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管那把圈椅叫“贺屿的代表作”。三天前，温瑜让人把它抬进我的作坊，给二十万，让我修。我一眼认出靠背下沿那道疤——那是我爸三十年前刨偏的一刀。我没说。
第一章
三天前，温瑜让人抬着一把圈椅，进了我那间三平米的作坊。
来了四个人。两个穿黑西装的抬椅子，一个拎包的，还有一个堵在门口没进来。椅子裹着两层旧毛毯，抬进门的时候肩膀撞在门框上，掉了一块漆。没人出声。
我那扇门是民国的，门框上还留着我爸当年补过的一道口子。我心疼门框，不心疼椅子。
“搁地上。”我说。
“地上全是刨花。”拎包的那个说。
“刨花不脏。”
他们把椅子放下，掀开毛毯。
海南黄花梨，老料。油性还在，颜色压得很沉，像一碗放凉了的红茶。这种木头现在论克卖。我上一次见到这么大的料，是在博物馆的玻璃柜里，隔着一层反光的玻璃，木纹都看不清。
温瑜最后一个进来。米色西装，鞋跟很细，在门槛上顿了一下。她三年没来过这条巷子。
“阿砚。”
“温总。”
她笑了一下。那笑很轻，是应付一个不太熟的下属的那种笑。
三年前她第一次进这条巷子，管我叫沈师傅，叫了整整一年。改成“阿砚”，是在我签完那份品牌授权的第二天。
“帮我修一下。”她用下巴点了点椅子，“靠背下沿，那道疤。”
我蹲下去。
疤有一尺长，从靠背板下三分之一处斜着拉过去。深的地方磨平了，浅的地方还能看出当时的刀角。那是刨子走偏才会留下的口子，不是磕的，不是划的，是有人在一块料上多走了一寸。
“怎么弄的？”
“收到的时候就有。”
我伸手摸那道疤的末梢。
指尖停住。
疤的尾巴上有个东西，被磨得很平，小得像一粒米。不摸是摸不出来的，得用指甲盖轻轻刮。我刮了一下，指腹上落了点灰，灰里有红色。
“谁的东西？”我抬头。
“贺屿的。”
她说完这三个字，眼睛看着我，一点没闪。
作坊里静了几秒。抬椅子的两个人往门口退了半步，像是知道接下来不该听。
“贺屿的东西，他自己修。”
“他修不了。”她说，“你也知道。”
她转身。拎包的助理替她拉门。
到门口她停住，回头。
“修好了，给你二十万。不走公司账。”
那双细跟鞋走过巷子，鞋跟在一段烂砖上磕了一下，没停。
门关上，我把灯拉亮。灯泡四十瓦，黄。我把脸凑近那道疤。
一股很淡的鱼胶味，隔了这么多年还没散干净。
我们家的鱼胶，是隔水炖三天三夜的那种。市面上卖的是胶粉，开水一冲就开，一撕就断。我爸说那不叫胶，那叫浆糊。
我爸还说过，一块料上有疤不算废。疤是它自己长出来的记号。
他还说，东西有疤，才认得出人。
我又摸了一遍那个被磨平的小点。
那不是疤。
那是一个字。
十分钟后，门又被敲了。
拎包的那个助理回来，手里两页纸。
“沈师傅，温总说让您签个字，走个流程。”
我看了。委托单。
委托方，合山文创。修复对象，清黄花梨圈椅，存一。修复要求，恢复原貌，不留修复痕迹。
最下面一栏，修复人，贺屿。
我把纸翻过去看背面，空白。
“我修，签他名？”
“温总说，这是对外口径。”
“对内呢？”
“对内没有对内。”他把笔递过来，“沈师傅，二十万，签个字的事。”
我没签。
他把纸叠好塞回包里，也不恼。
“温总料到了。”他说，“她说您会签的，让我明天再来一趟。”
人走了以后，我把椅子转到光底下。
椅子三十年前的样子我见过。那年我七岁，我爸在院子里做它，做了四个月。院里铺着一层刨花，踩上去软，走一步响一下。
我起身走到墙边。
墙上贴着一张纸，上个月街道来贴的，红章压着“十五日内腾空”。我这间作坊在二期红线里，是这条巷子最后剩下的三间之一。房东早搬了，租金欠着，电费我自己交。
三年了。我被赶出过一次，现在连这三平米也要收走。
我把那张纸按回去。胶已经干了，按两下又翘起来。
我在小马扎上坐了半宿，抽了三根烟。
天快亮的时候，我去工具箱里翻竹片。
第二章
三年前我第一次见温瑜，她蹲在我爸的作坊门口，蹲了四十分钟。
那天我出来倒刨花，看见一个女人蹲在门槛外面，风衣下摆拖在土里，手里捏着一沓纸。
“沈师傅在家吗？”
“你找他干什么？”
“谈个事。”
我爸在里面骂了一句，说来收旧家具的又来了。
她站起来，把纸递给我。八页，标题写着《合山匠作：一座城市的手艺记忆》。字多，我看不懂，只认得里面三个词：非遗、IP、流量。
那天风大，巷子里的槐树掉了一层白花，落了她一肩。她没拍。
她讲了四十分钟。我听懂的只有一句。
“你们这行，不缺手艺，缺会说故事的人。”
“手艺不用人说。”
“手艺得有人买。”
我爸出来了。手上沾着生漆，黑的，四十年了也没洗掉。
他翻了两页，把纸放回案子上。
“招牌是挂在门上的，不是印在纸上的。”
“沈师傅，我不动您的招牌。”她说，“我帮您把招牌做大。”
我爸没接话。回头接着刨。刨花卷着飞出来，落在地上薄薄一层。
她也不走，站到天黑。
之后三个月，她来了七次。第七次带了合同，还有一张商标注册预审的单子，上面印着“沈记木作”四个字。
“阿砚，你爸守了四十年，一年挣不到二十万。”她说，“你给我三年，我让你爸的活儿排到明年。”
我记得我那时候在想什么。
我在想我爸的手。他六十五，刨一块硬料要歇两回。右手腕上鼓着一个包，医生说是腱鞘囊肿，他不肯动刀，说开一次刀三个月不能上手。
我签了。
“独占许可”，不是转让。她专门指给我看，说这两个词不一样，转让是卖，许可只是借。
我信了。
她收起合同，握住我的手。她的手很凉。
“阿砚，从今天起，你的事就是我的事。”
我以为那是句情话。
后来我才知道，那是合同第三条。
那天晚上我爸把我叫到院子里。他坐在那把小凳上，就是我现在坐的这把，凳腿歪过，用一根铁丝绑着。
“签了？”
“签了。”
他把烟按灭在鞋底上。
“纸上的东西，风一吹就跑。门上的东西，才站得住。”
“爸，时代变了。”
“木头不变。”
我没说话。那天夜里有露水，案子上的一层刨花湿了，贴在木面上，像糊了一层纸。
