像。”我说。
“哪儿不像。”
“我姐写“口”，最后一笔不封口。”我把纸举起来，对着窗户的光，“她从小就这样，老师说过她一百回。她说封了口像个笼子。”
我妈凑过来，眼睛几乎贴到纸上。她的呼吸打在我手背上，热的，抖的。
纸上那个“回”字，方方正正，四边全封死了。
“这不是她写的。”我说。
我妈往后退了一步，屁股撞在床沿上，坐下了。
她坐着，两只手放在膝盖上，看着地板，一直看到窗外那串鞭炮放完。然后她抬起头，眼睛是干的。
“青青。”她说，“你别一个人去。”
和那张纸背面写的一样。
我把遗书折好，放回信封。
手机在口袋里震了一下。
周明远发来的消息，只有一行：
“委托人明天上午十点，去现场看清单。”
5 防汛物资
那天晚上九点，我又回了纺织新村。
我不是没犹豫。我在小区门口的小卖部买了一支手电，十八块，老板问我要不要电池，我说要，他递给我四节，说这个牌子耐用。
我把手电塞进包里，站在小卖部门口，看着五号楼。
四楼 402 的窗是黑的。五楼 501 的窗也是黑的。六楼 604 亮着一盏灯，暖黄色，窗帘是粉的。
我在楼下站了七分钟，等到九点十分，等到小区里最后一家麻将馆散场，四个人从 3 号楼出来，一边走一边算账，声音在楼与楼之间撞来撞去，撞到最后散了。
然后我进了车棚。
车棚在五号楼东侧，铁皮顶，水泥地，长长的一条，中间用砖墙隔成十几间，一间一户。门都是铁皮的，刷绿漆，绿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锈。门上用白漆写着房号，5-101、5-102，一直写到 5-112。
最里面那一间，门上的白漆被重新刷过，写着“防汛物资”。
门边钉着一块小木牌，手写的：“闲人免进”。
门上有两把锁。上面一把挂锁，铜的，很新。下面一把暗锁，锁孔里有油。
我拿出那把铜钥匙。
插进去的时候，手在抖。钥匙在锁孔里蹭了两次才进去。
转了一下。
“咔。”
挂锁开了。
我又试暗锁。铜钥匙太短，插不到底。
我蹲下来，把手电夹在腋下，用两根手指伸进锁孔外面那圈铁皮，摸了一圈。
铁皮是软的，有一处往里凹。
我用钥匙尖挑了一下，那块铁皮翘起来，底下是一个小孔，孔的边缘很光滑，被人反复捅过。
我把手电照进去。
里面插着一根铁丝，弯成一个小钩。
我用指甲把铁丝勾出来，勾了三次才勾住。铁丝出来的时候，带出一小片木屑。
我把铁丝伸进锁孔，转了半圈。
“咔。”
门开了。
门往里退的时候，有一股味道涌出来。
不是霉味。霉味我熟，霉味是软的，闷的。这个味道是干的，是纸的味道，很浓，几百张纸堆在一个不通风的屋子里，纸和纸之间互相摩擦，磨出来的那种味道。
我把手电往里照。
八平米。三面墙是砖，一面是铁皮。地上铺着塑料布，塑料布上摆着一个铁皮柜。
铁皮柜是那种老式的档案柜，四个抽屉，灰绿色，抽屉把手上挂着一个小铜牌，牌上刻着编号，从下往上：01、02、03、04。
柜子顶上，摆着三个纸盒。
我走过去。
塑料布在我脚下响，咯吱咯吱，像踩在雪上。
我把手电放在柜子顶上，照着，拉开最上面那个抽屉。
抽屉里是牛皮纸档案盒，一排，立着，像书。每个盒子的脊上都贴着一张白纸条，上面写编号。
01、02、03。
我把 01 号盒子拿出来，放在地上，蹲下，打开。
第一样东西本来应该是一张证件照。
照片位是空的。
相纸压过的地方留着一个浅浅的方框，方框里比别处干净，没有灰。
照片下面，一张 A4 纸。
纸上是手写的字，钢笔，横平竖直，起笔有顿。
标题四个字：“结案报告”。
我往下看。
“一号。张兰芝，女，四十七岁，纺织新村 3 号楼 201。独居。夫亡，子在外地。”
“十月十一日，她说要搬。十月十四日，她说儿子要来接她。十月十九日，她儿子没来。”
“十一月二日，她把窗帘拆了洗。十一月十日，窗帘没挂回去。”
“十二月九日，她没有下楼取奶。”
“十二月九日下午，我上楼。门开着。她在床上。被子盖到胸口。”
“我替她把窗帘挂回去了。风大。”
“结案。”
纸的右下角，签了一个字：韩。
我把纸放下，手撑在膝盖上，喘了两口气。
手电的光在这一小块地方，光外面全是黑的。铁皮顶上有东西在走，很轻，是猫，或者鸟。
我拉开 02 号。
李慧，五十二岁，7 号楼 104。结案日期：二〇二二年八月二日。
03 号。
沈夏，二十六岁，5 号楼 302。
我的手停在盒盖上。
盒盖上有一层薄灰，灰上有一道痕，是指头划过的痕，从上往下，划开一小片。
有人最近开过。
我打开。
照片位是空的。
一张 A4 纸，比其他几张厚，纸角有点卷。
“三号。沈夏，女，二十六岁。纺织新村 5 号楼 302。独居。父母在城北，有一个妹妹。”
“四月二日，她换了锁。我给她换回来。”
“四月十日，她报警。警察来了，我跟他们说了十分钟话。我说这孩子从小没爹，心思重。警察信了。”
“四月十二日，她在楼下站着，看见我，往后退了一步。她怕我。她怕我的时候，眼睛会红。”
“四月十五日，她把窗帘拉上了。”
“四月十六日，我写了一封信。写完，我在楼道里站了一个小时。我听见她在里面哭。”
“四月十七日，早上六点，我上去。门锁着。我用钥匙开的。”
“她挂在阳台的晾衣杆上。晾衣杆是铁的，能承重。”
“我把她放下来。她的脚是凉的。我给她把袜子穿好。”
“我把信放在桌上。”
