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墙里的锡盒
打铜巷要拆的第七天，我从顾家老宅的东厢房里摸出一只锡盒。
那天落雨。江南的雨下起来不讲道理，从瓦缝里往下倒，把拆了一半的老宅泡得像块发霉的年糕。我蹲在东厢房的墙根下撬一块踢脚板，板子早朽了，一撬就断，断口里爬出两只潮虫。我伸手进去掏——旧宅的墙都有夹层，老辈人藏东西不兴放柜子，兴塞墙。我掏过银元，掏过烟土，掏过一整条用油纸包着的火腿，还掏过一只装着七颗牙的玻璃罐。
这回掏出来的是一只锡盒。巴掌大，扁扁的，被石灰糊住，我起初以为是块砖，抠了三下才抠下来。盒盖上没有花纹，只有一道刻痕，刻得很浅，像谁用指甲划的。
我把它撬开了。
盒里垫着一层发黄的棉纸，棉纸里裹着一张纸。纸不厚，硬，边角发脆，展开的时候有一声轻轻的响，像有人在很远的地方叹了口气。
那是一张当票。
永泰当。民国三十七年冬月十六。寄存。第七票。
底下还有一行小字，蝇头小楷，写得极稳：
"合契方开，独票无用。"
我把纸对着天光看。纸背有水印，一只蝙蝠衔着铜钱，是民国当铺的招牌花样。我捏着它，手指头有点抖——不是冷，是心里那根弦被人拨了一下。
我叫陈默，三十六，跑旧货的。说是"旧物征集"，说难听点就是收破烂的。这行当里最不值钱的是破烂，最值钱的是故事。一张纸，没人给它讲故事，它就是一张纸；有人给它讲，它就可能是三百万。
我欠四十七万。网贷、朋友，还有一个我不愿意提名字的人。老婆半年前跟我离了，女儿跟她。我在城西租了间四十平的工作室，堆满了我这辈子捡回来的、卖不出去的、自以为是的"好东西"。
所以那天我捏着这张票站在雨里，第一个念头不是"这是文物"，是"这回行了"。
第二个念头是：第七票是第七张，那前六张在哪儿？
顾家老宅在打铜巷最里头，三进，早年了不得，现在是危房。房主叫顾素贞，巷子里都叫顾老太，八十七岁，去年冬天死在正房的床上，过了四天才被人发现。发现她的是送米的小伙子，说老太太门没关严，米袋子放在门槛上，人已经硬了。
她有六个孩子。六个孩子为这三进破房子打了三年官司，从继承权打到面积测绘，从面积测绘打到"谁先垫的医药费"。房子还没分清楚，拆迁办的红头文件先下来了。补偿款按面积算，一平米一万三，三进老宅连天井带后院，二百四十多平。三百多万。
我为什么会在这儿？因为拆迁队拆到第三进的时候，从梁上掉下来一堆雕花木构件，还有两扇完整的走马板。工头嫌碍事，要拿去做柴火。我说别烧，我出两千块。他收了钱，让我自己进来拆。我拆了六天，拆下来的东西堆了半卡车。
第七天，我摸到了那只锡盒。
二、修锁的老周
打铜巷只剩两户没搬。一户是巷口的小卖部，卷帘门拉了半年，里头还亮着一盏灯。另一户是周长贵，七十二，修锁的，在这条巷子里修了四十年。他的铺子只有一米宽，玻璃柜里摆着两百多把钥匙，每一把都挂着纸条，写着谁家的门。
我拿着锡盒去找他，是因为他认得顾老太。这条巷子的事，他大半都知道。
那天下午他没开门，坐在门槛上抽旱烟。我把锡盒放在他脚边，他看了一眼，又看了一眼，旱烟就从指头缝里掉了。
"哪来的？"
"东厢房墙里。"
他沉默了很久，久到雨都小了一阵。然后他弯下腰，把那只锡盒捧起来，两只手托着，像托一块牌位。
"你打开了？"
"打开了。"
"看见什么了？"
"一张当票。"
老周把盒子还给我，手在裤子上擦了擦，才还。
"顾老太临死前跟我讲过一句话。"他说，"她说，七张票，别让他们抢，抢了要死人。"
我心里咯噔一下。"他们"是谁？
老周不答。他从柜台底下摸出一本旧账，翻到最后一页，上面用圆珠笔写着七个名字，字迹歪歪扭扭，是老年人的手。
顾立山、顾萍、顾强、顾敏、顾伟、顾宁。
第六个名字后面空了一格，第七个位置写着两个字：素贞。
"她自己也是第七票。"老周说。
"什么意思？"
"七个寄存的人，七个票。你手里这张，是她的。"他把账合上，"也是最不值钱的一张。"
