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白碱地上的号志灯
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的一个深夜，我缩在碱水镇西头那座废弃铁路水塔的铁梯下，听见风从生锈的铆钉缝隙里钻过去，发出一阵像有人用指甲刮擦搪瓷盆底的尖啸。那时候我十二岁，穿着我姐林秋霞穿小了的灯芯绒棉袄，袖口短了一截，两只手腕像两截刚从地窖里刨出来的冻白萝卜，裸露在零下九度的寒气里。我仰起头，看见水塔顶端的圆锥形铁皮屋顶在月光下泛着青灰色的冷光，仿佛一口倒扣在盐碱滩上的巨大铁锅。
就在那个夜晚，我第一次清晰地意识到，一个人的童年并不是像挂历那样一页一页被撕掉的，它往往是在某一个毫无预兆的瞬间，像一只装满了热水的玻璃瓶突然掉在冻土上，砰的一声炸裂开来，连一点回响都来不及留下，就只剩下一地迅速结冰的碎片。
那天夜里之所以躲在水塔下面，是因为家里又爆发了一场漫长而乏味的战争。说是战争，其实自始至终只有我父亲林兆坤一个人在咆哮，而我母亲周素琴只是坐在灶台后面的小板凳上，借着炉膛里将熄未熄的煤球火光，用一根纳鞋底的钢针挑着手指肚上的死皮。
许多年以后，当我坐在南方一座潮湿城市的公寓阳台上，听着楼下高架桥昼夜不息的车流声时，我依然会毫无来由地想起碱水镇那片一望无际的白碱地。在我的记忆里，那片土地从来没有真正绿过。每年开春，当冰层化开，地底下深处积攒了一冬的苦咸水就会顺着毛细孔翻涌上来，等三月的狂风一吹，水分蒸发殆尽，地面上便结出一层厚厚的、像雪一样刺眼的白碱壳。人踩上去，脚底会发出“嚓、嚓”的脆响，仿佛整座镇子都建立在一具庞大无比的枯骨之上。
我出生在一九七一年的冬天。据我母亲后来在无数个缝补麻袋的黄昏里向我念叨的那样，我生下来的那天下午，天空中恰好出现了罕见的日偏食。太阳像一块被什么贪婪的野兽咬掉了一大半的黄铜饼子，悬在老鸦岭光秃秃的脊梁上方，镇供销社屋顶上的高音喇叭正播送着一段慷慨激昂的进行曲，可播到一半，扩音机的电子管突然烧断了，只剩下一阵持续了整整十分钟的电流嗡鸣。就在那阵嗡鸣声里，我从母亲干瘪的肚皮里滑落出来，没有哭，只是睁着两只乌黑得近乎浑浊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糊满了旧《山西农民报》的房顶。
接生的孙婶当时用温水洗着剪刀上的血迹，忧心忡忡地对我母亲说：“素琴，这孩子下生不哭，怕是心里装着上辈子的心事呢。”
我不知道自己到底装没装着上辈子的心事，但我很早就学会了像一件旧家具那样待在屋子的角落里，不发出任何多余的声响。在林家那座由三间土坯房和一道半塌的夯土院墙围成的院子里，任何多余的声响都是危险的，都可能成为点燃我父亲林兆坤怒火的引信。
在一九七八年那场大雪到来之前，林兆坤是碱水镇铁路会让站的一名扳道工兼号志员。那是他一生中最体面、也最令他趾高气扬的岁月。每天傍晚，当夕阳把铁轨染成两道笔直的血痕时，他都会穿上那件发得发亮的深蓝色铁路制服，腰间别着一把黄铜钥匙，手里提着一盏红绿双色的号志灯，迈着一种近乎仪仗队般僵硬而庄严的步子走出家门。
那时候的我总是喜欢跟在他身后十步远的地方，不敢靠得太近，却又舍不得离开。我看着他高大的背影在盐碱滩上拉出一条细长的斜影，听着他脚下的翻毛皮鞋踩碎碱壳的声音。每当有拉煤的货车从远处的老鸦岭隧道里钻出来，发出震耳欲聋的汽笛声时，林兆坤就会站立在道岔旁边的碎石路基上，像一尊不可侵犯的铁铸神像，高高举起手里的号志灯。蒸汽机车喷出的白色水汽瞬间将他吞没，滚烫的煤屑像黑色的雪花一样落在他的帽檐和肩膀上，但他连眼睛都不眨一下。等列车轰隆隆地驶过，车厢连接处的铁链发出惊天动地的撞击声，他才会缓缓放下手臂，转过头，用一种睥睨天下的眼神扫视一圈空旷的荒原——尽管那片荒原上除了几丛半死不活的骆驼刺和躲在土坡后面的我之外，根本没有任何观众。
然而，这种庄严在一九七八年腊月十三的夜里彻底终结了。
那天夜里下着罕见的冻雨，雨水落在铁轨和枕木上，立刻凝结成一层滑腻而坚硬的明冰。林兆坤在扳道房里喝了半瓶掺了热水的散装高粱酒，趴在烤火炉旁边的木桌子上睡着了。他后来向无数人辩解说，他那天只是迷糊了不到三分钟，甚至连梦都没来得及做一个。但就在那三分钟里，一列从石膏矿滑行下来的空平板车因为没有及时扳转道岔，直接冲进了会让站尽头的盐水沟里。
虽然那只是一列没有挂车头的空平板车，没有死人，甚至连车轴都没断一根，只是撞塌了半截护路石坝，但铁路段上的处分决定还是在半个月后像一纸死刑判决书一样送到了碱水镇。林兆坤被开除了路籍，收回了那盏红绿双色的号志灯，甚至连那件深蓝色的制服也被站长派人来扒走了——更准确地说，是因为制服领口和袖口有公家配发的路徽与铜扣，来人当着全院邻居的面，用一把裁缝剪刀把那八颗铜扣一颗一颗地剪了下来，铜扣掉进搪瓷碗里，发出清脆而羞辱的“叮当”声。
从那天起，我父亲林兆坤在我的视野里迅速地萎缩了下去。他的脊背依然挺着，但那不再是扳道工面对机车时的挺拔，而更像是一根被抽掉了筋骨却偏要硬撑着的干枯玉米秆。他在院子东头搭了一间低矮的熬碱棚，每天去十里外的碱泡子里刮回白花花的碱土，倒进一口大铁锅里加水熬煮，熬出黄褐色的粗碱块，再装在荆条筐里，推着独轮车去邻近的集市上换一点零碎的毛票。闲暇的时候，他还替镇上的人修配黄铜锁头。
失去了号志灯的林兆坤，把所有的暴戾都倾注在了那口熬碱的大铁锅和家里的每一个人身上。
我清楚地记得他熬碱时的模样。碱棚里终日弥漫着一股刺鼻的、能够把人的鼻腔黏膜烧得生疼的苦涩气味。滚沸的碱水在铁锅里翻滚着浓稠的黄沫，林兆坤光着精瘦的膀子，胸口上那几根稀疏的灰白汗毛被蒸汽打湿，紧紧贴在凸起的肋骨上。他手里握着一把长柄铁勺，一遍又一遍地撇去浮沫，眼神凶狠得像是要把锅底戳穿。如果这时候我和姐姐林秋霞谁敢在院子里大声说笑，哪怕只是惊飞了停在枣树枝上的一只麻雀，他的铁勺就会重重地砸在锅沿上，“哐”的一声巨响，紧接着便是他沙哑的怒骂：
“笑什么笑！天还没塌下来呢，等老子哪天死在锅台前头，你们姐弟俩再去坟头上笑个够！”
在我的童年记忆里，父亲的巴掌总是带着一股浓烈的碱水味和黄铜碎屑的腥气。他的手掌因为长年接触粗碱，皮肤皲裂得像老榆树的树皮，每一道裂口里都嵌着洗不掉的黑泥。当那只手掌落在我后脑勺或者脸颊上时，最先感到的不是疼痛，而是一种粗糙的、像砂纸擦过嫩肉般的火辣感。
相比之下，我母亲周素琴的存在则像是一团永远拧不干的湿抹布，无声无息地吸附着屋子里所有的暴躁与绝望。
周素琴在镇东头的县粮站家属加工组里干活，每天的工作就是用粗麻绳和弯头大针缝补装高粱和玉米的麻袋。为了防止麻袋口霉烂，粮站里常年用紫药水和桐油浸泡麻线，久而久之，我母亲的十根手指便永远呈现出一种诡异的紫黑色，就像十根刚从桑葚汁里捞出来的枯枝。她走路的时候脚尖总是微微向内扣，鞋底从不离开地面，而是贴着泥土轻轻地蹭过去，发出细微的“沙、沙”声。哪怕是在大白天，她说话的声音也低得像是在耳语，每说两句就要惊恐地朝窗外看上一眼，仿佛窗根底下随时蹲着一个拿着小本子记录她言行的密探。
我八岁那年的夏天，有一次趁父母都不在家，我钻进里屋的炕洞旁边找一颗滚落进去的玻璃弹珠。当我把半个身子探进炕沿底下那片阴暗潮湿的空隙时，我的手指触碰到了一片冰凉而光滑的硬物。我屏住呼吸，借着从窗户纸破洞漏进来的一缕阳光看去，顿时惊呆了。
在炕沿最深处的砖缝后面，整整齐齐地排列着上百个空玻璃药瓶。有装过青霉素的小圆瓶，有装过止咳糖浆的棕色扁瓶，还有装过葡萄糖注射液的大号输液瓶。每一个瓶子都被洗得一尘不染，瓶口用晒干的玉米芯或者叠得方方正正的红纸紧紧塞住，像一支隐秘而沉默的地下军队，在黑暗中闪烁着微弱的幽光。
那天傍晚，母亲从粮站回来，见我正坐在门槛上摆弄其中两个青霉素小瓶，她那张一向毫无血色的脸瞬间变得像白碱地一样惨白。她没有像父亲那样冲上来打我，而是扑通一声跪在泥地上，用那双紫黑色的手死死捂住我的嘴，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样砸在我的手背上。
“冬生，我的好冬生，”她的声音抖得像秋风里的枯叶，温热而带着一股霉味的鼻息喷在我的耳朵眼儿里，“别拿出来，千万别让你爸看见……那是妈攒下的好日子。每一个瓶子里都装着一口没受过气的太平气儿，塞住了，它就跑不掉；要是让你爸砸碎了，咱们这个家最后一点指望就全漏光了。”
我似懂非懂地看着母亲绝望的眼睛，把那两个小玻璃瓶塞回她粗糙的手心里。从那天起，我也有了一个秘密的习惯：每当镇卫生所的赤脚医生在墙根下扔掉空药瓶，我都会悄悄捡回来，在井水里刷洗干净，趁着夜深人静的时候塞进母亲的炕沿底下。我甚至在睡觉前会把耳朵贴在滚烫或冰凉的炕席上，幻想着能听见底下那上百个玻璃瓶里“太平气儿”流动的声音。可我听见的永远只有父亲如同拉风箱般粗重的鼾声，以及墙角里某个地方土鳖虫爬过砖缝的细碎响动。
回到一九八三年十一月的那个夜晚。那天晚上之所以闹得比往常更凶，是因为林兆坤那台视若性命的“红灯牌”短波收音机坏了。
自从被踢出铁路站之后，林兆坤就患上了一种古怪的癖好——每天晚上八点半，他必须准时坐在桌前，拧开那台外壳已经掉漆的电子管收音机，收听全国各地乃至海面上的气象广播。他并不关心新闻，也不听戏曲，只听天气预报。当播音员用字正腔圆、毫无感情的语调念出“乌鲁木齐，晴转多云，偏北风四到五级；海口，阵雨，东南风三级；舟山群岛渔场，大风警报……”时，林兆坤那张布满沟壑的脸上就会浮现出一种近乎虔诚的庄重。他手里拿着一截从我练习本里撕下来的纸条，用半截铅笔头歪歪扭扭地记下那些他一辈子也不可能踏足的城市的名字和风力等级，仿佛他依然是那个掌管着天下所有列车运行安全的号志员，仿佛只要他记下了海口有阵雨，远在几千里之外的某列火车就能因此避开一场灾难。
可是那天晚上，我姐林秋霞为了在镜子前用烧热的火钳烫卷她额头前的刘海，不小心把桌上的半碗凉水碰翻了。水流进收音机后盖的散热孔里，只听见“啪”的一声轻响，紧接着一股焦糊的松香味弥漫开来，收音机里那个正在播报“西沙群岛”的女声就像被人突然掐住了脖子，戛然而止。
林兆坤在最初的五秒钟里一动不动。他甚至还保持着右手捏着铅笔头的姿势，眼睛死死盯着收音机上那个瞬间暗下去的绿色猫眼指示灯。
第六秒钟，他猛地站起身，连人带椅子向后撞在土墙上，震得墙皮簌簌往下掉。林秋霞吓得尖叫一声，扔下火钳就往院子里跑。林兆坤顺手抄起桌上的黄铜锁坯子朝门口砸去，铜坯子擦着林秋霞的耳朵飞过去，重重地嵌进了门框的榆木里，留下一个半寸深的凹坑。
“滚！都给老子滚出去！养你们这群讨债鬼，连老子听个风声都不让听！”
