奶奶走的那天，镇上停了电。
不是整镇停，只停了我们家这条街。供电所的人来查，说线路没问题，是闸自己跳了。
“老房子，线老化。”他合上电箱盖，抬头看了一眼门楣，“林奶奶走了？”
“昨天夜里。”
“哦。”他把手套脱下来，塞进兜里，“节哀。”
他走了两步，又回头。
“你们家那个铺子，还开吗？”
“不开了。”我说，“办完后事我就处理掉。”
他点点头，好像想说点什么，最后只是说：“这几年，镇上没人会扎了。”
铺子叫“长明纸扎”。
开在桥头镇的老街上，门脸不到两米宽，进去却很深，像一条缝，一直穿到后院。
我小时候在后院住过。
我记得那时候院里总堆着竹篾，一捆一捆，泡在门口的水缸里。奶奶坐在小板凳上，用膝盖顶着竹条，一根一根地弯。
她的手指很硬，指甲缝里永远有竹屑。她弯竹条的时候不戴手套，说戴了没手感。
“纸人站不站得住，不看纸，看骨架。”她说，“骨架不正，糊得再漂亮，一烧就塌。”
我那时候六岁，蹲在旁边看。
“奶奶，你为什么不多扎几个？多扎几个卖得掉。”
“多扎卖不掉。”她说，“一年七个。”
“为什么才七个。”
“七个够了。”
我不懂。
后来我长大了，读书，考学，去了城里，做平面设计，一年回两次家。
每次回来，我都看见她坐在同一个位置，弯同一根竹条，糊同一批纸人。
一年七个。
不多，不少。
那时候我以为，是她年纪大了，做不动。
现在我才知道，不是。
我回镇上是五月初七。
奶奶走得很安静，早起没起来，邻居婶子推门进去的时候，人已经凉了。医生说是心衰，八十岁，算是善终。
丧事办得简单。镇上的人都来，排到街口。有个老头攥着我的手说：“你奶奶是个积德的。”
我点头，说谢谢。
我不知道她积了什么德。
我只知道她一辈子不爱说话，连我爸妈离婚那年，她都只说了两个字：“随他。”
收拾东西是在三天后。
铺子里一股纸灰和陈浆糊的味道。墙上一排架子，摆着扎好的纸人，有童男童女，有牛，有马，还有一辆小汽车，十四五年前的款式。
我一边收拾一边扔。
扔到东墙挑山的时候，我在最里头摸到一个抽屉。
上着锁，黄铜的，锁眼里塞着一张卷起来的纸，抽出来，是钥匙的备用。
锁开了。
里面是七本账本。
不是铺子的账，是手写的，一本一年，最早的一本是一九八五年。
我翻开第一本。
纸黄得厉害，边角脆，一碰就掉渣。字是毛笔写的，小楷，一行一行，很规矩。
第一页写着：
“乙丑年七月初十，收单七份。”
“一，男，二十四，姓陈，无名。要一件青布褂，要一条船。”
“二，女，二十一，姓王，无名。要一个红头绳，一双鞋。”
“三，男，五十六，无名。要一壶酒。”
“四，女，三岁，无名。要一个布老虎。”
“五，男，三十一，无名。要一副眼镜。”
“六，女，十九，无名。要一把扇子。”
“七，男，四十二，无名。要一盏灯。”
下面还有一行，字迹比上面淡，像是隔了很久才补上的：
“以上七人，于本年六月廿三，水库溃口，无棺无坟，无人收骨。承做七年，烧给他们。七年后停。”
我坐在矮凳上看完这一页，看了很久。
水库溃口。
桥头镇的水库，是七十年代修的，叫“解放水库”。它在镇子西北十里，我去过，坝不长，水面很宽，边上种着杨树。
我从来没听过溃口。
我翻第二页。
“丙寅年七月初十，收单七份。”
“一，男，二十五，姓陈，无名。要一件青布褂，要一条船。”
“二，女，二十二，姓王，无名。要一个红头绳，一双鞋。”
数字加了。
“三，男，五十七。”
“四……”
一岁一岁地加。
翻到一九九二年，本子上写：
“壬申年七月初十，收单七份。”
“一，男，三十，姓陈，无名。要一件青布褂，要一条船。”
“七，男，四十八，无名。要一盏灯。”
底下又有一行小字：
“原许七年，今第七年，七人魂未散，纸钱不肯收。仍做。”
我一下子抬起头。
七年，是十八年前就到期了。
那之后的每一本，最后一页都有同一句话：
“纸钱不肯收，仍做。”
我翻到最后一本，二零二三年。
字迹抖得很厉害，一笔一笔，像刻的：
“癸卯年七月初十，收单七份。第六个客人改了，不要扇子，要一个电话。我扎了个电话。”
