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妈失踪的第三天，我去照相馆取她留下的胶卷。
钱师傅把一只纸袋推给我，袋口压着取件票。照片有三十六张，底片却只有三十五格。
我数了两遍，抬头问他：“中间那张呢？”
他正给一位新郎调整领结，闻言只朝我这边看了一眼：“废片。冲坏了，剪掉了。”
取件票上写着我妈的名字，交卷时间是九月十二日夜里九点四十。那天九点，锦江制衣厂的旧车间起了火。十点过后，她再没回家。
钱师傅说完“废片”两个字，便伸手去拿我面前的纸袋。
我先按住了。
一
店外的雨下得很密，电线上的水珠一颗挨着一颗。照相馆橱窗里摆着新拍的婚照，男的西装笔挺，女的戴着假珍珠，脸颊修得白净。照片右下角写着“留住幸福”。
我妈在这里干了十七年。她给人拍过结婚照、满月照，也给镇上不识字的老人照过办证用的小相片。她不喜欢“留住幸福”这四个字，说照片能留住的只是人站稳的一瞬，站完以后该走的还是要走。
她自己倒真走了。家里梳子上还缠着她的头发，煤炉旁浸着半盆没洗完的米。父亲说她去县里找表姨，表姨说两年没见过她。
钱师傅把领结摆正，打发新郎进了里间。我趁他转身，把底片举到柜台那盏白灯前。
黑褐色的细条上，车间的窗一格格亮着。前面是平日的照片：缝纫机，裁床，晾在木架上的蓝布。最后几张拍在夜里，光糊成团，能认出车间东面的铁门。
第二十九格之后，胶片被齐齐剪断，接上了第三十一格。
“冲坏的也该有个印子。”我说。
钱师傅回身，脸上的笑收得很快。“林杏，你妈找不到了，我也急。可你不能指望一卷胶卷把人变出来。”
“我没问人。我问这张。”
他把手擦在围裙上，沉默了一会儿：“晚上冲卷，停了次电。你妈自己剪的。那张糊得厉害，留着干什么？”
我妈剪片总从两格之间下刀。她怕多碰掉一点影像，切完还要对着灯看。这道口偏了，擦进第二十九格的一角，像有人剪的时候手在抖。
我把纸袋拿起来。钱师傅没有再拦。
我出门时，他在后面叫住我：“别去问你爸。他这两天也不好过。”
我本来还不知道该问父亲什么。
二
父亲在制衣厂看门，夜班白天睡。火烧过以后，厂里歇工清点，他一直待在家。那天下午我推门进去，他坐在矮凳上修一只旧闹钟，钟壳早拆开了，手里的螺丝却没往里拧。
“你找钱师傅了？”他问。
我把照片摊在桌上。第三十张的位置空着，印好的照片按相机记录顺序排，第二十九张拍的是铁门外的自行车棚，第三十一张是人群从大门往外跑。中间少了什么，单靠前后两张猜不出来。
父亲瞥了一眼，说：“你妈瞎拍。厂里的事，厂里会查。”
“她去县里了？”
“我跟你说过。”
“表姨说她没去。”
钟里的弹簧从他手里弹出来，跳到地上。他弯腰摸了好一阵，明明就在鞋尖前，却像看不见。
我没帮他捡。家里只有一盏白炽灯，照得他的后颈发黄。前几日我一直想，他是不是也跟我一样，担心得把话都忘了。如今听他一遍遍说那句已经被戳穿的话，我的担心有了别的形状。
“妈最后见的谁？”
“你们钱师傅。”
“从店里出来以后呢？”
他终于摸到弹簧，站起身来：“我怎么知道。”
晚上八点，父亲去厂里领补贴。我跟在他身后隔了半条街。镇上过了桥就黑，锦江制衣厂的招牌缺了个“江”字，铁门前立着一块白板，写着受伤的人名。
五个人。没有我妈。
