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叫陈广林，五十四，在镇上开快递驿站。
二十八平，三个货架。最里头靠墙那一格，纸牌上写着十七。牌子上压着一摞纸箱，九个，从大到小码着，最底下那个的胶带已经黄透了。
系统里，最早那一个，滞留三千一百六十二天。
今早我又扫了一遍。机器滴一声，屏幕上跳红字：超期件请及时处理。
我把它往里推了推。推完手上全是灰。
收件人那栏写着：李小雨。
电话是空号。地址写的是本镇建设路四十七号。
建设路四十七号，就是我这个驿站。
寄件人那栏，也写着李小雨。留的手机号我认得，十一位，尾数是三三六九，我老婆的。
这摞件在我这儿放了八年，镇上一半人晓得。
东头卖豆腐的陈嫂，隔三差五进来拿件，眼睛就往那格上瞟。
"还没人来拿？"
"没有。"
"里头是啥？"
"不知道。"
"你也不知道？"
"我不拆人家东西。"
我说这话的时候脸不红。其实我拆过。
老周头更直接。他每回来取他孙子的奶粉，都要站在货架跟前研究那摞箱子，研究完了说一句：
"陈广林，你这件，怕是寄给死人的。"
我说你少放屁。
他说，活人哪有不取件的。
前年冬天，片区经理下来查，看见那摞件，拍了照，给我开单子，罚五十。去年又罚五十，今年三月罚了五十。三回，一百五。
经理说，陈哥，超期件你走流程退回。系统里挂这么些件，我这边考核过不去。
我说退不了。
他说怎么退不了。
我说寄件人不让退。
他看了我一眼，没再问。
这摊子是我二零一三年从老赵手里接的。连货架带货枪带那辆三轮，一共四万八。老赵要去省城给儿子看孩子。
交摊那天，他把钥匙给我，另外交代了一句。
他说，往后要是有个女人来寄件，收件人写李小雨，你别多问，收下就行。
我说谁。
他说，老主顾。一年一个，寄了好些年。
我说占地方，我扔了。
老赵说，你敢。
老赵这人平时嘻嘻哈哈，那句话说得一点不带笑。
摊子接过来头一年，我一天睡五个钟头。
早上五点半，县里的车到，卸件，扫码，上架。八点钟街上开门，人就来了。中学的老师、药厂的、菜场卖肉的，还有一帮不上班的老太太，一天来三趟，问到了没有。到中午我能坐五分钟，扒两口饭。下午送大件，三轮车蹬一天，晚上八点关门。
那时候一件挣八毛，大件一块二。我一天两百来件，扣掉房租水电，一个月落三千多。
我老婆在菜场卖水产，凌晨四点起。两口子一天碰不上面，就在半夜对一下账。她数钱，我记账，记完了各自睡。
我头三年真没管它。件到驿站，扫一下，上架，落灰。
二零一六年夏天，下大雨，驿站漏，我怕箱子湿了，把最底下那个搬下来擦。擦到背面，面单被水泡开一角，寄件人电话露出来。
我盯着那十一位数看了能有一分钟。
外面雨砸在卷帘门上。我坐在小马扎上，把那张面单从头看到尾。收件人李小雨，寄件人李小雨，同一个名字，两个地址。寄件地址写的是本镇幸福里三号楼。
幸福里三号楼，是我家。
我没问她。
为什么不问，我说不清。那阵子我心里有个想法，很混。就是，只要我不问，这事就还是她一个人的事。我一问，就成我们俩的事了。
不过我记了个账。小学生用的那种横格本，藏在收银台抽屉最里头。她每买一件，我估个价记上。我估不准，有时候一百二，有时候一百六。后来我干脆按一件一百四十三块五算，二十七年，二十七件，运费一件十二，加一块儿是四千一百九十八块五。
