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野，二十六岁，职业是短视频编导，副业是在评论区跟人对线。
猝死那天我正剪一条“唐朝人到底吃不吃炒菜”的科普视频，剪到凌晨三点，眼前一黑。
再睁眼的时候，我躺在一堆干草上，旁边蹲着一个穿圆领袍的老头，正拿一根竹片往我脸上戳。
他说了一句什么，我没听懂。但我听懂了竹片刮过我颧骨时发出的那声“嚓”。
后来我才知道，那玩意儿叫厕筹。
老头刚上完茅房。
穿越这件事，网上讨论烂了。
什么魂穿身穿、胎穿穿书，什么金手指系统面板，什么开局一个碗装备全靠捡。我在短视频公司当编导那几年，光“穿越”这个选题就剪了不下四十条，播放量最高的一条是“如果穿越到唐朝，第一句话说什么最保命”，评论区吵了三千多层，有个哥们儿说“先跪下叫爸爸”，被赞到了热评第一。
我当时还回复他：你叫爸爸没用，唐朝人不吃这套。
现在我知道了。唐朝人确实不吃这套。
因为他们根本听不懂“爸爸”是什么。
我醒过来的时候，脑子里还残留着剪辑软件的时间轴，耳朵里嗡嗡的，像有人把音轨全叠在一起放。视线聚焦之后，我看见一个老头，六十来岁，脸黑得像烤过头的面筋，头上裹一块黑布，身上套一件洗得发白的圆领短袍，手里捏着一根竹片。
竹片，长约二十厘米，宽两指，边缘磨得圆润光滑，表面有一层包浆似的暗光。
他看我睁眼，咧嘴笑了，把竹片往我脸前一递，说了一串话。
我一个字没听懂。但我听懂了那个味儿。
竹片上沾着的东西，在清晨的光线里呈现出一种难以描述的、介于黄褐之间的湿润质感。老头手指头捏着竹片下端，上端离我鼻子不到二十公分，风一吹，那股味儿精准地钻进我的鼻腔。
我往后退了半步，后脑勺撞在土墙上，咚的一声。
老头又笑了，把竹片收回去，在自己袍子下摆上蹭了两下，插进腰里，转身走了。走的时候嘴里还在嘟囔，听调门儿像是在哼小曲儿。
我蹲在原地，花了大概一炷香的时间确认了三件事。
第一，我不是在做梦。土墙蹭后脑勺的触感太真了，真到发疼。
第二，这地方没有电，没有信号，没有柏油路。我趴到门口往外看了一眼，一条黄土路，两边是矮矮的土房和歪歪斜斜的篱笆，远处有人赶着一头驴走过去，驴背上驮着两筐什么东西，赶驴的人穿的衣服和老头一个款式，只是颜色更灰。
第三，我穿的是自己那件优衣库摇粒绒外套，牛仔裤，运动鞋。在一群圆领袍和布巾里头，我像误入片场的群演。
老头走之前指了指墙角一个陶碗，碗里泡着半碗糊状的东西，上面飘着几片菜叶子。我饿得胃疼，端起来闻了闻，有一股酸味，不知道是坏了还是本来就这样。犹豫了大概三秒钟，我还是喝了。喝完才想起来，我连这老头是谁都不知道。
后来我管他叫“厕筹翁”。
不是骂他，是事实。他是我在这个世界见到的第一个人，也是第一个拿厕筹往我脸上怼的人。这个初印象过于深刻，以至于我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只要看见竹片状的物体，鼻子就会自动产生幻觉。
厕筹翁大概是看出我脑子有问题——一个穿着奇装异服、说话叽里咕噜、醒来第一件事是拿头撞墙的年轻人，放在哪个朝代都算重点观察对象。他没把我撵出去，也没把我扭送官府，只是每天早晚各来一趟，扔给我半块饼或者一碗粥，然后用那种看驴的眼神打量我。
我花了三天才勉强搞清楚状况。
这地方叫“升平坊”，长安城最南边那一溜坊里靠东的一个。厕筹翁姓赵，坊里的人叫他“赵翁”，年轻时当过兵，腿上落了毛病，走路一瘸一拐，靠替坊里人修修补补混口饭吃。他把我捡回来那天，我趴在坊墙根底下，脸朝下，他以为是个醉汉，翻过来一看还有气，就拖回了家。
至于我为什么能听懂“升平坊”和“赵翁”，是因为他每天指着地、指着自己、指着我说同样的话，重复了大概两百遍。我用剪片子时训练出来的肌肉记忆，硬生生把这两个词刻进了脑子里。
其他的一概不会。
他说“吃”，我听不懂。他说“水”，我听不懂。他说“你他娘的是哪儿来的”，我更听不懂。但我能看出来他在骂我，因为他说那句话的时候，表情和我在评论区拉黑喷子之前最后看到的表情一模一样。
穿越第四天，我决定出门。
原因很简单：厕筹翁的粥越来越稀，饼越来越小，而且他开始拿手指头戳我肩膀，戳一下说一个词，戳一下说一个词，语气从陈述句变成了疑问句，又从疑问句变成了祈使句，最后变成了骂街的调门儿。
我判断他的意思是：你该滚了。
出门之前我干了件事：把摇粒绒外套脱了，翻过来穿。内衬是深灰色的，远看没那么扎眼。牛仔裤没办法，只能硬着头皮穿。运动鞋把鞋带抽了，鞋舌塞进去，当一脚蹬的布鞋穿。
然后我揣着厕筹翁塞给我的半块饼，走出了那个院门。
升平坊的早晨比我想象的热闹。黄土路上有人在扫驴粪，扫帚划过地面的声音沙沙的。一个妇人蹲在门口奶孩子，看见我出来，把孩子的头往怀里一按，警惕地盯着我。两个半大孩子追着一只鸡从我面前跑过去，鸡扑棱着翅膀叫得撕心裂肺，其中一个孩子边跑边喊，另一个孩子边跑边笑。