门房里坐着老周，他过去常把不合脚的布鞋拿来给我妈改。见我来，他把刚点着的烟摁灭：“找你爸？经理叫他进办公室了。”
“火是从哪儿起的？”
“后仓。”
“东门为什么不开？”
老周看了一眼办公室的窗，没接话。我便知道他听明白了。
有个伤者叫何小燕，十七岁，刚从乡下来厂里学徒。我认得她，前年她第一次领工资，来照相馆拍证件照，临走还问我妈，照片里能不能把她的脸修圆一点，寄回去叫家里人看着放心。
我站在白板前找她的名字，找到第二遍才看见：何小燕后面写的是“转院”。
老周把窗关了一半，隔着玻璃说：“你妈前天也问过这个。”
“她去了哪儿？”
他看了我许久，把一张揉软的汽车票放在窗台上。县医院，九月十三日早班。
“她让我别给你。”他说，“我没答应。”
三
去县城的车一天四趟。我买了第二天最早的一班，回家收东西时父亲还没回来。抽屉里夹着一张他年轻时与母亲的合影，照片边缘被母亲用剪刀裁得不齐。那时她戴一条细花围巾，父亲把手垂在身侧，不敢碰她的肩。
我翻过去，背面有我妈写的字：一九七九，照完去买煤。
一个人的一生是怎么变得不肯说实话的？我看着父亲那张被岁月磨得认不出的脸，想不出确切的一天。
第二天县医院走廊里摆满了折叠床。何小燕住在外科病房，手臂包着纱布。她一听我妈的名字就坐起来，护士忙按她肩膀：“伤口刚换过药。”
“阿姨来过。”她说，“昨天还来，给我带了两个橘子。”
我胸口一松，随即又紧了。昨天母亲活着，今天呢？
“她说要带我去见个能写字的人。我不敢。我爸在锦江干了十年，我要是说了，他往后去哪儿找活？”
“说什么？”
小燕把没伤的手伸到床单下，摸出一枚铜钥匙。钥匙齿被磨得很薄，柄上刻着一个歪歪扭扭的“东”字。
“门从里面推不开。”她说，“出事那晚，我们好几个都冲过去了。外面有链子，平时夜班也锁，说是布料老丢。”
她的声音很轻，到“老丢”两个字时停住。她看自己的绷带，像头一回知道那里面裹着她的手。
“阿姨拍到了链子？”我问。
“我不知道。她问我能不能作证，我说让我再想想。后来有个男人进来，说厂里已经答应先出医药费。阿姨就走了。”
“什么男人？”
“穿灰夹克，手背有块烫伤。拿着钱袋，没进门就问阿姨去哪儿了。”
父亲的左手背有一块烫伤。小时候我问过，他说是往煤炉里添火没当心。
我摸着病床边铁栏杆，指尖冰凉。若那男人是父亲，他昨天知道母亲来过县城，却在家里仍说不知道。若不是他，我也已经疑错了一个最亲近的人。
小燕问：“你妈是不是出了事？”
我说还不知道。她把钥匙塞给我：“她说不用急着交给谁，先让我留着，等我能自己说话的时候再拿出来。你先替我拿一会儿吧。我这只手，攥久了疼。”
我接过钥匙，发现她不是攥不住。柄上有一层汗，留下了她握得太久的痕迹。
四
医院门口的长途电话亭排着三个人。我拿着写在纸片上的钱师傅家号码，轮到我时又没拨。那人若当真剪走了底片，我这一通电话只会告诉他，我已经找到了小燕。
我先去车站问九月十三日的车。售票员记得母亲。母亲拿着一只硬纸盒问末班车还走不走，被告知最晚的一趟已经发车。她在候车室坐到天亮，午后买票回了镇上。
我不信，托售票员翻存根。存根本上确实写着“林秀兰，镇上”，却没写她有没有上车。售票员把本子合上：“车次是走了。人上没上，我数不了那么清。”