我笑了。那笑不太好看，我自己知道。"老周，你别跟我讲故事。当票，民国的，永泰当，我查过——永泰当在民国是这城里最大的当铺，四八年冬天关的门，掌柜姓沈，跑台湾去了。这种票子存世的，一张能卖多少钱，你比我清楚。"
"那你来问我做什么。"
我噎住了。
老周把旱烟捡起来，吹了吹，重新点上。"陈默，我跟你说句实话。顾家那六个，从老太太咽气那天起就在找这个东西。他们找了三年，把这三进房子翻了三遍，连地砖都撬过。他们没找到。为什么？因为他们压根不知道要找几张。"
"你知道？"
"我知道。"他抽了一口，"我给他们家修了四十年锁。老太太每年腊月二十三，都要我给她换一把新锁芯，换完她给我一块钱，说这是'年关钱'。我问她为什么年年换，她说，怕有人进来。"
"怕谁？"
"怕她自己的孩子。"
那天我从老周铺子里出来，天已经黑了。巷子里全是拆下来的碎砖，堆到膝盖高。我踩着砖走，听见背后有脚步声。
我停下，脚步声也停下。
我回头，巷口的路灯坏了一盏，另一盏在雨里晃。没有人。
我加快脚步，走到车边，拉开车门的一瞬间，看见挡风玻璃上有一个手印。手掌不大，五指张开，从里往外按的——像是有人趴在车头上，往车里看。
雨还在下，手印正在被冲淡。我坐进车里，锁上门，坐了大概三分钟，才想起来把那张当票从口袋里掏出来，塞进坐垫底下。
三、六个人
第二天上午，顾立山来了我的工作室。
顾立山是老大，五十九，开装修公司的，穿一件深灰色夹克，袖口很干净。他进门先环视一圈，目光在我那堆破烂上扫了两秒，然后落在我脸上。
"陈师傅。"他叫我师傅，语气还算客气，"打铜巷拆下来的东西，你收了不少吧？"
"混口饭吃。"
"我妈那屋的东西，你收了什么？"
"木构件，走马板，两扇花窗。"
"就这些？"
"就这些。"
他笑了。他笑起来像一尊慈眉善目的佛像，眼角的褶子堆成三层。"陈师傅，明人不说暗话。我听说你昨天从墙里掏出个东西。"
我心里一沉。老周不会说，工头不知道。那是谁？
"我出二十万。"他说，"东西给我，钱我现在就转。"
"什么东西？"
"你别跟我打马虎眼。"他掏出一张纸，展开，是一张复印的旧照片，照片上是七个穿长衫的男人，站在一块匾下面，匾上两个大字：永泰。他指着照片边角一个人，"这是我妈。十九岁。"
我看着那张照片。照片里的顾素贞梳着两条辫子，站在最边上，手里捧着个东西，看不清是什么。
"二十万。"顾立山把手指头在桌上敲了一下，"陈师傅，你欠的那些钱，我略有耳闻。二十万，够你把窟窿填一半。"
我没答应，也没拒绝。我说容我想想。
他走的时候，在门口回过头："我妈那一辈人，苦。她守着个破房子守了一辈子，我们做儿女的，替她把这些东西收回来，也算是尽孝。你说是不是？"
门关上。我在屋里站了很久。
下午来的是顾萍。老二，五十六，会计，头发一丝不苟，指甲修得很短。她没进屋，站在门口，递给我一个文件袋。
"陈先生，我先礼后兵。"她说，"这里面是一份清单。"
清单是用 Excel 打的，七行，每行写着"第X票"，后面跟着"持有人"、"估价"、"状态"。估价那一栏，每一行都是同一个数字：叁拾万元整。
"七张票，七个持有人。"她说，"其中六张，在六个子女手里。我这张是第二票。"
"你们六个人，一人一张？"
"我妈分家的时候，一人给了一个盒子。"她顿了顿，"她说，等她死了再打开。她死的那天，我们六个人打开盒子——一人一张票。我们吵了三年，谁也没吵明白这东西到底值多少钱。"
"现在你知道了？"
"我知道。"她抬眼看我，"这张票是第七张。缺了它，谁手里的票都是一张废纸。所以我出价三十万。"
"你大哥出二十万。"
她的脸上什么表情都没有。"他出二十万，是把你当同行。我出三十万，是把你当外人。"
"有什么区别？"
"同行会还价，外人不会。"
我笑了。"顾大姐，我问一句。你们六个人，凑齐不就行了？"
"凑不齐。"她说得很干脆，"我们试过。凑齐了三次，三次都散了。头一次是我三弟，把票押给放水的，输光了。第二次是我五弟，抱着票去找人开价，票不见了。第三次——"她停了停，"第三次是我。"
