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章 破例
“通达开锁”四个字是我自己刷的。白底红字，刷了三遍，第三遍漆不够了，“锁”字最后一笔淡了一点，淡得像没写完。
门面在巷子第二个口，一米八宽，两米四深。左边墙上挂锁，从挂锁到 U 型锁到链条锁，一排十七把；右边墙上挂钥匙坯，铜的、铝的、带塑料头的，按长短排；中间一张台面，台面上放一台配钥匙机，机器旁边是一盏台灯，灯罩歪着。
我在这儿开了二十年锁。规矩三条：业主本人在场；身份证；房产证或者租房合同。缺第三样的，要两位邻居在场作证。
这三条写在门背后，A4 纸，塑封的，边上用透明胶粘了四道。塑封是我自己弄的，用的是家里那台过塑机，压的时候温度调高了，纸边卷起来一点。
二十年来我破过一次例。破例那天是三月，下着雨。
早上八点，我把卷帘门推上去，推到一半的时候门轴发出一声长响，响到最高处卡住了，得再使一把劲，用肩膀顶一下才能推到顶。这个卡顿有三年了，我一直没修，因为修一次要拆整根轴，拆了装不回去。
开门第一件事是擦台面。台面上有一块木板，三十公分见方，上面用螺丝固定着一把拆下来的旧防盗门锁。这把锁是我二十年前拆的，锁体还在，锁芯换了三个，现在装的是最普通的 A 级芯，谁都能试。客人配完钥匙，我就让他插进去转一圈，转得动，才算配好。
这块木板是我这行的验钞机。
第二件事是开灯。顶上一根日光灯管，台面一盏台灯。台灯是那种老式的，铁罩子，罩子内侧有一层黑，擦不掉。灯罩歪着，往左歪，歪了大概十五度，我用了十几年，一直没扶正。
八点十分，巩立来了。他今年二十二，跟我半年，住巷子后面的出租房，走过来三分钟。进门先把书包放在凳子底下，然后去后面洗手。他洗手要洗两遍，洗完在裤子上擦干。
他开始哼歌。哼的是同一首，从来没哼完过，每次都是到“那时候”三个字就断了，断了就重新开始。我从来没问过他这是什么歌，他也从来没说过。
八点半，第一单。来的是个女的，三十来岁，穿一件外卖平台的外套，蓝色的，袖口有一圈反光条。她手里拿着一把电动车钥匙，钥匙柄断了，只剩下半截，齿还在。
“能配吗？”我接过来看。这是一把电动车的钥匙，齿型简单，四道齿，深浅不一。钥匙柄是塑料的，断在根部，断口发白，是掰断的，不是磨断的。
“能。八块，五分钟。”她看了一眼手机，说她十点要送一单，赶时间。我让她坐，她没坐，站在门口，一条腿支着，另一条腿的脚尖点地，点得很快。
我找坯子。电动车钥匙用的是薄坯，铜的，比门钥匙短一半。铜坯软，好铣，但用久了会弯。铝坯硬，铣的时候容易崩齿。我拿了铜的。
配钥匙机是台老机器，皮带传动，开起来嗡嗡响，响得整间屋子都在抖。这台机器是我师父留下的，比我入行还早，皮带换过七根，铣刀换过十一把，机身右下角有一块焊疤，是有一年冬天我急着赶工，手柄摇太猛，把齿轮箱摇裂了，焊了三天才焊好。我把原钥匙夹在左边的夹具上，坯子夹在右边，摇手柄，铣刀一点一点往下走。走完一面，翻过来走另一面。
铣的时候要看火花：铜的火花是黄的，细，溅出来散得开，铝的火花是白的，粗，落地就熄，火花不对就说明坯子选错了，得停下来换一根，不然配出来的钥匙能插进去，转不动。
五分钟，好了。我把新钥匙插进那块木板上的锁，转了一圈，拔出来，递给她。
她接了，对着光看了看齿，又插进那块木板上的锁里转了一圈，转完拔出来，问多少钱。八块。她扫了码，走了，走的时候没说谢谢，也没说不谢，只是把钥匙塞进外套口袋，塞的时候按了一下，怕它掉出来。
九点二十，第二单。雾还没散，店里的灯一直开着，灯光照在雾里，照出一片白。一个老头，钥匙断在锁里了，让我去取。他住在隔壁街，一楼，门口堆着七八个花盆，盆里种的都是葱。他说钥匙是早上开门的时候断的，断的时候他还在门里，出不来，是邻居从外面帮他把门推开的。来的是个老头，七十多，骑一辆二八自行车，车后架上挂着一把挂锁，锁在楼下的栏杆上，钥匙丢了。他不是来配钥匙的，他是来让我去开锁。
“开一把挂锁，多少钱？”三十。他把车支起来，说买一把新的才十五，三十太贵。我说那您买新的。他站在那儿想了一会儿，说三十就三十。我拿了工具包，跟他下楼。工具包是一个帆布的，里面三样东西：两根别子，一把单钩，一小瓶油。这行的工具就这几样，剩下的靠手。
锁在栏杆上，是那种最普通的老式挂锁，铜的，锁体上有一层绿锈。我蹲下去，把别子插进锁孔，轻轻压住，单钩伸进去，一根一根挑。
挑到第四根的时候，手上一松，锁开了，锁梁弹起来半公分，声音很轻，像有人从很远的地方叹了一口气。前后不到两分钟。
老头在旁边看着，看完说了一句：“这么容易？”
“容易是因为它是老锁。”我把锁摘下来递给他，“新的那种，我没这么快。”
他接过锁，掏钱。钱是从裤腰里面的一个布袋里掏的，布袋用别针别着，别针打开的时候他先看了看四周，然后才把手伸进去。掏了半天，掏出一张二十、一张十块，都是软的，边角起毛，中间有一道折痕，折得很深，像折了很多年。他把钱递过来，手在抖，抖得不厉害，但看得见。
九点五十，第三单。来了一对夫妻，三十出头，说新买的房子要换锁，配三把钥匙。男的拿着一把旧钥匙当样子，女的抱着一个纸箱，箱子里是装修剩下的东西。
我配三把，一把十二，一共三十六。
配到第二把的时候，男的问了一句：“师傅，这锁安全吗？”
“什么锁？”“开发商装的那种。”我说开发商装的多半是 A 级芯，A 级芯防不住技术开锁，一分钟的事。他脸就变了，问他家那种是不是。我说我不知道你家是哪种，你得把锁芯拆下来看，或者拿钥匙给我看。
他把钥匙递过来，我捏着钥匙柄看了三秒，看齿型，看深浅，看有没有人打过蜡，然后说你家是 B 级，比 A 级强，但也就那样。
“那换一个多少钱？”C 级芯，两百八，包安装。他看了女的一眼。女的没说话，把纸箱往上抱了抱。男的说回去商量商量，付了三十六，走了。
十一点，我把台面擦了一遍，把铣下来的铜屑扫进垃圾桶。铜屑很细，扫的时候会飞，飞到台面上，用抹布一抹就没了。
中午巩立去买了两份面，一份牛肉的一份素的。他吃牛肉的，我吃素的。他吃面的时候不出声，吃完把碗端到后面洗了。
下午两点，来了一个换锁的，女的，说她家钥匙丢了，要换锁芯。我问她带证件了吗，她说带了，从包里掏出身份证和房产证，两样东西用一根橡皮筋捆着，橡皮筋是红色的，已经发硬，解开的时候断了一根。
我看了房产证，名字是她，地址是隔壁街 5 号楼 3 单元 402。身份证也是她。我把证件放在台面上，拍照，登记，然后跟她去了。
换锁芯四十分钟。旧锁芯拆下来，我装在塑料袋里，按规矩要销毁。销毁的办法是拿锤子把芯体砸扁，砸扁了里面的弹子就散了，谁也用不了。
我砸了。砸的时候要垫一块砖，芯体是铸铁的，不垫砖会砸裂地砖。砸三下，第一下芯体弯，第二下弹子散出来，第三下才扁。砸完把碎片扔进她家的垃圾桶，让她自己倒。
这一单收了一百六。
回来的时候三点十分。我把登记簿翻开，把这一笔记上：日期、地址、姓名、证件号后六位、事由、金额。登记簿是牛皮纸封面的，A4 大小，一本能记三百条，我用到了第十一本。
登记簿这东西看着简单，其实有讲究。日期要写全，不能只写月日，因为出了事要能对上监控；地址要写到门牌号，写到楼栋不够，同一栋楼两户同名的事我遇上过一回；证件号只记后六位，记全了不合适，那是人家的东西。
记的时候我在名字旁边画了一个点。这是我自己定的记号：有老人的画个点，有孩子的画个圈，独居的画一道横。这一户画的是点，因为她家里有个老太太，开门的时候我看见她坐在客厅的沙发上。
三点二十，卷帘门被人从外面推开了一半。
进来的是个女的，三十八九，穿一件米色的风衣，风衣下摆有一块深色的印子，是湿的。外面没下雨，那块印子不知道是什么。
她走到台面前面站住，没有立刻说话，先把手里的东西放在台面上，放的时候很轻，像怕把台面碰坏，放完把手收回去，两只手在风衣两侧垂着，指尖并得很齐。
是一串钥匙，用一根红绳穿着，七把。
“师傅，”“我钥匙打不开我家的门。”
（第1章 完）
第二章 齿根那道光
她把红绳解开。红绳是那种最普通的红绳，编了三个结，结已经发黑，绳头用打火机燎过，燎成一个小疙瘩。她把七把钥匙一把一把摆在台面上，摆成一排，齿朝上，柄朝下，摆得很齐，像摆牌。摆完以后她的手还搭在第一把上，没有收回去。
我低头看。七把钥匙不一样长：最长的一把是防盗门钥匙，双面齿，铜的，柄上有一个圆孔；最短的一把是抽屉钥匙，单面齿，铁的，柄已经磨圆；中间五把分别是电动车钥匙、单位更衣柜钥匙、自行车锁钥匙、一把不知道开什么的，还有一把断了半截的，只剩齿那一头。哪一把开她家的门，她答都是，一串的，出门带一串，从来不解开。
我把钥匙往自己这边挪了挪，一把一把看。看钥匙有看钥匙的办法：先看齿，再看柄，这三样东西里，齿根最靠得住。齿可以换，柄可以换，齿根换不了——它就是那把钥匙跟那把锁相处过的证据。
最后看齿根。齿看深浅，深浅均匀的是机器铣的，深浅不匀的是手工锉的，机器铣的准，手工锉的容易差一点，差一点就转不动。
