穿回1978,我替了姜家那个被全家吸血的窝囊老二。
媳妇挺着肚子被婆婆赶去磨豆腐,小叔子偷了我的转业安置费买自行车。
全家都等着吃我的肉。
我不吭声,连夜骑了四十里山路去县城。
一周后,带回全公社第一张个体经营执照。
丈人堵在门口要分钱那天,媳妇替我关上了大门。
“我男人挣的,你们不配碰。”
她扭头看我,眼眶红了,嘴角却翘着。
我把存折塞进她手里。
“别哭,好日子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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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我是被冻醒的。
后脑勺磕在土墙上,一股子潮气混着霉味钻进鼻子。
身下垫着的是一堆稻草,上面铺了层薄得能透光的破棉絮。
十一月的北方,夜里零下十几度。
我哆嗦了一下,脑子里像被人用锤子敲了一记,一堆不属于我的记忆涌进来。
姜卫国,二十六岁,退伍军人,姜家老二。
三年前入伍,今年复员回乡。转业安置费一共187块6毛,全被他亲妈从枕头底下摸走了。
其中120块,给了小弟姜卫东买了辆永久牌自行车。
剩下的67块6毛,“补贴家用”了——老大两口子年初翻新了灶台,小弟要交学费,老太太说二儿子当兵几年没往家交过钱,“该补了”。
我?
我分到了这间柴房。
还有一床薄棉絮。
我呼出一口白气,翻身坐起来。
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漏进来,照在旁边一个鼓起来的肚子上。
赵秀梅。
我媳妇。
她缩在我旁边,身上裹着一件洗得发白的旧军大衣——那是我唯一留下的家当。
怀孕七个月,睡柴房。
这间柴房隔壁就是牛棚,牛粪的味道顺着墙缝往里钻。
我盯着她的脸看了半天。
原主的记忆告诉我,这个女人今天白天磨了三十斤豆腐。挺着七个月的肚子,从早上天不亮一直磨到下午。
因为姜老太太说了:“老二家的白吃白喝,不干活像话吗?”
三十斤黄豆泡发了得七八十斤,全靠人力推石磨。
赵秀梅没吭声,去了。
回来的时候腿在打晃,手心磨出两个血泡。
原主看见了,想说两句,张了张嘴,没敢。
窝囊废。
我把这两个字在心里嚼了嚼,咽下去了。
行,我知道了。
不是我窝囊。是原来那个姜卫国窝囊。
我不是他。
我翻开枕头下面压着的一个布包。里面有一张复员证、一张粮票、两毛三分钱。
这就是我的全部身家。
赵秀梅翻了个身,迷迷糊糊睁开眼:“卫国?”
“嗯。睡吧。”
“你咋不睡?”
“睡不着。”
她没再说话,但眼睛没闭。月光底下,她看着我,眼神里有一种很复杂的东西。
不是埋怨。
是……习惯了。
习惯了他不做声,习惯了他什么都忍,习惯了日子就是这么过的。
我把军大衣往她身上拢了拢:“明天开始,别去磨豆腐了。”
她愣了一下。
“妈让我去的。”
“我说别去了。”
”……那她该骂了。“
”让她骂。“
赵秀梅没说话,但我感觉到她的身体微微紧绷了一下。
她大概以为我在说气话。
——原主也说过类似的话,每次最后都是自己先怂。
我没解释。
我把那两毛三分钱揣进兜里,轻手轻脚推开柴房的门。
外面月色照着整个姜家院子。
正屋三间亮堂堂的青砖瓦房,那是老大姜卫军两口子的。
东厢房里传来姜卫东的呼噜声——那辆用我安置费买的永久牌自行车就靠在他窗户底下,崭新的,链条上抹了油,在月光下泛着冷光。
我的安置费。
我的钱。
我握了握拳,没去看那辆车。
没意义。
那120块已经花了,追不回来。原主的记忆里,他连问都没敢问,因为老太太说了一句——”一家人还算这么清?你当兵吃的穿的谁供的?“
行。
那就从今天开始,算清楚。
我推着院角那辆破旧得掉链子的二八大杠,往院门口走。
这辆车是公社报废的,原主花五块钱从废品站扛回来的,链条松了,刹车也不灵,但能骑。
正屋的窗户突然亮了一下。
王桂花——大嫂——的声音从里面传出来,尖细的,哪怕压低了也刺耳:“谁啊?大半夜的。”
我没停。
”……是老二吧?干啥去?“
我头也没回,推着车出了院门。
寒风从领口灌进来,灌得我浑身一激灵。
四十里山路。
从姜家沟到县城,翻两座山,过一条河。
白天走路要六个小时,骑车三个小时。晚上——路全是土道,坑坑洼洼,没有路灯,月光是唯一的照明。
我跨上车,蹬了下去。
链条发出嘎吱嘎吱的声响,在夜里格外清晰。
身后好像有人推开了柴房的门。
我没回头。
但我知道是谁。
赵秀梅一定站在门口,挺着肚子,看着我的背影消失在山路上。
她没喊我。
因为她不知道我要去干什么。
她只知道她男人半夜出了门,骑着一辆破车,往县城方向去了。
而我要去干什么?
县城工商局。
1978年12月。
再过几天,十一届三中全会的消息就要传到这个穷乡僻壤。
个体经营——这四个字,马上就要从”投机倒把“变成”政策允许”。
而全公社,没有一个人知道这件事。
除了我。
我蹬着车,车轮碾过结冰的土路,发出咯吱咯吱的声音。
耳朵冻得没知觉了,鼻涕都冻成了冰碴子。
但脑子里清清楚楚。
姜卫国,你以前是全家的血包。
从今天起,不是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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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四十里山路,我骑了将近四个小时。
中间摔了两跤。
第一跤是下坡时刹车失灵,连人带车栽进了路边的沟里,左膝盖磕在石头上,裤子破了一个洞,血糊了一片。
第二跤是过河的时候。
河面结了薄冰,看着能过,车轮一压上去就裂了。前轮陷进去,我整个人飞出去,脸朝下拍在冰碴子上。
我趴在那儿,嘴里一股子铁锈味。
爬起来的时候,两只手已经冻得跟木头一样。
但我把车扛了过去。
天蒙蒙亮的时候,我到了县城。
1978年的县城,说是城,其实也就比村子多几排砖房。一条主街,两边是供销社、粮站、邮局、新华书店。
街上没什么人,偶尔有个骑车上班的干部经过,裹着军大衣,哈着白气。
我先找到了工商局。
一栋两层小楼,门口挂着块木牌子,油漆剥落了一半。
还没上班。
我就蹲在门口等。
蹲了一个多小时,腿都蹲麻了。
八点半,一个穿中山装的中年人骑车过来了,车把上挂着一个铝饭盒。
他看了我一眼,目光在我脸上的冰碴子和膝盖的血迹上停了停。
“同志,找谁?”
“找能办个体经营执照的人。”
他停下车,推了下眼镜,上下打量我。
“个体经营?”
“对。”
“哪个公社的?”
“红星公社,姜家沟大队。”
他把自行车支好,拿钥匙开了门,走进去。
我跟在后面。
他倒了杯热水,坐下来,慢悠悠喝了一口。
“你知道个体经营是什么意思吗?”
“知道。自己干买卖。”
“那你知不知道,现在搞个体经营,等于投机倒把?”
我站在那儿没动。
“不等于了。”
他抬头看我。
“你说啥?”
“上个月北京开了会,文件这两天应该就到地方了。个体经济,允许搞。”
他放下杯子,眼睛眯起来。
“你怎么知道的?”
“广播听的。”我面不改色。
这当然是扯淡。广播上现在还没播呢。但这个年代信息流通慢,县城工商局的干部不一定比我灵通。
他盯着我看了好一会儿。
“你当过兵?”
“复员回来的。”我摸出复员证递过去。
他翻了翻,又看了看我。
“你想干什么买卖?”
