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百一次，不讲价
我叫陈九，干的是驱邪。八百一次，不讲价——进门、放录音、收钱走人，前后不到二十分钟，比我大学时写一份尸检报告还快。
今天这单的客户是个女鬼，她自己打的电话。
“喂，是长明堂吗？”电话那头声音很轻，还带点回音，“我这儿……有点不干净。”
“地址。”
“团家村七号楼，一四〇二。你快点啊，它就在我床底下。”
我看了眼表，十一点四十。“加急两百。”
“给给给，你快来。”
团家村的电梯坏了，我爬到十四层。开门的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睡衣外面套了件外套，手里攥着把扫帚，脸白得没血色。
“你就是陈师傅？”她上下打量我，“你多大啊？”
“二十四。”
“二十四？”她嗓门一下上去了，“我同学说的那个老陈师傅呢？”
“我爷爷。去年走的。”
她往后退半步，那点期待从脸上塌下去。“那……那你会吗？”
“会。”我拎着包往里走，“八百，先付。”她扫码的时候手一直在抖。
卧室里一股潮味，窗帘拉得死紧，空调开到十六度，冷得像停尸间。床底下黑着，什么都看不见。
只有我能听见。
“哎哟喂，又来个骗子。”一个细细的女声从床底下飘出来，“上回那个说要给我烧别墅，烧了半张纸就跑了。”
我蹲下去，手电筒往里一照。床底下趴着个半透明的女人，头发跟鸟窝似的，抱着膝盖，一脸不耐烦地翻了个白眼。
“哟，你看见我了？”她坐直了点，“行啊小伙子，有点东西。”
“嗯。”
“那你打算怎么弄我？桃木剑？还是撒糯米？”她撇撇嘴，“你们这行我见多了，一个比一个能吹。”
我没理她，从包里掏出一台录音机。红色的塑料壳，双卡带，天线断了半截，我爷爷留下的，比我岁数都大。
姑娘在门口探着头：“这……这是什么？”
“录音机啊。”
“我知道是录音机！”她嗓门又上去了，“你拿录音机干什么？”
“当然是驱邪啊。”
“……”
我把磁带塞进去，按下播放。齿轮咔哒一声，先出来三秒杂音，接着是两声很重的咳嗽，像个老头在清嗓子。
“哎——今儿这天儿不错啊。小九，你吃饭了没？”
我闭了下眼。“……师傅，您念经吧。”
“念什么经，我这刚起。”录音里的老头叹口气，“你说现在这年轻人，一天到晚就知道催，催催催，跟催命似的。我跟你讲啊，我昨儿做了个梦，梦见你爷爷了，他跟我说你那铺子的房顶漏水，让我提醒你修——”
床底下那女鬼坐起来了。
“等会儿。”她抬着手，“这什么玩意儿？”
“录音机啊。”
“我知道是录音机！”她学门口那姑娘的口气，“这老头谁啊？你不是要驱我吗？”
“快了。”
“快了是多久？”
“看心情。”
“……”
录音还在唠：“——哦对了，你那电动车别老骑那么快。上回我在窗户上瞧见你拐弯不减速，我这心啊，扑腾扑腾的。年轻人，命是自己的，你说是不是这个理儿？”
女鬼把手一摊：“行了行了，我走了。”
她站起来拍了拍身上的灰。“我不怕念经，我怕话痨。”
说完往墙里一钻，没了。
空调还在响，屋里没别的声音。我按下停止，把磁带倒回去，收好录音机。
门口那姑娘脸都青了：“走……走了？”
“走了。”
“就……就这么走了？”她指着录音机，“你放了个老头唠嗑，它就这么走了？”
“她怕吵。”
“……”
她盯着我看了半天，把声音压得很低：“那老头是谁啊？”
“我师傅。”
“你师傅人呢？”
“也走了。”
我拉上拉链站起来。“八百，加急两百，一共一千。刚才付了八百，还差两百。”
她一边扫码一边忍不住问：“那老头……是你师傅？”
“嗯。”
“他人呢？”
我想了想。“在磁带里。”
她手一抖，多按了一个零，赶紧取消，连说了三声对不起。
钱到账了。我下楼的时候听见她在背后嘀咕：“这年头骗子都这么卷了吗……”
我没回头。
她说得对。这行是真卷——卷到有人死了二十六年，还在替活人说话。
长明堂
长明堂在城西老街，一间半的铺面，门口挂俩白灯笼，玻璃柜里摆着纸扎的楼房、汽车、手机，最新款，带充电器。白天卖花圈，晚上驱邪，我爷爷定的，几十年没改。
回到铺子快一点了。
我泡了碗面，坐在柜台后面，把录音机摆到桌上。外壳磨得发白，边角有道裂痕，用透明胶粘过。
那道裂痕我认得。十三年前我十一岁，偷拿它去吓同学，摔在台阶上。爷爷回来没打我，蹲在地上把碎塑料一块一块捡起来，粘了一晚上。那时候我还不知道里面录的是什么。
“咔哒。”
“——小九啊，泡面别天天吃。”录音里的声音慢悠悠的，“你看你那脸，黄不拉叽的，跟纸扎的一个色儿。”
我拿筷子的手停了一下。“我今儿吃的是红烧牛肉。”