柄看磨损。天天捏的柄，边缘会圆，捏得久了还会起一层薄薄的光；不常捏的柄，边缘还是方的，摸着硌手。这七把里，四把的柄已经圆了，两把还是方的，那把断了半截的看不出。
最后看齿根。我把第三把挑出来，往她那边推了推。
“这把是你天天用的。”
她愣了一下，低头看那把钥匙，又抬头看我，问怎么知道的。齿根有一道光——说着把钥匙拿起来给她看。钥匙的齿是从柄那边长出来的，齿和柄交界的地方叫齿根，天天插锁的钥匙，齿根会跟锁芯的入口磨，磨上三五年，那里就磨出一道亮痕，很细，一毫米宽，对着光才看得见。她这把，齿根那道光从头亮到尾，另外六把都没有——天天用的才有这个。
她看着那把钥匙，看了很久。看的时候嘴唇动了一下，像要说什么，又没说。她的指甲剪得很短，剪到肉那儿，指腹上有一层薄茧，是常年握什么东西握出来的。
这把钥匙的齿型我一眼就认出来了，是那种老式的双面齿，齿距宽，齿深只有四级。这种齿型的锁芯现在不多了，市面上还在用的，多半是十几年前装的门，图便宜，一套锁加三把钥匙才八十块。
我把那把钥匙拿起来，走到台面边上的木板前面。木板上固定着一把拆下来的旧防盗门锁，锁体是灰的，锁芯是铜的，铜上面有一层发乌的氧化。这块木板跟了我二十年，锁体换了两个，锁芯换了三个，木板本身已经裂了一道缝，用两根螺丝拧着才没散。
这是试锁，配完钥匙我都让人在这儿试，转得动才算配好。说完把钥匙插进去，插到底，捏住柄往右转。
转了半圈，锁舌缩回去了，声音很轻，是一声金属碰金属的“嗒”。我又往左转回来，锁舌弹出去，再往右转，再缩回去。来回了三次，每次都到底。“钥匙是好的。”
她接过钥匙，捏在手里。捏的时候拇指压在齿上，压得很紧，指节发白，白得发青。她的手比脸老，手背上有一层薄薄的斑，指甲剪得很短，剪到肉那儿，指腹上有一层茧。那她怎么打不开。
“因为门上的锁换了。”
锁换了这三个字，在我们这行里不算大事。锁这东西跟人一样，会旧，会坏，会被换掉，换了锁，旧钥匙就废了，这是常识，一年里头我要跟几十个人说这句话。可那天说完，我自己觉得这三个字比平时重。
这句话说出来，屋子里安静了一下。外面巷子里有人在推车，车轮压过一块松动的石板，咯噔一声，然后是塑料筐碰撞的声音，一筐一筐往上摞，摞到第四筐的时候有人喊了一声“慢点”。
她低头看着手里那把钥匙，看了大概三秒，说了一个字。
“哦。”
这个“哦”让我抬起头，把手里那把还没放下的钥匙放下了。
我在这行干了二十年，见过太多人说“哦”。钥匙断了的人说“哦”，是心疼钱；钥匙丢了的人说“哦”，是嫌麻烦；发现自己走错门的人说“哦”，是不好意思；还有一种是被人骗了的人，说“哦”的时候眼睛会往旁边看一下，那是在算自己亏了多少。
二十年里我还见过一种人，什么都不说，把钥匙放在台面上，转身就走。这种人最麻烦，因为他不是来配钥匙的，他是来告别的。
她这个“哦”什么都不是。她说这个字的时候眼睛没动，脸上也没动，声音是平的，平得像在说别人的事。就像她早就知道，只是等一个人替她说出来。“你知道。”
她把钥匙放回台面上，放回第三把的位置，齿朝上，柄朝下，说她猜的。猜了多久。
“半年。”
半年。我在心里算了一下，半年是六个多月，一百八十多天。这半年里她每天出门带七把钥匙，回来用其中一把开不了门，然后站在门口，把另外六把也试一遍，试完再下楼。一个人拿着一把打不开自己家门的钥匙，猜了半年，一次都没有去问。
我问她为什么不去问。她反问了一句问谁，问得很轻，问完就低下头，从包里掏纸。掏出来的是两张复印件，一张身份证，一张房产证，身份证压在下面，两张的边角都卷了，卷得很厉害，说明在包里放了很久，被别的东西反复压过。
“3 号楼，5 单元，502。”她把纸推过来，说这是她家。
我把两张纸拿起来看。身份证上的名字是沈宁，1987 年生，住址那一栏跟她说的一样。房产证复印件上的名字是两个人：沈宁，贺明远。共有情况那一栏写着“共同共有”。复印件右下角有一行小字，是复印机打的日期：2016 年 4 月。
这是十年前的复印件。原件在他那儿，这句话她说得很轻，眼睛看着台面。哪个他。
她没有立刻回答。她把那两张纸收回去，一张一张叠好，叠得很齐，塞进包的内层，塞完拉上拉链，拉链拉到头，又往回拉了一点，拉到一个她习惯的位置。这个动作她做得很熟，熟到不用看。
“我前夫。”
我把台面上的七把钥匙往她那边推，推到她手边，告诉她开锁要带原件：身份证原件、房产证原件，或者不动产登记中心打的那张查询单，三样里有两样我就给她开。
她没有。那得先去补。补不了，房产证上是两个人的名字，补办要两个人都到场，说着把钥匙收起来，一根一根穿回红绳上，穿的时候不抬头。
屋子里又安静了一下。巩立在后面磨一把钥匙，磨着磨着停了，砂轮还在转，嗡嗡地空转。他抬头看我们，看了两眼，把砂轮关了，走过来问了一句：“师傅，这锁，是不是不用开？”
我没答他。巷子里那辆推车过去了，轮子的声音一路往东，越来越小，最后被一声电动车的喇叭盖掉。
巩立跟了我半年，问过的问题不多，问一次记一次，这次问完他站在旁边没走，等着。
我看着台面上那把钥匙——她穿回去的时候，把第三把穿到了最前面，红绳的结打在它后面。这个顺序跟刚才不一样，刚才它在中间。
“你先回去。”我把两张复印件推回给她，让她把该带的带上，明天再来。
她站起来，把包背上。站起来的时候她扶了一下台面，扶的是台面边缘，那个位置有一块漆掉了，露出底下的木头。
背的时候包带在肩上滑了一下，她伸手扶住，扶得很稳，稳得像做过很多遍。
走到门口，她停下来，回过头，一只手扶在门框上，门框的漆掉了一块，露出里面的铁。
“师傅，换锁的人，是不是得登记？”得。她又问那本子上有没有名字。
我看了她一眼。她站在门口，半边身子在门里，半边在门外，风衣下摆那块湿印子还没干，颜色比别处深。
我把手伸到台面底下，拉开抽屉，把登记簿抽出来。本子沉，抽的时候卡了一下，得往上提一点才出来。
翻开，找到去年三月。
“有。三月十七号，下午两点十分，贺明远，换锁芯一只。”
（第2章 完）
第三章 三月十七号
登记簿是牛皮纸封面的，A4 大小，脊上用白线缝过两回，线头露在外面，磨得起了毛。一本能记三百条，一条一行，行距很密，写满了要换本子。这一本用到第二百一十七条，还剩八十多条空着。
我师父姓白，白师傅，二〇〇六年把店盘给我的，盘的时候把三样东西一起给了我：一套工具、这本登记簿的格式、还有一句话。那句话是“开锁开的是门，不是家”。我那时候不懂，觉得是废话，门开了家不就在里面。
这个本子的格式是我师父定的，八栏：日期、时间、地址、姓名、事由、金额、证件号后六位、经手人。别的都能省，第七栏不能省——这是他的原话，第七栏是给以后留的，出了事，警察第一个要看的就是这一栏。
我翻到去年三月。三月的记录一共九条，两条配钥匙，三条换锁芯，两条开锁，一条换锁体，还有一条退单。退单那条是我自己划的，划了两道，划完在旁边写了一个“退”字。
一条一条往下看：三月五号换锁芯，隔壁街 7 号楼，二百二；三月九号开锁，巷子口 2 号院，三十；三月十二号配钥匙六把，七十二；三月十七号换锁芯，3 号楼 5 单元 502。
我停在这一行，手指按在纸面上，按了两秒才抬起来，抬起来的时候指腹上沾了一点灰。
地址后面是姓名：贺明远。事由：换锁芯。金额：二百六。前六栏都填了，第七栏空着。
那个空格不大，两指宽，是印好的，格子边上有一道线。二十年来，这个格子里写过身份证号的后六位，写过房产证号的后四位，写过租房合同的编号，写过“邻里见证”四个字。这一格是空的。
这一栏空着，意味着如果那扇门后面丢了东西，如果那扇门后面出了别的事，我拿不出任何东西证明开门的时候是谁站在门口。这不是钱的事，是这一行能不能继续干下去的事。
我把本子往前翻，看二月的记录。二月十九条，第七栏没有一条是空的。再往前翻，一月二十二条，全满。去年全年我翻了大概四十页，只找到两处空。
一处是三月十七号。另一处是去年七月，一个老太太，我给她开了一把挂锁，收了她十五块，她没带身份证，是楼下修车的老张给她作证的，我在第七栏写了一个“张”字。那一处我记了，这一处我没记。
这本子记到第十一本，前十本在抽屉最里面，摞着，用绳子捆着。绳子是尼龙的，捆了三道，捆完打一个紧结。前十本我十一年没翻过，翻也没用，因为那时候的地址早就变了，人也不知道搬哪儿去了。
我把本子合上，又打开。那天的事我想起来了。
三月十七号，下午。那天下雨，下得不大，是那种毛毛雨，落在卷帘门上是一层白，落在人身上不湿，但是冷。下午两点，一个男的进来，四十来岁，穿一件深色夹克，领子立着，头发上有一层细小的水珠。
他家的锁坏了，钥匙插进去转不动，要换锁芯——说这话的时候他把手插在夹克口袋里，一直没有拿出来。地址是 3 号楼 5 单元 502。证件呢。
带了，他掏出一个钱包，翻了翻，说忘在车上了。