“第七个客人也不要灯了，说要一条船。我说船已经给第一个客人了。他说，那条船本来就是他的。”
我看完，坐在那儿，后背全是汗。
五月的晚上，院里有一点风。
一个女人站在门口。
“你是林望？”
“是。”
“我是镇文化站的，姓江。”她说，“来登记一下老铺子，看有没有需要保护的东西。”
我让她进来。
她看了一眼地上摊开的账本，蹲下来，翻了两页。
“这是你奶奶的字？”
“是。”
“你知道这个事？”
“什么事。”
她站起来，把账本合上。
“解放水库，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三号夜里，溃过一次口。”
“镇志上有记载？”
“没有。”她说，“我查过。县志也没有，省里的档案，只有一份‘险情报告’，写的是‘轻微渗漏，及时处置’。”
“那你怎么知道溃口。”
“我妈知道。”她说，“我妈那年十一岁，住在下游。”
“她跟你说过？”
“她不说。”江姑娘说，“她只是每年七月初十，做七个菜，摆在门口，不烧香，不放炮，就摆一夜，第二天早上倒掉。”
“我问她给谁摆的。”
“她说是给‘没名字的人’。”
第二天，江姑娘带我去了她家。
她妈姓邵，七十一岁，头发全白，坐在阳台的藤椅上，膝盖上盖一条毛巾被。
“妈，这是林奶奶的孙子。”
老太太抬眼看我。
“长明家的？”
“是。”
她的手在毛巾被上按了一下。
“你奶奶，走了？”
“走了。”
她没说话，看了会儿窗外。
窗外是老街的屋顶，一片灰瓦，中间有一棵很高的大樟树。
“那年我十一。”她忽然说，“我住在下桥头的邵家，家里五口人。”
“六月二十三，白天没下雨，闷得很，晚上八九点开始下，下得跟倒的一样。”
“我妈说，山里要涨水了，让我把鸡赶进笼子。”
“半夜，我听见响。”
“什么响。”
“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推倒一面墙。”她说，“一下，很长。然后就听见人喊，喊‘水来了’。”
“我爹抱起我弟，我妈拉着我往外跑。水到膝盖，很快就到腰。”
“我们跑上后山，回头看，桥头那一片，全白了。”
她停了一下。
“天亮的时候，水退了。河滩上全是泥，泥里有人。”
“几个人。”
“我数了七个。”她说，“都是夜里赶路的，有挑担的，有骑车的。”
“有一个，是划船的。”
我心里一紧。
“划船的？”
“就是桥头摆渡的陈阿水。”她说，“他那条船，是我爹帮他修的。”
陈阿水。
姓陈。
第一本账上，第一个客人，姓陈，要一件青布褂，要一条船。
“他怎么会夜里划船。”
“救人。”老太太说，“水来的时候，他先在对岸。他听见这边喊，就划过来了。”
“他来回划了三趟，最后一趟，船被屋梁撞翻了。”
“人呢。”
“第二天在下游三里的滩上找到的。”她说，“手里还抓着一根竹篙。”
我坐在小板凳上，手心有点发潮。
“后来呢。”
“后来，镇里来了人。”她说，“来了三辆车，还有穿制服的。他们把我们叫到小学的操场上，说，这是‘山洪’，是自然灾害。”
“他们说，不要乱传话，谁乱说，谁负责。”
“死了的人呢。”
“不让收。”她说，“说水里泡过，怕有疫病，统一处理。”
“统一处理是……”
“就是没让我们看。”她说，“我爹去问了三回，回来一句话不说，抽烟抽到天亮。”
“后来呢。”
“后来，就没人提了。”她说，“镇上修了新桥，立了个碑，写着‘抗洪抢险’。碑上没有一个名字。”
她说完，屋里很静。
江姑娘站在门口，一直没出声。
“邵奶奶。”我说，“您知道陈阿水家里还有什么人吗。”
她看了我一眼。
“你奶奶没跟你说过？”
“没有。”
“陈阿水，就是你爷爷。”
我愣住了。
“我爷爷。”
“你奶奶十九岁嫁给他，二十岁守寡。”她说，“她那天在娘家，没在镇上，躲过一劫。”
“她后来，一句话没说过。别人问她男人怎么死的，她就说，淹死的。”
“再后来，她在镇上开了纸扎铺。”
“开铺子做纸扎，是为了过日子？”
老太太摇摇头。