这个数我算过三遍，三遍一样。
运费我另记，一件十二。
我想的是，哪天她要是跟我闹，我就把本子拍桌上。你要疯，你自己疯，别拿家里的钱疯。
这事我没跟她提。可心里搁着，搁了一年多。
我一直听她说过，孩子送到邻县。邻县那么大，我不知道是哪一家。镇上当年经手的是六婶，我老婆的远房婶子，二零一五年走的。我去问过六婶的儿子，他说他妈的事他一概不知，家里连张纸都没留下。
我还是去了一趟。
二零一七年冬天，我骑那辆三轮，往柳河那边走。四十七公里，我骑了三个钟头，屁股疼得站不住。路上买了三瓶水，五块钱，我喝了半瓶，剩下的搁在车斗里，颠得咣当响。
到了柳河镇上，我把三轮停在一个修车摊旁边，问修车的，这镇上有没有人家抱养过孩子，一九九九年的事。
修车的说，你问这个干啥。
我说，替人打听。
他说，这种事你打听不出来。抱养的谁往外说。
我又问了两家小卖部，一家说不知道，一家说你去问问村东头的老太太。我找到村东头，老太太耳朵背，我跟她喊了半天，她光笑。
下午四点多我往回骑。骑到半路，后胎扎了。
我推着走了二里地，天黑下来，路边全是玉米地。后来一辆拖拉机停下，司机拉了我一段，把三轮拴在后头拖着。到镇上我把三轮卸下来，给他递烟，他不要，说顺路。
我到家快八点。我老婆问我去哪了。
我说，车坏在半道。
她说，饭在锅里。
我去灶上盛饭，饭还温着。她在客厅择菜，择的是韭菜，一根一根择，择得特别慢。
那顿饭后头，我没再去找过。
我给自己找了个说法：我找过了，没找到。这个说法挺好用，用了九年。
转过年来，二零一八年，我又去派出所问过一回，问能不能查一个空号的名字。
民警问我，你丢东西了？
我说没有。
他说那你查人家干什么。
我说这人在我驿站寄了好些件，没人取。
民警笑了一下，说，人家乐意寄，你就收着呗，又不犯法。
我从派出所出来，觉得自个儿有点傻。
从二零一八年起，她就不来取件了。那年三月那个件到了，我打电话给她，她说，放那儿。我说放多久。她说，放着吧。
二零一九年那个也没取。我问过两回，她说，放着。
那阵子晚上睡不着，我在沙发上抽烟。我不怎么抽烟，家里那包烟放了半年，抽出来都是潮的。
那年过年，大女儿陈晨从省城回来。
我跟她说过一句，你妈脑子有点毛病。
陈晨问，怎么了。
我说，没什么。
陈晨看了我一会儿，进厨房去了。
晚上吃饺子，陈晨坐我对面，吃了一半，把筷子放下。
她说，爸，我十八岁那年翻过那个箱子。
我没抬头。
她说，妈让我别告诉你。
我说，你翻它干什么。
她说，我那时候以为里头有钱。
她笑了一下，笑完就不笑了。
她说，爸，你其实知道吧。
我说，知道。
她说，那你怎么不说。
我说，说什么。
陈晨看着我，看了有一会儿。她说，你比妈狠。
我说，我怎么狠了。我这些年一句重话没跟她说过。
陈晨说，妈是没本事找。你是有本事找，不去找。
她说完就低头吃饺子，吃得挺快。
我坐在那儿，一个饺子嚼了半天。
年初三她回省城，我送她到车站。上车前她说，爸，你别跟妈提我说的话。
我说，不提。
从那以后她一年回来一趟，初二到，初四走。
二零二零年三月，件少。她来驿站，寄一个箱子，还是那个名字，还是这个地址。
她填单子的时候我站在旁边看。她写字慢，李小雨三个字写得特别正，一笔一笔的，像小学生描红。
我说，王秀兰。
她抬头。