“红烧牛肉也不行啊。”师傅叹口气，“你爷爷在的时候，好歹还给你煮个鸡蛋。”
“我哪会煮啊。”
“那你就学嘛。人这一辈子，总得会给自己煮个鸡蛋。”
我没接话，低头吃面。录音里的师傅又唠了会儿，说他年轻时在庙里怎么被人欺负，说我爷爷当年怎么讹他出的家，说城西包子铺那老板娘其实对他有点意思——这话他到最后都没说出口。
磁带走到头，咔一声停了。屋里只剩我吸面条的声音。
桌角压着本旧账本。最后一页写着我的名字，底下是爷爷的字：“小九，铺子交给你。三段以内，能解决就别放第四段。”再底下一行，笔迹抖得厉害：“磁带只有十三盘。省着用。”
我往前翻。从二〇一〇年开始，一笔一笔记着几月几日、哪家哪户、什么事、放了几段、收多少钱。爷爷的字很硬，像拿刀刻的。翻到最后一页，日期是去年三月，往后就没人写了。
我把账本合上，关灯上楼。路过楼梯口，看见墙上那张黑白照片：两个老头站在庙门口，一个穿中山装，一个穿僧袍。穿僧袍的笑得眼睛都没了，还比了个“耶”。
那是我师父。照片右下角有行小字，爷爷写的：“净空，话多，心软，念经能把鬼念烦。”
这行的规矩
第二天上午来了个新客户。穿西装，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皮鞋能照见人。他站在柜台前扫了一眼那些纸扎别墅，眉毛皱得能夹死蚊子。
“你就是陈师傅？”
“嗯。”
“太年轻了。”他看看我，“我这事，得找个有经验的。”
“那你找吧。”
我低下头继续算账。他在柜台前站了三分钟。
“……多少钱？”
“一千二。”
“刚才不是说八百吗？”
“刚才我年轻。”
他愣了两秒，笑了。“行。”他掏出手机，“你这嘴，比岁数老。”
他姓周，做建材，写字楼在市中心，二十三层。“从上个月开始，晚上加班的人能听见楼道里有人唱歌。”他把声音压低，“唱的还是老歌，邓丽君那种。”
“有人看见了吗？”
“我司机看见了。”他吞了口口水，“说是个穿蓝布褂子的老太太，蹲在消防通道里，一边唱一边数钱。”
我放下手里的活。“数钱？”
“数一沓子，数得可仔细了，一张一张数。”周老板搓着手，“陈师傅，多少钱都行，你给我弄干净。这楼里现在没人敢加班，我这个月单子黄了两笔。”
“市中心，高层，加急。”我说，“一千二。”
“行行行。”他掏出手机，“什么时候能去啊？”
“今晚。”
他走后，我上楼翻箱子。爷爷留下三本笔记，第一本封皮上写着四个字：这行的规矩。我翻到中间一页。
“一、不问客户的钱是怎么来的。二、不接活人的仇。三、鬼不走，先看它为什么留下。四、能念走的，别打。五、念不走的，别硬念。”
第五条下面画了很重一道线。“六、别问师傅的事。”
六底下还有一行更小的字，是后来补上去的：“——你要是问了，他也答不上来。”
我正盯着那行字，楼下有人敲门。“陈九？陈九你在不在？”
林小玲。殡仪馆的化妆师，跟我做了三年邻居，也是这世上唯一知道我在干什么、并且坚信我在搞诈骗的人。她拎着两个包子进来往柜台上一放：“听说你昨晚又去骗人了？”
“收了钱，办了事。”
“办什么事？放录音啊？”她咬了口包子，“陈九，你这属于封建迷信。一年能挣几万啊？”
“十二万。”
她噎了一下。“多少？”
“去年十二万。”
“你放屁。”
“账本在。”
她真去翻了。翻完抬起头，表情很复杂：“一个老头唠嗑，一年十二万？”
“是念经。”
“他念了吗？”
“……念了。”
“念了多久？”
“两分钟。”
林小玲沉默了一会儿，把另一个包子推到我面前。“你今晚去哪儿？”
“市中心，写字楼。”
“我跟你去。”
“你去干嘛？”
“我要亲眼看着你骗人。”她说，“万一你真撞上什么，我好给你收尸。专业对口。”
我说行。她不知道，我这行有条不成文的规矩：带外人出活，最后只有两种结果——要么她变成客户，要么她变成同事。
后来她两样都成了。
二十三层
晚上十点，二十三层。整层只剩走廊灯亮着，白得发青。周老板把我们送到电梯口就不肯往里走了：“就在前面，消防通道。我不去了啊，我在楼下等你们。”
电梯门关上。林小玲抱着胳膊四处看：“挺正常的啊，地毯、绿植、饮水机。你们这行是不是得先营造气氛？”
“嘘。”
“嘘什么嘘，我说你——”
我抬手指了下走廊尽头。消防通道的门半开着，里面是楼梯间，声控灯灭着，一片黑。有声音。
“……一条大河波浪宽——”
一个老太太的嗓子，唱得慢，还走调。唱完一句停一停，然后是哗啦哗啦的数纸声。“一百、两百、三百……”
林小玲的手悄悄抓住我的袖子。“陈九。”
“嗯。”
“那是……什么？”
“人。”
“人？”
“死的那种。”