“收山货,卖到县里的供销社和收购站。”
他把复员证还给我,沉默了一阵。
“文件还没下来,我办不了。”
我心沉了一下。
“但是——”他打开抽屉翻了翻,“我可以给你开个证明,算是个体经营的预申请。等文件一到,你来拿正式执照。”
我看着他。
他提笔写了几行字,盖了个章,递给我。
“拿好了。有人查你,就拿这个顶一阵。”
我双手接过来。
那张纸薄得透光,但我握住的时候,手在抖。
不是冷的。
是这辈子——不对,是这具身体这辈子第一次,有了一样属于自己的东西。
“谢谢。”
他摆摆手:“别谢。你要是真能干出名堂,就是给咱们县争光。你要是干砸了——”
他没说完。
我出了工商局的门,没急着走。
先去了趟供销社。
1978年的供销社是个宝库——对别人来说是买东西的地方,对我来说,是信息中心。
我在门口站了一会儿,听里面的营业员聊天。
“……县棉纺厂的布卖不出去了,仓库积压了一堆……”
”……山那边的木耳今年大丰收,收购站压价,老乡都不愿意卖……“
”……城里百货公司的人上个月来看了看,说咱这地方的核桃好,问有没有大批量的……“
我把这些信息全记在脑子里。
然后去了废品收购站。
收购站在县城东头,一个大院子,堆满了废铜烂铁、旧报纸、破轮胎。
看门的老头在打瞌睡。
我在废品堆里翻了一圈,找到了几样东西:一个还能用的算盘、两个铁皮桶、一卷结实的麻绳。
”老师傅,这些东西怎么卖?“
”那算盘缺了两颗珠子。“老头揉着眼睛,”两毛吧,铁桶五毛一个,绳子一毛。“
一块三。
我兜里有两毛三分钱。
我蹲下来,把算盘拿起来翻了翻。
”这珠子我自己补。一毛五行不行?铁桶有个瘪的,三毛一个。绳子这么短,五分钱。“
老头乐了:“你这后生,买破烂还讲价。”
”囊中羞涩。“
他摆摆手:“行了行了,一块钱拿走。”
我掏出两毛三分钱。
”……我先付两毛三,余下的七毛七,三天之内补上。“
老头瞪大了眼:“赊账?买破烂还赊账?”
”我是红星公社的复员军人。“我把复员证递过去,”跑不了。“
他看了看复员证,又看了看我膝盖上的血。
”……行吧。三天啊。“
我抱着那堆破烂出了收购站,绑在自行车后座上。
然后去了最后一个地方。
邮局。
我花五分钱买了张明信片,借了邮局的笔,在上面写了一行字。
写给县棉纺厂的采购科。
内容很简单:红星公社有大量核桃、木耳、山栗等土特产,品质优良。如有以物易物或代销意向,请联系姜卫国,红星公社姜家沟大队。
这是一步闲棋。
不一定有用,但不花钱。
我把明信片投进邮筒,跨上那辆破车,往回骑。
四十里山路。
我膝盖上的血已经干了,冻得硬邦邦的。
但我蹬车的速度比来时快了一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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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到姜家沟的时候,太阳已经偏西了。
我推着车进院子,后座上绑着铁桶和麻绳。
老大姜卫军蹲在门槛上抽旱烟,看见我,嘴里吐出一口烟圈:“哟,老二回来了。上哪儿野了一天?”
我没理他。
王桂花从灶房探出头,看见我后座上的东西,尖声尖气的:“哎哟,这破铜烂铁哪儿捡的?别往院子里堆啊,我刚扫过。”
我还是没理她。
推着车直接去了柴房。
赵秀梅在柴房里坐着纳鞋底子。看见我进来,她放下针线,眼睛先看了看我的膝盖。
”伤了?“
”碰了一下,不碍事。“
她没多问。起身去灶房端了碗水给我。
我喝了两口,把那张盖了章的预申请证明从怀里掏出来。
在怀里捂了一路,纸上还带着体温。
赵秀梅不认字——不对,认得不多,凑过来看了两眼,看不懂。
”这是啥?“
”做买卖的手续。“
她手一顿。
”做……买卖?“
”嗯。“
她沉默了好一会儿。
”卫国,你疯了吧?“
”没疯。“
”做买卖是要坐牢的。“
”不会。政策要变了。“
”你咋知道?“
”我知道。“
她盯着我。
我知道她在想什么——原来那个姜卫国,从来不会说这种话。原来那个姜卫国,连自己的安置费被偷了都不敢吱声。
”秀梅。“我叫了她一声。
”嗯?“
”你信不信我?“
她没有立刻回答。
她低下头,把手里的鞋底子翻了个面,又拿起了针。
针戳进去,线拉出来。
戳进去,拉出来。
”信。“
这个字很轻,几乎被窗外的风盖过去了。
但我听见了。
我把证明叠好,重新揣进怀里。
院子里传来姜老太太的声音,中气十足:“老二家的!豆腐点了没?张家婶子明天来取三块!”
赵秀梅的身体本能地往起站了一下。
我按住她的肩膀。
”坐着。“
我站起来,推开柴房的门。
姜老太太站在院子中间,围着一条灰扑扑的头巾,手里拎着个搪瓷盆。她个子不高,但嗓门大得整个院子都嗡嗡响。
”妈。“我叫了一声。
”叫啥叫,你媳妇聋了?豆腐——“
”豆腐的事以后我来弄。“
姜老太太愣了。
姜卫军叼着烟斗也愣了。
柴房里赵秀梅纳鞋底的手停了。
”她怀着身子,不磨了。“
我说完转身回了柴房,关上了门。
身后安静了两秒。
然后姜老太太的声音炸了。
”姜卫国!你反了天了!老娘还使唤不动你了是不是?一个窝囊废,在外头野了一天,回来还甩脸子!你看看你哥,看看你弟,哪个跟你似的——“
我隔着门板听着。
没出去。
赵秀梅抬头看我,手里的针扎进了指尖,一滴血珠冒出来。
她好像没感觉到。
她只是看着我,眼神和昨晚月光下不一样了。
不是习惯。
是有什么东西,在她眼睛里活过来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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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一周后的事。
这一周里我做了三件事。
第一件,还了废品站老头的七毛七。
怎么还的?
我把从县城带回来的两个铁桶刷干净,提着去了村口的代销点。代销点的吴掌柜是个精明人,看见铁桶就问我多少钱。
”一块五一个。“
”废品站三毛钱的桶你卖一块五?“
”我刷了三遍桐油。城里的搪瓷桶供销社卖三块二,你这卖一块五,不愁卖。“
他想了想,给了我两块钱,拿走了两个桶。
净赚一块四。
七毛七还了废品站老头,剩下的六毛三,我买了一斤盐,两盒火柴,还有四两散装白酒。
白酒不是给自己喝的。
第二件事,我去了趟山里。
红星公社背后的大青山,满山遍野的核桃树、板栗树。每年秋天果子落一地,村里人捡一些自家吃,多的就烂在地里——因为收购站压价压得太狠,一斤核桃才给八分钱,连上山的工夫都不值。
我提着那四两白酒,去找了一个人。
刘大力。
我发小。公社杀猪匠,一膀子腱子肉,一脸横肉,但是个实在人。
他看见我的时候正在院子里磨刀。
”卫国?你咋来了?“
我把酒搁在他面前的石墩子上。
”有个事,想找你合计合计。“
他看了看酒,又看了看我,把刀插在案板上。
”说。“
”你有没有亲戚在城里百货公司?“
”我表姐夫在城里副食品公司上班,算不算?“
”算。“
我把自己的计划跟他说了。
核桃、板栗、木耳、干蘑菇——这些东西在山里不值钱,但城里人稀罕。公社收购站压价,我们不走收购站。
自己收,自己运,自己找销路。
刘大力听完,嘬了口酒,半天没吭声。
”老二,你当了三年兵,脑子活络了?“
”嗯。“
”……这要是被人举报了,投机倒把的帽子可不是闹着玩的。“
我把那张盖了章的预申请证明摊给他看。
他看了半天,不认字,但认得那个红章。
”这玩意儿……管用?“
”管用。“
他又嘬了口酒。
”行。我跟你干。“
一句话,干脆利落。
第三件事——
我花了五天时间,把大青山附近三个村子的散户跑了一遍。
用什么跑的?