林兆坤像一头被困在枯井里的野兽，在屋子里疯狂地转着圈，把能够踢翻的板凳、笸箩和搪瓷盆统统踢得漫天乱飞。我原本缩在炕角写作业，见他红着眼睛朝炕边扑过来，便本能地夹起算术本，像一只受惊的灰鼠一样从他腋下钻了出去，顺着院墙根一路狂奔，直到躲进镇西头那座废弃的铁路水塔底下。
水塔底下的寒气顺着我的裤管一点点往上爬，很快就把我的膝盖冻得失去了知觉。我在黑暗中抱紧双膝，看着不远处那两条早已不再通车的窄轨铁道。
那是三年前随着老鸦岭石膏矿枯竭而废弃的支线。铁轨上落满了枯黄的蓬草和白霜，在月光下像两条死去的银蛇，安静地向着远方的黑暗延伸。在我的右侧大约两百米的地方，立着一架同样废弃的臂板信号机。它的铁臂已经锈死了，永远倾斜在一个尴尬的四十五度角上，既不代表通行，也不代表禁止，就像一句说到一半就被遗忘在半空中的话。
不知道过了多久，我的身后传来了踩碎白碱壳的“嚓、嚓”声。
我回过头，看见高小满正从水塔后面的土坡上滑下来。他当时十三岁，比我大一岁，身上披着一件他爹高德顺杀猪时穿的破羊皮大衣，大衣上还沾着洗不掉的猪血痂和油垢，走起路来散发出一股浓烈的、混合着生肉与劣质烟草的气味。
“冬、冬生，”高小满蹲到我身边，从羊皮大衣的口袋里摸出两颗用废纸包着的烤红薯干，塞了一颗到我手里，“你、你爸又砸、砸东西了？”
高小满平时说话总是结巴得厉害，每说一个字，脖子上的青筋就要像蚯蚓一样鼓起老高，嘴角还会溢出一点白沫。但我早就发现了一个奇怪的规律：只要他爬到高处——比如爬上水塔顶端的铁皮屋顶，或者站在老鸦岭悬崖边的石灰窑顶上——当狂风迎面吹乱他的头发，脚下是足以让人摔得粉身碎骨的深渊时，他的结巴就会奇迹般地消失，说起话来比镇广播站的播音员还要流利。
我咬了一口硬得像石头一样的红薯干，含糊不清地说：“把收音机烧了。这回是我姐干的。”
高小满嘿嘿笑了两声，仰头看了看头顶高达十几米的铁梯：“上、上去看看？上头、风大，能看、看见你姐往哪儿跑了。”
我们两个像两只熟练的猴子，手脚并用地顺着冰冷刺骨的铁梯往上爬。铁梯的横档上结着一层薄霜，每抓一下，手心就像被烙铁烫了一下似的生疼。爬到水塔顶端的检修平台时，我的呼吸已经变成了团团白雾，心脏在肋骨后面剧烈地撞击着，仿佛随时要从嗓子眼里跳出来。
站在水塔顶端往下看，整座碱水镇就像棋盘上散落的几十颗灰扑扑的泥棋子，被无边无际的白色盐碱滩包围着。只有三四户人家的窗户里还透出豆粒大小的昏黄灯光，其余的屋顶都浸泡在惨白的月色与寒霜之中，安静得像是一座早已荒废了数百年的古墓群。
高小满一爬上铁皮屋顶的边缘，整个人顿时变了一个样。他把那件油腻的羊皮大衣往身后一撩，两只脚踩在只有半尺宽的铁檐上，迎着呼啸的西北风，流利而平静地开口说道：
“你看你们家院子里，你爸正提着马灯在院子里找收音机零件呢。你妈蹲在井台旁边擦地，你姐不在院子里，她刚才肯定往地质队的帐篷那边跑了。”
我顺着他的手指望去，虽然隔着好几百米，只能看见自家院子里有一团微弱的光亮在晃动，但我知道高小满说得一点没错。他的眼睛在黑夜里像猫头鹰一样好使。
“小满，”我紧紧抓着水塔顶上的避雷针铁杆，被风吹得眼泪直流，“你说咱们这辈子，是不是都得烂在这片碱地里了？”
高小满没有低头看我。他双手插在羊皮大衣的兜里，身子微微前倾，仿佛只要再往前迈出半步，就会像一只笨重的黑鸟一样滑进夜空里。他的声音在寒风中显得异常清晰，甚至带着一种成年人才有的苍凉：
“我爹今天下午杀了一头老母猪，那猪在圈里活了八年，杀的时候没叫唤，连一滴眼泪都没流。我爹一刀捅进它脖子里，放出来的血在木盆里冒着热气，我伸手进去试了试，比咱们家的洗脚水还热乎。可不到一袋烟的工夫，那盆血就凉透了，结成了硬块。冬生，人活着大概也就跟那盆猪血差不多，刚出来的时候热乎一阵子，风一吹，也就凉了。”
那是我十二岁那年听过的最让我感到寒冷的话。我看着高小满在月光下被拉得歪歪扭扭的影子，突然觉得我们两个并不是站在水塔顶上看风景的少年，而是两粒被风吹到铁皮屋顶上的碱面子，随时都会被下一阵更大的风吹得无影无踪。
就在这时，远处突然传来了一声沉闷而悠长的声响——“呜——”。
我和小满同时浑身一震，猛地转过头朝老鸦岭的方向望去。
那条窄轨铁道明明已经废弃三年了，老鸦岭上的石膏矿也早已变成了一座空荡荡的蝙蝠洞，那里根本不可能再有火车经过。可是，在那个寒霜遍地的冬夜里，我千真万确地听见了一声火车的汽笛声。那声音不像是从铁轨上传来的，倒像是从盐碱地底下一百米深处的岩层里闷闷地钻出来的，带着生锈的铁腥味和潮湿的煤烟味，在空旷的荒原上回荡了很久很久。
与此同时，我看见我们家那个小小的院落里，那团原本在地面上晃动的马灯光亮，突然被人高高地举过了头顶。
隔着两百多米的黑夜与寒霜，我看不清父亲林兆坤的脸，但我知道，他一定是听见了那声并不存在的汽笛。他站在他那间充满了刺鼻臭味的熬碱棚前，手里高高举着那盏破旧的马灯，像五年前在道岔旁举起红绿号志灯那样，一动不动地伫立在寒风里，为一个早已将他抛弃的时代、为一列永远不会再驶来的火车，固执地指引着方向。
那天夜里，我在水塔顶上流下了两行眼泪。眼泪刚滑出眼眶，就在我的腮帮子上冻成了两道紧绷的冰痕。我不知道自己是在为父亲哭，还是在为自己哭，我只知道，从那一刻起，某种叫做孤独的东西，像白碱地里的苦咸水一样，彻底漫过了我的脚踝，并且再也没有退下去过。
第二章：纸马与生石灰窑
在我们家里，唯一一个对林兆坤的咆哮充耳不闻的人，是我的祖母沈氏。
沈氏住在院子西厢那间连窗户纸都烂了一半的矮偏房里。那间屋子以前是用来堆放干柴和驴粪蛋的，后来家里连毛驴也卖了，便搭了一张用四摞青砖垫起来的木板床，让祖母住了进去。屋子里终年弥漫着一股陈年樟脑丸、腐烂桐油和老年人皮肤碎屑混合在一起的酸涩气味。即便是在三伏天的正午，只要一推开那扇用废旧铁皮修补过的木门，一股仿佛从明朝或者清朝存留至今的阴凉气就会扑面而来，激得人脖颈上起一层细密的鸡皮疙瘩。
在我的记忆里，祖母从来没有年轻过，甚至从来没有站直过腰。她的脊椎在七十岁那年就像一张拉得太满的木弓，突然定型在了接近九十度的弯曲状态。她走路的时候不需要拐杖，两只干枯得像鹰爪一样的手背在身后，脑袋几乎垂到膝盖前面，整个人仿佛不是在往前走，而是在用鼻尖贴着地面寻找着什么丢失了半个世纪的铜钱。
直到我十岁那年，有一次舅舅周明远端着一碗刚炖好的羊杂汤来看她，在院子里的枣树下一边抽着旱烟，一边向我讲起了祖母年轻时的底细，我才知道这个整天只会对着墙角流眼泪的老太太，曾经也有过一段被油灯照得通红的岁月。
祖母原本不姓沈，她连自己本姓是什么都记不得了。民国二十三年闹大旱的时候，她被亲生爹娘用半袋掺了沙子的高粱米卖给了一个在雁北一带走村串巷的皮影戏班子。班主姓沈，是个左眼长了白翳、右手缺了一根小指头的老光棍。祖母在戏班子里并不负责耍皮影，因为女人家的手不许碰那些用驴皮雕出来的神仙与将相；她的活计是坐在白布亮子后面，一边敲打一面破铜锣，一边用带着哭腔的假嗓子替戏里的苦命女人唱腔，到了散场之后，还要用桐油和朱砂修补那些被竹签子扯豁了胳膊腿的驴皮小人。
她在那个戏班子里待了整整九年，跟着一辆嘎吱作响的木轮大车走遍了晋北和陕北的每一道黄土沟壑，直到二十一岁那年冬天，戏班子在过永定河冰面的时候，冰层突然塌陷，装载着全套皮影箱笼的大车连同沈班主一起掉进了滚滚的冰窟窿里。
祖母因为当时蹲在河岸边的柳树棵子里解手，捡回了一条命。她趴在裂开的冰茬子边缘往下看，只看见几百个涂着红绿油彩的驴皮人儿在黑森森的河水里翻滚——穿蟒袍的皇帝、骑白马的薛仁贵、披枷戴锁的苏三，全都混在一起，被暗流卷着往冰层底下钻去。她伸出手在冰水里捞了半天，冻掉了两根脚趾头，最后只捞上来一匹断了后腿的驴皮胭脂马。
后来，她揣着那匹断腿的驴皮马一路逃荒到了碱水镇，嫁给了我那个在盐场给人看大门的祖父。祖父死得早，在我出生前六年就因为喝多了掺假火酒，在雪地里冻死在了回家路上，只留下祖母一个人，像一截被遗忘在盐碱滩上的枯木桩子，在西厢房里熬着漫长而没有尽头的晚年。
大概正是因为年轻时亲眼见过那场冰河塌陷的惨剧，到了晚年，当白内障像两层厚厚的羊油糊住了她的眼珠子之后，祖母便陷入了一种荒诞而固执的恐惧之中——她坚信碱水镇迟早要发一场吞没天地的大洪水。
要知道，碱水镇是一座连井水都苦得没法直接泡茶的旱镇，全镇人喝的淡水都要靠镇东头那口深达四十丈的机井抽上来。在我的童年里，莫说是洪水，就连一场能够让屋檐挂上水帘的透雨，三五年里也难得遇上一回。可祖母根本不信我们的话。每当外头刮起干燥的西北风，风吹动院子里那棵老枣树的枝叶，发出“哗啦、哗啦”的响声时，祖母就会从木板床上惊慌失措地爬下来，扶着门框朝院子里大喊：
“涨水啦！永定河决口子啦！兆坤，快把家里的木盆和门板卸下来扎筏子呀！”
父亲林兆坤起初还会冲着西厢房吼上两嗓子：“老糊涂了！哪来的水？你去外头舔一口土看看，干得能把人嗓子眼儿呛出火来！”后来吼得次数多了，父亲也懒得再搭理她，只当西厢房里养了一只半夜乱叫的老母鸡。
见家里没人肯扎木筏子，祖母便决定自己想办法救全家人的命。
她从我用过的旧算术本、我爸订过的旧报纸、甚至我妈包针线笸箩的草纸堆里，偷出一张又一张的废纸，再用一把刀刃已经磨得像月牙一样弯的小铁剪子，整天坐在榆木小板凳上，“咔嚓、咔嚓”地剪着纸马。
由于她的眼睛几乎已经全瞎了，她剪出来的纸马根本不像是马，倒像是长着四条歪歪扭扭细腿的怪虫，有的脖子长得像长颈鹿，有的屁股大得像一口水缸，而且无一例外，每一匹纸马的左后腿都会被她刻意剪断一截——那完全是照着她当年从永定河里捞上来的那匹驴皮马的模样剪的。
她把剪好的纸马用浆糊一张张贴在西厢房的土墙上、房梁上、甚至是装粮食的瓦瓮肚子上。到了我十二岁那年，西厢房里已经贴满了不下三千匹形态诡异的白纸马。每当有人推开门，穿堂风一吹，满屋子没有贴牢的纸马腿和纸马脑袋就会齐刷刷地颤动起来，发出“簌簌、簌簌”的声响，仿佛有成千上万只白色的飞蛾正试图从墙皮上挣脱出来。
我十岁到十三岁的那几年里，常常在挨了父亲的揍之后，钻进祖母的西厢房里躲避。
祖母摸索着抓住我的手，用她那双干枯得只剩下一层薄皮的手指摩挲着我脸上的巴掌印，然后从枕头底下摸出一匹刚用《参考消息》剪出来的纸马，神秘兮兮地塞进我的裤兜里。
“冬生，揣好了，”她把没牙的瘪嘴凑到我耳根边，吐出一股浓重的腐败酸气，“等夜里大水漫过房顶的时候，你千万别喊你爸，也别拉你妈，他们身上背着的石头太重，一见水就得沉底。你就骑着奶奶给你剪的这匹马，往高处跑，一直跑到云彩眼儿里去，那儿干爽，没水，也没人拿鞋底子抽你。”
那时候我觉得祖母的话既可笑又让人心里发毛。我从来没想到，祖母嘴里那场说了十几年的“大水”，最终真的在碱水镇降临了；我也从来没想到，在那场突如其来的暴雨里，真正骑着白马往云彩眼儿里跑掉的人，不是我，而是高小满。