我站在路中间，深吸了一口气。
然后我闻到了胡饼的味儿。
准确地说，是面食在炭火上烤出来的焦香，混着芝麻和某种油脂的气息。我的胃猛地抽了一下，疼得我弯了腰。半块饼早在出门前就吃完了，我现在饿得能啃驴。
顺着味儿走，拐了两个弯，看见一个摊子。一个老汉蹲在炉子后面，炉壁上贴着饼，烤得金黄鼓胀，芝麻粒密密匝匝地嵌在表面。旁边摆着一摞粗陶碗，碗里是浑浊的汤水。
老汉看见我，说了一句话，语调上扬，明显是问句。
我指着饼，说：“这个。”
老汉说了第二句话，我没听懂。他伸出一只手，五指张开，翻了一下。
“十文？”我试探着说。老汉没反应。我又说：“五文？”老汉皱了皱眉，从炉壁上揭下一张饼，在手里掂了掂，又说了句什么。
我意识到一个致命问题：我没有钱。
准确地说，我身上有一张皱巴巴的二十块人民币，一张地铁卡，手机早就黑屏了，钱包里还有三张银行卡和一张健身房的会员卡。这些东西在升平坊的购买力约等于零。
我指了指饼，又指了指自己，做了个“下次给”的手势。老汉的表情从疑惑变成了然，又从了然变成了鄙夷，最后从鄙夷变成了愤怒。他把饼往炉壁上一贴，抄起旁边的擀面杖，冲我吼了一嗓子。
那一嗓子我虽然没听懂，但意思非常清晰：滚。
我转身就走。
走出大概十步，身后传来一声短促的吆喝，然后是脚步声。我回头一看，一个年轻人正从我刚才站的位置经过，手里捏着两枚铜钱，从老汉手里接过一张饼，边走边咬。
我盯着他手里的铜钱，脑子里飞速运转。
铜钱。外圆内方，黄铜色，中间方孔。唐初铸的“开元通宝”。我在剪科普视频的时候查过资料，贞观年间一斗米卖五文钱，一两银子折一千文铜钱，购买力大概相当于现在的四千多块人民币。也就是说，一枚铜钱大概值四块钱。
一张饼，老汉要价大概两三文。我有二十块人民币，理论上能买五张饼。
但人民币在这儿是废纸。
我蹲在路边，开始盘算。
我能干什么？
短视频编导，核心技能是写脚本、剪片子、抓热点、起标题。副业是在评论区跟人对线，擅长用最短的字数把对方气得跳脚。普通话一级乙等，会一点散装英语，会剪映、Pr、AE，会用手机拍手持运镜。
在唐朝，这些技能的唯一用途是把自己饿死。
我又蹲了一会儿，看见那个卖饼的老汉收摊了。他把剩下的饼装进一个布袋，炉子里的炭火用水浇灭，推着一辆独轮车往坊外走。经过我身边的时候，他斜了我一眼，嘴里嘟囔了一句，大概是“田舍奴”之类的。
“田舍奴”这个词，我恰好认识。剪“唐朝骂人”那期视频的时候，我查过。翻译过来大概就是“乡巴佬”，唐朝市井骂人常用词，杀伤力约等于现在的“土狗”。
我被一个卖饼的骂了。
而且我竟然听懂了。
那一刻，一个模糊的念头在我脑子里成形了。
我虽然不会说唐朝话，但我能听懂一部分骂人话。因为我剪过那条视频，反复听了四十多遍“田舍奴”“市井儿”“乞索儿”“啖狗粪高丽奴”，剪片子的时候还特意调了慢放，把每个音节的波形都摸了一遍。
换句话说，我的唐朝话启蒙，是从脏话开始的。
厕筹翁每天骂我，我每天听。卖饼老汉骂我，我记住了。坊门口那个妇人赶孩子的时候骂了一句“贼杀才”，我也大概猜出了意思。语言这东西，正经学要三年，挨骂学只要三天——只要骂你的人足够多，频率足够高。
我站起来，拍了拍屁股上的土，做了一个决定。
我要去找那个卖饼的老汉。
不是去抢饼。是去骂他。
我追上独轮车的时候，老汉正停在坊门口跟一个守门的老卒聊天。我把手往腰里一叉，深吸一口气，用我剪辑时听过无数遍、模仿了无数遍的发音，冲他喊了一句：
“田舍奴！”
老汉愣住了。守门的老卒也愣住了。
三秒钟之后，老汉把独轮车一放，撸起袖子朝我冲了过来。
我拔腿就跑。
跑出去大概五十步，我意识到一件事：我跑得比他快，但我不知道往哪儿跑。升平坊的巷子横平竖直，可我根本分不清东南西北。眼看老汉越追越近，我拐进一条窄巷，一头撞在一个人身上。
那人穿一件青色圆领袍，腰里别着一把横刀，身材不高，但肩膀很宽，被我撞了一下纹丝不动，反倒是我自己弹回去两步，一屁股坐在地上。
他低头看我，说了一句话。
这次我听懂了。因为他说的是：“做甚？”
“做甚”就是“干什么”。我在一期讲宋朝市井口语的视频里见过这个词，当时剪的时候嫌它不够搞笑，给删了。现在它救了我的命。
我指着追过来的老汉，又指着自己的嘴，用我唯一能说利索的唐朝词儿往外蹦：“他，骂，我。田舍奴。他，骂我。”
青袍人看看我，又看看追上来的老汉。老汉气喘吁吁地停在三步外，指着我的鼻子开始输出，语速极快，情绪饱满，中间夹杂着大量我听不懂但明显很脏的词。
青袍人听了一会儿，抬手打断老汉，说了句什么。老汉的表情从愤怒变成了委屈，又从委屈变成了不甘，最后嘟囔着退了两步。
青袍人低头看我，说了一串话。我没全懂，但抓住了几个音节：“你是何人？”“从何来？”
我张了张嘴，决定赌一把。
“我，”我指着自己，“陈野。”然后我指了指天，做了个坠落的手势，又指了指地，做了个砸下去的动作。