那辆破自行车,加上这张嘴。
我挨家挨户收核桃和木耳。价格比收购站高一倍——一斤核桃给一毛五。
一毛五对我来说是高价。但对城里来说,核桃最少卖到四毛。去皮加工过的,能卖到六毛。
我没有本钱,全靠赊账。
”叔,我先把货拉走。三天之内结清。结不了,您来姜家沟找我,我把自行车押给您。“
我用复员证做信用担保,一个村一个村地跑。
有人信,有人不信。
信的人多。
因为这年头,复员军人的信用比银行还硬。
五天跑下来,我收了一百二十斤核桃、八十斤干木耳、五十斤山栗。
全堆在柴房里。
赵秀梅看着堆成小山的麻袋,一句话没说。
她只是默默帮我把麻袋码整齐,然后拿秤一袋一袋称了,用炭笔在麻袋上记了数。
她不认字,但认数。
而我做的这一切,姜家其他人一无所知。
不是他们瞎。
是他们根本不关心。
在他们眼里,老二就是个窝囊废,能翻出什么花来?
所以当我提着一麻袋核桃和木耳骑车去县城的那天,王桂花站在院子里嗑着瓜子说了一句:
“老二这是去赶集卖破烂吧?可怜,那点玩意儿够卖几毛钱的?”
姜卫东从屋里伸出头,看了一眼我后座上的麻袋,嗤了一声。
”二哥,核桃收购站八分一斤,你拉过去还不够路费的。“
我没接话。
蹬着车就走了。
到县城我没去收购站。
直接去了副食品公司的后门。
刘大力的表姐夫陈国强在这儿等我。
他扒开麻袋看了看,捏了颗核桃,掂了掂。
”货不错。多少钱?“
”核桃四毛一斤,木耳一块二。“
他倒吸了口气:“你这比收购站贵了好几倍。”
”您拿去转手,核桃六毛,木耳两块。中间这利润您自个儿算。“
他算了。
核桃120斤,我卖48块。木耳80斤,我卖96块。山栗50斤,我卖15块。
一共159块。
去掉收购成本——核桃一毛五一斤是18块,木耳五毛一斤是40块,山栗八分一斤是4块,成本62块。
净利润97块。
五天。
97块。
1978年一个工人的月工资是36块。
陈国强当场付了现钱。他手里的预算宽裕——副食品公司正愁货源呢,供销社那边的货又少又贵,我这价格比供销社便宜一大截。
我揣着一把零钱和整票出了副食品公司的门,骑上车先去还了各村散户的赊账。
一家一家还,多一分不少,还顺手给人带了盐和火柴。
”姜家老二说话算数。“
”下回还有好货,先紧着给他。“
这话就在村子里传开了。
我不需要广告。
这年头,口碑就是最硬的广告。
第六天,我回到姜家沟。
兜里揣着35块钱。
97块利润,62块已经还了货款。35块是我净落的。
但我一分钱没往家带。
我在村口供销社买了两斤猪肉,一斤红糖,一把挂面。
提着东西进了柴房。
赵秀梅正在叠被子,看见猪肉的时候手顿了一下。
我把东西放在桌上。
”炖了吃。你和孩子都得补。“
她看着那块猪肉,肥瘦相间的五花,在灯光下泛着油光。
她的喉结动了动。
”这——多少钱买的?“
”别问钱。吃。“
她抿着嘴,没说话。
但我看见她鼻子尖红了一下。
很快,柴房里飘出了肉香味。
那个味道顺着墙缝、顺着门缝,飘进了整个姜家大院。
王桂花第一个坐不住了。
她端着碗从灶房出来,鼻子使劲儿吸了吸,脸色变了。
”谁家炖肉呢?“
院子里没人应声。
她顺着味道走到柴房门口,推开门一看——赵秀梅正坐在炕头上,碗里是白米饭和红烧肉。
她碗都差点摔了。
”秀梅?你——你哪来的肉?“
赵秀梅头也没抬:“我男人买的。”
”姜卫国?他哪来的钱?“
”他挣的。“
王桂花的脸从震惊变成了铁青。
”挣的?他?!“她的嗓门拔高了八度,”他一个窝囊——“
”嫂子。“赵秀梅放下筷子,抬起头看她。
眼神平静得出奇。
”肉是我男人买给我和孩子吃的。不够分。“
王桂花的脸红一阵白一阵。
她嘴张了两下,没说出话,转身走了。
那天晚上,姜家正屋里嗡嗡了一整夜。
王桂花跟姜卫军咬了半宿耳朵。
姜老太太的骂声隔着两道墙都听得清:“老二家的反了天了!有了肉不先孝敬老人,关起门来自己吃!”
姜卫东也凑了过去:“妈,你不知道,老二最近天天往县城跑。我估摸着他在搞投机倒把。”
”投机倒把?!“姜老太太的声音尖得能戳破房顶。
我躺在柴房里,听着隔壁的动静,手枕在脑后。
赵秀梅侧身躺在旁边,一只手搭在肚子上。
”卫国。“
”嗯?“
”他们明天肯定要来闹。“
”我知道。“
”……你打算怎么办?“
我偏过头看她。
月光从窗户纸破洞里照进来,照在她的脸上。
她没有哭,没有怕。
只是问:你打算怎么办。
我伸手,把她散落的头发拢到耳后。
”你就看着就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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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二天一大早,果然来了。
不是一个,是一群。
姜老太太坐在堂屋正中间,两手拍着膝盖。姜卫军叼着烟蹲在门槛上,王桂花搬了个凳子坐在旁边,脸上的表情像要审犯人。
姜卫东站在边上,胳膊交叉抱在胸前,下巴抬着。
全家总动员。
就差敲锣了。
我进堂屋的时候,四双眼睛齐刷刷看过来。
”坐。“姜老太太说。
我没坐。
”妈,啥事?“
”啥事?“姜老太太的声音拔高了,”你问我啥事?你天天往县城跑,搞的啥名堂?王桂花说你——“
”妈。“我打断她,”我办了个个体经营的手续。“
堂屋安静了。
然后炸了。
”个体经营?!“姜老太太蹭地站起来,”那不就是投机倒把吗!你要害死全家是不是?“
姜卫东眼睛亮了,他等的就是这句话:“二哥,我早说了吧?他在搞投机倒把。妈,这要是让公社知道了,咱全家都得挨批——”
”挨不了。“我说。
”你说挨不了就挨不了?“姜卫东冲过来,指着我的鼻子,”你当你是谁?你一个当兵回来的粗人,懂什么政策?我好歹读了三年书——“
”你读书的钱是谁的?“
姜卫东的嘴张着,声音卡在喉咙里。
”120块。“我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清清楚楚,”我的转业安置费。妈从我枕头下面摸走的,120给你买自行车,67块6毛‘补贴家用’。一分钱没剩。“
姜卫东的脸涨红了。
”那是妈做主的——“
”我没说不是。“我看着姜老太太,”妈,钱花了就花了,我不追了。但从今往后,我挣的钱,我自己做主。“
姜老太太浑身一抖。
”你——你反了!“
”不是反了。“我说,”是该算清楚了。“
”算清楚?“王桂花终于插进来了,尖声道,”一家人算什么清楚?你哥这些年养家糊口容易吗?你弟读书要花钱——“
”大嫂。“
我看向她。
王桂花不自觉地闭了嘴。
不是因为我凶。
是因为我平静。
原来那个姜卫国,被骂了会慌,会低头,会结巴。
我不会。
”大嫂,上个月翻的灶台花了多少钱?“
王桂花一愣:”……十八块。“
”这十八块是哪来的?“
她张了张嘴:“公……公中的。”
”公中的钱是哪来的?我的安置费对吧?“
她脸色变了。
”还有。“我继续说,”年初大哥卖了两筐鸡蛋,一共卖了四块二。公中没入账。大嫂拿去给娘家弟弟办了酒席。这事要不要算?“
王桂花站起来了,凳子差点翻了:“你胡说——”
”代销点吴掌柜那儿有账。你拿鸡蛋去换的盐和布,用的也是公中的鸡蛋。“
堂屋再次安静了。
这些事,原主知道,但不敢说。
记忆里全有。
姜卫军把烟斗从嘴里拿出来,脸上第一次不是看热闹的表情了。
姜老太太坐回椅子上,嘴唇哆嗦着。
”你……你给我记着。“她抖着手指指我,”我是你妈!你翅膀硬了,你——“
”妈。“我说,”您是我妈。这事变不了。但从今天起,我和秀梅的事,您不用操心了。“
我转身出了堂屋。
身后王桂花的声音追出来,又尖又飘:“你少在这儿装大尾巴狼!投机倒把的事我可要去公社——”
”去吧。“
我头也没回。
”去了正好帮我问问,个体经营执照什么时候能办下来。“
出了院门,我听见姜老太太在里面摔了个碗。
瓷片碎在地上的声音,清清脆脆。
我没回头。
回到柴房的时候,赵秀梅站在门口。
她听见了。隔着一个院子都听得见。
她什么也没说。
只是把门开大了一点,让我进去。
然后从灶上端了碗热水递给我。
我接过来喝了一口。
手有点抖。
不是怕。
是从来没跟这么多人正面对过线。原主的身体本能还在,心跳快得像擂鼓。
赵秀梅看见我手抖,把碗接过去,放在桌上。
”你刚才,挺厉害的。“
她声音很轻。
但嘴角是翘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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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之后,姜家暂时消停了几天。
但暗地里,没停过。
王桂花真去了趟公社。
公社管事的李干事听她说了一通”投机倒把“的举报,问了一句:“他有没有手续?”