她指甲掐进我胳膊里。我走过去推开消防通道的门，声控灯亮了一下又灭。老太太蹲在第四级台阶上，蓝布褂子，灰白头发挽成个髻，面前铺着张报纸，上面摊着一沓钱。她一张一张地捻，捻一张，对着灯看水印。
不对，没灯。她是对着空气看。
“奶奶。”我说。
她抬头。一张很普通的脸，皱纹很深，眼睛浑浊，嘴角往下耷拉着，一看就不太好相处。“你谁啊？”她声音很冲，“这是我家，你进来干啥？”
“这是写字楼。”
“胡说。”她低下头继续数，“这是我家。我儿子买的房，二十三楼，一百八十平。”
数着数着她停了。“我儿子呢？”
“奶奶，您儿子叫什么呀？”
“我儿子叫周建国。”她抬起头很认真地看着我，“他今天该回来了。我给他包了饺子，猪肉白菜的，他说他爱吃这个。”
我没说话。周老板叫周海涛，她记错了名字。
我蹲下来看那沓钱。“这钱哪儿来的？”
“我攒的。”她把钱往怀里搂了搂，警惕地看着我，“攒了二十年。卖菜、捡瓶子、给人缝裤脚。我儿子要买房，差二十万，我给他凑上了。”
“他买了吗？”
“买了呀。”她笑了，露出一口黄牙，“二十三楼，一百八十平。他说等他挣了钱接我来住。我这不就来了吗。”
说完低头又开始数：“一百、两百、三百……”
林小玲在我背后声音发抖：“陈九，她在跟谁说话？”
“跟她儿子。”
“她儿子在哪儿啊？”
“在楼下。”
“楼下没人啊，刚才就周老板一个——”
“是。”我说，“所以她不走。”
她耳背
我掏出录音机。林小玲一看就急了：“你还真放啊？”
“嗯。”
“你要在一栋写字楼里，晚上十点，给一个老太太放一个老头唠嗑？”
“她不是老太太。”
“那她是什么？”
“她是没等到人的妈。”
我把磁带塞进去。“咔哒”一声，三秒杂音，两声咳嗽。
“哎——今儿个天气不错啊。”师傅的声音在楼梯间里荡开，回音一圈一圈的，“小九啊，你说这人活着到底图个啥？我琢磨了一辈子——”
老太太抬起头：“谁？谁在说话？”
“——我琢磨着吧，图个热乎。饭要热乎的，话要热乎的，人心也得热乎。你看那包子，凉了就不好吃了，对不对？”
“哎哟，这谁啊，这么能说。”她皱起眉转头看我，“你放的？”
“嗯。”
“放这个干啥？”
“驱邪。”
“驱什么邪，我这不正忙着呢吗。”她摆摆手，“关了关了，吵得我数不清。”
她低下头继续数：“一百、两百、三百……”
我心里咯噔一下。她不怕。
录音还在走。“——你说现在这人，一天到晚忙忙叨叨，钱挣那么多干啥？生不带来死不带去的。我那师兄就明白这个道理，一辈子就一件僧袍，补了三十七个补丁——”
老太太数钱的节奏一点没乱。“……七百、八百、九百……”
“陈九。”林小玲小声说，“没用啊。”
“嗯。”
“那怎么办啊？”
我一按停止，楼梯间里只剩她捻钞票的沙沙声。老太太数完一沓，用皮筋捆好塞进怀里，又摸出一沓新的。
“她耳背。”我说。
“什么？”
“她耳背。”我看着她的侧脸，“她儿子说过，他妈耳朵不好，说话得喊。这楼里没人喊她，所以这么多年她一直没听见有人叫她走。”
林小玲愣住了。
我从包里拿出第二盘磁带。这是我第一次在一个晚上用两段。爷爷的规矩是一段解决不了先想一想，别急着放第二段。但今天我想先放。
“咔哒”。这次是另一个开头。
“——哎，小九，我这嗓子有点哑。”师傅咳了两声，“今儿不念长的了，我给你说个事。”
“我年轻的时候在庙里管过后厨。有个老太太天天来，不烧香，就蹲在门口，说等她儿子。她儿子出去打工，说三年回来。她等了十一年。”
“后来她不来了。”录音里的师傅停了停，“那几年我天天给她留一碗热汤。她耳背，我就站她跟前喊。喊了十一年，她记住了我的声音。”
“所以啊小九，你要是碰上听不见的人，别放轻的，要喊。”
楼梯间里静得能听见风。老太太的手停在半空，慢慢抬起头看向录音机。
“……老净空？”
我心里一震。“是。”
“老净空在哪儿呢？”她扶着台阶站起来，眯着眼睛四处看，“这声音我听了十一年呢。他每天中午都喊我，‘周家嫂子，喝汤了’。”
“他不在了。”
“不在了？”她愣愣地站着，“去哪儿了？”
“走了。”
她沉默了很久，然后笑了。“哦。”她说，“那我也该走了。我这饺子，凉了。”
她低头把那沓钱仔细放回报纸上，包好，塞进怀里。
“小伙子。”
“嗯。”
“这楼里有个叫周海涛的，你认识不？”
“认识。”
“你告诉他，”她拍了拍怀里的钱，“妈把钱给他凑上了。他别老加班，对身体不好。”
“我告诉他。”
“还有，”她顿了一下，“让他把家里那盏灯留着。我怕黑。”
她转身一步一步往楼上走。蓝布褂子的背影在楼梯间里越来越淡，走到拐角没了。声控灯“啪”地灭了。
林小玲站在原地一动不动。过了很久她开口，声音很轻：“陈九。”
“嗯。”
“刚才那个……”
“嗯。”
“她真的……”
“嗯。”
