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剧公演前，周序舟第三次叫停我的独舞。
“手再抬高一点。叶蘅从前跳到这里，会先回头。”
我照他说的做，镜子里的人却越来越陌生。
叶蘅是他以前的舞伴，也是他至今舍不得忘的初恋。她出国七年，他把写给她的那支舞改了又改，最后交给了我。
两年前，我明知道自己走进他的排练厅，是因为站在门口的他让我想起一个早已不在的人。
我以为我们都只是借一个影子喘口气，时间久了，也许能看见彼此。
直到叶蘅回国，他请她看首演，又让我把原本属于我的独舞，跳得更像她。
那天我脱下练功鞋，退出了这支舞。
周序舟说我因一个旧名字同他赌气，不肯放过一次登台机会。
可他不知道，我不想再回头，是因为他伸手拉我时，我终于看清：他早就不是那个我想起的人，也从来不该是。
1
排练厅的镜子从地面一直立到顶，能照出每个人的疲态。
我站在中央，脚底薄薄一层汗。音乐停下时，周序舟没先问我是不是累了，拿起平板把一段七年前的演出放给我看。
屏幕里叶蘅穿着白色长裙，转身时左手抬过头顶，肩背像被一根看不见的线拉住。她跳得极好。我看过无数次，也承认那是整支舞里最难忘的一刻。
只是我的身体不是她的。
我惯于向下沉，把重量留在脚跟，转身时手会迟半拍伸出去。周序舟两年前第一次看我跳舞，夸过这半拍，说像人在舍不得时终于还是放了手。如今他嫌我每一次都慢。
“照录像来。”他把进度条拖回去，“你已经能做到了，别每次到这里又加自己的东西。”
我说：“这版节目单写的是新编。若你想复排原作，应该提前告诉所有人。”
他看了眼站在墙边等下一段的舞者，声音放低：“过几天叶蘅来看。我只是想让她看见这支舞还能跳成当年那样。”
排练厅里没人说话。一个女孩低头系鞋带，鞋带已系好，还在打第二个结。
我把平板还给他。独舞原定由我演出，排练合同也已签好；我不能随口说不跳，叫另一位舞者连准备都没有。于是我问，若现在换人，需要几天。
他以为我在威胁：“你跟她不一样，这件事我早说过。别把一次调整听成我否定你。”
“你说了我跟她不一样，”我看着屏幕里那只举过头顶的手，“可你一直在叫我变得一样。”
他没有回答，叫大家先休息十分钟。
我走到窗边，翻出合同里关于换角的条款，给制作人发消息，请她明早给我半小时当面谈。我不是要把困惑塞给整个剧组，只是今晚之后，我不能再装作这支舞仍属于我。
2
我叫乔栀，二十七岁，跳舞十五年。
跳舞并不总像台上那几分钟。我在大学时给旅游演出做过群舞，一天两场，返场时边换衣服边啃面包；也在小剧场做过独舞，观众只坐了二十几人，散场后一位老太太来问我，为什么最后没有把地上的衣服捡起来。
我喜欢有人这样问。舞不是替观众把答案写完，而是让他们带着自己的事走出去。
两年前我进周序舟的团，是因为他来看过那场小剧场演出。他没夸我柔韧，也没问我身高体重。他说，最后我在地上坐了八秒，所有人都以为我要站起来，可我只是把鞋摆正，留在原处。
“这八秒谁给你定的？”
“我自己。”
“留着。”他说，“下一支舞里也别怕停。”
那时候他还会问我为什么做一个动作。我说脚跟落地时像有人拉住我，他便把音乐改慢，让我真的能把重量踩进去。
合作半年后，我们在一起。团里有人担心导演和主演谈恋爱，会叫排练变得难办。我也担心，跟他谈过工作中怎么分开说事：台上谁做得不好，照样改；但不能以恋人的身份压掉另一方的意见。
他答应了。最初也做到了。第一次联排我迟到五分钟，他当着全团记下；晚上回家，才问我是不是父亲又住院。我说父亲没事，是车晚点。他没替我向制作人解释，也没拿我们交往当作我能少受提醒的理由。
我知道他也曾喜欢过我真实的舞步。后来他一点点把旧影子放到我身上，不是从第一天便把我当一张相似的脸。这比“他从没爱过我”难处理得多。