我让他下去拿。车停在巷子口，走过去五分钟，来回十分钟，他老婆在楼上等着，腿不好，下来不方便——这三句话他说得很快，一句接一句，中间没有停，像早就想好了。
不行，这是规矩。这句话出口的时候我没有抬头，正在给一把钥匙去毛刺，砂轮转着，声音盖住了他后面的话。
他站在那儿，看了看外面，又看了看我，看我的时候眼睛没有躲。然后是一句：“师傅，我老婆在楼上，我要是骗你，我开自己家的门干什么？”
这句话说得有道理。开锁这行最怕的是有人冒充业主开别人家的门，可冒充的人不会站在门口跟你说话，他会进去，会关门，会不出来——他进去了，门一关，里面是什么事，外面的人就永远不知道了。我师父教过我这个：看一个人是不是业主，不看他有没有证，看他敢不敢在门口站够三分钟。
我当时是这么想的，想完就把这句话当成了理由，理由一成立，人就不再多想了。
我拿了工具包，跟他去了。工具包背在肩上，包带压在雨衣领子上，走两步要往上提一下。走到楼下，雨还在下，楼道口那块水泥地是湿的，踩上去打滑，我扶着墙走了两步。楼道的墙是水刷石的，摸上去凉，手一按就留下一块印子，走开两步印子还在。
他走在前面，上到五楼，掏钥匙。钥匙插进去，转了半圈，转不动；拔出来，看了看，又插进去，还是转不动。他让开半步，说你看，就是这样。楼梯间的灯是声控的，亮了三秒就灭，灭了以后我们两个人站在黑里，谁也没动，过了两秒他才跺了一下脚。
我蹲下去看锁芯。锁芯是 B 级的，铜的，锁芯口有一圈划痕，是钥匙插歪了划出来的。这种锁芯用久了会这样，弹子磨圆了，钥匙插进去对不上位，越使劲越转不动。
换一个吧。他答换。
拆锁芯二十分钟，装锁芯十分钟。拆下来的旧锁芯是铜的，拿在手里沉，芯体上有一圈油泥，油泥是黑的，粘在手指上要拿布擦。B 级锁芯的弹子有十二组，比 A 级多四组，防技术开锁能多撑几分钟——这几分钟在行里不算什么，可对住在里面的人来说，就是听见门外有动静以后，能不能走到门边的那点时间。
装完试了三回，转得动，拔得出来，锁舌进出都到底。
全程他没有进门。他站在门口，我蹲在门口，门一直关着。收钱的时候他从钱包里掏了三百，二百六，找了他四十。他接过去，说了一句谢谢，转身下楼，下到四楼的时候停了一下，我听见脚步声断了两秒，然后继续往下。
收工具的时候我看了一眼门牌。门牌旁边贴着一张春联，红纸已经褪成粉色，上联缺了一个角，剩下的字还能认出来：一年四季行好运。门牌是 502，蓝底白字，字有点斜，是后来钉的，钉的时候没找平，左边比右边高了两毫米——这个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我干的就是这个。
那天晚上我记这一笔，记到第七栏的时候停了一下。停了一下，然后跳过去了。
为什么跳过去？因为他说了那句话，因为门一直关着，因为我上上下下爬了五层楼，因为外面下着雨，我的鞋湿了。这些理由一条一条都成立，加在一起也成立。
可这些理由加在一起，也抵不过一个事实：我没看他的证件。
我把登记簿合上，放回抽屉。抽屉里有三样东西：登记簿、一盒印泥、一把旧锁芯。锁芯是去年换下来的，就是 3 号楼 5 单元 502 那把锁的锁芯。
规矩这东西，一条一条看着都麻烦，可每一条后面都有一件事。第七栏要证件号，是因为早年有人冒充业主开过门，进去搬了半屋子东西；旧锁芯要销毁，是因为有人拿旧锁芯配了钥匙，回头又开了同一扇门。这些事我一件都没遇上过，可我认识的人里，遇上过的有三个。
按规矩，换下来的旧锁芯要销毁，销毁的办法是拿锤子砸扁，砸扁了里面的弹子就散了，谁也用不了。那天我砸了一只，砸的是另一户的，砸完扔进了垃圾桶。
这一只，我没砸。
为什么没砸，我说不清，也从来没跟人说过。可能是那天下雨，可能是我急着收工，可能是我把它放进工具包的时候手一滑，就滑到抽屉里去了。也可能是别的。
我把抽屉推回去，推到底的时候卡了一下，得往上提一点才推得进去。这个抽屉的滑轨坏了三年，我一直没修。
五点半，巩立把地扫了，把台面擦了，把灯关了。关灯的时候他先关台灯，再关日光灯，顺序从来不错。
“师傅，走了。”
“你先走。”
他走了。我坐在店里没开灯，坐了很久，久到外面完全黑了，巷子口那盏路灯亮起来，光斜斜地照进来，照在台面上，照出一块亮。外面天还没黑透，巷子里有人在收摊，铁架子碰撞的声音一阵一阵的，一阵比一阵远。
我拿起手机，翻到日历，看了一眼明天。
明天是三月十八号。
（第3章 完）
第四章 对门
三月十八号上午九点，沈宁来了。她换了一件外套，深灰色的，比昨天那件短，袖口是松紧的，手里还是那个包，包带在手腕上绕了一圈。
证件带了没有。没有，补不了，昨天说过了。那开不了。她知道，她今天不是来开锁的，她是来请一个人的。
她站在台面前面，两只手交叠着放在包上，说想请我去一趟，跟她上楼，让对门的邻居作个证。作证得有两个人在场，一个不够。对门只有一个老太太常年在家，另一户是租的，白天没人。那不行，一个人作不了证。
她没有立刻走。她站在那儿，看着我台面上那块木板，看了大概十秒，然后问了一句：“师傅，你是不是也没想到会这样。”
这句话问得奇怪。什么这样。我问的时候手里还捏着一根钥匙坯，坯子是铜的，凉的，捏久了会热，那天我捏了很久，它一直是凉的。
“我拿着钥匙，站在自己家门口，进不去。你天天给人开门，你想到过这种事吗。”
我没答。这个问题我答不上来，因为答上来就等于承认，我干的这行有一种情况是解决不了的。我把手里的活停了，把螺丝刀放下，把台面上一堆钥匙坯往边上拢了拢。说实话我想过，这行干久了什么事都想过：想过有人钥匙丢了进不去门，想过有人被锁在屋里出不来，想过有人换了锁忘了告诉家里人。可我没想到过一个人拿着钥匙，钥匙是好的，门是好的，两样东西对不上。
“我跟你去一趟。”我把工具包拿起来，“作证的人不够，我作不了主，可我可以去看一眼。看一眼不收钱。”
她应了一声好，声音很轻。
从店里到 3 号楼走路六分钟。巷子出去右拐，过一个小菜场，菜场门口有三个摊子，一个卖青菜，一个卖豆腐，一个卖活鱼。活鱼那个摊子的塑料盆里插着一根管子，管子往水里打气，水一直在冒泡，冒泡的声音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说话。
她走在我旁边，不快，脚步是那种走惯了这条路的脚步，哪里有一块凸起的地砖，哪里有一道水沟，她都不用看。走到菜场门口的时候她停了一下，看那个卖豆腐的摊子，看了两秒，又走——那个摊子的老板娘抬头看了她一眼，没认出来，又低下头切豆腐。
3 号楼是老楼，六层，没有电梯，外墙的涂料掉了一大片，露出底下的红砖，红砖上有一层青苔，长在墙根那一带，颜色很深。楼道口的信箱是铁皮的，一排六个，三个的锁坏了，门虚掩着，里面塞着广告纸。单元门是铁的，门上的漆起了皮，一推就响，响声在楼道里撞了两下才散。
楼道里的灯是声控的，我们进去的时候亮了三秒，走到二楼半就灭了，她跺了一下脚，灯又亮。这个动作她做得很熟，熟到不用看脚下。
上到五楼，她停下来，从包里掏出那串钥匙，找那把齿根发亮的，插进锁孔，转了半圈。转不动。她又试了一遍，还是半圈，拔出来的时候钥匙在锁孔里刮了一下，发出一声细响，响完她握着钥匙的手停在半空，停了两秒才放下来。
“就这样。”她把钥匙穿回红绳上，穿的时候手指有点抖，“半年了。”
我蹲下去看锁，蹲的时候膝盖响了一声。锁是去年换的那一只，B 级芯，铜的，锁芯口很干净，没有划痕，铜的颜色还很亮。我用手指在锁芯口摸了一圈，指腹上沾了一点铜屑，很细，像面粉。
这锁是新的，装上去不到一年，铜的颜色还很亮，亮得跟门上的旧锁舌不搭。说完我站起来，转过身，敲对面的门。
敲了三下，里面没动静。又敲了三下，里面有拖鞋的声音，走得很慢，走到门口停了一下，然后是插销拉开的声音，一声，两声。
门开了一条缝，缝里露出一张脸，六十多岁，头发全白了，往上梳，梳得很整齐，一点都不乱。
我是楼下开锁的，姓裴，想请她帮个忙，作个证——我自报了一句，报的时候把工具包往上提了提，让它显眼一点。老太太把门开大了一点，看了看我，又看了看沈宁，叫了一声小沈。沈宁应了一声，叫了一声郎阿姨。
郎秀云——她后来告诉我她叫这个名字——把门全开了，开的时候手在围裙上擦了一下，围裙是蓝布的，洗得发白，上面有油点。她手里端着一个搪瓷缸，缸子是白的，上面印着四个红字：劳动模范。红字掉了一半，“劳”字只剩下半个，“模”字只剩下右边的“莫”。
她让我们进去坐，我说不坐了，就在门口说两句。
她倚在门框上，喝了一口缸子里的水，喝的时候眼睛看着沈宁，没有看我。她倚门的姿势很稳，一条腿支着，另一条腿的膝盖弯着，这个姿势一看就是站了很多年的人才有的。
“你东西不是搬走了吗。”
这句话说出来，楼道里安静了一下。声控灯在这时候灭了，谁也没跺脚，三个人站在黑里。黑暗里能听见楼下有人在炒菜，油下锅的声音“哗”一声，然后是锅铲碰锅底。
过了两秒，沈宁说：“我没搬完。”