“她开铺子那年，是一九八五年秋。”她说，“那年七月初十，她扎了七个纸人，在河边烧了。烧的时候，一句话没说。”
“镇上人都当她疯了。”
从邵家出来，江姑娘跟我走了一段。
“你真的不知道？”
“真不知道。”我说，“我家里人从来不提爷爷。我以为爷爷是病死的。”
“你家户口本上怎么写的。”
“长期失踪。”
她嗯了一声。
“我去查过档案。”她说，“八五年的溃口，水的来路有问题。”
“怎么说。”
“那天雨是不小，但坝不该溃。”她说，“水库的闸门，当时是能开的。开了闸，水就下去了。”
“为什么没开。”
“因为闸门打不开。”她说，“被人焊死了。”
我停下脚步。
“焊死了。”
“那年水库承包给个人养鱼。”她说，“水一放，鱼就跑了。承包人跟管闸的打了招呼，说汛期别放水。”
“管闸的是谁。”
“档案上没名字。”她说，“只有一句：‘闸门管理责任人，因故死亡’。”
那天晚上，我一个人回了铺子。
我把七本账本全部摊在地上，一页一页看。
从一九八五年到二零二三年，三十九年。
三十九年，每年七份。
第一个客人，一直是陈姓，一直要船。年龄从二十四岁，一年一岁，加到今年的六十二岁。
如果他还活着，今年六十二。
第二个客人，王姓，二十一岁起，加到六十岁。要红头绳，要鞋。
第三个，五十六岁起，加到九十五岁。要一壶酒。
第四个，三岁起，加到四十二岁。要布老虎。
第五个，三十一岁起，加到七十岁。要眼镜。
第六个，十九岁起，加到五十八岁。前年，改成要一个电话。
第七个，四十二岁起，加到八十一岁。要一盏灯。
第七个，四十年前四十二岁。
如果他是管闸的人，那一年，他四十二。
他死了。
因为什么死，什么时候死，我忽然很想知道。
我把账本翻到最后几页，找到一句话。
写在二零二一年那本的封底内侧，铅笔写的，很淡，几乎看不清：
“周，你不要船。船是他的。你要船，我不给。”
周。
我在心里念了一遍。
找“周”，花了四天。
第五天早上，我在镇上的老年活动室门口，拦住了一个每天来下棋的老头。
他姓钱，八十三，耳朵还灵。
“管闸的老周？”他把棋子往棋盘上一放，“你说的是周德海。”
“您认识。”
“认识个屁，见过。”他说，“那人怪。一个人住在坝下的值班房，一年到头不出门。”
“长什么样。”
“瘦，高，脸上有一道，从眉毛到腮帮子。”他比了个位置，“听说是年轻时在石场崩的。”
“他哪年死的。”
钱老头想了想。
“九六年，或者九七年。”他说，“夏天。死在水库里。”
“怎么死的。”
“夜里下网，掉下去了。”他说，“也有人说是自己下去的。反正那年，坝下值班房的灯，灭了三天，才有人去看。”
“看了以后呢。”
“人漂在闸口。”他说，“捞上来，没人认。”
“没人认？”
“他没老婆，没孩子，老家在安徽，几十年没回去。”他说，“镇里出钱，烧了。”
“骨灰呢。”
“撒了。”他说，“撒在水库里。”
我坐在活动室的塑料凳上，听着窗外收音机里的评书。
“钱伯。”我说，“八五年溃口那天，闸门是谁管的。”
老头的手停在棋盘上。
“你问这个干什么。”
“我奶奶走了。我在收拾她的东西。”
他看了我一会儿，把棋子捡起来，一颗一颗摆回盒子里。
“小陈。”他说，“你奶奶是好人。”
“我知道。”
“那事别再问了。”
“为什么。”
“因为问不出结果。”他说，“也因为，问出来，也没人担得起。”
他把盒子盖合上，站起来。
走到门口，他回头。
“你要真想问，去坝下看看。值班房还在，墙上有字。”
值班房在坝下的斜坡上，一间砖房，一间灶房，屋顶塌了一角。
门没锁，用一根铁丝扭着。
我推开的时候，一股霉味冲出来。
里面很简单：一张木板床，一个铁皮柜，一张桌子。
墙上真的有很多字。
不是刻的，是用铅笔、炭条、粉笔写的，一层压一层。
有人写过天气预报，有人写过鱼的价钱，有人在墙上画了一只猫。
最里面那面墙，从地面到人的胸口那么高，全是同一句话：
“我关了。”
“我关了。”
“我关了。”
一共三十几行，字迹慢慢变歪，最后几行几乎认不出来，像被水泡过。