3
叶蘅的名字，团里人人都知道。
七年前，她和周序舟搭过三支舞。当年这支《归岸》是他第一次独立编排，她跳完离开国内，去另一家舞团工作。两个人后来分手，谁也没把原因讲给外人听。
团里要复排《归岸》时，制作人问我愿不愿意。我看了旧录像，告诉周序舟，前半段可以保留，最后那段我想改成不同的落点。他说这次不是复刻，要我跳自己的。
我信了。我也知道自己为什么那么容易信他。
谢聿是我大学时的舞伴。我们一起练过两年，我喜欢他，他也喜欢我。第一次外地演出，我扭伤脚，觉得整队都被我耽误，硬要继续上台。他把我的练功鞋收起来，坐在后台说：“你不跳这一场，也还是会跳舞的人。”
后来他在回家的路上出了意外，没有再回来。我花了很久才肯进排练厅。有人劝我去别的城市，有人叫我把和他有关的东西都收起。我最舍不得的却是那句话：不跳这一场，也还是会跳舞的人。
周序舟第一次来小剧场看我时，站在门边等散场，手里拿着一瓶水和一件外套。我走出来，看见他把外套先搭在臂弯里，没有不问便披到我肩上。谢聿以前也这样等过我。我知道他们其实不像，谢聿走路更快，说话更少；可那一刻我还是多看了周序舟一眼。
往后他耐心等我说完一次动作，叫我停下来喘气，我便在心里给他加了一点谢聿的影子。不是把他的脸认错，是把一个熟悉的安全感借了过来。
我从未告诉周序舟。我觉得谢聿已不在了，自己总会慢慢分清过去与现在。我们相爱的那些日子，也确实有属于周序舟的部分：他做饭难吃，会把焦掉的一面藏在盘底；争执时先去阳台抽半支烟，回来认真把话说完。谢聿不会那样。
只是我对自己的隐瞒，比我以为的更久。
4
《归岸》排练到第二个月，周序舟开始带来叶蘅的旧录像。
起初是为了讲清一个队形，后来是服装、灯光、转身的停顿。他说那是舞原来的骨架，新编也不能把骨架拆散。我提的修改，他会听，但每次都要与录像对一下，问“叶蘅当年为什么没有这样做”。
有一次我穿自己的深色练功衣，他把一件浅色衣服递来，说灯下看不清肩线。我换了。再后来，服装图出来，是与叶蘅旧演出近乎一样的白裙。我问设计师，她说是周序舟送来的参考。
我晚上同他谈。他说白色是舞台灯光需要，不是什么秘密暗号。我把两张衣服图片摆在一起，他叹气，答应换个领口。我想要的不是一个领口，却一时说不清究竟从哪里开始不对。
谈完服装，我们仍一起回家。他在楼下买了两根烤红薯，把大的一根塞给我。我说今天没胃口，他便把红薯放进自己的外套口袋，回去热了粥。吃饭时我们聊的不是叶蘅，也不是《归岸》，是隔壁邻居养的猫又在窗台偷晒我的舞鞋。
我曾以为能从这些日常里等到他主动发现，台上那件衣服穿在我身上为什么不合适。我也不是一直忍着不说。有一晚我把自己画的三版服装放到餐桌上，问他能不能用第三版。他一边看一边替我改腰线，说我画的袖口更利于伸手。我很高兴，第二天带去给设计师，设计师却告诉我，她已收到周序舟前夜改好的另一份意见，仍以白裙为主。
我拿着两张不同的图回家，他说只是怕制作进度赶不上，先让设计师按稳妥的来。那晚我第一次没和他一道吃粥。我知道他爱吃什么、回家先放哪一只鞋，这些熟悉的事却没能让我在自己的服装上多说上一句。
叶蘅回国的消息传来那天，他倒先告诉了我。她会来看首演，可能之后参加团里新季的合作。他说她如今跳得很好，能给年轻舞者上课。
我没反对她来。她不欠我一个绕开这座城的行程，舞团也不是我和周序舟的家。
让我失望的是，我花两个月试出的一段新动作，在她确定来看的第二天被删了。
那段我站在舞台后侧，不沿旧路线追着另一位舞者走，而是在原处转身，给自己留一条路。周序舟原先说很好，如今说它破坏了《归岸》想要的“回去”。
“回哪里？”我问。
“回你曾经最想回的地方。”
“那地方若已经没了呢？”
他拿着笔，望了我好一会儿，说这是作品的意思，不是我们的私事。