高小满的家住在镇子最南头的屠宰场旁边。
说是屠宰场，其实只是两间用红砖砌起来的平房，外加一个用生锈铁管焊成的吊猪架。高小满的爹高德顺是全镇唯一的一个屠户，也是镇上除了站长之外最富足的人。高德顺长着一颗像大号冬瓜一样浑圆的脑袋，脑门和后脖颈上堆积着三层厚厚的紫红色肥肉，无论冬夏，他身上总是系着一条早就看不出原本颜色的帆布围裙，围裙正前方结着一层足有铜钱厚的猪油壳，用指甲一刮就能刮下一层蜡一样的白腻子。
全镇的孩子都怕高德顺，却又都忍不住想去高小满家院子外头转悠。因为每逢初一、十五杀猪的日子，高德顺都会在院子里支起一口直径四尺的生铁大锅，用柏木枝和八角、花椒烀猪头肉与下水。那股霸道而浓郁的肉香味顺着风势横扫过整片白碱地，钻进镇上每一户人家清汤寡水的锅灶里，馋得所有正在喝玉米面糊糊的孩子直咽唾沫。
高小满没有娘。据镇上的老人们说，高小满的娘是个从南方逃难过来的女人，长得细皮嫩肉，像一棵水葱，可惜受不了高德顺身上那股洗不掉的猪腥味，在高小满三岁那年，趁着高德顺去邻村收猪的空当，跟着一个来镇上收购羊毛的铜匠跑了。
从那以后，高德顺每次喝醉了酒，就会把高小满当成那个逃跑的南方女人来打。
高德顺打人的方式和我父亲林兆坤截然不同。林兆坤打人完全是失控的咆哮与乱砸，像一场随时会爆发的沙尘暴；而高德顺打高小满，却像是在完成道一丝不苟的屠宰工序。
我和小满十岁那年的一个夏夜，我因为贪玩高小满用猪膀胱吹起来的皮球，一直待到天黑才往家走。刚走到高家院墙外头的酸枣树丛后面，就看见高德顺提着一瓶喝空了的“二锅头”从屋里晃晃悠悠地走出来。他没有骂人，甚至连大气都没喘一声，只是反手把院门插上，然后解下腰间那根用来磨剔骨刀的牛皮板带，在盛满井水的石槽里浸了浸。
高小满当时正蹲在猪圈旁边喂食，看见他爹把牛皮板带浸进水里，连跑都没跑，只是默默地放下木瓢，走到院子当中的吊猪架底下，自己把裤子褪到膝盖弯，趴在了那条平时用来刮猪毛的长条木凳上。
我躲在院墙豁口后面，吓得连呼吸都停住了。
月光下，高德顺迈着沉重的步子走到长凳旁，高高举起浸了水的牛皮板带，“啪”的一声抽在高小满瘦骨嶙峋的屁股上。湿皮带抽在皮肉上的声音沉闷而清脆，像是一块湿面团重重地摔在案板上。
高小满死死咬着自己的左胳膊，没有喊疼，只是喉咙里发出“嗬、嗬”的闷响，两条细腿像青蛙一样在空中剧烈地蹬踹了一下。
高德顺一共抽了十二下。每抽一下，他都要停顿三秒钟，用左手抹一把额头上的汗珠，嘴里含糊不清地嘟囔一句：
“叫你嫌老子腥……叫你跟野男人跑……老子天天给你吃肉，你还往外跑……”
抽完第十二下，高德顺把牛皮板带往石槽沿上一扔，转身走进屋里，倒在炕上呼呼大睡起来。院子里只剩下高小满一个人，依然保持着趴在长条木凳上的姿势，白惨惨的月光照在他屁股上那十二道迅速肿起、渗出血珠的紫黑色血印子上。
过了足足有五分钟，我才敢从墙豁口里钻进去，蹲到长凳前，小声喊他：“小满，小满……”
高小满慢慢把头从胳膊弯里抬起来。让我震惊的是，他的脸上竟然没有一滴眼泪，甚至还冲我咧开嘴笑了笑。因为刚刚咬得太狠，他的小臂上留下了一圈深深的牙印，嘴唇上也沾着一点血丝。
“冬、冬生，”他一边吃力地提上裤子，一边结结巴巴地对我说，“刚、刚才我数、数着呢，今天少、少抽了两下。前、前天他喝了半斤，抽、抽了十四下。”
他扶着吊猪架站起身，一瘸一拐地走到肉案子前，打开下面那个用铁丝网罩着的木柜子，从里面抓出一块还带着余温的熟猪肝，用剔骨刀切下一半递给我，另一半塞进自己嘴里，大口大口地嚼了起来。
“吃、吃吧，”高小满含糊不清地说，“吃了肉，皮、皮就长厚了。等我皮、皮长到一寸厚，他、他就是拿杀猪刀砍，也、也砍不疼我了。”
那天晚上，我手里捏着那半块油汪汪、香喷喷的熟猪肝，站在高家院子浓重的血腥气里，一口也咽不下去。在我的童年里，肉原本是世界上最美妙、最令人向往的东西，可是在那个夜晚，当我看着高小满一瘸一拐地咀嚼猪肝的样子时，我突然觉得，我们所有人其实都跟高德顺圈里的猪没什么两样——大人给我们一口吃的，不过是为了在他们心里不痛快的时候，能理直气壮地把我们摁在长条凳上抽上一顿。
为了躲避家里的棍棒与咆哮，我和小满几乎把所有的课余时间都花在了老鸦岭的荒坡上。
老鸦岭距离碱水镇大约三里地，是一座由青灰色石灰岩和石膏矿渣堆成的秃山。山脚下除了那条废弃的窄轨铁道之外，还散布着七八座半埋在土坡里的砖砌石灰窑。那些石灰窑大多是公社化时期修水库时建起来的，后来水库干涸了，大部分石灰窑也就荒废了，只有一个外号叫“麻五”的外乡老头还在承包着最东头的一座窑，每隔半个月烧一窑生石灰，卖给镇上和附近村子盖房砌墙的人。
对于十来岁的我们来说，那些废弃的石灰窑就是我们在人世间唯一的庇护所。
废弃的窑洞里冬暖夏凉，地上铺满了厚厚的白色石灰渣和干枯的蒿草。我和小满在最偏僻的第三号废窑里藏了一个铁皮饼干盒，里面装着我们两个人的全部家当：半盒受潮的火柴、一把缺了口的折刀、三张从香烟盒里攒下来的《水浒传》洋画、两颗我从父亲修锁摊子上偷来的黄铜锁芯，还有一叠我从祖母西厢房墙上揭下来的断腿白纸马。
每当夏天正午的毒日头把盐碱滩晒得冒起一层扭曲的白烟时，我和小满就会钻进三号废窑的阴影里，并排躺在干燥的蒿草堆上，透过窑顶那个碗口大的排烟孔，呆呆地看着头顶那一小块圆圆的蓝天。
有时候，一只苍鹰或者两只乌鸦会从那个圆形的蓝天缺口里一掠而过，快得像是一道黑色的闪电。
“冬、冬生，”有一次，高小满枕着自己的双手，盯着那个排烟孔看了整整半个小时，突然开口问我，“你说，山、山外头的地方，土也是咸的吗？”
我说：“我听我爸收音机里播过，外头有大海。大海里的水全是咸的，比咱们这儿的碱泡子还咸十倍。”
高小满失望地叹了一口气：“连、连海都是咸的，那外头的人喝、喝什么？”
“外头下大雨，”我想起祖母常念叨的话，信口胡诌道，“外头的雨一下就是三天三夜，天上的水全是甜的，张开嘴就能喝饱。”
高小满听得两眼放光，他翻过身趴在蒿草上，把下巴抵在我的肩膀上：“那、那等我长到十六岁，我就偷、偷我爹藏在米缸底下的钱，买、买一张去外头的火车票，去喝、喝甜水。冬生，你去不去？”
我犹豫了一下，想起了母亲炕沿底下那上百个塞着红纸的玻璃药瓶，想起了祖母满屋子乱颤的白纸马，小声说：“我走了，就没人给我妈捡药瓶子了。”
高小满鄙夷地往地上吐了一口唾沫：“你、你就是个没出息的软、软骨头。”
然而，高小满终究没能活到十六岁，也没能喝上外头天上落下来的甜水。他的生命永远停留在了一九八四年七月十九日的那个下午，停在了他十四岁生日过后的第三天。
那天中午的天气怪异得令人窒息。从早晨起，太阳就像一团被血浸泡过的红绒球，悬在铅灰色的云层后面，没有一丝风，整片盐碱滩像一口被盖死了锅盖的蒸笼，空气里弥漫着一股令人作呕的硫磺味与土腥气。镇上的狗全都吐着舌头趴在墙根的阴影里，连叫唤的力气都没有；祖母沈氏则从上午十点钟就开始在院子里转圈，她手里的榆木板凳把地面敲得咚咚直响，扯着破锣般的嗓子一遍又一遍地喊着：
“黑云压城啦！龙王爷翻身啦！快往高处跑呀！”
吃完午饭后，高德顺因为天气太热，喝了半碗凉井水，躺在肉案子下面睡午觉。高小满跑到我家窗根底下，冲我吹了两声口哨。我夹着一根柳木弹弓溜出家门，跟着他往老鸦岭跑去——头一天傍晚，我们在老鸦岭半山腰的石缝里发现了一窝刚孵出小鸟的红嘴山鸦，小满非要去掏一只出来养大，好教它学人说话。
就在我们爬上半山腰，高小满刚把半条胳膊伸进岩石缝隙里的时候，老鸦岭顶上的天空突然毫无征兆地黑了下来。
那种黑并不是傍晚日落时的渐渐暗淡，而是像有一只看不见的巨手，猛地拉上了一块遮天蔽日的黑布。紧接着，一道惨白的闪电像一把劈开天灵盖的利斧，直接劈在了废弃窄轨铁道的信号机上，雷声甚至没有经过酝酿，就在我们头顶上方轰然炸裂，震得山坡上的碎石哗啦啦地往下滚落。
下一秒钟，豆大的雨点砸了下来。
那是碱水镇十二年来从未见过的一场狂暴的暴雨。仅仅不到两分钟，雨水就在山坡上汇成了无数道浑浊的黄泥汤，裹挟着石膏矿渣和碎石，咆哮着往山脚下冲去。狂风夹着冰凉的雨水抽打在我们脸上，让人根本睁不开眼睛。
“往、往窑里跑！”高小满一把抓住我的手腕，拉着我顺着湿滑的山坡往下滑。
在密集的雨幕中，我们根本分不清哪座是我们的三号废窑，哪座是麻五正在使用的石灰窑。我们只看见前面不远处的土坡下有一个黑森森的窑洞口，窑口上方搭着半截遮雨的石棉瓦棚子，便像两只落汤鸡一样拼命朝那边冲了过去。
就在距离那个窑口还有五六步远的时候，我脚下一滑，左脚的解放鞋踩进了一个装满泥水的车辙沟里，整个人重重地摔在泥浆中，鞋也被烂泥吸住了。
高小满比我跑得快，他没有回头，一个猛子就扎进了那个窑洞口里。
我坐在泥水里，一边狼狈地从泥坑里拔出鞋子，一边抹了一把脸上的雨水，冲着窑洞里喊：“小满！这好像不是咱们的三号窑！这是麻五昨天刚出窑的五号窑！”
麻五头一天刚刚烧好了一窑生石灰。因为他一个人来不及往镇上拉，便把烧好的几千斤青白色生石灰块全堆在五号窑的窑膛里，只用几张破草席盖了盖。
更要命的是，五号窑建立在一处低洼的斜坡底下，窑顶的排烟孔因为年久失修，早就被扩成了一个桌面大的漏斗形豁口。
我刚喊出那句话，就看见山坡上方的一股碗口粗的山洪，撞塌了窑顶旁边的一道矮土坎，像一条发狂的黄龙一样，顺着窑顶那个桌面大的排烟孔，笔直地灌进了五号窑的窑膛里！
直到今天，只要我在雨天闭上眼睛，耳边依然会响起那天下午从五号窑里传出来的声音。
那不是水声，也不是雷声，而是一阵沉闷、剧烈、令人毛骨悚然的“咕嘟、咕嘟”声，紧接着是成千上万块生石灰岩石在遇到冷水后同时崩裂、炸开的“噼啪”声。
几千斤干渴了亿万年的生石灰，在被山洪灌入的瞬间，像一头沉睡在地狱深处的火兽突然苏醒了过来。一股浓烈得如同实质般的纯白色蒸汽，夹杂着刺鼻的石灰粉尘，像火山喷发一样从窑门和窑顶的排烟孔里猛烈地喷涌而出！原本冰冷的雨水在流进窑膛的刹那间就被煮沸了，窑门口流出来的泥水在短短十几秒钟内就冒起了滚烫的气泡，将门口的几棵野草烫得瞬间枯萎卷曲。
“小满——！”
我连滚带爬地冲到五号窑门口，却被那股迎面扑来的、足以把人眼珠子灼瞎的滚烫白雾逼得连退了三步。窑门里面已经彻底变成了一口沸腾的炼狱，白色的石灰浓烟翻滚着，发出“嗤嗤、嗤嗤”的巨响，热浪烤得我的眉毛和额发都卷了起来。
就在那片翻涌的白雾深处，我听见了高小满的声音。
奇怪的是，在那个即将被沸腾的石灰浆吞没的时刻，高小满并没有站在高处，可他说话却一丁点儿也不结巴了。他的声音穿过滚烫的浓烟传出来，嘶哑、短促，却清晰得像是一把刀子刻在石头上：
“冬生！别进来！底下全是烫的！你快跑——！”
那是高小满留在人世间的最后一句话。