她做到了。第二年开春，我爸的活儿真排到了年底。他嘴上不认，手上的活接了，一天比一天晚收工。有个山西的老板专门开车来，说要一套八仙桌，定金当场给了一半。
我爸那天喝了二两。
喝完了他说：“那女的，脑子好。”
“她人也好。”
我爸看了我一眼，没接话。
第三章
合山匠作中心开在城墙根下，一座废了二十年的纺织厂。
我第一次去的时候，屋顶漏光，纱窗上糊着六十年的灰。我用了三个月，把里面清出来，二十七根回收的老榆木做了展廊。一根钉子没用。
我爸来过一次。他在展廊里走了半圈，用拳头敲了敲第四根柱子。
“这料是河底的，泡过水。”
“从运河里捞上来的。”
“泡过水的料，得阴干五年。”
“晾了七年。”
他点点头，往门口走。走到门口回头。
“榫头别做太紧。”
“为什么？”
“木头会喘气。”
发布会那天，台下坐了两百多人。市里的、媒体的、投资人，前排还有两个外国人。
主持人念主创名单。总策划，温瑜。主创匠人，贺屿。空间设计，某某公司。灯光，某某公司。
没有我。
我在第十七排，穿了一件新买的衬衫，袖口紧，勒出一道印。
名单念完，掌声响了三遍。
散场我去后台找她。她正给贺屿整理领子。贺屿二十六，手上没有一处茧，指甲修得整整齐齐。
“沈哥。”他喊我。
“名单上没有我。”
“名单是我定的。”温瑜说。
“那二十七根柱子是我做的。”
“柱子是公司做的。”
她把贺屿支开，拉着我走到走廊尽头。
“你听我说。贺屿要评青年匠人，必须有一件独立署名的作品。你没有职称、没有公司、没有学历，你报不了。”
“我不需要评。”
“你需要。你以后要靠这个吃饭。”
我说不出话。走廊那头的灯是感应的，人不动它就灭，只剩窗外的天光。
她压低声音。
“我在用他。等他没用了，我把他连人带名一起清出去。你急什么？”
她说这话的时候眼睛很亮。
我当时是信的。
因为她说的每一句，我都找得到对应。她真把钱往匠作中心砸，真给我爸排了活儿，真把一个烂厂房改成了能开门收票的地方。
我信了她一年。
回家那天我爸问，发布会怎么样。
“挺好。”
他把碗放下。
“电视上那个后生，手上没茧。”
第四章
第一年年底，我的活儿开始一件一件地走。
有个做茶叶的老板，之前每年找我修一件东西，修了八年。那年他打电话来，说合山的贺师傅已经跟他约好了，问我能不能在旁边把把关。
把关是行话。意思是活我做，名他落。
我说可以。
我做了。做完了，他在验收单上签字，签的是贺屿。
第二年，我的门禁卡刷不开了。前台说系统升级，顾问的卡要重新登记。我登记了三次，都没通过。
后来是温瑜让人给我补了一张临时卡，橙色的，只能进车间，进不了会议室。
“顾问不用进会议室。”她说。
“我在车间也做不了主。”
“你做技术，不做主。”
那年我拿的是顾问费，一个月一万二。我做一件活儿，市价能到五万。
我不吵。我吵不过她。合同上写着：所有职务成果，知识产权归公司；所有对外署名，由公司统一安排。
这条我翻过很多遍。是她拟的，我签的。签的时候我一页一页翻，翻到第七条就困了。
真正的变化是手上。
我爸那双手上全是疤和茧，摸木头比摸自己脸还熟。我这双手也是。我七岁推刨子，十三岁能独立开料，二十岁能看出一块料阴干了几年。
第二年秋天，我发现自己中指第一个关节的茧在退。
一开始只是一小块软下去，后来整块都软了。我捏着那块皮，捏了很久，最后什么也没说。
我不再做东西了。我签确认单，看别人做，指出哪里做错了，然后看着他们照样做错。
最难听的话是在一个饭局上听到的。
一桌人喝酒，有个老头子喝多了，拍着贺屿的肩膀。
“你这手活儿，有沈师傅的影子。”
全桌笑了。
有人接话：“可不是嘛，沈师傅带出来的。”
再有人接：“沈师傅现在在合山当顾问。”
笑得更响了。
我坐在那儿，也笑了一下，端起杯子喝了一口。酒是米酒，甜的，喝下去胃里发凉。
那天回家，我找出自己的刨子。
刃口崩了一个小口。贺屿借去削东西削的，他拿我的刨子削过杯垫、削过铅笔，有一回还削了半根甘蔗。
我磨了一夜。
磨石是祖上传的，青石，两头翘。磨到后半夜，水盆里的水黑了，刃口亮得能照出睫毛。我拿它在废料上推了一下，刨花卷起来，匀。
我把刨子挂回墙上。
墙上一排七件工具，我一件一件看过去。
看完我忽然发现，我已经想不起上一次用它们干活是什么时候。
第五章
三年前我把“沈记木作”四个字许可给合山的时候，我爸的房本也在她手上。
是办非遗工坊补贴用的。她说要统一报材料，房本、户口、营业执照，一共七样，交上去就还。
后来一直没还。我问过两回，她说在区里压着，走流程。
二期要落地的时候，我才知道房本去哪儿了。
“合山匠作中心”二期扩到老城，红线里有我们家那四间作坊。腾房通知贴在门上，盖着公司的章。
我爸拿着那张纸去了公司。
他在前台坐了四个小时。前台给他倒了三杯水，他一口没喝。三个杯子摆在面前，摆成一排。
快下班的时候温瑜出来了。
“沈师傅，您怎么不打个电话。”
“我打了。”我爸说，“打了九个。”
她把他请进办公室，给他泡了茶。我爸不喝她的茶，杯子放在手边，一直没动。
“签字吧。”她把一沓纸推过来，“这院子还是您的，我给您留一间，您接着干。”
“房本呢。”
“在公司名下，统一运营。您放心，您的东西还是您的。”
我爸问了一句话。
我后来才知道他问的是什么。
他问：“那我孙子以后挂牌，挂谁的名？”
她说：“挂公司的。”
我爸签了。
签完他把笔放下，站起来。站起来的时候扶了一下桌子，说有点晕。
她让司机送他。他说不用。
他自己走回去，走了四十分钟。那条路我小时候走过一千遍，路边有个修鞋的摊子，摊主姓赵，现在还在。
当天夜里我妈打电话，说我爸倒在院子里了，倒在案子边上，手里还攥着一块料，攥着不撒手。
脑溢血。送到医院，抢救了三天。
那三天我在外地。
二期工地出了事，一根立柱的接口对不上，甲方要停工。她说就你最靠得住，让我去驻场，一个月。
我爸进医院那天，她给我发了条消息。
“爸老毛病，别急，我让司机送他去了。”
半小时后又发一条。
“检查组明天到，你把手机先关了，别让人挑刺。”
我关了。