"你怎么了？"
"我把票换了个地方藏，告诉另外五个人，说丢了。"她说完，把文件袋收回去，"陈先生，我们家的事，说出来不好听。但是你卖东西，我做账，都是生意。生意谈钱，不谈感情。"
顾萍走了不到两个小时，顾强来了。
老三是赌徒，四十九，脸上有种长期睡眠不足的青白。他不是一个人来的，带了两个三十来岁的年轻人，一进门就把门反锁了。
"票拿出来。"
"什么票？"
他直接上手，把我从椅子上拽起来，往墙上按。那两个年轻人开始翻，翻得很专业——先掀坐垫，再摸抽屉底，最后撬我的铁皮柜。他们砸了我三件青瓷，两件是我从乡下收的，其实值不了几个钱，但我心疼。
"顾强，你他妈疯了？"
"我欠人家九十多万。"他凑到我脸上，嘴里一股烟酒混着的味道，"你这一张纸，我卖一条腿也得拿到。"
他们翻了二十分钟，没找到。我把票缝进了工作服的内衬，昨晚就缝的。
顾强走的时候，在我耳边说："陈默，这条巷子里，没有一个人是干净的。你以为你捡了个宝？你捡了个死人。"
那天傍晚，顾敏来了。老四，小学老师，五十出头，戴眼镜，说话轻声细气。她是六个人里唯一一个没有提钱的。
她给我带了一盒点心。"我妈生前爱吃这个。"她说，"桂花糕，巷口那家。她最后那两年，一个星期吃一次，是我买的。"
"你常去看她？"
她沉默了。"不常。"她说，"我一个月去一次。我教毕业班。"
"她说她十一年没见过你大哥。"
"我知道。"她的眼睛红了，"我妈最后一年，我们六个人，加起来去了……我算过，十一次。她死的时候，是送米的发现的。"
她把点心推到我面前。"陈先生，我不是来跟你抢的。我就是想知道，那张票上写的是什么。"
我把当票的抄件给她看。她看得很久，然后抬起手，在"第七票"三个字上按了一下，像在摸一个人的脸。
"我妈十九岁的时候，在当铺里做事。"她说，"她一辈子没跟我们讲过她年轻时候的事。她只说，她答应过一个人一件事，要守到死。"
"什么事？"
"不知道。她把话咽下去了。"
顾敏走后，天就黑了。我在工作室里坐着，没开灯。窗外的路灯照进来，把我那堆破烂切成一片一片的黑影。
我摸出那张当票，摊在桌上。雨停了，纸有点翘，我用茶杯压着。蝙蝠衔铜钱的水印在灯下显出来，薄薄一层，像一个很旧的秘密。
我承认，那一刻我想的不是顾素贞。我想的是：如果这张纸值三十万，那我为什么不能值三十万以上。
第三个找上门的是顾伟。老五，四十六，没有固定职业，脖子上有个褪色的纹身。他把我堵在巷口，两个指头戳着我胸口。
"我不管你是谁，票给我。不然我卸你一条胳膊。"
我说："你有本事卸，你就卸。"
他看了我三秒，忽然笑了，收了手。"行。"他说，"陈默，你有点意思。咱俩谈个别的。"
"谈什么？"
"我那张票，我卖给你。"他从口袋里掏出个皱巴巴的信封，抖出一张纸，"我出价一万。"
我愣住了。
"怎么，不敢要？"
"你这是第三票？"
"对。"他把票塞到我手里，"一万。我现在就要钱，我今天晚上要还账。"
我给了他钱。他把钱数了两遍，转身就走，走了几步，回过头："陈默，提醒你一句。我四姐那个人，你别看着像个好人。我妈那几个樟木箱子，是她第一个撬的。"
那天晚上，我有了两张票。
第六个来的是顾宁。老六，四十二，护士，头发染成了亚麻色。她来的时候举着手机，开着直播。
"家人们看一下啊，这是打铜巷，我妈妈住了一辈子的地方。"她的声音又亮又颤，"现在我妈妈走了，她留下的东西，被一个收破烂的拿走，还要挟我们家里人……"
我把门关上了。她在门外敲了半小时，直播了半小时。第二天，我的手机被打爆，工作室门口被人用红漆写了一个字。
我损失了大约四千块钱的生意，还有三万块的清白。
我坐在满地红漆里，忽然明白了一件事：这六个人，没有一个人是想要那箱东西。他们要的是"分"。哪怕箱子里只有一颗钉子，也要分成六份，谁多一份谁就赢。
而我，陈默，想的是怎么把那六份变成一份。
我承认了，然后心里反而踏实了。
四、永泰当