我疯了一样在泥水里乱摸，抓起一根碗口粗的烂木头想要伸进窑门里去够他，可木头刚探进去不到三尺，就被里面崩裂坍塌下来的窑顶土块砸断了。紧接着，“轰隆”一声闷响，被暴雨泡软了的五号窑前拱彻底坍塌了下来，几千斤湿透的黄土夹杂着滚沸的生石灰浆，将那个原本就不大的窑门堵得严严实实。
白雾依然从坍塌的土堆缝隙里丝丝缕缕地往外冒，雨水砸在滚烫的土堆上，化作一团团轻飘飘的白烟，升腾到半空中，又被狂风吹散在茫茫的雨幕里。
我跪在五号窑前面的泥水里，浑身抖得像一片被撕碎的树叶。我张大嘴巴想要呼喊，想要把镇上所有的大人都喊来，可是我的喉咙里像是被人灌进了一大瓢滚烫的石灰水，发不出半点声音，只能发出“嗬、嗬”的抽气声——就像两年前的那个夏夜，高小满趴在长条木凳上挨牛皮板带抽打时发出的声音一模一样。
那天傍晚，雨停了。太阳重新从西边的云缝里露出来，把满目疮痍的盐碱滩照得一片通红。
高德顺带着十几个镇上的青壮年，扛着铁锹和洋镐赶到了老鸦岭。这个平时连杀一头三百斤的大公猪都不眨一下眼睛的胖屠户，在看到五号窑那堆还在冒着热气的白泥浆时，两条粗壮的腿软得像两根面条，跪在泥地里，不用铁锹，而是直接用自己那双沾满了猪油的肥手去刨那些还没完全冷却的石灰泥。
石灰泥烧烂了他的十根手指，血水和白色的石灰糊在一起，露出了白森森的指骨，可他像是完全感觉不到疼，一边刨，一边发出一阵像老黄牛临死前那样的呜咽：
“小满啊……爹错了……爹再也不拿皮带抽你了……你出来吧，爹给你烀了猪蹄子，还热乎着呢……”
他们一直挖到半夜，才从已经凝固结块的白色石灰壳里，把高小满挖了出来。
我当时躲在远处的铁道旁，没有敢走过去看，但我听见周围的大人们倒吸冷气的声音。据我舅舅周明远后来告诉我，高小满出土的时候，整个人已经蜷缩成了一团，浑身上下裹着一层洁白而坚硬的石灰壳，就像是一尊用石膏倒模出来的白色雕像，脸上的表情都看不清了，只有他右手死死攥着的裤兜里，还留着半张没有被烧烂的碎报纸——那是他头一天从我这里要走的一匹断腿白纸马。
高小满下葬的那天，碱水镇的天空晴朗得让人心慌。
因为未成年的孩子死在外面叫“犯绝”，不能进高家的祖坟，高德顺只能买了一口薄皮柳木棺材，把高小满埋在了老鸦岭西侧的一处乱葬岗上。没有吹鼓手，也没有孝子贤孙，只有高德顺一个人用独轮车推着那口小棺材在前面走，他那十根缠满了破布条的手指把车把染得斑斑点点。
我远远地缀在独轮车后面三百米的地方，一路送他到了乱葬岗。
等高德顺铲完最后一锹黄土，哭倒在坟头上的时候，我走到旁边的山梁上，迎着从盐碱滩吹过来的热风，把裤兜里攒着的二十几匹祖母剪的白纸马，一把接一把地扬向了半空中。
风很大，那些断了一条腿的白纸马在空中翻滚着、盘旋着，有的落在了酸枣刺上，有的被风吹得越来越高，像一群笨拙的白鸟，摇摇晃晃地向着头顶那片刺眼的、没有一滴水的蓝天飞去。
我站在高高的山梁上，学着高小满生前的样子，把半个脚掌探出悬崖边缘，对着空旷的群山和白碱地，流利而大声地把他的名字喊了三遍。没有回音，只有风吹过山脚下废弃铁轨的嗡鸣声，像一根绷紧的铁丝，在我的脑仁里轻轻地弹了一下。
第三章：银幕背面的燕子
高小满死后的一年里，我的身体像一棵被意外浇了一瓢肥水的野草，开始疯狂地往上蹿个子。仅仅一个冬天过去，我的手脚就长出了一大截，往年穿的棉裤吊在脚踝上方三寸的地方，露出一截青白而嶙峋的迎面骨，走路的时候裤腿在风里空荡荡地晃悠，像两只挂在竹竿上的破风箱。
伴随身高一起到来的，还有嗓音的破裂与夜晚莫名的燥热。
十四岁那年开春，我的喉结像一颗埋在皮下的杏核一样突兀地顶了出来，说话的声音忽高忽低，有时候像公鸭子叫，有时候又低沉得像我父亲林兆坤在夜里磨牙。因为失去了高小满这个唯一的同伙，我不再去老鸦岭的废石灰窑，而是像一只无家可归的野狗，在每个黄昏游荡在碱水镇狭窄而布满车辙的土街上。
也就是在那个春天，我姐姐林秋霞迎来了她十九岁的生日，同时迎来了她一生中最绚烂、也最彻底的一场幻灭。
林秋霞比我大四岁。在我们那个灰扑扑、连麻雀羽毛都沾满了白碱沫子的家里，林秋霞是唯一一件带着鲜艳色彩的东西。她没有遗传我父亲那张苦大仇深的驴脸，也没有遗传我母亲那种随时准备给人下跪的畏缩神态，反而越长越像我外婆家早年挂在堂屋里的一幅年画——鹅蛋脸，高挑的细眉，两条乌黑油亮的大辫子一直垂到后腰眼上。当她从院子里的井台边提着木桶走过，腰肢随着水桶的晃动轻轻扭摆时，连隔壁正在晒太阳的瞎眼老狗都会竖起耳朵朝篱笆这边嗅上两下。
从十七岁起，林秋霞就对碱水镇的一切充满了毫不掩饰的厌恶。
她厌恶父亲熬碱棚里散发出的刺鼻臭味，厌恶母亲手上洗不掉的紫药水斑痕，更厌恶每天早晨端上桌的那盆掺了榆树皮面子的玉米糊糊。她把所有的零花钱——那是她背着父母偷偷帮供销社糊火柴盒攒下来的几毛、几分钱——全都用来买了一种名叫“雅霜”的雪花膏和一双鲜红色的塑料凉鞋。
那双红塑料凉鞋是她在县城百货大楼的柜台前看了三次才咬牙买回来的。鞋面上镂空雕着两朵小巧的梅花，鞋扣是亮晶晶的镀镍铁片，刚买回来的时候散发着一股好闻的、甜甜的聚氯乙烯香味。林秋霞平时根本舍不得穿它下地，毕竟碱水镇的土路上一到晴天就积着半寸厚的白碱面，一到雨天又变成黏稠的黑泥浆。她总是把那双红凉鞋用一层干净的旧手绢包好，夹在腋下，脚上穿着母亲纳的粗布千层底鞋走出家门，一直走到镇外头机井房旁边的青石板路上，才左右张望一番，迅速脱下粗布鞋藏进草丛里，换上那双鲜红欲滴的塑料凉鞋。
当她把十根涂了凤仙花汁液的脚趾伸进红色塑料鞋带里的时候，她的整个人就像是被注入了一股神秘的电流，下巴高高扬起，原本有些拘谨的步伐立刻变得轻快而富有弹性，仿佛她脚下踩着的不是碱水镇坑坑洼洼的青石板，而是省城电影院门口铺着红地毯的台阶。
一九八四年秋天，省地质勘探队的一支五人分队开进了碱水镇，驻扎在镇东头粮站外面的两顶草绿色帆布帐篷里。他们是来勘测盐碱滩深处是否有芒硝矿脉的。
那五个人里有一个二十三岁的测量员，名叫韩卫东。
对于当时的碱水镇来说，韩卫东几乎就像是直接从电影银幕上走下来的人物。他戴着一副金丝边眼镜，鼻梁挺直，身上穿的地质队劳动布工作服总是洗得干干净净，左胸口袋上别着两支英雄牌钢笔，手腕上还戴着一块有着日历窗的上海牌全钢手表。更重要的是，他随身带着一架朱红色的二十四贝司手风琴。
每天傍晚收工之后，当整座镇子都被做晚饭的煤烟味笼罩时，韩卫东就会搬一把折叠帆布椅坐在帐篷门口，把那架朱红色的手风琴架在膝盖上，拉起《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或者《山楂树》。
手风琴那种饱满、忧伤而又带着异域风情的簧片共鸣声，对于听惯了梆子腔和拉魂腔的碱水镇人来说，具有一种近乎催眠般的魔力。琴声顺着傍晚的微风飘过晒谷场，飘过供销社低矮的砖墙，钻进我们家那个弥漫着碱水臭味的院子里。
每当手风琴声响起，正在院子里洗衣服或者择菜的林秋霞就会像被施了定身法一样停下手里的活计。她的眼神变得迷离而空洞，嘴唇微微张开，胸口剧烈地起伏着，手里的棒槌常常不知不觉就滑落进洗衣盆里，溅起一朵小小的水花。
不到半个月，全镇人都看出了林秋霞的心思，只有林兆坤还蒙在鼓里。
我那时候经常受林秋霞的指使，替她去地质队的帐篷那边送东西。有时候是一小布袋刚从井水里镇过的沙果，有时候是两双她熬了几个通宵偷偷纳出来的细麻布鞋垫。每次跑腿，林秋霞都会把她攒下的水果糖塞两颗到我嘴里，然后捏着我的耳朵恶狠狠地叮嘱：
“冬生，你要是敢在咱爸面前漏半个字，我夜里就拿缝衣针把你的嘴缝上！”
我含着水果糖，穿过晒谷场走向那两顶草绿色的帐篷。韩卫东总是很客气地接过东西，推一推鼻梁上的金丝边眼镜，用他那口好听的省城普通话对我说：“替我谢谢你姐姐，冬生，过来看看这个。”
他有时候会让我看他架在三脚架上的水准仪。当我把一只眼睛凑到那个冰凉的黑色目镜前时，我惊讶地发现，镜头里面的整个碱水镇竟然是倒过来的——灰扑扑的土坯房倒挂在天空中，晒谷场上的老榆树把根须伸向云端，而偶尔走过的村民则像苍蝇一样头朝下贴在地面上爬行。
“为什么是反着的？”我好奇地问韩卫东。
韩卫东笑着拍了拍我的脑袋：“因为光学透镜就是这样的，看远处的东西最清楚，可所有的东西都得颠倒过来。不过没关系，只要在记录本上把数字反过来算，就又是正的了。”
那时候我并不明白这句话的含义，我只是觉得韩卫东是一个无所不能的人，他不仅能用那架红色的风箱拉出让人心碎的曲子，还能只凭一只小小的镜头就把整座碱水镇翻个底朝天。
到了十月底，林秋霞开始每天傍晚换上那双红塑料凉鞋去晒谷场边的榆树林里和韩卫东见面。尽管十月的傍晚已经相当寒冷，地面上甚至开始结起薄霜，林秋霞却坚决不肯穿袜子，因为她觉得粗线袜子会破坏红凉鞋的美感。她那双原本白皙的脚背被冻得通红发紫，脚后跟被冻硬的塑料鞋带磨出了一道道血口子，可只要一听到榆树林里传来的口哨声，她依然会毫不犹豫地踩着红凉鞋飞奔过去。
有一次，我为了去榆树林里捡干树枝烧炕，无意中撞见了他们。
夕阳已经沉到了老鸦岭后面，天边只剩下一抹像冻疮一样紫红的晚霞。在两棵合抱粗的老榆树后面，韩卫东正背靠着树干站着，双手插在劳动布大衣的口袋里；而我姐姐林秋霞则半跪在他脚边的枯叶堆上，正用自己的手绢小心翼翼地擦拭着韩卫东翻毛皮鞋上的白碱灰。
擦完皮鞋，林秋霞站起身，仰起那张冻得发青却又因为亢奋而泛着红晕的脸，把两只冰凉的手伸进韩卫东的大衣敞怀里，声音抖得像是一根快要绷断的琴弦：
“卫东，你们什么时候撤队回省城？你上次说……说你们单位招待所缺个烧锅炉兼管拆洗被褥的临时工，是真的吗？我不怕苦，我在家里天天干粗活，我到了省城，一天洗一百条被单都不喊累……”
我躲在树丛后面，看见韩卫东的脸上掠过一丝极其细微的尴尬与不耐烦。他把林秋霞的手从大衣怀里轻轻抽出来，替她理了理耳边的碎发，语气温柔却又滑腻得像一条泥鳅：
“秋霞，这事儿我一直在跟我们队长提呢。不过现在上面管得严，农转非的口粮指标不好弄，临时工也得有街道办事处的介绍信。你再等等，等我回局里交了这批图纸，一定替你活动活动。”
林秋霞没有听出那话里的敷衍，她像一个溺水的人抓住了最后一根芦苇，一头扎进韩卫东的怀里，把脸紧紧贴在他胸口那两支冰凉的英雄牌钢笔上，呜咽着说：“卫东，你可千万别丢下我……你要是丢下我，我就只能嫁给镇西头开豆腐坊的那个瞎子了……”
就在那个瞬间，我看见韩卫东把下巴搁在林秋霞的头顶上，一边用右手轻轻拍打着我姐姐的后背，一边抬起左手，看了一眼手腕上那块上海牌全钢手表。他的眼神越过林秋霞乌黑的发顶，平静地投向远处灰茫茫的盐碱滩，脸上没有悲伤，也没有喜悦，只有一种一个刚吃饱饭的人在计算着距离睡觉还有几个钟头的百无聊赖。