我在工地上住的是个集装箱，铁皮，白天晒得烫手，晚上凉得快。第三天我开机，三十七个未接来电，全是我妈的。
最后一通是凌晨两点十四分。
我回拨。我妈在电话那头没哭，只说了一句。
“你爸走了。”
我坐飞机回来，是第二天中午。机场到家两个小时，路上我一直在想，他临走的时候有没有说什么。
我妈说没有。倒下之后就没再说过话。
我在太平间见了他一面。手上那层生漆还在，指甲缝里是黑的。
我签死亡证明。签字的时候笔没水，换了第二支。
回家我翻他的东西。抽屉里有一份腾房协议，签字那一栏是他的字，歪的，一横一竖都在抖，像被人攥着手写的。
落款日期，是他进医院的前一天。
出殡那天来了三十几个人，都是老街坊，还有他带过的两个徒弟。
她没来。派助理送了一个花圈，摆在灵堂最外头。挽联上写着一行字：“沉痛悼念沈敬山先生。合山文创敬挽。”
我妈看见了，没说话。她走过去把挽联理平整，说字写得好，别碰皱了。
天阴着。抬棺的时候下了点雨，不大，落在棺盖上，一滴一滴的，响。
下葬完回来，我妈在灶台前站了很久，然后开始洗碗。碗是干净的，她还是洗了一遍。洗到第三个，她哭了。
我在院子里站着，看天。
我那时候还不知道，那把椅子在她手里。我爸那四十二天，我一天都不知道。
第六章
椅子在我这儿放了三天，我一直没动。
第四天，我先去查了它的来历。
两年前的一场秋拍，图录上写着：“清早期 黄花梨圈椅 局部有旧伤”。估价五十万到七十万，成交八十七万。
买家一栏写着公司名：合山文创。
我把图录照片放大到三千像素。靠背下沿那道疤看得很清楚，斜着，一寸长。
疤的尾巴被修过，修得很糙，用色粉盖了，颜色比周围深半度。
不是我们家的手艺。我们家的补疤，要把旧料磨成粉，调鱼胶，一遍一遍填，填完拿手搓热，让油渗进去。
那是拿色粉糊上去的。
我把页面关掉，坐在电脑前抽了根烟，然后回作坊开工。
这种老椅子不能整拆。拆一次，寿命少十年。只能抽榫，把该退的榫头从卯里一点点退出来，退不出来的用竹片剔胶。
我熬了一小锅鱼胶。鳔胶要隔水炖，火不能大，大了就焦，焦了就没黏性。我炖了一夜，炖到汤色像淡茶水。
剔胶剔了两天。榫头里的老胶硬得像骨头，竹片一下一下往里楔，楔到手腕发麻。
第五天夜里，我拆到靠背板。
苏作的圈椅，靠背板后面常有暗仓。老匠人藏东西的地方，藏契书、藏房契、藏一封不敢给家里看的信。
我七岁那年就知道有这东西。我爸做这把椅子的时候，把一块料从里面掏空了，掏得很薄，薄到能透光。他说这是给以后留的地方。
我用手指沿着靠背板内侧摸。
摸到中段的时候，指腹底下有一块不平。
不是木纹。木纹是顺着走的，这一块是横的。
我把竹片伸进去，一点点试。试了半个钟头，听见一声很轻的响。
不是木头断。是里头有什么东西挪了位。
我把靠背板卸下来，搁在膝盖上。手电夹在腋下，光柱贴着木头走。
里面是三样东西。
一把小刻刀。柄上有一道疤，是我小时候用烧红的铁丝烫的。那年我八岁，偷他的刀刻一条船，把刀刃刻豁了，他打我一巴掌，第二天给我也烫了个记号。他说，认刀认记号。
一张纸。卷着的，边角发脆。
还有一道刻痕。刻在暗仓最里头的木壁上，新，很浅，刻的人手在抖。
我把三样东西摊在掌心，一样一样看。
先看那道刻痕。
一共八个字，刻得很挤，最后一个字只刻了一半，像刻到那儿就停了。
“阿砚，别回来。”
【卡点】
第七章
我把那张纸展开。
老宣，边缘脆，一碰就掉渣。上面是毛笔字，字很小，竖着写。
“丙子年九月初七。沈敬山造。圈椅一把。陆宅。鱼胶四两。工期四月。”
丙子年。我爸三十八岁。那年我七岁。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
“靠背下沿走刀一寸，留疤。陆先生说不换，说留着。”
我坐在地上，很久没动。
这椅子是我爸做的。九几年，陆伯订的。
陆伯我认识。他今年八十三，住在城南的老房子里，家里养着一只猫，猫叫厂长。我每年去给他修一次东西，修完他给我煮面，面里放两个荷包蛋，蛋煎得老。
我给他打了个电话。
“陆伯，你九几年是不是在我爸那儿订过一把圈椅。”
那头静了几秒，然后他咳嗽了两声。
“订过。九六年开春订的，年底才送到我家。”他说，“你爸做东西慢，说漆晾不够不能出门。”
“后来呢。”
“后来我没钱了。椅子在我家放了十来年，我儿子做生意赔了，我把它卖了，卖到南边一个藏家手里。”
“卖了多少钱。”
“八万。”
他停了一下。
“卖了以后我在屋里坐了一夜。第二天早上起来，看墙角那块空地方，觉得屋里少了一个人。”
我没接话。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这儿有一把。”
“有疤吗。”
“有。”
他那边又静了很久。
“那就是它。”
挂了电话，我翻我爸的工账。
蓝布面，四方，边角磨白了，是他自己用布糊的。他一辈子不用本子，说写字费纸，可这本记得最细：哪年哪月，谁订的，什么料，多少工，收多少钱。
最后几页不是账。
是他写的字，钢笔，笔画戳得很深。
“甲辰年冬月。温总来，说阿砚的名字她买断了。我没听懂。她说以后挂牌挂公司的。我说那阿砚算什么。她说，算她的手。”
“腊月。我去公司。她让我看一眼那把圈椅，说修好了给公司留个记录。我认得那疤。我做的。我修了四十二天。我签了她的单子，上面写的是别人的名。”
“她问我要不要留句话。我说不留。”
“我留了。刻在里头。他要是看不见，那是他的命。他要是看见了，那是我的命。”
我合上账本。
甲辰年冬月。前年冬天。那阵子他给我打过一次电话。
“最近忙不忙。”
“忙。”
“那就不打扰你了。”
那是他最后一次主动打电话给我。
那天下午我去我妈那儿。
我妈在厨房剥蒜，一瓣一瓣掰，剥得很慢。
“妈，前年冬天，我爸是不是天天出门。”
“天天出。”她说，“七点走，七点回。我问他去哪儿，他说去上班。”
“上了多久。”
“四十多天吧。”她把蒜皮推到一边，“回来手上沾着漆，洗不掉。我说你上班怎么上出漆来了。他说，去给一件东西收尾。”