市档案馆在中山路，一栋八十年代的老楼，五层，电梯经常坏。我在四楼的民国档案室坐了两天，翻了三本《商会登记册》、两卷《典当业同业公会卷宗》，最后在一只牛皮纸袋里翻到了永泰当的歇业登记。
登记的日期是民国三十八年四月初九。歇业原因一栏写着四个字：时局不清。
我把那卷档案摊在桌上。纸是毛边纸，钢笔字，蓝黑墨水，褪成了灰紫。卷宗里夹着一张表，表头写着"寄存件登记"，下面是七行。
第一行：寄存人 沈砚秋，物 竹牌一枚，附言 无。
第二行：寄存人 蔡德海，物 铁锁一把，附言 无。
第三行：寄存人 陆景明，物 铜镜一面，附言 无。
第四行：寄存人 陶氏，物 银镯一对，附言 无。
第五行：寄存人 周阿根，物 木匣一只，附言 无。
第六行：寄存人 沈小满，物 布包一个，附言 无。
第七行：寄存人 顾素贞，物 锡匣一只，附言 合契方开，独票无用。
七行下面有一行总注，写得很潦草，像是匆忙补的：
"七件合为一匣，匣存后院地库。七票齐，方可启。一票不齐，匣归本号。"
我盯着第七行看了很久。顾素贞。十九岁。寄存人。
她是这七个人里的一个。她存的是一只锡盒——就是我手里这只。
我又翻了一页。后面是一张合影，翻拍的，人脸糊成一片。照片下面有一行铅笔字，是后来的人补的："永泰当同仁合影，民国三十七年冬。"
七个人，站成一排。最左边是个穿长衫的中年人，最右边是个瘦高的年轻人。中间站着个小姑娘，梳两条辫子。
我把照片翻过来。背面用铅笔写着七个名字，最后一个名字旁边打了个圈：素贞。
我在档案馆坐到闭馆，脑子里只转着一件事：那七件东西——竹牌、铁锁、铜镜、银镯、木匣、布包、锡盒——合起来是个什么。
晚上我给老汤打了电话。
老汤叫汤有德，六十五，在古玩街开"德昌号"，收了一辈子杂项。我这行里的人，一半在他手里讨过生活。他接电话的时候正在吃饭，背景里有人声。
"什么东西？"他问。
"民国当票，永泰当的。"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你再说一遍。"
"永泰当。”
"几张？"
"一张。"
"第几张？"
我心里一动。"你怎么知道有第几张？"
老汤笑了，笑声很干。"陈默，你听我一句。这东西别碰。"
"值多少钱？"
"不值钱。"他说，"但有人会为它出命。"
"谁？"
"我。"他说完，把电话挂了。
第二天我去古玩街找他。德昌号的门脸不大，玻璃柜台里摆着玉、摆着瓷、摆着铜。老汤坐在柜台后面擦一只香炉，看见我进来，抬手把店门关了。
"票呢？"
我把当票放在柜台上。他没戴手套，直接捏起来，对着窗口的光看。他看得比我久，翻来覆去看了三遍，最后把票放下，摘了眼镜。
"八万。"他说。
"你刚才说不值钱。"
"不值钱是跟你说的话，八万是我出的价。"他把眼镜重新戴上，"陈默，这张票，单张，八万。你要是能凑齐七张，我给你二百万。"
我的呼吸停了一下。
"七张凑齐，是一箱东西。"他说，"什么东西，我也不知道。但四八年永泰当关门前，城里传过一件事——说沈掌柜替人存了一批'官金'，二十根大黄鱼。二十根，一根十两，二百两黄金。按今天的价，你算算。"
我算了。三百万往上。
"传说。"我说。
"传说。"他点点头，"可传说这东西，从来都有人信。四九年以后，为这个传说死过人的，我知道三个。"
"哪三个？"
"一个姓沈的，投了江。一个姓蔡的，死在牢里。还有一个，是顾家老太太的丈夫。"他顿了顿，"你知不知道顾家那三进房子，原来是永泰当的后院？"
我知道。我早就知道了。
"顾素贞嫁给了沈掌柜的伙计。"老汤说，"那伙计姓顾，叫顾长庚。四八年冬天，沈掌柜跑了，把后院和地库留给了顾长庚。第二年，顾长庚也死了。死因写的是'暴病'。"
"她守了一辈子。"
"她守的不是房子。"老汤把票推回给我，"她守的是七张票，和一句谁也没兑现的话。"
我从德昌号出来，天正在下雨。这条街上的雨比巷子里干净，落在青石板上，洗出一层油光。我把票贴身放好，走了两条街，才发现有人在跟着我。