我在候车室长椅上坐下，试着想她一个人在这里等天亮的样子。她最怕夜里有人忽然从背后叫她，每次等车都选靠墙的位子。座椅的漆磨掉一块，留下灰白色的木纹。我把手放在那块地方，知道她不一定坐过这里，却还是很久没挪开。
中午我折回医院，何小燕不在床上。她的父亲正蹲在走廊里清洗饭盒，说女儿被厂里派来的车接回镇上。车来得急，护士的出院单还没写好。
“她伤没好。”
“厂里说能安排镇卫生所换药。”男人拧紧饭盒盖，手背青筋都浮出来，“我们哪有钱在县里住。”
我没法冲他发脾气。母亲来过两次，也没能替这家人把住院钱变出来。我把钥匙藏进鞋里，赶上下午的车。
回镇时厂门口多了两个人，问路过的工人母亲的下落。我认出其中一个姓杜，是经理身边办事的。他隔着马路看见我，脚步慢下来。我直接朝照相馆走，钱师傅还没落闩。
“你说停电以后是我妈自己剪的。”我把取件票放在柜上，“她什么时候剪？”
“十二号晚上。”
“十二号晚上她冲完片，第二天去了县医院，又回了镇。她见了你没有？”
钱师傅盯着我，没再重复“废片”那句话。他说：“见了。”
店门外自行车铃响了一声。杜在玻璃门上留下一个影子，过了几步又折回来，假装看橱窗里的婚照。
钱师傅压低声：“关里门。”
五
暗房里有一股相纸和药水混在一起的味道。
我妈以前不许我乱进，说我手湿了会在片上留指印。钱师傅没有开顶灯，只点亮修底箱，把另一卷底片放上去。
“你妈十二号不只冲了一卷。”
这一卷拍的不是火场，是火前三天的夜班。车间东门的链子从门外绕了一圈，锁挂在墙边一颗铁钉上。人从里面推，门最多开一掌宽。
“谁拍的？”
“秀兰。她拍完，找黄主任说过。黄主任让她别多管闲事，说晚上锁门是防偷布。
她又叫我留一套底片。她说万一以后出了事，至少有人能记得门原来是什么样。”
钱师傅把那套照片倒出来，纸袋上有我妈写的日期：九月九日。我那天放学经过厂门，见母亲正跟黄主任说话。黄主任一向逢人就笑，那回却绷着脸，拿手背敲了两下墙上的标语。我还以为她又替哪个工人争加班钱。她回家吃饭，只把饭碗转了半圈，菜没夹几口。
“她来问过我，若把锁门的照片交给厂里，能不能要个回执。”钱师傅说，“我笑她想得太细。她说总不能叫人家一句‘没看见’就把她打发了。”
母亲没有等到回执。黄主任看过照片，说修好门闩以前会暂时撤链。
九月十日夜里，父亲回来告诉她东门还锁着，她与他吵了一架。我那时在隔壁屋背英语单词，听见父亲说“犯不着为一扇门丢饭碗”，母亲回了一句“门也不是光给我们家开的”。我以为他们又为厂里的闲事争，第二天起床只惦记自己默写会不会出错。
如今我望着灯箱里那条三天前的链子，才知道家里那场没有吵完的架，后来有多少人得接着吵。
我看着那把还没挂上去的锁。明明隔着三天，那道铁链已经像一件正在发生的事。
“出了事你们为什么不拿出来？”
钱师傅把盒盖扣上：“出事当天她拿去厂里了。”
他不说下去。我替他说：“厂里没收？”
“没有。她在门口看见你爸。”
我把鞋里的钥匙摸出来，放在桌上。钱师傅一眼认出柄上的字，往后退了半步。
“那晚是他值门房，”我说，“你早知道？”
钱师傅没有答。他从抽屉里取出被剪走的一格底片，装在一只薄薄的玻璃纸袋里。灯照过去，门外站着一个人，左手正拽住垂下来的链子。脸在暗处，但袖口卷了两道，露出一块浅色的旧伤。