“他还说过别的吗。”
我妈想了一会儿。
“有一回他回来，坐在院子里，说了一句。他说，这世上的东西，做出来是给谁的呢。”
她抬头看我。
“我当时以为他老糊涂了。”
我没说话。
我妈继续剥蒜。剥完最后一行，她把手在围裙上擦了擦。
“你爸走之前那几天，把院子扫了一遍。”她说，“扫得很干净，连墙角的土都扫了。工具一件一件擦，擦完挂回墙上，摆得整整齐齐。”
“他是不是知道。”
“他知道什么。”我妈说，“他就是老了。”
她端起蒜碗往灶台走，走两步又回头。
“他其实一直在等你回来看看。你电话里说忙，他就把话咽了。”
我从我妈那儿出来，绕到城西找周师傅。
周师傅七十多，做漆的，一辈子没进过公司。他住一栋老楼的三层，屋里堆满罐子，一进门就是桐油味，闻久了头晕。
我把他手机里的照片给他看。
他戴上眼镜，看了很久。
“这椅子我见过。”
“在哪儿。”
“拍卖会。两年前，预展第一天我去看了。”他说，“我摸了摸那道疤。我跟旁边的人说，这活儿是沈敬山的。”
“他们怎么说。”
“他们说这是私人藏品，不让上手。”他把手机还给我，“后来我跟你爸提过一句。他说他知道。”
“他说别的了吗。”
“他说，东西有脚，自己会走。”
周师傅给我倒了杯水。水是温的，杯子是搪瓷的，边上磕掉一块。
“你爸走之前我见过他一回。”他说，“在拍卖行门口。他站了一会儿，没进去。我问他来干什么，他说看看。”
“看了多久。”
“看到人都散了。”
我坐在他对面的小凳子上，凳子是塑料的，一坐就陷。他屋里有个收音机，开着，声音很小，说书。
“现在的行里，不认手。”他说，“认牌子。”
“我知道。”
“你知道还往上撞。”
“我得撞。”
他点点头，没再说话。我喝完那杯水，把杯子放回桌上，轻着放。
第八章
第二天我去了合山总部。
楼下的前台换人了，不认识我。我报名字，她打电话上去，说温总在开会。
我等了四十分钟。她开完会出来，穿一身黑，头发盘起来，比三年前瘦。
“来啦。”她说，“椅子修好了？”
我把工票放在她桌上。
她低头看了一眼。只有半秒，脸上的东西变了一下，又变回去了。
“哪儿来的。”
“靠背里。”
她拿起那张纸，翻过去看背面，空白。她把它放回桌上，摆得很正。
“你爸的手艺，留在公司，不是挺好。”
“这椅子是我爸做的。”
“现在是贺屿的。”她说，“合同上写着。”
“合同上写的是沈记，不是我爸。”
“沈记就是你爸。”
“沈记是我家四代人的。”
她笑了。那种笑我见过，是她跟投资人谈价时候的笑。
“沈砚，你要名有什么用。”她说，“名能给你爸续命吗。”
我抬头看她。
她的办公室很大。门口摆着一张条案，榆木，三弯腿，我爸做的，用了三十多年，漆磨得发亮。她把它摆在那儿当企业文化，进门的人都能看见。
“你为什么要拿他的东西。”
“他的东西在他手上不值钱。”她说，“在我手上值八十七万。”
“你买的时候就八十七万。”
“现在值二百四十万。”
我没说话。
她起身走到窗边。窗外是城墙，城墙上一排新装的灯，晚上会亮。
“沈砚，我跟你说句实话。”她背对着我，“你太满了。”
“什么。”
“你手上那点东西，我拿不走。你能开料，能看料，能补疤，能打榫，你做的活儿别人做不出来。你这种人，我拿什么装你。”
她转过身。
“他一伸手，全是空的。我往里装什么，就是什么。”
我站着没动。
这句话我后来想了很久。
她不是变心。她从来没爱过我这双手。她爱的是“合山”这两个字底下能装多少东西。
只是我太满，装不下别的。
“那你为什么不告诉我。”
“我告诉你，你会走。”她说得很轻松，“你走了，我就得重新找一个人做二十七根柱子。”
她回办公桌，拉开抽屉，拿出一份文件推过来。
“三百万。签了，你还做技术顾问，所有成果归公司。你爸那院子，我留一间给你，写着你的名。”
我没拿。
她把文件收回去，又换了一份。
“还有一个办法。”她说，“我让贺屿公开道歉，署名改回来。展会上当着所有人的面，说清楚。”
“什么条件。”
“你在记者面前说一句话。”她看着我，“你说这椅子是团队修的，你爸只是帮了个忙。”
我看着她。
“八十七万的椅子，团队修的。”
“账上记的是项目成本。”她说，“你要说是一个人做的，我怎么跟投资方解释。”
“所以你要我替你把这句谎说圆。”
“我不是要你撒谎。”她说，“我是要你给我一条活路。”
“我把活路留给你，我爸就没有了。”
她把那份文件也收回去，摊平，放进文件夹，扣上。
她做这些动作很慢，很稳。
然后她从抽屉里拿出一个信封，推过来。
“二十万。修完给，先给一半。”
我没接。
我站起来，把工票拿回来，折好，放进内兜。
“这个我带走了。”
“一张纸。”她说，“你拿它干什么。”
我没答。
走出她的楼，太阳很大，晃得眼睛疼。我站在马路牙子上，忽然觉得身上很轻。
轻得像什么都没了。
第九章
我把椅子修完了。修了十七天。
疤我没补。“不留修复痕迹”是她的要求，我做不到。那道疤里有一个字，我用砂纸轻轻推了一遍，把色粉推掉，露出下面本来的木色。
我爸也没补。修复记录上写着“修复靠背下沿旧伤”，那是写在纸上的。他碰都没碰。他不肯把那个字盖掉。
一个“沈”字，篆体，只有半个指甲盖大。
我爸刻东西从来不在明面上刻，都刻在看不见的地方。他说，识货的人自会翻过来看。
装回去的时候，我一根榫一根榫地装。装到第三根，我停了。
我从工具箱里拿出一把刻刀。
我们家的规矩：每件东西，在榫头内侧打一个“沈”字。这叫暗款，行里叫“记”。打在不拆开就看不见的地方，为了告诉后来修它的人，这件东西是谁做的。
我在每一个榫头的内侧都打了一个。
二十七个榫头。打到后半夜，手指磨破了，血渗进木头，我用布擦掉，接着打。
我知道她要什么。她要一件不留痕迹的东西，好让谁都不知道这椅子被人动过。
我要的正好相反。
椅子修好的第二天，律师函来了。
落款是合山的法务。说我擅自拆解馆藏级展品，造成不可逆损伤，索赔八十万。
同一天，我的顾问费停了。橙色那张卡，刷不开。
老客户也开始躲。