青袍人的眉头拧成了一个疙瘩。
完了，他觉得我是个疯子。
但他没走。他蹲下来，盯着我的脸看了好一会儿，目光从我的摇粒绒外套扫到牛仔裤，又从牛仔裤扫到运动鞋。最后他伸出手，捏了捏我外套的拉链头，又迅速缩回去，表情像是在摸一块烧红的铁。
他说了一句话，语速很慢，像是故意让我听清。我听懂了其中两个字：“跟我。”
我跟了。
青袍人叫周准，是升平坊所在长安县的“不良人”——不是坏人，是差役。用现在的话说，就是片区民警。他把我带到了县衙旁边一间小屋里，让我坐在一条板凳上，自己坐在对面，中间隔了一张矮桌。
矮桌上摆着一碟蒸饼，一碗水。
我盯着蒸饼看了大概五秒钟。周准把碟子往我这边推了推，做了个“吃”的手势。
我吃了。狼吞虎咽，差点噎死。周准就那么看着我，等我吃完，才开始说话。他说得很慢，一句话拆成三段，中间停顿，等我反应。我连蒙带猜，加上比划，勉强拼出了他的意思。
他问我从哪儿来。我说了一个地名，他摇头。我又说了一个，他还是摇头。最后我急了，在地板上画了一个歪歪扭扭的中国地图，在陕西的位置戳了戳。
周准低头看了半天，抬起头，表情像是看一个说自己是从月亮上掉下来的人。
但他没把我关起来。可能是因为我看起来实在太惨了，也可能是因为一个穿着奇装异服、说话半通不通、连蒸饼都不会好好吃的人，实在不像是细作。细作要是这水平，敌国早就亡了。
周准把我留在了县衙，让我干杂活。扫地、搬东西、跑腿。管两顿饭，晚上睡在柴房里。他给我找了一件旧短褐，一双旧麻鞋，换下了我那身“奇装异服”。换下来的衣服他翻来覆去看了半天，尤其对摇粒绒的拉链和牛仔裤的铜扣爱不释手，但最终没开口要。
我在县衙干的第一件正经活，是替一个老书吏搬纸。
纸是麻纸，粗糙发黄，一摞一摞地码在架子上。老书吏正在抄一份文书，笔尖在纸上走得飞快，嘴里念念有词。我搬完纸，站在旁边看了两眼。老书吏写的字我大部分不认识，但格式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公文。
开头“某某坊申”，中间罗列事项，结尾“伏请处分”。
我在短视频里剪过“古代公文写作”的选题，虽然当时纯粹是为了凑时长，但格式这东西看一遍就忘不掉。
老书吏写到一半，笔停了。他盯着纸面，手指头在桌上敲了两下，把写废的纸揉成一团扔到地上。我低头看了一眼纸团，上面有一行字被涂掉了，旁边补了几个字，还是不对。
鬼使神差地，我弯腰把纸团捡了起来，展开看了一眼。
被涂掉的那行字写的是“本坊东墙有损，已差人修葺”。下面补的字写的是“修葺毕，申”。老书吏大概是想把两句合成一句，但改了三次都不满意。
我指着纸团，用我那点可怜的词汇量挤出一句：“修葺毕。申。可。”
老书吏抬起头，用一种看猴子的表情看着我。
我又指了指“修葺毕”三个字，然后指了指“申”，做了个递出去的 gesture。
老书吏盯着我看了足足十息。然后他把笔递给了我。
我写的字难看极了。歪歪扭扭，大小不一，“葺”字还多写了一横。但老书吏没管这个，他看的是意思。他拿着那张纸翻来覆去看了两遍，又抬头看我，表情从看猴子变成了看一只会说人话的猴子。
当天晚上，周准把我叫过去，桌上摆着两张蒸饼，比中午的大。
他指着饼，又指着我，说了一句我听不懂但猜得到的话。大概是：以后你就干这个。
我坐在柴房的干草堆上，啃着蒸饼，盘算了一下自己的处境。
穿越第七天，我在大唐的正式职业是：长安县衙杂役，兼老书吏的临时助手。月钱没有，管吃管住，主要工作是搬纸、磨墨、以及在老书吏卡壳的时候帮他改两句公文。
我的唐朝话词汇量大概在四十个词左右，其中一半是骂人的。我会写的字不超过二十个，能读懂的公文格式仅限于“某某申”“伏请处分”这类套话。我唯一算得上“技能”的东西，是剪片子练出来的逻辑拆解能力——把一段乱七八糟的话拆成“谁、干了什么、结果如何”，然后重新码整齐。
这个能力在唐朝县衙里，竟然他娘的有用。
因为唐朝的公文，很多写得跟屎一样。
老书吏姓孙，六十多岁，干了四十年文书，写东西全凭肌肉记忆。格式没问题，套话没问题，但一旦遇到稍微复杂点的事，他就开始绕。绕来绕去，三百个字说不清一件事。
我改的第一份公文，是报一件邻里纠纷：张三家的鸡飞到李四家院子里下了个蛋，李四把蛋吃了，张三不干，两家打起来了。
孙书吏的原稿写了四百多字，从张三的鸡的品种写起，写到李四他爹当年分家时多占了一尺宅基地，最后才落到蛋上。
我把原稿看了一遍，在背面写了三行：
“张三鸡入李四院，遗蛋一枚。李四食之。张三索蛋，不与，相殴。请处分。”
孙书吏看了半天，把原稿揉成团扔了。
从那以后，他再也没因为我多写了一横而瞪过我。
当然，嘴臭的毛病改不掉。
县衙里有个杂役，比我早来两年，姓刘，长得尖嘴猴腮，专门负责给伙房挑水。这人有个爱好：欺负新来的。我来的第三天，他把一桶脏水泼在我刚扫过的地上，然后笑嘻嘻地看着我。
我没说话，把扫帚放下，走到他面前，用我练了四十遍的发音，一字一顿地说：
