社区活动室的白花是我自己扎的。遗像是我去年办健康证时拍的，头发没梳好，右边翘起来一撮。台下坐了二十个人，大部分是我写过悼词的家属。我站在横幅底下，手里拿着一张进货单。
三天前，我女儿花五百块，让我写这篇悼词。
她坐在第一排，左手腕上有一块月牙形的疤。
一
她进门的时候，我正在给一个死人写悼词。
死者姓马，七十二，退休公交司机，开了三十八年三路车。家属说他没什么爱好，就爱擦车。我写：“马师傅这辈子，把三路车擦得比自家玻璃亮。”
他儿子说太短。我说，短了才记得住。
他儿子叫马强，四十五，开出租，身上一股风油精味。他坐在柜台对面的小马扎上，两只手夹在膝盖中间，看我写字。我写一句，他点一下头。
“我爸最后一次擦车，是死在车队休息室那天。”他说，“手里还攥着抹布。队长说，他擦完最后一趟，把抹布洗了，搭在车头上。”
“抹布什么颜色？”
“白的。洗得发灰了。”
我把这句加进去。马强看了，眼圈红了，从兜里掏出一沓钱，抽了五张。
“三百。”我说。
“加急。”
“加急加两百。你给多了。”
我退他两张。他把钱推回来，我又推回去。最后他拿了那两百，塞进上衣口袋，说：“周叔，你这人，做生意做不大。”
“做大了，死人住不下。”
他笑了一下，走了。走到门口，又回头：“出殡那天，你来不来？”
“来。”
“你别哭。”
“我不哭。哭了我写不好。”
他走了。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
我把马师傅的悼词誊到殡仪馆的便笺上。我的字不好看，横不平竖不直，但家属说，我写的字像人说的，不像念的。
她站在柜台前面，等我写完，才开口：“写悼词多少钱？”
“看人。死人三百，活人五百。”
“写活的。”
“谁？”
“你。”
我抬头。她三十岁，穿一件灰羽绒服，拉链坏了一半，用别针别着。手里拎着两杯奶茶，一杯已经喝了，吸管咬得扁扁的。
她把一张表推过来。表头印着“生前告别式委托单”，客户姓名一栏，写着“周德顺”。
那是我的名字。
“我还没死。”我说。
“知道。”她说，“死了就听不见了。”
我把表拿起来看。时间：三天后，下午两点。地点：幸福里社区活动室。参加人数：二十人。费用：五百，定金两百。
“谁办的？”
“我。”她从包里掏出一张名片，“南京安宁社工服务中心，陈知秋。”
“南京的，跑江城来办我？”
“项目试点。免费给十个老人办生前告别式，你是第六个。”
“我没报名。”
“我替你报了。”她把奶茶放在柜台上，“你写别人写了二十年，轮到自己，不会写不出来吧？”
我看着她。她也在看我，眼睛不躲。她的左手腕从袖口里露出来一截，内侧有一块疤，月牙形，颜色比周围的皮肤浅。
我把表折好，塞进上衣口袋。
“定金呢？”
她数了两张一百的，压在算盘底下。
“三天后见。”她走到门口，又回头，“周叔，别糊弄。你糊弄死人可以，活人听得见。”
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她走了。
我坐在柜台后面，把那张表又看了一遍。客户姓名：周德顺。年龄：六十。职业：寿衣店老板、悼词代写。
我拿起笔，在“客户签字”那一栏写了我的名字。写完，习惯性地把“周德顺”三个字写在左手心上。
我写悼词有个毛病，写到谁，就把谁的名字写在手上。写完一篇，洗一次手。今天这篇，不知道要写几天。
二
傍晚，老赵来了。
老赵六十八，退休前在殡仪馆开灵车，开了三十年。他老婆前年走了，现在一个人住，每天下午来我这儿坐一会儿，蹭茶，蹭烟，蹭电视。
他拎了半瓶白酒，一袋猪头肉，往柜台上一放。
“听说你接了个活，给自己写悼词？”
“你消息倒快。”
“社区主任跟我说的。”他撕开猪头肉，捏了一块，“她说你姑娘回来了。”
“不是姑娘。客户。”
“客户姓陈，南京来的，三十，左手腕上有块疤。”他嚼着肉，看着我，“你当我老糊涂了？”
我没说话。
“周苗回来，你认出来没有？”
“没有。”
“放屁。”
“第三天认出来的。”
老赵把酒倒进两个纸杯，推给我一杯。
“你打算怎么办？”
“把活干完。”
“干完呢？”
“干完就完了。”
他喝了一口酒，咂了咂嘴。
“你那个店，街道上贴通知了。殡仪馆东门这片，明年开春拆，建停车场。你这三间门面，在红线里头。”
“我知道。”
“你知道个屁。你天天关门写悼词，你看过通知？”
“看了。贴在我门上。”
“那你打算搬哪儿？”
“没想好。”
“你那个后屋，堆了二十年的东西，你搬得动？”
我没接话。后屋的门关着，上面挂着一把锁，锁眼都锈了。
老赵又喝了一口，压低声音。
“南山公墓的事，你姑娘找过你了吧？”
“找了。”
“迁坟的字，你签不签？”
“签。”
“你早该签。”他把纸杯放下，“陈桂兰死的时候，你都没去。”
“没人通知我。”
“你姑娘通知你了。她给你打过电话，你换了号。”
我看着他。
“你换号那年，她打到馆里，问我你的新号。我没给。”老赵说，“我以为你不想认。”
“我是不想认。”
“你是不敢。”
他把最后一块猪头肉塞进嘴里，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油。
“周德顺，你写悼词写得好，是因为你不敢看活人。你把死人写得明明白白，活人你一个都对付不了。”
他走了。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又弹回来，没关严。
我坐在柜台后面，把那张表又看了一遍。定金两百，压在算盘底下。
晚上我煮了挂面，卧了个鸡蛋。面吃到一半，我把表放在桌上，开始写。
我写悼词有三问：他爱吃什么。他最后一次笑是什么时候。他有没有没说完的话。
我问自己：我爱吃什么？
想不起来。
最后一次笑？
想不起来。
没说完的话？
有。但不知道从哪句开始。
我写了个开头：“周德顺，男，1966年10月生，江城人。职业，写悼词的。爱好，没有。主要成就，没有。”
写完，撕了。
我又写：“周德顺这辈子，给一千二百个人写过悼词。他记得马师傅爱擦车，记得张老师爱唱《空城计》，记得李阿姨包饺子要放虾皮。他不记得自己女儿爱吃什么。”
写完，也撕了。
我从床底下拖出一个铁盒。盒子上原来印着“大白兔奶糖”，是周苗小时候吃完的盒子，我拿来装东西。盒子里有四样：一只银镯子，一张便签，一部诺基亚，一个牛皮纸信封。
银镯子是林慧的。她走的那天，护士从她手上褪下来，交给我。镯子内侧刻着一个“慧”字，磨得快平了。
便签是医院护士写的，蓝圆珠笔，字很潦草：“12月3日，21:40，你女儿打了17个电话，说妈妈不行了，让你速来。”
诺基亚是那会儿用的。屏幕裂了一道，开不了机。我一直没扔。
牛皮纸信封是陈桂兰寄来的，邮戳是2018年3月。信没拆。我拿到信那天，在柜台后面坐了一晚上，没敢拆。后来就忘了。
我把信封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是陈桂兰的笔迹：“周德顺，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拆开看。”
我把信封放回去，盖上盒盖，塞回床底。
2006年12月3号，我在殡仪馆给一个车祸死的人整容。
那人是个姑娘，二十三，在开发区上班，下夜班过马路，被一辆拉钢筋的货车卷进去。半边脸没了。她妈跪在整容室门口，求我把她弄得像个人。
我补了三个小时。颧骨用石膏，脸颊用蜡，眼皮缝了七针。她妈进来认人的时候，看了半天，说：“这不是我姑娘。”
我说：“阿姨，是她。您看她耳朵，耳垂上有颗痣。”
她妈摸了摸耳垂，哭了。
我出来的时候，天亮了。手机放在更衣柜里，静音。等我打开，屏幕上有十七个未接来电，全是家里的座机。
我赶到医院，林慧已经进了太平间。护士说，她晚上九点四十走的。走之前一直醒着，问了几次“德顺呢”。
周苗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十岁，脚够不着地，手里攥着她妈的银镯子。她看见我，没哭，说：“爸，妈等你一晚上。”
我岳母从病房里出来，扇了我一巴掌。她没骂我，只说了一句：“你走吧。”
我把周苗的手掰开，把镯子拿出来，说：“爸去给你妈办手续。”
那是我跟她说的最后一句话。