她蹲下去抱着膝盖，肩膀开始抖。我以为她哭了，走过去想扶她，她抬起头，眼睛亮得吓人。
“陈九！”她一把抓住我的手，“那老太太刚才是不是说话了！她说话了！我听见了！”
“……”
“我操。”她站起来来回踱步，“我操我操我操。这世上真有鬼。我读了四年大学，我解剖过二十具尸体，我他妈一直以为你是骗子——”
“你小点声。”
“我不小！”她转过身一把揪住我领子，“陈九，你告诉我，那录音机里到底是谁？”
我看着她。“我师父。”
“你师傅是人吗？”
“是。”
“那他现在在哪儿？”
“死了。”
“什么时候死的？”
我想了想。“不知道。”
她愣住了。“不知道？”
“嗯。”我把录音机收进包里，“从我记事起，他就只在录音里。”
十三盘
回铺子的路上林小玲一直没说话。电动车骑到老街口，她从后座跳下来拦在我前面：“停下。”
“干什么？”
“你把磁带拿出来，我看看。”
我把包递给她。她蹲在路灯下面一盘一盘往外掏。十三盘磁带，每盘贴着手写的标签，爷爷的字。
“一盘三段，总共三十九段。”她数着，“用掉多少了？”
“二十七。”
“剩十二。”
“嗯。”
她把磁带摆成一排，抬头看我。“十二段用完了怎么办啊？”
“不知道。”
“你不知道？”她声音高起来，“陈九，你是干这行的，你说你不知道？”
“爷爷没说过。”
“你爷爷什么时候走的？”
“去年三月。”
“他走之前没跟你说点什么？”
我想了想。那天爷爷躺在床上，人已经瘦脱了形，手抓着我手腕，抓得特别紧。他说小九，铺子给你，我说好。他说账本在抽屉里，我说好。他说磁带省着用，我说好。
然后他就不说话了，眼睛看着天花板看了很久。我以为他要交代什么大事，结果他说：“你师傅那个人，话多。”
我说我知道。爷爷笑了一下：“话多的人，心不空。”
然后他闭上眼，再没睁开。
“就这些？”林小玲问。
“就这些。”
她叹了口气，把磁带一盘一盘装回去，然后把包递给我。
“陈九。”
“嗯。”
“你有没有想过，”她看着我，“这录音里的师傅，为什么知道你所有的事？”
“什么？”
“他说你别骑快车，说你泡面吃太多，说你的车灯坏了。这些事，是十三年前的录音能知道的？”
路灯在头顶嗡嗡响。我站在原地没说话。
“你爷爷，”她说，“是不是一直在剪磁带？”
我没回答。那天夜里我把账本从头翻了一遍。二十六年来这个铺子一共出过四百三十七次活，账本上每一笔都记着用了第几段。最多的一个月用了六段，最少的一个月一段没用。我拿铅笔在纸上算了一遍，又算一遍：三十九段磁带，用了二十六年，平均每一段撑了八个月。
一个人的话被剪成三十九段，掰开揉碎，省着用了二十六年。
我合上账本看着窗外。如果我是爷爷，我会先留哪一句？
想到这儿，另一个问题冒出来：这三十九段，如果是在爷爷死前那几天才剪完的呢？那之前二十六年，他剪的是什么？
不对。他一直在剪，一天一天地剪，剪到后来自己都分不清哪句是师傅说的、哪句是他想说的。
我又想起爷爷咽气前那句话。
他说的是“省着用”。说完还补了半句，当时我没听清。
现在我想起来了，他说的是“省着用，最后那一段，别拿来做买卖”。
我当时以为他糊涂了，结果他清醒得很。
麦霸
三天后林小玲给我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陈九，你来一趟。”
“哪儿？”
“我单位。”
“殡仪馆？”
“嗯。”她停了一下，“停尸间现在没人敢进。”
我骑车过去的时候是晚上九点，后院停着三辆灵车，路灯照在青灰色的墙上，风一吹，花圈上的塑料花哗啦啦响。林小玲在门口等我，白大褂外面套了件军大衣：“昨天夜班的老张说，停尸间有人唱歌，唱了整整一夜。”
“唱什么啊？”
“《死了都要爱》。”
“……”
“你别笑。”她推开门，“老张今天辞职了。干了十四年。”
停尸间在负一层，走廊很长，灯管有一根在闪。走到一半我听见了。
“死了——都要爱——”
一个男人的嗓子，撕心裂肺，还带点哭腔。“不淋漓尽致不痛快——”
唱到“不痛快”破了音。林小玲看了我一眼，我点点头。
停尸间零下五度，白雾贴着地面滚，六张不锈钢床空着五张，最里面那张床上坐着个人。三十来岁，短发，穿一件廉价西装，领带歪着，脸上还有没擦干净的血。他闭着眼唱得很投入。
“——发会雪白，土会掩埋——”
唱到这句他停了，睁开眼。“哎？来人了？”他从床上跳下来，光着脚走到我面前，“谁啊？”
“驱邪的。”
“驱邪的？”他眼睛一亮，“兄弟你来得正好！我唱了三天了，一个听众都没有，你说这像话吗？”
他伸出手：“我叫马亮，婚庆主持，兼职唱歌。你呢？”
我没握。“陈九。”
“陈师傅！”他一点不尴尬，把手收回去，“你评评理。我这人一辈子就一个爱好，唱歌。我结婚唱，我儿子满月唱，我爹走的时候我也唱，我爹生前爱听。”