我站在那面墙前面，忽然明白了一件事。
闸门不是他焊的。
是别人焊的，他没能打开。
他关的，不是闸门。
他是把闸门“关”的那个人——承包人要他别放水，他答应了。他以为水不会满。
那天夜里，水满了，闸门被人从外面焊死。他在值班房里，听见水声，听见坝下有人喊，他跑出去，闸门开不了。
第二天，他活下来了。
七个赶路的人死了。
他在这间屋子里，又活了十一年。
十一年里，他每天睁眼就看见那面墙。
回镇上的路上，我接到江姑娘的电话。
“我查到点东西。”她说，“县档案馆有一份九六年的死亡登记。”
“周德海？”
“对。”她说，“登记的死因是‘溺水’。备注一栏，有人手写了一句话。”
“什么话。”
“写的是‘该员系一九八五年六月水库闸门管理责任人，生前多次要求说明情况，未获受理’。”
我把车停在路边。
“未获受理。”
“对。”她说，“也就是说，他找过。他要求镇里把当年的情况说清楚，没人理他。”
“他找了十一年。”
“是。”
我握着方向盘，看着前面的路。
路两边是杨树，叶子很绿。远处是水库的坝，白色的一条，横在山口。
“江姑娘。”我说，“你为什么要查这个。”
她沉默了一会儿。
“因为我妈每年做那七个菜。”她说，“她做了一辈子，从来不说是给谁。”
“我想知道。”
“我也想。”我说。
那天晚上，我把七本账本重新排了一遍。
我把每一本最后一页的批注抄在一张纸上，一共三十九条。
最早的一条是一九八五年：“以上七人，无棺无坟，无人收骨。承做七年，烧给他们。七年后停。”
第二条是一九九二年：“原许七年，今第七年，七人魂未散，纸钱不肯收。仍做。”
第三条是一九九三年：“第七个客人来了。我不做他的。他站在门口，站到天亮。”
第四条是一九九四年：“他要灯。我给了。灯是给走夜路的人。”
第五条是二零零一年：“他还在。他不说话。”
第六条是二零一五年：“我今天骂了他。我说，你把闸焊了，你还有脸来要东西。他说，不是我焊的。我信。可我恨。”
第七条是二零二二年：“他不要灯了，要船。我不给。船是阿水的。”
最后一条，二零二三年：“第六个客人改了，不要扇子，要一个电话。我扎了个电话。她大概是想打回家。”
我做了一个决定。
我把城里的工作辞了。
辞职信写得很快，三行。老板回了个电话，说：“你想好了？”
“想好了。”
“回去做什么。”
“开店。”
“什么店。”
“纸扎铺。”
电话那头笑了：“你疯了。”
“可能。”
我挂了电话，把租的房子退了，东西寄回镇上。
七月初一，我开始学扎纸。
奶奶没有留下做法。铺子里没有图纸，没有笔记，只有一堆旧竹篾、几刀宣纸、两罐浆糊。
我只能拆。
我把架子上那些没烧掉的纸人，一个一个拆开看。
竹篾怎么弯，纸怎么裹，浆糊刷几遍，糨子怎么调。
拆到第四个的时候，我摸出一点门道。
竹篾要在水里泡三天，泡软了才弯，弯的时候用膝盖顶住，两头绑紧，晾一天。
纸要糊两层，里层用白纸，外层用彩纸。糊之前，纸要先在糨子里过一遍。
“糨子”其实就是浆糊加一点明矾，防虫。
我失败了十几次。
第一次，纸人的腿软了，立不住。
第二次，头太重，一碰就掉。
第三次，糊得太紧，纸裂了。
第四次，终于站住了。
我用了一整夜。
天亮的时候，那个纸人站在桌子中间，脸上空空的，没有画。
奶奶从来不画脸。
我又翻了一遍所有账本，确认了这件事：每一个客人，她都不画脸。
只在背后写一个姓。
我在纸人背后写了三个字：陈阿水。
然后是王、是吴、是赵、是孙、是李、是周。
周的那个，我停了很久。
最后我还是写了。
七月初八，我去了县里。
县档案馆在政府大院西侧，三层楼，很旧。
我在窗口递了申请：要求查阅一九八五年六月解放水库险情处置的全部档案，依据是《档案法》关于“与本人有直接利害关系”的规定。
窗口的女同志看了看，说：“你是当事人？”
“我爷爷是遇难者。”
“证明呢。”
“户口本上写‘长期失踪’。”我说，“还有镇上的死亡登记。”
她让我等。
等到下午，出来一个科长，姓方。
“陈先生。”他说，“你申请的那部分，属于‘未开放档案’。”