那人不高，穿一件黑色雨衣，走得不快，也不慢。我拐弯，他也拐弯。我停，他也停。
我转过身，朝他走过去。他没有跑。他站在雨里，把兜帽往后一推，露出一张脸。
是顾立山。
"陈师傅。"他说，"咱们谈个价。"
五、收票
谈价谈了三天。
第一天，顾立山把价从二十万加到四十五万。条件是票给他，我闭嘴。我说不行。
第二天，他加到六十万。我说不够。
第三天，他不加钱了。他坐在我工作室的沙发上，把那杯凉了的茶喝完，说了一句话："陈师傅，你有没有想过，这七张票，为什么三十年没人凑齐？"
"为什么？"
"因为凑齐的那一天，就是死人那一天。"
我看着他。他的眼睛里没有恐吓，只有一种非常平静的东西，像一个已经算过账的人。
"我出八十万。"他说，"最后一口价。你把票给我，我保证你安安稳稳地把债还了。"
"顾老板，你出八十万买一张票，说明这票值八百万。"
"值不值八百万，得看有人开不开。"他站起来，"陈默，你以为你是买家？你不是。你是货。"
他走了。我坐在原地，把那句话嚼了很久。
我没有卖。我开始收。
收票这件事，比我想的容易。因为这六个人彼此不信任，宁肯把票换成一个"外人"手里的现金，也不愿让它落在兄弟姐妹手里。这是这个家族最要命的地方——他们防备彼此，甚于防备我。
第二票，顾萍的。她开价四十万，我说我只有十五万现金。她算了两个小时，最后同意，条件是我写一张欠条，按手印，注明"一个月内付清"。她收钱的时候手很稳，数了三遍，然后说："陈先生，我二弟那张票，你别买。他是赌徒，他的票不干净。"
"怎么不干净？"
"他押过一次。"她说，"押给了一个姓马的。后来票回来了，可回来的票，是不是原来那张，谁知道。"
第五票，顾强的。他的票确实不干净。票纸比别的旧，边角有一道新裂口，像是被人撕开又粘上。我不懂装懂，压价到八万。他急着还账，签了。
第四票，顾敏的。她不肯卖，也不肯给。她请我在学校旁边的面馆吃了一碗面，说："陈先生，我这一张可以给你。但你得答应我一件事。"
"你说。"
"开匣那天，我要在场。"她低头吃面，吃了两口，抬起头，"我妈最后一年，我们六个人去了十一次。十一次。她记得清。她床头有个小本子，谁来过，哪天来，坐了几分钟，都记着。我翻开看过。我那天来，坐了七分钟。"
我没说话。
"我这张票，不要钱。"她把票推给我，"我只要在场。"
第三票在顾伟手里，一万块买的。第六票在顾宁手里，她最初要一百万，最后降到了十二万——因为她直播的账号被封了，她需要钱打官司。
一个月里，我收了五张票。加上我自己的第七张，六张。
我手里剩三万七。我借了十二万，利息是一个月两分。
我把六张票摊在桌上，一张一张地看。
竹牌、铁锁、铜镜、银镯、木匣、布包、锡匣。七件东西的名字写在票上，字迹是一样的，都是同一个人的手笔，写得稳，收得紧，像一个人的呼吸。
我那时候已经开始做梦。梦里是一间地库，青砖，潮，地上摆着一只楠木匣，匣子上有七个锁孔。我把六张票一把一把往里塞，塞到最后，还差一个孔。
我醒过来，天还没亮，心跳得像打鼓。
六、缺一张
缺第一张。
第一票是沈砚秋的。沈砚秋，就是永泰当的沈掌柜。他自己给自己开了一张票，寄存一枚竹牌。这个人四八年跑了，四九年投江，票不知去向。
老周说，票在顾素贞身上。
"她死的时候，手指着东厢房第三块砖。"老周说，"她指着，说了三个字：'给她'。"
"给谁？"
"她没说给谁。她说完就闭眼了。"
我和顾敏、顾萍、顾立山回了打铜巷。
那天下着小雨，拆迁队已经拆到第二进，天井里堆着瓦。东厢房的墙被推倒了一半，只剩下半截基脚。我数着砖，从墙角数到第三块。
砖是青砖，比别的沉。我撬开它，下面是一层石灰，石灰下面是一只铁盒。
铁盒生了锈，锁着。顾立山找来一把撬棍，撬了三下，盒盖开了。
里面是一张票，包在一块蓝布手帕里。
第一票。寄存人 沈砚秋。物 竹牌一枚。
手帕下面还有一封信。信封上写着"启匣日再看"，字迹和票上的一样，是顾素贞的。
顾立山伸手去拿信。顾敏按住了他的手。
"大哥。"