“乞索儿。”
乞索儿，叫花子。唐朝骂人词汇，杀伤力中等，侮辱性极强。
刘杂役的脸从笑嘻嘻变成了铁青。
他撸袖子的时候，我补了第二句：
“市井无赖。”
这句是我在坊门口听两个妇人吵架学来的。当时那个胖妇人指着瘦妇人的鼻子骂“市井无赖”，瘦妇人回了一句“田舍奴”，胖妇人又回了一句“啖狗粪”，瘦妇人卡壳了，憋了半天憋出一句“你才吃狗粪”，围观的人哄堂大笑。
我把这段对话反复听了三遍，全记住了。
刘杂役愣在原地，嘴张着，大概没想到一个连“吃饭”都说不利索的怪人会突然蹦出这么标准的骂街用语。旁边两个看热闹的差役笑出了声。其中一个拍了拍刘杂役的肩膀，说了句什么，语气明显是在打趣他。
刘杂役的脸从铁青变成了猪肝色，一甩手走了。
周准后来找我谈话，表情很复杂。他说了一串话，我只听懂了最后一句：“莫骂。”
我点了点头，表示接受批评。
然后第二天，伙房的伙夫老何克扣我的饼，把昨天的剩饼给我，硬得能砸核桃。我拿着饼走到老何面前，举起来给他看，然后说：
“此饼，可作砖。”
老何没听懂。旁边一个识字的差役听懂了，笑得把嘴里的粥喷了出来。
周准又找我谈话。这次他的表情更复杂了，嘴角在抽，像是在忍笑。
他说了一句话，我琢磨了一下，大意是：你这张嘴，迟早给你惹事。
他说得对。
穿越第十二天，我惹了穿越以来最大的一件事。
起因是县衙接到一桩案子：西市一个胡商状告本地一个屠户，说屠户卖给他的羊肉缺斤短两。屠户不认，说胡商的秤有问题。双方各执一词，闹到了县衙。
周准带人去查，回来的时候脸色不好。他把孙书吏叫过去，压低声音说了几句。孙书吏听完，连连摆手，脸上的褶子都挤到了一起。
我蹲在门口磨墨，耳朵竖着。
周准说的大意是：屠户姓王，是长安县一个什么“户曹”的远房亲戚。户曹管的是户籍和赋税，官不大，但卡着县衙不少事。周准的意思是，这案子不好办，判胡商赢，得罪户曹；判屠户赢，胡商那边有西市的“市令”盯着，也不好交代。
孙书吏的意思是：拖着。
我磨完墨，站起来，插了一嘴。
“秤，”我说，“验秤。”
周准和孙书吏同时转过头看我。
我指了指周准腰里别着的一杆小秤，又做了个“两边都称”的手势。周准的秤是官秤，标准器。把胡商的羊肉用官秤称一遍，再用屠户的秤称一遍，哪杆秤有问题，一验就出来了。
周准盯着我看了三秒，然后一拍大腿。
验秤的结果：屠户的秤砣底下粘了一块铅。屠户当场跪了。
胡商拿回了羊肉，临走的时候冲我拱了拱手，说了一句什么。周准替我回了。后来周准告诉我，那个胡商说的是“多谢郎君”。
这是我穿越以来第一次被人叫“郎君”。感觉怪好的，比“乞索儿”强多了。
但这事没完。
屠户被罚了钱，放回去的当天晚上，户曹那边就来了人，把周准叫走了。周准回来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脸色黑得像锅底。他没跟我说发生了什么，但我能从他把横刀往桌上一拍的那个力度上看出来，他被上头压了。
第二天一早，孙书吏悄悄告诉我：户曹放话了，说县衙里有个“来历不明的怪人”，要多管闲事，就让“不良人”把他撵出长安县。
“来历不明的怪人”，说的是我。
我蹲在柴房门口，啃着今天的蒸饼，心里盘算：是主动滚蛋，还是等着被撵。
主动滚蛋的话，我能去哪儿？唐朝的城门不是随便进的，出长安要“过所”，相当于通行证。我一个黑户，连身份都没有，出了这个县衙，连坊门都出不去。
等着被撵的话，好歹还能多混两天饭。
我选择了第三条路。
我去找周准，跟他说了一句话。这句话我练了二十遍，确保每个音节都咬准了：
“我能，帮你，抓贼。”
周准挑了挑眉。
我指了指县衙门口贴的那张告示。告示上画着一个模糊的人脸，旁边写着几行字。我大部分看不懂，但“盗”字我认识。孙书吏前两天念叨过，说西市最近出了一伙偷马贼，专偷胡商的马，已经丢了三匹，市令催得紧，县衙压力很大。
我指着“盗”字，又指了指自己的眼睛，然后做了一个“跟着看”的手势。
周准的表情从挑眉变成了眯眼。
他说了一句话，我猜意思是：你凭什么？
我从怀里掏出一张纸。那是我昨天晚上用孙书吏扔掉的废纸背面画的——一张升平坊到西市的路网简图。我在短视频公司干过选址分析，虽然那是帮老板选奶茶店，但逻辑是一样的：人流、节点、出口、盲区。我把升平坊周围六个坊门的位置、西市三个出口的方向、以及胡商马厩最可能被盯上的时间段，全标了出来。
周准盯着那张图看了很久。他看不懂我的简写符号，但我画的箭头和圈圈他看懂了。
他抬起头，说了一个字。这次我听得真真切切：
“可。”
抓贼的过程就不细说了，丢人。周准带了四个人，按我画的路线蹲点，在第三天的后半夜堵住了两个偷马贼。其中一个翻墙的时候裤子挂在墙头的碎瓦片上，被周准一把拽下来，脸先着地。另一个跑出去半条街，被我一扫帚绊了个狗啃泥，然后我骑在他背上，用我唯一会说的完整句子冲他吼：
“伏请处分！”