“哪一条不开放。”
“这个……涉及社会稳定。”
“三十五年前的水库溃口，涉及什么稳定。”
他笑了一下。
“陈先生，我理解你的心情。但档案不是随便能看的。”
“那我换个方式。”我说，“我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要求公开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至二十五日，解放水库险情处置的处置结论和责任认定。”
“这个……”
“如果不予公开，请出具书面答复，写明法律依据。”
他不笑了。
“陈先生，你是做什么工作的。”
“开纸扎铺的。”
他愣了一下。
“你以前……”
“做设计的。”
“哦。”他说，“那我建议你，走正规流程。我们收到申请，二十个工作日内答复。”
我留下了申请。
从档案馆出来，天很热。
江姑娘在门口等我。
“怎么样。”
“让等二十天。”
“那就等。”她说。
“你好像很有信心。”
“我没有。”她说，“但我知道一件事。”
“什么。”
“今年三月，省里有个专项，清理历史遗留的信访积案。”她说，“你这个，算积案。”
“算？”
“周德海找了十一年，没人受理。”她说，“这就是积案。”
回到镇上，我把铺子重新开了。
不是开张做生意。
门口挂了一块牌子，用毛笔写的：
“长明纸扎，今年接七单，不收钱。”
镇上人来看，都是站在门口看看，不进。
有人问：“你奶奶那套，你会？”
“会一点。”
“你会扎船吗。”
“在学。”
“船最难。”他说，“船要能立在水上，不能塌。”
我点头。
我用了六天，扎那条船。
船身用整根竹篾弯成弧，两头翘，中间平。船舱用薄纸蒙，蒙三层。桨是两根竹片，用线绑在船舷上。
扎到第三天，我发现一个问题。
船底太薄，一烧就穿。
我把船底拆了，重做。
第四天，我想到一个办法：在船底铺一层薄的黄表纸，压两道横篾，再糊面纸。
第五天，船立起来了。
我把它放在院子里的水缸上试。它浮住了。
水面上映着它的影子，纸做的，白的，很轻。
那是我这辈子做过最没用的东西。
也是我这辈子做过最用心的东西。
七月初九晚上，江姑娘来铺子，看我把七个纸人摆好。
“为什么不画脸。”她问。
“我奶奶从来不画。”
“为什么。”
“我猜过。”我说，“一开始我以为，是她不会画。”
“后来我发现，她会给牛画眼睛，给马画鬃毛。”
“那就是不想画。”
“嗯。”我说，“我这两天想明白一件事。”
“什么。”
“没有脸，就没有人认得出来。”我说，“她烧的时候，不用看着谁的脸。”
“她要是画了脸，就等于承认，那七个人真的长那样，真的死了。”
江姑娘没说话。
“还有一个原因。”我说，“她怕第七个客人有脸。”
“怕？”
“她恨他。”我说，“恨一个人，不能看他的脸。看了，就恨不下去。”
“她恨了三十九年。”我说，“她每年给他扎一盏灯，每年都不给他船。”
“她要是给他船，就等于原谅他了。”
江姑娘蹲下来，看第七个纸人。
“那你呢。”她问，“你原谅他了吗。”
我把手里的糨子刷放下。
“我不知道。”我说，“我只知道，他一个人在值班房里写了三十几行字，写了十一年。”
“十一年，屋里只有他一个人。”
“这已经是一种判决了。”
江姑娘点点头。
“明天烧的时候，我在门口站着。”她说，“我不进去。”
“为什么。”
“因为这是你们家的事。”她说，“但我妈让我带句话。”
“什么话。”
“她说，烧完了，去家里吃饭。”她说，“今年，她做八个菜。”
我愣了一下。
“八个？”
“多一个。”她说，“给陈阿水的。”
七月初十，天阴。
下午四点，我把七个纸人搬到后院。
一个一个，按账本上的顺序，从左到右。
第一个，陈阿水，青布褂，船。
第二个，王姓女子，红头绳，一双鞋。
第三个，一壶酒。
第四个，一只布老虎。
第五个，一副眼镜。
第六个，一个电话。
第七个，周德海。
他今年，按理说要八十一岁了。
我没有给他灯。
我把那条船，放在他脚边。
天黑了。