"干什么？"
"妈写的，是给我们六个人的。"
"她写给我的。"顾立山把手一翻，把信抽走了，塞进夹克内袋，"她还能写给谁。"
顾萍站在墙根下，忽然笑了一声。"大哥，你这辈子就这一句话最顺。"她说，"'她写给我的'。二十年前分房子你也这么说。"
那天回城的路上，车里没人说话。雨刷来回摆，把挡风玻璃擦成一道一道的白。我坐在后座，抱着那只铁盒，能感觉到自己的手在抖——不是怕，是一种更难看的东西。
我现在有七张票了。
七张，全在我手里。
我原本打算把他们六个凑起来，一人一份，我抽个中间费。可那天在车上，我看着前面那两个人的后脑勺，忽然想：凭什么。
凭什么他们争了三年，最后要分给我一个外人？
又凭什么，我不能不分？
我把七张票在铁盒里摆好，摆成一排，然后盖上盖子，把盒子抱在怀里，像抱着一个刚出生的孩子。
那一夜我没睡。我坐在工作室的地上，看着那只铁盒，看着窗外的路灯灭掉，看着天亮。
天亮的时候，我给老汤打了电话。
"七张齐了。"我说。
老汤在那头沉默了很久。"陈默，"他说，"东西在哪儿？"
"不知道。票上只写'匣存后院地库'。"
"后院地库，在顾家祠堂底下。"他说，"四八年永泰当的后院，就是现在顾家老宅的祠堂。地库的入口，在一口井里。"
"你怎么知道？"
"我年轻的时候，跟顾长庚喝过一次酒。"他说，"他喝多了，说过一句。他说，那口井，冬天不结冰。"
七、井
顾家祠堂在老宅最后一进，三间，塌了一间。祠堂后面有一口井，井口盖着一块水泥板，板上压着两块条石。
我们七个人站在井边——我，六个子女。那天下着雨，不大，落在水泥板上，一颗一颗，像有人在数数。顾立山带了两把铁锹，顾伟带了一根撬棍。顾萍站在最边上，撑着一把黑伞，伞面上有水滴往下淌。
"先说好。"顾立山把铁锹往地上一插，"东西抬上来，六份。一人一份。"
"七份。"我说。
六个人一起看我。
"我手里有七张票。"我说，"没有我，你们抬不上来。"
顾立山看了我三秒，笑了。"行。七份。"
水泥板掀开的时候，一股味道冲上来。不是臭，是一种很旧的味道，像梅雨天翻开的旧书，混着一点铁锈。井不深，往下两米就见底，底下不是水，是砖。
砖是干的。
"冬天不结冰。"老周的话在我耳边响。这口井，早就不出水了。
顾伟第一个下去。他踩着井壁的砖缝往下爬，爬到一半，忽然停住。
"有个门。"
井壁上有一道砖砌的门，门楣上刻着三个字：永泰库。
门是用铁皮包着的，锈得看不出原来的颜色。顾伟用撬棍撬了七八下，铁皮裂开，里面是一间小室，两米见方，砖地，砖墙，正中摆着一只匣子。
匣子是楠木的，两尺长，一尺宽，蒙着一层灰。灰下面是漆，黑漆，漆上描着金线，金线褪得只剩几个点。
我下去的时候，手电筒照着那只匣子，光在漆面上滑了一下。我看见匣盖上有一道缝，缝是锯齿形的。
我把七张票从怀里掏出来，在匣盖上摊开。
七张票，按顺序叠齐。第七张的锯齿边对着第一张的锯齿边——严丝合缝。
"合契。"顾敏在我背后说。她的声音在井底听起来很轻，"原来合契是这个意思。"
我把叠好的七张票插进那道缝里。
底下"咔"的一声。
匣盖弹起来半寸。
我伸手去掀，一只手按住了我的手。是顾立山。
"我来。"
他把匣盖掀开了。
就在那一瞬间，井口的灯灭了。
不是灯灭了，是整条巷子的电都断了。手电筒也灭了，我按了两下，没反应。井底一下子黑透，黑得能听见自己心跳。
然后是一声闷响，接着有人喊了一声，很短。
接着是脚步声，很多脚步声，在井壁上撞来撞去。
有人在我身边抢那只匣子。我抱住了，抱得很死。有指甲抠我的手背，抠出了血。我用肘撞了一下，撞到一个人的肋骨，那人闷哼一声，退了。
不知道过了多久，一分钟，或者三分钟。
电来了。
井口的灯亮起来，光是白的，从上往下照，把井底照成一格一格。
顾伟躺在井壁边上，后脑勺下面有一摊血，正往砖缝里渗。
他睁着眼睛，眼睛看着井口。
顾宁蹲在他旁边，一只手按着他的头，另一只手在抖。她白色的袖口上有一块血。
"叫救护车！"她喊，声音尖得像撕布。