后来岳母把她带走了。我没去争。我想，跟着我，她能过什么日子。寿衣店，殡仪馆，死人。她外婆是小学老师，能教她念书，能给她做饭，能让她离我远一点。
我每个月十五号往一个存折里存三百。存了三年，存折被退回来，上面贴着一张纸条：“不用。”
我去过南京两次。第一次，她们搬家了。第二次，我在她学校门口等到天黑，看见她背着书包出来，长高了一头，跟同学有说有笑。我没敢叫她。
再后来，我就不去了。
我把铁盒盖上，塞回床底。面已经坨了，我加了口热水，吃完，洗碗，关灯。
躺在床上，我想，这篇悼词我写不了。明天去把定金退了。
三
第二天她没来。第三天上午，她来了，带了两个包子，一杯豆浆。
“猪肉大葱的。”她把包子放在柜台上，“豆浆没加糖。你胃不好，少吃糖。”
“你怎么知道？”
“你柜台上有胃药。三九胃泰，吃了一半。”
我把包子吃了。她又从包里掏出一个本子，翻开。
“我问几个问题，你照实说。说不了就跳过。”
“你问。”
“你最怕什么？”
“怕死。”
“怕怎么死？”
“怕死在店里，没人知道。等发现的时候，臭了。”
她低头写，笔尖在纸上划得很快。
“你最想见谁？”
“没有。”
“你女儿呢？”
“跟没有一样。”
她停了一下。
“她叫什么？”
“周苗。”
“哪个苗？”
“禾苗的苗。”
她写得很慢，一笔一画。写完了，又问：“她小时候，喜欢吃什么？”
我想了半天。
“她什么都吃。”
“你写别人的时候，连人家饺子放不放香菜都记得。”
“那是工作。”
“她是你女儿。”
“我记性不好。”
她合上本子，看着我。她的眼睛像林慧，眼尾往上挑，看人的时候像在审。
“周叔，你女儿为什么跟外婆走？”
“我岳母嫌我晦气。”
“你自己呢？”
“我也嫌。”
她没再问。她把本子放进包里，站起来，走到门口，又回头。
“你手腕上的疤，怎么弄的？”我问。
“小时候碰倒暖水瓶。”
“几岁？”
“三岁。”
“哪只手？”
“左手。”
我把手里的笔放下。笔滚到地上，她弯腰捡起来，放在柜台上。
“你妈叫什么？”我问。
“林慧。”
“哪个慧？”
“智慧的慧。”
我看着她。她也看着我。店里很静，冰柜的压缩机响了一下，又停了。
“周叔，”她说，“你没事吧？”
“没事。”我说，“手滑。”
她把奶茶的空杯扔进垃圾桶，走了。门上的铃铛响了一声。
我坐在柜台后面，把左手摊开。手心上还写着“周德顺”三个字，被汗洇花了。
我跟在她后面，隔了半条街。她上了一辆白色 Polo，车屁股上贴着一张“新手上路”。我打了辆三轮，跟到南山公墓。
她在一座碑前停下，蹲下去，把一束菊花放在碑座上，又拿纸巾擦碑上的灰。我躲在松树后面，看见碑上刻着：“爱妻林慧之墓”。落款：“夫周德顺，女周苗”。2006年12月。
碑座很干净，没有杂草。有人常年打理。
她蹲了半个小时，站起来，拍了拍膝盖上的土，走了。
我从树后面出来，走到碑前。菊花是新的，花瓣上还有水。碑座上放着一小袋大白兔奶糖，拆了封，少了两颗。
我蹲下去，把糖拿起来，又放回去。
旁边的碑是陈桂兰的。照片上，她戴着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碑上刻着“慈母陈桂兰之墓”，落款只有“女周苗”。2019年。
碑前也有一束菊花，比林慧那束小。
我站了一会儿，没敢过去。
回到家，我把铁盒拖出来，把那张便签摊平。便签上写着“17个电话”。我数了数，二十年前的事，我一次都没跟人说过。
那天晚上，我写了一篇悼词。不是给我自己的。是给林慧的。
“林慧，女，1970年生，2006年12月3日卒。她等了一个人一晚上。那个人来了，来晚了。”
写完，我把它放进铁盒，跟银镯子放在一起。
信封还在盒子角落里，背面那行字朝上。我看了很久，还是没拆。
有些信，拆了就回不去了。
四
第二天上午，我去了南山公墓。
公墓在城西，坐 17 路到底，再走二十分钟。门口新立了一块牌子：生态葬区改造，老墓迁移登记处。
登记处在原来卖墓碑的那间平房里。一个四十多岁的女人坐在电脑后面，问我墓位号。
“A 区 3 排 17 号。”
她敲了几下键盘，抬头看我。
“林慧，2006 年 12 月下葬。配偶周德顺，女周苗。对吧？”
“对。”
“迁移同意书带了吗？”
“带了。”
我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纸。她看了一眼，指着配偶签字栏：“签这儿。身份证带了吗？”
我把身份证递过去。她对照了一下，把纸收进文件夹。
“补偿标准两种。一种是免费进生态葬区，卧碑，集体安葬。一种是补差价，买单独的花坛葬。最便宜的补八千。”
“有什么区别？”
“生态葬区不给烧纸，不让立碑。花坛葬可以刻名字，一小块。”
“她怕冷。”
女人抬头看了我一眼。
“那就花坛葬。八千，含二十年管理费。”
“行。”
我签了字，刷了卡。她把一张收据递给我。
“迁移时间定在十二月十号。家属到场，骨灰盒自己抱过去。你们家谁来？”
“我来。”
“女儿呢？”
“她忙。”
女人没再问。她把收据和一张路线图推过来。
“A 区 3 排 17 号，往西走，过那个亭子。你认得吧？”
“认得。”
我走出登记处，没往西走。我往东，走到陈桂兰的墓前。
碑上的照片是她六十岁拍的，戴眼镜，头发梳得整整齐齐。碑前那束菊花已经蔫了，花瓣卷起来，像晒干的烟叶。
我蹲下去，把枯花收了，扔进垃圾桶。然后从口袋里掏出一包烟，点了一根，放在碑前。
“陈老师。”我说，“我来晚了。”
风把烟吹得很快，一根烟，烧了不到两分钟。
“周苗回来了。”我说，“她改姓陈了。随你。”
“她挺好。比我强。”
“你放心吧。”
我说完，站起来，拍了拍膝盖。碑座底下压着一块石头，石头下面有个塑料袋，袋子里是一封信，已经受潮，字迹模糊。
我把信抽出来。信封上写着“周德顺亲启”，是陈桂兰的字。
这封信，和我铁盒里那封，不是同一封。这封没寄出去。
我把信揣进怀里，没当场拆。
回到家，我坐在柜台后面，把两封信都放在桌上。一封是 2018 年寄到店里的，一封是压在碑底下的。我先拆了碑底下那封。
信纸是学生的作文本纸，格子很大。陈桂兰的字一笔一画，像在黑板上写板书。
“德顺：
你看到这封信的时候，我大概已经不在了。
我这辈子做过两件错事。第一件，是当年把苗苗带走。第二件，是告诉她，你不要她了。
第一件事，我不后悔。你那时候的样子，我怕。你整天跟死人打交道，身上一股福尔马林味。苗苗跟着你，连顿热饭都吃不上。我是老师，我知道孩子要什么。
第二件事，我后悔。
苗苗十五岁那年，在你学校门口看见你了。她回来问我，那个穿黑夹克的人是不是她爸。我说不是，是个问路的。她没再问。那天晚上，她躲在被子里哭，我听见了。
她十八岁改姓，我不同意。她绝食三天，我让了。她说，周家的姓，她不配。我问她谁说的，她说，没人说，她自己想的。
她大学填志愿，全填了南京。我以为她舍不得我。后来她跟我说，她怕你来找她，找不到。
德顺，你寄的钱，我一分没花。我每个月添两百，存着。她上大学那年，我把存折给了她，说是你寄的。她不信。她说，他要是给钱，怎么不来看我。
我没告诉她，你来看过。你来的那两次，我都看见了。第一次，你站在巷口，抽了半包烟。第二次，你在学校门口，站到天黑。我没让苗苗出去。
我怕她跟你走。
我老了，身边就剩她一个。
这封信，我写了三年。每年写一封，烧一封。今年这封，我没烧。我放在碑底下，等你自己来拿。
你要是还有点良心，就去找她。别说是我的意思。你就说，你路过。
陈桂兰
2019 年 3 月”
我看完，把信纸折好，放回信封。
柜台上的钟走到十二点，又走到一点。我没动。
我给老赵打了个电话。
“老赵，陈桂兰的墓，谁买的？”
“她闺女买的。双穴，本来打算自己以后也埋那儿。”
“双穴？”
“嗯。一边是林慧，一边空着。她死后，周苗把她埋在那空穴里了。她说，她妈生前没跟女儿过够，死后想挨着。”
“那现在迁坟，两个都迁？”
“迁一个。周苗只迁林慧。陈桂兰的墓，她不动。”
我握着电话，没说话。
“德顺，”老赵说，“你别怪孩子。她一个人办的丧事，一个人守的灵。你在哪儿？”
“我在店里。”
“你在店里写悼词。”
我把电话挂了。
五
挂了电话，我在店里坐了一夜。第二天上午，我去了江城纺织厂。