我怕的不是父亲在那里。我早知道他在厂里上夜班。让我站不稳的是他的手势：他攥着链子，身后就是那扇门。
“是他锁的？”
“我不知道。”钱师傅指给我看，“这格曝光短，只看得到他拽链子。前一张看着像要锁，后一张看着像要拆。你妈不让人凭这个定他的罪。她要找那晚在门里的工人问清楚。”
“所以她剪走了？”
“她自己剪的，留我这儿。她说若她没回来，就让你先看其他照片。等你知道小燕怎么说，再给你这一格。”
我想起父亲修闹钟时怎么也找不到弹簧，突然明白钱师傅为什么叫我别问他。可钱师傅凭什么替我们决定什么时候能知道？
“我妈现在在哪儿？”
他的嘴唇动了动，外头有人拍门。
“钱师傅，厂里要给伤者办新的合影，”杜在外面说，“麻烦您帮着照一张。”
钱师傅将玻璃纸袋递给我。我握住的时候，他却没有立刻松手：“从后门走。你妈昨天回来，是去找第二个能看见东门的人。那人今天一早给我打电话，说在旧汽车修理厂等她。她没到。”
六
旧汽车修理厂在镇北，早关了门，院墙上长着野草。我从后门进去时，看见一辆面包车停在里面，车尾门开着。地上有几个橘子，踩烂了一个，橘皮的汁沾在水泥地上。
我没进去，先跑到街角的小卖部借电话打给医院。外科护士告诉我，母亲昨天离开时确实提着橘子，还向护士要过一张纸，说有重要的地址要记。那纸后来被她揉掉，垃圾筐里只剩半张，写着“修理厂”三个字。
小卖部老板问我要不要报警。我点头，走到电话跟前却又停住。父亲就在里面怎么办？我想把他从那卷胶片上拽下来，像小时候他把摔倒的我从泥水里拉起来。手抬了两次，电话都没拿稳。
老板以为我不记得号码，替我拨了。他见我脸白，又倒杯热水来。我把地址和母亲的名字说清楚，没说底片里父亲的手。那时我还没有问过他，不肯让一张影子替他说完。
等人来要时间。我从墙根绕到侧窗，透过缺玻璃的一角往里看。母亲坐在一张旧椅子上，双手没绑，脚边却放着一根铁管。父亲在她对面，手里捏着一只褐色信封。杜站在门边抽烟。
“你把片子交出来，他们答应不找小燕。”父亲说。
母亲抬起头：“你信？”
“厂长已经让我去问过她一次。我不去，他也会让别人去。”
“所以你就去了？”
父亲把信封攥皱。我隔着窗看见他手背的旧烫伤，知道小燕没有认错人。
杜把烟掐掉，朝母亲走近。母亲躲开他的手，椅子腿在水泥地上刮出一声响。那一下像在我耳边，我蹲下时膝盖撞到窗下的碎砖，疼得眼前发黑。母亲听到了，往窗边看。我不敢抬头。
杜说：“老林，你女儿是不是还在找？”
父亲没有回答。
我摸到口袋里的底片。要是现在闯进去，三个人会先来抢它。报警的人还没到，院门没上锁，我可以跑，可母亲不能。我从小卖部借来的铅笔在手心留下一个黑印。为什么要借铅笔？方才说地址时我怕讲错，写在烟盒纸上了。那张纸如今在我手里，字被汗浸得模糊。
我把烟盒纸塞进墙缝，再沿外墙往后走。修理厂一排屋子，最里面开着通向后巷的小门。门上挂锁，锁环锈得厉害，但门板下沿与地面间有一条宽缝。我要让母亲知道那里能走。
我捡起一颗螺母，从侧窗扔进屋里。螺母滚到父亲脚边，他转身，我趁那几秒跑到后门，把铁皮垃圾桶推倒。响声又把杜引了过去。
后门里面传来钥匙碰锁环的声音。我忽然记起何小燕给我的铜钥匙，柄上刻的“东”字——那是东门上的锁，不是修理厂的。我还是摸出来，对着后门锁比了一下。齿形完全不对。