可这支舞每删我一段，留下的便更像叶蘅。若他真的只谈作品，为何每一次拿来证明的都是七年前她跳过的样子？
5
换角谈得不算顺利。
制作人先担心票已卖出，节目单印着我的名字。我提出完成已经排好的群舞，独舞由另一位熟悉全段的舞者接，补足她需要的排练时间，预售页和节目单也及时更正。若因此产生合同约定内的费用，我按约承担。
制作人听完说，想先问清是不是周序舟压着我改动作。她不想把恋人吵架算成制作问题，也不愿让主演以“自愿退出”替团里背完责任。
我把排练记录给她看。旧录像、改动日期、服装意见都在。我说我不想再做这支独舞，是我的决定；但团里也应知道，我们这两个月到底排的是新编还是复排，免得下一位舞者同样没法选择。
她找周序舟谈过，最后同意换角，另开一次创作会确认版本。我被调回群舞，酬劳按变更后的工作计算。少了一笔收入，我得把原本想换的洗衣机再用半年。那晚我抱着一袋练功衣走回家，路过家电店时，第一次觉得做一个决定不是说一句“我不跳”就结束。
周序舟回家比我晚，看到门边的鞋，问我是不是准备搬走。我说先把独舞换掉，住处等演出后再谈。
“你根本不给我调整的时间。”他把钥匙放在桌上，“叶蘅来，我也没说要她替你跳。我只是希望她能看到《归岸》原本的样子。”
“那你应该直接复排原作。”
“你已经跳了两个月，完全能做到。”
我看着他。他以为我的身体能做到，就是我愿意做。这不是我们第一次谈工作与感情的边界，他却像只记得我答应过台上由他决定。
“我曾经想跳的是一支能走出去的舞。”我说，“你要的始终是回去。”
他沉默，最后拿上外套去了团里。我们住在同一屋檐下，却从那夜起再没一起吃过晚饭。
6
叶蘅来排练厅那天，我正在后排跟群舞练一个短段落。
她比录像里瘦些，头发剪短了，进门先向制作人打招呼，再坐到角落看。休息时她走过来，说看过我前年那场小剧场演出，喜欢我最后把鞋摆正的八秒。
我有些意外。她没有说我们俩像，也没有问我为何不跳《归岸》了。
周序舟过来叫她看新版本。她看了一遍，问是谁决定把舞者在后侧转身那段拿掉的。制作人看了周序舟一眼，他说自己改的。
“那段让她有路可以走，”叶蘅说，“拿掉以后，台上的人只剩追着旧人跑。”
周序舟解释作品需要统一。她答，统一也不必让现在的舞者替过去的人回答。她说话很平静，没有替我出头的意思，只是在谈自己看见的舞。
我站在旁边，反而松了一口气。原来叶蘅也不想被永远锁在七年前那支白裙里。周序舟口中的“原本”，不是她本人，而是他替那段关系留着的一张画面。
晚些时候，叶蘅单独问我还想不想跳舞。我说想，只是不想跳这段。她笑了：“那就跳别的。别把一次退出当成亏欠谁。”
这话让我想起谢聿。那个我一直以为需要从别人身上找回的声音，原来也可以由一个完全不同的人说出来。我突然明白，我怀念的不是某一种手势或外套，是有人肯把我的选择还给我。
7
演出当晚，新接独舞的女孩跳得很好。
她比我更擅长高抬手臂，那段旧动作在她身上也不别扭。谢幕时观众为她鼓掌，我跟群舞一起站在后排，没有因为失去中心位置便觉得自己没了名字。
周序舟在后台忙到很晚。我换好衣服，找到他，把合租房里属于我的东西列了一张单子。住处是他先租的，我会在月底搬完，余下房租照此前约定付。
他接过纸，盯着“外套一件”那行，问：“是我放在你这儿的那件？”
“是。”
他问我是不是连那件都要还。我说是他的东西，当然还。
“乔栀，我们只是工作上没谈拢。”他的声音有些哑，“你要分手，可以明说，不用先把日子拆成一张清单。”
“那我明说。”我看着他，“我不要再和你在一起了。”
他攥着纸，过了一会儿问：“因为叶蘅？”
“也因为我。”
我把谢聿的事告诉他。从那年小剧场门口的外套，说到我每次脚疼时为什么会特别在意他叫我先休息。他起初听得一动不动，直到我说“你让我想起他”，才往后退了半步。
“你和我在一起，是因为他？”