那是我第一次在成年人的眼睛里看到“欺骗”的真实模样。它不像戏台上的奸臣那样涂着白鼻梁、发出奸笑，它往往戴着金丝边眼镜，穿着干净的劳动布衣裳，一边用最温柔的手势抚摸你的头发，一边在心里计算着离开你的时间。
三天后的一个周末晚上，镇东头的县粮站为了欢送即将结束勘测任务的地质队，特意在粮站的大仓库里举办了一场联欢舞会。
那是碱水镇有史以来第一次办交谊舞会。粮站主任让人搬走了仓库中间的几百袋高粱，在水泥地上撒了一层滑石粉，又在房梁上挂了四只两百瓦的大灯泡，用红绿皱纹纸糊上灯罩，把整个仓库照得红一阵、绿一阵，像一个光怪陆离的狐仙洞。
林秋霞为了这场舞会，从下午三点钟就开始在里屋梳洗打扮。她向母亲要了半瓢热水，把脸洗了三遍，抹上厚厚的“雅霜”，又把那件平时只有在正月初一才穿的碎花的确良衬衣套在毛衣外面，最后把那双红塑料凉鞋擦得锃亮，揣进怀里，趁着父亲林兆坤在熬碱棚里忙活的工夫，像一只奔赴火堆的飞蛾一样溜出了家门。
那天晚上，粮站大仓库的窗户外面挤满了看热闹的镇民和半大孩子。我也挤在窗根底下的麻袋堆上，把鼻子贴在冰凉的玻璃窗上往里看。
仓库里正放着一台双卡录音机，磁带里唱着邓丽君的歌，声音因为磁头脏了而有些发飘。地质队的几个人和粮站里的几个年轻会计在滑石粉地上跳着笨拙的四步舞。林秋霞站在仓库角落的一摞麻袋旁边，脚上穿着那双鲜红的塑料凉鞋，两只脚趾因为寒冷和紧张而死死地抠着鞋底，眼睛一眨不眨地盯着正在和粮站主任女儿跳舞的韩卫东。
粮站主任的女儿叫刘莉莉，刚从县卫校毕业回来，穿一件白色的晴纶高领毛衣和一条深蓝色健美裤。韩卫东揽着刘莉莉的腰，在红绿交错的灯光下转着圈，脸上的笑容比平时在榆树林里见我姐姐时要灿烂十倍。
跳完一曲，韩卫东擦着额头上的汗走到角落里喝茶。林秋霞立刻迎了上去，红着脸递过去一条手绢，小声说了句什么——她大概是想让韩卫东也教她跳一曲。
韩卫东看了一眼周围正在说笑的同事和粮站主任，眉头微微皱了一下，往后退了半步，笑着摆了摆手：“秋霞同志，这四步舞你没练过，容易踩脚，你还是在边上看看吧。”
就在这时，不知是谁在人群后面起哄似地喊了一嗓子：“老韩，人家林家闺女大冷天的穿着红凉鞋来找你跳舞，你咋这么不给面子呢？人家还等着跟你去省城烧锅炉呢！”
仓库里顿时爆发出一阵哄堂大笑。地质队的另外几个小伙子互相挤眉弄眼，粮站主任的女儿刘莉莉更是捂着嘴，用一种看耍猴一样的眼神上下打量着林秋霞脚上那双在十一月的寒夜里显得无比滑稽的红塑料凉鞋。
韩卫东的脸刷地一下红到了耳根。为了在刘莉莉和同事面前撇清自己，他猛地把茶缸往桌上一顿，推了推金丝边眼镜，用一种比平时高八度的、近乎训斥的腔调大声说道：
“你们别乱开玩笑！我跟林秋霞同志就是普通的军民关系、工农关系，平时她来借过几本旧杂志，怎么到你们嘴里就变成拉关系走后门了？我们省地质局是有组织纪律的！”
仓库里的笑声更大了，夹杂着几声尖利的口哨。
林秋霞站在那盏两百瓦的绿纸灯泡下面，整张脸被绿光照得像一张刚从水底捞上来的荷叶，没有一丝血色。她低头看了看自己脚上那双冻得梆硬的红塑料凉鞋，脚后跟上的血痂因为刚才站得太久，已经裂开了，渗出一滴暗红色的血珠，粘在红色的塑料鞋帮上，居然一点也看不出来。
就在林秋霞不知所措的时候，仓库的大木门突然被人从外面一脚踹开了。
冷风呼啸着灌进温暖的仓库里，吹得房梁上的红绿纸灯罩哗哗乱响。我父亲林兆坤手里提着一根用来搅碱锅的枣木棍子，满身酒气地站在大门口。显然，镇上某个好事之徒刚才路过我家熬碱棚时，把林秋霞在粮站跟地质队男人跳舞的事当成笑话讲给了他听。
林兆坤一眼就看到了站在场地中央、穿着碎花衬衣和红塑料凉鞋的女儿。在全镇几十双眼睛的注视下，这个一辈子害怕官印、害怕公家制服的男人，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奇耻大辱。他连韩卫东那边的地质队员看都不敢看一眼，只是发出一声野兽般的嚎叫，举起枣木棍子就朝林秋霞冲了过去：
“不要脸的贱货！大冬天的光着脚丫子跑这儿来浪！老子今天就打断你的腿！”
枣木棍子带着风声抽在林秋霞的肩膀和后背上，发出沉闷的“砰、砰”声。林秋霞没有躲，也没有跑，更没有像往常那样尖叫求饶。她被棍子打得踉跄着跪倒在撒满滑石粉的水泥地上，白色的滑石粉沾满了她乌黑的辫子和碎花衬衣。
林兆坤一边喘着粗气骂，一边伸手去拽她的头发往门外拖。在经过炭火盆旁边的时候，林秋霞脚上的红塑料凉鞋掉了一只。林兆坤顺脚一踢，那只鲜红的塑料凉鞋便精准地飞进了烧得通红的炭火盆里。
“滋——”的一声，塑料遇到烈火，瞬间卷曲、融化，冒出一股浓黑而刺鼻的毒烟，刚才还鲜艳欲滴的梅花鞋面，转眼间就变成了一团漆黑粘稠、还在不断冒泡的焦油。
我扒在窗户外面，看着林秋霞被父亲像拖一条死狗一样拖出仓库大门。在经过韩卫东身边的时候，韩卫东下意识地往刘莉莉身后缩了缩，生怕林秋霞会伸手拉扯他。可是林秋霞连眼角余光都没有扫他一下。她的眼睛直勾勾地盯着炭火盆里那团正在燃烧的红塑料，嘴角竟然微微往上翘着，露出一个让我浑身发冷的、近乎诡异的微笑。
三天后，地质勘探队拔掉帐篷，坐着解放牌卡车离开了碱水镇，连一片纸屑都没有留下。而我姐姐林秋霞则像一盏被彻底拧干了煤油的灯，在一夜之间熄灭了所有的声息。她剪掉了那两条垂到腰眼的大辫子，卖给了走街串巷收头发的货郎，换回两把纳鞋底的锥子，从此每天坐在我母亲周素琴旁边的小板凳上，一句话也不说，用沾满紫药水的手指，机械而麻木地缝补着永远也缝不完的烂麻袋。
就在林秋霞剪掉辫子的那个冬天，我认识了许知微。
如果说林秋霞让我看到了欲望是如何在盐碱地里像塑料一样被烧成黑焦油的，那么许知微则让我第一次触摸到了另一种东西——一种透明的、随时都会像冰凌一样碎裂的温柔。
许知微是镇电影放映员许伯年的独生女。
许伯年原本是县文化馆的放映队长，据说是早些年在放电影之前擦拭领袖像幻灯片时，不小心把幻灯片摔碎了一角，被定性为“严重政治事故”，下放到了碱水镇管露天电影放映。他老婆在半路上难产死了，只留下许知微这么一个女儿，父女俩就住在镇晒谷场北头那座破败的砖砌放映机房里。
晒谷场中央立着两根用整棵落叶松做成的巨大木桩，每逢月底放电影的时候，许伯年就会在两根木桩之间挂起一块宽三丈、高两丈的白帆布银幕。
全镇的大人和孩子都坐在银幕正面的晒谷场上看电影，只有许知微一个人，因为从小患有严重的夜盲症和怕人症，从来不敢往人堆里扎，她总是搬一把小竹椅，独自坐在银幕背面的黑暗里。
我十四岁那年冬天的一个夜晚，晒谷场上正在放映一部名叫《渡江侦察记》的老电影。正面的场地上挤满了嗑瓜子、抽旱烟的镇民，空气里弥漫着羊皮袄的膻味和旱烟叶的辛辣味。我因为刚跟父亲吵了一架，不想在人堆里碰见熟人，便双手插在袖筒里，绕到了大银幕的背面。
银幕背面是另一个截然不同的世界。
这里没有热闹的哄笑声，也没有旱烟袋锅子一明一灭的火光，只有一片空旷而寒冷的雪地，以及站在雪地边缘的一道瘦弱的身影——许知微。
她那年也是十四岁，但看上去比十二岁的孩子还要瘦小，身上穿着一件用旧军毯改制的灰棉袄，脖子上围着一条洗得发白的红纱巾。从银幕正面穿透布纹照射过来的黑白光影，一层接一层地落在她苍白得近乎透明的脸上，把她的鼻梁和睫毛染成忽明忽暗的银灰色。
听到我踩碎雪壳的脚步声，许知微受惊似地缩了一下脖子，但并没有跑开，只是用那双大得出奇、在暗夜里显得毫无焦距的眼睛看着我。
“你是林兆坤家的冬生吧？”她的声音很轻，带着一点轻微的鼻音，像是一片雪花落在了晒干的芦苇叶上，“我认识你，你以前常跟高德顺家的小满一块儿在山坡上跑。”
我在她旁边的石头墩子上坐下来，抬头看向头顶那块巨大的白帆布。
从银幕背面看过去，电影里的一切都是反着的——解放军战士们全都用左手举着冲锋枪，往左边冲锋；银幕下方打出来的汉字字幕也全是左右颠倒的，像是一行行神秘的鬼画符。更奇妙的是，每当老鸦岭那边的夜风吹过来，巨大的白帆布银幕就会像一面船帆一样鼓胀起来，电影里的人脸和枪炮也随之扭曲、拉长、变形，仿佛那些人并不是在江南的水网地带打仗，而是被困在了一只巨大的、透明的猪膀胱里拼命挣扎。
“你在背面看，能看懂吗？”我问她。
许知微把下巴缩进红纱巾里，轻轻摇了摇头，又点了点头：“看不懂字，但我能看懂谁要死了。冬生，你发现没有？在背面看电影，所有要死的人，在死之前影子都会变得特别长，一直拖到帆布底下的雪地里来。”
我顺着她的目光看去，果然，银幕上那个中弹的侦察兵在倒下的一瞬间，因为放映机角度的关系，他的黑色剪影穿透帆布的下沿，一直投射到了我和许知微脚前的雪地上，像一具真实尸体倒在了我们脚边。
从那个夜晚开始，每次镇上放露天电影，我都会绕到银幕背面去陪许知微坐上两个钟头。
我们很少说话。大多数时候，许伯年在三十米外的放映机旁忙碌着换胶片，放映机的齿轮发出“哒哒哒哒”均匀而催眠的响声，两道夹杂着无数灰尘颗粒的强光越过人群头顶，打在帆布上，再穿透帆布，落在我和许知微的身上。
有一次放一部讲南方竹林的彩色故事片，银幕背面变成了一片晃动的、水草般的碧绿色。那天夜里特别冷，许知微冻得一直在轻轻发抖，牙齿咬得“格格”作响。
我犹豫了很久，终于鼓起勇气，从袖筒里伸出自己那只同样冰凉、长着冻疮的右手，在黑暗中摸索着抓住了她放在膝盖上的手。
许知微浑身僵了一下，但没有把手抽回去。
她的手小得惊人，五根手指细得像五根刚抽芽的柳条，摸上去几乎感觉不到肉的厚度，只有一层薄薄的、微凉的皮肤包裹着纤细的骨头。我把她的手揣进我自己棉袄的侧兜里，用两只手掌死死地包住她。
在那个被碧绿色电影光影笼罩的寒夜里，我的心脏跳得震耳欲聋，甚至盖过了银幕上震天动地的锣鼓声。我看着许知微近在咫尺的侧脸，看着她从衣领里露出的一截像燕子翅膀一样单薄而凸起的锁骨，生平第一次产生了一种想要保护一个人的冲动——尽管我那时候连自己都保护不了，连一顿饱饭都得看父亲的脸色。
“冬生，”当电影快要散场、银幕上出现颠倒的“剧终”两个大字时，许知微突然转过头，把额头轻轻靠在我的肩膀上，轻声说，“昨天我爸去县医院拿化验单了。他肺里长了一个鸡蛋大的黑疙瘩，医生说，过了明年开春，他大概就提不动放映机了。”
我的手心里渗出了一层细密的冷汗：“那……那你怎么办？”
“我姑姑在包头棉纺厂工作，等我爸死了，我就得去包头投奔她。”许知微的声音平静得可怕，就像是在讲述银幕上某个毫不相干的角色的命运，“冬生，刚才银幕上那片绿竹林真好看，对不对？哪怕是反着看，也比咱们这儿的白碱地好看。”
放映机的灯光突然啪的一声熄灭了。正面晒谷场上的人群开始哄闹着散去，手电筒的光柱在夜色里乱晃。
在彻底陷入黑暗的那几秒钟里，许知微猛地凑过来，用她那两片冰凉而干燥的嘴唇，在我的右脸颊上飞快地亲了一下。然后她像一只受惊的燕子一样从竹椅上跳起来，一头扎进银幕后面的茫茫夜色里，只留下一串踩在雪地上的浅浅脚印，和空气里一丝若有若无的、旧军毯被太阳晒过后的味道。