这是公文用语，意思是“请上级批示怎么处理”。我也不知道我当时为什么喊这个，可能是剪片子剪出来的条件反射——遇到卡壳的地方就切回上一个模板。
被我骑着的那哥们儿愣住了，连周准都愣了一下。然后周准笑了，笑得横刀差点掉地上。
贼抓了，马还了，市令那边给县衙送了一匹绢。周准把绢分了，给了我半匹。半匹绢在长安能换大概五百文钱，够买一百多张蒸饼。
我拿着半匹绢，蹲在县衙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人。
一个卖胡饼的老汉推着车过去，车上插着一面小旗，旗上写着一个字。我不认识那个字，但我认识胡饼的味儿。
我摸了摸怀里的绢，站起来，朝那个摊子走过去。
老汉看见我，说了句什么。这次我听懂了一半。他说的是：“几文？”
我伸出一只手，五指张开。
老汉从炉壁上揭了一张饼，递给我。芝麻的香气扑了我一脸。
我咬了一口。烫。香。芝麻粒在牙齿间碎开，油脂顺着嘴角往下淌。
老汉又说了句什么，语气带笑。
我没全听懂。但我猜他说的是：“慢点吃，乞索儿。”
我把饼咽下去，看着他，认认真真地回了一句：
“田舍奴。”
老汉一愣，然后哈哈大笑，从炉子上又揭了一张饼，塞到我手里，摆了摆手，推着车走了。
我蹲在路边，啃着第二张饼，看着长安城灰扑扑的坊墙和远处大雁塔模糊的轮廓。
穿越第十五天，我的唐朝话词汇量突破六十个词。其中骂人话占一半。我会写的字大概三十个。我的正式身份仍然是黑户，但周准答应帮我办“公验”——相当于暂住证，前提是我别再骂人。
我说好。
然后当天下午，伙房老何又把剩饼给我。我举着饼走到他面前，想了三秒钟，把“此饼可作砖”咽了回去，换成了一句我新学的、绝对不脏的话：
“此饼，硬。换。”
老何瞪了我一眼，从笼屉里拿了一张新饼，拍在我手里。
周准站在廊下看见了，没说话，嘴角抽了一下。
我知道他在忍笑。
我也知道这张嘴迟早还要惹事。
但至少今天，饼是软的。
公验这事儿，周准说了帮我办，但具体怎么办，他也没跟我说清楚。我后来才知道，唐朝的“公验”不是随便填张表就完事的——你得有“保人”。说白了就是得有人给你作保，证明你不是逃犯、不是细作、不是从哪个犄角旮旯冒出来的野人。
周准自己就是差役，按说够格作保。但他把我领到县衙户房门口的时候，那个管文书的典吏看了我一眼，把笔往砚台上一搁，皮笑肉不笑地说了一句话。
周准的脸当场就拉下来了。
我拽了拽周准的袖子，小声问：“他说啥？”
周准没回头，从牙缝里挤出一句：“他说你面生。要三个保人。”
三个。周准算一个，还差俩。
我蹲在户房门口想了半天，把我穿越以来认识的人全在脑子里过了一遍：厕筹翁赵老头，卖饼老汉，刘杂役，伙房老何，孙书吏，还有那个被我骑着喊“伏请处分”的偷马贼——那哥们儿现在关在县衙后头的牢里，肯定不能算。
满打满算，能张嘴求人的，就仨。
孙书吏算一个。老头虽然整天板着脸，但我替他改公文省了他不少事，这点面子应该能给。厕筹翁赵老头……也行吧，毕竟我在他那儿蹭了三天饭，虽然走的时候他是拿扫帚撵的我，但没真打，应该不算撕破脸。
第三个，我想了半天，决定去找卖饼老汉。
就是那个骂我“田舍奴”、后来又塞给我一张饼的老汉。
老汉姓吴，在升平坊门口摆摊卖了十几年胡饼。我去找他的时候他正蹲在炉子后面打盹，听见脚步声抬了抬眼皮，看见是我，翻了个白眼。
我蹲在他对面，把来意说了。当然，用的是我那六十个词的词汇量，加上比划和在地上画图。大意是：我要办证，缺保人，你算一个，以后我天天买你的饼。
吴老汉听完了，盯着我看了半天，说了一句话。我没全听懂，但抓住了关键词：“饼钱”“先给”。
先给饼钱。这老头。
我把周准给我的那半匹绢掏出来，抽了一截，递过去。吴老汉接过去对着太阳照了照，又用指甲刮了刮边儿，确定是真的，揣进怀里，从炉壁上揭了两张饼拍在我手里，然后朝坊门方向努了努嘴。
意思是：行了，我作保。
三个人凑齐了。周准把名字报上去，典吏那边磨磨蹭蹭又卡了两天，最后还是批了。拿到公验那天我翻来覆去看了好几遍，上面写着我的名字、年龄、籍贯——籍贯写的是“长安县升平坊”，职业写的是“杂役”。右下角盖了个朱红方印，字迹模糊但能认出“长安县印”四个字。
我把那张纸折好揣进怀里，感觉比拿身份证还踏实。
有了公验，我在唐朝就算半个合法居民了。周准跟我说，杂役不能干一辈子，问我有没有别的打算。我蹲在柴房门口想了一晚上，第二天跟他说：我想摆摊。
周准挑了挑眉。
我说我想卖胡饼。吴老汉那个摊子，每天从早到晚人流不断，西边坊门出去是西市，东边坊门进去是升平坊的住户，位置绝佳。我观察了半个月，他一天能卖出去两百多张饼，一张赚两文，一天就是四百多文。扣掉炭火和面粉成本，净赚两百文左右。一个月下来就是六贯钱，折成人民币大概两万四。
周准听我说完，表情跟当初看见我画路网图的时候一模一样。
但他没拦我，只说了一句：“吴翁肯教你？”
这是个问题。