“开始时，我确实借过你的样子想他。”我说，“后来我也爱过你自己。我没有告诉你前面那一段，是我错。”
他盯着我，脸色一点点白下去，忽然笑了一声：“所以你看不惯我叫你学叶蘅，却一直把我放在另一个男人的位置上？”
“是。我们都做过这件事。”
“不一样。”他声音发紧，“谢聿死了，我怎么同一个死人比？”
“我从没让你比。”我停了停，“但我瞒着你这一段，确实叫你没法选择自己愿不愿意承受。对不起。”
他问我哪一句是真，连喜欢他做饭难吃、陪他等雨停是不是也在想别人。我回答不完。我们相处两年，那里面有借来的影子，也有真实的笑与争执。我不想为了证明自己有错，便说那些都不存在。
他把清单折好，放回我手里：“你先走吧。我现在不想听。”
8
搬家那天，我从衣柜底翻出两年前的演出单。
当时我们才合作不久。那支舞中段有个故意不跟上音乐的停顿，主办方觉得观众会以为音响坏了，要求改掉。周序舟去谈了半下午，最后回来告诉我，主办方愿意保留，但若现场效果不好，下一场可能不再邀请我们。
“你不怕丢一场演出？”我问。
“你说那八秒得留，”他答，“那就让他们看完再决定。”
那晚演出结束，确实有人说没看懂，也有人留在门口问我停下时想到了什么。我没有赢一场辩论，只得到一次完整跳完自己动作的机会。周序舟站在门后听他们说，一句话也没替我回答。
我把演出单放进箱子，才知道为什么这些月我越来越难受。我不是爱上了一个从头至尾只懂叶蘅的人，我曾见过他把选择留给我。后来他不留了。
我搬到团里附近的一间小屋。租金比以前高，屋里没有整面镜子。我把旧舞鞋挂在门边，买了块能靠墙的窄镜，第一次练习时手臂伸出去就碰到衣柜，只能放低。我本来想骂这地方太小，做了几次却发现，动作放低后反而能听见自己的呼吸。
我给制作人发了一个独立小样，只有一分钟，没有故事，也没有替哪段旧舞续尾声。她说春季的小剧场有空档，但演出费不高，布景和排练得自己找人。我答应先试一次。
夜里我又翻开谢聿当年留下的笔记。他在其中一页画过两个歪脚印，提醒我别为了跟他的节奏，把自己的脚踩疼。我第一次没有哭，而是把本子合上，放回箱子。谢聿值得我记得，但他不必再替我决定下一支舞从哪里开始。
9
周序舟来过一次，没有提前进门，只在楼下问我愿不愿见。
我答应在小区外的便利店坐半小时。他眼下有青影，手里拿着一个硬盘。那是排练时存下的原始录像，有我最初试过的动作，也有后来被改掉的版本。他说我做新舞也许用得上，便按制作人的意见把我有权留存的练习素材拷出来。
“谢谢。”我收下，没有当场打开。
他看着便利店的玻璃，问：“谢聿以前也做编舞？”
“他是舞者，偶尔会帮我看动作。”
“你从没跟我说过，他是你爱过的人。”
“是。我应该说。”
他指着自己的外套，笑得有些疲惫：“我那天想了一夜，想不通我哪一点像他。叶蘅在我身上看见什么，我从来能说出几处；你却只说我站在门口拿着外套。”
“不是长得像。”我说，“有时你肯等我把话说完，我便觉得像有人还记得我会害怕。那是我给你的东西，不是你自己要装成他。”
他抬眼：“所以我没做错什么，也能变成替身。”
“对。那是我的错。”
他把双手放在桌下，过了很久才说，在我退出独舞前，他以为自己早不再喜欢叶蘅。只是每次看《归岸》，总觉得少一个人把它跳成最初的模样。他叫我抬手、换裙子，不是有意要我受委屈，却总把我能不能做到，看得比我想不想做更重。
“那支舞刚出来时没人肯排，”他又说，“叶蘅跳了，我才第一次有机会把自己的名字印在完整的节目单上。后来别的作品多了，我却总觉得只有《归岸》最像我。我让你照她的样子跳，其实也怕你一改，便证明当年的我并没有那么不可替代。”
我原本以为，他只想从我身上找回叶蘅。这番话叫我听见了另一层：他抓着的不光是旧恋人，也是二十岁时第一次被人肯定的自己。可他怕失去什么，不等于我就该把自己的动作交出去，替他守住那个年纪。