我差点笑出声。人急了，什么都敢拿来开门。
院里脚步逼近。我缩到墙角，看杜从后门内侧踢了一脚，门没开。他骂了句破锁，往前绕去。我等他走远，才敢透过缝喊：“妈，是我。”
里面静了一瞬。
母亲说：“你站远点。”
她声音哑，却稳。紧接着父亲的声音从近处传来：“阿杏，别进来。”
我握着那把无用的钥匙，突然想问他到底哪句话是为我好。可门外响起一阵刹车声，几个人从前院跑进来，已经有人叫父亲的名字。我把钥匙放回掌心，沿墙走向院门。
七
先到的是派出所两个人。年长的那位姓陈，进屋便叫杜把门打开。杜说他们是在谈厂里补偿的事，不知道谁报了警。
“我报的。”我从门后走出来，“我妈三天没回家，她在这里。”
母亲一下站起身。她想走向我，杜却挡在中间。父亲伸手把杜推开，力道不大，杜仍愣住了。
陈警官问母亲能不能跟他们走，母亲说能，又说修理厂里本来还有一位叫蔡福生的师傅。杜说蔡师傅早走了。陈警官便叫同事去后面找。
一间屋、一间屋，找出了一位手上全是机油的老人。他被关在储物间里，门从外面插着。老人骂杜不懂修车，把他约来又锁起来，骂了半句才发现有警察，改问母亲有没有事。
杜说：“老蔡跟林秀兰谈不拢，我怕他们打起来，才让他在里头歇会儿。”
老蔡抬起油手：“我一个六十多的人，跟她打什么？”
厂里的事就这样被带回所里。陈警官让各人分开说话，我和母亲在走廊坐着。她肩上有一道青紫，是昨天回来时在厂门口被人撞的。她说杜一直跟着她，今天原想见老蔡，没想到父亲带着杜先到了。
“我没进门就被他们拦住了。老蔡已经锁在里面。”她说。
“你什么时候回过镇？”
“昨天一早。”
“为什么没回家？”
她低头看着鞋尖。她穿的还是十二号出门那双棕皮鞋，鞋边沾了泥，鞋带换成了一根布条。她显然不是从容地在外面查了三天。
“我回去了。你那时去店里找我。你爸跟我说，厂里有人往你学校问过你。他让我先别见你。我信了他，想把事弄明白再回家。后来在县医院没赶上车，又在车站待了一晚。”
“那是十三号。”
“十四号回来后，杜在店门口等我。我去钱师傅家躲了半夜。今天……”
她停了停。我知道她还省了一段，便没有替她把话说满。母亲以前见我考试考砸，也常说“先吃饭”。那是她等我能开口，不是她已经知道答案。现在轮到我等。
“今天我让你爸带我见蔡师傅。”她说，“我以为他能帮忙。”
她伸手摸我的耳朵，摸到一半又收回去。小时候她总嫌我耳垂凉，秋天就催我戴帽子。那只手离我的脸只有一掌，我却先问：“如果你没回来，钱师傅什么时候打算告诉我？”
她看着我：“我跟他说等你知道小燕肯不肯说，再把那格给你。”
“我知道了。钱师傅还是没给，直到杜站在店外。”
母亲把手放回膝上。她知道我在怪谁，也知道我怪得对。
“你可以不告诉我厂里的事，”我说，“可你不能叫我一直去找一个已经回过家的人。”
她没有说自己是为我好。她只说：“阿杏，这事我做错了。”
我忍了三天的眼泪就在这里掉下来。不是听见她认错才想哭，是终于有人把“她回来了”这件事说得实实在在。她的鞋在我脚边，布条鞋带浸过水还没干。她确实回来了，又让人挡在我看不见的地方。
八
第二天，陈警官带人到厂里看东门。我跟母亲在厂门外等，杜的同事走出来叫她别添乱，说调查有结果会通知。我问他调查的是火，还是调查我们擅自进修理厂。他不回答，陈警官从里面出来，朝我们摆了摆手，示意再等。