吴老汉这个人，我总结了一下他的性格：嘴臭、抠门、爱占小便宜，但心眼不坏。属于典型的“你骂他他骂你，你给他钱他给你饼”的市井小商贩。让他教我做饼，估计得先给他当仨月免费帮工。
我拎着两张饼去找他，蹲在炉子旁边，一边帮他翻饼一边跟他扯闲篇。他骂我笨手笨脚，我就回他“田舍奴”；他嫌我翻饼翻得慢，我就说“此饼可作砖”。骂着骂着，他突然笑了，拿擀面杖敲了我脑袋一下，说了句什么。
我没全听懂，但我猜意思是：行吧，明天早点来。
第二天我天不亮就去了。吴老汉让我先学和面。面和水的比例、揉面的力道、醒面的时间，他嘴里念念有词，我竖着耳朵听，拿根树枝在地上画道道记。他看我记得认真，又故意说快了点，我追着问了三遍，他翻了个白眼，但放慢了速度重说了一遍。
和完面学贴饼。炉壁烧到多热、饼贴上去的角度、什么时候翻面、什么时候揭下来，每一步都有讲究。我第一次贴的时候手指头戳进炉壁里，烫得嗷一嗓子蹦起来，吴老汉笑得前仰后合，拿扇子扇风给我吹手指头。
学了五天，我贴出来的饼终于不焦了。吴老汉让我自己烤了一炉，揭下来一张尝了尝，嚼了两口，点了点头，说了句“可”。
就一个字。“可”。
但我高兴得跟拿了奥斯卡似的。
出摊第一天，吴老汉让我站在炉子前面，他自己蹲在后面收钱。我负责贴饼、翻饼、揭饼、装袋，他负责吆喝和算账。分工明确，井井有条。
问题出在吆喝上。
吴老汉的吆喝词儿是一句很有节奏的顺口溜，大致是“胡饼胡饼热胡饼，芝麻焦香脆生生”，抑扬顿挫，很有辨识度。我听了半个月，早就背下来了。于是出摊的时候我自告奋勇，说我来吆喝。
吴老汉犹豫了一下，把位置让给了我。
我清了清嗓子，深吸一口气，把那段顺口溜用最大音量喊了出来。发音嘛，我自己觉得挺标准，但吴老汉的表情告诉我，可能有点问题。
果然，路过的一个妇人停下了脚步，看了我一眼，又看了吴老汉一眼，噗嗤笑出了声。接着是两个结伴走的小娘子，捂着嘴笑弯了腰。然后是几个刚从坊门出来的汉子，其中一个笑得直拍大腿，指着我对同伴说了句什么，同伴也笑了。
吴老汉脸都绿了。
他把我拽到后面，自己站到前面重新吆喝了一遍。我对比了一下，发现问题出在声调上。唐朝话的声调和普通话不一样，我把“胡饼”的“胡”念成了二声，“饼”念成了轻声，连起来像“胡—饼—”，拖得又长又平，听起来像是在叹气。
而吴老汉喊的是短促有力的入声，“胡饼”两个字干脆利落，跟剁馅儿似的。
我练了一下午声调。吴老汉拿擀面杖敲着案板给我打拍子，哒哒、哒哒哒，我跟着节奏喊，喊错了就挨一下。练到天黑，嗓子劈了，总算把调门掰过来了。
第二天再吆喝，果然没人笑了。虽然偶尔还有人扭头看我，但那是因为我这张脸跟周围人不一样——穿越半个月，我瘦了八斤，下巴都尖了，配上那件旧短褐，看着跟逃荒来的似的。
饼摊生意慢慢上了轨道。吴老汉每天给我结工钱，一天三十文，包吃。我算了算，攒够三个月能买一身新衣裳，攒够半年能租间小屋子。日子有盼头了，人就不慌了。
但我的嘴还是没管住。
饼摊斜对面是个卖蒸饼的铺子，掌柜姓胡，是个胖子，脸上常年挂着一层油光。这人有个毛病：爱抢生意。吴老汉的胡饼摊早上卖得最好，胡掌柜就特意在早上推一笼新蒸饼出来，摆在门口最显眼的位置，还让伙计站到路中间吆喝，声音比吴老汉还大。
吴老汉气得直翻白眼，但他年纪大了，吵不过对面那个壮得像头牛的小伙计。
我看不过去。
第二天早上，胡掌柜的伙计又站到路中间吆喝，嗓门震天响。我拎着一摞刚出炉的胡饼走过去，站在他旁边，深吸一口气，用我练了半个月的入声调门，喊了一句：
“胡饼，热胡饼，刚出炉的焦香胡饼！”
声音不大，但我喊的是“胡饼”。胡掌柜姓胡，他卖的是蒸饼。我站在他门口喊“胡饼”，路过的行人扭头就往我这边看，还有人问：“胡家的饼改做法了？”
伙计的脸黑了。
他瞪着我，我回瞪他，又补了一句：“芝麻焦香，脆生生，三文一张。”
伙计把蒸饼笼屉往桌上一墩，撸袖子朝我走过来。我往后退了一步，吴老汉从后面蹿上来，挡在我前面，拿擀面杖指着伙计的鼻子，嘴里飞快地说了一串话。
我没全听懂，但听懂了最后四个字：“啖狗粪奴。”
唐朝骂人话，意思是“吃狗屎的奴才”。杀伤力极高。
伙计的脸从黑变成了紫。
眼看就要打起来，周准不知道从哪儿冒出来了，一只手按在伙计肩膀上，笑眯眯地说了句什么。伙计看见他腰里的横刀，气焰矮了半截，嘟囔着退回去了。
周准回头看了我一眼，那眼神跟上次我骂刘杂役的时候一模一样。
我举起手里的胡饼，递了一张过去：“吃饼。”
周准接过去咬了一口，嚼了两下，点了点头。然后他含糊不清地说了一句话。这次我听懂了。
他说的是：“你这张嘴，早晚让人缝上。”
我嘿嘿一笑，又递了一张饼过去。
当天晚上收摊的时候，吴老汉破天荒地多给了我十文钱。我问他为啥，他蹲在地上数铜板，头也不抬地说了一句话。
我听懂了。他说的是：“骂得好。”
就这样，我在大唐摆了一个月饼摊，骂跑了三个抢生意的，气哭了两个找茬的，还跟西市一个卖酪浆的胡商学会了用波斯语说“你好”和“滚”。