我说，这个件寄出去没人取，你知道不知道。
她说，知道。
我说，那你还寄。
她把单子推给窗口，说，寄。
我把箱子从秤上拿下来，往地上一放。
我说，从我知道到现在四年了。我这格货架一年罚五十，罚了三回。你一年一百多块买件衣服，买个没人穿的。你算过没有，四千多块。
她说，我算过。
我说你算过你还寄。
她蹲下去，把箱子抱起来，抱在怀里，用手擦箱子上沾的灰。擦得仔细，四个角都擦了。
她说，放这儿吧。
我说什么。
她说，放你那儿。别退。万一她自己来拿呢。
我骂了一句。
我说，她要是能来拿，还用等到今天。
她没吭声。她把箱子放在柜台上，转身走了。走到门口，她扶着门框站了一会儿，才下台阶。那天下台阶的姿势不对，膝盖不打弯，我看了心里发堵，也没起来。
那天晚上她没做饭。我在外头吃了碗面。回家她已经睡了，背对着门。
那年冬天，我一个人在驿站。下午没件，风大，没人出门。
我从抽屉里拿出美工刀，把最底下那个箱子搬下来，在底下划了一道，三公分。
为什么划底下？上面封着原胶带，划开看得出来。底下那道，是我事后自己贴的。
箱子里是一件女式棉衣，藏青的，叠得方方正正。中间夹一张硬纸片，是吊牌，上面印着一六〇，三百四十九块。
我抖开看，领口内侧缝着一块白布，上面用圆珠笔写了一个字：念。
我把箱子合上，从抽屉里找胶带贴回去。手抖，胶带贴歪了。歪的那道一直在，我每次看见都知道是我贴的。
三百四十九块。她给我买过最贵的一件衣裳是二百八，穿了六年，棉都结成块了。
中间我扔过一回。
二零二三年七月，我进了一批洗衣液，六箱，堆在门口没地方码。最里头那格占着半格货架，我算了一下，六个箱子搬走，能放两箱洗衣液，一箱挣四十，两箱八十。
我把六个箱子搬下来，装进两个黑色大塑料袋，放在三轮车上，往镇东头垃圾中转站推。
推到大门口，我停下了。
那天下午两点多，日头毒，中转站门口一股馊味。我坐在三轮车斗边上，坐了能有半个钟头，汗从脊梁沟往下淌。
我把两袋东西又搬上车，推回来了。
推到半路碰见陈嫂，她骑电动车从对面过来，问，老陈，推的啥。
我说，旧纸箱。
她说，卖啊，废纸八毛一斤。
我说，不值当。
晚上我把六个箱子重新码上去，大小对齐，最底下那个最宽。码完洗手，用香皂洗了三遍，手上还是有股味。
那两箱洗衣液我码在收银台后头，摞到人肩膀高，进出的都碰一下。
今年三月那个件到的时候，我在上架。我把她以前的八个搬下来，把这个放最上头，再把八个摞上去。摞完我站在货架跟前看了半天。
九个箱子，一年比一年宽。
今天上午九点四十，一个姑娘进门。
二十七八岁，短头发，灰蓝色外套，帆布包带子磨得起毛。
她走到柜台前，说，叔，有李小雨的件吗。
我心里咯噔一下。
这是第三回。
头一回是二零一四年夏天，她看着十五六，穿一身蓝白校服，站门口问同一句话。那天驿站挤，我正给一车件扫码，头都没抬，说没有。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抬头看货架，看了很久，走了。
第二回是二零一九年冬天，她二十上下，头发到肩膀，还是那句。我说没有。她说谢谢。她走的时候，我正在给老周头的奶粉贴标签，手上没停。
那两回，那摞件就在她背后的墙上。最下面那个箱子，离她不到两步。