有个做红木生意的，之前一年找我修三四件，那阵子只打过一个电话，问我有空没有。我说有。他说算了，他再想想。
还有两个，微信头像换成了公司的标志，朋友圈把我屏蔽了。
行业里有句话传到我耳朵里：合山的事，别沾。
我不怨他们。这行小，谁都怕站错队。
那半个月我把手上剩的两件活儿做完，交出去，钱结清。然后坐在作坊里等。
第三天来了两个人，站在作坊门口，说要取回公司资产。我把委托单给他们看，他们说委托单不作数，东西是公司买的。
我报了警。警察来了，看了看地址，又看了看那张委托单，说这个归属要去法院说，你们先别动手。
他们走了。
当天下午我把椅子搬走了。用两床棉被裹着，从后门出去，装在一辆三轮上。三轮是巷口老赵的，他拉了我六趟，最后一趟帮我抬。
仓库在城西，黎昭找的，一个旧厂房，空的，有铁门。
“她这是逼你把东西交出来。”黎昭说，“你一交，就没了。”
“我不交。”
“那你得有个说法。”她说，“东西在你手上，你说是你修的，凭什么。你得有凭据。”
我把四十七页档案摊在桌上。
“这些。”
她翻了两页，抬头。
“还有吗。”
“还有二十七个暗款。”我说，“全拍了。”
我把相机拿出来，把里面的卷装好。在仓库里给椅子拍了最后一组照片，正面、背面、侧面、每一个榫头。
胶片机不能预览，我拍的时候不知道拍成了什么样。心里没底，但我知道底片在手上。
黎昭蹲在椅子边，看那道疤。
“这疤你留着。”
“留着。”
“展会那天，你打算怎么弄。”
“我不打算说。”我说，“我打算让他自己装一遍。”
第十章
开展前五天，黎昭给我打电话。
“她把展品换了。”
“什么。”
“原来那把圈椅，报的是‘送修中，不参展’。压轴改成另一把，同款，去年新做的。”
我拿着电话站在院子里，我妈在门口晒被子，被子拍得响。
“你怎么说。”
“我说不行。压轴是合同里写死的，改展品要提前三十天。”
“她赔了违约金？”
“赔了。三万。”黎昭笑了一声，“她宁可赔三万，也不让你在台上碰那把椅子。”
“那你怎么办。”
“我把两把都留下了。”她说，“我说一把原件，一把新作，正好做对比，学术价值更高。她同意了。”
“她为什么同意。”
“因为她觉得你不敢上台。”
我把电话挂了，回屋找出那件衬衫。袖口还是紧。
邀请函是她让人送来的。上面印着我的名字，头衔是技术顾问。附了一张便条，她的字：今天别让我难做。
前一天晚上她给我打过电话。
“明天你会来吗。”
“会。”
“阿砚，我求你一件事。”她说，“别上台。”
“我做什么，你难做。”
“你别上台就行。”
“好。”
我答应了。
大展在城南美术馆，晚上七点。
门口铺了红毯，签到台摆着一排签字笔。里面三百多个座位，坐满了。第一排是投资方、市里的人、两家卫视。黎昭坐在第一排最靠边的位置，手里拿着一本册子。
我在最后一排，靠着门。
我在那个位置上坐了四十分钟。
前排的人互相握手，交换名片。有个穿白衬衫的在讲他们去年做的项目，讲到“叙事”这个词用了两次。
她的员工坐在中间几排，统一穿马甲，马甲后背印着“合山匠作”。有个女孩一直在低头整理签到表，整理完又整理一遍。
我把手放在膝盖上，看自己的指甲。指甲缝里有一道黑的，昨天修一块老料磨进去的，洗不掉。
八点二十，侧幕那边有人探头往我这个方向看。
八点二十五，她的助理走过来，弯下腰。
“沈师傅，温总说，一会儿您别去后台。”
“我没打算去。”
“那就好。”他直起身，走了两步又回来，“温总还说，谢谢您。”
七点十分，灯暗下来。
压轴在八点半。前面是两个舞蹈、一段宣传片、一个颁奖。宣传片里出现了那把圈椅，镜头从椅圈慢慢推到靠背，画外音说：这是合山匠作中心首席匠人贺屿的代表作，也是我们这座城市的手艺名片。
台下鼓掌。
八点半，主持人上台。
“接下来，有请合山匠作中心首席匠人，贺屿老师，为我们现场演示苏作圈椅的榫卯装配。”
贺屿上台。藏青对襟，袖口宽，头发梳得一丝不乱。他先鞠了一躬，然后走到长桌前。
桌上摆着拆开的椅子，十几个部件，按位置排好。椅圈、靠背板、两根后腿、两根前腿、座面框、牙板、管脚枨、联帮棍。
三台机位对着他，其中一台是直播。
他拿起椅圈。
“榫卯，是老祖宗的智慧。”他说，“一榫一卯，不用一根钉子，能传几百年。”
他说得很好，声调也好。这段话我听过三遍，是他彩排时候背的。
他又说：“我师父教我的时候讲过一句话，做木头，先做人。”
台下鼓掌。
主持人接了一句：“贺老师的师父是哪位。”
他愣了半秒。
“公司安排的一位老先生。”他说。
台下有人笑了一声。
他把椅圈举起来，找后腿上的卯口。
找了三秒，找错了。
椅圈有两头，一头是活的，一头是死的。活的那头要用走马销，先斜着进，进到一半抬起来再落。他直接把死的那头往卯口里怼。
怼不进去。
他又怼了一下，肩膀都使上劲了。木头发出一声闷响。
他把椅圈放下，换了个角度，再怼。
“贺老师的手法是内敛的。”主持人赶紧接话，“讲究慢工出细活，我们给贺老师一点时间。”
台下笑了一声，不大。
贺屿额头开始出汗。他伸手去拿木槌。
木槌不能敲榫头正面。要垫一块木片，敲在垫片上，力道从侧面过去。他直接砸在榫头上。
第三下，牙板裂了。
一道细缝，从他砸的位置往上跑了一寸多。
台下安静了。
贺屿站在台上，手里还握着木槌，眼睛往侧幕看。
侧幕那边站着温瑜。她没动。
我把手里的册子合上。
就在这时候，第三排有人站起来了。
“这椅子我认识。”
是陆伯。他拄着拐，头发全白，穿一件旧中山装。他站起来的时候，旁边的人扶了他一把。
“我九六年开春在他那儿订的。”他说得很慢，声音不大，但全场都听见了，“年底送到我家。订的时候我五十三。”
主持人愣在台上。
我站起来，从最后一排往台前走。走道很窄，两边都是腿，我一路说着借过。
走到台边，我抬头看贺屿。
“我来。”
第十一章
我先做了一件事。
我走下台，从侧幕后面把老赵叫出来。他的三轮停在美术馆后门，椅子上裹着两床棉被。
我和他把椅子抬上台，放在长桌中间。然后把台上那把新做的推到一边。