“你怎么死的？”
“车祸。”他摸了摸后脑勺，“那天赶一场婚礼，闯了个红灯，被水泥车……哎，不说了，说了晦气。”
他转身指着那张床：“我现在就想唱完一首完整的。我这辈子唱了三千多场，一场都没唱完整。不是被人打断，就是话筒没电，要么就是客人喝多了打架。你说这合理吗？”
“不合理。”
“对吧！”他一拍手，“所以我不走。我得唱完最后一首。”
林小玲在我背后小声说：“这他妈是什么鬼。”
“麦霸。”我说。
我把录音机拿出来。马亮一看眼睛更亮了：“哟，这什么？卡拉OK机？能点歌吗？有伴奏吗？”
“驱邪的。”
“驱邪？”
“念经。”
“念经好啊！”他更兴奋了，“我最爱念经了！你知道《大悲咒》吗？我会唱，我能配《最炫民族风》的调子——”
我按下播放键。“咔哒”。
“——哎，小九，今天下雨了没啊？我这膝盖疼，一疼就要下雨。”
马亮愣住：“这老头谁啊？”
“我师傅。”
“你师傅怎么不念啊？”
“他在唠嗑。”
“唠多久啊？”
“不一定。”
马亮站在那儿听了两分钟。“……这人挺能说的。”他挠挠头，“但是兄弟，我实话跟你讲，这不管用。”
“为什么？”
“因为我不怕吵。”他摊开手，“我干婚庆的，音响开最大能盖过一整个宴会厅。你这老头的声音，还没我话筒一半大。”
录音还在走。“——你说现在的人啊，说话都不好好说。我那年给一户人家办丧事，儿子哭得震天响，一句人话没有。我问他，你爹生前爱吃什么？他答不上来。你说这叫什么孝顺？”
马亮的表情变了。他低下头，看着自己光着的脚。
过了会儿他说：“我爱吃我妈做的红烧肉。”
“嗯。”
“我儿子爱吃我做的。”
“嗯。”
“我上个礼拜还答应他，说这单婚礼做完带他去吃肯德基。”他抬起头，眼睛红了，“我儿子六岁。”
停尸间的白雾在地上滚。
“陈师傅。”
“嗯。”
“你让我唱完吧。”他说，“就一首。唱完我就走，真的。”
我把手放在停止键上。爷爷的规矩第三条：鬼不走，先看它为什么留下。
“唱吧。”
马亮眼睛一下亮了：“真的？”
“唱吧。”
他深吸一口气站直了，两只手在身前交握，像握着话筒。
“死了——都要爱——”
第一句就破了。
“不淋漓尽致不痛快——”
第二句更破。他唱得很用力，脖子上青筋都出来了，唱到高潮整个人往后仰，脸涨得通红。
唱完最后一句他弯着腰喘气：“怎么样？”
“难听。”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难听就对了。我唱了半辈子，就没人说过我难听。”
笑着笑着眼泪掉下来。“行，我走了。”他把领带扶正，“陈师傅，谢谢你。”
往门口走了两步，他停下：“对了。”
“嗯。”
“你这录音里的和尚，”他回过头，“念经的调子不对。”
我心里一紧。“哪儿不对？”
“我妈信佛，我小时候跟着听过。正经和尚念经，尾音往上挑，图个超脱。他这个，尾音往下掉。”
“往下掉是什么意思？”
“送葬。”他说，“我们老家办白事，请的先生就是这么念的。往下的，是送给死人的。”
停尸间的灯管嗡了一声。
“还有啊，”他挠挠头，“这和尚念到第三句就咳嗽，声音虚得很。我们那儿的先生，念一天都不带喘的。”
他推开门走了。走廊里传来一句远远的：“陈师傅，帮我个忙——我儿子叫马小树，你告诉他，他爹唱歌难听，但是爱他。”
声音没了。
我一个人在停尸间里站了很久，然后掏出录音机按了播放。
“——小九啊，今天天气不错。”
我关掉，又按。
“——小九啊，今天天气不错。”
一模一样，一个字都不差。这台机器我听了二十四年，同一句话听过无数遍，从来没觉得不对。今天我想起来：十一岁那年我把它摔坏，爷爷粘了一晚上；上初中搬家，他把它塞进我书包，说“带上”；高考落榜那天，他把它摆到饭桌上，放的那段正好是“考不上就考不上”。
当时我妈还说：“你爷爷神了，怎么什么都知道。”
我站在殡仪馆负一层的停尸间里，想通了一件事。
他不知道。他每天剪一遍，剪到我失恋，能听见“失恋就失恋”；剪到我没钱，能听见“没钱就少吃点”。
剪了二十六年，可三十九段我两年就用完了。
我想起去年三月爷爷走的前一天，还能下床，非让我把他扶到柜台前，指着铁盒说“那个别动”。我以为他说的是钱。
铁盒里确实有钱，三千多，压在磁带上头。
他把话放底下，把钱放上面。
那天我打开铁盒，第一眼看见的是钱，第二眼才看见磁带。
原来他一直在挡着，怕我把这些话一口气听完。
火化单
我回家把爷爷的箱子全搬了出来。三个木箱，两个纸箱，一个装饼干的铁盒。铁盒里有钥匙、老花镜、半包早就干了的烟，还有一沓票据。