厂子在城北，停产快二十年了。红砖墙还在，烟囱还在，烟囱上“安全生产”四个字掉了两个，只剩“安”和“生”。大门改成了文创园，门口立着一块牌子：红坊 1978。
我在门口转了两圈，看见报刊亭里坐着一个老太太，六十八九，戴套袖，正在给一盆绿萝浇水。
“刘姐？”
她抬头。
“你是？”
“我是林慧的男人，周德顺。”
她把喷壶放下，看了我半天。
“林慧的男人。”她重复了一遍，“你还知道来。”
“我来问问她以前的事。”
“以前的事，你不知道？”
“不知道。”
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从报刊亭后面搬出一个马扎。
“坐。”
我坐下。她给我倒了杯水，搪瓷缸，缸底印着“先进工作者”。
“林慧在细纱车间，乙班，挡车工。手快，脾气慢。别人跟她换班，她从来不说不。”刘姐说，“她结婚那年，我去的。你穿一件蓝中山装，紧张得把酒洒在我鞋上。”
“我不记得了。”
“你当然不记得。你那时候眼里只有她。”
她顿了顿。
“她什么时候开始病的？”
“2005 年。查出来的时候，已经晚了。”
“她没跟我说。”
“她跟谁都没说。”刘姐说，“她跟我借了五千，跟张姐借了三千，跟小周借了两千。都写了借条。”
“我不知道。”
“她不让告诉你。她说你给死人整容，手紧，还要供孩子念书。”
“她借的钱，还了吗？”
“还了。”刘姐说，“她透析那两年，下了班去给人织毛衣，一件十五块。她手快，一晚上能织一件。还到 2006 年秋天，还差我两千。”
“剩下的我还。”
“不用你还。”刘姐说，“她最后来厂里，给我们每人带了一双她织的手套。她说，刘姐，我可能不来了。我说，你瞎说什么。她说，我自己的身子，我知道。”
刘姐从报刊亭底下拿出一个铝饭盒，盒盖上印着“先进工作者”，盒底用钉子刻着“林慧”两个字。
“这是她的。她落在车间，我一直留着。”
我接过饭盒，打开。里面有一张借条，五千，2005 年 3 月，林慧的签名。还有一张工资条，2006 年 10 月，实发八百六。还有一张照片，林慧和刘姐站在细纱车间，1998 年，两个人穿一样的蓝工作服，笑得露出一口白牙。
“她那时候多好看。”刘姐说。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有一行字，林慧写的：“德顺，苗苗，1998 年秋。”
“刘姐，”我说，“她最后那两年，跟你说过什么？”
“她说，她不怕死。她就怕苗苗跟着你，没人给她做饭。”
我没说话。
“她还说，你这个人，心重，什么都往自己身上揽。她让我别怪你。”
“你怪我吗？”
“怪。”刘姐说，“她不让你知道，是怕你难受。可你不该不知道。”
她又说，林慧上夜班，凌晨两点回家，怕吵醒我，在楼道里脱鞋，光脚上楼。她手粗，冬天裂口子，晚上涂凡士林，戴线手套睡觉。她爱吃厂门口的糖糕，五毛一个，舍不得买，发了工资才买两个，一个给周苗，一个掰一半给我。
我听着，像听别人的事。
“刘姐，那些工友，还在吗？”
“张姐走了，去年。小周跟着儿子去了深圳。王师傅还在，住家属院，瘫了。”她从抽屉里翻出一个电话本，撕了一页，写了几个人名和电话，“你要还钱，就找他们。不还也行，都这么多年了。”
我把那页纸折好，放进上衣口袋。
“刘姐，我去看看车间。”
“拆了。改成咖啡馆了。”
我走进文创园。原来的细纱车间，现在是一家咖啡馆，门口摆着几把露营椅。我进去，点了一杯美式，二十八块。
咖啡端上来，我没喝。
我坐在窗边，看着墙上挂的老照片。有一张是 1998 年全车间的合影，林慧站在第二排，刘姐站在她旁边。照片下面有一行字：“红坊 1978，我们的青春。”
我把咖啡留在桌上，走了。
从纺织厂出来，我直接去了高铁站。
六
我没告诉周苗。我买了张站票，两个半小时，站在车厢连接处，看着窗外的田从黄变绿，又从绿变黄。
她住在秦淮区，评事街后面的一片老小区。六层楼，没电梯，楼道里堆着腌菜坛子和旧沙发。我爬到五楼，敲门。
开门的是个老太太，七十二，头发烫过，穿一件紫红色棉袄。
“找谁？”
“陈桂兰家。”
“陈老师走了好几年了。”她上下打量我，“你是？”
“我是周苗的，远房亲戚。”
“远房亲戚？”她眯起眼睛，“你是周德顺吧。”
我愣了一下。
“进来吧。”她把门让开，“我等你十几年了。”
她姓孙，是陈桂兰的同事，教数学的，在这栋楼住了四十年。陈桂兰走后，房子没卖，周苗每个月给她三百块，让她帮忙看着。
屋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很干净。客厅的墙上挂着陈桂兰的遗像，旁边是周苗的大学毕业照。照片上，她穿着学士服，笑得很开，露出一颗小虎牙。
“那是她二十三岁。”孙阿姨给我倒了杯茶，“她妈走的时候，她才这么高。”她比了比腰。
“孙阿姨，我想问问苗苗小时候的事。”
“你想问哪段？”
“都行。”
她坐在沙发上，把老花镜摘下来，擦了擦。
“苗苗刚来那会儿，天天哭。陈老师上课，把她放在教室最后一排，给她一本小人书。她不看，就盯着窗户。我问她看什么，她说，看我爸来不来。”
“陈老师跟她说，你爸出远门了。后来改口，说你爸不要她了。再后来，不说了。”
“她几岁开始不等的？”
“八岁？九岁？记不清了。有一年冬天，她发烧，陈老师背她去医院。她烧得说胡话，喊爸。陈老师站在走廊里哭，我从来没见她哭过。”
孙阿姨从茶几下拿出一个铁皮盒子，打开，里面是一沓存折和几张照片。
“这是你寄的钱。”她把存折递给我，“陈老师一分没动。她每个月往里添两百。苗苗上大学那年，连本带利，十万零八千。陈老师跟苗苗说，是你寄的。苗苗不信。”
“她为什么不信？”
“因为你没来。”孙阿姨看着我，“钱能寄，人不能来？她那时候十八，什么都懂了。”
我翻开存折。第一笔是 2006 年 12 月，三百。最后一笔是 2014 年 8 月，两百。中间每一笔都写着“转存”。
“陈老师临走前，跟我说，她这辈子最对不起的人是你。”孙阿姨说，“我说你对不起她。她说，两回事。”
“苗苗呢？她恨我吗？”
“恨。”孙阿姨说得很干脆，“但她更恨她自己。”
“恨自己什么？”
“恨自己还记得你。”
孙阿姨站起来，推开朝北那间小屋的门。
“这是苗苗的房间。她走以后，陈老师一直没动。”
屋子很小，一张单人床，一个书桌，一个衣柜。书桌上铺着玻璃板，玻璃板底下压着奖状、课程表、一张撕了一半的照片。照片上是我，三十多岁，抱着三岁的周苗，站在动物园门口。我的脸被撕掉了，只剩一只手和她的半张脸。
窗台上放着一只红皮鞋。二十四码，皮面裂了，鞋头磨白。
“这鞋，”孙阿姨说，“是你买的。陈老师扔了四双，第五双没扔。苗苗十岁生日，陈老师把鞋给她，说是你买的。她穿了三年，穿不下了，也没扔。”
“她恨我，还留我的鞋？”
“她恨的是你不要她。鞋是你买的，她分得清。”
我在那张小床上坐了一会儿。床板很硬，铺着一条洗得发白的床单。枕头底下压着一个本子，封面上写着“周苗”两个字。
我没翻开。
“孙阿姨，她什么时候回来？”
“她不回来。她忙。每个月打一次电话，过年回来住两天。”
“她结婚，你去了吗？”
“请了。我没去。腿不好，爬不动楼。”
她笑了笑，露出两颗金牙。
“你去吧。”她说，“她嘴上说不请你，心里等你。”
我没说话。
临走的时候，孙阿姨把存折塞给我。
“你拿着。她的钱，你给她。”
“她不会要。”
“要不要是她的事。给不给是你的事。”
我把存折揣进怀里，下了楼。
走到小区门口，我回头看了一眼。五楼的窗户开着，窗台上那只红皮鞋，在太阳底下，红得发暗。
我没去高铁站。我打了个车，去了新街口。
安宁社工服务中心在中山南路一栋老办公楼的三楼，门口连个招牌都没有，只在墙上贴了一张 A4 纸，打印着“安宁社工 3F”。
开门的是个小姑娘，二十五六，扎马尾，手里端着一碗泡面。
“找谁？”
“陈知秋。”
“知秋姐出去了。你是？”
“我是她客户。”
“客户？”她把我让进去，“那你等会儿。她去鼓楼医院了，有个老人今天不行了。”
办公室不大，三张桌子，一台打印机，墙上贴着一张“生前告别式流程”。靠窗的墙上有一块软木板，钉着十张委托单，每张上面贴着一张照片。
我走过去看。第一张是个老太太，八十四，肺癌，想穿红衣服走。第二张是个老头，七十九，帕金森，想听儿子叫一声爸。第三张是个坐轮椅的女人，五十六，渐冻症，想离婚。第六张是我。