今天她瘦了，也高了。她把手机递过来，屏幕上是一张截图，快递单号查询，状态写着已签收，签收单位：建设路驿站。
她说，叔，我不是来闹的。我就想看一眼。
我说，真没有。系统里查不到叫李小雨的。
我又撒谎了。
为什么撒谎？怕。怕她把这摞件抱走，怕她问出后面那些事，怕我老婆知道我一直知道。这三样，哪一样我都扛不住。
她说了声谢谢，转身。
我弯腰去搬最上面那个箱子，想往上层挪，腾出地方放洗衣液。手一滑，箱子掉下来，砸在地上，面单朝上。
她停下。
她回头。
她蹲下去，把箱子翻正，看面单。
看了很久。她右手食指按在收件人那三个字上，按着不动。
她说，李小雨。
我说，这个件没人认领，按规定得退回。
她抬头看我。她说，叔，我叫周念。
我没接话。
她说，我不是这个名。我养母给我起的名。她说我原来叫李小雨。
我手扶着货架，站住了。
她说，能拆吗。
我说，能。
她从帆布包里拿出一把小剪刀，蓝色的，塑料柄，剪口有点锈。她沿着箱子上沿剪，剪得很小心，怕剪到里头的东西。剪开一道口，伸手进去，把里面的东西掏出来。
一件毛衣。灰蓝色，厚羊毛，成人穿的。吊牌还在，上面印着一六五。
她抖开毛衣，看领口。领口内侧缝了一块小白布，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两个字：念。
她捏着那块布，手指头有点抖。
这个字我见过。二零二零年冬天那个箱子里也有，一块白布，一个念。
我没说出来。
她说，这是谁寄的。
我说，我老婆。
她没说话。
我说，你等会儿。我打个电话。
我给王秀兰打。她接了，那头有刀剁砧板的声音，她在菜场卖水产。
她说，什么事。
我说，你回来一下。驿站。
她说，咋了。
我说，来了个人。
那边静了几秒。剁东西的声音也停了。
她说，我马上到。
她来的时候头发没梳，围裙还系着，围裙前襟上沾着鱼鳞，手里提着一双胶鞋，鞋上还滴水。
她站在驿站门口，看见那个姑娘，两只脚就钉在那儿了。
没往前走。
姑娘回头看她。
两个人隔着三米，谁也没说话。驿站里就一台冰柜在响。
她说，你叫什么名。
姑娘说，周念。
我老婆的手在门框上扶了一下。
她说，多大了。
姑娘说，二十七。
我老婆点头。她说，三月十二的生日。
姑娘把手里的毛衣往上抱了抱，抱到胸口。
我老婆说，六斤二两。
姑娘说，我养母说我是三月生的。
我老婆说，夜里十一点多，镇卫生院，产房在东头第二间，窗户关不严，一晚上灌风。
她说着，人往柜台这边挪了两步，又停下。
她说，你坐下说。
她自个儿没坐椅子，从墙角拎了个小马扎，坐下。马扎矮，她一坐下去，膝盖就顶到胸口。
她说，你听我讲。
姑娘没坐。
我老婆说，那年我二十四。你爸在外地跑车，一趟出去半个月。我生你的时候他不在。生下来第三天他打了个电话到卫生院，问我好不好，我说好。
她说，第九天，你奶奶把你抱走了。
她说，她说送人，送到邻县，人家条件好，没孩子。她说这话的时候我还在床上，起不来。我第三天就能下地了，我走到院门口，你奶奶把我拦回来，说风大。
她说，我没追。
她说完这句，停了一会儿。手在围裙上蹭，蹭了两下，又把手放到膝盖上。
她说，我后来跟你爸说过一回。他说，算了。人在人家家里，过得好。
我坐在收银台后头，没抬头。
姑娘问，那名字呢，李小雨。
我老婆说，卫生院要填名，我不知道填啥。我姓李，那天外头下小雨，我就写了李小雨。