那把新的，牙板让贺屿砸裂了。我没动它。
台下有人站起来看。
“这是原件。”我说，“刚才那把是新的。新的那把，一会儿再说。”
我把手放在椅圈上。
拆。
抽榫不能犹豫，犹豫一下就把卯口撑裂。我一根一根抽，抽出来的摆到桌上，按位置排。十一个部件，用了四分钟。
台下有人在数。数到十一，掌声起来了，又停了——因为我又开始装。
椅圈得先落活头。斜着进，走马销进到一半，抬起来，让销子落进槽，再往下按。按到底会有一声很轻的“嗒”。
我做完这一下，用了七秒。
然后是后腿、前腿、座面框。座面框四角是格角榫，方向不能错，错了整个框合不上。
装到座面框的时候，我的手抖了一下。
不是紧张。是饿。我从中午到现在没吃东西。
我把框放下，坐着停了十几秒。台下很安静，安静得能听见空调出风的声。我把框扣上去，用掌根拍了两下，合了缝。
台下没人说话。只有我自己的呼吸，和木头相互咬住的那种细响。
管脚枨最后上。两根，一前一后，落进去以后整把椅子才定住。我退后半步，看了一眼。
三分钟。
主持人这才反应过来，抢过话筒。
“这就是我们今晚想让大家看到的——”他说，“沈师傅为我们做了一个精彩的演示。”
“不是演示。”我说。
他停住了。
“这是我爸的东西。我装回去。”
台下没人说话。第一排有个女的在抹眼睛，抹完低头看手机。第二排两个人在小声说话，说一句，看一眼前面的投资人。
我把椅子摆正，转到正对镜头的一面。
“各位。”我说，“耽误一分钟。”
我打开手电，贴着靠背板下沿，从疤的头照到疤的尾。
大屏上的特写跟着走。
疤的末梢，一个篆体的“沈”字，半个指甲盖大。
“沈。”
台下有人站起来。
然后我转到椅子后面，手指沿着靠背板内侧摸到中段，按下去。那块料轻轻一响，退开半寸。
我把靠背板卸下来，搁在桌上。
里面是一个掏空的暗仓，薄得能透光。
我从里面取出三样东西，一样一样摆在桌上。
一把小刻刀。一张发脆的纸。还有木壁上那道刻痕。
我把那张纸展开，对着话筒念。
“丙子年九月初七。沈敬山造。圈椅一把。陆宅。鱼胶四两。工期四月。”
念完我停了一下。
“丙子年是哪一年。”下面有人问。
“一九九六年。”我说，“我七岁那年。”
陆伯还站在第三排，没坐下。
“我认得这个字。”他说，“沈师傅写字不好看，横不平。”
我把四十七页的修复档案投到大屏上。
第一页是封皮。第二页到第九页是材料批次和工序照片。第十页开始，是二十七个榫头的编号和暗款留影。
每一个“沈”字，都在榫头内侧，都被拍了下来。
“这把椅子两年前在秋拍上以八十七万成交，买家是合山文创。”我说，“修复记录上写的修复人是贺屿，周期四十天。”
我抬头看贺屿。
“那四十天里，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半，是我爸在做。他那时候六十六，右手腕上有个囊肿，做半个钟头要歇一回。”
“我这儿有四十二天的门禁记录，还有他每天来回的公交卡记录。后来他打过一次车，票据在我妈抽屉里。”
台下有人开始拍照。
一个记者站起来，把话筒递到贺屿面前。
“贺老师，您能说说这根榫头多长吗。”
贺屿张了张嘴。
“就是……榫头。”
“多长。几厘米。”
他往后退了一步，撞在椅背上。椅子晃了一下，他伸手去扶，没扶住，椅子倒了。
“这是团队作品！”温瑜从侧幕冲上来，声音很稳，“我们合山一直是团队协作，署名是公司的统一安排。沈师傅是我们的技术顾问，这椅子从收购到修复，全程都在合山完成——”
“团队里没有我爸。”我说。
她转过脸看我。
“他签了字的。”她说。
“他签的时候，桌上摆着腾房协议。”
台下安静了两秒。
我做了一件事。我把工账翻到最后一页，放在投影上。
屏幕上出现那几行钢笔字。
“他说那阿砚算什么。她说，算她的手。”
台下有人念了出来。念到一半，声音停了。
第一排有个投资人站起来，把西装扣子扣上，往门口走。走到一半掏出手机打电话，声音不小。
“撤。明天一早走流程。”
后面又站起来两个。
侧排有个年纪大的男人也站了起来。他姓周，做漆的，七十多了，我以前在行业会上见过他。
“沈敬山的活儿我认得。”他说，“他补疤用旧料磨粉，一辈子没变过。这椅子是他做的。”
贺屿站在台上，手里什么都没有了。
“我不知道。”他说。
他说了三遍。然后他从台上走下来，一直走到门口，没人拦他。
温瑜站在原地，话筒还开着。她对着话筒说了两个字。
“散场。”
然后她转过脸来，抓住我的手腕。她的手还是凉的。
“你毁的是我们两个人的东西。”
我抽回手。
“我一个东西也没有。”
记者围上来的时候，话筒挤在一起，有一支戳到我下巴。
“沈师傅，您跟合山还有合同吗。”
“有。许可合同，今年到期。”
“那您今天这么做，算不算违约。”
“算。”我说，“她要告就告。”
“您图什么。”
我看着那个记者。他很年轻，话筒上套着台标，手在抖。
“我图我坐在那儿的时候，能说一句这是我做的。”
温瑜站在台边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我听清了一句。
“走流程。全部走流程。”
她打完电话，没有过来。她往侧幕走，走到一半，停了一下，扶住了一根铁架。扶了三秒，直起身子，接着走。
直播的弹幕在后台的屏幕上滚，滚得很快。有人打了一行大字：这椅子原来是他爸做的。
再往后，屏幕被人关了。
第十二章
那天晚上十点半，行业群里就传开了。
第二天是短视频。第三天是报纸。标题一个比一个狠，什么“八十七万的圈椅，署名一个不会拿刨子的人”，什么“匠人神话四十八小时崩塌”。
那天下午我妈来了。
她坐在我屋里的小凳子上，手里攥着一个塑料袋，袋里是两只煮鸡蛋。
电视上在播那条新闻。播完又倒回去重播。
“电视上那个，是不是咱家那把椅子。”
“是。”
“那个说的是不是咱爹。”
“是。”
我妈把鸡蛋放在桌上。鸡蛋还热，桌面上立刻起了一层水汽。
“你爸那年跟我说过。”她说，“他说他修了一件东西，修完了不让说是他修的。”
“他跟你说的。”