制衣厂照常开另一边的新车间。工人推着布车从我们身旁经过，大多低着头。一个妇女走出几十步又折回来，说她在火里把喉咙呛坏了，昨晚梦见东门仍锁着，醒来以后丈夫劝她别说梦话。
“你要是不愿意讲，我不记你的名字。”母亲说。
妇女笑了，笑声干涩：“不记名字就不算我说过？厂里就这些人，谁不知道。”
母亲把随身的本子合上，没有逼她。妇女走时朝我们点了下头，像刚刚只是来问了个路。
午后何小燕的父亲也来了。他手里抓着一张收据，抖得比昨日在医院厉害。厂里只肯先垫小燕的换药钱，别的费用要等“事故认定”。他一上午找了三个人签字，没一个肯在收据背面写明出资是补偿还是借款。
“你说让我女儿讲，她讲完就有钱治？”他问母亲。
“我不能这么答应你。”
“那我凭什么叫她讲？”
我想反驳，又答不上来。昨晚在修理厂，我还盼母亲把底片交出去就万事大吉。如今一张照片、一枚钥匙都在手里，病房却不会自己付钱。
母亲把本子翻到空白页，记下收据上的数字，告诉他可以先把收据和医院的费用单都留好，也可以请他信得过的人陪他去问清楚。她没说“我替你解决”。男人把纸折好放回衣袋，不再说话。
晚上我回家时，父亲正在给煤炉换烟筒。天气还热，用不着烧煤，他把一节旧铁皮筒擦了又擦。桌上放着一盘切好的梨，梨核也挖去了。
“你妈呢？”
“去照相馆了。”
他推过盘子。我没有吃。
“你手里那格底片，”他说，“能让我看一眼吗？”
我把玻璃纸袋拿出来，隔着桌子递给他。父亲举到灯下，不到半分钟就放回去。
“那时我在拉链子。”
“我看见了。”
“我听见有人喊，跑过去。厂里夜班常把东门从外头锁上，钥匙在值班室。那天钥匙不在抽屉，我扯了半天，想把锁从铁钉上扯掉。你妈赶到，拍了这张。后来我们从南边窗把人接出来。小燕手上的伤就是爬窗的时候蹭的。”
他说得很顺，顺得像练过几遍。我盯着他：“钥匙怎么会不在？”
“杜说他借走搬布。”
“他借了你就给？”
“前一天他也借过。我没想到会起火。”
“平时你知道门锁着。”
父亲没接。我往前推了一点那盘梨，想给桌上腾个地方，不小心把一块碰到地上。他起身去捡，我叫他坐着。
“你要给我看的，是你没锁门。”我说，“我想知道的是，你看见门锁了多少回。”
他在椅子上坐了很久，说不记得。他说厂里的人都知道，布料值钱，夜班走南门，东门只有出急事才用。他问过主任，主任说防盗就是规矩，别叫贼钻空子。
“我也觉得不该锁。”他看着自己那只烫伤的手，“但我没再问。我怕人说我看门都看不牢。”
这是我第一次听他把自己的怕说出来。它一点也没让那道门变轻。我想到何小燕在里面摸钥匙的样子，父亲在外面拉链子的样子，二人中间隔的不是谁的一句本意。
“妈去县里找人，你知道。”
“我叫她先别回家。”
“你也知道她已经回镇。”
“知道。”
“我在家问你，她去哪儿了，你为什么还说表姨？”
父亲低下头：“我怕你去找她，也怕你找到她以后问我。”
我看着那盘梨。她不在家时，他还记得我吃梨嫌核边发硬。我没有办法把这样的人当成从来不疼我的坏人，也没办法因为他疼我，就忘记他替自己撒过多少谎。
那晚母亲回来，父亲已经把梨换成一碗面。她看见桌上的玻璃纸袋，没坐，先去洗了手。水从她指缝间流了很久，父亲把面往她那边推，说再不吃要坨了。