”手续?他一个窝囊——一个种地的能有什么手续?“
李干事翻了翻桌上的文件。
”红星公社姜家沟大队姜卫国,个体经营预申请,县工商局盖的章。“
王桂花的脸绿了。
”这……这管用?“
”上面的文件下来了。个体经济,政策允许。“李干事抬头看了她一眼,”你还有别的事没?“
王桂花灰溜溜地走了。
回来之后,她把这事咽在肚子里。
没跟任何人说。
但我知道。
因为刘大力在公社有熟人。
我也没点破。
让她自己消化去。
接下来的日子,我把全部精力放在了两件事上。
第一件:扩大货源。
核桃和木耳只是第一步。我跑遍了方圆二十里的山村,收干蘑菇、板栗、山核桃、蜂蜜、药材。
价格公道,现钱结算。
一个月下来,我在三个村子有了十几个固定供货的散户。
第二件:打通销路。
副食品公司的陈国强只是一个渠道。我又找到了县百货公司的采购员老方、城里几家国营饭店的后厨师傅。
核桃和板栗走副食品公司。
干蘑菇和木耳走饭店。
蜂蜜走百货公司。
药材——这条线我暂时还没打通,先存着。
一个月。
净利润:312块。
1978年。
312块。
这个数字是什么概念?
这年头全村最有钱的是大队支书,一个月工资加补贴一共45块。
我一个月挣了他七个月的收入。
但这些钱,我一分没往姜家大院里拿。
存折藏在柴房的墙缝里,外面糊了一层泥。
赵秀梅知道。
只有她知道。
她帮我糊的泥。
那天晚上,她把存折塞回墙缝之前,在灯底下看了好半天。
上面的数字她认得。
”卫国。“
”嗯。“
”这么多钱……“
”这才哪儿到哪儿。“
她咬着嘴唇,把存折塞了回去,仔仔细细糊好了泥。
然后她转过身,看着我。
月光从窗户纸的破洞里照进来——这个破洞我一直没补,因为补了就没有月光了。
”卫国,你……变了。“
我没否认。
”变好了还是变坏了?“
她想了想。
”说不上来。“
她伸手摸了摸自己的肚子。
”但我觉得,孩子有盼头了。“
我把她的手握住。
她的手粗糙得像砂纸——磨豆腐磨的,洗衣服洗的,干了七个月重活磨的。
”以后你不用再受这些罪了。“
她没说信不信。
只是把手缩了一下,又没缩回去。
留在我掌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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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二个月的时候,事情来了。
而且是两件一起来的。
第一件——
姜卫东偷钱了。
不是偷姜家公中的钱。是偷我的。
那天我从县城回来,把当天的货款——一共47块——压在柴房枕头底下。这是我的习惯,白天收的现钱先压一晚,第二天一早存进邮局。
半夜我起来喝水的时候,发现枕头挪了位。
钱没了。
柴房的门栓是从外面被人拨开的——用一根铁丝。门栓上有划痕,新的。
我蹲在门口看了看地上的脚印。
一双解放鞋。43码。
全家只有姜卫东穿43的。
我没声张。
天亮后,我去了姜卫东的屋子。
他不在。
他那辆永久牌自行车也不在。
王桂花倒是在,正在灶房煮粥。
”大嫂,老三去哪了?“
”一大早骑车出去了,不知道上哪浪去了。“她眼皮都没抬。
我没追。
我去了趟代销点,找吴掌柜借了纸笔,坐在柜台边写了一页纸。
从我复员回来到现在,每一笔收入和支出,全部列了出来。
精确到分。
包括被偷的那47块。
然后我把这张纸折好,揣进了口袋。
这是我的账本。
也是我的武器。
不着急用。
等着。
姜卫东当天晚上回来了。空着手。
但他新换了一双皮鞋。棕色的,擦得锃亮。
1978年,一双皮鞋至少30块。
他穿着皮鞋在院子里走了两圈,鞋底咔咔响。
姜老太太看见了,眉开眼笑:“卫东!哪来的好鞋?”
”同学送的。“姜卫东说得面不改色。
我站在柴房门口,看着那双皮鞋。
没说话。
赵秀梅站在我身后,她也看见了。
她拉了拉我的袖子。
我拍了拍她的手:“不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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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件事,来得更快。
三天后。
赵老根来了。
我丈人。
赵秀梅她爹。
赵老根这个人,在邻村是出了名的。不是出名能干,是出名会算计。他有三个闺女,大闺女嫁给了隔壁公社的兽医,二闺女嫁给了镇上供销社的小干事。
赵秀梅是老三。嫁给了姜家沟的窝囊老二。
嫁得最差。
所以赵老根一直觉得亏了。
但现在不一样了。
村里的消息传得比风还快。姜家老二在搞个体经营,赚了不少钱。
具体赚了多少,没人知道。但光凭赵秀梅能吃上红烧肉这一条,就够全村嚼三天舌头的了。
赵老根骑着二女婿的自行车来的,身后还带着赵秀梅的大姐赵秀兰。
我从山上收完货回来的时候,赵老根已经坐在柴房里了。
赵秀梅站在一旁,脸色很不好看。
赵老根五十来岁,留着两撇胡子,穿一件补丁摞补丁的棉袄,但棉袄里面套了件毛衣——那是二女婿上个月给他买的。
他正在剥一颗我桌上的核桃。
看见我进来,他把核桃仁往嘴里一扔,嚼着说:“卫国回来了?好,好。”
”爹,啥事?“
”啥事?“赵老根笑了,露出一排黄牙,”没事就不能来看看闺女了?“
赵秀兰在旁边帮腔:“就是,妹夫你现在出息了,我爹高兴,来看看。”
我把收来的一袋蘑菇放在角落里,拍了拍手上的土。
赵秀梅递了杯水给我。
我喝了一口,坐下来。
”爹,有话直说吧。“
赵老根的笑收了一半。
”行,那我直说了。“他拍了拍膝盖,”卫国,你现在搞买卖挣了钱。秀梅是我闺女,她嫁到你们姜家吃了不少苦,我这个当爹的看在眼里。现在你日子好了,是不是也该想想娘家——“
”爹。“赵秀梅开口了。
赵老根一挥手:“我跟你男人说话,你别插嘴。”
赵秀梅的嘴抿紧了,没再吱声。
赵老根继续说:“你大姐夫家盖房子差点钱,你二姐夫刚换了个岗位,需要打点打点。我呢,年纪大了,想翻修翻修老屋——”
”多少?“
”啊?“
”您要多少钱。“
赵老根愣了一下,试探着伸出三根手指:“三……三百块?”