“结案。”
我看完，把纸放下。
我没有哭。我以为我会哭，但是没有。我只是觉得冷，从脚底往上冷，冷到膝盖，冷到胃，冷到牙齿开始打颤。
我把手按在嘴里咬住，咬得很用力，直到尝到一点铁锈味。
然后我站起来，拉开 04 号抽屉。
抽屉里是 04、05、06、07 四个盒子。
我一个一个打开。
04，周红，三十九岁，3 号楼 501。二〇二三年十二月二十一日。
05，许静，二十九岁，7 号楼 302。二〇二四年九月三日。
我把 05 号抽出来，翻到第二页。
第二页只有四行。
“她养了一盆绿萝。她每天给它浇水。”
“她死的那天，水浇过了。土是湿的。”
“我没给她浇。我忘了。”
“第二天我上去，土干了。我浇了半杯。”
我把纸翻回正面，又翻过去。
纸背面什么都没有。
我把 05 号放回去，抽 02 号。
02 号的报告最后一段是：
“她儿子打电话来，问了三次房租。他没问他妈。”
“我跟他说，你妈的东西我收好了。”
“他说，叔，麻烦你了。他说，我这边走不开。”
“他把电话挂了。我听见他那边在打麻将。”
我把 02 号放回去。
06，陈小满，四十五岁，5 号楼 604。二〇二五年三月十八日。
07。
07 号盒子里，照片位空的。一串钥匙，三把。一张日历页，撕下来的，十二月十四日，星期日，右上角画了一个圈，圈里写着一个很小的“7”。
还有一张 A4 纸。
我把纸拿起来，凑到手电底下。
“七号。林秀芝，女，三十四岁。纺织新村 5 号楼 402。独居。母在养老院。养猫一只。”
“十一月三日，换锁。”
“十一月二十日，她在门缝里塞纸。我抽出来看过，上面写：今天他来了。她每天都写，一天一张。”
“十二月一日，她把相框里的脸都剪了。她以为剪了脸，我就看不见她。”
“十二月十日，她不吃饭了。冰箱里的菜，一天没动。”
“十二月十四日，早上八点，我上去。门反锁着。我开不了，她换了里面的插销。”
“我在门外站了两个小时。我听见猫叫。”
“十一点，里面没声音了。”
“下午三点，我走了。我得去学校开会。”
“晚上七点，我回来。插销还插着。我从阳台翻进去。她躺在床上，被子盖到下巴，眼睛睁着。”
“我把她的眼睛合上。合了三次，合不上。”
“我把被子叠好。叠成方块。她从来不叠，她叠不好。”
“我把猫抱走了。猫在楼下叫了三天，我给它喂了火腿肠，它不吃了，跑了。”
“我每天上楼，给猫碗添一把粮。她不在，猫也不在。我还是添。”
“结案。”
右下角的日期，我看得很清楚。
二〇二五年十二月三日。
我把这张纸举起来，又看了一遍。
十二月三日。
林秀芝死在十二月十四日。
他在她死之前十一天，就写好了结案报告。
我把纸放回盒子里，手抖得对不准位置，放了三次才放平。
我站起来，要去拉第四个抽屉。
手伸到一半，停住了。
第四个抽屉的把手上，挂着一块铜牌。
05。
我把抽屉拉开。
里面只有一个盒子。
牛皮纸的，跟其他七个一模一样，脊上贴着一张白纸条。
上面写着两个字。
沈青。
盒子是空的。
我把它拿出来，捧在手里。很轻，轻得像里面只有空气。
盒底有一层薄薄的纸屑，还有一根头发，短的，黑的。
我把盒子翻过来，底部用铅笔写着一行小字：
“待归档。”
我把盒子放下，退后一步。
塑料布在我脚下响。
铁皮柜顶上，手电的光圈在晃，晃得很厉害。我过了几秒才反应过来，是我的手在抖。
我伸手去拿手电。
就在这个时候，车棚的灯亮了。
不是这一间的灯。是外面，车棚门口那盏，挂在横梁上，一个光秃秃的灯泡，拉了绳才亮的那种。
它亮了。
灯亮起来的时候，铁皮墙上出现了一个影子。
一个站着的影子，很长，从门口一直铺到我这间屋子的门上。
影子没有动。
我听见有人清了清嗓子。
很轻的一声，像是怕吵到谁。
影子往前提了一步，停住。
我握着手电的那只手，突然不抖了。
我听见脚步声。
很慢。一步一步，踩在水泥地上。
往这边来，停在门口。
6 韩老师
“小沈。”
他说。
声音就在门口，隔着一层铁皮。
我站在铁皮柜旁边，手电还举着，光打在他胸口。
他站在车棚门口，穿着灰蓝色棉袄，围巾是深灰的，绕了三圈，把下巴埋进去一半。他比我想的瘦，脸窄，颧骨高，眼镜是很老的款式，黑框，镜腿上有一道裂纹，用透明胶粘过。
他手里端着一个搪瓷杯，白底蓝边，边上有两块磕掉的瓷。杯口冒着热气，热气在灯泡底下被照成一条白柱，直直地往上走。
“你怎么在这儿。”我说。我的声音很平。我自己都没料到会这么平。
“我住这儿。”他说，“3 号楼 201。”
“201 死过人。”
“死过。”他点点头，“张兰芝。四十七岁。”
他说这话的时候，语气跟报菜名一样。
“你来拿东西。”他说，“拿完了吗。”
我没答。
他往里走了两步。铁皮顶上的灯泡把他影子拉得很长，影子从门口爬进来，爬上铁皮柜，爬到我的脚边。
他站住了，低头看地上的档案盒。
“盒子别放地上。”他说，“地上潮。”
然后他蹲下来。
他蹲得很慢，膝盖发出“咯”的一声。他把 01 号盒子捧起来，两手捧着，像捧一盒鸡蛋。他用袖口把盒子底下的灰擦了一下，擦完，把盒子放回抽屉，位置摆正，四个边都对齐。
“小沈。”他一边摆一边说，“你手冷吧。”
“不冷。”
“不冷你攥着拳。”他说，“你从小就攥拳。”
我的手指松开了。
“你见过我。”