“搬完了。”郎秀云的声音在黑暗里，很平，“去年冬天，我亲眼看着搬的，三个纸箱，一个行李箱，还有一盆花。搬了两趟，第二趟是你自己搬的，你从我门口过，我还问你，要不要帮忙，你说不用。”
灯亮了，是楼下有人上来。沈宁站在那儿，手还搭在包上，没有动。
“那是我自己拿走的。我拿的是我自己的。”
“对啊。”郎秀云喝了一口水，“我说的是你搬走了，我没说你不能搬。”
我站在两个人中间，看着沈宁的侧脸。她的侧脸很平，下颌线很清楚，脸上没有表情，只有嘴唇动了一下，动完又抿住。
“郎阿姨。”她开口，“我今天不是来搬东西的，我是来开门的。”
开门干什么。进去看看。看什么。沈宁没有回答，她把手从包上拿下来，垂在身体两侧。郎秀云把缸子换到另一只手，缸底在门框上磕了一下，磕出一声闷响，缸子上的漆又掉了一小片。
“小沈，我跟你说句实话。你们俩的事我不掺和，可你要我作证，我得说清楚我看见了什么。我看见的是：你去年冬天搬走了，搬得很干净；这半年你没回来过；上个月他回来过一趟，带了两个工人，在门口站了一会儿，没进门。”
“他回来过？”沈宁抬起头。
“回来过。”郎秀云说，“站在门口，没进去。我问他怎么不进去，他说钥匙在里面。”
楼道里又安静了。楼下上来的脚步声过去了，是四楼的人，走到四楼就停了，开门，关门。
我蹲下去，看了一眼地面。蹲下去的时候我用手撑了一下膝盖，这个动作最近两年才开始有，撑一下才起得来。五楼这一层的地面是水泥的，没有铺砖，水泥上有一层灰，灰是白的，薄薄一层。在 502 的门前，灰上有一块地方比别处干净，是长方形的，四个角有点圆，像有东西在那儿放了很久，最近才被搬走。
四块。并排四块，三块大的，一块小的。
我站起来，没有说话。有些话不用说，看见了就是看见了。
“作证我可以作。”郎秀云说，“我作证她在这住过，住了多少年我都知道。可我不能作证她现在还住在这儿，因为她搬走了，这是我亲眼看见的。”
沈宁低下头，看着那四块印子。
“搬走的时候，”“我只拿了三个纸箱。”
那第四块呢。
“第四块是花盆。花盆我拿了，花我没拿。”
郎秀云没有接这句话。她把缸子里的水喝完，把缸子放在门边的鞋柜上，鞋柜上有一层灰，缸子放下去，灰上多了一个圆，圆边上有一道细细的裂纹，是缸底磕出来的。
“师傅。”她转向我，“你要开这个门，我不拦你，可你得按你的规矩来，别因为认识我就松了口。”
我知道，按规矩来。
“还有一句。你要是开了，我在场，我作证。可我得站在这儿看着，我不进屋。”
行。说完我转过身，看着沈宁。
“证件。”“你现在能拿出什么。”
她从包里掏东西。掏出身份证，掏出那两张复印件，掏出一张社保缴费记录，掏出一张医院的就诊卡，卡上的地址是 3 号楼 5 单元 502。一张一张，摊在我手上，摊得很齐，齐得像刚才那七把钥匙。摊完她把手收回去，垂在身体两侧，指尖并着。
（第4章 完）
第五章 三个小时
四张证件摊在我手上，我一张一张看。身份证是真的，社保记录是真的，就诊卡也是真的，卡上的地址印着 3 号楼 5 单元 502。可这四张加起来，都顶不上一本房产证，也顶不上一张不动产登记中心的查询单。
规矩里写得清楚：缺第三样的，要两位邻居在场作证。现在只有一位，另一位白天没人。
我把四张证件还给她，一张一张还，还的时候按原来的顺序叠好。
“开不了。”
她没有接。她的手垂在身体两侧，没有动，四张证件就搁在我手上，风从楼梯口灌进来，最上面那张的角翻了一下，翻过去又翻回来。
“我知道开不了。”她说这话的时候没有看我，“我不是要你开。”
那她要什么。她没有回答。她转过身，走到楼梯口，在第三级台阶上坐下来。
坐的时候她先用手按了一下台阶，按完才坐，像怕台阶不干净。坐下以后她从包里掏出一张纸巾，在台阶上擦了两下，擦完把纸巾折起来，塞回包里，没有扔。台阶是水泥的，边角磨圆了，中间有一道凹，是几十年踩出来的。她坐下以后把包放在膝盖上，两只手压在包上，背挺得很直。
我站在她上面两级，看着她。楼道里的水泥地扫过，可扫不干净，靠墙的那一条永远有一层细灰，因为扫帚到不了。她的头发是扎起来的，扎得不紧，后颈那儿散下来几根，有一根搭在领子上，她一直没有拨开。她的鞋是一双黑色的平底鞋，鞋头磨白了，鞋跟外侧磨掉了一层，走路的时候重心偏外的人才这样磨。
郎秀云还倚在门框上，缸子已经空了，她拿在手里没有放下。她看了沈宁一会儿，转身进屋，门没有关严，留了一条缝。
楼道里就剩下我们两个人。这栋楼的楼道是东西向的，上午的光从东边那扇小窗进来，照到四楼就没了。五楼这一层，白天也是暗的。
声控灯灭了。过了几秒，她跺了一下脚，灯亮了。亮的时候我看见她的脸，脸上没有哭的样子，眼睛是干的，干的发亮。她坐着的时候两只脚并在一起，脚踝靠得很紧。
我下楼，回了一趟店里，拿了两瓶水，又上来。
上去的时候她还在那儿坐着，姿势没有变，只是手的位置换了，从压着包变成了抱着包。我把一瓶水递过去，她接了，说了一声谢谢，没有拧开。我自己拧开一瓶，喝了一口，站在旁边。
等人的时候，时间是不走的。我干这行二十年，最会的就是等——等业主回来，等物业开门，等警察到场，等一把钥匙从很远的地方送过来。等的时候不能催，催了人就更慢；也不能走，走了就白等。等的时候我一般站着，脚分开，重心落在两只脚上，这样站一个小时腿不酸。
十点半，楼上有人下来。是个男的，三十多岁，抱着一台旧微波炉，微波炉的门用胶带粘着，胶带是黄的，粘了两道，微波炉的线拖在地上。他走到五楼，看见我们，脚步慢了一下，从我们身边侧过去，什么也没说。下楼的时候微波炉磕了一下墙，磕出一声闷响。
十点四十，五楼的水管响了一阵，是楼上有人在洗澡，水顺着管道往下走，声音从粗变细，最后没有了。
十点五十，楼下有人喊收废品。声音从一楼传上来，一层一层地传，传到五楼已经很轻了，听不清喊的是什么。
她坐着的时候我数了一下台阶。五楼到四楼，十八级，每一级的宽度不一样，最上面一级窄，只有二十公分，往下越走越宽。这种楼梯是老楼的通病，砌的时候不讲究，砌到上面才发现差了几公分，就拿灰补上。
十一点整，楼道里飘进来一股炒菜的味，是青椒，还有一点蒜。味从楼下上来，一阵一阵的，来的时候很浓，去的时候就没有了。
十一点十分，一个送快递的上来，敲 501 的门。郎秀云开了门，签了字，收了件。快递员下楼的时候看了沈宁一眼，看了一眼就走了。
这中间她只做了一件事：把钥匙拿出来，一把一把看，看完穿回去，再拿出来，再看一遍。七把钥匙，她看了三遍。看第三遍的时候她把那把齿根发亮的举起来，对着光，看了很久。
这中间我下去过一趟，回店里拿了一卷卫生纸，怕她要哭。回来的时候她还在原来的位置，姿势没变，只是手里的钥匙串已经穿好了，红绳的结打在最后面。
十一点半，我问要不要给她家里人打个电话。不用。有没有别的地方可以去。有，她租了房子，在城南，坐公交四十分钟。那怎么不回去。
她没有立刻回答。她把手里那瓶水转了半圈，转完又转回来，转到一个商标朝上的位置。
“我想看看门开的样子。”
这句话我没有接。我在这一行二十年，听过各种各样的话：有人求我快点，说家里有老人等着；有人求我便宜点，说这个月实在紧；有人求我别告诉别人，说这事传出去不好听。求我看门开的样子，这是头一回。
我想起我师父说过一句话，他说这行做久了会明白一件事：人求的不是开门，是门后面那点东西。有人求的是一张存折，有人求的是一件旧衣服，有人求的是一张照片。求什么，就是什么在他心里最重。
十二点，楼下那家小饭馆开始忙了，油烟机的响声从一楼传上来，一直响到十二点半才停。十二点，我下楼买了两份盒饭，一份红烧茄子，一份青椒肉丝。上来的时候她还坐着，盒饭递过去，她接了，放在膝盖上，没有打开。
我自己那份打开了，站在楼梯上吃。吃到一半，她把盒饭打开了，吃了两口，把盖子盖上，盖上以后又把盖子掀开，把里面的青椒一根一根挑出来，挑到盒盖的边上，挑完才继续吃。
“师傅。”她开口，“你说，一个人把门锁换了，是不是就等于说，这地方跟你没关系了。”
我嚼了两下，把嘴里的饭咽下去。
“锁是锁，人是人。锁换了，钥匙开不了，这是技术上的事，至于有没有关系，那不是锁能定的。”
她听完，没有接话，低下头，看着膝盖上的盒饭。
过了一会儿，她说了一句：“房子是他的。我只要我的东西。”
这句话她说得很轻，轻得像说给自己听的。说完她把筷子放下，两只手叠在盒饭上，叠了很久，久到盒饭上面那层热气散了，油凝成一层薄薄的膜。
东西在哪儿。在屋里。什么东西。一箱衣服，一箱书，还有一盆花。
“花还活着吗。”
她抬起头，看了我一眼。“活着。我走的时候浇了水。”她说这句话的时候声音有点变，变完她自己听见了，就停住，把嘴闭上了。
我把盒饭的盖子盖上，把筷子插在盖子上，蹲下来，跟她平齐。蹲下来的时候我看见她的鞋尖对着楼梯的方向，不是对着门。
“沈宁。”我叫了她的名字，“你听我说一句。今天这个门我开不了，不是我不想开，是我开了以后这行就没法干了。可你今天要办的事不是开门。”
她看着我。
“你要办的是让人承认你在这儿住过。这件事不用我开锁，这件事得他本人到场。”