进货单、水电费、房租收据、几张没中奖的彩票。翻到最底下，有一张对折的纸，黄了，边上烂了个口子。
我展开。
殡仪馆火化证明
姓名：释净空
性别：男
年龄：六十三
死亡日期：一九九七年四月十九日
火化日期：一九九七年四月二十一日
一九九七年。那年我还没出生。我爷爷那年五十二岁，在城西开了这间铺子。
我把纸翻过来。背面有一行铅笔字，很淡：“老弟，你走得太急，话没说完。我替你说。”
窗外有车开过，灯光扫过天花板，一晃就没了。
我坐在一堆票据中间，想起一件事：十三盘磁带，三十九段，每段开头师傅都在唠嗑，唠的内容都不一样，有时候说天气，有时候说梦，有时候说我。
一个死人，怎么可能说二十六年的话？
除非有人一直在替他说话。
我把十三盘磁带全倒在桌上，一盘一盘看标签。大部分是爷爷的字，黑色记号笔，“一之一”“一之二”。
翻到最后一盘第三段，标签是空的。
不，不是空的。上面有几个字，非常潦草，笔画抖，墨水洇开了。不是爷爷的字。那字迹歪歪扭扭，像是很久没写字的人用尽力气才写下的：
“小九，最后一句，留给你说。”
我把磁带翻过来看背面。背面贴着一张小纸，更旧，边都脆了，上面是爷爷的字，只有九个字：“老弟，这句你练了二十六年。”
我把磁带塞进录音机，按下播放键。三秒杂音。
然后我按了停止。
我在那儿坐了半个钟头，摸出烟来抽，打火机没气了，三根一根没点着。
最后我把磁带塞回铁盒，扣上。扣子响了一声，像门外有人敲了一下。
她儿子来了
第二天下午周海涛来了。西装还是那身，皮鞋还是那么亮，人整个垮了，眼睛底下两片乌青，胡子拉碴。一进门就往柜台上放了个信封。
“陈师傅。”
“钱给了。”
“不是钱。”他把信封推过来，“这是我妈的照片。”
一张旧照片，边角卷了。上面是个瘦小的老太太，蓝布褂子，站在菜市场门口，怀里抱着一兜白菜，笑得勉强。
“她叫周桂兰。”周海涛说，“周建国是我舅舅的名字。她一直记混。”
“嗯。”
“她一九九九年走的。”他低下头，“在菜市场摔了一跤，脑出血，旁边围了二十多个人，没一个敢扶。那年我在深圳，接到电话的时候人已经火化了。”
“房子呢？”
他不说话。
“二十三楼，一百八十平。”我说，“她给你凑的那二十万。”
周海涛的手在抖。“我赌了。”他声音很轻，“九八年跟人赌球，二十万，三天输光。”
“然后呢？”
“然后我跟她说房子买了，还在装修。”他抬起头，眼睛红了，“我骗了她十一年。每年过年我都说，妈，快了，明年就能住了。”
“她信了？”
“她信。”他笑了一下，比哭还难看，“她还跟邻居说，我儿子有出息，在城里买了二十三楼。”
我把照片推回去。“她现在在哪儿？”
“在我家。”他声音发抖，“昨晚我回去，她坐在客厅沙发上，抱着个报纸包，跟我说‘海涛啊，妈把钱给你凑上了’。”
“你怎么办的？”
“我跑了。”他说，“从家里跑出来，在车里坐了一夜。”
“周老板。”
“嗯。”
“她能找到你家，是因为你一直在想她。”我说，“不是她要缠你，是你自己在喊她。”
他愣住。
“走吧。”我拿起包，“带我去。”
周海涛家在城南一个老小区，六楼，没电梯。门一开，一股很重的味道——不是煤气，是白菜放久了那种闷闷的、发甜的腐味。
客厅灯亮着，沙发上坐着个人。蓝布褂子，灰白头发，怀里抱着一个报纸包。
“妈。”周海涛站在门口，声音都劈了。
老太太抬头。“哎哟。”她说，“你回来了。”
“妈——”
“你怎么瘦成这样了？”她皱起眉，“脸上一点肉都没有，你在外面是不是没好好吃饭？”
周海涛站着，一动不敢动。
“过来，让妈看看。”她招手，“你这鞋多少钱？”
“……三千。”
“三千？”她声音一下高了，“你疯啦？三千块钱买双鞋？我那时候卖一天菜挣八块钱！”
“妈，我——”
“还有你这头发，抹的什么玩意儿，油光光的，跟刚出锅似的。”她摇摇头，“你媳妇呢？”
周海涛不说话。
“离了吧。”老太太说，“我早说她不行。她看你的眼神不对，我一眼就看出来了。”
我站在门口差点笑出来。周海涛回头看我一眼，眼神里全是求救。
我往前走了一步。“奶奶。”
她转过头眯着眼睛看我：“你谁啊？”
“我是海涛的朋友。”
“朋友？”她上下打量我，“这么年轻？干啥的？”
“开铺子的。”
“什么铺子？”
“白事铺。”
“呸。”她啐了一口，“年纪轻轻干这个，晦气。”
“……”
“行了行了，你们坐。”她拍拍沙发，“我去给你们下饺子。猪肉白菜的，我包了一下午。”
她站起来往厨房走，走了两步停下。
“海涛。”
“哎。”
“房顶那个漏，修了没？”她背对着我们，“我上回上去看，客厅那角上洇了一片。”
周海涛的眼泪一下就下来了。“修了。”他说，“妈，修了。”
“修了就好。”她点点头，“那这房子就算齐了。”
她继续往厨房走。