我的委托单上贴着一张照片，是健康证那张，头发翘着一撮。旁边有一张黄色便利贴，写着：
“第六位，周德顺，60，寿衣店，丧偶，女儿失联20年。目标：让他说出那句话。”
我盯着“那句话”三个字，看了很久。
“你知道那句话是什么吗？”我问。
小姑娘吸了一口面，摇摇头。
“知秋姐没说。她只说，这个案子她亲自跟。”
她叫小陶，来了两年。她说，知秋姐是中心最能扛的，一个人跟十个案子，白天跑医院，晚上写材料。
“她自己的事，从来不办。”小陶说，“去年她阑尾炎，做完手术第三天就来上班。”
“她家里人不管她？”
“她说她没有家里人。”
我愣了一下。
“她外婆走了以后，她就一个人。”
我走到她的桌子旁边。桌上有一个相框，里面是林慧的照片，三十岁，抱着周苗。相框旁边是一个白色的药瓶，瓶身上写着“盐酸舍曲林片”。药瓶后面是一个笔记本，翻开的那页写着：
“11月8日，14:00，幸福里社区活动室。流程：1. 开场 2. 周叔念悼词 3. 家属发言 4. 结案。备注：如果他念不下去，我就上去。”
我把笔记本合上。
“她什么时候回来？”
“说不准。那个老人可能今晚就走。”
“那我走了。”
“你不等她？”
“不等了。”
我从包里掏出便笺，写了一张条，压在她的键盘底下：
“我来了。周德顺。”
走到门口，我又回头。
“她吃抗焦虑的药，你知道吗？”
小陶愣了一下。
“知道。她吃了两年了。”
“一天几片？”
“她说一天一片。有时候两片。”
我没说话，下了楼。
我出了办公楼，没去高铁站。我打了个车，去了鼓楼医院。
安宁病房在住院部后面的一栋小楼里，门口种着两棵桂花树。我隔着玻璃看见她。她坐在床边，握着一个老太太的手，低头说话。老太太闭着眼，胸口起伏得很轻。床边站着一对中年男女，大概是儿女。
她说了很久。老太太忽然睁开眼，笑了一下。她也笑了。
我没进去。
我在走廊里站了十分钟，走了。
在回高铁站的路上，我想了一路“那句话”是什么。
是“对不起”？
是“爸”？
还是“我没不要你”？
我想了一路，没想出来。
七
从南京回来第三天，店里来了个年轻人。
他叫沈明，三十二，戴眼镜，穿一件深蓝羽绒服，手里拎着个果篮。他自我介绍，说是陈知秋的未婚夫，做结构工程的。
我给他倒了杯茶。他没喝，把果篮放在柜台上。
“周叔，我来，是想请你参加婚礼。”
“她说了，不请我。”
“她说的不算。”
我看着他。
“她晚上做噩梦。”沈明说，“梦见手机响，没人接。她吃了两年药，去年才停。”
“她跟你说的？”
“她不说。她做梦的时候喊。”
我把茶杯放下。
“她喊什么？”
“喊爸。”
店里很静。冰柜的压缩机响了一下，又停了。
“周叔，她不是恨你。”沈明说，“她是怕。怕你再不来。”
“我去了。她不认我。”
“她认了。她第一天就认了。她回来跟我说，那个老头，手背上有一块烫伤，是小时候给她煎药烫的。”
我看了看自己的手背。那块疤在右手，月牙形，是 1999 年冬天，周苗发烧，我给她煎中药，药罐子翻了。
“她记得？”
“她什么都记得。”沈明从口袋里掏出一张请柬，放在柜台上，“这是她写的。写了两遍。第一遍，把你的名字划了。第二遍，又写上了。”
请柬是红色的，烫金双喜。新郎沈明，新娘陈知秋。下面有一行小字：诚邀亲朋好友。
我的名字写在“父亲”那一栏。字迹很轻，像是怕人看见。
“她让我别告诉你。”沈明说，“我瞒着她来的。”
“你为什么帮她？”
“我爸妈离婚早。我爸二十年没来看我。我结婚，也没请他。”沈明推了推眼镜，“我不想她跟我一样。”
“你后悔吗？”
“后悔。”他说，“我去年去看了他。他中风了，不认识人。我站在床边，他问我，你是谁家的孩子。”
他站起来。
“周叔，婚礼十二月十六号。你来不来，你自己定。但你要是不来，她这辈子都不会再提你。”
他走了。请柬留在柜台上。
我拿起来，看了很久。我的名字写得很小，挤在“父亲”那一栏，像一个后来才加上去的人。
第二天，我给沈明打了个电话。
“你爸在哪个养老院？”
他愣了一下。
“你要去？”
“去看看。”
“周叔，他不认识人。”
“我知道。”
安康养老院在城北，原来是个疗养院，院子里种着两排水杉。沈明在门口等我，手里拎着一袋橘子。
“他爱吃橘子。”他说，“其实他现在吃不了，护工榨成汁喂他。”
沈国平住在三楼，三人间，靠窗。他坐在轮椅上，半边身子不能动，嘴角往下淌口水，脖子上围着一块毛巾。
“爸。”沈明叫了一声。
老头抬起头，看了他半天。
“你是谁家的孩子？”
“我是沈明。”
“沈明在南京念书。”老头说，“还没回来。”
沈明把橘子放在床头柜上，给他剥了一个，一瓣一瓣喂。老头吃了两瓣，不吃了。
“你儿子要结婚了。”我说。
老头看着我。
“沈明要结婚了。”我说，“十二月十六号。”
“沈明在南京念书。”他说。
“他回来了。”我说，“他就站在这儿。”
老头转过头，看了沈明一会儿。
“你长得像沈明。”他说。
沈明的眼圈红了。他蹲下去，握住老头的手。
“爸，我就是沈明。”
“沈明在南京念书。”老头又说了一遍。
护工进来喂药，我们退到走廊里。沈明靠在墙上，低着头。
“他记得你。”我说。
“他记得的是二十年前的我。”
“那也是你。”
沈明说，他八岁那年，他爸去深圳，说挣了钱就回来。第一年寄过两回钱，第二年寄过一回，第三年没信了。他妈改嫁，他跟着外婆长大。
“我结婚，本来不想请他。”沈明说，“后来想，他要是死了，我连恨的人都没有了。”
“你现在还有。”
“现在不想恨了。累。”
“周叔，我有时候想，他要是死了，我是不是就不欠他了。”
“你不欠他。”我说，“你欠你自己。”
“什么意思？”
“你恨了他二十年，恨得连婚礼都不请他。你现在来了，恨就断了。”
沈明没说话。
“我女儿十岁那年，她妈走。她坐在医院走廊里，脚够不着地，穿一双红皮鞋。”我说，“我到现在都记得那双鞋。”
“周叔，你那时候在哪儿？”
“我在给死人整容。”
他没再问。
“婚礼上，给他留个座。”我说。
“他不会来。”
“留个座，你自己知道就行。”
他点了点头。
回去的路上，他开着车，我坐在副驾。走到江边的时候，他忽然说：
“周叔，谢谢你。”
“谢我什么？”
“谢你没劝我原谅他。”
“原谅不原谅，是你的事。”我说，“但别学我。我连见都没见。”
八
离婚礼还有二十天，我决定把生前告别式办了。
周苗那边没消息。她没取消，也没确认。社区主任给我打电话，问还办不办。我说办。
我先去了马强家。
马强住在城东的安置小区，六楼，电梯坏了，我爬上去，歇了三回。他开门的时候，手里拿着锅铲。
“周叔？你怎么来了？”
“请你参加个活动。”
“什么活动？”
“我的生前告别式。”
他愣了半天，把我让进屋。
“你脑子坏了？”
“没坏。社区搞的试点。我给自己写悼词，找二十个人来听。”
“你自己给自己写？”
“嗯。”
“你写我爸写了三页。”马强把锅铲放下，“写自己写不出来？”
“写自己没素材。”
“你活了六十年，没素材？”
他从冰箱里拿了两瓶啤酒，起开，递给我一瓶。
“我爸走那天，我在跑车。乘客去高铁站，我拉到一半，车队打电话，说我爸不行了。我把乘客放在路边，掉头往回赶，闯了两个红灯。到的时候，人已经凉了。”
“你写我爸的悼词，写他爱擦车。你没写我。”他喝了一口酒，“我没赶上。”
“你赶上了。”我说，“你闯了两个红灯。”
“赶上了有什么用？他没看见。”
“他看见了。”我说，“人死的时候，最后走的是耳朵。”
马强看着我，眼圈红了。
“周叔，你这套词，骗了多少人？”
“不骗人。我送走了一千二百个。”
“那你自己呢？你死的时候，谁给你写？”
“我自己写。”
“写好了吗？”
“没有。”
“那你办什么告别式？”
“就是因为没写好，才要办。”
他笑了，把啤酒瓶跟我碰了一下。
“行。我去。我带两瓶酒。”
从马强家出来，我去了王阿姨家。
王阿姨七十八，张老师的遗孀。张老师走了五年，她一个人住，记性越来越差。我去的时候，她正在煮饺子，锅里水干了，饺子糊在锅底。
“王阿姨，火。”
她低头看了一眼，把火关了。
“德顺啊，你来得正好。老张的悼词，你写好了吗？”
“写好了。五年前就写好了。”
“那他什么时候回来？”
我没接话。她忘了张老师已经走了。
“王阿姨，后天下午，社区活动室，我办个活动。你来不来？”