我一个人呆呆地坐在已经停止发光的白帆布银幕下，伸手摸了摸自己的右脸颊。那里冰凉一片，却又像被一粒滚烫的煤屑溅中了一样，一直烧到了我的脚底板。我知道，在那个十四岁的冬夜里，我身上某个属于孩子的部分已经彻底死去了，而另一个更加庞大、更加无望的少年时代，正像那块被夜风吹得猎猎作响的空银幕一样，在黑暗中向我迎面扑来。
第四章：水塔里的停摆怀表
在碱水镇所有的大人里，唯一一个从来不打人、也从来不大声嚷嚷的，是我舅舅周明远。
周明远比我母亲周素琴小五岁，住在镇西头那座废弃铁路水塔底下的圆形砖砌基座里。那座基座原本是用来安放抽水柴油机和阀门管道的，后来窄轨铁道停运，柴油机被拆走抵了债，周明远便向铁路段交了三十块钱押金，在两尺厚的红砖圆墙上凿了一扇小窗，在里面搭了一张行军床、一张修表台，开起了全镇唯一的一家钟表铺。
说是钟表铺，其实镇上戴得起手表的人屈指可数。周明远十天半个月也接不到一单洗油或换发条的活计，他大部分时间都坐在那扇只有脸盆大小的圆窗前，右眼框上夹着一只黑色的牛角放大镜，用一把比绣花针还要细的钢镊子，摆弄着他自己从各个废品收购站淘换回来的破旧怀表和座钟零件。
除了修表之外，我舅舅还有一门让镇上人觉得既惊奇又有些晦气的手艺——剥制鸟兽标本。
每当有猎户在老鸦岭打死了狐狸、野兔，或者有苍鹰撞死在高压电线上，周明远就会花几毛钱把死物买下来。他用一把锋利的柳叶小刀剖开猎物的肚腹，掏出里面的内脏和骨肉，在皮囊内侧涂满砒霜、明矾和樟脑粉，再用铁丝扎成骨架，塞满晒干的艾草和棉花，最后给它们安上两颗用琉璃珠子烧出来的假眼珠。
因此，当你推开水塔基座那扇沉重的包铁木门时，你会看到一幅极其怪异的景象：圆弧形的红砖墙上挂满了大大小小三四十只滴答乱响的挂钟与怀表，而在那些钟表上方，则站立着十几只姿态栩栩如生却永远一动不动的飞鸟和走兽——有展翅欲飞的红隼，有蹲在榆木枝上的灰背伯劳，甚至还有一只咧着嘴、露出两颗尖牙的黄鼠狼。
在我的少年时代，每当家里那种令人窒息的沉默或者咆哮让我待不下去的时候，我就会跑到水塔基座里，坐在舅舅的小火炉旁边烤火。
周明远长着一张和我母亲极其相似的瘦长脸，但他的手指没有被紫药水染黑，而是常年浸泡在煤油和机油里，呈现出一种半透明的蜡黄色。他一辈子没有娶妻。据我母亲私下里流着泪说，舅舅二十二岁那年原本定了一门亲事，女方是邻村小学的民办教师，名叫叶红梅。
一九七六年夏天，叶红梅和周明远去镇北头还没干涸的红旗水库洗被单。那天风很大，叶红梅脖子上系着的一条鹅黄色真丝纱巾被狂风吹落进了深水区。叶红梅舍不得那条周明远花半个月工钱给她买的纱巾，拿了一根竹竿站在陡峭的混凝土坝坡上够，结果脚底的青苔一滑，整个人栽进了三丈深的水库旋涡里。
当时正在岸边修自行车链条的周明远听到水声冲过去，跳进水里扎了二十几个猛子，直到耳朵眼和鼻孔里全都由于水压渗出了血丝，才抓住叶红梅的一只脚踝把她拖上岸。可是叶红梅早就没气了，她的左手还死死攥着那条湿透了的鹅黄色纱巾，手腕上戴着的一块周明远亲手组装的“宝石花”牌女表，因为进了水，指针永远停在了下午三点十七分。
从那以后，周明远的左耳朵就聋了，只剩下右耳还能听见声音。而且他落下了一个毛病：他容不得屋子里任何一只钟表停下来。
每天夜里睡觉前，他都要拿着一把铜钥匙，把墙上挂着的三四十只钟表挨个儿上紧发条。一到夜深人静的时候，整个水塔基座内部就像是被成千上万只铁甲虫占领了一样，“滴答、滴答、咔哒、咔哒”的走针声此起彼伏，震得人太阳穴突突直跳。只有放在他枕头边一个红绒布盒子里的那块“宝石花”女表是例外的——他从来没有修过它，任凭那根生了锈的秒针永远指着三点十七分的方向。
我十五岁那年的一个冬日下午，外头刮着白毛风，我坐在周明远的修表台对面，看着他用镊子从一只怀表机芯里夹出一根断成两截的游丝。
“舅舅，”我托着下巴，看着桌上一只塞满了艾草的灰喜鹊标本，“你每天听这么多表响，脑子里不觉得吵得慌吗？”
周明远没有摘下右眼上的牛角放大镜。那只黑色的镜筒像一只凸出的独眼，一动不动地对着怀表机芯。他用慢条斯理的语调说：
“不响才吵得慌呢。冬生，你左耳朵没坏，你不知道耳根子彻底清静下来是什么滋味。我这只左耳朵自从那年在水库里憋坏了之后，里头就一直刮着风，有时候还听见水响，听见有人在水底下喊救命。只有让右耳朵听着这些铜齿轮咬合的滴答声，我才能确定自己还在岸上，还没掉进水底下那片黑窟窿里去。”
他放下镊子，拿起那块断了游丝的怀表，递到我面前：“你把它贴在耳朵上听听。”
我接过那块冰凉的黄铜怀表贴在右耳上，摇了摇头：“已经停了，什么声儿也没有。”
“再仔细听，”周明远用他那根蜡黄的食指点了点我的眉心，“刚停下来的表，里面的发条还憋着劲儿呢。你听不见齿轮响，但你能听见那股劲儿在铜壳子里闷着的声音。人也是一样，冬生，像你爸，像你姐，还有镇上这些人，看上去一个个都不吭声了，其实壳子里头的那根发条全拧到头了，随时都会崩断。”
舅舅的话在不到两个月后就应验了——不过最先崩断发条的，不是我爸，也不是我姐，而是镇邮电代办所的投递员马有福。
马有福是个五十多岁的矮胖老头，左腿比右腿短了半寸，每天骑着一辆横梁上缠满绿布条的二八大杠自行车，车把上挂着两个帆布邮包，在镇子和周围七八个村子之间晃荡。因为碱水镇是个穷乡僻壤，全镇一个月也收不到三十封信，马有福大部分时候闲得发慌，总喜欢坐在镇南头崔寡妇开的公共澡堂兼茶水铺门口，一边喝着一分钱一碗的大叶茶，一边嗑着崔寡妇炒的五香葵花籽。
崔寡妇是个四十出头的女人，男人早年在石膏矿井下被塌方的矿石砸成了肉饼，矿上赔了她四百块钱和两间紧挨着锅炉房的平房。她便在平房里砌了两个水泥大池子，每逢礼拜三和礼拜六烧上两锅热水，供镇上的老爷们儿和娘们儿分上下午泡澡。
崔寡妇长得并不好看，脸盘很大，颧骨上有两块巴掌大的黄褐斑，因为常年在水汽氤氲的澡堂子里忙活，她那件紫红色的灯芯绒罩衣总是湿漉漉地贴在硕大的胸脯和肥厚的屁股上，走起路来浑身上下的肉都在富有节奏地颤动。
镇上的男人们在泡完澡之后，总喜欢围在崔寡妇的茶水摊前说些荤素不忌的粗话，甚至有人趁着递毛票的工夫在她的肥手背上掐一把。崔寡妇从来不恼，总是用一把长柄铜茶壶利索地往粗瓷碗里冲着滚水，嘴里笑骂道：“把你那二两臭肉留着回家喂狗吧，老娘这儿只卖茶水不卖肉！”
唯独对邮递员马有福，崔寡妇格外客气。
因为崔寡妇有一个独生儿子，三年前参军去了云南边境，此后便音信全无。崔寡妇不识字，每次马有福骑着那辆绿自行车经过澡堂门口，她都会跑出来，满怀希望地问一句：“老马，今天有我儿子的信没有？”
在前两年半里，马有福总是摇摇头，叹口气说：“再等等吧，部队上管得严，没准儿正行军打仗呢。”
可是从一九八五年开春起，事情突然有了转机。每隔两个月，马有福就会从他那个磨得发毛的绿帆布邮包里，摸出一封贴着八分钱邮票、信封边角有些起毛的信，笑眯眯地递给崔寡妇。
因为崔寡妇不认字，自然就由马有福坐在澡堂门口的小马扎上，戴上老花镜，一字一句地念给她听。
我那时候经常在放学路上看见马有福给崔寡妇念信的情景。马有福清了清嗓子，捧着信纸，用一种抑扬顿挫、仿佛县剧团老生念白一样的腔调念道：
“亲爱的母亲大人膝下敬禀：儿在云南边疆一切安好，勿念。这边的芭蕉叶大得像咱们家的门板，顿顿都能吃上白米饭和猪肉罐头。儿在连队里当上了副班长，首长夸我枪法准，等年底立了三等功，我就请假回碱水镇看您，给您买一件上海产的驼绒棉袄……”
每当马有福念信的时候，平时泼辣刁钻的崔寡妇就会像个三岁小姑娘一样，双手在围裙上不停地搓着，眼泪顺着她那两块黄褐斑哗哗往下流。念完信，她必定会给马有福端上一大碗卧了两个荷包蛋的红糖水，再往他帆布包里塞上两大把五香瓜子，千恩万谢地把他送到街口。
这种温馨的场面一直持续到一九八五年腊月二十四。
那天下午，县武装部和民政局的一辆北京吉普车突然开进了碱水镇，停在了崔寡妇的澡堂门口。两个穿军装的干部从车上走下来，手里捧着一个用红绸布包着的四方木盒，和一张盖着大红公章的《革命烈士证明书》。
全镇的人都围了过去。
原来，崔寡妇的儿子早在两年前的一场边境排雷行动中就已经牺牲了。因为当时战地档案转接出了差错，加上碱水镇行政区划调整过一次，抚恤金和烈士证在地区和县里辗转了整整两年，才在腊月二十四这天送到了崔寡妇手里。
当武装部的干部沉痛地说出牺牲日期是一九八三年十月的时候，站在人群最前面的崔寡妇并没有立刻哭出来。她呆呆地看着那个红绸布木盒，又猛地转过头，看了一眼刚好骑着自行车停在人群外围的马有福。
“不对呀……”崔寡妇像梦游一样推开人群，走到马有福面前，一把抓住他的绿帆布邮包，脸上露出一种比哭还要难看百倍的傻笑，“老马，你快跟当官的说说，他们弄错了！我儿子上个月初八还给我来信呢！你还给我念了，说他在那边吃猪肉罐头，还要给我买上海的驼绒棉袄呢！信还在我枕头底下压着呢！”
武装部的干部愣住了。崔寡妇疯了一样跑回屋里，从枕头底下翻出厚厚一沓信封，塞到那个年长的军官手里。
军官狐疑地抽出信纸看了一眼，又翻过信封看了看上面的邮戳，脸色顿时变了。
那些信封全都是镇上其他人前几年收过的旧信封——有用碱水洗掉了钢笔字重新写的，也有直接从外地寄给镇供销社的汇款单封皮改的；而里面的信纸，则全是用镇代办所特有的蓝色复写纸背面写出来的，字迹歪歪扭扭，根本不是一个二十岁年轻战士的笔迹。
整条土街瞬间安静了下来，只听见风吹过电线杆的呼啸声。所有人的目光都齐刷刷地落在了马有福身上。
马有福从自行车横梁上滑下来，那条短了半寸的左腿在雪地里抖得像筛糠一样。他噗通一声跪在崔寡妇面前，摘下头上的狗皮帽子，露出一颗半秃的、冒着热汗的脑袋：
“他崔婶……你别打我……那信、那信全是我夜里趴在火炉上自己瞎编出来的……”
那天下午，武装部干部和镇派出所的公安搜查了马有福住在邮电代办所后院的小屋。
当公安踹开马有福床底下那口上了三道铜锁的大木箱时，连见多识广的老公安都倒吸了一口凉气。
木箱里整整齐齐地码放着几十个用麻绳捆好的信件包，里面全都是马有福在过去二十年里扣留、或者偷看后抄录下来的信件底稿。原来，这个一辈子没有结过婚、也没有收到过任何一封属于自己的信的跛脚老头，从三十岁当上代办所投递员那天起，就染上了一个隐秘的癖好：每天晚上，他都会在煤球炉上烧一壶开水，把当天送来的所有信件放在水壶嘴的蒸汽上方熏烤，等浆糊受潮融化后，用一根薄竹片小心翼翼地挑开信封，把里面的内容一字不落地读上三遍，遇到写得动情的地方，他还会用小本子工工整整地抄下来，然后再重新涂上浆糊封好，第二天若无其事地送给收信人。