“叶蘅说，我等的是一个不会改变的旧舞台，”他说，“她离开时已经告诉我，那不是她以后要跳的舞。我当年没听，你来了，我也没听。”
我没有替叶蘅原谅他，也不想让谢聿来替我原谅自己。我们两个人坐在冷气太足的便利店里，第一次没有急着把各自的疼推给第三个人。
10
小剧场排练的第一周，我没跳出什么像样的东西。
制作人把预算表发来后，我才明白“自己做一支舞”有多少不在台上的事。排练厅按小时收费，灯光师要提前试灯，两位来帮我的舞者也得拿报酬。我拿过往几场演出的积蓄垫了一部分，又把原本想做的布景缩成一件旧衣服和一把椅子。唐梨说她可以先不要钱，我不肯；一支讲自己不愿再替别人完成旧愿的舞，不能靠她白干才开场。
第一版排到一半，我们发现椅子挡住了后排观众的视线。为了不再租一天排练厅，我在走廊拿胶带贴出舞台大小，让唐梨站在最远处看，我自己一遍遍挪。保洁阿姨推着车路过，问我们是在搬家吗。我说差不多，是想把一件从前放在别人屋里的东西，搬到能自己看清的地方。
第二天我重新算了进出场，少了好几个漂亮动作，演出才没有让后排观众只看见一把椅子。周序舟以前替我做这些，我到现在才真正知道他付过多少工，也更清楚自己不愿因感激，继续把决定权一并交给他。
从前周序舟给我选音乐、定结构，我只需在动作里找自己的位置。如今所有地方都由我决定，一首曲子试了三遍还嫌太满，灯光师问我最后要留哪片光，我一时答不上来。
我请两位熟悉的舞者帮我看，她们意见也不同。一个说我应该把谢聿留下的那八秒拿回来，另一个说新舞要敢全都舍掉。我听完，又把自己写的动作表翻了一遍。若每个人给的答案都照收，舞到最后仍不属于我。
那天晚上，年轻舞者唐梨陪我清场，见我在地板上来回走，问：“你是怕跳错，还是怕没有谁告诉你对不对？”
我说后者。唐梨点点头，伸手把音乐关了：“那先听脚。你刚才不是有一下很想往前走？先走完它，再决定要不要有人跟。”
我照做。走到镜子前，忽然停住，把手伸向侧面，不是向一个不在场的人。动作短得可笑，唐梨却说她看懂我停下来不是等谁，是在看前面有没有路。
我们把这段留住，往前和往后各接了一小节。排到半夜，我终于发觉自己手腕发酸，脚也疼，明天还得继续。这支舞没有因为“属于我”便自动好跳；正因为不是谁留下的成品，我愿意耐着性子把它做完。
11
谢聿的母亲住在隔壁城。我很多年没去见她，总怕一进门就忍不住把谢聿当作还在。
小剧场试演前，我带着新舞的邀请函去了一趟。她在厨房给花换水，看见我，先夸我剪短了头发，随后问我现在还跳不跳。她从不问我有没有忘掉谢聿，仿佛本来就知道人不是这么忘的。
我告诉她，我以前和一个男人在一起，最初是因为他让我想起谢聿。后来分手，我才发现自己把那份怀念也压在别人身上。
她把花瓶放稳，拿出一沓旧节目单。谢聿当年并非只教我休息。他参加过一次试镜，瞒着我把我画的舞台路线交上去，想让导演看看我的想法；回来才意识到没问我愿不愿意，晚上又跑来道歉。那次我们吵了一架，他说以后做决定前先问。
“他不是句句都说得对的人，”她笑，“你记得他好的地方，也别把他变成一个永远不会犯错的样子。”
我拿起那张节目单，看见他在背面写过一个日期。七年前我只记得他在后台替我收走舞鞋，已经快忘了我们也曾争得谁都不肯先低头。
离开时，她把邀请函夹在门边，说会来看，若那天身体不舒服便打电话。我说好，没有求她一定出现。回程的车上，我望着窗外的路灯，第一次觉得谢聿从我心里被放回了一个活过的人，而不是一道供后来的人去贴合的轮廓。
12
试演当天，灯光师临时告诉我后区有盏灯接触不稳。
若照原计划，最后一段走到那里会暗下来。我和唐梨商量，把我停在侧面的动作往前移半步，让观众仍能看见脸。她说舞台总有这些事，问我可不可以，我看了现场位置才答可以。