姑娘说，我养母给我的纸条上，写的就是这个名。
我老婆说，那个名是我写的。我写在一张处方纸背面，交给中间人的。
姑娘说，纸条上还有个地址，就写了建设路，没门牌。
我老婆说，那是我后来添的。
她说，我不知道你在哪儿。我就想着，寄到快递点，镇上就这一个点，全镇的人都从那儿过一遍眼。名字搁在那儿，兴许有一天你从那儿走。
姑娘低下头，看着手里的毛衣。
门口有人进来，是老周头。他看见这阵势，站在门槛上没动。
他说，秀兰，这就是……
我老婆点了下头。
老周头把手里的奶粉放柜台上，说，那年月子里她眼睛哭得跟桃一样，一个月没出院门。我老婆子给她送过鸡蛋，送了半个月，她一个没吃，都搁窗台上，后来坏了。
他说完就走了。奶粉忘在柜台上。
我老婆转身进了里屋，倒了一杯水端出来，杯口上飘着一点热气。她把水递给姑娘，姑娘两手捧着，没喝。
我老婆站在那儿，手还按在柜台上。她说，你奶奶走那年，二零一一年，临走前拉着我的手说过一句。
她说，那家人姓周。
她说，就说了这一个姓，别的一个字没提。我记了十五年。我不敢去找。人家把孩子养这么大，我找上门去，我说什么。
姑娘说，我养父姓周。
我老婆点头。她说，嗯。
姑娘说，我养母起的名，念，想念的念。
我老婆把脸转开了，转过去看墙上。墙上贴着一张营业时间表，边角卷起来了。
她说，我不求你认我。
姑娘说，我没说认。
我老婆说，嗯。
姑娘说，我就是想问一句，寄了这么多年，你想过我长啥样没有。
我老婆说，想过。想了二十七年，想不出来。我梦里头你一直是刚生下来那个样。
姑娘把杯子放到柜台上，杯底磕了一下，水晃出来一点。
我老婆说，后来我一年买一件，按岁数买。一岁六十六公分，两岁八十，三岁九十，我照着童装店的尺码表买。买到十二岁，人家说没这么大码了，我就去成人店买最小号，再往后一年一年往上加。
她说，你今年二十七，我买的是一六五的。
姑娘说，我一米六八。
我老婆看了她一眼。她说，回头给你换。
姑娘笑了一下，笑完眼圈就红了，她抬手擦了一把，擦得很用力，像擦脸上的灰。
我把驿站的卷帘门拉下来一半，挂了块牌子，牌子上四个字：下午有事。
我说，回家吧。
我们家在幸福里三号楼四单元五楼，没电梯。姑娘扶着我老婆上楼，我老婆腿不好，膝盖有骨刺，走两层得歇一歇。
到三楼半，我老婆说，歇一下。
姑娘说，不急。
我老婆靠在楼梯扶手上喘，喘完了说，我这个腿，是站摊子站的。冬天水产池子边上冷，一站一天。
姑娘说，别站了。
我老婆说，不站吃什么。
姑娘没接。
进了门，卧室里有个樟木箱，一米二长，上了锁。钥匙在床头柜第二个抽屉，压在一本《家常菜三百例》底下。
我老婆开锁，掀盖。
里头是衣服，一件一件叠着，从下到上。
姑娘蹲在地上，一件一件拿出来，摆开。
最小那件是五十九公分的连体衣，白的，领口绣了个兔子。最大那件是一六〇的羽绒服，深红的，袖口还带着价签。
她摆到第十件，坐在地上了。
我老婆蹲不下去，站在旁边看。
姑娘说，一年一件。
我老婆说，一年一件。
姑娘说，你怎么知道我多高。
我老婆说，我不知道。我按岁数买。
姑娘把一件三岁的小棉裤拿起来，抖了抖。裤腿上绣了两个字，还是念。
她说，每件都缝？
我老婆说，每件都缝。缝上名，就当我送到你手上了。
姑娘没说话。她把裤腿叠回去，叠得很慢。