“喝了两杯才说的。”我妈说，“他说一件东西做了四个月，最后挂别人的名。他说这话的时候没生气，就是有点闷。”
“还说什么了。”
“他说，人这一辈子总得有一件不署名的东西。”
她抬起头看着我，眼睛红了，没哭。
“我一直不懂他什么意思。”她说，“现在懂了。他不是不在乎，他是怕你知道了，回去闹。”
她把鸡蛋推到我面前。
“吃吧。凉了噎人。”
第二天上午，她的助理来了。
一个人，拎着包，站在作坊门口没进来。
“温总的意思是，五百万。”他把一份协议放在案子上，“您把所有的材料撤掉，发一个声明，说这是媒体误读。”
“五百万。”
“五百万。”
我把协议推回去。
“你回去告诉她，我这儿不卖。”
他把协议收起来，站在那儿多看了我两秒。
“沈师傅，您这样，对谁都没好处。”
“对我有好处。”
第四天，第二封律师函。
第五天，投资方发了公告，终止与合山文创的全部合作。
第六天，合山匠作中心停工。二十几个师傅堵在门口，有做漆的、做藤编的、做木雕的，都是她这两年从各地招来的。工资拖了一个月。
“沈记”的商标也出了问题。许可合同今年到期，我没续。她拿这四个字注册的类别，和我爸实际经营的不是一个类别，材料递上去，撤了。
第七天，贺屿开了直播。
头发乱着，眼睛肿，身后是出租屋的墙。
“我从来没说过我会做木工。”他说。
“是他们安排的。拍照、站台、领奖，都是他们安排的。我第一天进公司，温总跟我说，你什么都不用做，你只要站在那儿。”
有人问他，那你收过钱吗。
他想了想，说，收过。房子、车、还有一块表。
他把手举起来给镜头看，手腕上空的。
“我连刨子都不会拿。”他说。
弹幕刷得看不清字。他盯着屏幕看了一会儿，又补了一句。
“修复记录是温总让我签的。她说不用我管，只要签字。”
那天直播有八十多万人看。
第八天她来的时候，下着雨。
雨不大，落在巷子里，把地上的锯末泡成了一层浆。
她站在门外，抱着那把椅子。椅子在展会上摔断了右后腿，断口很整齐，在她怀里翘着。
散场那天我走得早，椅子留在展厅。她第二天去领的。
她没打伞。
我在屋里听着雨，听了两个钟头。
雨落在屋檐上，声音很匀。中间有一次她咳嗽，咳了很久，咳完了没动。我隔着门板听得见她的呼吸。
后来我开了门。
她抬起头。西装前襟湿了一半，头发贴在脸上，瘦得锁骨那块骨头从领口里凸出来。
“你帮我修一下。”她说。
我让开一步。
“搁地上。”
她把椅子放在刨花堆里，蹲下去，用手把锯末往旁边拨了拨。
“我付钱。”她抬头，“你说多少。”
“三十万。”
“三十万。”她重复了一遍。
“先付。”
她看着我，看了很久。雨水从她下巴滴到椅子面上。
“你以前不要钱。”
“以前我不收钱，是因为我以为你是我家里人。”
她低下头，从包里摸手机。手抖，密码输了两次才开。
转完账，她把屏幕转过来给我看。
我手机响了一声。
“公司明天清算。”她说，“房子挂出去了，挂了三天，没人看。”
“那你这三十万——”
“付得起。”她说完这三个字，停了一下，“钱我还有一点。名字没有了。”
她把手机放回包里，站起来，退到门口，扶着门框。
“阿砚。”
我没应。
“我知道你恨我。”她说，“可这椅子是我买的。我买它的时候，不知道是他做的。”
“图录上写着‘局部有旧伤’。”我说，“你让贺屿签修复记录的时候，你看着他修了四十天。”
“他没修。是你爸修的。”
“那四十天你每天下午三点到五点半都在。”我说，“你在门口坐着。”
她撑着门框的手指收了一下，指甲盖贴着木头发白。
“我以为你爸能撑住。”
“他撑了四十二天。”我说，“第四十三天他开始咳。”
雨声大了。
她松开手，把门框上的一块旧漆摸了一把，手指头沾了红。
“二十天后来取。”我说。
她点头。
转身走进雨里，走到巷口，回头看了一眼。
我关了门。
第二天傍晚，贺屿来了。
他站在门口，穿一件洗得发白的卫衣，头发剪短了，人瘦了一圈，下巴上有一层没刮的胡茬。
“沈哥。”
“有事。”
“我来问问，你这儿要不要人。”
我看着他。
“你说什么。”
“我给你打下手。”他说，“不要钱，管饭就行。”
我没让他进来。
“你会什么。”
“我什么都不会。”他说得很干脆，“我可以学。”
“学要三年。”
“三年我等得起。”
我靠在门框上，看了他一会儿。
“你为什么来。”
“我没地方去了。”他说，“房子收走了，车抵了债。以前那些跟我喝酒的人，一个都找不到。”
“你怨谁。”
他想了想。
“怨我自己。”他说，“我那时候觉得站台就是干活。站在那儿，钱就到账了。我以为这行就是这样。”
“这行不是这样。”
“我知道。”他说，“我直播里那句‘我连刨子都不会拿’，是真的。”
天黑了。巷子里的灯是声控的，他一动不动，灯就灭了。我们俩站在黑里说话。
“你回去吧。”我说。
“沈哥——”
“你要真想学，”我说，“明年开春来。我这儿招人，你先推三个月刨花。”
他站在那儿没动。
“推刨花也干？”
“推刨花也干。”
他走了。走出十几步，回头鞠了一躬。躬鞠得很低，低到我以为他要蹲下去。
我把门关上，站在门后听了听。巷子里有他的脚步声，走得很慢，一直走到巷口才没了。
第十天，有个做藤编的师傅来找我。
他姓吴，五十多，手上有茧，编了三十年。
“沈师傅，我听说你这边要人。”
“要。”
“我编藤的，不会做木头。”
“我这儿的藤面正好没人会编。”
他当天就留下了。第二天又来两个，一个是她那边做漆的，一个是打磨的。
到月底，我这儿多了四双手。
他们不提合山。我也不提。
第十三章
断腿我修了二十天。
黄花梨的老料难找，新料补上去，颜色差三个度，一眼就看得出。我翻遍了手头的存货，最后从一块旧料里取。那是三十年前我爸剩的一块边角料，一直压在工具箱底下，我留了很多年，没舍得用。
断口要挖成斜面，不能直着接，直着接不受力。挖的时候一刀一刀削，削到断面平了，再照着断面配料。配上去要严，严到对着光看不见缝。
胶用的是鱼胶。胶合以后压十天，不能动。第十天拆开，打磨，烫蜡。蜡是蜂蜡掺川蜡，隔水化开，用布蘸着一点点擦，擦到木头自己出油。