“什么活动？”
“我给自己念悼词。”
“你死了？”
“没有。活着念。”
她想了想，说：“那我去。我带点瓜子。”
“好。”
从王阿姨家出来，天黑了。我在路边摊吃了一碗馄饨，然后去了李婷的医院。
李婷是李阿姨的女儿，三十八，心内科护士。她妈走的时候，我写的悼词。她看见我，把我拉到护士站，量了血压。
“一百六，一百一。”她把袖带解下来，“周叔，你吃药了吗？”
“吃了。”
“你骗我。你眼底有出血点，嘴唇发紫。你去挂个号，做个心电图。”
“后天有事。大后天来。”
“你有什么事比命重要？”
“给自己办葬礼。”
她看着我，像看一个疯子。
“周叔，你要是倒在店里，没人知道。”
“我知道。”
“你知道还不去医院？”
“我先把这事办完。”
她叹了口气，从抽屉里拿了一盒药，塞给我。
“一天两次，一次一片。你要是倒在活动室，我可不背你。”
“不用你背。老赵背。”
“老赵腰不好。”
“那他打 120。”
李婷被我气笑了。
“周叔，你这个人，写悼词写多了，把死当家常便饭了。”
“不是。”我说，“我是把活人当家常便饭了。”
从医院出来，我去了老赵家。
老赵住在殡仪馆后面的家属院，一楼，带个小院子。院子里种着一棵石榴树，树下摆着一张石桌，桌上放着一个骨灰盒，用红布盖着。
“秀兰，德顺来了。”老赵对着骨灰盒说。
我愣了一下。
“你把嫂子放院里？”
“屋里闷。她喜欢晒太阳。”
他搬了个马扎给我，自己坐在石凳上，给骨灰盒旁边的茶杯续了水。
“你给她写一篇。”他说。
“谁？”
“秀兰。”
“我写不了。”
“你给一千二百个人写过，写不了她？”
“我认识她。”
“你认识她才写得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照片，是秀兰的遗像，六十六岁，烫着卷发，笑得很开。
“她走那天，我在楼下下棋。她喊我，说心口疼。我听见了，我说，等这盘下完。”老赵把照片放在石桌上，“下完上楼，她躺在厨房地上，手里还攥着一把葱。”
我没说话。
“她走以后，我天天跟她说话。她不答应，我就当她听见了。”老赵说，“邻居说我疯了。我说，我疯不疯，关他们什么事。”
“你为什么不早让我写？”
“我怕你写得不好，她在下面骂我。”
“你什么时候怕过她？”
“一直怕。”他笑了一下，“她做的红烧肉，放冰糖，不放酱油。我吃了四十年，没吃够。”
我掏出便笺和笔，坐在石榴树下，写：
“秀兰，女，1958 年生，2024 年卒。她嫁给老赵四十年，给他做了四十年饭。她走那天，喊了老赵一声。老赵在楼下下棋，没上来。老赵现在上来了。”
写完，我念了一遍。老赵听着，没哭。
“太短。”他说。
“短了才记得住。”
“你再加一句。”
“加什么？”
“加一句，她做的红烧肉，我吃了四十年，没吃够。”
我把这句加上。老赵把便笺接过去，折好，塞进骨灰盒底下的红布里。
“行了。”他说，“明天我就把她埋了。”
“埋哪儿？”
“南山。跟林慧挨着。她俩生前说得来。”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老赵送我到门口。
“德顺，”他说，“你写别人的时候，什么都敢写。写自己的时候，一笔都下不去。”
“我知道。”
“你打算什么时候写自己的？”
“快了。”
九
告别式定在十一月八号，下午两点。
前一天晚上，我把后屋的门打开了。
后屋不到十平米，堆着二十年的东西。最上面一层是纸箱，纸箱上是灰，灰上是我这些年按的手印。我把纸箱一个一个搬下来，摞在店堂里。
第一个箱子，2006 年。里面是一双红皮鞋，二十四码，用报纸包着。报纸是 2006 年 12 月 4 日的《江城晚报》，头版是“我市首批经济适用房摇号”。
第二个箱子，2007 年。米老鼠书包，文具盒，一盒十二色的水彩笔。
第三个箱子，2008 年。粉色雨衣，雨靴，一把小黄伞。
第四个箱子，2009 年。发卡，蝴蝶结，一板十二个。
第五个箱子，2010 年。自行车。二十四寸，红色，凤凰牌。自行车太大，箱子装不下，我一直放在后屋的墙角，用塑料布盖着。轮胎是新的，我每年打一次气。
第六个箱子，2011 年。初中辅导资料，全套。我托人从省城买的。
第七个箱子，2012 年。白色羽绒服，一米五的尺码。我不知道她多高，估着买的。
第八个箱子，2013 年。翻盖手机，红色的。那时候智能机已经出来了，我买了这个，因为我只会用翻盖的。
第九个箱子，2014 年。高考补习班的定金收据。我托人找的关系，钱交了，她没去。
第十个箱子，2015 年。大学学费。我存了四万，用红纸包着。后来她外婆把钱退了，红纸还在。
第十一个箱子，2016 年。笔记本电脑。我让马强帮我挑的，四千八。
第十二个箱子，2017 年。实习西装。深蓝色，一米六五的尺码。
第十三个箱子，2018 年。房租。三万。我没寄出去，她外婆把存折退回来了。
第十四个箱子，2019 年。外婆丧葬费。两万。我托老赵送过去，周苗没收。
第十五个箱子，2020 年。口罩。五百个，N95。
第十六个箱子，2021 年。结婚基金。存折，一万。
第十七个箱子，2022 年。结婚基金。存折，一万。
第十八个箱子，2023 年。结婚基金。存折，一万。
第十九个箱子，2024 年。结婚基金。存折，一万。
第二十个箱子，2025 年。结婚基金。存折，一万。
第二十一个箱子，2026 年。红包。空的。
我把箱子在店堂里摆成一排，从柜台摆到门口。摆完，我坐在马扎上，抽了一根烟。
二十年，二十一个箱子。她一年长一岁，我一年买一次。买的时候想，今年她该来了。买完又想，她不会来。
我把第一个箱子打开，把红皮鞋拿出来，放在柜台上。
鞋很小，二十四码。我用手量了量，还没我手掌长。
我拿出手机，给周苗发了条短信：“明天你来不来？”
过了十分钟，她回了：“来。我不是来原谅你的。”
我回：“我知道。”
她又发了一条：“你别死。”
我看着这三个字，看了很久。
我回：“不死。明天还要念悼词。”
十一月八号，下午两点，幸福里社区活动室。
我一点半到的。老赵已经把二十把椅子摆好了，三排，第一排五把，后面两排各七把，多出来一把放在门口。他说多一把是给“万一有人带家属”。
“你以为这是吃席？”我说。
“白事不都这样。”
桌子上铺了一块白布，布上摆着白花，一人一朵。我的遗像立在桌子中间，相框是黑边的，老赵从殡仪馆借的。
王阿姨来了，拎着一袋瓜子，坐在第一排，抓了一把放在腿上，开始嗑。马强来了，拎着两瓶白酒，放在桌子底下。李婷来了，穿着护士服，先给我量了血压。
“一百五，九十五。”她把袖带解下来，“周叔，你今天别激动。”
“我不激动。”
“你手抖。”
“冷的。”
她看了我一眼，没拆穿。
社区主任来了，站在门口迎人。张老师的儿子来了，李阿姨的女儿来了，马师傅车队的队长来了，还有几个我写过悼词的家属，我一时叫不上名字。二十把椅子，坐了十八个，空了两把。
她坐在第一排，靠边。穿了一件黑毛衣，左手腕上的疤露在外面。
两点整，社区主任讲了几句话，说这是“幸福里社区首届生前告别式”，说“周德顺同志为社区殡葬事业做了贡献”。我听着，像听别人的悼词。
轮到我。
我站起来，走到桌子后面。遗像在我右手边，照片上的我，头发翘着一撮，看着像个刚睡醒的人。
我把悼词铺在桌上。三页纸，写了两天，撕了七遍。
“周德顺，男，1966 年 10 月生，江城人。一辈子没离开过江城。当过殡仪馆整容师，后来开寿衣店，写悼词。写了一千二百篇。”
我停了一下。
“他写悼词有三问：爱吃什么。最后一次笑是什么时候。有没有没说完的话。他问了别人一辈子，没问过自己。”
台下没人说话。王阿姨嗑瓜子的声音停了。
“他记得马师傅爱擦车。记得张老师唱《空城计》跑调。记得李阿姨包饺子放虾皮，不放味精。他不记得自己女儿爱吃什么。”
我把第一页翻过去。
“他结过一次婚。妻子林慧，2006 年 12 月 3 日去世。那天他在殡仪馆给一个车祸死的人整容。手机静音。他女儿给他打了十七个电话。他一个都没接。”
台下有人咳嗽。我看见马强低下了头。
“他有一个女儿。女儿十岁那年跟外婆走了。他没去争。他每个月往存折里存三百，存了三年，存折被退回来。他去南京看过两次，没敢叫她。”
我停了停。