周准说我再这么下去，长安县衙的牢房迟早给我留一间单间。
我说没事，到时候你来看我，我给你带饼。
他翻了个白眼，把横刀往肩上一扛，走了。
我蹲在空了的炉子前面，数着今天赚的铜板，盘算着明天要不要试试在饼上撒点从胡商那儿顺来的胡椒——那玩意儿在唐朝贵得要死，撒一张饼得涨五文，但我觉得西市那帮有钱人肯定愿意掏这个钱。
胡椒胡饼。名字我都想好了。
就叫“野哥秘制胡椒焦饼”。
这名字放在大唐，应该挺有爆款潜质的。
胡椒胡饼这事，我琢磨了三天。
胡椒在唐朝叫“味履支”，或者干脆叫“胡椒”，西市胡商手里有货，但量不大，价格飘忽。我找那个卖酪浆的胡商打听了一下，他叫安萨，粟特人，在大唐待了十几年，汉话说得比我利索。他告诉我，胡椒从波斯那边运过来，走丝绸之路，路上损耗大，到长安能卖到一斤两贯钱。
两贯钱，折成人民币大概八千块。一斤胡椒八千块，撒一张饼上那点量，成本大概三四文。加上原本的饼钱三文，一张胡椒胡饼得卖七八文才回本。
吴老汉听了直摇头：“贵。没人买。”
我说你等着。
我找安萨赊了二两胡椒，磨成细粉，装在个小陶罐里。第二天出摊的时候，我特意留了二十张饼不撒芝麻，改撒胡椒，上面还刷了一层薄薄的酪浆——酪浆就是酸奶，安萨那儿管够，赊账。烤出来之后，饼面金黄，胡椒的辛香混着酪浆的酸香，往那一摆，味儿就往人鼻子里钻。
第一张饼卖给了一个在坊门口等活的脚夫。这哥们儿天天来买饼，跟我混了个脸熟。我把胡椒饼递过去，说：“新货，尝个鲜，不好吃不要钱。”
他咬了一口，嚼了两下，眼睛猛地睁大了。
“再给一张！”他把手里那张三两口塞完，又递了三文钱过来。
我说：“这个贵，八文。”
他犹豫了一下，又掏了五文。
第二天他带了三个同伴来，每人买了俩。
消息传得飞快。不到五天，我那个小摊前面开始排队了。吴老汉负责收钱，忙得手抽筋，嘴上骂骂咧咧，但嘴角压不住。安萨那边酪浆的供应量翻了三倍，他看我的眼神从“那个穷鬼”变成了“那棵摇钱树”。
胡椒胡饼火了。
火到什么程度呢？西市那边有几个当铺掌柜的，专门派伙计跑过来买，一次买二十张，用油纸包了拎回去给东家。还有个穿绸衫的老头，看着像退休老干部，连着来了三天，每天蹲在摊子旁边吃，吃完抹嘴就走，第三天终于开口问我：“你这饼，能订一百张不？我孙子满月。”
我说能，但要交定金。老头掏出一把铜钱拍在案板上，吴老汉数了数，眼珠子差点瞪出来。
那天收摊之后，吴老汉蹲在地上数钱，数了三遍，抬起头看我，表情像是看一个从天上掉下来的财神爷。他张了几次嘴，最后说了一句话，我听懂了。
他说：“你，有本事。”
我蹲下来帮他一起数，说：“吴翁，我有个想法。”
吴老汉眼皮一跳。
我说：“咱们开个铺子。”
吴老汉把铜钱往怀里一拢，警惕地看着我。
我比划着解释：现在这个摊子太小，炉子一次只能贴二十张，多了就烤不过来。要是盘个铺面，前面卖饼，后面支两个炉子，再雇个人打下手，一天能出四五百张。西市那帮有钱人早上买了饼，中午还想吃，但咱们摊子只在早上出，中午他们买不着。要是铺子开在西市边上，全天供应，光那帮掌柜的就能吃掉一百张。
吴老汉听完，沉默了很长时间。他蹲在地上拿树枝画了半天圈圈，最后问了一句：“钱，谁出？”
我说我出。我手里攒了半匹绢加三百多文铜钱，盘个小铺面应该够。
吴老汉又沉默了。过了半天，他拿树枝在地上写了两个字，我不认识。他指了指字，又指了指自己。
我猜意思是：铺子写他名。
我点头。唐朝经商得有“市籍”，我黑户刚转正，手续麻烦。吴老汉是本地人，铺子挂他名，省事。
但我加了一句：“赚的钱，四六分。你四我六。”
吴老汉瞪我：“五五。”
我说：“四六。我出钱，我出点子，我吆喝。你出铺面名头，你教的手艺。四六。”
吴老汉拿擀面杖敲了我脑袋一下，骂了一句我听不懂的话，然后伸出手：“成交。”
铺子盘下来了。西市东门往里走三十步，一间两丈见方的小门脸，原来是个卖草鞋的，生意不好要转租。我交了三个月租金加押金，又花了两天工夫收拾。吴老汉找了两个泥瓦匠把后墙的灶台重新砌了，我画了个图——两个炉口并排，中间隔一道矮墙，左边烤芝麻饼，右边烤胡椒饼，灶台前面留个台面放案板，一个人和面一个人贴饼，流水线作业。
开张那天我特意换了身新衣裳——一件半旧的青色圆领袍，吴老汉从箱底翻出来给我的，穿上跟个矮胖账房似的。吴老汉还找了块木板，让我写铺名。我歪歪扭扭写了五个字：
“吴记胡饼铺。”
吴老汉嫌我字丑，拿刀刮了，自己重新写了一遍。他字比我好看不到哪儿去，但至少笔画没错。
开张头三天，生意好得离谱。胡椒胡饼一天能卖两百多张，芝麻胡饼一百多张，加上安萨那边搭着卖的酪浆，流水一天将近三贯钱。扣掉成本，净赚一贯多。吴老汉每天晚上数完钱，都要拿手指头戳着铜板挨个摸一遍，跟摸自家孩子脑袋似的。
第四天，麻烦来了。
西市有个管“市籍”的胥吏，姓郭，四十来岁，瘦长脸，留两撇鼠须，专门负责收市税、查牌照。这人来了铺子门口，背着手转了一圈，拿脚尖踢了踢门口的幌子，阴阳怪气地说了句话。