赵秀梅的身体僵了一下。
赵秀兰在旁边补了一句:“妹夫,三百块对你来说不算什么吧?听说你一个月就能挣——”
”大姐。“我说,”我一个月挣多少,是我和秀梅的事。“
赵秀兰的话噎在喉咙里。
赵老根的脸色也不好看了。
”卫国,你这是什么意思?亲家之间——“
”爹。“我说,”秀梅嫁到姜家三年,您来看过她几次?“
赵老根张了张嘴。
”她怀着七个月身孕磨豆腐的时候,您知道不?“
赵老根的嘴闭上了。
”她手上磨出血泡的时候,您知道不?“
”我——“
”现在我挣了几个钱,您来了。“
赵老根的脸涨得通红。
”你——你这是什么态度?我是你老丈人!“
”您是我老丈人。“我站起来,”所以我不说难听的。钱没有。但秀梅生孩子的时候需要人照顾,到时候如果大姐能来帮把手,比什么都强。“
赵老根的脸从红变成了紫。
他站起来,搬起凳子重重一顿。
”好,好,好!你姜卫国翅膀硬了!秀梅,你听见了?你就嫁了这么个白眼狼——“
”爹。“
赵秀梅开口了。
她声音不大,但所有人都听见了。
她走到柴房门边,把门拉开。
然后看着赵老根。
”我男人挣的钱,留着养我和孩子。“
赵老根愣住了。
”您要是真心来看我,我给您倒茶做饭。“
赵秀兰的眼睛瞪大了。
”您要是来要钱的——“
赵秀梅的手搭在门板上。
”门在这儿。“
赵老根的脸彻底黑了。
他一把拽过赵秀兰:“走!”
两个人摔门出去了。
院子里响起自行车链条的哗啦声,远了。
我站在柴房里,看着赵秀梅。
她还站在门边,一只手撑着门框。
她的手在抖。
肩膀也在抖。
她转过头来看我。
眼眶是红的。
但嘴角是翘的。
我走过去,把存折从墙缝里掏出来,塞进她手里。
”别哭。“
她接过存折,攥在手里。
指节发白。
”我没哭。“她吸了吸鼻子,”烟熏的。“
柴房里没有烟。
但我没拆穿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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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天晚上,赵秀梅把存折翻来覆去看了很久。
上面的数字已经变了。
312块变成了547块。
一个多月的时间。
她把存折贴在胸口,闭上了眼睛。
我躺在她旁边,听着她的呼吸慢慢变得平稳。
院子里,姜老太太骂骂咧咧的声音还在——”赵家那老东西也配来要钱?我儿子的钱轮得到他——“
她骂的是赵老根。
但意思是:老二的钱是”姜家的”。
我闭上眼睛。
让她骂。
算总账的日子,还没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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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转折来得比我预想的快。
赵老根那边的事还没凉透,王桂花那边就又点了一把火。
而且这把火,烧得不小。
事情是这样的——
我第三趟去县城送货的时候,代销点的吴掌柜跟我说了一句话。
“卫国,你最近注意点。有人在村里说你搞投机倒把要被抓。”
“谁说的?”
吴掌柜嘬了口烟:“你自己猜。”
不用猜。
王桂花去公社举报没成功,但她没死心。
她换了个法子——造谣。
不是跟公社告状了。是在村子里传。
“姜家老二那买卖,来路不正。你看他那些山货哪来的?是不是偷的?”
“他一个当兵的,哪来那么大本事?肯定是跟城里什么人勾搭上了。”
“我看啊,早晚得出事。到时候连累全村。”
这些话在村里传了半个月,我一直没理。
因为没必要——话是越描越黑的,我去辩,反而显得心虚。
但问题出在另一个方向。
公社的孙干事来了。
不是来抓我的。
是来“了解情况”的。
有人给公社写了举报信。匿名的。说姜家沟有人搞投机倒把、哄抬物价、扰乱社会秩序。
措辞很讲究。
不像王桂花能写出来的。
姜卫东。
他好歹读了三年书,笔杆子比全家人都硬。
孙干事来的那天,我正在柴房里整理账本。
他四十来岁,戴副眼镜,穿灰色中山装,背着个黄挎包。进门前在院子里站了一会儿,被姜老太太热情地迎进了堂屋。
“孙干事来了?快请坐快请坐!卫军,倒茶!”
我在柴房里听得清清楚楚。
姜老太太客气了三分钟,然后话锋一转:“孙干事,我跟您说个事——我们家老二啊,最近不太安分。整天在外面跑,也不知道干的什么正经事——”
“张大娘。”孙干事打断了她,“我今天来是找姜卫国同志谈谈。”
堂屋安静了。
我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推开柴房的门,走了过去。
“孙干事,我就是姜卫国。”
孙干事打量了我一眼,把黄挎包里的举报信掏出来。
“有人反映你在搞投机倒把。我来核实一下情况。”
姜老太太、王桂花、姜卫东三个人的目光齐刷刷看过来。
那目光里有幸灾乐祸,有紧张,有期待。
等着看我倒霉。
我从兜里掏出那张纸。
不是那张预申请证明——那张早在半个月前就换成了正式执照。
我掏出的是正式的个体经营执照。
盖着县工商局的大红章。
编号:红星字第001号。
全公社第一张。
孙干事接过去看了看,又翻了翻。
然后他把举报信折好,放进了挎包里。
“手续齐全。”
他说。
四个字。
堂屋里的空气凝固了。
姜老太太的笑容僵在脸上。
王桂花的嘴张着,合不拢。
姜卫东的手攥紧了,指关节发白。
“不过——”孙干事推了推眼镜,看着我,“你这个经营范围、纳税情况,我还得看看你的账。”
“有。”
我回柴房把账本拿了过来。
一个巴掌大的本子,每一页都写得密密麻麻。
收购日期、品类、重量、单价、总价。
出售日期、渠道、回款。
成本、利润、已缴税。
每一笔都有据可查。
孙干事翻了十几页,眉头从紧锁到舒展。
“账做得不错。”他合上本子,“你以前干过会计?”
“当兵的时候管过连队物资。”
他站起来,把本子还给我。
“没问题。继续干。”
他走了。
从进门到出门,不到二十分钟。
但这二十分钟里,姜家堂屋里的气氛经历了一场地震。
孙干事一走,王桂花第一个坐不住了。
她回了自己屋,摔了门。
姜老太太坐在椅子上,脸色变了好几回,最后憋出一句:“……你、你办手续咋不跟家里说一声?”
“说了。”我看着她,“一周前在这间堂屋里,当着全家的面说的。”
姜老太太的嘴动了动,没说出话来。
姜卫东站在角落里,一直没吱声。
但我看见他的脸——不是愤怒,不是羞愧。
是嫉妒。
纯粹的、赤裸裸的嫉妒。
他转身走了,皮鞋踩在地上,咔咔响。
那双用我47块钱买的皮鞋。
我把执照和账本揣好,回了柴房。
赵秀梅坐在炕上,两手搅着衣角。
“怎么样?”
“没事了。”
她松了口气,肩膀垮下来。
“吓死我了。”
“怕什么?”
“怕他们把你抓走。”她小声说,“我和孩子可怎么办。”
我在她身边坐下。
“你听好了。”
她抬头看我。
“从今天起,谁也动不了咱们。”
她的眼睛在油灯底下亮晶晶的。
什么都没说。
但她的手伸过来,搭在我胳膊上。
没缩回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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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孙干事走后的第三天,事情出了一个我没预料到的转折。
但不是坏的——是好的。
陈国强给我捎了个口信:县供销社的孙主任想见我。
孙主任,不是公社的孙干事。
是县供销社的一把手。
我骑车去了县城。
供销社的办公室在二楼,窗户对着大街。孙主任五十出头,头发花白,穿一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桌上摆着一摞文件。
他见了我,上下打量了半天。
“你就是那个搞个体经营的复员军人?”
“是。”
“你的山货,我们供销社的采购员也收。你知道为什么我的采购员收不到好货吗?”
我没说话。
他自己回答了:“因为你给的价高。一斤核桃你给一毛五,我的采购员只给八分。老乡又不傻。”
“孙主任找我,是想让我降价?”
他笑了。
“不是。”
他从抽屉里抽出一份文件推给我。
“县里打算搞一个‘农副产品代销点’的试点。供销社出场地和渠道,个体户出货源和人力。你有没有兴趣?”
我看着那份文件。
脑子里飞速转了几圈。
这是个好机会。
供销社有什么?有仓库、有运输车、有国营背景。这些东西我现在全靠自行车和两条腿硬撑。
“利润怎么分?”