顾立山站在我旁边，两只手空着。他的手在抖，抖得很明显。
顾萍站在井口，伞还在手里，伞面上的水一滴一滴往下掉。
没有人承认自己推了人。也没有人问。
我把匣子抱在怀里，抱得比刚才更紧。
八、匣
顾伟被抬走的时候还醒着，眼睛一直睁着。医生说是脑震荡，颅骨有裂，命保住了，但要在 ICU 观察三天。
警察来问过话。六个人，一人一份笔录。问到最后，警察问我："你看见谁推的吗？"
"没看见。"
"停电的时候，你在他旁边？"
"我抱着匣子。"
警察看了我一眼，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
那天晚上，匣子在我手里。
我没有回家。我把车开到城西的江边，停在一排柳树下面，把匣子放在副驾驶上，坐了一整夜，没开。
天亮的时候我开了。
匣子里垫着一层报纸。
报纸是《东南日报》，民国三十七年十二月初九，头版标题是"徐蚌会战吃紧，首都戒严"。纸黄得像一片秋天的叶子，一碰就掉渣。
报纸下面，整整齐齐摆着七根黄铜条。
每根有筷子长，两指宽，上面刻着字。我一根一根地看：
"沈砚秋，欠银元八十。"
"蔡德海，欠米三石。"
"陆景明，欠命一条。"
"陶氏，欠银镯一对。"
"周阿根，欠工钱两年。"
"沈小满，欠布十匹。"
"顾素贞，欠一条命。"
七根铜条下面，是七张纸。纸是宣纸，每张上面写着一个名字、一笔账，字数不多，字迹却是七种。
我一张一张地看。
第一张：沈砚秋，民国三十七年冬月，借本号大洋八百，以祖宅抵，未还。愿以身抵。
第二张：蔡德海，借本号米三十石，为母丧。愿以工抵。
第三张：陆景明，欠本号一条命。二十六年冬，本号替其顶罪，其未归。
第四张：陶氏，典银镯一对，赎期三年，逾期不赎，自愿归本号。三年未至。
第五张：周阿根，本号雇工，工钱两年未结，其不要钱，要一句话。
第六张：沈小满，本号账房，携布十匹出走，留言"他日必还"。
第七张：顾素贞，欠沈掌柜一条命。三十七年冬，沈掌柜将其从江里捞起，其许诺"此生守库"。
七张纸的背面，都盖着同一枚章：永泰当。
我坐在车里，把七张纸看了三遍。外面天已经大亮，江面上有雾，有人在晨跑，脚步声从车边过去。
所谓"官金"，是二十根大黄鱼。
匣子里是七根黄铜条，和七张账。
我笑了。笑得很难听，笑到后来开始咳嗽。我笑我自己，笑顾家那六个，笑老汤那句"传说这东西从来都有人信"。
我们七个人，为一只装着"欠条"的匣子，打了一个月。有人被打断腿，有人被砸了店，有人躺在 ICU。
而匣子里，是七笔账。
顾素贞守了六十八年。她守的不是金子。她守的是七个人欠下的东西——钱、米、布、工钱，还有两条命。
他们七个人，一个都没回来还。
九、债
第二天上午，顾敏给我打电话。她说顾立山把信打开了。
我们都去了医院。顾伟在 ICU，隔着玻璃。顾宁坐在走廊的塑料椅上，袖口那块血已经洗过了，留着一圈淡褐色的印子。顾萍站在窗边，手里捏着计算器。顾立山坐在最远的椅子上，手里捏着那封信。
"念。"顾敏说。
顾立山把信展开。
信纸是三张，钢笔字，字很大，写得慢。
"立山、萍、强、敏、伟、宁：
你们要是看到这封信，说明匣子开了。
我十九岁那年，在永泰当做事。那年冬天，城里要打仗，掌柜的把七个人的东西收进一只匣子，说等太平了，他们回来取。他们一个都没回来。
掌柜的跑了，跑到江边，跳下去了。跳之前，他把七张票给了我，说：素贞，替我看住。
我答应了。
我这一辈子，就答应过这一件事。
你们父亲知道。他跟我吵过，说我守的是一堆废纸。他死的那年，还在骂我。我没有跟他辩。他不会懂的。人这一辈子，答应了一件事，就得守到底。守不住，人也就散了。
匣子里没有金子。从来就没有金子。金子是掌柜的自己编出去的。他知道自己守不住，就编了个谣言，让全城的人都替他看着这只匣子。他说，贪心是最好的锁。
我守了六十八年。你们六个人，分这一只匣子，守了三年。三年里，你们打了两场官司，砸了一间铺子，断了三根肋骨。你们连三天都守不住。