“见过。”他把 02 号盒子也捧起来，“你姐姐的葬礼，我去了。我站在最后一排。你穿着白衣服，跪在那儿，一直没抬头。你妈妈晕过去两回。”
他把 02 号盒子放好，对齐。
“你那时候二十五。”他说，“头发到肩膀。”
“你为什么去。”
“我是她房东。”他说，“房东该去。”
他把 03 号盒子捧起来的时候，手停了一下。
盒子在他手里，他低头看着盒脊上的“03”，看了大概三秒。
然后他把它放回抽屉，摆正。
“03 号，”他说，“我没做完。”
“什么意思。”
“结案报告。”他抬起头，眼镜片上有两个亮点，是灯泡的反光，正好压在瞳孔的位置，把他的眼睛挡住了，“每个案子都要有一页，写她最后一天做了什么。”
“你写了。”我说，“四月十七号早上六点，你上去，你把她放下来，你给她穿袜子。”
他愣了一下。
很短的一下。他的眉毛往上抬了半毫米，左眼下面那块肌肉跳了两下。
“你看了。”他说。
“我看了。”
他点点头，慢慢地，像在批一份写得不错的作业。
“03 号那张照片，”我说，“背面有一行字。”
“我看见了。”他说，“不是我写的。”
“你知道是谁写的。”
“402 那个。”他说，“她翻过我的柜子。翻得很整齐，摆回去的位置错了一指。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她怎么认识我姐姐。”
“她在药店上班。”他说，“你姐姐在她那儿买过药。一个月来两回，回回买最便宜的那种。”
他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胸口。
“她跟我说过，那姑娘心脏不好，还舍不得吃好的。”
“那你应该看出来了。”他说，“那一页是空的。”
“你没写她最后一天。”
“我写不出来。”他说，“我十六号晚上在楼道里站了一个小时。我听见她哭。我听见她哭到后来不哭了。我不知道她在里面做什么。我在门外，我看不见。”
他把手放在抽屉把手上，手指一根一根收拢。
“我不写我没看见的事。”他说，“这是规矩。”
“你偷看别人。”
“我不偷看。”他说，“我是房东。我要看水管，要看电表，要看她有没有把墙弄坏。”
“你在她门外站着。”
“我站着。”他说，“我站在我自己的楼里。”
他说得没有一点起伏，像在解释一道算术题。
“小沈，你坐。”他说。
“我不坐。”
“那你把杯子拿着。”他把搪瓷杯递过来，“热的。我泡了姜。”
我没接。
他也没收回去，就那么举着。他的手很稳，热气的白柱从杯口升起来，绕过他的下巴，绕过他的镜片。
过了大概十秒，他把杯子放在铁皮柜顶上，杯子的把手朝右。
“你姐姐，”他说，“是我教过的最好的学生。”
“你教过她。”
“初一，初二。”他说，“我教语文。她作文写得好，不写套话。有一回我让她写《我的家》，她写她家门口那棵树，写了两千字，一句都没提她爸妈。”
他笑了一下。
他笑的时候，嘴角往上走，眼角不动。眼角下面那块肌肉又跳了两下。
“我给她打了满分。”他说，“后来她转学了。我调到十七中，就没再见过。没想到十年以后，她来租我的房。”
“她认出你了。”
“认出来了。”他说，“她站在门口，看了我一会儿，说，韩老师。”
他低下头，看着自己的鞋。他的鞋是布鞋，黑面白底，鞋尖并得很齐，成一个小小的八字。
“她要是没认出来就好了。”他说。
铁皮顶上突然响起来，轰隆轰隆，一列货车从围墙外面过去，整条车棚的铁皮都在震，塑料布被震得贴在柜子上，又松开，又贴上。
火车过去以后，他没接着说话。
车棚里安静下来，静到我能听见他呼吸。
他呼吸的时候有一点哨音，很细，从喉咙里出来，一进一出，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吹口琴。
“韩老师。”我说，“你为什么不救她。”
他抬起头。
“我救了。”他说。
“你给了她一封遗书。”
“我给了她一封信。”他说，“我写了三个晚上。第一遍写得不好，太硬。第二遍太软。第三遍我写：爸妈，对不起，我太累了。别找我，也别怪任何人。”
他念的时候，眼睛看着前方，眼神是散的，落在铁皮墙上某个点。
“她看了。”
“你怎么知道。”
“我听见她哭。”他说，“四月十六号晚上，她哭了很久。哭完，屋里就没声音了。她安静了。”
他转过头看我。
“小沈，”他说，“一个人要是心里有话，说不出来，你替她写出来，她就不难受了。”
“她死了。”
“她本来就活不长了。”他说。
这句话他说得很轻。
我把手电放下来，光柱落在地上，照着他那双布鞋。
“你什么意思。”
“她那个病，”他说，“心脏。她跟我说过，她上楼要歇三次。她一个人，没有钱，没有对象，跟她爸妈三年没通过电话。她每天下班回来，坐在黑屋子里，坐到十二点。”
他顿了一下。
“一个人，过成那样，早晚的事。”
“所以你帮她提前。”
“我帮她写完。”他说，“她写不完，我替她写。写完了，她就安生了。”
“东西摆正，人就安生了。”我说。
他抬起头，眼睛一下子亮了。
“你知道这句话。”
“我们老板说的。”
“他是我学生。”韩守义说，“八八届。”
我的胃往上翻了一下。
我站着没动，把那股东西咽回去。
“韩老师。”我说，“07 号，你也是这么写的。”
“07 号。”
“林秀芝。你十二月三号就写完了。她十四号才死。”
他没说话。
他伸手，把柜子顶上的搪瓷杯端起来，喝了一口。喝水的时候，他的喉结上下动了一下，很慢。