她没有说话。她把盒饭放在旁边的台阶上，把包抱得更紧了一点，紧到包带在她手背上勒出一道印。
我在这栋楼里开过十几次锁。三楼那户是一个独居的老头，钥匙插在门上忘了拔，我给他换了个锁芯；四楼那户是一对小夫妻，两个人吵架，女的把自己反锁在屋里，男的在门外站了一个小时，最后是他妈打电话让我来的；六楼那户是一对老夫妻，男的瘫在床上，女的一次把钥匙锁在屋里，急得直哭。这些事我都记在登记簿上，记了地址，记了日期，记了收了多少钱，可我不记他们后来怎么样了。
今天这件事，我大概会记很久。
一点整，楼上有人在拖椅子，拖了很长一段，拖完是关窗的声音。
下午一点十分，楼下有车停下，车门关了两声。一分钟后，单元门开了，有人上楼，脚步很重，一步一级，不带停的。
（第5章 完）
第六章 你交的什么证
上楼的人四十来岁，个子不高，穿一件深蓝色的夹克，拉链拉到一半。他上到五楼，看见我们，脚步停了半拍，然后继续往上走，走到 502 门口站住，把手里的公文包换到左手，右手伸进裤袋，掏出一串钥匙。
钥匙串上挂着一个指甲刀，银色的，很小，挂了很多年，边缘磨得发亮。他站着的时候两只脚分开，分得比一般人大，这是常年站着谈生意的人的习惯。
沈宁站起来。两个人隔着两步站着，谁也没说话。楼道里的灯在他们之间亮着，三秒后灭了，谁也没跺脚，黑暗里能听见两个人的呼吸，一个快，一个慢。灯是我跺亮的。
贺明远比三年前胖了一点，下巴上多了一层，头发短了，鬓角剃得很干净。他看了我一眼，问我是不是开锁的。是。又问是不是她叫的。她自己来的。
他点了点头，把钥匙串收回去，从公文包里掏东西。先掏出一本红色的证，房产证；再掏出一张对折的纸，A4，对折了两次；最后掏出一部手机，看了一眼屏幕，把屏幕朝下，扣在公文包上。
房产证是那种老式的，红色封皮，上面烫金的字已经磨得看不清了，只剩一个“房”字还有半个。他把证往前送了送，我才伸手。翻开，权利人那一栏写着贺明远，一个人。共有情况那一栏是空的，什么都没有写，空得很干净。附记页上有一行字，是打印的，日期是去年十二月。那一行写的是“婚姻状况变更，产权转移”。这八个字我在别的证上见过，见过很多回，可那天看见，觉得这八个字很冷——一个人的婚姻，最后落在证上，就是八个字。
证的内页有一层塑料膜，膜已经起了皱，边角发黄。这种膜是办证的时候贴的，贴得不平，里头有几个气泡。我翻的时候手指在膜上滑了一下。
证的内页有一层塑料膜，膜起了皱，边角发黄，里头有几个气泡。我翻的时候手指在膜上滑了一下。
我把证合上还给他。他又把那张对折的纸展开递过来，是一份协议，打印的，一页，最上面一行是标题：离婚协议书。中间是条款，一二三四。第三条写着：位于 3 号楼 5 单元 502 的房屋，归男方所有，女方自愿放弃该房屋的一切权利。
协议的条款我一条一条看了。第一条是子女，写着“无”；第二条是存款，写着“各自名下归各自所有”；第三条是房子；第四条是债务，写着“无共同债务”。
协议用的是宋体，小四，行距一点五倍，一看就是从电脑上打下来再拿去打印店印的。最后一行下面是签名栏，两栏，都是空的。
“女方自愿放弃”这五个字是打印的，不是手写的。这一点我一眼就看出来了，因为打印的字横平竖直，手写的字有轻重。
这张协议没有签字栏，最后一行是空的，空在那儿，什么也没有。我看完把纸折回去还给他，说这跟我没关系，我不是法院，也不是民政局，我只管开锁。他把纸收进包里，说那你就开，证在这儿，人在这儿，我是业主。
我没有动。这十一年，我在这行里学会的最要紧的一件事，就是不动。人一急，就会做错事；人一做错事，后面全是被动。我师父说过，开锁的功夫一半在手上，一半在站得住。
我没有动。
他又叫了一声师傅，证件齐全，他说。证件是齐全，可这锁不是你的。他愣了一下。
“这锁是我去年三月十七号换的。换锁那天，你没交证件。”
楼道里安静了。沈宁站在台阶上没有动，贺明远的手停在包上没有收回去。他开口问了一句什么，声音有点哑，哑得像刚从外面进来，嗓子还没开。
去年三月十七号，下午两点十分，他到我店里，说家里的锁坏了，钥匙插进去转不动，要换锁芯。证件呢，忘在车上了。我让他下去拿，他说车停在巷子口，走过去五分钟，来回十分钟，他老婆在楼上等着，腿不好，下来不方便。
说这些的时候我一字一句，不快，每说完一句停半秒。他的脸变了一下，变得不明显，只是嘴角往下走了一点，走完又回去。
后来我跟他上楼，换了锁芯，收了二百六。走的时候我记了账，登记簿上地址、姓名、事由、金额都写了，证件号那一栏是空的。
那一栏空着，是因为——我没让他说完。
“是因为我没要。不是你没给，是我没要。这是我的错，我认。二十年我就破过这一次例。”
他没有说话，把公文包换回右手，又换回左手。包上的拉链头在灯下反了一下光，反完就暗了。这个动作他做了两遍，两遍之间隔了大概三秒。三秒里楼道里没有人说话，只有楼下那家的电视声传上来，是新闻，念数字，念得很快。
“可这个错今天得补上。你没交证，我照样给你换了锁，这锁我换得不合规。所以今天，这扇门我不能按你的证开。”
那我要怎么样。
“我要么看见她的东西被拿走，要么看见你拿出换锁那天的证件。”
他拍了拍包，证件在这儿。这是今天的证件，换锁那天没有，这两件事不是一件事。
我见过很多种业主。有一种进门就掏钱，事情没办完钱先给；有一种进门先问价，问完价比三家，比完再回来；有一种什么都不问，办完就走，走了以后再也不来。贺明远不属于这三种，他是第四种：进门就把所有东西摆出来，摆得整整齐齐，让你没法挑毛病。这种人做生意做久了，习惯了用材料说话，材料齐，他就占上风。
他站在那儿看了我很久。他的眼睛不大，看人的时候眼皮垂着，垂到一半。这个表情我见过，是在算账的表情，算自己亏了多少，算还能不能翻回来。
他把公文包放在鞋柜上，鞋柜上有一层灰，包放下去，灰上压出一个长方形的印子。放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没点，夹在手指中间，转了两圈。
他把公文包放在鞋柜上，鞋柜上有一层灰，包放下去，灰上压出一个长方形的印子。放完他从口袋里摸出一包烟，抽出一根，没点，夹在手指中间转了两圈，转完又放回去了。
“行。你要多少钱。”
这句话说出来，楼道里的空气变了一下，变得有点像下雨前的空气，闷，压着，谁都想快点走开。
我没有答。我把工具包从肩上放下来，放在地上，拉开拉链。这个动作我做过几千回，每回都是同一个顺序：先把包放在右脚边上，包口朝外，再蹲下去，先摸左边，再摸右边。工具放在哪儿不能乱，乱了就要找，找了就耽误事。把里面的东西一样一样摆出来：两根别子，一把单钩，一小瓶油，一把小锤子，一卷胶带。摆完我站起来。
“我不收钱。我收的是规矩。”
沈宁在台阶上动了一下，把包从膝盖上拿下来抱在怀里。贺明远看了她一眼，又看我，说你要开就开，开完我报警。
“你报。警察来了第一件事就是看我的登记簿，我那本子上，去年三月十七号那一行，第七栏是空的。”
他的脸这次变明显了。他把手机从公文包上拿起来，翻过来看了一眼，又扣下去。扣的时候用了点力，扣出一声响。
你想清楚了，他说。
我回过头，看了一眼沈宁。
她站起来，走下两级台阶，站到我旁边。她站的位置比我靠前半步，肩跟我齐着，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没有抓包。
“我想了半年。”
贺明远没有说话。他把公文包夹在腋下，抬手看了一眼手表，看完把手放下，手指在裤缝上敲了两下。这两下敲得很轻，可我听见了，因为楼道里太静。
“东西在屋里。你自己进去拿，我不进去。”
他从钥匙串上取下一把钥匙，放在鞋柜上。那个鞋柜就是郎秀云刚才放缸子的地方，灰上已经有一个圆，这把钥匙放下去，圆旁边多了一道长条印。
放完他转身下楼。下楼之前他看了沈宁一眼，这一眼看了大概两秒，看完什么也没说。下到四楼的时候停了一下，我听见脚步声断了两秒，然后继续往下，越走越轻，最后是单元门开合的声音。
（第6章 完）
第七章 三十秒
鞋柜上那把钥匙，我没有用。
我的规矩里有一条，是我师父传下来的：业主不在场，不用业主的钥匙开门。这条规矩听着别扭，道理其实简单——用他的钥匙开门，门是钥匙开的；用我的工具开门，门是我开的，出了事我认。
我从工具包里拿出别子和单钩，蹲在门口。蹲下去的时候膝盖又响了一声，这一年它响得越来越勤，早上起来也响，蹲下也响。锁是 B 级芯，去年三月我亲手换的那一只。这种锁芯我熟，十二组弹子，第一组最紧，最后一组最松。别子插进去，往右压住，压的力道要匀，压重了弹子卡住，压轻了转不动。
单钩伸进去，从最里面那一组开始挑，一组，两组，三组，一组一组往下走，走完一组手指要松一下，不松就会僵。
挑到第七组的时候，我停了一下。这七组弹子的高度我认得，因为是我装的。装的时候我把它们按高低排过，高的在前，低的在后，这样钥匙插进去顺手。