我在院里摆了七只碗，七双筷子，一壶酒，倒七杯。
这是奶奶的规矩。
酒倒到第七杯的时候，我停了一下。
“爷爷。”我说。
没人回答。
“奶奶走了。”我说，“铺子我接了。”
“我也不知道能不能做好。”
“今年先烧这些。明年，我再想办法。”
江姑娘站在院门口，没进来。
“可以开始了吗。”她问。
“开始吧。”
我点了第一张纸。
火从纸人的脚开始烧，往上爬。
纸烧起来的时候有声音，很轻，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翻书。
七个纸人，一个接一个。
烧到第六个，那个“电话”先塌了。
电话是黑纸做的，我在听筒上画了一个圈，像一个拨号盘。
它塌下去的时候，我听见火里“啪”一声。
烧到第七个，风起来了。
风是从水库那边来的，穿过老街，一直吹进后院。
火苗倒向一边，纸灰被卷起来，卷得很高。
我一抬头，看见那些灰在半空里打转，转成一个很大的圈。
然后掉下来，落在我脚边。
那条船，我一直没烧。
我把它搬到河边。
河是下游那条河，桥头镇的名字就是从这座桥来的。老桥还在，石头砌的，桥墩上有水痕。
我把船放在水面上。
它浮着，白白的，一动一动。
“周德海。”我说，“船给你。”
“不是因为他欠你的。”
“是因为，那天夜里，你也想开闸。”
“你没开成，你活了十一年，天天在墙上写同一句话。”
“这十一年，够了。”
我点了一根火柴，扔到船上。
火在水上烧。
纸船烧得很快，船舷先塌，然后是舱，最后是底。
烧到一半，船往下沉。
沉的时候，水面“咕”的一声。
我站在河边，站到火全灭了。
河面上什么都没有了。
只有一点灰，还在慢慢地漂。
那天夜里，我回到铺子。
我把账本摊开，翻到最后。
明天，我要写今年这一本。
我想了想，写下了第一行：
“甲辰年七月初十，收单七份。”
写到这儿，笔停了。
我不知道明年还要不要写。
第二十天，县里来了答复。
是挂号信，一个牛皮纸信封，里面三张纸。
第一张写：经查，一九八五年六月二十三日，解放水库因持续强降雨，水位超过警戒线，发生局部漫溢，造成下游部分区域受灾。
第二张写：经查，当时水库闸门管理责任人周德海，未按规定执行汛期调度，对险情扩大负有一定责任。因其已于一九九六年死亡，不再追究。
第三张写：关于遇难人员情况，因年代久远，原始记录不全，暂无法核定。
我把三张纸看了两遍。
然后我拿出第四本账本，翻到一九八八年那一页。
那年，第三个客人要一壶酒。
我记得邵奶奶说过，第三个是个挑担的货郎，姓赵，五十多岁，一年到头在几个镇子之间走。
他那天夜里，是要赶回家给儿子过生日。
我把那页纸拍了张照，发给了江姑娘。
她回了一句话：“要不要再申请？”
我想了很久。
“申请。”我回。
第二天，我在铺子门口，挂了一块新牌子。
上面写着：“长明纸扎，接单七份。”
底下加了一行小字：
“有名有姓的，也接。”
那块牌子挂出去以后，镇上有人来问价。
“多少钱一个。”
“不要钱。”我说，“你告诉我他叫什么，怎么死的，我就给你扎。”
“你不怕赔本？”
“赔不了。”我说，“我一个做设计的，回来扎纸，已经赔得够多了。”
那人笑了。
笑完，他在门口站了很久。
“我娘去年走的。”他说，“走的时候，我不在家。”
“她想要什么。”
“她想要个收音机。”他说，“她听了一辈子戏。”
“名字呢。”
“姓何，何秀英。”
我拿出账本，翻到新的一页。
“何秀英，收音机一台。”
写完，我抬起头。
院子里有风，吹得竹篾“咔”地响了一下。
那声音，跟我小时候听见的一模一样。
奶奶坐在小板凳上，膝盖顶着竹条，一根一根地弯。
“骨架不正，糊得再漂亮，一烧就塌。”
我现在懂了。
纸人站不站得住，看骨架。
人站不站得住，看有没有人记得他的名字。
今年，我接了七单。
明年，我打算多接几个。
反正铺子开着，灯也亮着。
长明，长明。
就是一直亮着的意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