至于崔寡妇的信，是因为马有福在一年前偷拆镇公社的一份内部协查通报时，早就隐约知道了她儿子下落不明凶多吉少的消息。可他每次看到崔寡妇在澡堂门口眼巴巴望着他的眼神，看到那碗卧着两个荷包蛋的红糖水，他就怎么也说不出实话，于是干脆在煤油灯下自己动笔，替那个早已变成一把骨灰的年轻士兵，继续在人世间写起了家书。
“我没偷过一分钱汇款，也没贪过一张邮票！”马有福被公安用麻绳捆着胳膊押出代办所大门的时候，老泪纵横地冲着围观的镇民大喊，“我就是……就是看你们都有人惦记，有人写信骂，有人写信哭，我屋里太冷了，我就是想凑过去烤烤火啊！”
没有人同情马有福。那些曾经收到过信的镇民们——无论是给外地相好写过私情信的，还是在信里骂过公婆的——全都觉得自己的皮肉被人当众扒光了，一个个愤怒地捡起地上的冻土块和驴粪蛋，狠狠地砸向马有福的脑袋。马有福的额头被一块夹着冰碴的冻土砸破了，鲜血顺着他肥腻的鼻梁流下来，滴在绿色的邮包上，他却还在不停地回头冲着澡堂的方向喊：
“他崔婶！驼绒棉袄我给你买好了！就在我床底下的纸盒子里，还没来得及给你塞进邮包呢！”
那天夜里，崔寡妇没有哭，也没有闹。她把儿子的骨灰盒端端正正地摆在澡堂的账房桌子上，然后把澡堂的锅炉烧得通红，往男澡堂的大水泥池子里放满了滚烫的开水。
第二天早晨，当镇上的人闻到一股浓重的煤烟味撞开澡堂大门时，发现崔寡妇已经穿上了马有福藏在床底下、后来被公安转交给她的那件崭新的上海产驼绒棉袄，整个人平平整整地沉在男澡堂那池已经凉透了的洗澡水底下。那件驼绒棉袄吸饱了水，把她原本就臃肿的身体撑得像一艘巨大的、紫红色的木船，安静地停泊在浑浊的水池中央。
崔寡妇死了不到十天，我们家也迎来了一场蓄谋已久的逃亡与一场悄无声息的葬礼。
先走的是我姐姐林秋霞。
自从那年秋天在粮站舞会上被父亲林兆坤当众毒打、烧掉了红塑料凉鞋之后，林秋霞在家里整整沉默了一年零三个月。在这一年多里，她老实得像是一只被剪掉了舌头的绵羊，每天天不亮就起来挑水、熬玉米糊糊，白天跟着母亲去粮站缝麻袋，晚上回来连煤油灯都不多点一分钟，倒头就睡。
就连一向多疑暴躁的林兆坤，也以为这个女儿已经被那顿枣木棍子彻底打服了，甚至开始托镇上的媒婆，准备在开春之后把她嫁给邻村一个死了老婆、家里有两头大骡子的瓦匠，换三百块钱彩礼回来翻修家里的熬碱棚。
可谁也没有想到，林秋霞在这一年零三个月里，一直在暗地里准备着她的最后一击。
一九八六年正月初五的夜里，碱水镇下了一场小雪。后半夜两点钟左右，我因为尿急爬起来去院子角落的茅坑解手。经过母亲住的东屋窗根底下时，我看见一道黑影正蹲在炕沿外面的通气孔旁，手里拿着一把小铁铲，一点一点地撬着封堵通气孔的青砖。
借着雪地反射的微光，我认出那是林秋霞。她的背上背着一个用花包袱皮捆得结结实实的包裹。
我屏住呼吸，躲在熬碱棚的阴影里没有出声。
只见林秋霞撬开青砖，把整条胳膊探进炕洞旁边的夹墙里，摸索了片刻，掏出了一个用油纸包了三层的扁平铁盒——那是父亲林兆坤攒了整整八年、卖粗碱和修铜锁存下来的全部家底，一共三百四十块钱，还有二十多斤全国通用粮票。
偷出铁盒之后，林秋霞并没有立刻往院门外跑。她做了一件让我至今想起来依然觉得头皮发麻的事。
她走到父亲的熬碱棚前，从怀里掏出她保存了一年多的、剩下的那唯一一只红塑料凉鞋，没有扔进火里，而是端端正正地摆在了林兆坤每天熬碱都要用的那口大铁锅正中央。然后，她走到母亲窗前，把她自己攒下的三十几个空药瓶放在窗台上，转过身，推开虚掩的院门，头也不回地走出了这个她生活了二十年的院子。
我悄悄跟在她身后，送了她一程。
那时候窄轨支线虽然已经停运了，但在距离碱水镇八里地外的干线铁路上，每天凌晨三点半依然有一列拉煤的慢速货车会在给水站停靠八分钟加水。
林秋霞踩着没过脚踝的积雪，在盐碱滩上走得飞快。当她走到距离镇口还有一里地的地方时，她突然停下脚步，没有回头，却对着身后空旷的雪地冷冷地说了一句：
“冬生，别跟了，回去吧。”
我从一丛枯黄的红柳后面走出来，站在离她十步远的地方，看着她被风吹起的短发：“姐，你要去哪儿？去找韩卫东吗？”
林秋霞转过身，雪光照在她那张瘦削而坚硬的脸上。她听到“韩卫东”三个字的时候，嘴角撇了一下，露出一种比看死狗还要轻蔑的神情：
“找那个连跳舞都不敢承认的软骨头干什么？他算个什么东西。我坐货车去大同，再去广州。我听粮站跑运输的司机说，南方的工厂里招女工，一个月能挣八十块钱，那儿一年四季都不下雪，穿塑料凉鞋永远不冻脚。”
她从口袋里摸出一把带着她体温的五香葵花籽——那是崔寡妇死前最后炒的一锅瓜子——塞进我的手心里：“冬生，这个家是一口熬干了的碱锅，谁待在里头谁就得变成一块苦碱巴。等过两年你在镇上待不下去了，你也跑吧，往南跑，哪儿热乎往哪儿跑。”
说完，她转过身，背着花包袱，一步一步地消失在了茫茫的风雪与黑夜之中。半个钟头后，我听见远方八里外的干线铁路上传来了一声沉重而缓慢的蒸汽机车启动声，“吭哧、吭哧”地向着南方远去，从此，我姐姐林秋霞就像一滴水落进了滚烫的油锅里，在我们的生命里彻底蒸发了，再也没有寄回来过一封信。
第二天早晨，当林兆坤掀开熬碱锅的木头锅盖，看到锅底正中央摆着的那只鲜红色的独脚塑料凉鞋，又冲回屋里发现夹墙里的铁盒不翼而飞时，他并没有像我想象的那样咆哮着去追赶。
他手里捏着那只红塑料凉鞋，站在雪地里足足愣了半炷香的工夫，脸上青一阵、白一阵，最后突然张开嘴，喷出一大口暗红色的鲜血，仰面朝天栽倒在了熬碱棚门口的炉灰堆里。
就在父亲吐血倒地的同一天上午，住在西厢房里的祖母沈氏，也在她那间贴满了三千匹断腿白纸马的矮屋里咽下了最后一口气。
祖母死的时候安静得让人难以置信。
那天中午，母亲周素琴端着一碗热玉米糊糊推开西厢房的门，发现祖母正端端正正地坐在她那张榆木小板凳上，怀里抱着一把磨得像月牙一样弯的小铁剪子，脚下堆着几十张刚刚剪好的白纸马。她的脑袋垂在膝盖上，早已经变得像铁块一样冰凉僵硬了。
最奇怪的是，那天夜里明明只下了一层薄薄的干雪，可祖母那双布满老茧的枯脚上，却规规矩矩地套着一双她藏在床底下多年、涂满了桐油的防雨木屐，裤腿高高地挽到膝盖上方，用麻绳扎紧，仿佛她在断气前的最后一秒钟，终于听见了永定河的滔天大水漫进院子的声音，并且已经做好了随时蹚水出发的准备。
按照碱水镇的规矩，老人去世要烧“倒头纸”。
因为家里所有的存款都被林秋霞卷走了，林兆坤又躺在炕上起不来床，我和舅舅周明远便没有去供销社买黄表纸，而是把祖母西厢房墙上、房梁上贴着的那三千多匹断腿白纸马一张一张地揭下来，堆在院子当中的雪地里，用一根火柴点燃了。
干燥的旧报纸和草纸一遇到火星，立刻腾起了一团高达丈余的熊熊烈火。
热浪把周围的积雪瞬间融化成了一圈黑水。在噼啪作响的火光中，那三千多匹由祖母在瞎眼岁月里一剪子一剪子剪出来的白纸马，被上升的热气流卷到了半空中。它们在火苗里翻腾着、跳跃着，化作无数片带着暗红火星的黑灰蝴蝶，越过低矮的夯土院墙，越过父亲那间破败的熬碱棚，浩浩荡荡地飞向了灰白色的天空。
我站在火堆旁边，被浓烟熏得眼泪直流。我看着那些飞向天空的纸马灰烬，心里突然涌起了一阵近乎荒谬的安慰——我想，在这场漫长而干涸的人世间里，祖母大概是唯一一个得偿所愿的人，她终于骑上了她那支庞大的纸马军队，越过根本不存在的洪水，平平安安地跑到了那个干爽、温暖的云彩眼儿里去了。
第五章：风穿过盐碱地的夜晚
一九八六年春天到来的时候，我父亲林兆坤在一场大病之后彻底变成了一个小老头。
那口喷在炉灰堆上的黑血，像是抽走了他身体里最后一股支撑着他发火、咆哮和摔砸东西的底气。他在炕上躺了整整两个月，等他在三月底重新拄着那根搅碱锅的枣木棍子走出屋门时，我惊讶地发现，他的身高竟然比我矮了半个头。他的眼窝深深地陷了下去，两腮的皮肉松垮地垂在嘴角两边，原本那双像狼一样凶狠发亮的眼睛，如今浑浊得像是两碗掺了碱面子的洗锅水。
他不再去十里外的碱泡子刮碱土了，因为他连推独轮车的力气都没有了。那间陪伴了我们整个童年噩梦的熬碱棚，在四月的一场大风里塌了半边屋顶，大铁锅里积满了发绿的雨水和麻雀屎，林兆坤也懒得去清理。
更让人意想不到的是，随着林兆坤的衰老与萎缩，我母亲周素琴竟然在家里渐渐直起了腰杆。
她说话不再像以前那样贴着墙根耳语了，走路的时候鞋底也不再蹭着地面发出“沙、沙”的声响，而是迈开了正常人的步子，甚至有时候在端饭碗上桌时，会把粗瓷碗重重地往桌上一顿，发出“哐”的一声脆响。
每当这个时候，坐在炕沿上的林兆坤就会像受了惊吓一样缩一下脖子，浑浊的眼珠子可怜巴巴地看一眼母亲那双紫黑色的手，一句话也不敢多说，只是默默地低下头，用缺了两个门牙的嘴喝着玉米糊糊。
有一回，我从学校回来，看见母亲正蹲在院子当中的阳光下，把炕沿底下藏了十几年的那上百个空玻璃药瓶一筐一筐地往外搬。
她拔掉了瓶口上塞着的红纸和玉米芯，把那些青霉素小瓶、止咳糖浆扁瓶和输液大瓶全都倒进一只大木盆里，用井水哗啦啦地冲洗着，准备拿去废品收购站卖掉换盐吃。
“妈，”我蹲在木盆旁边，捡起一个我十岁那年帮她捡回来的棕色小瓶，“你以前不是说，这里头装着咱们家的太平气儿，塞住了就不能拔开吗？”
周素琴用沾满泡沫的手背擦了一把额头上的汗，看了一眼正在熬碱棚废墟前晒太阳、脑袋一点一点打着瞌睡的林兆坤，嘴角露出一丝淡淡的、近乎冷酷的平静：
“那时候是你爸力气大，妈打不过他，才指望这些死瓶子。现在你爸老得连烧火棍都抡不动了，这屋里的气儿早顺了，留着这些破烂干什么？一斤还能卖两分钱呢。”
那天下午，我看着废品收购站的老头用铁锤把那上百个玻璃药瓶砸碎装进麻袋里。清脆的玻璃碎裂声在院子门口响了整整一刻钟，在阳光下闪烁着七彩的光芒。我突然明白了一个道理：原来在这个世界上，并不存在什么能够被永远塞在瓶子里的太平，一个人的平静，往往建立在另一个人的衰老与溃败之上。
就在母亲卖掉所有药瓶的那天傍晚，放映员许伯年死在了晒谷场北头的放映机房里。
正如许知微在冬天预言的那样，许伯年没能熬过开春。他在给一台老式十六毫米放映机擦拭镜头的时候，突然一口气没上来，脑袋磕在装胶片的铁皮圆盒上，当场就咽了气。因为他在碱水镇没有任何亲戚，镇公社出了三十块钱，让屠户高德顺——自从高小满死后，高德顺已经很少杀猪了，大部分时间都在替镇上死去的人打棺材、抬灵柩——用四块薄松木板钉了一口棺材，草草地埋在了老鸦岭的北坡上。
出殡后的第二天下午，许知微派人来学校给我捎了个口信，让我去晒谷场的放映机房找她。
当我跑进晒谷场的时候，那两根立在场地中央、挂了十几年电影银幕的落叶松大木桩已经被公社派人锯倒了，准备拉去给镇小学修房梁。没有了那块巨大的白帆布银幕，整个晒谷场显得空旷而丑陋，到处是牲口留下的干粪球和杂乱的车辙印。
放映机房的门敞开着。许知微正蹲在屋子当中的水泥地上，把一些破旧的衣服和洗脸盆往一个掉了漆的樟木箱子里装。她的姑姑昨天夜里已经从包头赶了过来，此刻正在镇公社办户口迁移手续，她们今天傍晚就要坐长途汽车去县城，再从县城转乘火车去包头。