“07 号不好写。”他说，“她不听话。”
“她把照片脸剪了。”
“剪了。”他说，“她把相框剪了，把镜子摘了，把窗帘拉死了。她在门缝塞纸，一天一张，写了二十几张。她在屋里不出声，我站在门外，听不见她。”
他把杯子放下，把手在棉袄上擦了擦。
“她不让我看她。”他说，“不让我看，我就写不出来。”
“所以你在她死前就把报告写好了。”
“我写的是我猜的。”他说，“十四号那天，我上去，插销插着。我在门外站了两个小时。我听见猫叫。我猜她在床上。我猜她把被子盖到下巴。我猜她眼睛睁着。”
他停了停。
“我猜对了。”
车棚外面起风了。风从铁皮缝里钻进来，把灯泡吹得晃，光是黄的，一晃一晃，他的脸在光里一会儿亮一会儿暗。
“韩老师。”我说，“我要报警。”
“你报。”他说，“你报什么。”
我没说话。
“我进过她家吗。”他说，“我配了她家的钥匙，我有登记。我换过她家的锁，我有签字。我在她门外站着，我在我自己的楼里站着。”
他把手摊开，两只手，掌心朝上。
“她死的时候，我在学校开会。三十七个人在场。”他说，“十二点十七分，我给年级组长发了微信，你可以去查。”
“你晚上七点从阳台翻进去。”我说，“你没打 120。”
“我没打。”
“为什么。”
“打了，人就来了。”他说，“人来了，就要问我，为什么在她窗外。”
“她在屋里躺了二十三天。”
“二十三天。”他说，“我每天从楼下过。我抬头看她的窗。窗帘拉着。我知道她在里面。”
“你什么都知道。”
“我知道。”他说，“我十一点就听见猫叫停了。我站在楼下，站到十二点十七分，我给年级组长发了一条微信。我要有人证明，那个时候我不在楼上。”
风把塑料布吹起来一角，又落下去。
“小沈。”他说，“你姐姐那一页，你替我写。”
“我写什么。”
“写她最后一天做了什么。”他说，“你在她屋里待过。你知道她那天穿的什么，你知道她有没有吃饭，你知道她有没有哭。”
他往前走了一步。
我没有退。
“你写完，我就把 07 号补上。”他说，“07 号补上，八个盒子就齐了。”
“八个。”
“八个。”他说，“你姐姐是三号。你是八号。”
他从棉袄内袋里，掏出一个东西。
一张证件照，一寸的，白底。
照片上是我。三年前拍的，办健康证的时候。头发扎起来，没笑，左边的眉毛比右边高一点。
“这张，”他说，“我留了三年。”
他把照片放在铁皮柜上，用两根手指压着，往前推了两寸。
“我等你来。”他说，“我知道你会来。”
灯泡闪了一下。
“明天十点，”他说，“我看清单。你别迟到。”
他转身走了。
走的时候，他把手伸到门边，拉了一下灯绳。
“啪。”
车棚黑了。
我站在黑里，听着他的脚步声。
没有脚步声。
布鞋踩在水泥地上，一点声都没有。
我等到听不见哨音了，才把手电打开。
柜子上，搪瓷杯还在，杯子的把手朝右。照片还在，被压着，压它的是他从口袋里摸出来的一块东西。
一块雨花石，光滑的，有花纹。
我伸手去拿照片，手指碰到石头，石头是温的。
我回到 402，把门反锁，把所有灯打开，坐在客厅那张折叠椅上。
我把包里的东西倒在桌上，一样一样数。记录板、笔、手电、钥匙、手机、半瓶水。
都在。
我把外套脱下来，抖了抖。
口袋里有东西。
一张便签，从便签本上撕的，边缘是锯齿。
钢笔字，横平竖直：
“清单明天带来就好。手套记得戴。”
7 复原
我给周明远打电话的时候，是晚上十一点四十。
他接得很快，第一声就接了。
“沈青。”
“韩守义是你老师。”
电话那头没有声音。
我听见他把眼镜摘下来的声音，镜腿刮过耳朵，很轻的一下。
“八八届。”他说，“初二，他教语文。”
“你跟了他多久。”
“一年。”他说，“他调走的时候，我哭了一场。”
“归处是他让你开的。”
“不是。”他说，“是我自己开的。他给我介绍了第一单。”
“哪一单。”
“二〇二一年冬天，3 号楼 201，张兰芝。”他说，“他说他有个房客死在家里，没人收，问我能不能帮忙。我那时候刚从殡仪馆出来，什么都不会，就他给我讲了流程。”
“后面呢。”
“后面他陆陆续续介绍。”周明远的声音很干，“他说他认识几个房东，都是老房子，都出过事。他说这行没人干，让我干。”
“六年，几单。”
“我查了。”他说，“我查了三个小时。”
“几单。”
“七单。”他说，“全部是他介绍的。全部是独居女性。全部是他名下的房。”
我把手机换了个耳朵。手机是热的，贴在脸上有点烫。
“周明远。”我说，“你知道多少。”
“我什么都不知道。”他说，“我要是知道，我不会等到今天。”
他没有立刻接话。
“沈青，我今年五十二。我给人整了十九年容。我摸过的死人，比你见过的活人多。”他说，“我知道什么叫‘不对’。”
“你说。”
“张兰芝那单，我去的时候，窗帘是挂着的。”他说，“她死在十二月，窗户开着，窗帘挂着，挂得很整齐。风把窗帘吹起来，吹得很平。我当时想，这窗帘是她自己挂的吗。”
“然后呢。”
“然后我没想。”他说，“我把窗帘摘下来，叠好，装进袋子。我干活的时候不想事。想事，手会抖。”
电话里传来打火机的声音。他戒烟八年了。
“沈青。”他说，“你要做什么。”
“我要把 402 复原。”我说。
“复原成哪一天。”
“十二月十四号。”
他沉默了很久。
“你知道你在做什么吗。”
“我知道。”
“他明天十点来。”
“我知道。”
“沈青。”他说，“你把手机开着。全程。”