第八组，第九组，第十组，越往外面越松，越松越快。第十一组挑完，锁芯往里走了一点。第十二组，最外面那一组，最松，一挑就到位。
别子一转，锁开了。
我站起来，没有推门，也没有把工具收起来。工具还捏在手里，别子上的齿印在手指上压出两道印子，压得很深。我在门口站了三十秒。
这三十秒是我师父定的。他说门开了不要马上进，站三十秒，听屋里有没有声音——有没有水声，有没有电器声，有没有人走路的声音。有声音，说明屋里有人，你得先喊一声；没声音，也得先喊一声，喊完再进。
我站着，听。手还扶在门框上，门框是木头的，包过门套，门套上有一道划痕，是搬东西的时候蹭的。屋里没有水声，没有电器声，没有人走路的声音。只有楼下那家的电视，还有远处马路上的车，一辆过去，隔一会儿又一辆，中间的空隙很长。
三十秒到了，我抬手敲了三下门，敲得很响。“有人吗。”这三个字我喊了二十年，这三个字我在楼道里喊过几千回，喊的时候声音不能太大，太大了像查户口的；也不能太小，太小了屋里的人听不见。
没有人答。我推开门。
门开的时候有一股味道出来。不是霉味，也不是烟味，是一股很干净的味道——地板刚拖过，窗户开过，屋里通过风。这种味道在空房子里闻得到，在人刚搬走、又有人来打扫过的房子里也闻得到。
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门口的地垫还在，是那种棕色的椰棕垫，边上起毛了，中间磨得薄。地垫下面压着一张纸，露出一角，是广告纸，印着“专业疏通”。
我站在门口，没有进去。这个习惯也是师父传的：进了别人的门，你就是客人；站在门口，你还是个开锁的。屋里很干净。客厅的地板是浅色的复合板，拖得发亮，能看见窗户的影子。沙发还在，沙发套换过，是灰的，上面没有褶。茶几上什么都没有，连一个杯子都没有。电视柜上放着一个遥控器，遥控器摆得很正，跟电视柜的边平行。
窗帘是拉开的，拉得很开，两边各用一根带子系着。
屋里的东西少得反常。一个住过人的房子，就算搬空了，也会留下痕迹：墙上有钉子的眼，地上有家具的印，厨房的瓷砖缝里有油，卫生间的镜子上有水碱。这屋里这些都有，可都被收拾过了——钉子的眼用白灰补过，补得不太平，能看出一个个小疙瘩；家具的印子擦过，擦得只剩浅浅一层。
玄关的地方，码着三个纸箱。三个纸箱一样大，一样的颜色，都是搬家用的那种，侧面印着“加厚五层”。三个箱子并排，靠着墙，码得很整齐，箱口都用胶带封着，胶带是透明的，封得很平，没有一道褶。
三个箱子上各贴着一张便利贴，便利贴是黄色的，上面写着字。第一个写着“衣服”，第二个写着“书”，第三个写着“杂物”。
字是男人的字，横平竖直，写得很用力，笔尖把纸压出了印。
沈宁站在我后面，没有说话。我能听见她的呼吸，比刚才在楼梯上的时候慢了一点，也深了一点。我侧过身，让开路。
她走进去了。走进去的时候她没有换鞋，鞋底在玄关的地砖上踩了两下，踩出两个灰印。她走到三个纸箱前面，蹲下去，看那三张便利贴。
看了一会儿，她伸手把第三张揭下来。“这个不是我的。”
我走过去看。第三个箱子上写着“杂物”，可箱子上的胶带封得不平，有一道褶，褶里夹着一根头发，很长，是女人的头发。
“这个箱子封过两回。”“第一回封错了，第二回重新封的。”
她抬起头看我，眼睛里有一层水，但是没有掉下来，就在那儿挂着。“你怎么知道。”
“胶带下面还有一层胶带。”我指了指箱角，“你看这儿，两层，上面这层是新的，下面那层已经发黄了。”
她低头看，看了很久。然后她把三张便利贴都揭下来，叠在一起，叠得很齐，塞进包里。
“我能打开吗。”她问。“这是你的东西。”
她拆第一个箱子。胶带很黏，她拆了半天，指甲都翻起来了，还是没有拆开。我从工具包里拿出一把小刀，递给她。
她接了，割开胶带，掀开箱盖。第一箱是衣服。叠得很整齐，一件一件，按季节分的，冬天的一摞在上面，夏天的一摞在下面。最上面放着一件毛衣，米色的，领口有一圈毛球。
她把毛衣拿起来，抖了一下，毛球掉了几颗在地上，滚到纸箱底下去了。她把毛衣贴在脸上，贴了两秒，然后放回箱子里，放的时候叠了一下，叠得很平。
第二箱是书。书不多，二十来本，码得很齐，书脊朝外。最上面一本是一本菜谱，封面卷了角。她把菜谱抽出来，翻开，里面夹着一张纸，是超市的小票，日期是三年前。
第三箱她没有开。
她蹲在那儿，两只手放在箱盖上，没有动。“这一箱不是我的。”
“上面写着杂物。”“我知道。可这个箱子不是我的。我的箱子是搬家公司的，侧面有一个蓝印。这个没有。”
我蹲下去看。三个箱子的侧面都有一个蓝印，印的是一个搬家公司的名字，字已经磨淡了。第三个箱子的侧面，蓝印的位置是空的，只有一个方形的、颜色浅一点的印子，像有东西贴过，又被撕掉了。
“这一箱是后放的。”“什么时候放的。”
“不知道。可放的时候，另外两个已经在这儿了。”我指了指地上的灰，“你看这三个箱子底下的印子。”
三个箱子在地上留了三个印。前两个印子的边上有一圈灰，第三个印子的边上没有灰，干干净净，说明它是后来才放上去的，放上去的时候，另外两个已经在这儿放了很久。
沈宁站起来。她站在三个箱子前面，看着第三个。她看的时候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指尖弯着，没有握成拳。
“师傅。你说这里面是什么。”“我不知道。”
“我也不想知道。”她把第一箱和第二箱的盖子合上，把胶带按回去，按得很仔细，一道一道按。按完她把两个箱子往外推了推，推到门口。
“这两个我拿走。第三个不动。”我帮她把两个箱子搬到楼下。搬的时候她在前面抬，我在后面抬，楼道窄，转弯的时候要斜着过。第一箱轻，第二箱重，第二箱搬到三楼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换了一只手。
搬到楼下，她把两个箱子放在单元门口，直起腰，喘了两口气。
“师傅，多少钱。”“今天不开锁。”“今天没开锁。”
她看着我，看了两秒，从包里掏钱。掏出一百，塞到我手里。
“这不是开锁的钱。这是你站了三个小时的钱。”
我把钱收下了。一百块，两张五十，都是新的，边角硬。我把钱折了一下，塞进裤袋，塞的时候想起我师父说过的一句话：这行收钱要收得清楚，什么钱收，什么钱不收，收了就得说得出来。
这一百块我说得出来。
（第7章 完）
第八章 浇花的人
两个箱子搬到楼下，沈宁站在单元门口，看着楼道里面，看了大概十秒，说还有一样东西。
花。在阳台上，我上去一趟。
我想起她说过的那盆花——花盆拿了，花没拿。我们重新上楼，这次没有抬东西，走得快，四层楼走了两分钟。上到三楼的时候她停了一下，扶了一把楼梯扶手。扶手是铁的，刷过绿漆，绿漆掉得厉害，摸上去一手锈。上楼的时候她在前面，我在后面，她的脚步比我稳，一级一级踩得很实，不像刚才抬箱子的时候会踩空。上到五楼门还开着，我刚才没有关。她走进去，穿过客厅往阳台走。客厅的地砖是浅色的，光脚踩上去凉，穿鞋踩上去有回声，回声很短，一下就没有了。走到阳台门口停了一下，手扶在门框上。
她把门推开一半，先探头看了一眼阳台，看完才走进去。
“还活着。”
我跟过去看。客厅的灯没开，光是从阳台进来的，所以客厅里比阳台暗一截，靠里的那面墙整个是灰的。客厅到阳台要经过一张餐桌，桌上铺着一块格子桌布，红白格子，边上垂下来一截。阳台不大，一米二宽，三米长，铺着浅色地砖，砖缝里长着几根草。栏杆是铁的，刷了白漆，白漆掉了不少，露出底下的锈。
阳台的晾衣杆是升降的，两根，一根高一根低，钢丝绳从顶上垂下来，末端挂着两个塑料滑轮。滑轮上有一层灰，灰上有一道新的划痕，是最近动过的。晾衣杆上什么都没有，可杆子被人擦过，擦得比旁边的栏杆干净。
栀子这种花不好养。它喜酸，北方的水偏碱，浇上一年，叶子就黄；它怕涝，盆底积水三天，根就烂；它还要光，可又不能暴晒。能把这盆栀子养到半人高、还能结出十几个花苞，不是随手浇浇水就能做到的。
阳台的地漏边上有一小堆土，是换盆的时候掉下来的，扫过一遍，没扫干净，剩下的都在墙角。土是黑的，掺了珍珠岩，白的颗粒混在里头，一看就是买来的营养土，不是从楼下挖的。花盆是陶的，深褐色，盆口有一圈白色的水碱，一圈一圈的，像树的年轮。盆里是一株栀子，半人高，叶子深绿，厚，油亮，叶尖上有几片发黄。花没有开，但有花苞，花苞很小，绿中带白，一簇一簇，数得出来，大概十几个。
土是湿的，湿得很匀，不是一次浇透的那种湿，是分几次浇、慢慢渗下去的那种湿。
我蹲下去看。土面上有一层浅浅的水痕，边缘干了，中间还湿着，用手指按一下能按下去一公分，指头上会沾土。托盘是塑料的，白色，里面存着一层水，水很清，没有味道。
“有人浇过。”我说完自己也觉得这句话有点怪，因为听起来像我在替谁解释。
阳台的角落里还放着一个塑料盆，盆里泡着两块抹布，水已经浑了。盆边搭着一把刷子，刷毛软了，软得趴下去。这些东西都不该在阳台上，可它们就在那儿，摆得也不乱，像有人随手放下的。