“你把杜带到修理厂，是因为他答应给老蔡的钱？”母亲问。
“他说你们谈完我就能回门房。”父亲说，“也说不会碰你。”
母亲关上水龙头：“你信他哪一句？”
父亲半张着嘴，没有立刻找出那句能叫她不再生气的话。他后来承认，杜根本没答应让他回门房；只说如果底片交出来，可以暂且不把夜班锁门的事推到他一个人头上。父亲知道母亲手里留着片，也知道杜想要什么。他带路的那一刻，是选了自己。
面上的热气渐渐淡了。我站在屋里等他再说一句，却只听见楼下有人收衣服，竹竿碰上窗棂。他终于说：“秀兰，我怕你回来连这个家也没了。”
“那你该先告诉我。”母亲说。
“告诉了你就会去。”
“我去了。你瞒着我，还是去了。”
父亲把手放在桌边，像想碰她的袖口，又放开。母亲没有替他把那碗面吃下去。她端起来，倒进另一只小碗，先递给我一半。
我本不饿，还是拿了筷子。我们三个人在同一张桌边坐着，却没人敢假装这顿饭和平常一样。半碗面吃到最后，母亲说她明天要去见小燕。父亲说他也去，母亲没答应，只让他想清楚，到了那里别再替她说话，也别替自己抢着说完。
父亲问：“厂里若不要我了呢？”
母亲看他：“我现在也不知道我们怎么办。”
她说这句时没看我。我以前听见父母说“不知道”，总觉得他们是在安慰我；这次我听得出，她是真没有现成的办法。我反而能把一口面咽下去。我们没有谁能把那道门的锁从火前取下来，只能从今天起别再把话藏起来。
九
老蔡的修理簿子是他妻子拿来的。纸页浸了油，九月九日那一栏写着“东门铰链松，外加链锁照旧”，后面是厂里一个姓黄的主任签收。老蔡说门早该换成能从里头推开的门闩，他提醒了两回，最后一回黄主任让他只修铰链，别再提别的。
那本簿子不能替何小燕说出起火时门是否锁着，照片也不能。东西各自只管自己看见的那一点。母亲把两卷底片、老蔡的簿子和何小燕手里的钥匙分别装好，准备带去县里。
“钥匙你不能拿。”我说。
她抬头。
“小燕说让我先替她拿一会儿。她要自己说话的时候，还得还给她。”
母亲把伸出的手收回去：“好。”
我们一起去卫生所。小燕坐在门口晒太阳，见父母在旁边，先问母亲是不是又来要她作证。母亲说今天来还钥匙。小燕接过，许久没把手缩回去。
“我那晚在门里。”她对父亲说，“你在门外拉，我听得见铁链刮门。我那时以为你是来开门的。后来有人说是你锁的，我不敢说我听见了，我怕听错，也怕害了人。”
她父亲把她往身后轻轻拉了一下，不肯让她再说。小燕却从他肩旁探出头：“我先把我的说完。”
她说出这句时嘴唇还很干，嗓音也不大。我第一次看见她父亲没替她答。他把收据拿出来叠了又叠，最后收回衣袋，在门边给她让了个位置。
她后来跟母亲、老蔡一道去了县里。父亲也去。出门前，他把修好的闹钟放到我桌上，时间拨慢了四分钟；他以前总说镇上的广播报点快了，不肯认自己的钟慢。我给它调正，他在一旁看着，没有再伸手拨回去。
他们走后好几天，镇上的人说法变了几轮。有人说母亲和父亲串通了，有人说钱师傅故意藏片，想等厂里出价。钱师傅把修底箱移到靠墙处，橱窗里的“留住幸福”没有撤。我去拿替小燕补洗的证件照时，他问我还生不生他的气。
“生。”我说。
他给照片装进小纸袋，点了点头：“应该的。”