“嗯。”
“我八点过去。”他说，“我不进门。我在楼下。”
“你在楼下干什么。”
“我站着。”他说，“他要动手，我上楼。他不动手，我不上去。”
我笑了一下。这次我知道自己笑得像什么了。
“周明远。”
“嗯。”
“东西摆正，人就安生了。”我说，“这句话，是他教你的吧。”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
“是。”他说，“他教我的时候，我二十一岁。我觉得这句话特别好。”
第二天，我在 402 待了一整天。
我按清单，一样一样往回摆。
第一件，日历。
日历挂在客厅墙上，是一个药厂送的，印着风景，底下有一行小字：“健康是福”。
停的那一页是十二月十四日。我用指尖把前面撕掉的十几页的毛边抚平，把日历翻回十二月十四日。
然后我拿出铅笔。
那一格上，本来有一个圈。我用橡皮擦了半天，没擦干净，纸上留了一圈浅灰。
我照着那个圈的形状，重新画了一个。
在圈里，写了一个“7”。
第二件，相框。
五张相框，我把剪下来的部分——那些脸，我从垃圾桶底下找到了，团成一团，压在冰箱后面——展开，一张一张铺平。
脸都皱了，边缘卷着。
我把它们放回相框里，用透明胶在背面粘住。
粘完，五张脸都在。
五张都是她。
二十岁的林秀芝，扎马尾，站在照相馆的蓝布前面，肩膀绷得很紧，两只手不知道往哪放。
二十五岁的，在药店门口，穿白大褂，胸前的工牌歪了。
三十岁的，在海边，风把头发吹到脸上，她在笑，牙齿露出来。
三十二岁的，抱着一只三花猫，猫把爪子搭在她下巴上。
三十四岁的，最后一张。
这张不是在照相馆拍的。是在楼下，从四楼往下拍的。她在单元门口，低着头，看手机，手里提着一个塑料袋，袋子里是菜。
她不知道有人拍她。
焦点是虚的，人是小的，画面右下角有一小片模糊的红——是拍照的人的手指，挡在了镜头前面。
第三件，猫碗。
我去楼下小卖部买了一袋猫粮，十块钱，最便宜的那种。倒进碗里，堆成一个小丘，用小勺把表面刮平。
水碗洗干净，接了半碗水。
第四件，垃圾袋。
我把林秀芝的垃圾桶清空，套上一个新的黑色垃圾袋，把袋口撑开，让它在桶沿上卷一圈——她原来是这么卷的。
第五件，床。
我把被子拆开，重新叠。
叠方块很难。我叠了七次。前六次都不对，不是边不齐，就是角不挺。第七次我跪在床上，用两只手把四个角一个一个压出来，压到手指发麻。
叠完，我把枕头拍了两下，放在正中。
第六件，椅子。
客厅那把折叠椅，我搬过来，背对窗。
我坐上去，试了一下。
坐在这儿，抬头能看见窗玻璃。玻璃上有一层灰，灰上有一片模糊的印子，是有人用手掌抹过——从里往外抹的。
我伸手，把玻璃擦了。
擦完，玻璃上什么都没有了。
第七件，搪瓷杯。
我烧了水，抓了一小把茶叶丢进去，倒了两指深的水。
茶叶浮在上面，慢慢舒开，一片一片往下沉。
我把杯子放在桌上，把手朝右。
做完这些，天已经黑了。
我坐在客厅的地上，靠着墙，看着这个屋子。
窗帘拉着，灯开着。屋里有猫粮的味道，有水汽的味道，有一点点茶叶的味道。
像一个有人住的屋子。
我掏出手机，看了一眼时间。
九点零七分。
我把裁纸刀放在手边。那是林秀芝的，刀片是新换的，很利。
然后把灯关了。
我坐在门后面，背贴着墙。
墙是凉的。凉气顺着脊椎往上爬，爬到后颈，停在发根那里。
楼道的声控灯，从门缝底下透进来一条。灯灭的时候，门缝是黑的；灯亮的时候，门缝是白的。
我盯着那条白，盯了两个多小时。
中间它亮过四次。
两次是楼上有人下来倒垃圾，塑料桶拖在台阶上，一下一下。
一次是猫，从楼梯上跑过去，爪子在水泥上打滑，抓出很细的一声。
还有一次，不知道是什么。
亮了八秒，灭了。
那八秒里，我听见三层半有人站着。
不咳嗽。不跺脚。不动。
灯灭了，他还在站着。
—
十一点，楼道有人上楼。脚步很轻，上到三楼半，停了。
停了大概两分钟。
然后继续上，走过 402，上到 501。开门，关门。
十二点半，声控灯亮了。有人下来。走过 402，停。
门把手被按下去。
压到底，停住，弹回来。
第二次。第三次。
我把手按在嘴上，不让自己出声。
外面有呼吸。一进一出，带着很细的哨音。
他在门外站了很久。我数了，数到二百一十七。
然后他走了。往上走。
脚步声消失以后，我才发现自己后背全湿了，衣服贴在墙上，凉得像铁。
我没睡。
四点多，我听见楼底下有猫叫。
很短的一声，像小孩哭。
—
六点，天亮了。
我开门，上到五楼。
501 的门没锁，一推就开。
屋里空着。地上有一把折叠椅，铁的，红色的，正对着门。
椅子正对着门口，坐在这儿，能看见 402 的门。
椅面上有一个浅浅的凹，中间深，四周浅。
我走过去，往窗外看。
窗台上摆着七个花盆。
都是空的，都是那种最便宜的塑料盆，红棕色，一个摞着一个，摆了七个。
我数了两遍。
第七个花盆里，有东西。
我伸手，把它掏出来。
一把钥匙，用红绳系着，绳结打得很紧。
钥匙的齿我认得。
是 402 的。
齿是新的。一点磨损都没有。
有人今天刚配了一把。
我把它攥在手心，攥得很紧。
它却是温的。
8 十点
九点五十，周明远的车停在五号楼底下。
他没下车。他从车窗里看着我，抬起手，指了指自己的手机，又指了指楼上。
我点头。
小陆从副驾下来，抱着一个纸箱，纸箱里是八个档案盒。他脸色发白，嘴唇上有一点没擦干净的牙膏。