沈宁没有说话。她蹲下去，手放在花盆边上，没有碰土，就放在盆沿上。她说她走的时候浇过一次，浇得很透，托盘里都存了水，想着浇透了能撑半个月。
“这是最近的，水痕是新的，不超过三天。而且不是一次浇的——你看这个土，上面这层是湿的，下面这层颜色深，是之前浇的。两次，中间隔了几天。”
她抬起头，把三天这两个字念了一遍。
阳台上有一个塑料水壶，绿色，放在角落，壶嘴朝下，提手断了一半，用一根铁丝缠着。我把水壶拿起来，壶里有水，不多，大概三分之一。她说这个壶不是她的，她走的时候阳台上没有壶。
阳台的墙上有一道印子，长方形，一米多高，颜色比周围的墙浅，是挂过东西留下的。印子的位置正对着花盆，宽度大概四十公分，高度大概六十公分——这个尺寸，是一幅画，或者一面镜子。
阳台的窗户是推拉的，两扇，一扇开着一半。窗框是铝合金的，滑轨里积了灰，推的时候会有涩涩的声音。窗台上有两个空花盆，小的，陶的，一个倒扣着，一个正放着，正放的那个里头有一点水。
阳台的窗台上放着两个空花盆，小的，陶的，一个倒扣着，一个正放着，正放的那个里头有一点水，水面上浮着一只小虫。
阳台的门是推拉的，玻璃上贴过一层隔热膜，膜起了边，边上卷起来一小条，卷的方向朝着屋里。
我们站在阳台上，谁也没有说话。窗户开着一扇，风进来，把栀子的一片叶子吹得翻了个面，露出底下的浅绿。楼下有人在晒被子，被子搭在竹竿上，拍打的声音一下一下传上来。
“郎阿姨。”沈宁说了一句，转身往门口走。我跟在后面。
郎秀云的门开着一条缝，缝里有光。沈宁敲了两下，门开了。郎秀云手里还是那个缸子，缸子里是新沏的茶，茶叶浮在上面。
花还活着，沈宁说。活着，郎秀云说。谁浇的。
郎秀云没有立刻回答。她把缸子换到另一只手，喝了一口，喝完把嘴里的茶叶吐回缸子里。
郎秀云把缸子放在鞋柜上，放的时候缸底磕了一下，磕出一声闷响。放完她没有立刻说话，而是先把两只手在围裙上擦了一遍，擦完才开口。
“他浇的。”
她说这三个字的时候语气很平常，就像在说今天谁买的菜。可她说的时候把缸子往怀里收了收，收得很自然，收完才发觉自己收了。
她说他每次来都不空手，有时候拎一桶水，有时候拿一个小瓶，瓶里是兑好的肥。她说他浇花的时候不说话，浇完在阳台上站一会儿，站完就走，走的时候把门带上，带得很轻。
她说他每次来都在下午，下午三点到四点之间，那个点楼里人少，碰不见谁。她说有一回她在门口择菜，听见楼上有水声，水声很小，是往花盆里倒的那种声音。
她说他每个月回来一趟，不进屋，就在阳台上待一会儿，浇完花就走。她碰上过三回：第一回她问他，你不是搬走了吗，他说花还在这儿；第二回她没问；第三回他跟她点了点头，就下楼了。
沈宁站在门口，没有说话。她站的时候两只手垂在身体两侧，右手的手指在动，一下一下地搓。
上个月他没来，郎秀云接着说。她还想着是不是不来了，后来上去看了一眼，花有点蔫，她就给浇了。她不会养花，浇完还怕浇坏了，站在那儿看了半天，看完把水壶放回原来的位置，摆得跟刚才一样。
“谢谢您。”
“谢什么。”郎秀云把缸子端起来，“一盆花，浇不坏。”
沈宁回到阳台上，站在花盆前面。她站在那道印子下面，头顶正好对着印子的上沿。这个位置，是她以前站着看花的位置，还是挂画的位置，我不知道，她也没有说。她站了很久，久到楼下晒被子的声音停了，久到对面楼的窗户上反出一片光，光从东边移到西边，从阳台这头移到那头。站的时候她把一只手放在花盆边上，另一只手垂着，垂着的那只手的拇指一直在搓食指侧面。
“师傅。”
“嗯。”
“这盆花我不拿了。”
我没有问为什么。
她说完这句话，把手里那串钥匙往包里放，放到一半停住，又拿出来。
“拿走了，就没人浇了。”
她蹲下去，把花盆往墙边推了推，推到不挡路的位置。推完她把托盘里的水倒掉，倒进阳台的地漏里，倒得很慢，怕溅出来，倒完把托盘放回去，放正。然后她站起来，拍了拍手上的土，说走吧。
她最后看了一眼花，看的时候手扶在阳台的门框上，扶的位置正好是那道浅印子的下沿。
我们下楼的时候她把门带上了。带门之前她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了一眼客厅，看的是沙发那个方向。带门的时候她扶了一下门，让门慢慢地合上，没有让锁舌弹出来。门合到一半，她停了一下，又推开，进去看了一眼。
出来的时候她手里拿着一样东西。
（第8章 完）
第九章 这个还给你
第二天上午十点，沈宁来了。她手里拿着一个东西，用一张纸巾包着，包了两层。纸巾是那种小包的，抽出来的时候带出一股香味，香味很淡，压不住底下那点铜味。
她把纸巾放在台面上，一层一层打开。打开之前她用手指在纸巾上按了一下，按出一个凹，按完才拆。第二层打开的时候，纸里透出一点黄。
里面是一把钥匙。黄铜的，双面齿，柄上有一个圆孔，齿已经磨圆了，柄上有一层薄薄的光。这把钥匙我认得，因为柄上有一个钢印，是我打的。
她把纸巾往台面中间推了推，推到台面那块烫痕的边上，停住。
“这个还给你。”
“这不是我的。”“是你配的。”
钥匙放在台面上的时候是斜的，柄朝我，齿朝她，中间隔着两寸。这个摆法不是谁教的，是放的人下意识摆的，摆给自己看的。翻的时候钥匙在指间转了一下，转得很顺，因为柄上的光已经磨圆了。钢印在那儿，三个字，一个横杠：3-502。字是凹进去的，边缘有一点点毛，是钢印打偏了以后返工留下的。这把钥匙在手里是凉的，凉得比屋里的空气还低一点，因为铜不存热，摸上去总是这样。
钥匙的柄上还有一道细纹，是当年铣的时候留下的，纹路斜着，从左下到右上，浅得要用指甲刮才摸得出来。这道纹我认得，因为是我这台机器铣的，机器老了，夹具有一点偏，铣出来的纹都带这个角度。
打钢印这件事现在很少有人做了。新配的钥匙都是机器压的，压出来的字整齐，可没有手打的深。打钢印的工具是一个小手锤加一套字模，字模一共三十六个，数字和字母，装在一个铁盒里，盒子是饼干盒改的，盖子上还留着原来的图案。打的时候要对准，一锤下去，力气小了打不深，力气大了会把柄打穿。这二十年我打穿过的钥匙有三把，三把都留在我抽屉里，没扔。
“十年前配的，配了两把。”她抬起头。
我拉开台面底下的抽屉。抽屉卡了一下，得往上提一点才拉得开，这个卡顿有三年了，我一直没修。里面三样东西：登记簿、一盒印泥、一把旧锁芯。
我把锁芯拿出来，放在台面上。放的时候它在台面上滚了半圈，停在钥匙旁边，孔朝着我。拿出来的时候锁芯在手里沉了一下，铜的东西就是这样，看着不大，压手。锁芯是铜的，比钥匙大，芯体上有一圈油泥，油泥干了，裂成小块。锁芯的孔里插着半截钥匙——半截，断在里面的那半截，齿还在，柄没了。
沈宁看着那半截钥匙，看了很久。看的时候她把包放在台面上，放在离钥匙最远的那一头，像是怕碰掉。她的手指抬起来，抬到一半又放下，放下了又重新抬起来，这回伸过去了，捏住了那半截的齿。
“这是我的。我以为它掉在屋里了。”“没掉。断在锁里了，换锁的时候我拆出来的。”
她把那半截钥匙捏在手里，捏得很紧。捏的时候她低着头，头发垂下来，把半边脸挡住了，紧到指节发白。店里这时候进来一个人，问配不配汽车钥匙，我说配不了，汽车钥匙要芯片，我这机器做不了。他问哪儿能配，我说城西有一家，坐 12 路能到。他说了声谢谢，走了。
“十年前我给你配了两把，一把给你，一把我留着。”她问为什么留。配钥匙的规矩，留一把底——万一你丢了，照着我这把配，不用拆锁。
这十年我配过大概四千把钥匙，留底的不到一百把。留底要单独放，要记在本子上，丢了要担责任；底钥匙和原钥匙的齿形是一样的，谁拿到手，谁就能配出一模一样的。所以大部分人我都不留，配完就完了，坯子多铣一根，剩下的丢掉。
为什么给她留。这句话我在心里想过很多回，想过怎么答，一直没想好。台面上有一层薄灰，是昨天晚上落的，我把手放上去，灰上就留下五个指头印。
“因为那天你带着孩子来的。”她愣住了。
“你抱着一个孩子，三四岁，男孩，穿一件黄色的外套。他在你怀里睡着了，头搭在你肩上。你要配钥匙，一只手抱孩子，一只手掏钱，钱掉在地上，我帮你捡的。捡的时候你说了两遍谢谢，第一遍是客气，第二遍是真心的。”
“我不记得了。”“我记得。我记的不是你，是那个孩子。他睡得那么沉，你把他的头往肩上托了一下，他就往你脖子里钻。这个动作我看了很多年，一直记得。”
店门口的卷帘门开着，风进来，把台面上那张纸巾吹起来一角。她伸手把纸巾按住，按住以后没有立刻放开，压了两秒才放。
店里很静。静到能听见机器待机时的那点电流声，还有门口巷子里卖豆腐的吆喝，一声，隔两秒，又一声。
台面上摆着三样东西：一把黄铜钥匙，一块旧锁芯，半截断在锁里的钥匙。三样东西摆在一起，像一套。钥匙在最右边，柄上的钢印朝着我；锁芯在中间，油泥朝着上；半截钥匙在左边，齿朝下。
她问这个锁芯留着干什么。换下来的锁芯要销毁，砸扁，砸完扔了。她说那你没砸。没砸。为什么——这一次我答得很快。
“因为我砸不下去。”