“妈！”周海涛一下跪下去，“妈，我对不起你——”
老太太没回头。
“那二十万我赌了！”他喊，“我没买房！这房子是租的！我骗了你十一年！”
厨房门口的人影停住。
“妈你听见没有！”他跪在地上一边喊一边往前爬，“我没出息，我就是个骗子！你摔在菜市场那天，我在深圳赌钱，我连你最后一面都没见着！”
客厅里静得可怕。
老太太慢慢转过身：“你说什么？”
“我骗了你——”
“大点声。”她皱着眉，“我耳朵不好。”
周海涛跪在那儿，张着嘴，一个字都说不出来。
她耳朵不好，可耳朵不好也十一年了。这十一年，他一个字都没说过。
我伸手进包里，摸到那盘磁带。十三盘，只剩最后一段。用掉它，师傅就真的走了。
我把整台录音机掏了出来。
最后一段
我一段一段地放。
“——小九啊，今天天气不错——”
老太太站在厨房门口，没反应。
“——你说这人生啊，就跟煮饺子似的——”
她低下头，抠自己袖口的线头。
“——我年轻的时候在庙里——”
她开始往厨房走。
六段放完，她一句都没听见。
周海涛跪在地上，“咚咚”磕头。“妈——”
“你别喊了。”我说，“她听不见。”
“那怎么办啊？”他抬起头，脸上全是泪，“陈师傅我求你了，你让她听见，你让我妈听见——”
我手里只剩一盘磁带。最后一盘，第三段。标签上是那行潦草的字。
“小九，最后一句，留给你说。”
我把磁带塞进去，按下播放。
“咔哒。”
三秒杂音。没有咳嗽。
“——周家嫂子。”
一个很响的声音，像是站在人耳朵边上喊出来的。
老太太停住了。
“周家嫂子！”录音里又喊了一声，“喝汤了！”
她转过身：“老净空？”
“是我。”录音里的声音说，“你今天怎么又蹲门口呢？你儿子说三年回来，这都第几年了？”
“第十一年。”老太太说。
“第十一年了啊。”录音里叹口气，“你别蹲了。他回不来，你也别等了，回去吃饭。”
“我不饿。”
“不饿也得吃。”那声音很凶，“你要是不吃，我就不给你留汤了。”
老太太站在那儿，眼泪一颗一颗往下掉。“老净空。”
“嗯。”
“我儿子回来了。”
“回来了就好。”
“他瘦了。”
“那就给他做饭。”
“我做了。”她抹了把脸，“我包了饺子，猪肉白菜的。”
“那你还站这儿干啥？”
“我怕他嫌我烦。”她说，“我这个人，嘴不好，老爱说他。”
录音里的声音笑了。“周家嫂子，你听我说。”
“嗯。”
“孩子不怕妈烦。”他说，“孩子就怕妈不在了。”
客厅里静了很久。老太太转过身走到周海涛面前，周海涛跪在地上仰着头。
她伸出手，很轻地在他脸上摸了一下。
“海涛。”
“妈……”
“你别哭了。”她说，“饭在锅里，热着呢。你自己盛。”
她转身往厨房走，走到门口停下，回头看了我一眼。
“小伙子。”
“嗯。”
“你这录音里的先生，是哪一年的？”
“我不知道。”
“我认得他。”她笑了一下，“我儿子房子上梁那天，请的就是他。那年……九七年。”
“他念了一整天，一口水都没喝。后来我听说，他给人念经念到吐血，死在庙里了。”
厨房的灯亮着。
“他人挺好的。”她说，“就是话太多。”
她走进厨房，没了。锅里的水还在响。
周海涛在客厅跪了很久。我一直站着，看着手里那台录音机。磁带还在转。
“咔。”
走到头了。按键弹起来。
十三盘，三十九段，全用完了。
师傅别念啦
回到铺子快十二点。我把十三盘磁带摆在桌上，按年份排好，打开柜子底下那个铁盒，一盘一盘放进去。放完，盖上盖。
铁盒上贴着张标签，爷爷的字：“净空的东西，别扔。”
水开了。我下了碗面，坐在柜台后面吃。吃到一半停了。
屋里太静了。以前不这样，以前我吃面的时候总有人唠叨：面别吃太快、汤别喝干净、我给你留了碗汤。
现在没有了。
我放下筷子。“师傅。”
没人应。
“师傅。”我又叫了一声，声音有点抖，“您念一段吧。就一段。”
只有冰箱的嗡嗡声。
我把脸埋进手里，坐了很久。
然后——“咔哒”。
我抬起头。录音机的按键自己按下去了，磁带在转。
那盘我以为已经走到头的磁带。
“——哎。”
一个声音。很轻，很慢，带着沙哑的、我听了二十四年的调子。
“小九啊。”
我站起来，腿撞在桌角上，疼得发麻，但我不敢动。
“是我。”我说。
“我知道是你。”录音里的声音笑了一下，“这屋里除了你还有谁啊。”
“师傅……”
“我要走了。”
“去哪儿啊？”
“去你爷爷那儿。”他叹口气，“他等我二十六年了，催得慌啊。你不知道，他那人急了能念叨一整天。”
“……”
“小九。”
“嗯。”
“这些年，辛苦你了。”
我说不出话。
“你爷爷那个人，嘴笨。”录音里的声音慢悠悠的，“他想跟你说话，可他说不出口。他就会剪带子，一句一句剪，剪了二十六年，剪到手抖得拿不住剪刀。”