“青姐。”他把箱子放在单元门口的水泥台上，声音发虚，“这……这算赃物吧。”
“算证据。”
“那我们搬，不犯法吧。”
“犯。”我说，“所以一会儿警察来了，你就说是我让你搬的。”
他咽了口口水，喉结上下滚了一下。
“行。”他说，“反正我学殡葬的，不怕。”
十点整。
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
我听见脚步声。布鞋，很轻，一级一级。
他在 402 门口站住。
然后，敲门。
三下。
“韩守义。”他说。
我站在门里，手放在门把上。
他学我的规矩。
我把门打开。
他站在门口，穿着那件灰蓝棉袄，围巾绕三圈，手里提着一个蓝布袋子，袋子上印着“市第十七中学”。
他先看我，再看我身后的屋子。
然后他不动了。
他的眼睛从左边移到右边，很慢，像在念一篇课文。
日历。十二月十四日。圈。数字 7。
相框。五张脸。
猫碗。猫粮堆成一个小丘。
床。方块。
椅子。背对窗。
搪瓷杯。把手朝右。
他站在门口，一只手提着布袋，另一只手扶在门框上。
他的手指按在门框上，按得指甲发白。
“谁让你动的。”他说。
声音很低，低到有点哑。
“清点复核。”我说，“委托人要求看清单，我们要把现场恢复到发现时的状态。这是流程。”
“这不是发现时的状态。”
“这是死亡时的状态。”我说，“十二月十四号，早上八点。你站在门外的时候，屋子里面是这样的。”
他的喉结动了一下。
他把布袋换到另一只手，走进来。
走到日历前面，他站住，抬头看那个圈。
他伸手，用指腹摸了一下。
“这是我画的。”他说。
“不是。”我说，“这是我画的。铅笔硬度不一样。你用的是 2B，我用的是 HB。你摸得出来。”
他把手放下来。
他把眼镜摘了，用围巾的一角擦。
擦的时候，他的手在抖。抖得很轻，但镜片在他手里晃，反光一晃一晃，晃到墙上。
“小沈。”他说，“你今年三十一。”
“三十一。”
“你姐姐二十六。”他把眼镜戴回去，镜腿推到耳朵后面，推了两次才推稳，“二十六岁的人，站在阳台上，脚底下是一把凳子。她要是后悔，她可以下来。”
“她没下来。”
“她没下来。”他说，“因为她知道，下来以后，第二天我还会上去。”
他转过身。
“你懂吗。”他说，“她不是死在我手里。她是死在她自己知道的那件事里。”
“哪件事。”
“她知道门锁是我换的。”他说，“她知道我随时可以进去。她知道自己在这个城市里，没有一个能替她挡一下的人。”
他抬起手，指了指窗外。
“你看见楼下那个修车的没有。他跟她说过话。他知道她姓林，知道她晚上十点回来。她死了二十三天，他没上来敲一次门。”
“吴桂英住她对门。她天天听见我上楼。她没报过一次警。”
“物业那个小伙子，我给他递过三回烟。他连 402 是谁租的都不问。”
他把手放下来。
“这个楼里，每个人都在门后面。”他说，“我只是站在门外的那一个。”
“你还进了门。”
“我进了。”他说，“我给她穿袜子。我给她合眼睛。我做了他们谁都不肯做的事。”
他走到桌边，看着那个搪瓷杯。
他伸手，把杯子转了半圈，把手转到正对他。
“这个杯子，”他说，“她从来不摆正。她喝完就随手一放，把手朝哪都有。我每次上来，都给她摆正。”
“她不知道。”
“她知道。”他说，“她有几天，故意把杯子摆反。她知道我会来摆。她摆反，就是在跟我说话。”
他的嘴角往上走了一点。
“她跟我说话。”他说，“她在这个城市里，就跟我说过话。”
我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朝上，录音的红点在跳。
“韩老师。”我说，“清单在这儿。”
我把记录板推过去。
“七单。七个人。七个盒子。你签字。”
他看着记录板，没有动。
“我不签。”
“规矩第五条。”我说，“家属签字之前，人不离场。”
“你不是家属。”
“林秀芝的家属在养老院，八十二岁，卧床。街道委托我们代签。”我说，“你要是不签，我就在这儿等。等到你签。”
他站着，没动。
屋里很静。冰箱嗡嗡地响，响了一会儿，停了三秒，又响起来。
他慢慢地坐到那把折叠椅上。
背对窗。
他坐下的时候，两只手放在膝盖上，很规矩，脚尖并得很齐。
“小沈。”他说，“你知道我为什么教书吗。”
“不知道。”
“因为我喜欢看作文。”他说，“一个班五十个孩子，五十本作文。我一本一本看，看到好的，我会念出来。念的时候，全班都安静。”
他看着窗外。
“我教了三十年。三十年，三千多个孩子。他们毕业以后，没有一个人回来看我。”
“你姐姐回来了。”
“她回来租房。”他说，“她站在门口，叫我韩老师。她那时候穿着一件米色的毛衣。”
我口袋里那张照片，硌着我的腿。
我把它掏出来，放在桌上。
照片朝上。二十六岁，齐耳短发，左眉断了一截，笑得有点僵。
他看着照片。
他的手从膝盖上抬起来，抬到一半，停在半空。
“这个，”他说，“是我的。”
“这是她的。”
“我拍的。”他说，“她租房那天，我要登记，让她交两张一寸照。她给了我两张。我用了一张，剩下一张。”
他伸手去拿。
我按住了照片的另一边。
我们两个人的手都在照片上，中间隔着那张脸。
他的手很凉。
“韩老师。”我说，“你不是想她们死。”
他没说话。