吴老汉赔着笑迎上去，从柜台底下摸出十几文钱塞过去。郭胥吏捏了捏钱，没走，又说了句话，朝铺子里面努了努嘴。
吴老汉的脸僵了。
我凑过去问咋回事。吴老汉压低声音说：“他要干股。每月一成。”
我差点笑出声。唐朝胥吏索贿，要的还是干股，这套路我熟——我在短视频公司的时候，运营经理跟达人谈分成，开场白就是这个味儿。
但笑归笑，这事得处理。郭胥吏卡着市籍，他说你铺子不合规，你就得关门整顿。周准是县衙的差役，管的是坊内治安，西市归市令管，他插不上手。
我想了想，走上前，冲郭胥吏拱了拱手，说了句：“郎君辛苦。”
郭胥吏斜了我一眼。
我接着说：“铺子新开，事多，还没来得及去拜码头。过两天，我亲自登门，送两筐饼过去，给郎君尝尝鲜。”
郭胥吏的脸色缓了缓，但嘴上还在端着，说了句什么。我没全懂，但听出了“日后再说”的意思。他背着手走了，临走又踢了一脚幌子。
吴老汉急得直跺脚：“给他？凭啥！”
我说：“不给。拖。”
吴老汉瞪我。
我解释：这种人，你给他一成，他下个月要两成，明年要一半。你永远喂不饱。对付这种人，不能硬顶也不能软给，得找个能压住他的人来打个招呼。
吴老汉问：“谁？”
我朝县衙方向努了努嘴：“周准。”
当天晚上我拎了二十张胡椒饼去找周准。他正在县衙后头练刀，看见我手里的油纸包，把刀往地上一插，接过去拆开就吃。
我蹲在旁边，把事情说了。周准嚼着饼，听完之后斜了我一眼，说了句话，大意是：你惹事的本事跟赚钱的本事一样大。
我说这不叫惹事，这叫合理维权。
周准把最后一口饼咽下去，拍了拍手上的芝麻，说了一句话。这次我听懂了。
他说：“明天，我去西市找市令。你，别说话。”
第二天周准果然去了西市。他穿着差役的袍子，腰里别着横刀，往郭胥吏的桌前一站，笑眯眯地说了几句话。我在门口等着，没进去。过了大概一炷香的工夫，周准出来了，郭胥吏跟在后面，满脸堆笑，冲我拱了拱手，嘴里的词儿我没全听懂，但大意是“误会误会，以后多关照”。
我回了个拱手礼，说了句：“好说。”
郭胥吏走了之后，周准拿刀鞘敲了我腿弯一下：“满意了？”
我递上一张刚出炉的胡椒饼：“趁热。”
他接过去咬了一口，含含糊糊地说：“下回这种事，自己想办法。我不是你家护院。”
我说：“你是我大唐唯一的熟人。”
周准翻了个白眼，走了。走出几步又回头，补了一句：“饼，明天再送二十张过来。我上司爱吃。”
铺子稳住了。吴老汉每天在柜台后面数钱，我在后面烤饼，又招了个半大孩子打下手，叫阿旺，十三岁，瘦得跟竹竿似的，但手脚麻利，学东西快。我教他撒胡椒、刷酪浆、看火候，他学了两天就能独立操作右边那个炉子。吴老汉教他和面揉面，骂得比我当初还狠，阿旺被骂得缩脖子，但手里的活儿没停过。
我蹲在炉子前面翻饼，翻着翻着，脑子里冒出一个新念头。
胡椒胡饼已经火了，但品种太单一。芝麻的、胡椒的、刷酪浆的，翻来覆去就这三样。西市那帮有钱人吃腻了怎么办？得开发新品。
我找安萨聊了一下午。安萨的铺子里不光卖酪浆，还有从波斯运来的各种香料和干果。他一样一样拿给我看：葡萄干、杏仁、核桃仁、芝麻、胡麻、安息茴香、还有一罐子不知道什么东西，闻着像孜然，但比孜然冲。
安萨管那玩意儿叫“枯茗”，波斯语音译。
我抓了一小撮撒在饼上试烤了一炉，咬了一口，愣了三秒钟。
这他妈不就是孜然吗？
我又试了葡萄干加核桃仁的甜口饼，烤出来之后饼面焦黄，掰开之后葡萄干鼓胀流汁，核桃仁酥脆喷香。我自己吃了俩，又给吴老汉塞了一个。吴老汉嚼了两下，老花眼都亮了。
“这个，”他指着甜饼，“贵。”
我说：“那必须贵。放西市门口卖，一张十五文。”
吴老汉掰着手指头算了算成本，葡萄干和核桃仁贵，一张饼光料钱就七八文，但卖十五文也有人买——西市那帮人吃个新鲜也愿意掏钱。
当天晚上我把新饼拿给周准尝。他吃了一甜一咸，沉默了一会儿，说了句：“你要发。”
我说借你吉言。
周准又补了一句：“发之前先把税交了。郭胥吏那边我压得住一次，压不住第二次。”
我点头如捣蒜。第二天主动去西市税署报了新品，按规矩交了市税。郭胥吏看见我主动上门，愣了一下，然后笑得跟朵菊花似的，连说了几个“好”字。我递上一包甜饼，他推辞了两下就收下了，当场撕开咬了一口，含含糊糊地说了句“日后常来”。
从税署出来，我站在西市东门口，看着来来往往的商贩和驴车，掰着手指头算账。
芝麻饼三文，胡椒饼八文，甜饼十五文，酪浆两文一碗。一天卖四百张饼，平均下来一张赚五文，一天净利两贯。一个月六贯，一年七十二贯，折成人民币大概二十九万。
我蹲在唐朝的长安城里，算出这个数的时候，差点笑出声。
然后我就听见身后有人喊了一嗓子。
回头一看，是吴老汉，站在铺子门口朝我招手，嘴里喊着什么。我没全听清，但听懂了最后一句。
他说：“饼糊了！快来！”
我拔腿往回跑。
这就是大唐。你刚觉得自己行了，炉子就糊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