她没有说话。她把那半截钥匙放回锁芯的孔里，插进去，插到底，插的时候很轻，像怕碰坏什么。插完她把锁芯转了一下，转的是芯体，不是钥匙——芯体转不动，因为它没有锁体，转也是空转。
“师傅，一个锁芯，能证明什么。”“证明这扇门以前是这把锁。”我说这话的时候，眼睛看的是锁芯，不是她。
“现在不是了。”
“现在不是了。可它证明过，这就不一样。”她低下头，看着那三样东西。看的时候她的肩膀往里收了一点，收得很轻，像冷，可屋里不冷，暖气还开着，暖气片是热的，摸上去烫手。
过了一会儿，她伸手，把锁芯往我这边推了推。“这个你留着。”
她推的时候用了两根手指，推得很轻，锁芯在台面上滑了一小段，停住。
“我要它干什么。我要的是东西，不是铁。”我把锁芯收起来，放回抽屉。收的时候我用袖子把芯体上的油泥擦了一下，擦不掉，那层东西已经跟铜长在一起了，放在原来的位置，靠着抽屉的里侧，跟登记簿并排。放的时候我听见它在木头上磕了一下，声音很闷。
她拿起那把黄铜钥匙，看了最后一眼，放在台面上。
“这个也留下。”“你留着没用。”
“我知道。可它不该在我包里。”这句话说完，她把包从台面上拿下来，背上，包带在肩上绕了一圈。这个动作跟第一天来的时候一模一样，绕的圈数都一样，两圈。
她把包背上以后，站在台面前面又看了一会儿，看的是那个抽屉的方向，不是台面。
她走了。走的时候她把椅子推回去，推到桌子底下，推得很正，椅背跟桌沿平行。
走之前她站在门口，回过头，说了一句：“师傅，你那本子上，三月十七号那一行，能不能补上。”
她说完那句，我没有立刻答，先把手里的笔放下，放平。
“补不上。那一栏是空的，就是空的。补了就是假的。”她点了点头，走了。
我坐在店里，看着台面上那把钥匙。十年前的钥匙，柄上有一层光，是十年里被手指磨出来的。这种光我见过很多回：在别人还回来的钥匙上见过，在旧锁上见过，在自己那把用了十几年的螺丝刀上见过。光的形状都是一样的，浅浅的一道，位置在柄的正中间，正好是拇指按下去的地方。
我把钥匙放进抽屉，放在锁芯旁边。放完把抽屉推回去，推到底的时候卡了一下，得往上提一点才推得进去。
（第9章 完）
第十章 抽屉
第二天上午，巩立来得比我早。他把卷帘门推上去，把台面擦了，把灯开了，坐在凳子上等我。
我进门的时候他站起来，问了一句话：“师傅，那个门，最后开了吗。”
“开了。”“怎么开的。”
“他本人来了，同意了，我当着两个人的面开的。”他点了点头，又问：“那她东西拿走了吗。”
“拿走了两箱。”“还有一箱呢。”
“不是她的。”巩立想了想，没有再问。他去后面洗手，洗了两遍，在裤子上擦干，回来开始磨一把钥匙。磨到一半他停下来，说了一句：“师傅，我那天问的那句话，问错了。”
“哪句。”“我问‘这锁是不是不用开’。”他说，“我当时想的是，既然开不了，那就别开了。可我今天早上想明白了——不是不用开，是开的方式不对。”
我没有答他。我把台面收拾了一下，把昨天用过的工具一件一件放回工具包：别子，单钩，油瓶，小锤子，胶带。放的时候按顺序放，别子在最下面，单钩在中间，油瓶和小锤子在侧袋。
工具包是我师父的，帆布的，包角磨破了，用线缝过两回。包带上有一个铜环，铜环上刻着一个字，刻的是“白”。
九点，第一单来了。这天早上雾大，巷子口的电线杆看不清，走过来的人都是先听见脚步声，才看见人。这天的第一单总是配钥匙，因为早上人的记性最好，出门前想起来钥匙不够用。一个女的，配两把门钥匙，十二块一把。我拿坯子，夹上机器，摇手柄，五分钟。
九点二十，第二单。一个老头，钥匙断在锁里了，让我去取。我带了工具包过去，用一根细钩把断在里面的半截挑出来，收了他四十。
十点，第三单。一个年轻人，新买的电动车，要配一把备用钥匙。他站在台面前面看机器，看了很久，问这台机器多少年了。我说二十多年。他说比他岁数还大。我说是。
十点半，人走了，店里空下来。空下来的时候能听见隔壁修车铺的气泵声，一声一声，间隔很长，像有人在很深的地方呼吸。我坐在凳子上，看着台面底下的抽屉。
抽屉里三样东西：登记簿、一盒印泥、一块旧锁芯。昨天我又放进去一样：那把黄铜钥匙。
四样。
我把抽屉拉开。抽屉卡了一下，得往上提一点才拉得开。
四样东西摆在里面，摆得不整齐，因为昨天放的时候我没有摆。
我把它们一样一样拿出来，放在台面上。登记簿放在最左边，牛皮纸封面朝上。印泥盒放在旁边，盒子是铁的，红漆掉了，露出底下的黑铁。锁芯放在中间，铜的，芯体上那一圈油泥还在，孔里插着半截钥匙。黄铜钥匙放在最右边，柄上的钢印朝着我。
四样东西，从左到右，一样比一样小。我看着它们，看了很久。
登记簿是这四样里最重的。它的重不是分量，是它记的东西——十一年，三千多条，一条就是一个人的一天，一天就是一个人的一件事，一件事就是一个人当时最要紧的那点麻烦。它记了十一年，三千多条，每一条都是一个人的一天：谁家钥匙丢了，谁家锁坏了，谁家换了新锁，谁家搬走了。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记得，可他们都在这本子上，一人一行，八栏，第七栏大多数是满的，有两处是空的。
印泥盒是这四样里最旧的。它跟我十一年，盖过多少回我不知道，反正没换过。盒盖内侧有一层干了的红印泥，硬了，用的时候要拿手指头蘸一点水，抹开。
锁芯和钥匙，是这四样里唯一有关系的两样。一把钥匙，一块锁芯，本来是配好的。钥匙插进去，转半圈，锁舌缩回去，门就开了。这是它们俩的事，跟人没关系。可人把它拆开了——钥匙跟着人走，锁芯留在门上；后来锁芯也被拆下来，钥匙也断了一截，两样东西就都不完整了。
这十年我配过的钥匙，大部分都进了别人的口袋，再也见不着。只有极少数会回来：断了的，丢了的，换了锁不要了的。回来的钥匙都有一层光，是被人捏出来的光，光的位置在柄上，正好是拇指按的地方。
我把黄铜钥匙拿起来，插进锁芯的孔里。插不进去。孔里已经有半截断钥匙了。
我把半截断钥匙拔出来，拔的时候用了一点力，它卡得紧。拔出来以后，我把黄铜钥匙插进去，插到底，转了半圈。
锁舌没有动。这块锁芯是拆下来的，没有锁体，转了也是空转。
我把钥匙拔出来，放回台面上。十点二十，一个年轻女的来配宿舍柜子的钥匙，配两把，一把八块。她站在旁边看我摇手柄，看得很认真，问这个机器是不是很老了。我说二十多年。她说那比我岁数还大。我说是，比我入行还早。
十点二十，一个年轻女的来配宿舍柜子的钥匙，配两把，一把八块。她站在旁边看我摇手柄，看得很认真，问这机器是不是很老了。
十点二十，一个年轻女的来配宿舍柜子的钥匙，配两把，一把八块。她站在旁边看我摇手柄，看得很认真，问这机器是不是很老了。我说二十多年。她说那比她岁数还大。
十点四十，巩立从后面出来，手里拿着两杯水，一杯给我，一杯自己拿着。他站在旁边，看着台面上那四样东西，看了一会儿，问了一句：“师傅，这个锁芯你打算怎么办。”
“留着。”“留到什么时候。”
“不知道。”他喝了一口水，说了一句：“那本子上那一行，你打算补吗。”
“不补。”“为什么。”
“补了，那本子就不真了。”“这十一年，我靠这本子吃饭。它真，我才站得住。它假了一次，以后每一次都假。”
巩立没有再问。他把水喝完，把杯子放在台面边上，回去磨钥匙。磨的时候他又开始哼歌，哼到“那时候”三个字断了，断了重新开始。
巩立跟我半年，学会的第一件事是洗手，第二件事是磨钥匙，第三件事是记登记簿。登记簿他记过三回，三回都被我划掉了，因为他把证件号记全了。我跟他说过，只记后六位，他不明白，问为什么。我说记全了，这本子就成了别人的东西，万一丢了，麻烦就大了。
十一点，抽屉的滑轨坏了三年，我一直没修。修也简单，换一副滑轨二十块，十分钟的事。我不修，是因为这副滑轨卡的时候要往上提一点，提这一下，抽屉里的东西就不会自己滑出来。这是我的一个笨办法，用了三年，没出过错。
收抽屉之前我把那把黄铜钥匙擦了一下，用的是袖子。擦完柄上的光更亮了，亮得能照出一点影子。收的时候我按大小放：登记簿在最下面，印泥盒压在上面，锁芯放在印泥盒旁边，黄铜钥匙放在最上面。
放完我把抽屉推回去。推到底的时候卡了一下，得往上提一点才推得进去。
抽屉推回去以后，台面空了出来，只剩一层灰和四个浅浅的印子。
抽屉推回去以后，台面空了出来，只剩一层灰和四个浅浅的印子。
我坐回凳子上，拿起一把还没磨完的钥匙坯，夹在机器上。
外面巷子里有人推车，车轮压过那块松动的石板，咯噔一声。卖豆腐的摊子开始吆喝，声音拖得很长，一句吆喝完，停两秒，再吆喝下一句。
我把手柄摇下去，铣刀碰上铜坯，出了一点火花。铜的火花是黄的，细，溅出来散得开。
门口有人进来，是个女的，三十来岁，手里拿着一把断了的钥匙。
“师傅，能配吗。”我把手柄摇下去，铣刀碰上铜坯，出了一点火花，火花是黄的，细，散得开。
“能。八块。”
（第10章 完）
（全书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