“你是想看见。”我说，“你一辈子站在门外。你想知道门里面的人在做什么，在想什么，在哭什么。你进不去，所以你就等。等到她们死了，门就开了，你就可以进去了。”
他的手指动了一下。
“她们活着的时候，你不敲门。”我说，“你只在门外站着。”
“我敲过。”他说。
“你敲过谁。”
他抬起头，看着我。
“我敲过你姐姐的门。”他说，“四月十号。她报警那天晚上，我上去，敲了三下。她在里面说，谁。我说，是我，韩老师。她说，你走。我说，我给你送点橘子。她说，你走。”
他的喉咙动了一下。
“我在门口站了两个小时。橘子放在门口。第二天早上，橘子还在。皮都干了。”
他说到这里，停住。
他把眼镜摘下来，放在膝盖上。
没有眼镜，他的眼睛很小，眼白发黄，眼角有一层湿的东西，但没有流下来。
“我不该写那封信。”他说。
我没说话。
“我写完，她哭了。我以为她哭完就好了。”他低下头，“她哭完，就不出声了。第二天早上，她挂在阳台上。脚是凉的。”
他把手从照片上拿开。
“我给她穿袜子的时候，”他说，“她的脚一直是凉的。我搓了很久，搓不热。”
窗外，一列火车过去。轰隆轰隆，整栋楼都在响。玻璃在窗框里抖，抖出一层很细的声音。
火车过去以后，他抬起头。
“笔给我。”
我把笔递过去。
他接过笔，把笔帽拔下来，套在笔尾上，套得很正。
他在记录板上签字。
签在“委托人确认”那一栏。
一笔一划，横平竖直。
签完，他把笔帽盖回去，把笔放在记录板的右上角，跟纸边平行。
“小沈。”他说，“你姐姐那一页，你还欠我。”
我把录音按停。
“我不欠你。”我说，“你欠她四十一天。”
我站起来，走到门口，把门打开。
楼道里的声控灯亮了。
楼梯上有人上来。
周明远走在最前面，后面是方警官，还有两个穿制服的。
方警官今年五十多了，头发白了一半。六年前，是他把姐姐的遗物交给我妈的。他递过来一个纸箱，说，节哀。
他看见我，脚步停了一下。
“沈青。”
“方警官。”我说，“我姐姐的案子，我要重新报。”
他没问为什么。
他往屋里看了一眼。
韩守义坐在椅子上，背对窗。他的手放在膝盖上，坐得很直。
他看见方警官，点了点头。
“方队长。”他说，“六年不见。”
方警官站在门口，没有进去。
“韩老师。”他说。
“我签了字。”韩守义说，“我配合。”
他站起来。
站起来的时候，他的膝盖响了一声。他扶了一下桌沿，把搪瓷杯碰得歪了一点。
他伸手，把杯子摆正。
把手朝右。
9 七个花盆
案子走了两年。
非法侵入住宅，伪造文书，盗窃——那台猫，那串钥匙，那些遗物里的东西，都算。
方警官找我做了三次笔录。
第三次做完，他把笔录推过来，让我签字。
“你擅自复原现场。”他说。
“我知道。”
“你知道这是什么性质吗。”
“毁证。”我说。
他看了我一会儿，把笔帽拔下来，递给我。
“签吧。”他说，“下回别这么干。”
他送我到楼下，站在分局门口的台阶上，点了一支烟。
“沈青。”他说，“六年前那个案子，是我办的。”
“我知道。”
“我当时四十六。”他说，“我在分局干了二十年。我到现场的时候，窗帘是挂着的，窗户是开的。我看了一眼，就想，这不对。”
“你为什么没查。”
“因为她说不出话。”他吐了一口烟，烟在冷空气里散得很快，“现场没有挣扎，没有第三者痕迹，门锁完好。她父母签了字。房东很配合，坐在客厅里，一直说对不起。”
他把烟按在台阶上。
“我那时候觉得，一个人要死，你是拦不住的。”
“现在呢。”
“现在我觉得，”他说，“一个人要死，你得先看看是谁把门关上的。”
他站起来，拍了拍裤子。
“你姐姐的案子，我们重新立案了。”他说，“不一定能判。但她的名字，会写在卷宗里。”
—
402 的清场拖到了三月。
按流程，清场是把剩下的东西全部打包，交给委托人或者民政。林秀芝的东西不多，两个纸箱。她的母亲在养老院，八十二岁，认不出人。街道签了字，东西送去了慈善超市。
除了那个饼干盒，和那个写着“核”的牛皮纸盒。
饼干盒我留下了。
我知道这违规。规矩第三条，不带走任何东西。
但我留的不是证据。我留的是一把铜钥匙，一张写着六个人名字的纸，和一根用透明胶粘在盒盖上的头发。
六张证件照，我连同牛皮纸盒，一起交给了方警官。他给我开了一张收据，收据上写着“物证：证件照六张”。
第七张不在里面。
第七张是林秀芝自己的。她把那张剪成了指甲盖大小的一堆碎片，装在一个空药瓶里，塞在猫碗底下。
我拼了两个晚上，拼出了半张脸。
一只眼睛，半边嘴。嘴上还有一点笑。
那天，我去 402 最后一次。
门开着，风从楼道灌进去，把窗帘吹起来。
我站在客厅中间，看了一圈。
家具搬空了，墙上留着相框的印子，五个，颜色比墙深。地上的塑料地板革被卷起来，露出底下的水泥，水泥上有一块颜色不一样的，是床压出来的。
窗台上，六个空花盆，红棕色的塑料盆。
我把它们一个一个拿下来，摞在一起，抱下楼。
第七个在我包里。
我从 501 带下来的那个。盆底写着“待归”的那个。
楼底下，老赵正在给一辆电动车换胎。
“姑娘。”他抬头，“清完了？”
“清完了。”
“那屋子，”他把扳手放下，“租出去了吗。”
“不知道。”
“最好别租。”他低下头，扳手在螺丝上转了一圈，“这楼里，人住得少了。”
我抱着花盆走到垃圾站。
垃圾站旁边蹲着一只猫。
三花，瘦得只剩骨架，肋骨一根一根凸出来，毛打结，尾巴尖上缺了一块。
它抬起头看我。