“他这辈子，没做过什么大事。唯一一件，他写悼词，从来不写‘伟大’。他知道，人死了，最想听的不是伟大，是有人记得他爱吃什么。”
我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纸。不是悼词，是一张进货单。
“这是他保留的进货单。2006 年 12 月 3 日，大白兔奶糖两斤，红皮鞋一双，二十四码。2007 年 6 月 1 日，米老鼠书包一个，文具盒一个。2008 年 9 月 1 日，雨衣一件，粉色。2010 年 6 月 1 日，自行车一辆，红色，二十四寸。2013 年，手机一部，翻盖的。2015 年，大学学费。2016 年，笔记本电脑。2017 年，实习西装。2021 年到 2025 年，结婚基金，一年一万。2026 年，红包一个，空的。”
我念完，把进货单放下。
“这些东西，一样没送出去。都在店里，后面那间屋，二十一个纸箱。我每年买，买完不敢送。我怕她扔。”
台下静得能听见椅子腿刮地的声音。
“周苗，”我说，“爸对不起你。”
我听见自己的声音哑了。我低下头，看见手背上有一滴水。我不知道什么时候哭的。
第一排有人站起来。
她走到前面，从我手里拿过话筒。她比我矮一头，站在我旁边，像小时候。
“你写错了。”她说。
台下的人都看着她。
她从包里拿出一只红皮鞋，二十四码，皮面裂了，鞋头磨白。
“这双鞋，我穿了三年。外婆说，是你买的。我不信。后来我信了。因为你每年都买，买大一号，送到外婆家。外婆扔了，你又买。外婆扔到第五双的时候，不扔了。她跟我说，你爸是个犟种。”
她把鞋放在桌子上。
“我今天来，不是听你念悼词的。”她从包里又拿出一张纸，放在桌上，“我是来告诉你，妈迁坟的字，我签了。你的，我不签。”
那张纸是“生前告别式结案单”，客户签字栏空着。
“你还没死。”她说，“你欠我的，慢慢还。”
她看着我。她的眼睛红了，但没哭。
“下个月十六号，我结婚。”她说，“你穿这身黑衣服来。袖口磨白的这身。”
她转身走了。门没关，风灌进来，把桌上的白花吹散了几朵。
王阿姨站起来，问李婷：“这是悼词还是认亲？”
李婷说：“都算。”
老赵鼓了两下掌。马强跟着鼓。十八个人，稀稀拉拉地拍。
马强站起来。
“我说两句。”
他走到前面，手里还攥着那瓶白酒。
“我爸走的时候，周叔给他写了三页。我爸是个开公交的，一辈子没出过江城。周叔写他擦车，写他爱喝两口，写他最后一天把抹布洗了搭在车头上。我妈听了，说，这写的就是你爸。”
“我今天来，本来是想看周叔怎么给自己写。我听了半天，他写别人写得好，写自己，一句好话都没有。”
“周叔，你刚才念的那张进货单，我听了。二十年，二十一个箱子。你不是不会写，你是不敢写。”
“你姑娘说得对，你还没死。你欠她的，慢慢还。你要是不还，我们这帮人，天天来店里吃你的挂面。”
台下有人笑。王阿姨也笑，笑着笑着，抹眼睛。
李婷站起来。
“我说一句。周叔的血压一百六，他不去医院。谁要是看见他倒在店里，给我打电话。”
“还有，”她顿了顿，“周叔，你写的悼词，我妈那份，我留着。每年清明，我拿出来念一遍。你写得比我这个当女儿的写得好。”
王阿姨也站起来，手里还攥着一把瓜子。
“德顺啊，老张的悼词，你写了他爱唱《空城计》。我每次听戏，就想起他。你说，人死了，还有人记得他爱唱什么，是不是就没白活？”
“是。”我说。
“那你呢？”她问，“你爱唱什么？”
我愣了一下。
“我不唱。”
“那不行。”王阿姨说，“人得有点爱好。你不唱，以后我给你写悼词，写什么？”
台下又笑了。
我站在横幅底下，看着这十八个人。他们大部分是我写过悼词的家属，也有几个是邻居。他们今天来，不是来看我死，是来告诉我，我还没死。
“行了。”我说，“散了吧。白花拿回去，还能用。”
十
人走完了，活动室里只剩我和老赵。他帮我把椅子摞起来，把白花收进纸箱。
“你刚才那一下，”他说，“像真的死了。”
“差一点。”
“你姑娘那话，你听明白没有？”
“听明白了。”
“她让你去婚礼。”
“她让我穿黑衣服去。”
“一个意思。”
他把最后一摞椅子搬上车，走了。我坐在活动室门口的台阶上，抽了一根烟。
她站在马路对面。
我站起来。她走过来，手里拎着那只红皮鞋。
“走吧。”她说，“我饿了。”
我们去了巷口的老周面馆。她点了牛肉面，不放葱。我点了素面。
面端上来，她把筷子掰开，递给我一双。
“我妈留了一封信。”她说。
“我知道。”
“你看过？”
“没有。”
她从包里掏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信封很旧，边角磨毛了，上面写着“周德顺亲启”，是林慧的字。
我拆开。信纸是医院的便笺，蓝横线，字写得歪歪扭扭，写到后面，笔画散了。
“德顺：
我走了以后，你别怪自己。那天晚上，我知道你在忙。你给死人整容，是积德的事。我不怪你。
我只求你一件事：别把苗苗给她外婆。她外婆心善，但她恨你。苗苗跟着她，会长成一个恨你的人。
你要是争，就去争。你要是不争，我这辈子都不原谅你。
还有，苗苗怕黑。你晚上给她留一盏灯。
林慧
2006 年 11 月 30 日”
我看完，把信纸折好，放在桌上。
“我没争。”我说。
“我知道。”
“我怕。”
“我知道。”
“我怕她跟着我，连口热饭都吃不上。我怕她同学问她爸干什么的，她说不出口。我怕她半夜醒了，看见一屋子骨灰盒。”
“我不怕。”她说。
“我怕。”
她低下头，吃了一口面。
“第十七个电话，”她说，“是护士用我妈的手机打的。她让我跟你说，妈走了，你别来了。”
我看着她。
“你一直以为我没给你打电话。”她说，“我打了。我打了十七个。”
“我知道。”
“你不知道。你一直以为，是我不要你了。”
面馆的电视在放新闻，声音很小。老板娘在柜台后面算账，算盘珠子响。
“你为什么不来找我？”她问。
“我去了。两次。”
“五次。”她说，“我看见你三次。一次在巷口，一次在学校门口，一次在菜市场。你站在卖鱼的摊子前面，看了半天，没买。”
“我不爱吃鱼。”
“我妈爱吃。”她说，“你连她爱吃什么都不知道。”
我没说话。
“我十八岁改姓，外婆不同意。我绝食三天，她让了。”她放下筷子，“我改姓，不是恨你。我是想，要是我不姓周了，你是不是就能来找我了。”
“我没来。”
“你没来。”
“外婆走的时候，说什么了？”我问。
“她说，别告诉你爸。”
“那你现在告诉我？”
“因为你来了。”
她把面碗推到一边，从包里拿出一张纸，放在桌上。是迁坟通知单。
“十二月十号。你来。”
“来。”
“你别迟到。”
“不迟到。”
她站起来，去柜台付钱。我掏出钱包，她已经把钱扫了。
“我来。”
“你留着吧。”她把钱包塞回包里，“你欠我的，不是一碗面。”
她在门口停下来。
“爸。”
“嗯。”
“我第一次做生前告别式，是个老太太。肺癌晚期。她跟我说，她这辈子没穿过红衣服，死了想穿。我给她买了一件。她穿上，照了张相，说，原来我穿红的好看。”
“后来呢？”
“后来她走了。她闺女把照片放进棺材里。”
她拉开门，风灌进来。
“外婆走的时候，穿的是灰的。她说，老了，穿红的让人笑话。”
“你给她买了吗？”
“买了。没来得及。”
她走了。我追出去，她已经上了车。我站在马路牙子上，看见她在车里抹眼睛。车开走了，尾灯在夜色里红了一下，没了。
我坐在面馆里，把那封信看了三遍。
第三遍的时候，我看见信纸背面还有一行小字，刚才没注意。
“德顺，苗苗的生日是六月十二。你别忘了。”
我没忘。六月十二，我每年都买一个蛋糕，放在店里，放到坏，扔掉。
迁坟前一个星期，我一个人去了南山公墓。这次没去林慧的墓，去了陈桂兰的。
我买了一包桃酥。孙阿姨说，陈桂兰生前爱吃桃酥，泡在牛奶里，泡软了才吃。
碑前的菊花已经烂了，我收了，扔进垃圾桶。然后把桃酥放在碑座上，拆开，摆了两块。
“陈老师。”我说，“信我看了。”
风把桃酥的油纸吹起来，我捡了块石头压住。
“你说你做了两件错事。一件不后悔，一件后悔。”我蹲下去，“我也有两件。一件是那天没接电话。一件是后来没去争。”
“第一件，我认。第二件，我也认。”
我从口袋里掏出便笺和笔，坐在碑前的台阶上，写：