“供销社四,你六。”
“五五。”我说。
他的眉毛挑了一下。
“但是——”我接着说,“收购定价权归我。品控也归我。供销社只管仓储和运输。”
他沉默了好一会儿。
“你胃口不小。”
“不是胃口大。是我知道好货从哪来,怎么收。您的采购员不知道。”
他又沉默了。
然后他伸出手。
“成交。”
我握住他的手。
从那天起,我的生意上了一个台阶。
供销社的仓库和运输线归我用了。我不用再骑着破自行车驮麻袋翻山越岭。
收购范围从三个村子扩大到了整个公社。
利润翻了一倍。
第三个月的净利润:784块。
这个数字,放在1978年的农村,是一记重磅炸弹。
但我依然没让姜家人知道具体数字。
他们只知道老二“搞买卖挣了点钱”。
至于“一点”是多少——他们猜不到。
也不敢猜。
因为从孙干事那件事之后,王桂花不敢再造谣了。姜老太太虽然还是天天骂骂咧咧,但骂的内容从“投机倒把”变成了“有钱不孝顺”。
姜卫东最安静。
安静得不正常。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
但我没空管他。
因为赵秀梅快生了。
---
预产期在腊月。
北方的腊月,滴水成冰。
柴房的条件不行了——我再怎么糊墙缝,那股子冷风也是灌进来的。
我去找了大队支书老王,花了20块钱,租下了村东头一间空置的石头房。
两间屋,带个小院子。
比柴房强了十倍不止。
搬家那天,赵秀梅站在新屋的门口,摸着门框,手指头一直在抖。
我把被褥铺好,炕烧上了。
她坐在热乎乎的炕上,半天没说话。
“咋了?”
“没事。”她摸了摸炕面,“热的。”
她从嫁进姜家到现在,头一回睡热炕。
“以后都是热的。”
她低下头,拿袖子擦了一下眼睛。
搬出姜家大院的那天,姜老太太站在院门口,脸色铁青。
“姜卫国!你搬出去了,就别姓姜了!”
“妈。”我说,“我搬出去住。不是断亲。您要是缺什么,让大哥来找我。”
姜老太太的嘴张了张,话堵在喉咙里。
她想骂。
但骂完之后呢?
她已经隐隐感觉到了——她的老二,不是原来那个老二了。
骂也没用了。
她转身回了屋。
门摔得山响。
我推着板车,拉着赵秀梅和我们全部的家当——两床被子、一口锅、一袋粮食——往村东头走。
路过的村民都看着。
没人说话。
但眼神里有一种东西在变。
不是嘲讽了。
是——审视。
重新审视。
刘大力赶过来帮忙搬东西,一边搬一边嘀咕:“你小子行啊,这是真分家了?”
“搬出来住而已。”
“你嫂子呢?她咋不来帮忙?”
他说的“嫂子”是赵秀梅。
“她月份大了,你让她歇着。”
刘大力咧嘴一笑:“行,你现在是好男人了。”
好男人。
我不知道算不算。
但我知道一件事——
赵秀梅和孩子,不会再在柴房里挨冻了。
---
腊月二十三,小年。
赵秀梅发动了。
凌晨两点,她疼醒了。
我一摸她的手,全是冷汗。
“卫国……”
“别怕。”
我翻身起来穿鞋,冲出门去敲了村里接生婆李奶奶的门。
李奶奶六十多了,颤颤巍巍背着药箱跟我来了。
赵秀梅咬着毛巾,额头上的青筋一根根鼓起来。
我在门外听着屋里的动静,心跳得比她还快。
两个小时。
凌晨四点十七分。
一声哭——
嘹亮的,穿透了整个冬夜。
李奶奶打开门,满脸笑:“恭喜了,大胖小子!七斤二两!”
我冲进去。
赵秀梅躺在炕上,脸白得没有一点血色,头发全被汗打湿了。
但她怀里抱着一个红彤彤的小肉团。
小肉团闭着眼睛,嘴巴一张一合,哭得中气十足。
我蹲在炕边,看着那个小东西。
手伸出去,缩回来。
伸出去,又缩回来。
赵秀梅虚弱地笑了一声:“你抱啊。”
我伸手把孩子接过来。
七斤二两,沉甸甸的。
我以前——不,原来那个姜卫国也没当过爹。
这具身体的第一个孩子。
我的第一个孩子。
“叫啥?”赵秀梅问。
我看着怀里的小脸。
“姜远。”
远方的远。
走远路的远。
赵秀梅念了两遍:“姜远。姜远。”
“好听。”
她闭上眼睛,嘴角带着笑,沉沉睡过去了。
我抱着姜远坐在炕头,一夜没睡。
外面的雪下了整整一夜。
第二天早上,姜家大院那边传来了消息——
姜老太太听说赵秀梅生了个男孩,当天就派王桂花来了。
王桂花站在我家门口,手里提着两个鸡蛋。
两个。
“妈说了,大喜事,让我来看看弟妹。”
我看着那两个鸡蛋。
赵秀梅在屋里坐月子,隔着窗户听见了。
“两个鸡蛋?”她的声音从屋里传出来,淡淡的,“大嫂家去年杀年猪的时候,卫国扛了一整天,妈给了大嫂十个鸡蛋十斤白面。”
王桂花的脸红了。
“这……这不是正好家里没了嘛——”
“大嫂。”赵秀梅说,“鸡蛋你拿回去吧。我不缺。”
王桂花的脸红一阵白一阵,提着鸡蛋走了。
我关上门。
回屋的时候,赵秀梅正在给姜远喂奶。
她没看我,只是说了一句:
“两个鸡蛋也好意思拿出来。”
我忍不住笑了。
她也笑了。
姜远在她怀里打了个响亮的嗝。
---
【第八章】
年后,开了春。
我以为会安生一段时间。
结果不到半个月,姜卫东就给我来了一出大的。
二月中旬,我去县城送了一批干蘑菇给供销社。回来的路上遇到刘大力。
他在路边截住我,脸色很不好看。
“出事了。”
“说。”
“你弟,姜卫东,拿着你的名义去找城里百货公司的老方进了一批货。”
我手握紧了车把。
“他冒充你的名义?”
“不光冒充。”刘大力吐了口唾沫,“他跟老方说自己是你合伙人,用你的名义赊了三百块钱的货——一百斤花生,两百斤红薯干。”
三百块。
货是赊的。用的是我的信用。
“货呢?”
“他转手卖给了另一个贩子,对方压价收的,只给了一百八。剩下的一百二,他说下个月补。”
净亏一百二十块。还把我的招牌砸了。
老方是我花了两个月才谈下来的客户。
我骑着车直接去了县城。
老方在百货公司的后院里蹲着抽烟,看见我就站起来了。
“卫国,你那个弟弟——”
“我来解决。”
我把三百块现金拍在他面前。
老方愣了。
“货款我全额补上。但有一件事——”我看着他,“我弟从今往后跟我没有任何生意关系。他再用我名义来找你,你直接轰走。”
老方把钱收了,点了点头:“行。你这人我信。但你那弟弟……不像话。”
从百货公司出来,我骑车回了村。
没回自己家。
直接去了姜家大院。
姜卫东在堂屋里嗑瓜子。
看见我进来,他脸上闪过一丝慌。
但很快又恢复了那副吊儿郎当的样子。
“二哥来了?坐——”
我把一张纸拍在桌上。
那是我让老方写的收据。三百块整,姜卫国代付。
姜卫东看了看那张纸,嘴角抽了一下。
“二哥,你也太小题大做了吧?我就是帮你跑跑腿——”
“帮我跑腿?”
我的声音不大。
但姜卫东的嘴闭上了。
“姜卫东。”
他不自觉地站了起来。
“你上个月偷了我47块钱。”
他的瞳孔缩了一下。
“你用我的名义赊了三百块的货,转手卖了一百八十块。你自个儿净落了一百八十块,一百二十块的窟窿留给我填。”
“我——我没有——”
“你脚上穿的那双皮鞋,30块。你上周在镇上喝酒请客花了12块。你还给你那个‘同学’买了一块上海牌手表,45块。”
姜卫东的脸从红变成了白。
他不知道我怎么查到的。
——刘大力在镇上的供销社有熟人。这年头,一个农村后生突然出手阔绰,在镇上买手表请客,瞒不住。
“我不跟你追究这些钱。”
他松了口气。
“但你听好了。”
他的呼吸又紧了起来。
“从今天起,你要是再用我的名义干任何事——”
我盯着他的眼睛。
“我带着证据去公社。到时候不是投机倒把的罪名。是诈骗。”
“你——你敢?”姜卫东的声音尖了,“我是你亲弟弟——”
“是。你是我亲弟弟。”我说,“所以我今天在这儿跟你说,没去公社。”
他张着嘴,脸上的血色一点点褪去。
堂屋外面有脚步声。
姜老太太站在门口,听到了最后几句。
她的嘴张着,但没吱声。
我把收据折好揣进兜里,转身走了。
走到门口的时候,我回了一下头。
姜卫东瘫坐在椅子上,手里的瓜子洒了一地。
那双皮鞋在阳光底下反着光。
刺眼。
我没再看。
出了院门。
春天的风吹过来,带着泥土化冻的味道。
我深深吸了口气。
回家的路上,路过代销点,吴掌柜在门口叫住我。
“卫国!有你的信!”