脖子上挂着一根红绳，绳上系着一个小塑料牌，牌上写着两个字：
三三。
我蹲下来。
它没有躲。它走过来，用脑袋蹭了一下我的手背，蹭得很轻。
我把花盆放下，伸手摸它的背。它的脊椎硌手。
“你回来了。”我说。
它叫了一声，很短，像小孩哭。
我把它抱起来，它很轻，轻得像一个空盒子。
猫牌背面有字，被磨掉了一半，剩下一个“芝”字。
—
花盆摞在我脚边，七个。
最上面那个是空的，盆底朝上，我蹲下来看。
盆底用黑色马克笔写了两个字，笔画很细，横平竖直：
待归。
我把七个全翻过来。
一、二、三、四、五、六。六个盆底都是空白。
只有第七个写了字。
我坐在马路牙子上，抱着猫，看着那两个字，坐了很久。
天开始暗，路灯一盏一盏亮。对面理发店的灯箱也亮了，红的，把地上的水泥照成粉色。
三三在我怀里动了一下，把脑袋往我胳膊弯里钻。
我摸了摸它的耳朵。
“回家。”我说。
—
那天下午，我去花店买了七束花。
白的菊，便宜的，一束十五块。老板问我要不要包装，我说不要，就给我系根麻绳。
我把六束花，一束一束放在 402 的窗台上。
窗台上原来摆花盆的地方，有六个圆印。我把花放在圆印上，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第七束，我放在窗台正中间。
那里没有印子。玻璃上有一片被手掌抹过的痕，我从里往外擦过，没擦干净。
我拿出笔，在每一束花的麻绳上，写了一个名字。
张兰芝。李慧。沈夏。周红。许静。陈小满。林秀芝。
写完，我站在楼下往上看。
四楼那扇窗，摆了七束白花。第七束在正中间。风一吹，花纸响。
吴桂英站在四楼楼道口，看着我，看到我把最后一束花摆正。她的围脖还是那条，黑色的发卡还是一个不多一个不少。
“姑娘。”她说，“你这是干什么。”
“摆正。”我说。
她点点头，往围脖里缩了缩，回屋了。门关得很轻。
—
那天晚上，我给三三洗了澡。
洗了三盆水，水都是黑的。它缩在毛巾里，抖得像一片叶子。我用吹风机吹了四十分钟，它趴在我腿上，慢慢地不抖了。
我把它放在秤上。
三点二公斤。
一只成年的三花猫，应该有四公斤半。它少了将近三分之一。
它在我腿上睡了整晚，中间醒了两次，抬起头看我，看完又趴下去。
—
“归处”停了三个月。
重新开门的时候，门上那块 A4 招牌换成了亚克力的，还是周明远自己设计的，白底黑字，四个字：归处整理。
他把五条规矩重新打印，贴在墙上，底下加了三条。
六，委托人与死者，不得为同一人。
七，派单须两人核验，核验人签字。
八，任何情况下，不得单独进入现场。
小陆现在是正式员工了。他学会了用指关节推东西，学会了进门先看鞋，学会了干活的时候不说话。
有一天他问我：“青姐，第五条为什么是你加的。”
“因为我不想到最后，屋子里只剩我一个活人。”
他没听懂。他挠了挠头，头发又立起来一撮。
“那我以后也加。”
“你加什么。”
“我加，”他想了一会儿，“我加，出门以前，回头看一眼。”
—
姐姐那一页，我写了很久。
我坐在书桌前，写了七遍。
第一遍写：她那天很难过。
第二遍写：她那天没有人可说话。
第三遍写：她那天以为没有人会来找她。
第四遍，我把纸揉了。
第五遍，我写：
二〇二〇年四月十七日，早上六点。她一个人在家。她穿着那件米色的毛衣。她洗了头，头发没干，搭在肩膀上。她给窗台上的绿萝浇了水。她把杯子洗了，倒扣在架子上。她没有留下话。
第六遍，我在最后加了一句：
她不知道有人会来找她。
第七遍，我把“她不知道”划掉了。用尺子，划得很直。
改成：
她不知道有人会来找她，但是有人来了。
—
姐姐的遗物箱，我重新封了一次。
这次里面多了一样东西。
03 号照片。二十六岁，齐耳短发，左眉断了一截，笑得有点僵。
我在背面写了一行字，字很小：
她妹妹找到她了。
—
入冬以后，公司接了一单。
地址是纺织新村 3 号楼 201。委托人：韩守义。备注：本人的遗物，提前整理。整理人：沈青。
委托书是从看守所寄出来的，A4 纸，手写，横平竖直，起笔有顿。
最后一行写着：
“小沈，我这一页，我自己写完了。你来摆正。”
我把单子贴在白板上。
白板上已经贴了七张，都是这一年接的，都清完了，都用红笔打了勾。
我拿起笔，在“整理人”那一栏，写下自己的名字。
写完，我把笔帽盖上，把笔放在记录板的右上角，跟纸边平行。
第六条，委托人与死者，不得为同一人。
然后我拿起尺子，把这一行划掉了。
划得很直。
窗外，一列火车过去。整栋楼都在响，玻璃在窗框里抖。
三三从桌子底下钻出来，跳到窗台上，趴下，尾巴卷起来，把脸埋进去。
窗台上，摆着七束干花。
清场那天，我把它们从 402 收回来，挂在阳台上晾了大半年。
风从窗缝里进来，花纸响了一下。
我把手伸过去，把最右边那束扶正。
扶正的时候，花纸里面硌了一下手。
我把花束转过来，从麻绳底下抽出一张纸片。
麻绳是新系的。我系的那根，绳头剪得斜；这根，剪得平。
名片大小，白底黑字，只印了一行：
归处整理 · 第八号
背面用钢笔写了一行，横平竖直，起笔有顿：
今天他来了。
我抬起头。
门是关着的。
门缝底下，一张 A4 纸正从外面慢慢往里推，推到一半，停住了。
我伸手去够。
纸却往回缩了半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