我站在门口，手插在裤兜里，兜里有个本子，就是那个记了四千一百九十八块五的本子。我进来之前，从抽屉里拿的。
我把本子往里按了按。
姑娘说，你寄的那些，都退不回去吗。
我老婆说，退是能退。我不让退。
姑娘说，为什么。
我老婆说，退回来，就当我没寄过。寄出去没人收，那就还在路上。
摆到第十八件的时候，姑娘坐在地上没起来，两条腿伸着，手上抱着那件十九岁的呢子大衣，脸贴在大衣的领子上。
我老婆走到床边坐下，两手放在膝盖上。
她说，你养父母，待你好不好。
姑娘说，好。
我老婆说，那就好。
姑娘说，我养母去年十月走的。
我老婆说，你养父呢。
姑娘说，走得早。我一岁的时候他出车祸。
我老婆没说话。
姑娘说，我养母走之前把纸条给我，说，你亲妈要是还在，你去看看。她不知道我找过。
我老婆说，你不知道我在这儿？
姑娘说，我晓得有个建设路。我十五岁那年一个人坐车过来，挨家问，问到快递点，人家说没有。后来我又来过一回。
我老婆把头低下去。
她说，我一直在那个驿站寄。
姑娘说，我知道。我今天看见面单了。
两个人在屋里坐着，谁也没说话。楼下有人喊收废品，喊了三遍。
我老婆从床上站起来，走到姑娘跟前，蹲下去。她膝盖不好，蹲得慢，一手扶着床沿，蹲下来以后，两个人一样高。
她伸手，把姑娘脸上的一点头发拨到耳朵后头。手停在耳朵边上，没拿开。
姑娘往后退了一点，没退多远。
我老婆把手收回来了。
她说，你要是不想叫，就别叫。我就想问问，你现在过得好不好。
姑娘说，我上了大专，学的护理，现在在县医院上班。
我老婆说，那好。那好。
她连着说了两遍，第二遍声音低下去。
姑娘把大衣放下，说，我该走了。
我老婆说，吃了饭再走。
姑娘说，不了。
我老婆说，那我给你装点东西。
她说着就往厨房去，走到门口又转回来，站在那儿，两只手在身上摸，摸围裙兜，围裙没穿，摸裤兜，什么也没摸出来。
她说，家里没准备。
姑娘说，我明天来。
我老婆说，好。
姑娘把地上的衣服一件一件叠回去，叠得很慢，每叠一件就按一按。叠到最后一件，她拿起来闻了一下，那件是十二岁的，蓝格子的。
她说，这衣裳有股樟木味。
我老婆说，箱子里放的，都是这个味。
姑娘把箱子盖上，扣好搭扣，抱起来。箱子沉，她抱起来的时候往后仰了一下。
我老婆送到楼梯口，没下去。
到了楼下，姑娘回头问我，叔，明天我妈在家吗。
我说，在。
她说，那我明天上午来。
我说，来。
她抱着箱子往巷子口走，走几步停一下，把箱子往上托一托。走到巷口，她换了个手，把箱子搁在腿上，歇了会儿，又抱起来走了。
我回到驿站，把卷帘门拉起来。
最里头那格空了。纸牌上还写着十七。
我把纸牌摘下来。背面的胶粘在铁架上，我用指甲刮，刮了半天刮不干净。指甲缝里嵌了黑。
我从抽屉里翻出记号笔，在纸牌背面写了两个字：已取。
写完看了半天，划掉。
重新写了两个字：周念。
写完把牌子挂回去。挂歪了，我扶正。
货架板上有一层灰，还有九个箱子压出来的印子，深浅不一样，最早那个最深。我拿了块抹布，把那格擦了一遍。
擦到第二遍，卷帘门外头的太阳照进来一条，落在那格板上，能看见没擦掉的毛絮。
我把抹布拿到门口的水桶里搓了搓，拧干，挂回门后。
门后挂着两条抹布，一条擦柜台，一条擦货，我挂的是擦货那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