“最后那几年他每天剪到半夜。剪完就坐在那儿，对着录音机说：‘老弟，你帮我跟小九说句话。’”
“我就说。”录音里笑了一声，“我这人，话多。”
我擦了把脸。“师傅。”
“嗯。”
“你什么时候死的？”
“九七年。”
“那年我还没出生呢。”
“是啊。”他说，“所以我没见过你。我只知道你爷爷天天跟我念叨你——说你会走路了，说你上学了，说你考上法医，说你退学回来接手铺子，说你泡面吃太多。”
“他什么都说。”
“我什么都知道。”
窗外有车开过，灯光扫过天花板，一晃就没了。
“小九。”
“嗯。”
“铺子交给你了。”
“我知道。”
“三段以内，能解决就别放第四段。”
“我知道。”
“还有——”
我等着。
“饭要热乎的。”
我点头，没说话。柜台上有块掉漆的地方，我拿指甲抠了抠。
“知道了。”
磁带在转，沙沙地响，跟有人在旁边喘气似的，再听又什么都没有。
我把手放在录音机上。
“师傅。”
“嗯？”
“别念啦。”我说，“鬼都听困了。”
录音里静了一下。然后传出笑声。不是磁带里的笑声，是很清楚的、在场的、活生生的一声笑。
“行。”他说，“我不念了。”
“咔。”
磁带走到头，按键弹起来。录音机安静了。
第二天早上七点有人敲门。“陈九！开门！”
我开门。林小玲拎着两袋包子站在门口，一看我就皱起眉：“你眼睛怎么这么红？”
“泡面汤溅的。”
“泡面汤能溅两只眼睛啊？”
“能。”
她盯着我看了两秒，没再问，把包子往桌上一放：“吃。”
我拿起一个咬了一口。猪肉白菜的。
嚼了两下我停住了。
“怎么了？”她问。
“没事。”我把包子咽下去，“挺好吃的。”
她在我对面坐下，看了会儿那台录音机：“磁带呢？”
“用完了。”
“全用完了？”
“嗯。”
“那以后怎么办啊？”她问，“再来个鬼，你怎么办？”
我想了想。“自己喊。”
她愣了一下：“你还会念经？”
“不会。”
“那你喊什么呀？”
“喊人话。”
我拿起第二个包子。“我师傅说过，这世上没有鬼。”
“那昨晚那个老太太是啥？”
“是没说完的话。”
林小玲坐在那儿没说话。过了会儿她伸手拿起桌上那本旧账本，翻到最后：“这一页空着。”
“嗯。”
“你爷爷写到去年三月。”她把账本推给我，“接着写吧。”
我找出一支笔，在爷爷那行字下面写下第一笔：
“十一月初三，城南六楼，周桂兰，一段，一千二。”
写完停了一下，又补一行：“注：客户耳背，须大声。”
林小玲看着那行字笑出声来：“你这记的什么玩意儿。”
“规矩。”
我把账本合上。阳光从门口照进来，落在柜台上，落在那些纸扎的房子和汽车上，落在那台旧录音机上。
我站起来走进厨房。
“你干嘛去？”林小玲问。
“煮个鸡蛋。”
“你会煮？”
“不会。”我说，“学。”
水开了，鸡蛋在锅里翻滚，磕磕碰碰。
水汽糊住厨房的玻璃。我拿袖子擦了一块，看见外面街上有人骑车过去，车筐里装着菜。
长明堂今天开张。八百一次，不讲价。
柜台上那台录音机我没收，就那么摆着。
它却没再响过。
半年后
铺子门口来了个小孩。七八岁，剃着平头，站在门槛外面不敢进来。
“你找谁？”
“我奶奶说，这儿有个会念经的师傅。”
“他不念了。”
“哦。”小孩低下头，“那我走了。”
他转身走了两步又回头。“我妈说，我奶奶昨天走了。”他说，“走的时候一直在说话，说家里房顶漏了。”
我看着他。
“你能不能念？”他问。
“我不会。”
“那你那天为什么放录音？”他说，“我在楼下听见了。你放在窗户上，声音可大了。”
我愣了一下。
周家。城南六楼，没电梯。那天我上来的时候，六楼阳台上坐着个小孩，抱着膝盖，一声不吭。
我转过身，打开柜子底下的铁盒。十三盘磁带早就用完了，但铁盒的夹层里还有一盘，没有标签，塑料壳都发黄了。我在这铺子里住了二十四年，从来没见过它。
我把它拿出来掂了掂，轻得几乎没分量，可摇一摇，里头有东西在晃。
“进来吧。”我说。
小孩跨过门槛。
“我叫陈九。”我说，“规矩三条。”
“哪三条啊？”
“第一，不收钱。”
“第二，不许哭。”
“第三——”
我把磁带塞进录音机。
“三段以内。”
“咔哒。”
三秒杂音。然后一个声音在铺子里响起来。
不是师傅。
是个女人的声音，很轻，像是隔着一层水。
“……长明堂，还开着啊。”
我手里的筷子掉在地上。
小孩抬起头：“师傅，你怎么了呀？”
我盯着那台录音机，喉咙发干。“你是谁？”
录音里的女人笑了一下。
“我是你爷爷的师父。”
“他欠我一句话，欠了七十年。”
我把手按在录音机上想关掉，指尖却停在按键上没动。
因为我也想知道，他欠的那句话，是什么。
（全书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