看到我站在门口，许知微停下手里的活，站起身拍了拍膝盖上的灰尘。她手腕上绑着一根代表戴孝的白麻绳，整个人比冬天的时候更瘦了，那件旧军毯改制的灰棉袄空荡荡地挂在她身上，风一吹，仿佛随时都会把她连人带衣服一起卷走。
“冬生，你来啦。”她冲我笑了笑，从樟木箱子的夹层里摸出一卷用牛皮纸包着的东西，递到我手里，“我就要走了，没什么好东西留给你，这个送给你吧。”
我打开牛皮纸，发现里面是一截大约三尺长的彩色电影胶片。
我把胶片举起来，对着门口透进来的刺眼阳光看去。在那一格一格只有拇指肚大小的透明方框里，是一片翠绿欲滴的南方竹林，竹林中间有一条清澈的小溪，溪水边站着一个穿白衬衣的年轻姑娘——那正是去年冬天我们在银幕背面握着手看过的那部彩色电影。不晓得许伯年是什么时候剪下了这一截坏片子，更不晓得许知微是怎么把它从几十个铁皮胶片盒里找出来的。
“你拿着它对着太阳看，”许知微站在阳光与屋檐阴影的交界处，仰起她那张苍白的小脸看着我，“不管是在正面看，还是在反面看，这竹林都是绿的。冬生，等我到了包头，要是想碱水镇了，我就抬头看看天上的太阳；你要是想我了，你就拿这截胶片对着太阳看一眼，那咱们俩看的就是同一个太阳了。”
我的鼻子猛地一酸，喉咙里像被塞进了一团浸了碱水的破棉花，一个字也说不出来。我从口袋里摸出我唯一的一件宝贝——那是舅舅周明远上个月刚给我修好的一只老式黄铜怀表，表盘上的罗马数字已经磨掉了一半，但里面的发条走得比谁都响——不由分说地塞进了许知微手里。
“这个给你，”我哑着嗓子说，“我舅舅修好的，能走准点。你到了包头，每天晚上给它上满发条，放在枕头底下，它滴答滴答一响，就像……就像咱们俩还在大银幕后头坐着听放映机响一样。”
许知微低头看着手心里那块沉甸甸的黄铜怀表，把表壳贴在自己单薄的胸口上。她的眼圈红了，但眼泪终究没有掉下来。
就在这时，晒谷场外面的土路上响起了长途汽车“突突突”的马达声和刺耳的喇叭声。许知微的姑姑拎着两个网兜，站在路口扯着嗓子喊：“知微！快点儿！车不等人！”
许知微抓起地上的樟木箱子，转身往门外跑去。跑到晒谷场中央那两根被锯断的木桩墩子旁边时，她突然停下脚步，转过身朝我喊道：
“林冬生！你记住，千万别在背面待一辈子！你要走到正面去！”
她转身跑上了长途汽车。破旧的客车喷出一股浓黑的柴油尾气，在布满白碱灰的土路上颠簸着远去了，扬起的白色尘土像一道厚重的帷幕，足足过了十分钟才慢慢落回地面。
我一个人站在空荡荡的晒谷场上，举起手里那截三尺长的彩色胶片，对着一九八六年春天惨白而刺眼的太阳看去。透过那层薄薄的赛璐珞片基，原本荒凉死寂的碱水镇突然全部消失了，我的视野里只剩下一片晃动的、水草般的碧绿色竹林。在那片永远不会枯萎的绿色深处，我仿佛看见十四岁的高小满正站在高高的石灰窑顶上冲我招手，看见穿红塑料凉鞋的姐姐林秋霞正在榆树林里轻快地旋转，看见许知微那截像燕子翅膀一样的锁骨在光影中轻轻颤动。
那一刻，我终于明白，为什么人们总是需要电影，需要信件，需要那些停在三点十七分的手表与剪断了一条腿的白纸马——因为真实的生活就像这片一眼望不到头的盐碱地一样，太苦、太硬、太荒凉了，如果不躲进一点虚假的光影和念想里，没有一个人能够活着穿过这漫长的黑夜。
在那之后的两年里，碱水镇迎来了它历史上最后一次、也是最彻底的一次拆毁。
一九八八年秋天，随着县里煤矿和化工厂的改制，铁路分局决定彻底拆除那条早已废弃多年的老鸦岭窄轨支线，把所有的铁轨、道岔、信号机乃至镇西头那座老水塔的铁皮水箱全部拆走，运到钢厂去回炉炼钢。
拆铁道的工程队是在十月中旬开进碱水镇的。
他们开来了一列挂载着起重吊臂的黄色轨道工程车——这也是这条窄轨支线在沉寂了整整八年之后，迎来的最后一列火车。工程车一边往镇子西头倒退着行驶，几十个戴着柳条安全帽的工人一边用大号撬棍和氧割焊枪，把固定在腐朽枕木上的道钉一颗颗拔出来，再用吊臂把一段段十二米长的钢轨吊上平板车。
当工程队拆到镇西头的水塔和会让站道岔附近时，全镇还剩下的几十个老人和孩子全都围在路基下面看热闹。
那天傍晚，夕阳红得像一盆刚从屠宰场端出来的猪血。
我舅舅周明远已经提前两天把他水塔基座里的三十几只挂钟和十几只鸟兽标本搬到了我家西厢房里——那是祖母死后空出来的屋子。此刻，周明远背着手站在土坡上，默默地看着工人们爬上水塔顶端，用氧割枪切割那个陪伴了他半辈子的圆锥形铁皮水箱。
蓝白色的焊枪火花从十几米高的半空中泼洒下来，像一场盛大而凄凉的铁水烟花。伴随着一阵令人牙酸的金属撕裂声，巨大的铁皮水箱被起重机吊离了红砖基座，水塔瞬间变成了一截被砍掉了脑袋的秃砖柱子。
就在工人们准备用氧割枪去切道岔旁边那架生了锈的臂板信号机时，人群后面突然传来了一阵急促而沙哑的喊声：
“别动！谁也别动那架信号机！先看灯！还没打灯呢！”
我转过头，惊讶地看见我父亲林兆坤正从镇子里的土路上跌跌撞撞地跑过来。
他甚至连那根平时寸步不离的枣木拐杖都扔掉了，身上竟然穿着那件被扒掉了八颗铜扣、已经在箱子底压了整整十年的深蓝色旧铁路制服！因为没有扣子，制服的前襟像两片破鸟翅膀一样在风里胡乱扑扇着，露出里面打着补丁的秋衣。
而在他的右手里，赫然提着那盏他用熬碱的铁皮和红绿玻璃纸自己偷偷糊出来的假号志灯！
林兆坤推开围观的人群，像十年前那个大雪夜之前的每一个黄昏一样，迈着一种极其怪异、既像是立正又像是跛行的僵硬步伐，一步一步地爬上了碎石路基，笔直地站在了正在喷吐着柴油黑烟的黄色工程车面前。
工程车的司机探出脑袋，莫名其妙地看着这个拦在铁轨当中的干瘪老头，按了两下刺耳的气喇叭：“老头儿！不要命啦！快起开，我们要收轨倒车了！”
林兆坤对司机的喊叫充耳不闻。他那双浑浊的老眼死死盯着车头，干瘪的胸膛剧烈地起伏着，然后，他用尽全身最后一丝力气，将手里那盏用铁皮和红绿玻璃纸糊成的假号志灯高高地举过了头顶。
夕阳的光芒穿透那层粗糙的绿色玻璃纸，在他那张布满老年斑和皱纹的脸上投下一片诡异而庄严的绿光。他挺直了那根弯曲了三年的脊梁，冲着空旷的盐碱滩和轰鸣的工程车，用尽生平最大的力气吼道：
“三道——道岔已锁闭！前方线路空闲——准许通过——！”
围观的镇民们先是一愣，随即爆发出一阵肆无忌惮的哄堂大笑。几个半大孩子甚至捡起路基上的小石子，朝林兆坤手里的纸灯笼扔过去，“啪”的一声，把绿色的玻璃纸砸出了一个大窟窿。
我站在人群里，看着路基上那个穿着无扣制服、高举着破烂纸灯的瘦小老头。周围的笑声像无数把钝刀子一样割在我的耳朵上，可是这一次，我没有像小时候那样觉得丢脸，也没有转身逃跑。
我分开人群，一步一步地走上碎石路基，走到林兆坤的身边。
林兆坤听见脚步声，转过头看了我一眼。在他那双被白内障和泪水浸泡得模糊不清的眼睛里，我看到了一种小孩子在向大人讨要糖果时才有的惶恐与哀求。他举着号志灯的右臂一直在剧烈地发抖，显然已经快要撑不住那点可怜的重量了。
我没有说话，只是伸出我那只已经长成了成年人大小、骨节粗大的右手，稳稳地托住了他干枯得像柴火棍一样的手腕，帮他把那盏破了一个大洞的纸号志灯重新举高了半尺。
工程车的司机大概也看出了这个老头脑子不太正常，摇了摇头，没有再骂，而是伸手拉响了一声长长的汽笛：
“呜——！”
伴随着这声震耳欲聋的汽笛声，黄色的工程车缓缓向后倒退着驶出了道岔，车尾吊着的最后一根钢轨在夕阳下划出一道刺眼的金光，像一条终于游回大海的铁鱼，消失在了老鸦岭的山口后面。
直到工程车的影子彻底看不见了，林兆坤才像一袋被抽掉了绳子的面粉一样，软绵绵地瘫倒在我的怀里。他把那张满是泪水和鼻涕的老脸埋在我的肩膀上，像个受尽了委屈的孩子一样，嚎啕大哭起来：
“冬生啊……车走了……全走光了……以后再也没有车从这儿过了……”
我搀扶着这个曾经像大山一样压在我头顶、如今却轻得像一把枯草的老人，走下只剩下一排排腐朽枕木坑的路基，一步一步地往家的方向走去。在我们的身后，失去了铁轨的盐碱滩在暮色中彻底闭合了它唯一的一道伤口，重新恢复成了一片完整而冷漠的荒原。
尾声
一九八九年九月的一天清晨，十八岁的我背着一只装了两件换洗衣服和几本书的帆布书包，走出了碱水镇。我考上了南方一座省城里的铁路技工学校——说来可笑，我拼命想要逃离父亲林兆坤的一生，可最终带我离开这片盐碱地的，依然是铁路。
那天早晨没有下雪，也没有下雨，只有初秋的晨风贴着白花花的碱壳吹过来，带着一股熟悉的、让人舌根发苦的咸涩味。
母亲周素琴和舅舅周明远一直把我送到镇东头机井房旁边的青石板路口——那正是当年我姐姐林秋霞每次偷偷换上红塑料凉鞋的地方。至于我父亲林兆坤，他没有来送我，他从那天在路基上哭过一场之后，就患上了严重的耳聋，整天坐在院子里的枣树下，对着那台早就不会响的“红灯牌”收音机发呆。
“冬生，到了南边，自己买个暖水瓶，”母亲把一个用红手绢包着的布包塞进我兜里，里面是她缝了一年麻袋和卖掉所有药瓶攒下来的六十块钱，“听说南边的水甜，不苦，你多喝点水。”
舅舅周明远则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也没说，只是指了指我胸口口袋的位置——那里装着许知微留给我的那截三尺长的彩色电影胶片。
我向他们点了点头，转过身，顺着那条通往干线给水站的土路大步走去。
走出去大约二里地，当我爬上老鸦岭南侧的一道高坡时，我忍不住停下脚步，最后回头看了一眼碱水镇。
在清晨灰白色的雾霭中，那座由几十间土坯房组成的镇子小得像是一把随手撒在白碱地上的碎煤渣。我能看见镇西头那半截被拆掉了铁水箱的红砖水塔基座，能看见山脚下那座埋葬了高小满的五号生石灰窑坍塌的土包，也能看见晒谷场上那块早已长满蓬草的空地。
风从老鸦岭的废弃矿洞里吹出来，掠过我耳边的发梢，穿过脚下这片辽阔而荒凉的盐碱地，发出“呜呜、呜呜”的低鸣。
在那阵漫长而孤独的风声里，我仿佛听见了无数个声音正在从地底深处同时响起：我听见父亲的铁勺砸在熬碱锅沿上的巨响，听见母亲的玻璃药瓶在黑暗中互相碰撞的脆响，听见祖母那三千匹白纸马在烈火中扇动翅膀的呼啸，听见高小满在沸腾的白色蒸汽里最后的呐喊，听见姐姐的红塑料凉鞋在炭火盆里融化的滋滋声，听见马有福的水壶在煤炉上噗噗冒气的声音，还听见许知微在银幕背面轻轻亲吻我脸颊时那一声微不可闻的叹息。
原来，没有一个人真正离开过这里。他们所有人的声音、眼泪、羞辱与渴望，全都被这片苦涩的盐碱地吸了进去，变成了一粒粒永远不会融化的白碱晶子，在我的血管里，在我的骨头缝里，随着我的每一次心跳，发出轻微而永恒的“嚓、嚓”声。
我转过身，拉紧帆布书包的肩带，迎着从南方吹来的温润的风，头也不回地走下了山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