我没有问他若再来一次会怎么做。人说自己会做的事，跟事真到了眼前时，常常不是一回事。父亲说过他觉得东门不该锁；那几年他夜夜从锁前经过。母亲说过不该瞒我；她还是叫我找了三天。
后来县里来人重新看了车间的门，找几个夜班工人分别问话。火究竟是怎么起的，原先的说法仍有争议；锁门这件事却再不能用“大家都知道”四个字搪过去。调查和伤者费用一件件往前走，没人敢在那年秋天就许诺结局。
父亲暂时不用去门房，起初每天在家里修东西。钟修好以后，他又把漏风的窗框塞上旧报纸，没事可干才坐到楼下。邻居同他打招呼，他答得比从前低。母亲没有叫我劝他；她自己也不劝。她只在出去前把米放到锅里，回来若见他做好了饭，就洗碗。
那年镇上还在招做工的人，父亲去问过两家。一家不要上过年纪的，一家先说可以，听见他从锦江出来便请他等通知。父亲回来时带了一双沾灰的布鞋，不声不响地摆在门后。我看得出他愁，也清楚他若能一直留在门房，我们家就不会这么快把一张嘴吃的饭算得细细的。母亲问他明天还去不去，他说去。她说碗橱里有几个馒头，路上带着。谁也没说这便算原谅。
后来他帮钱师傅搬过一回照相用的灯架，收工时钱师傅要给他钱，他没接。钱师傅把钱塞给我，我也没接。母亲知道后说，若他干了活，就该拿工钱。我第二天把钱领回来，放在父亲修好的闹钟旁。他抬眼看我，我说是你搬灯架挣的。他把钱收进抽屉，没有拿它买梨，也没有讲那些听起来比工钱漂亮的话。
有一天下午，我看见他站在照相馆橱窗前，隔着玻璃看我妈年轻时拍的一张三人合照。我从屋里出来，他立刻转身走了。我没有追。那阵子我还会因他从门房回来时的脚步声心里发紧，等他真正回了家，又忍不住先看一眼他的脸。两件事同时在我身上，我也没想好该留下哪一件。
钱师傅把东门的那两卷片重新洗了一套，照我妈的意思，一张张装进袋里，不再替谁挑掉看着难看的部分。洗片时我问他，照片是不是比人诚实。他说也不是，相机往哪儿对、什么时候按下去，都有人在后面拿主意。他把一张浅灰的相纸夹起来，等水滴完，又说：“但有时人会改口，底片还在。”
我想起他也曾把那格底片藏起来。人说这话时，往往并不把自己算在里面。我没拆穿，只问他这张多少钱。他说是给小燕的证件照，不要钱。我把钱压在柜台上，他抬手想退，最后还是收了。小燕家缺的从来不是一张免费的照片。
又一个傍晚，我坐在照相馆里帮钱师傅分照片。她推门进来，没有问我为什么坐在这里。她把一只新纸袋放到桌上，里面是我去年初中毕业时拍的合影。那天她站在照相机后面，所以照片里没有她。
“你又加洗它干什么？”我问。
“原来那张边上剪掉了半个同学。”她说，“你说过要完整的一张，我一直忘了。”
我把两张照片并排放在灯下。新洗的那张边缘多出一截校服袖子，旁边的同学终于有了一只完整的手。母亲没催我原谅她。我也没在那时说什么好听的话，只问她饿不饿。她说在车上吃了半个烧饼，剩的半个还在包里，凉得咬不动了。
我们锁好店门，沿着河边走回家。她往常会走在我前面两三步，这次一出门就把脚步放慢。我跟她并肩走到桥上，想起第三十格底片还在陈警官那里，想起小燕手里那枚小小的钥匙。
镇上的灯映在河里，被雨水搅得一段明一段暗。我想照片终究也留不住谁。可一张照片少了什么，得有人肯停下来，举到灯前，再问一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