“陈桂兰，女，1942 年生，2019 年卒。小学教师，教了三十八年数学。她这辈子做过两件错事。第一件，她把外孙女从父亲身边带走，她不后悔。第二件，她告诉外孙女，父亲不要她了，她后悔了七年。”
“她有一个女儿，一个外孙女。女儿走在她前面。外孙女给她办的丧事，一个人。”
“她最后说的一句话是：别告诉你爸。”
我写完，念了一遍。念到“别告诉你爸”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陈老师，”我说，“你到死都没让她告诉我。”
“你怕我抢走她。”
“我不抢。我抢不过你。”
我把便笺折好，压在碑座底下，跟那封没寄出的信放在一起。
“你把她养得很好。”我说，“她现在是社工，帮那些没人管的人。她比你教的学生有出息。”
“你教她数学，她考了满分。你教她做人，她比我强。”
“我不怪你。你把她养大了。”
我站起来，拍了拍膝盖。旁边林慧的碑，我已经看过了。两座碑，隔了三米。三米，走了二十年。
十二月十号，阴，南山公墓。
生态葬区在公墓最西边，一片斜坡，种着冬青。花坛葬的碑是卧碑，巴掌大，嵌在草里。林慧的碑在第三排，第七个。
我到的时候，周苗和沈明已经在登记处等着了。老赵也来了，穿了一件黑棉袄，手里拎着一兜纸钱。
“公墓不让烧。”我说。
“我知道。我拎着好看。”
工人用铁锹把旧墓的封土刨开，露出水泥盖板。盖板掀起来，里面是一个汉白玉的骨灰盒，上面蒙着一层土。
我蹲下去，把骨灰盒抱出来，用袖子擦了擦。盒子很轻，轻得不像一个人。
“妈。”周苗说。
她把手里的遗像放在碑前。照片上，林慧三十岁，抱着五岁的周苗，站在动物园门口。这张照片和孙阿姨家那张是一套的，我那张被撕了，她这张还在。
周苗从包里拿出那只红皮鞋，放在骨灰盒旁边。
“妈，鞋我留着。这个，给你。”
她又拿出一袋大白兔奶糖，拆开，倒了两颗在碑前。
“你爱吃这个。”她说，“我小时候，你总说牙疼，不让我多吃。现在不管你了。”
工人把骨灰盒放进新的墓穴。花坛葬的穴很浅，上面盖一块石板，石板上刻着名字。
“林慧，1970 年生，2006 年卒。爱妻，母亲。”
周苗蹲下去，用手把石板上的土抹平。
“妈，我们走了。”她说。
我站在她后面，没说话。
她站起来，回头看我。
“你不说两句？”
“林慧，”我说，“我先走。等我。”
风把冬青吹得沙沙响。老赵在旁边把纸钱收起来，说：“不让烧，我带回去，给我老婆烧。”
周苗看了他一眼，笑了一下。
我们往山下走。走到半路，她停下来，从包里拿出那只银镯子。
“这个，你留着。”
“你妈的。”
“我知道。你留着。”
她把镯子塞进我手里，转身走了。镯子上还带着她的体温。
十一
从南山回来，周苗没走。
“你昨天说，我妈跟人借过钱？”她问。
“嗯。五千，三千，两千。还差两千。”
“还给谁？”
“王师傅。瘫了，住家属院。”
“带我去。”
我们去了纺织厂家属院。王师傅住在三楼，门没锁，推开就是一股尿味。他女儿在给他翻身，看见我们，愣了一下。
“找谁？”
“王师傅。我是林慧的男人。”
“林慧？”她想了想，“细纱车间的林慧？”
“对。”
“我爸常念叨她。”她把我让进去，“他说林慧手快，一个人看三台车。”
王师傅躺在床上，瘦得脱了相，眼睛还能动。他看见周苗，嘴动了动。
“林慧？”他说。
“我是她女儿。”周苗说。
王师傅的眼睛湿了。他抬起手，指了指床头柜。他女儿打开抽屉，拿出一个铁盒，里面是一沓借条。
“我爸借出去的钱，都在这儿。”她说，“林慧的，两千。2006 年 4 月。”
周苗接过借条。借条上写着：“今借到王师傅人民币两千元整，用于治病。林慧，2006 年 4 月 12 日。”
“我妈的字。”周苗说。
“你妈那年借了好几家。”王师傅的女儿说，“后来她走了，我爸说，这钱不要了。借条留着，是个念想。”
周苗从包里拿出两千块，放在床头柜上。
“还了。”
“不用。”
“要还。”周苗说，“我妈欠的，我还。”
王师傅的女儿看着那两千块，没再推。
“你妈那个人，”她说，“借了钱，见了我们就躲。后来我才知道，她是不好意思。她每次来，都给我爸带一双她织的手套。我爸攒了一抽屉。”
她打开抽屉，里面是十几双线手套，灰的，蓝的，有一双红的。
周苗拿起那双红的。
“这双手套，我妈说是给我织的。”她说，“我一直没收到。”
“她没来得及寄。”王师傅的女儿说，“她最后一次来，是 2006 年 11 月。她瘦得脱了相，坐在床边织，织完一只，手抖，另一只起不了针。她说，我怕我织不完。”
周苗把红手套戴上。手套小，勒得手指发白。
“走吧。”她说，“我饿了。”
从王师傅家出来，天黑了。周苗走在前面，我走在后面。
“爸。”她忽然说。
“嗯。”
“你为什么不早告诉我，我妈借过钱？”
“我不知道。”
“你什么都不知道。”
“嗯。”
她停下来，回头看我。
“你以后，别什么都不知道了。”
“好。”
十二
婚礼前三天，周苗回了江城。
她没回家，直接来店里，把我从柜台后面拽起来。
“走。”
“去哪儿？”
“买衣服。”
“我有衣服。”
“你那件黑西装，袖口磨白了。”
“磨白了也是西装。”
“上台不好看。”
她把我塞进车里，开到城东的商场。商场三楼是男装，她挑了一件深灰的西装，让我试。
我穿上，站在镜子前面。镜子里的老头，头发白了一半，肚子凸出来，袖口还是磨白的。
“像卖保险的。”我说。
“你本来就是卖寿衣的。”
“寿衣不卖保险。”
她笑了一下。这是她回来后，我第一次看见她笑。
她又挑了一件白衬衫，让我换上。衬衫领子硬，勒脖子。
“这件行。”
我翻了翻价签，一千二。
“太贵。”
“我买。”
“我有钱。”
“我知道。你留着。”
她把我按在椅子上，自己去付钱。收银台的小姑娘问她：“这是你爸？”
她说：“嗯。”
我坐在椅子上，听见这一声“嗯”，心里像被什么东西碰了一下。
她拎着袋子回来，把旧西装装进去。
“婚礼那天，穿新衬衫，旧西装。”
“为什么？”
“旧西装是你老婆买的。”她说，“新衬衫是我买的。”
“你二十年给我买了二十一个箱子。”她说，“我给你买一件衬衫，怎么了？”
“那不一样。”
“怎么不一样？”
我没答上来。
“走了。”她说，“我饿了。”
我们在一楼吃了碗面。她还是牛肉面，不放葱。我还是素面。
“爸。”她忽然说。
“嗯。”
“婚礼上，你别哭。”
“我不哭。”
“你上次在活动室就哭了。”
“那是念悼词。”
“你念别人的时候哭过吗？”
“没有。”
“那你就是哭了。”
我低头吃面。
“我不哭。”我说，“我尽量。”
十三
十二月十六号，江城下了第一场雪。
婚礼在城南的鸿运酒店，十二桌。我坐在靠门的那一桌，跟几个不认识的亲戚。桌上有一盘瓜子，我嗑了半盘。
她进来的时候，穿一身红，头发盘起来，脸上化了妆。她看见我，走过来。
“走吧。”
“我腿不好。”
“我知道。慢点走。”
她挽住我的胳膊。她的手很凉。
音乐响了。我牵着她，从门口走到台上。地毯有点皱，她走得很慢，我也走得很慢。两边的人站起来，有人拍照，有人抹眼睛。
台上站着沈明，戴眼镜，个子不高，看见我，鞠了一躬。
我把她的手递过去。
“她吃面不放葱。”我说。
“我知道。”
“她左胳膊有疤，阴天痒。”
“我知道。”
“她妈不在了。你们好好过。”
“我知道。”
沈明说了三个“我知道”。我看了他一眼，他眼眶红了。
台下第一排，靠过道，有一把空椅子。椅子上放着一个名牌，写着“沈国平”。椅子前面摆着一杯白酒，没动过。
沈明顺着我的眼睛看了一眼。
“他没来。”他说。
“你留了座。”
“留了。”
“他知道吗？”
“不知道。”
“那你也留了。”
他没说话。
“名牌谁写的？”
“我写的。”
“字不错。”
“他教我的。他以前是会计，写仿宋。”
“酒呢？”
“他爱喝二锅头。我买了一瓶，倒了一杯。”
“等他好了，带他来吃面。”
“他好不了了。”
“那就留个座。”
我转身下台，坐在角落里。婚礼进行到一半，她换了敬酒服，过来给我敬酒。我掏出红包，递给她。
红包里是五百块，一张进货单，一张银行卡。
“密码是你生日。”我说。
“我不缺钱。”
“压岁钱。二十年，一年一千八。三万六。”
她捏着红包，没说话。
“你写悼词不是挺能写吗？”她说。
“悼词是给死人写的。”我说，“你活着，我写不好。”
她低下头，眼泪掉在红包上，洇开一小块。
“明天我来拿东西。”她说。
“什么东西？”
“那二十年的东西。”