第十九天夜里，我把她付的那三十万翻出来算了一遍。
算完发现，这笔钱刚好够我把这八间房的租金交到明年，再买两台设备，再给我妈换一个助听器。
我把钱重新装回信封，塞进抽屉。
第二十天，她一个人来，没带助理。
穿一件灰毛衣，头发没染，发根一截白。她站在门口没进来，看着我正在刮一块料。
“好了？”
“好了。”
我把椅子从里屋推出来，放在光底下。
她绕着椅子走了半圈，蹲下去看右后腿。
断过的地方有一道痕迹，浅，泛着一点白。新配的料和原件的料不是一根树上的，油性差一点，颜色也会慢慢地走。
“这儿看得出来。”她说。
“看得出来。”我说，“疤没法藏。能藏的就是骗人。”
她站起来。
“多少钱。”
“三十万，你付过了。”
她点点头，把手放在椅圈上，从上往下摸。摸到靠背下沿那道一尺长的疤，手停住了。
我没有把这道疤补掉。
“你留着它。”她说。
“留着。”
“为什么。”
“这疤上有字。”
她把手收回去，垂着，两只手在身前扣在一起。
屋里静了很久。外面有人在巷口修水管，铁锤敲在管子上，一下一下的。
“阿砚。”
“嗯。”
“我们还能不能……”
“不能。”
她没说完，我也没让她说完。
“这椅子三十年前我爸做的。”我说，“十几年前我修过一次，今年我又修了一次。它比我们结实。”
她看着我。眼睛里没有哭的意思，也没有别的。就是看着我，像看一件摆在面前、不知道该怎么处置的东西。
然后她弯腰，两手扣住椅圈，往上抬。椅子不重，四十来斤，她抬的时候身子往后仰了一下，稳住了。
走到门口，她停了一下。
“你爸那院子，我留了一间。”她说，“钥匙在门框上。”
门开着，她抱着椅子走出去。巷子窄，她走得很慢，椅子的一条腿在她身侧晃。
我站在门口看她走到巷口，转出去，看不见了。
那天晚上我妈问我，那女的是不是又来了。
“来了。”
“她走路还是那样。”我妈说，“脚跟先着地。”
我愣了一下。
“你爸走那年，她来过一次。”我妈说，“站在院子门口，没进来，站到天黑。我给她端了碗水，她没喝。”
“你怎么没告诉我。”
“告诉你干什么。”我妈把碗放下，“你那时候在飞机上。”
我没说话。
我妈回屋了。走到门口又回头。
“她那天穿的也是灰的。”
交货第七天，她发来一条消息。
“椅子很好。”
我没回。
第八天又来一条。
“院子里那间屋，我给你留着。”
我还是没回。
第九天，我把她的号码删了。
删之前我翻了一遍聊天记录。三年零四个月，一共一千一百多条，往上翻到底，最早那条是她发的：沈师傅，明天上午我过去，方便吗。
我盯着那条看了半分钟，然后删了。
后来我把父亲那把刻刀磨了一遍。
磨石是青石，两头翘。刀柄上那道烫痕还在，我八岁那年烫的，他第二天也在自己的柄上烫了一个，说是认刀认记号。
磨完我把它挂在墙上，旁边钉了一颗钉子，钉上挂着那张工票，用塑料膜封着。
工票下面我又贴了一张纸，是我抄的那八个字。
“阿砚，别回来。”
我没走。
年底，我那三平米拆了。我把东西搬到城郊，租了八间房，一个月两千八。房东是个种蘑菇的，院子大，堆着他不要的菌棒，一股土味。
挂牌那天，我把我们家那块旧匾从我妈家的柜顶上搬下来。匾是榆木的，字是我太爷爷写的，漆掉了大半，“沈记木作”四个字还认得出。
我补了漆。补得很小心，只补掉漆的地方，字一个笔画没动。
我妈搬来跟我住。她七十一，耳朵背，做饭还是老三样：蒸南瓜、炒鸡蛋、煮面。她不吃我做的饭，说我做的菜没咸味。
助听器是我在网上买的，两千七。她戴上以后嫌吵，说风也有声音，鱼也有声音，说我磨木头的动静像有人在打铁。用了两天，她摘了，说清静好。
我把助听器收进抽屉，跟那三十万的信封放在一起。
黎昭给我办了个展，在城南一个旧仓库里，展名就叫《疤》。
展品不多，十几件，都是我这些年修的，每件旁边挂一张纸，写着它哪儿坏过、怎么坏的、补了哪儿。有一张纸上只写了一行字：这把椅子断过三次，第三次我没给它换腿。
开幕那天来了不少人。有同行，有收藏的，还有几个学生，围着我问怎么剔胶。
有个学生问，暗款为什么打在看不见的地方。
我说，因为做东西的人要脸。
开幕第二天，我妈来了。
她穿那件深蓝外套，头发梳得整整齐齐，一进门就四处找椅子。
我扶她坐到圈椅上。
她坐了一会儿，用手摸靠背。
“这椅子我见过。”
“你见过。”
“在你爸的院子里。做了好几个月，我天天给他送水。”
她把手放在扶手上，放了很久。
“他要是知道这椅子回来了，能高兴。”
“他知道。”
“你怎么知道。”
“他写在里头了。”
我妈没听懂，也没追问。她坐在那儿，看着门口来来往往的人，看了一个多钟头。中间有人过来问她，老人家高寿。她说七十一。那人说看您精神头，像六十。
展览开到第四天，黎昭给我看了一条行业新闻。
合山文创完成清算注销。附了一张照片，写字楼下面，她一个人站着，手里拎着一个纸袋，袋子瘪的。
“你不评论两句。”黎昭问。
“没什么可评的。”
“她给我打过一个电话。”黎昭说，“问我能不能把展上那件东西买下来。就是那把椅子。”
“你怎么说。”
“我说那椅子不是我的。”
黎昭看着我。
“她又问，能不能把话带给沈砚。”
“你怎么说。”
“我说我带不了。”
我把手机还给她，接着刮手上那块料。
陆伯也来了。他坐在那把圈椅上，坐了一下午。
他八十三，坐进去的时候腿有点僵，我扶他。他摆摆手，自己坐下了，两只手搭在扶手上。
“还是这个。”他说。
“哪个。”
“坐着不硌腰。”
他闭着眼睛，靠在靠背上。靠背板后面就是那个暗仓，现在空了。
太阳落下去的时候，仓库里的灯没开，人都走了。我一个人站在展厅里。
我在那把椅子跟前站了一会儿。
椅圈上有一道手印，是陆伯刚才扶着站起来的时候留下的。我用袖子擦了。擦完发现擦得太干净，那块地方的包浆淡了一点。我又用拇指在那儿搓了一阵，搓出油来。
我爸说过，一块料上有疤不算废。疤是它自己长出来的记号。
他还说过，东西有疤，才认得出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