观众不多，前排坐着谢聿的母亲，也坐着两位从周序舟团里来看我的同事。我看见她们时有一点紧张，又提醒自己没有人今晚需要从我身上认出别的舞者。
音乐起后，我做了许多次排练过的动作，也有一次转身落得不稳。以前我会立刻看镜子，去找周序舟的表情；这次台上没有镜子，我只能顺着自己刚才踩下去的位置往前走。
到最后的侧身，我停了八秒，手垂着，没有去拿起地上的衣服，也没有模仿谢聿教过我的那个落点。灯按新位置打来，我能看见观众，却不必追着哪一个人的眼睛求答案。
散场后，有个女孩问我为什么不把衣服捡起来。我说也许有一天会捡，但今天我想先知道自己能不能走出去。她想了想，点头，却又说她觉得地上的衣服有点可怜。
我笑了。她看见的东西和我不一样，这正是我最喜欢观众带来的部分。
谢聿的母亲抱了我一下，说演出里有我以前跳舞的习惯，也有她从没见过的东西。她没说像不像谢聿。我送她到门口，看着车来接她，才回去帮唐梨收舞台的胶带。
13
周序舟是最后一个走的。
我知道他来了，是制作人拿着签名表告诉我的。他没有坐在第一排，也没去后台打断演出。等我忙完，他在空下来的观众席问：“能聊一会儿吗？”
我坐在隔一排的位置，没有坐到他旁边。
他先说舞里有一段手伸向侧面，他以前从没见我这样跳。他想知道是我自己定的，还是唐梨提的。我说动作是我跳出来的，唐梨帮我看了前后能不能接。
“原来你一直有这么多想做的。”他轻声说，“我那时把最难的独舞给你，却又要你按叶蘅的脚印走。我以为给你舞台就是相信你。”
这句话我听得出他不是为了求原谅才说。他在看完新舞后，终于知道自己错过了什么。但我也知道，他今天能看见，是因为舞台不再由他决定。
他问我能不能重新来过。他说这一年没再排《归岸》，也不准备叫叶蘅回来替他完成那支舞。他想单独约我吃饭，不谈工作，试着认识没有录像和剧本的我。
“你现在没有叶蘅的影子，”我问，“那我呢？你真的能不在意谢聿？”
他答不上来。他在便利店那晚说得坦白：他不知道我过去有多少时刻看见的不是他。那些时刻已过去，不会因为我们都认错就变成没发生。
“我还会介意。”他最终说，“可我想学着只看现在。”
我点头。承认介意，比装成完全大度要诚实。
“我也需要学。”我说，“但我不想拿下一段恋爱练习。你说想重新认识我，这句话可以是真的；我不答应，也可以是真的。”
他低下头，久久没说话。后来把门边留给我的一瓶水放在椅上，又问我能不能收。我说今晚跳完确实渴，便拿起来喝了。
那不是和好的信号，只是一瓶水。他看着我，慢慢明白了。
14
试演后，我得到两个新的演出邀请，都不大。一个剧场只能容下三十人，另一个要我们自己扛布景过去。唐梨问我接不接，我先算场地、交通和每个人的报酬，再和大家一起决定。谁都不需要为了“艺术”白跳，也不必为了我的心事改动作。
周序舟后来给我发过一封信，写他已把旧版《归岸》的资料整理好，团里若再演，会在节目单注明原作与新编的区别，也会向每一位参与修改的舞者确认署名。他没有在信里求我回团，只在最后写：“我仍会想你，但我不能把想你当成再来安排你生活的理由。”
我回他收到。我们能做的善后各自去做，不能因对方做了，便把所有受伤的日子抹掉。
第二次演出前，我把谢聿送的旧舞鞋捐给了舞团的服装室。不是要把他从记忆里赶走，鞋已穿不下，也真的旧了。唐梨问我留不留鞋上的小纸签，我说留着吧，上面有他当年写的尺寸，以后有人修鞋也许用得到。
我自己的新鞋是自己买的。穿上时有些紧，练了几天才合脚。最后一次联排，我把动作停在侧面的第八秒，听见台下有人翻节目单，接着是灯光师低声提醒马上切灯。
那些声音都来自此刻的人。没有谁长得像谢聿，也没有谁需要跳得像叶蘅。
我往前迈一步，音乐随之响起。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