信是从县棉纺厂寄来的。
我当初那张明信片——闲棋——终于有了回音。
撕开信封,里面是一张通知:
“姜卫国同志:经研究,我厂愿与贵方洽谈棉布代销及农副产品以物易物合作事宜。请于三月十五日前来厂洽谈。”
盖着县棉纺厂的公章。
我把信折好,揣进了贴身口袋里。
走回家推开门的时候,赵秀梅正抱着姜远在院子里晒太阳。
姜远三个月了,胖乎乎的,一双眼睛黑亮黑亮的。
赵秀梅看见我回来,问:“怎么样?”
“解决了。”
“他以后还敢不敢?”
“不敢了。”
她点点头,没再问。
我在她旁边坐下,从兜里掏出那封信。
“你来看个东西。”
她凑过来,把信上的字一个一个辨认了半天。
“棉……纺……厂?”
“嗯。他们要跟我谈生意。”
她抬头看我。
阳光打在她脸上,刺得她微微眯着眼。
“卫国。”
“嗯。”
“你以前……真的是个窝囊废?”
我笑了。
“以前的事不提了。”
她也笑了。
姜远在她怀里咿咿呀呀,伸着小手去抓阳光。
抓不到。
但他不急。
小手一直伸着。
---
【第九章】
夏天来之前,我把跟县棉纺厂的合作敲定了。
模式很简单:我用山货折价换棉布,再把棉布拿回公社卖。
棉布在农村是硬通货。
谁家不做衣裳?谁家不扯布?
以前全靠布票,供销社排队半天还不一定有好花色。
我手里有好布,价格公道,不要票。
半个月,卖了六百多块。
加上山货的利润,到夏天的时候,我手里的存折上已经写着四个字——
一千四百三十二块。
一千四百三十二块。
1979年。
这不是一笔小钱。
这是一笔能在县城买半栋房子的钱。
消息瞒不住了。
不是我暴露了。是生意做到这个规模,整个公社都知道了。
“姜家沟那个复员军人,发了。”
“听说跟县供销社都搭上了。”
“棉纺厂的布都走他手里。”
连公社书记都在会上提了一嘴——“红星公社的姜卫国同志,是我们公社个体经营的先进典型。”
消息传到姜家大院的时候,效果可想而知。
王桂花再也不嗑瓜子了。
她开始“关心”我了。
“卫国啊,你看大哥这段日子身体不太好,你能不能——”
我没让她说完:“大嫂,有事说事。”
她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堆起来:“你大哥想跟你学学做买卖。你看能不能带带他?”
“做买卖不是学的。是拿钱和命拼的。”
她的脸沉了。
没再说话。
但她不是唯一来找我的。
赵老根又来了。
这回不是骑自行车来的。是走路来的。背着一筐鸡蛋、提着一只老母鸡。
“卫国啊!外孙满月的时候爹没来,爹心里过意不去啊——”
赵秀梅站在门口,看着她爹。
她没说话。
只是回了屋,关上了门。
赵老根在门外站了半个小时。
我出来,把鸡蛋和鸡收了。
“东西收下。人就不留了。秀梅坐月子的时候你没来,现在孩子大了,不需要伺候了。”
赵老根的脸一阵红一阵白,嘴唇哆嗦了半天,最后一跺脚走了。
但这些都是小事。
真正的大事——总算账——发生在秋天。
九月。
姜老太太托大队支书老王捎了个话:让我回姜家大院一趟,“全家有事商量”。
我去了。
堂屋里摆了一桌子人。
姜老太太坐正中间,姜卫军两口子坐左边,姜卫东坐右边。
连隔壁村的两个姜家族叔都请来了——姜德贵和姜德厚。
阵仗不小。
我进门的时候扫了一圈。
赵秀梅没跟我来。她在家带孩子。
但我知道她在等我回去。
“妈,什么事?”
姜老太太清了清嗓子。
“卫国,你搬出去也大半年了。你挣了钱,妈替你高兴。但你是姜家的儿子,姜家供你吃供你穿供你当兵。现在你发达了,该回报回报家里了。”
这话说得冠冕堂皇。
我没接茬。
姜德贵接了话:“卫国啊,你妈说得对。一家人嘛,有福同享。你看你大哥日子也紧巴,你弟弟还没成家——”
“二叔。”我说,“您先听我说两句。”
我从兜里掏出那个巴掌大的账本。
翻开第一页。
“这是我复员回来到现在的全部账目。”
我一页一页翻给他们看。
“转业安置费187块6毛。妈拿走了187块6毛。其中120块给老三买自行车,67块6毛‘补贴家用’。我到手——零。”
堂屋里安静了。
“搬进柴房后,我媳妇怀着七个月身孕,每天磨三十斤豆腐。磨了两个月。一分工钱没给过。”
姜老太太的嘴动了动。
“去年腊月到今年正月,我大哥翻灶台花了18块,用的是公中的钱——也就是我的安置费。大嫂拿公中的鸡蛋换了盐和布,给了娘家弟弟办酒席。”
王桂花的脸白了。
“今年正月,老三偷了我47块现金。二月份冒用我的名义赊了三百块的货,转手卖了,亏了一百二十块,窟窿是我填的。”
姜卫东的身体往椅背上缩了缩。
“合计——我被这个家吃掉了654块6毛。”
我合上账本。
抬头看着堂屋里的每一个人。
“妈,您说让我回报家里。那我问一句——这654块6毛,算不算回报?”
堂屋死一样的静。
姜德贵和姜德厚对视了一眼。
姜老太太的手抖了。
“你——你记这些有什么用——”
“妈。”我说,“我不追。”
她愣了。
“654块6毛,我不追。当是报了养育之恩。”
她的身体松了一下。
“但从今天起,咱们把话说清楚——我的钱,是我和秀梅的。不是姜家公中的。以后谁再来找我要钱,请先把这654块6毛还了。”
“你——”姜老太太站起来,浑身发抖,“你忘了你是谁生的——”
“没忘。”
我看着她。
“正因为没忘,我才没追那654块6毛。”
“但妈——”
我顿了一下。
“您也别忘了,秀梅怀着孕给您磨豆腐的时候,您没心疼过她一下。”
姜老太太的嘴张着。
嘴唇哆嗦了半天,一个字没吐出来。
她一屁股坐回椅子上。
王桂花站起来,想说什么,被姜卫军拉了一下袖子,又坐了回去。
姜卫东低着头,一声不吭。
两个族叔面面相觑,最后姜德贵干咳了一声:“这……这账是清楚的。卫国你做的……也不过分。”
我站起来。
“账算完了。我走了。”
我转身出了堂屋。
身后没有人叫住我。
走到院门口的时候,我听见堂屋里传来一声闷响。
是姜老太太拍桌子的声音。
然后是她的哭声。
不是嚎,是闷闷的、压抑的、老人的哭。
我在门口站了两秒。
没回头。
她哭的不是心疼。
是心疼她的如意算盘打不响了。
我出了院门,秋天的风带着庄稼成熟的味道。
路上碰见吴掌柜,他叫住我。
“卫国,你家……没事吧?”
“没事了。”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什么都没说。
我回到家。
推开门的时候,赵秀梅坐在门槛上,怀里抱着姜远。
她一直在等。
看见我回来,她的眼睛亮了一下。
“怎么样?”
“算完了。”
“以后呢?”