“在店里。一样没少。”
她走了。我坐在角落里，把桌上的瓜子嗑完。
婚礼结束的时候，沈明过来，塞给我一个塑料袋，里面是两盒喜糖，一包烟。
“爸，”他说，“路上慢点。”
我愣了一下。他改口了。
“嗯。”我说。
第二天上午，她来了，开了一辆白色的厢式货车，沈明跟着。
后屋的门开着，二十一个纸箱摆在店堂里，从柜台摆到门口。她站在门口，看了半天，没进来。
“这么多？”
“一年一个。”
她走过去，打开第一个箱子，拿出红皮鞋。鞋很小，她用手量了量。
“我穿这个的时候，脚才这么点大。”
“二十四码。”
“你怎么知道？”
“你外婆说的。”
她没说话。她把鞋放回去，打开第二个箱子，米老鼠书包，文具盒，水彩笔。第三个，粉色雨衣。第四个，发卡。第五个，自行车。
自行车用塑料布盖着，她把布掀开。红色的凤凰牌，轮胎上还有气。
“你还会打气？”
“每年打一次。”
她摸着车把，摸了一会儿。
“我小时候，最想要一辆自行车。”她说，“外婆说，等你爸来了，让他买。”
“我买了。”
“你买了，没送来。”
“我不敢。”
她没接话。她把纸箱一个一个搬上车，沈明帮她抬。搬到第十五个箱子，她停下来。
“口罩？”
“2020 年。那时候口罩不好买。”
“你寄啊。”
“寄了。退回来了。”
她把箱子搬上车，搬到第二十一个，打开。
空的。
“红包。”我说。
“空的？”
“等你来放。”
她从包里掏出那五百块，放进红包，又掏出一张一百的，放进去。
“六百。”她说，“五百是稿费，一百是压岁钱。”
她把红包塞进箱子，搬上车。
搬完，她站在空荡荡的店堂里，看着玻璃柜。一万二的骨灰盒还在，落了灰。
“这店，什么时候拆？”
“明年开春。”
“你住哪儿？”
“后面租了个单间。社区边上。”
“东西都搬完了？”
“搬完了。”
她从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柜台上。
“这是迁坟的收据。八千，我出的。你不用给我。”
“我有钱。”
“我知道。你留着。”
她走到门口，又回头。
“那个铁盒呢？”
“床底下。”
“给我。”
我从后屋把铁盒拿出来。她接过去，打开，把银镯子、便签、诺基亚、两封信，一样一样拿出来看。
“这个便签，”她说，“护士写的？”
“嗯。”
“十七个电话。”
“嗯。”
她把便签折好，放回去。然后把铁盒抱在怀里。
“这个我拿走。”
“拿走。”
“你想要的时候，来南京拿。”
“好。”
她上了车。沈明发动车子，按了一声喇叭。我站在店门口，看着那辆白色货车拐出巷子，不见了。
十四
第二年开春，福安寿衣店拆了。
拆迁队来的时候，我在门口站着。挖掘机的铲子落下去，玻璃柜碎了，一万二的骨灰盒滚出来，摔成三瓣。
我把它捡起来，扔进垃圾车。
拆完那天下午，我去了殡仪馆。
东门封了，铁皮围挡上印着“施工重地”。老赵带我走的后门，穿过灵车停车场，进了原来的整容室。
整容室改成了仓库，堆着拖把、纸箱、旧花圈。不锈钢台子还在，靠墙立着，台面上落了一层灰。
我站在台子前面，闻见一股消毒水味。
“福尔马林早就不让用了。”老赵说，“现在都是冷藏。”
“我知道。”
“你还记得那个车祸的姑娘不？二十三，半边脸没了的那个。”
“记得。”
“你给她整了三个小时。她妈进来认人，说不是你姑娘。你说，看耳垂，有颗痣。”老赵掏出烟，递给我一根，“她妈后来给你送了一面锦旗，你没收。”
“收了。塞床底下。后来搬家，丢了。”
“你这个人，什么都留，什么都留不住。”
我们在台子旁边站了一会儿。老赵把烟点上，吸了一口。
“以后没人烧了。”他说，“都是电炉。”
“电炉好，干净。”
“干净是干净，没味。”
“你要什么味？”
“人味。”
“你这辈子，就这张嘴。”
“我这辈子，就你这个朋友。”
他从口袋里摸出半瓶酒，拧开，递给我。我喝了一口，辣得嗓子疼。
“老赵，”我说，“我以后不来了。”
“你早该不来了。”
“嗯。”
“你姑娘让你去南京过年，你去不去？”
“去。”
“带点什么？”
“带张嘴。”
他笑了，把酒瓶收起来。
街道补偿了十八万。我在社区边上租了一个单间，三十平米，带一个阳台。阳台上摆着那张马扎，和一台收音机。
我不卖寿衣了。社区给我安排了个活，给老人写回忆录，一个月八百，算公益岗。有时候也写悼词，不收钱，家属给包烟就行。
社区有个老年食堂，我每天中午去那儿吃。一来二去，认识了个老头，姓陈，八十一，退休铁路工人。他老婆走了半年，他一直想给她写篇悼词，写不出来。
“你帮我写。”他说。
“你爱她什么？”
“她做的疙瘩汤。”他说，“西红柿去皮，鸡蛋打散，面疙瘩搅得比米粒大一点。我吃了五十年。她最后撒一把香菜。我不吃香菜，她每次都单独给我盛一碗，不放香菜。”
“还有呢？”
“她骂我，骂了五十年。她走了，没人骂了，我睡不着。”
我给他写了三百字。他看了，说太短。我说，短了才记得住。
“你也给自己写一篇。”他说。
“写了。”
“写了什么？”
“写了我还没死。”
他笑了，说：“那你得活着。”
“我尽量。”
食堂的老板娘姓赵，四十多岁，知道我写悼词，让我给她妈写一篇。她妈叫李秀云，走了三年，一直没办丧事，骨灰盒放在家里。她妈生前在食堂干了二十年，打菜不抖勺。
“为什么不办？”
“没人来。”她说，“我妈就我一个闺女。办了，也是我一个人站在那儿。”
“我给你办。”我说，“不要钱。”
她愣了一下。
“你一个人站那儿，也是办。”
她低下头，擦了擦桌子。
“周叔，”她说，“你这个人，说话怎么这么像悼词。”
“我只会这个。”
“那你给自己写了吗？”
“写了。”
“写的什么？”
“写了我还没死。”
她笑了。
我给李秀云写了悼词：“李秀云，女，1948 年生，2023 年卒。她在食堂干了二十年，打菜不抖勺。她闺女说，她这辈子没享过福。我说，她享过，她闺女天天来看她。”
老板娘看了，说太短。我说，短了才记得住。她说，你跟我妈说的一样。
出租屋的阳台朝南，冬天能晒到下午三点。我把马扎放在阳台上，收音机放在窗台上，每天听一段评书。听到《三国》里诸葛亮死的那回，我关了收音机，没听完。
老陈说我气色好了。我说，是食堂的饭好。他说，是你姑娘要来了。我说，还早。他说，不早了，你都六十了。
我把那件白衬衫挂在衣柜里，没舍得穿。价签还在。
三月的时候，周苗给我打电话。
“爸，你来南京住几天吗？”
“我看看票。”
“别看了。我给你买好了。明天下午三点，南京南站。”
“你怎么知道我的身份证号？”
“我连你血压多少都知道。”
我笑了一下。
“好。”
第二天，我坐高铁去了南京。这回是坐票，靠窗。窗外的田从黄变绿，从绿变黄。
她来南站接我，穿一件灰羽绒服，拉链还是坏的，用别针别着。沈明跟在她后面，手里举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接周德顺同志”。
“你写的？”我问。
“他写的。”周苗说。
“我怕你找不着。”沈明说。
“我写了二十年悼词，还能找不着路？”
“那可说不准。”周苗说，“你连我学校门口都不敢进。”
我没接话。她挽住我的胳膊，跟婚礼那天一样，手很凉。
“走吧。”她说，“回家。”
她住在评事街后面，还是那栋老小区，六楼，没电梯。我爬到三楼，歇了一回。
“腿不行了？”
“行。”
“嘴硬。”
她开了门。屋子不大，两室一厅，收拾得很干净。客厅的墙上挂着三张照片：林慧的，陈桂兰的，还有一张，是我和周苗，在动物园门口。我那张被撕掉的脸，被重新洗了一张，补上了。
“哪来的？”
“孙阿姨给的底片。”她说，“她藏了二十年。”
我站在照片前面，看了很久。
“饭好了。”她在厨房喊，“牛肉面，不放葱。”
“我不吃牛肉。”
“知道。给你下了素面。”
我坐在餐桌前，她把面端上来。碗里卧了一个鸡蛋，撒了一把葱花。
“你不是不放葱？”
“你不吃葱。我吃。”
她坐在我对面，吃了一口面。
“爸，”她说，“你那篇悼词，还写吗？”
“不写了。”
“为什么？”
“写完了。”
“写完什么了？”
“写完了我该写的。”
她看了我一眼，低下头，继续吃面。
窗外有人在放鞭炮，大概是哪家也在办喜事。碎红纸被风吹上来，贴在纱窗上。
我摸了摸左手心。今天没写名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