东西我不要了。给那个收旧货的吧。他给我送过一袋米，那年冬天落雨，他还在我门口蹲了半个钟头，替我把门轴修好了。他没要钱。
我记着他的名字。
素贞
二〇二五年十月"
信读完，走廊里没有人说话。
顾立山把信折起来，折得很慢。
"她疯了。"他说。
"她没疯。"顾敏说，"妈从来就没疯过。她比我们六个都清楚。"
"清楚什么？"
"清楚我们是什么人。"顾敏说完，转身走了。
那天下午，老汤来了。
他没去医院，他来了我的工作室。他进门先看匣子，看了很久，然后伸手摸了摸那七根铜条。
"五千。"他说。
"什么？"
"这匣子，连同这七张纸，七根铜条，五千块。我给你做个'民国当铺史料'的专场，能卖出去。"他把手收回来，"陈默，你要是不卖，它就是一堆废纸。你要是卖，它还能值五千。"
"你之前说二百万。"
"我说的是'凑齐七张票，我给你二百万'。"他笑了笑，"前提是匣子里有东西。"
我看着他。他六十多岁，头发梳得很整齐，指甲修得很干净。他这辈子见过的破烂，比我吃过的饭多。他不是在骗我，他是在给我最后一口价。
"老汤，"我说，"四八年那个谣言，是你放出去的吗？"
他愣了一下，然后笑出声来。"我要是有那个本事，我现在就不在这条街上开店了。"
他走了以后，我把匣子重新盖好。
匣底很厚。我摸了一下，底下还有一层。
我没有打开。
那天晚上，警察又来了电话。他们说，井底的血迹做了比对，顾伟后脑的伤是磕在井壁的砖棱上，不是被人推的。可是砖棱上有另外一个人的血迹，不是顾伟的。
"陈先生，"警察说，"那天在井底的，到底有几个人？"
"七个。"我说。
"你确定？"
我握着电话，站在窗前，看着楼下的路灯。我忽然想起一件事：停电的那三分钟，我数过脚步声。我数了两遍，都是八个人。
"我确定。"我说。
挂了电话，我把那只锡盒从包里拿出来。就是最初那只，第七票的盒子。
我把它打开，里面有一张纸。不是当票，是新纸，圆珠笔写的，字迹歪歪扭扭，是老年人的手：
"陈默，欠一袋米。癸卯年冬。
米我还了。你欠的，你还没还。"
纸的背面，画着一个圈。圈里是一个"井"字。
十、天亮
我把匣子放回车上，开车回了打铜巷。
那时候是凌晨四点，天还没亮。拆迁队的挖掘机停在巷口，像一头睡着的兽。我踩着碎砖往里走，走到祠堂后面。
井口盖上了。
水泥板压着两块条石，边上有一圈新土，土是湿的。我蹲下来，摸了摸那圈土。土里有一根很细的白线，像头发。
我站起来，抬头看天。
天光从东边的楼缝里冒出来，一点一点，把巷子照亮。照到第三进的时候，我看见那面还没倒的墙上，有一个用粉笔写的数字。
"8"。
不知道是谁写的。
我在井边坐到天亮。
六点多，老周推开门，端着漱口杯出来，看见我，愣了一下。
"东西呢？"
"在车上。"
"那你还不走？"
我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土，往巷口走。走到一半，我回过头，看见老周还站在原地看着我，旱烟没点。
"老周，"我说，"那天在井底，到底几个人？"
他没答。他把漱口杯放在门墩上，转身进屋，把门关了。
我回到车边，拉开车门。
副驾驶座是空的。
匣子不见了。
坐垫上有一片水渍，形状很不规则，像有人坐过。我摸了一下，水是凉的，还没干透。
我站在车门口，站了很久。然后我把手伸进口袋——口袋里有一样硬东西。
一把黄铜钥匙。两寸长，齿很浅。不是我的。
我把钥匙举到眼前看。钥匙柄上刻着两个字，刻得很浅，要对着光才看得见。
"永泰"。
我上了车，把钥匙放进口袋，发动车子。
收音机自己响了。早间新闻，女播音员的声音很平：
"……本台消息，昨日凌晨，打铜巷拆迁工地在一处废弃水井中发现一具遗骸。经初步勘验，该遗骸埋藏年代较久，具体身份及死因仍在进一步调查中。有关部门已对现场进行封锁，拆迁工作暂时停止……"
我把收音机按掉了。
雨又下起来，很小。雨刷摆了两下，把挡风玻璃擦干净。前面的路被雨水洗得发白，一直白到看不见的地方。
我没有回头。