“以后就是咱自己的日子了。”
她站起来,侧身让我进门。
姜远在她怀里冲我笑,露出两颗刚冒出来的小白牙。
赵秀梅关上了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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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章】
转眼到了年底。
1979年的最后一个月,下了入冬以来最大的一场雪。
整个姜家沟白茫茫一片。
这一年,我的生意从一个人骑破自行车驮麻袋,变成了跟县供销社合作、跟棉纺厂挂钩的正规买卖。
刘大力跟着我干了大半年,也攒了不少钱,在村里盖了三间新瓦房。他媳妇逢人就说——“多亏了卫国。”
我自己?
我在村东头的石头房旁边又起了两间新屋。
青砖,瓦顶,带玻璃窗户。
全村第一家装玻璃窗户的。
阳光能整扇整扇地照进来。
赵秀梅在新屋里做了一面小柜子,把姜远的衣服叠得整整齐齐放进去。
她做这些事的时候,脸上的表情跟以前不一样了。
以前是忍。
现在是踏实。
但我知道,外面不太平了。
姜家大院出事了。
先是姜卫军。
他不知道从哪儿沾上了堵伯。一开始是小打小闹,三毛五毛的。后来越赌越大,去了镇上的赌场。
输了多少钱?
没人知道确切数字。但王桂花半夜在院子里哭嚎的声音,隔着半个村子都听得见。
“你个没出息的东西!家里的棺材本都让你输光了——”
姜老太太急火攻心,躺了三天。
然后是姜卫东。
他被我堵死了“用二哥名义做生意”这条路之后,自己去折腾了。
他看我挣了钱,觉得做买卖不就是收东西再卖嘛,有什么难的?
他拿着那些偷来的、攒下的钱,去邻县进了一批化肥。
化肥在农村是紧俏货。他以为能大赚一笔。
结果——
化肥是假的。
掺了大量泥沙的劣质货。
他卖给了附近几个村的农民,人家用了之后地里颗粒无收。
农民找上门来要说法。
姜卫东根本赔不起。
他躲了。
躲了三天,被人从镇上的旅社里揪回来。
鞋跑丢了一只。
就是那双皮鞋。
那天我回家的时候,路过姜家大院。
院门敞着。
我没进去。
但我看见了——
院子里站了十几个人,都是买了假化肥的农户。有的拎着扁担,有的推着独轮车,车上堆着没用完的化肥袋子。
姜老太太站在堂屋门口,满头白发在风里飘着。
她老了。
这一年里一下子老了十岁。
她的背佝偻着,手撑着门框,嘴唇颤着,但说不出话来。
王桂花缩在屋里不敢出来。
姜卫军蹲在墙角,头埋在膝盖里。
姜卫东跪在院子中间。
不是自愿跪的。是腿软了,站不住。
他的脸灰白灰白的,嘴唇没有一点血色。
一个老农指着他的鼻子骂:“你赔我的庄稼!你赔!一家老小全指着那块地——”
姜卫东张着嘴,一个字说不出来。
他的眼珠子在眼眶里乱转,神志不太清楚的样子。
我站在院门外看了一会儿。
没进去。
不是不想帮。
是帮不了。
也不该帮。
他卖假化肥坑的是实实在在的农民。人家的庄稼毁了,一年的收成没了。这不是我替他赔钱能解决的事。
赔得了钱,赔不了信任。
我转身回了家。
赵秀梅正在新屋里给姜远缝棉袄,小棉袄上绣了一只老虎,虎头虎脑的。
“老宅那边又出事了?”
“嗯。”
“严重吗?”
“不轻。”
她没再问。
手底下的针线没停。
过了一会儿,她说了一句:“卫国,你心里是不是不好受?”
我想了想。
“说不上。”
“他们是你亲妈亲哥亲弟弟。”
“是。”
“那你……”
“秀梅。”我在她对面坐下,“我不救他们,不是因为恨。是因为他们不长记性。”
她停了针线,抬头看我。
“我救了这次,还有下次。上次算账说清楚了,他们不是听不懂,是不想听。”
她沉默了一会儿。
“嗯。”
“但——”我说,“老太太要是真生了病,吃药看病的钱我出。饿不死。仅此而已。”
她点了点头。
没再说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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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二十八。
姜家大院的门被人从外面锁了。
不是锁。是——
姜卫军跑了。
欠了赌债还不上,连夜跑了。没人知道他去了哪儿。
王桂花带着孩子回了娘家。走之前把能搬的东西全搬走了,连灶台上的铁锅都卸了。
姜卫东被公社民调小组叫去谈话了。假化肥的事,公社介入了调查。不至于坐牢,但赔偿是跑不了的。
他赔不起。
姜老太太一个人守着空荡荡的大院。
年二十九。
大雪。
我起来扫院子的时候,看见门口站了一个人。
姜老太太。
她穿着那件旧棉袄,头上的白发被雪打湿了,一缕一缕贴在额头上。
她站在我家门口,不知道站了多久。
脚底下的雪被踩实了一片。
她看见我出来,嘴动了动。
张了好几次,才挤出一句话。
“卫国。”
“妈。”
“你……你弟他——公社叫他去了——你能不能——”
她的声音抖得厉害。
我看着她。
她老了。
真的老了。
不是那种意气风发、骂起人来中气十足的姜老太太了。
是一个在寒风里站了不知道多久、不敢敲门、只敢在门外等着的老太太。
“妈。进来吧。外面冷。”
她的眼眶红了。
但她没动。
“你弟——”
“他的事我管不了。公社怎么处理,那是公社的事。”
她的身体晃了一下。
“但是——”我说,“您要是没地方过年,就在我这儿吃顿饭。”
她站在那儿,雪落在她肩膀上。
我没再说话。
转身进了屋。
赵秀梅在灶台前忙活,正剁馅儿包饺子。
她看了看门口,又看了看我。
什么都没问。
只是从面盆里多揪了一团面。
一刻钟后。
姜老太太坐在我家堂屋里。
手里捧着一碗热水。
她缩在椅子上,整个人小了一圈。
姜远在地上爬,爬到她脚边,抬头冲她咿呀了一声。
她低头看着这个孙子。
手伸出来,想摸摸他的头。
手伸到一半,缩回去了。
又伸出来。
这回摸到了。
姜远抓住她的手指,往嘴里塞。
姜老太太的嘴瘪了,眼泪吧嗒吧嗒掉下来。
无声的。
我坐在一边,没看她。
赵秀梅端了一盘饺子出来,放在桌上。
“妈,吃饺子。”
姜老太太拿筷子的手抖了三次才夹住一个饺子。
她咬了一口。
猪肉白菜馅儿的。
她嚼了两下,筷子放在桌上,抬起袖子捂住了脸。
肩膀一耸一耸的。
赵秀梅站在旁边,看了她一会儿。
然后拿了条毛巾递过去。
没说话。
该说的,早就说完了。
我站起来,走到院子里。
雪还在下。
新屋的玻璃窗户上结了一层霜花。
屋里的灯光透过霜花照出来,暖黄色的。
门口贴着赵秀梅写的春联——她这大半年跟着我学了不少字——歪歪扭扭的,但一笔一画认真得很。
上联:勤劳致富春常在
下联:正道经营福自来
横批她想了很久。
最后写了四个字:
好日子来。
我站在院子里,呼出一口白气。
身后传来赵秀梅的声音。
“卫国,进来吃饭了。”
我回过头。
她站在门口,围着一条新围裙。围裙是她自己用我进回来的棉布做的,上面绣了一朵向日葵。
灯光从她身后照过来,照不清她的脸。
但我知道她的表情。
眼眶红着,嘴角翘着。
一直是这个样子。
我掸了掸肩膀上的雪,走进了门。
赵秀梅关上了门。
屋子里暖和。
饺子的热气、煤炉的热气、人的热气,混在一起。
姜远坐在炕上拍手,口水流了一围嘴。
姜老太太坐在桌边,安安静静地吃饺子。
一句话也没说。
不用说。
桌上四副碗筷。
多出来的那一副,是赵秀梅加的。
她谁都没问。
自己加的。
我坐下来。
拿起筷子,夹了个饺子搁进赵秀梅碗里。
她瞪了我一眼。
没说话。
但嘴角翘得更高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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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这张桌子上吃了第一顿真正意义上的年夜饭。
窗外大雪封山。
屋里饺子管够。
好日子。
才刚开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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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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